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思考1
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思考
[摘要]
我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早已受到社会的质疑,本文从对中国电影审查现行制度的分析入手,对中国电影分级制度改革进行思考。
[关键词] 电影审查 电影分级 改革
现行审查制度
我国在1997年设立电影审查委员会,负责影片的审查与修改,做出审查决定。电影审查委员会由37名成员构成,大多为国家各部委主管宣传的官员,只有一小部分是电影方面的学者专家。身处高职的政府官员在审查影片时,大多从政治角度考虑影片的思想性与价值判断,对于影片中关于暴露社会问题和边缘生活的情节,要求删减或者修改,从而抵制不良的思想倾向在社会蔓延。审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是做电影研究的学者与直接参与电影生产的导演,悬殊的名额分配产生了官方意志占主导意见的局面,单一化的人员设置和考虑问题的角度差异使得审查官无法从电影专业视角权衡电影其中的问题,若权力使用不当,容易产生两者的矛盾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中国电影创作本体上的发展。同时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老龄化”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其构成以中老年人成员为主,而现在进入影院看电影的消费主体大多以年轻人为主,两者之间易存在分歧。特别是由于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审查成员与年轻的电影导演之间易存在认知差异,所以年轻的电影导演会陷入被动的境地中。
我国电影审查的标准则是“老少皆宜”,所以国产电影中作为商业嘘头的暴力、色情镜头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此维护社会纯净状态,以达到强化传统道德的目的。我国电影审查首先表现在政治审查上,审查影片所暗含的思想倾向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相符合,影片中所流露出来的时代情绪与民众情感是否适合在社会上传播。电影审查标准条款逐步的细致化表现在各种既定情形下的修改或删减,电影表达的内容及程度深刻的限制,使得国产电影的创作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与原创动力。性爱镜头通常是删除的对象,对伦理道德的维护是审查的重点。我国的电影审查标准对于涉及到政治禁忌、情色镜头的控制比较严格,相比而言暴力镜头就不那么严格了。电影作为一种商业形式,也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做到投资回收。我国电影审查标准的操作性有着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可能会使巨额投资拍摄的影片无法通过电影审查而血本无归,增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性。而投资的规模直接影响到电影的生产规模。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没有真正的实现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功能,整个审查过程并非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人治的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电影审查过程不透明,加之电影审查标准有时难以明晰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审查权利的滥用也难以避免。
审查制度的弊端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管理观念与制度的转型,将电影作为一种具有艺术和商业属性的大众娱乐方式看待。然而电影仍然具有意识形态渗透的功能,电影与政治相互分离又相互依存,电影管理机构因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约束电影创作,电影审查制度就是其直接的表现方式。如今我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存在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电影作者的自由表达与原创能力,将审查人员内在的政治意识无形强加与电影作者的创作理念。电影审查标准最低限度的压制不利于在社会传播的电影内容与基调。近几年来,电影管理机构利用行政手段和政府性的电影基金规划扶持主旋律影片的生产,这些电影不同程度地无视电影创作规律和电影美学特征,一味的以空洞的叙事与拔高的人物形象对观众进行宣教,无法在政治目的和与艺术性、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无论在商业票房收入还是意识形态教育上都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同时有些电影作者为了迎合国家这种对电影意识形态性重视的心理,对于影片的主题采取了概念化的演绎方式,无视于叙事结构的薄弱与审美功能的丧失,无形中使大众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隔阂,并以此通过国家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推广放映。盲目的电影生产机制不利于电影自身的成长,使新时代的观众厌恶了这种纯粹对于政治逻辑的演绎形式,应该说,在当今社会,高大全英雄形象影响一代人的情形不会再出现了。
另外,我国的电影审查标准要求“老少皆宜”,在一些表现题材各异的优秀电影中,许多镜头被删减,造成了影片整体感上的支离破碎。而电影审查标准对于电影题材与表现内容有着明文规定,同时由于我国传统道德与东方文化含蓄美学特征,对于部分电影内容的审查是在传统的意识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国的电影审查的重点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电影审查相似,主要围绕着政治审查、暴力审查与性审查。而在我国,对于政治审查是最为严厉的,“文革”、“八九**”等历史敏感时期题材的电影成为了禁区,特别是发生在文革时代背景中,讲述人们在文革中所遭遇的栽害与人性的麻木泯灭,这类题材电影在国内都是禁止放映的。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都是涉及到此类题材的影片,并且他们的影片都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蓝风筝》是其中最直面政治历史的一部作品,由于影片是香港日本的资金,故代表日本电影参加了第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影片大奖。这无疑引起了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强烈不满,并随后愤而退出了东京电影节,该片与导演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处罚,田壮壮未拍片的时间长达十年。