第一篇：退休官员腐败往往来源于现任官员腐败(精)
退休官员腐败往往来源于现任官员腐败
在打破干部终身制的大背景下，“谁来监督退休高官”，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王亚忱案的发生，又给这一问题增添了紧迫性。不过，在笔者看来，退休高官的监督问题，不乏特殊性和规律性，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但却不宜简单地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本质上讲，权力异化、缺乏监督或监督虚置、违法成本低，是各类官员腐败的共同根源。退休官员腐败往往来源于现任官员腐败。因此，规范现任官员的权力，消除权力腐败空间，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严格规范监督现任官员权力：压缩退休高官“权力磁场”的前提
就王亚忱案而言，严格规范和监督现任官员权力，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权力行使尚存巨大的寻租空间，权力规范行使的程序和监督机制虚无或虚置，滥权、乱权甚至违法行使权力现象比较普遍。已经退休多年的“王书记”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人送入监狱，可以“指鹿为马”将他人企业据为己有。王亚忱案涉及诸多政府部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竟然仅因为“王书记让这么办”就违规为其办理了一些手续。
那么，为什么这些违法行为都能够顺利实施，没有被社会公众和监督部门及时发现呢？显然，这与政府权力行使的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监督缺位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既然权力不能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必然藏污纳垢，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被惩处，给官官相护提供了有利土壤。在王亚忱案中，除了其几个子女因为触犯刑律而受到惩处，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部门的哪个工作人员，因为滥用权力而受到惩处的报道。权力违法而得不到惩罚，甚至还可以从违法中得利，无异于支持和怂恿这种行动。
当然，谈到现权寻租，我们也不能不提及王亚忱在位时的权力监督问题。据报道，王亚忱退而不休，在阜新一言九鼎，和他在阜新为官多年、人脉深厚密不可分，也和他儿女身居要位有直接关系。王亚忱在阜新市做了多个机关的“一把手”，亲手培植和提拔了不少的“自己人”，特别是把自己的子女放到关键部门的关键位置上。为什么当初王亚忱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插“自己人”，随心所欲地布局自己的家庭势力，首先与现行监督制度面对高官时的“软骨症”不无关系。
二是地方高官特别是“一把手”，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同时，毫无限制地在一地长期任职，有利于其安插“亲信”，营造人脉关系，助长了其飞扬跋扈、说一不二的气焰，给本来就薄弱的监督带来更大难度。事实上，王亚忱的子女身居阜新市政法部门要职的便利，恰恰成就了与其父的利益共同体，也为王家徇私枉法、打击报复提供了条件。
三是我国对官员权力的监督还缺乏一套釜底抽薪的制度，这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没有这一制度，所以我们无法掌握官员财产的来源及其增减，致使腐败官员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财产无法被及时发现并制止，必然助长权力寻租之风。而在法治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制度是非常完备的。比如在美国，1965年颁布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这就使官员的不当利益无处遁形，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而反观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使我国反腐败工作受困于无兜底制度，也使个别贪官敛财肆无忌惮。
总之，高官退休后，“人走茶不凉”，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把现任官员的权力行使规范好、监督好，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真空。将现权腐败压到最低限度，才能最有效地压缩退休高官的“权力磁场”。
治本之策：完善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充分消解“权力磁场”
不可否认，规范官员权力行使，增强其抗干扰能力，是防止退休高官利用“权力余威”，谋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重要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如果现任官员都能够严格依法办事，拒绝私情，违法必究，就会在退休高官与现任官员之间构筑一条隔离带，有效减少退休高官腐败。但这多少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因此，防止退休高官腐败，不仅要从现任官员处着手，而且还要切实约束退休官员的腐败欲望。最佳方式就是建立健全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让不同级别的高官在退休后受到与其权力范围相适应的从业限制，以充分消解“权力磁场”。
在这一点上，《公务员法》已有相关规定。但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公务员法》第102条的规定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不仅由于对象范围不明，无法规范像王亚忱这样的“一把手”退休高官，也因为执法主体的弱势而无法将这一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显然，法律条款并没有专门针对地方“一把手”官员进行从业限制，现有法规很难适用于类似王亚忱的大批退休高官。因为对这些官员来说，我们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相关规定必然形同虚设。而法律在规定从业限制监督主体的时候，更没有考虑到纠正退休官员违法从业工作的艰巨性。让“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即让人事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这似乎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性质上说，这已不是官员任用不当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严重违法问题，必须由政府监察机构甚至是法律监督机关来具体执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法律的缺陷，给王亚忱之流的退休高官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扩大从业限制的范围，合理确定执法监督主体，从而避免类似腐败案件的再次发生。
第二篇：如何防止官员腐败
论述题：如何防止官员的腐败