2006年5月,导演娄烨以个人身份携带因题材敏感而通不过审查的电影《颐和园》参加第59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国家广电局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的规定判为娄烨因违规擅自出境参赛,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表现同性恋、乱伦等边缘题材在国内也是冰山一角无法通过审查,例如张元的《东宫西宫》、李安的《断背山》。表现变革社会中边缘人物颓废气息的生活,摇滚歌手、舞女、小偷、先锋画家及行为艺术家(如《流浪北京》、《小武》)这类题材的电影与国家电影审查标准中所倡导的积极向上健康的创作主题基调不相符,也很难通过审查。描写黑社会集团内部生存空间、表现与正义力量斗争的“黑帮片”,也成为了电影审查的重点。电影审查机构以此担心这类电影描述带有美化黑帮的色彩,过多的出现暴露黑帮对立面警察机关腐败的内容,与传统的价值判断相违背。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引进内地被更名为《龙城岁月》,《杀破狼》等香港“黑帮”电影拍摄了两个不同的结局,以此通过内地电影审查使其顺利上映。
我国现行的电影审查标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产电影影片主题的深刻表达,都将电影中所暗含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倾向作为审查的首要任务,而电影创作者只能够根据电影审查标准,在影片的拍摄过程对涉及敏感的话题事件进行巧妙的回避或包装,以此逃脱电影审查的限制。
影片分级制度
电影分级制度的确立是在电影审查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影检查制度,是电影审查制度的现代形态。影响电影检查从普遍审查到逐等分级审查转变的具有众多因素电影艺术本身的不断进步和表现方式的多样化现代社会多元化进程和人们思想逐渐开放的文化因素。电影分级制的确立打破了电影审查的统一标准,电影审查的任务不再是是否准许哪部影片上映,而是为影片依据电影分级标准划分不同的等级,使观众消费不同的影片,最重要的是家长能为孩子观看影片负责提出指导性建议。电影分级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电影观看、放映制度是在世纪年代的美国。1966年,电影分级制在美国获得批准实施,电影根据不同年龄的观众群的适宜度分级,最初的分级级别有四种:G级为老少皆宜,M级适合于成人和成熟的年轻人,R-16 限制级包含成人内容,儿童须有父母或成人陪伴,R级16岁以下免入。1970年M级被PG级所取代——须有父母陪伴,片中部分内容不适合儿童,该级别的电影基本上没有性爱、吸毒和裸体场面,即使有时间较短,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过适度的范围。1984年新推出了PG-13高于PG级,即是普通级,但不适于13岁以下儿童。1990年X级被NC-17 级代替,17岁或者以下不可观看,该级别的影片被定为成人影片。美国电影分级制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终于确定了完整的分级标准,这些争论的焦点无外乎集中在暴力与性爱暴露的尺度上,目的则是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监护人根据影片的级别来判断是否可以给青少年看。
如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了电影分级制度,包括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国情的不同制定了具体的分级标准与类别。但是电影定级的基本原则是依据相应的标准,把影片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适应所有观众观看的电影;二是对未成年人限制的、需要辅助观看的影片,这类影片所包含的不良内容尚未严重到禁止未成年人观看,要求监护人陪同、辅导观看;三是为未成年人不得观看的影片,不同的国家对成人年龄及影片涉及不良内容的划分标准均有不同的规定。
电影分级制度是在电影管理的法律范围内,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做出的受众群体分离的措施,从而拓展电影创作的自由空间,在电影创作与对未成年人保护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复杂化、市场管理执行能力相对薄弱等原因,建立电影分级制需要一个客观的审视,分级的前提一定是基于相应的国情、产业化发展的程度。分级制度的标准化制定是要首先思考的,这种标准的建立必定意味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底线,所以中国电影分级必须要考虑国情与现状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分级标准的提出也应当广泛听取业内人士与观众的意见,而不能是政府官员意图的直接反映,形成可执行的条文同时成立专业的电影定级机构,在行政部门的主管下,协调发挥专业人士、群众团体的作用,使得电影审查、分级的工作透明化、系统化、专业化。除此之外,在我国实行电影分级制度所带来的相关值得关注的,包括分级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院线保障、分级标准的公正性、科学性以及执行的细部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分级制度与中国电影的命运。总而言之,在我国,良性的电影分级制度亟待建设。
参考资料及书目:
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 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美国MPAA官方网站 www.xiexiebang.com 崔卫平,“黄金甲”之争催生分级制 新闻周刊 2007 孙绍谊,从审查到分类——读解美国电影分级制度 2005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电影审查标准 2001 贾磊磊,电影的生存、生产及其审查 当代电影 1994 赵民,对我国电影实施“电影分级制”的再思考 新闻周刊 2003
第二篇: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今天,有一件不小的新闻吸引住了我:中影国际影城乌鲁木齐一家分店在国内首次实行了电影分级制。听说,在电影行业内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我的理解是,在现今中国所有公映的电影都在广电总局审查通过的情况下,电影院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他的实际意义。
说到电影审查制度,相信了解一点中国电影的人,都知道电影行业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就是将电影审查制度改成电影分级制。而二者的最大区别,一言以蔽之,就是分级制度下能够公映的更多(几乎没有不能上映的电影)。那么,审查制度下,有哪些电影不能公映呢?
第一,暴力、色情等电影。岛国的爱情动作片在各个国家都不可能获得公映。而那些含有色情、暴力、血腥等镜头的电影,显然不能放映给青少年看。但是,分级制下的电影,会对这些电影进行分级,限制观影人的年龄,审查制度则完全不能通过。比如,香港电影的三级就是此类。国人很少知道的是,三级电影不只包括《色戒》、《玉蒲团》这些有名的“三级”,也包括《为奴十二年》这种明显不会让你“猥琐地笑”的电影(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男主被鞭打之后裸露其背,这种血腥镜头也属于三级电影范围)。
第二,政治、社会类电影。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怎么样,反正在中国,这类电影一向是审查的重灾区。比如,冯小刚能拍反映大饥荒的《1942》,却拍不了同样反映大饥荒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因为一个在49前,一个在49后。记得张艺谋的《归来》上映那会,对于这种对文革打了擦边球的电影,司马南们还指责它不该反映那个年代对人性的摧毁(岔出去一句,我一直觉得《归来》能够通过审查是广电总局给张艺谋面子)。而贾樟柯的《天注定》,也因为反映了过多社会的阴暗面,比方说“莞式服务”、富士康13连跳以及“怒杀村长”等情节,也注定不能在电影院公映,尽管它在国外拿了编剧大奖。
第三,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符的。这里面又分成三种,首先是不能出现客观世界不存在的鬼魂、僵尸和吸血鬼等。我党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鬼魅这种东西与唯物主义不符,国产的恐怖片基本上就三类:做梦、幻觉和人格分裂。所以国产恐怖片才那么烂(当然,这里面也有不用心于音效、剧情设置方面的原因)。其次就是反映党政人员缺点的。在电影中党政人员不说是全部英明神武,但绝对不能是酒囊饭袋。比如说豆瓣评分最高的《肖申克的救赎》,在中国他就有三处会被审查,其一是法院误判了男主有罪,其二是监狱让肖申克成功越狱,其三是监狱内部有类似帮派的存在。而最后就是与官方宣传的和谐社会不符的。前一段时间是福建还是哪里出来了一则新闻,说是丈夫杀了妻子之后把他放在车厢内,周游了哪里,最后回家自首(貌似是这样)。有人评论这是非常好的电影素材,当时我就呵呵了。
那么为什么要将电影审查制改成分级制呢?其实,看看韩国电影的崛起你就知道了分级制的好处。而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审查标准的不确定,随机性太强,而这样制片方就不敢放开去投资各种电影。一部电影从拍摄到在电影院上映,牵涉的有制作、发行和公映等当面。在审查制度下,首先影视公司在选取题材的时候就要很小心,避免一些容易触发雷区的题材。类似《归来》这种打擦边球的电影,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就要非常注意,广电总局审查之后有可能要你改,如果改动比较大,导演就不大乐意,最终不能上映的话,制片方就会损失很多。而其实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大部分又是反映社会、反映人性,因为这样才会有冲突,才会引起观影人共鸣。所以,国内电影的戏剧冲突,通常都是靠着狗血的剧情来完成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国产烂片在电影院公映。比如《小时代》和《京城81号》。
第三篇: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现状分析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现状分析
论文摘要
目前,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是由电影审查委员会依据国务院2001年12月25日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标准,针对电影的内容进行审查。电影审查委员会被赋予了删减电影片段,以及有权禁止电影上映的权力。相对于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目前国际上电影产业发达的国家大多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在现行的体质下,对中国电影的内容监督与管理应怎样实行,值得深思。
关键词
中国电影;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制度;电影审查委员会;禁播;删减。
引言
2012年12月15日晚8点49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教授谢飞在微博发布《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引起了业内人士及广大网民的热议。同时,遭到诟病多年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再次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国电影是否该实行分级制又一次进入了人们讨论的话题。
正文
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依据国务院2001年12月25日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的标准执行,条例严格规定电影所载有内容,并赋予电影审查委员会删减电影片段的权力,而审查内容的主要对象即是电影思想。思想内容审查包括:不能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不能煽动民族仇恨,不能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不能宣扬迷信和邪教等。
中国电影审核机构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流程繁琐,由制片单位先行“自审”后,向电影局递交《审查申请书》,经批准后方可请电影审查委员会进行电审会看片,进入审查流程。最终,将根据委员会中多数评为的意见做出影片是否获得通过、修改或禁止上映的决定。制片单位必须在三十天内,针对电影局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正并回复结果,影片经复审后若无问题,即取得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公映许可证”,复审未通过需继续修改,知道通过为止。电影审查委员会共由36人组成,成员并非都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官员,而是来自各行各业。如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电影导演,以及各方面专家等。
目前中国采用的电影审查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影片的质量、艺术性、思想性和避免低级趣味,但是,过多的条框限制,过于人格倾向化的审核标准,缺乏制度化的规范等,造成中国电影面对审核时,往往在艺术性方面大打折扣,这不但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空间,给中国电影的创作形成了桎梏。