在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中，对权力监督的弱化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察和督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的约束力，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构建政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和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在政府体制内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当前监督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是要健全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现在的监督体系总是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应该建立各种联系和沟通的渠道，积极发展和完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参与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在制度反腐实践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另外，权力监督的重心应当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始终缺乏力度。而权力运行过程恰恰是遏制腐败发生的主要环节。相比结果信息而言，过程信息更容易真实反映腐败问题的实质。尤其在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干部人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和监督。在对这些领域科学配置权力职能、规范权力运行程序的基础上，拓宽和畅通过程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建立起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预防政府决策制定、决策执行等过程环节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篇：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对1998年至2003年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中涉及 私营企业情况的分析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一、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腐败的关系
我国私营经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受各种因素影响，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
考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今天私营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我国的私营经济基本上是从个体户、“夫妻店”、挂靠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形式逐渐完成原始积累，不断成长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依靠党的政策和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艰辛的创业莸得成功。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问题，在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和法律地位已经明确的今天，应当清醒地看到，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当前腐败问题有密切的关联。
从某种角度讲，私营经济创业和成长于新旧体制、机制、制度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变乃至市场经济初步确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完备的问题，即便是现存的法律或制度也不就是天然正当或合乎公理的。因此，私营经济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出现一些私营企业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国家法律法规的漏洞或者超越当时的法律限制的问题，即所谓的打“擦边球”。实践表明，相当一批私营企业把与官员相互利用的手段，运用到自我利益的保护和获取中。对个别利欲熏心的私营企业主来说，拉拢腐蚀官员、搞钱权交易更是其发家暴富的最快捷方式和唯一选择。实际上，前一阶段新闻媒体讨论的“民企原罪”问题，某种程度上揭露的就是部分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累阶段存在的问题。而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
从纪检监察机关近些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相当一批官员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相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以1998年至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详见附表1)。实际上，根据统计，其他级别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经济类案件中，也存在大体相同的情况。可以说，当前的腐败案件,特别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和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征。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涉及的虽然只是极少数私营企业主，但其产生的危害后果不容忽视。在经济层面上，它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运行环境，导致市场混乱，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政治下，它不仅腐蚀仕风，败坏官德，而且权钱结合将破坏政治结构，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而对官员和私营企业来说，一旦事发，官员轻则纪律处分，重则锒铛入狱，而看似有如神助的私营企业则更是在饮鸩止渴，不仅为企业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而且在事发后，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私营企业主成为阶下囚，企业发展停顿、甚至破产。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主要特点
(一)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基本形式
根据对1998年至2003年间的23起涉刑案件中私营企业与省部级官员相互利用的方式的统计，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勾结的形式多样：
一是渐进型。由于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相对来说不好接触，因此，在这23案件中，采取直接给予重金“搞定”方式作案的情况少见，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喜好，投其所好，逐步侵蚀拉拢。如，胡长清案中，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发现胡贪财好色的特点后，多次花重金从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与胡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谋取工程、获得贷款。据统计，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渐进式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方式。
二是迂回型。通过打通官员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等环节，从中谋取利益。李嘉廷、麦崇楷、田凤岐等案件中涉及的个体户和么营企业主，大多就是通过其子女或与其子女共同经商等方式谋取利益的。据统计，65.2%的案件中都存在这种作案方式。
三是色诱型。主要是通过女色引诱获得利益。这其中既有当事者本人通过与官员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获利的，也有通过提供女色为自己谋利的。前者如云南某私营企业主徐某某(女)就通过与李嘉廷的通奸关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李嘉廷帮助直接获利1800万元；后者如刘方仁案中，私营企业主陈某得知刘与某宾馆理发员郑某某相熟后，极力鼓动郑与刘建立情人关系，为两人建立、保持不正两性关系提供场所、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并送给郑某数10万元，然后通过郑找刘为自己谋取了总价款8000余万元的工程。据统计，143%案件中存在这一问题。