另外,由于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许多因为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暴力镜头或其他一些超越《条例》规定的表现手法的优秀影片因为无法通过审核,或因为无法进行修改或删减而最终无法再中国院线上映或甚至直接退出了中国电影市场。
作为一种广受大众喜爱的,具有普世意义和效果的,多年来经久不衰且未来具有广阔前景的艺术形式,电影在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影行业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展示平台,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广大观众的青睐,发展前景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应成为阻碍中国电影发展的因素。
二、电影分级制度
电影分级制度指的是某一组织根据一定的原则把片厂的产品按其内容划分成若干级,给每一级规定好允许面对的群众群。它没有国家法律支持,但在行业内部具有约束力。它只对观众起提示的作用,而把选择权交给了观众,由观众实行自我保护。和中国的电影审核制度相比,分级制度在审核资质上不属于国家某一政府机构,其性质是民间的协会组织。分级制度的好处在于可以保护判断能力不完全的未成年人遭受影片中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利的情节和内容。除此以外,电影分级制度还有重要的一点作用,那就是可以不阻碍电影的艺术创作。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电影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分级制度来对该制度进行深入的了解。
1、美国的分级制度
美国的分级是由MPAA(全称为“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即“美国电影协会”来制定。该协会把电影分成四级,即:
G级:(GENERAL AUDIENCES All ages admitted):大众级,所有年龄均可观看。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PG级:(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Some material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children):普通辅导级,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有些镜头可能产生不适感,建议在父母的陪伴下观看。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性爱、吸毒和裸体场面,即使有时间也很短,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出适度的范围。
PG-13级:(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 Some material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under 13):特别辅导级,不适于13岁以下儿童,13岁至17岁童尤其要有父母陪同观看,一些内容对儿童很不适宜。该级别的电影没有粗野的持续暴力镜头,一般没有裸体镜头,有时会有吸毒镜头和脏话。
R级:(RESTRICTED Under 17 requires accompanying parent or adult guardian):限制级,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陪伴才能观看。该级别的影片包含成人内容,里面有较多的性爱、暴力、吸毒等场面和脏话。
NC-17级:(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17岁或者以下不可观看,该级别的影片被定为成人影片,未成年人坚决被禁止观看。影片中有清楚的性爱场面,大量的吸毒或暴力镜头以及脏话等。
2、日本的分级制度
日本自1976年开始使用电影分级制度,1998年5月1日后共分为4个等级: G:不限年龄。
PG12:未满12岁(小学生以下)建议由成人伴随观赏。R15+:未满15岁(中学生以下)禁止入场。
R18+:未满18岁禁止入场。
3、香港的分级制度
香港的电影分级制度将电影分成4级: I级:适合所有年龄。
II级:儿童不宜(1995年以前)。
IIA级:不适合儿童,建议有家长指导。
IIB级:不适合青少年及儿童,强烈建议家长给予指导。III级:只准18岁及以上人士观看。其中IIA、IIB级是劝告性质,儿童和青少年仍可入场观看;III级电影则严格执行年龄限制。坊间所谓的4级片即是拥有连III级也不能有的镜头的电影,如性器官大特写。
面向中国大陆播出的凤凰卫视电影台也以香港本土的分级制度为依据来给播出的电影分级。
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分级制度,我们可以了解,国外的电影可以通过这些分级,来最大限度地保留电影的原创和上映。
三、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何去何从
2012年12月15日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教授谢飞在微博发布《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在心中表示,“中国电影业不继续改革是没有前途的,请有关部门及电影界同仁们积极参加讨论。”“以电影分级制来取代行政审查,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改革课题。”信的最后,以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的临终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作为结语,引发了大家对中国电影审核机制的思考。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能否向分级制度转变,到现在还存在着巨大争议。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电影审核机制要实行分级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现在还无法成行。
首先,从行业自律性来讲,中国的院线和电影制作方还达不到电影行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素养。在实行电影分级制度的市场,大部分电影级别的制定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和强制性,但从业者却能够谨守从业底线,自觉地遵循分级标准,不会跨越级别要求范围放映或制作。而在中国,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许多从业者并不具备职业操守,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审查和约定,制作方和院线方很可能唯利是图,造成电影放映和创作的乱象。
其次,电影审查制度受制于我国现有法律,电影管理条例是一个行政法规,其必须要遵循与我国的现行法律,因此电影的审查必须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如遇如与法律相抵触的情节,则势必要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条文加以处理。因此一些含有色情、暴利或政治色彩的影片,在有可能触及我国法律的情形下,将不得不面临删减甚至禁播的命运,而不可能采取电影分级来进入电影市场。下面,让我们看看,在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下,那些被禁止上映和删减过的较为知名的优秀电影作品:
1990年《表姐,你好嘢!》 1994年《国产凌凌漆》 1997年-《红色角落》、《西藏七年》 2002年《古墓丽影2》 2001年 《少林足球》 2003年 《生命的摇篮》 2005年-《艺伎回忆录》 2005年 《断背山》
2006年 《王的男人》 2007年 《色戒》 2008年 《苹果》 2009年 《黑暗骑士》 2012年 《云图》,删剪达40分钟,包括同性恋情节。2002年 《无间道》,结局与原版本不同。2003年 《大块头有大智慧》(香港原名《大只佬》),一些与轮回有关的台词被改掉。
2007年-《投名状》。
结 论
面对目前广大观众越来越高的观影需求和审美标准,以及愈发成熟理性的观影感受,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电影产业发展的掣肘。在电影审查制度和分级制度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审核机制,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2013年1月13日)《中国电影审查制度》http://baike.baidu.com/view/9946783.htm?fr=aladdin
2、凤凰网娱乐(2012年12月16日),《谢飞发公开信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
http://ent.ifeng.com/movie/news/mainland/detail_2012_12/16/20215042_0.shtml 凤凰网
3、郑涵,金冠军(2008年1月1日)《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思考
[内容提要]尽快建立起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确立司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和违法文件制定者的个人责任追究制度,对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对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司法审查和责任追究
在我国的行政立法和理论中,将行政行为区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
为。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即通常我们称之为“民告官”的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规定不能作为诉讼对象。即司法途径无法追究其责任。
一、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几则案例
案例1,违反宪法:《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9日、11日连续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年初在媒体上刊载招聘通知,对报考职员的身高作出限制性规定,要求男性身高不得低于1米68,女性身高不得低于1米55,引起**大学一副教授代理求职学生提起诉讼,状告银行的招聘通知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权。
案例2,违反刑法:80年代后期,**市**区副区长储某在为****市驻**办事处d助办理征地事项的过程中,收受该办事处送给的彩电等物品,被**市**区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依据刑法认定构成受贿罪。而1991年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决定再审,判决上述被告人无罪。理由是:上述被告人收受财物的依据是中共**市委,市政府下发的[86]40号文件。该文件规定,为使**市驻昆办事处能够顺利设立,应对当地有关干部给予d助,对有贡献者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奖励。**市中院认为,储某等被告人收受物品的行为,是“受惠于异地政策规定,不能定为受贿”,并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从而将储某的受贿罪改判无罪。
案例3,违反担保法:今年1月12日,《法制日报》刊载出一则题为《政策和法律打架责任?来承担?》的疑难案例:福建省长乐市财政局先后与27家企业签订周转金借款合同,并由企业所在地的乡镇财政所提供担保(财政所由财政局领导,实际是财政局的派出机构)。这27家企业倒闭后,财政周转金尚有745.8万余元未能收回。长乐市人民法院于是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该市财政局长王?锋有期徒刑5年6个月。法院认为,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担保人”;王?锋身为财政局长,应当对财政周转金的发放、回收等工作负领导责任。而王?锋则大喊冤枉,认为自己不存在玩忽职守的问题,因为他是严格按照福州市榕委(1999)9号文件精神办事的,而福州市政府在2 000年6月还专门以《关于研究d调第三批产业扶持资金安排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形式,要求坚决落实榕委(1999)9号文件。福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文件违背了担保法的规定,王?锋因为认真执行违法文件被判犯有玩忽职守罪,而违法文件的制定者却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案例4,违反药品管理法:《法制日报》2002年1月15日以《部门通知比法还大?》,16日以《岂能变通或“驾空”法律》为标题,报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二部门以部门通知形式将修订后药品管理法中有关内容推迟2个月实施的违法行为及社会反响。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处方药可以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上介绍,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该法自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国家药监局等二部门《关于加强药品广告审查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红头文件,恰恰是“为了切实贯彻药品管理法”,但此番贯彻却成了对法律的超越和变通。它规定,非抗生素类感染处方药、激素类处方药等三类处方药,以及已?审批的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在有效期内的处方药,在2002年2月1日起停止在大众媒介发布广告。这实际是公然以部门红头文件的形式,将药品管理法的实施日期推迟了2个月。