四是介绍型。主要是通过高级干部、重要人物的介绍，使有关官员助其谋利。如，梁耀华走私集团就是通过李纪周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并最终在王的帮助下获得了兴建保税仓、变更仓址的批文。王雪冰案中，一私营企业主也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一名干部的介绍认识王后，不断公关，获得巨额贷款。
实践中，上述几种做案方式往往被交织使用，特别是第一、二种方式并用的情况是私营企业与省部级纪官员相互勾结的主要方式，占到了总数的609%，“杀伤力”很强。 最新的一些案例还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上，已经不再是私营企业主单向寻求官员办事，个别私营企业主还开始出钱出力，为官员拉关系，帮助其获取荣誉，晋升职务。这表明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进一步加深，其中隐含的内容很多，值得高度警觉。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涉及的领域
与其他一般违纪违法案件相比，私营企业与官员勾结谋利涉及的领域比较集中，特点鲜明。根据对36名为私营企业办事牟利的领导干部所办的121件事的统计，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问题。主要涉及借款、贷款、为借、贷款提供担保，开具信用证、资金证明，帮助集资、协调、审批资金审批额度，追收拖欠款等方面，共27件，占总数的223%。二是承揽工程问题，为21件，占174%，主要涉及项目审批、工程承包、招投标、提供作对象、提供内幕信息等问题。三是土地审批问题，主要涉及经营性用地的立项、审批、土地转让、协议出让、变更用地规划等问题，为18件，占149%。四是办理证照、批文问题，主要涉及企业各种执照、证章、车牌、批文等，为15件，占124%。以上四类问题占到官员为私营企业谋取利益总数的67%，私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益最大、最多。
其他类型主要有：解决子女上学、就业、谋取政府职务、介绍关系等。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
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的统计看，涉及私营企业主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占全部涉刑案件总金额数的908%，是同期省部级官员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涉案数额的247倍，程度十分严重。
当然，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巨额付出是物有所值的。私营企业主往往以此为代价，从中获得数倍、数十倍的直接利益。实际上，如果加上私营企业从中间接所获利益，并考虑到犯罪黑数的存在，私营企业通过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产生的原因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的产生既有个案因素和明显的具体行为人的特点，但其中也反映出深刻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同时，我国也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集中社会资源搞建设，长期以来又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影响力。前述统计中所有涉及私营企业的经济类案件中，36名省部级官员主要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无论是谋求发展的私营企业主，还是追逐铜臭的非法分子，都把目光集中到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权力的关系，私营企业所“傍”官员的级别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
二是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尚待改善。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歧视，政策环境不公。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受到的约束很多，市场地位不平等；行政审批、监管多，收费多、手续繁琐、管理、服务不力。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私营企业发展。以姿金审批问题为例，我国私营企业属自发发展，起步时间短、投资少、规模小。随着企业发展外向扩张动力的增强，资金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单纯依靠内部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私营企业扩大投资的要求。但受所有制歧视及借、贷款手续繁琐、额度小、利率高、担保要求高、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高、整顿民间借贷等因素影响，私营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一些私营企业通过送礼、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因此，在前述统计中，此类问题居于首位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再如，以土地审批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既与土地是一种高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房地产行业多年来利润居高的情况下，竞争烈度增大有关，同时也与现行土地征用审批手续繁琐、透明度低、规划随意性大密不可分。
三是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当前，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作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结官员谋利之路的重要思根源。实际下，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告诫的那样，“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同时，私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无序等问题严重，也为其在利益上诱导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
四、从发展的角度解决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
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避免权贵阶层的滋生蔓延，除了必须从防止官员腐败角度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对发现的极少数腐败官员进行认真查处，依纪依法惩处，并大力加强制度反腐建设，以制度减少腐败、制约腐败外，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必须从发展的角度，从推动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真正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来寻求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的根本办法。
一是正确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和坚持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保障和巩固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推动私营企业主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征，不因其在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改变这些看法。