案例5,违反公益事业捐赠法:《**都市报》2001年5月10日以《手机用户状告**省长》的醒目标题报道:1998年,**省政府发布了?省长签署的(1998)4号文件,规定向当地手机用户收缴每个月10元钱的“帮困基金”,由电信部门为**省政府代收。省政府的这个文件显然违反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第4条的规定:“捐赠应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2000年8月3日,西安市的两名手机用户—西北政法学院一教师和《消费者导报》一记者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省政府及省长,请求法院确认政府收取帮困基金的文件违法并予以撤销,判决政府返还所收取的帮困基金及利息。但结果是,这个具有轰动效应的起诉,从西安市中级法院到**省高级法院均遭到驳回。
当然,这只是几则被公开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数量决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政府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实行地方保护甚至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等违法行为,都是以制定和执行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进行的。
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成因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中存在“三乱”现象。一是制定主体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它们下属的各个职能部门
(包括各式各样的领导小组、d调小组、指导小组),都可以用红头纸下发各种文件。二是规范的事项乱。行政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问题和事项林林总总,千头万绪,无所不包。三是制定程序乱。各个机关、部门究竟是在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是各使其招。而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地方对政府文件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外,从保证国家政令统一、建立完备的文书制度的角度看,对?有权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哪些事项才能由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各类主体需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统一的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只是对行政机关公文的种类和格式、行文规则以及公文的收发管理等形式上的问题作了规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本身的违法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制约。可以说政府红头文件已?成为规范性文件管理中最为混乱的领域乃至死角。“三乱”现象的存在使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法律成为必然。
2、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实际处于虚置状态。宪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虽然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下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有改变和撤销的权力。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规定基本处于虚置状态。不要说红头文件,即使立法法已?对法规、规章规定了违法审查程序,国家至今也没有对一件违法的法规、规章予以审查撤销,而违背法律的法规、规章决不在少数。监督手段的虚置使已?违反法律的文件得不到纠正,从而间接放纵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法律的恣意冲突。
3、人治思想的影响。依法治国虽然作为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被广为提倡和宣传,但行政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强,人治的传统根深蒂固。虽然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是,一些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对即使规定得十分具体的法律法规也常常置于一边,过分热衷于用“一枝笔”签署红头文件,而不是直接用法律法规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因此,红头文件泛滥和违反法律的现象就见怪不怪了。
4、缺乏对公众负责的精神。更深层次的?因恐怕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体制,使各级政府特别是政府组成人员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完全以公意和法律为出发点,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广大公民。相反,许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看似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实则是强化和扩大行政权力,推进政府及其部门自身利益甚至表明个人政绩的需要。
三、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之责任追究体制
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选举等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制定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两个追究途径:一是由权力机关追究。由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和追究责任,我国各级权力机关可以依法动用的追究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责任的方式,包括撤销文件和质询、罢免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等。二是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机关对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追究属于本系统的内部追究。各级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动用的追究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包括改变和撤销违法文件,任免、考核和处分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机关对违法文件制定人员的最严厉的责任追究仅限于行政处分。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这种行政处分主要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但是,这么多年的实践表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这两种追究途径并不十分成功,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上述重大权力没有用足用好,而由行政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实行自我追究的效果也并不如人意。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在保留现行责任追究体制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以司法体制为主的责任追究体制,也就是说,对抽象行政行为也可以上告到法院处理。
1、确立司法为主的责任追究体制的必要性
实践需要我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适时确立司法追究的制度。现在,鉴于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严重危害,各个方面在不断地呼吁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轨道,由人民法院于以审查和裁决。而?过十多年的行政审判实践,法院已?积累了审查和处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验和力量,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受案范围不仅是行政法治的需要,也具备了现实基础。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为落实我国承诺的司法申查范围,抽象行政行为必然属于司法审查对象。所以,设计这样一种制度,即在维持现行法律有关权力机关审查抽象行政行为规定的前提下,同时赋予司法机关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处理权,是必要和可行的。
2、司法审查的范围
建立起司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不意味着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处理权都专属于司法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任何一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权力机关都有权予以审查,包括合法性审查和合理性审查。如果确立司法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就会出现司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审查权的重合问题。而一旦两个机关对同一文件都有权予以审查,就难免会出现审查结果不一致的情形。因此,在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方面可以作适当分工,即权力机关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可行性和适当性,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交由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但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撤销权可以继续保留,而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可以直接赋予司法机关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权。各级权力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应当着眼于对文件制定主体政治责任的追究。而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在?过司法机关审查,并决定其制定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权力机关对他们仍然可以追究政治责任。但是,对于国务院依据宪法而非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则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
3、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管辖
司法审查主要是指法院的审查。在我国层级繁多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司法体制行政化难以彻底改变的情形下如何处理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审查的管辖问题,将是十分重要和敏感的。