二是消除所有制岐视，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政府要坚决地退出某些领域，允许私营经济平等进入，把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竟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更保障私营企业有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
三是切实贯彻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的精神，在及时清理、废止原有的对发展私营经济构成壁垒和障碍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在政策及部门法层面进一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保护私有财产、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私营经济可以无顾虑地健康发展，不用为企业的发展寻求保护，找“靠山”。
四是改善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管、服务，更新观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切实为私营企业发展服务，特别是政府要放弃某些权力--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准入的门槛越多、越高，则“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的空间就越大。
五是依法处理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市场主体都应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那种认为要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网开一面的认识是错误的，要要保护私营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指导、引寻的同时，对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要敢于和善于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依法外理。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第四篇：对官员腐败受贿的分析
对官员贪污腐败的分析
近年，关于贪官的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不断有高官落马。***，李春城，刘志军，刘铁男等一大批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落马折射出中国政坛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弊病之深刻。在我起初意识里只有基层才是腐败的高发区，这样看来高官也存在巨大的贪腐风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贪污受贿的成因。
首先从贪污受贿的外因来看，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能够找到答案。中国人讲究人情，逢年过节走亲戚访好友总要提上点礼品。说是要到别人家里做客，不带点东西都觉得不实在，感觉不舒服。这实际上是官员贪污受贿的一大社会深层次的原因。
另外，官员拥有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资金的支配权，这给官员的贪污提供了操作空间。从内因来说，贪官一般是不会洁身自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贪污受贿的机会。甚至有些人投身公务员事业就是为了能够为人民“币”服务，而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丢掉了作为一个人民公仆的基本职业操守。另外，“走后门，找关系”的风气盛行也为贪污受贿提供有利条件。
通过分析，要想真正的遏制贪污受贿现象的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作风建设，整顿官员的工作作风，坚决处理官员“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达到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避免从为百姓处理事情中获取好处。其次是加强思想建设，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定期开展廉政教育，纯洁官员思想。再次，完善我国针对贪污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对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不能对其行为进行包庇纵容。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力震慑。
当下我们应该对贪污受贿坚决的说不，只有从内在和在外两个方面入手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贪污受贿。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反腐决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受贿。只有从每一个官员的内心拒绝贪污受贿，才能够解决贪污受贿，只有赋予人民对官员的更大的监督权，才能够逐渐的解决贪污受贿。另外，我们还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增强对贪污受贿官员的打击力度，比如通过网络渠道等提高对官员的震慑，让有贪污受贿想法或行为的官员远离贪污受贿。
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会坚决的贯彻中央关于打击贪污受贿官员的坚定决心，让贪污受贿官员无处藏身，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第五篇：习近平给官员腐败算账
习近平给官员腐败算账
2004-07-22 来源： 文摘报
7月16日，浙江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告诫每个领导干部，用权要讲“官德”，交往要讲原则，要清正廉洁。他给每一位领导干部算了三笔账―――
一是算一算“经济账”。现在领导干部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从工作考虑组织上还给你许多必要的待遇，退休
时又可以享受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细细算起来，奉献与得到相比，得到的已经是很多了。如果贪赃枉法，到头来锒铛入狱，一辈子毁掉了，这值得吗？
二是算一算“法纪账”。领导干部在张口时要想一想这句话该不该说，迈腿的时候要想一想这地方该不该去，伸手的时候想一想这些东西该不该拿。千万不要以为吃一点、玩一下、拿一些没关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是谁，只要你犯罪，终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是算一算“良心账”。组织上把一个干部培养起来很不容易。今天党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期望你能正确运用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结果你却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怎么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家人？这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钱江晚报》7.16 周咏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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