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行政权比较强大,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受到很大限制,法院系统自身行政等级制的特点也比较明显,因而本文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应确立严格的级别管辖?则,规定行政机关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违法文件由同一级法院管辖。这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增加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但由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影响大、范围广,因而由同级法院审查是必要的。同时,提高法院的审级,也能调动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在确定级别管辖?则的同时,还要确定法院内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职能管辖。其中,行政法院的审理范围限于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的行政侵权责任问题。而涉及抽象行政行为带来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时,则由普通法院审理。但有些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不仅涉及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审查问题,还涉及由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问题,可以采取指定管辖的办法。
四、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责任承担
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对公民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责任,但应遵?两大?则:即公平负担?则。有些抽象行政行为虽然造成了损害,但这种损害是普遍性的,没有人比他人受到更多的损害,所以都不予赔偿。公务员个人民事责任豁免?则。抽象行政行为虽然都是由公务员个人具体制定的,但由于个人财力的有限性,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带来的损害,公务员个人一般应当免除民事责任。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没有否认抽象行政行为的赔偿责任,但其他法律也没有建立起抽象行政行为完整的责任制度,特别是赔偿制度。在抽象行政行为的国家赔偿责任方面,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范围。就总体上说,对于国务院及其部门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因违背法律而直接造成公民财产损害的,必须是这种损害相当严重并且不具有普遍性,国家才可予以赔偿。而对于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并确立基本由国家赔偿的制度。
从国际上的一般做法来看,出于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对公务员因公务过错而制定违法文件带来的损害,通常都是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不仅包括由国家财政支付赔偿金,还包括由行政主体承担责任。由于行政主体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并负担由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所以,其实施的行政行为一旦侵犯了公民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哪一类行政主体实施了侵权行为,法律责任则由该类行政主体自己承担。
政府官员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时,需要享有一定的法律豁免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或制定公共政策的豁免权又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二是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善意的和真诚的。否则,个人将负全部的责任。
第五篇:对中国电影“翻拍风”的思考
贵州民族学院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
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009年级
《影视美学》课程论文
姓名:吴琼
学号:200902050041
指导老师:李盛龙
对中国电影“翻拍风”的思考
内容提要:
“翻拍热”是目前我国影视界的一道独特风景。本文就目前市场上电影的翻拍泛滥的现象进行分析,举例总结了三种不同的电影翻拍手段,并且从市场、受众结构与心理、剧本以及版权收益等四个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总结出了“翻拍风”盛行的原因。就目前市场上翻拍泛滥的现象,作者针对“翻拍风”流行原因,从政府干预、受众鉴赏能力、编剧创作等方面提出了改善措施,并就翻拍成功的电影总结出成功的翻拍所必备的条件。关键词:翻拍招数、受众、编剧、市场 正文:
在2011年除夕的前两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了“2011新春电影音乐会”,主持人宣告了中国内地的电影票房在2010年里已经突破100亿,而60%增速的电影票房收入也让观众深信,现在真的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可惜硬币的另外一面往往不会只像数字那么简单。回顾这几年来上映的电影,无论是充满杀气的贺岁档电影(《让子弹飞》、《赵氏孤儿》),还是各种营造喜剧氛围的春节档电影(《最强喜事》、《武林外传》),还是响应各种节日气息的电影(《我知女人心》、《将爱》),国内市场上的原创电影几乎屈指可数,要么是像《非诚勿扰2》一样拍续集,要么就是花样百出的各式翻拍。翻拍现象:
其实,对中国电影行业来说,翻拍的现象一直是层出不穷。即便是在其他国家的电影市场,翻拍的电影也都占据了每年电影总出品量的绝大部分。而对于那些电影行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翻拍电影相对于其他原创电影来说,无疑是投资风险最小的一种选择,毕竟导演们还是认为,当年那些引导成功的因素,到了现在也还是会起作用。
中国电影市场趋向成熟之后,翻拍经典作品的频率也逐渐趋于频繁。例如最近几年来上映的《新龙门客栈》和新版的《倩女幽魂》等等,都在票房上取得一定的成绩。而中国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面对当今国内蜂窝式的翻拍现 象,也揭示了当今中国电影行业市场的尴尬现状:当今中国电影日渐成熟,急切的需要大量的影片来填补市场的需求,而中国电影的生产模式还未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趋向产业,未达到生产水平,所以,未解决当下国内电影市场短缺的情况,应对目前市场供需矛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有限的电影资源去重新创作。纵观国内外影视圈,就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翻拍电影,我总结了影视圈内的几种翻拍招数。
翻拍招数一:电视剧电影相互翻拍。
一般来说,如果电影得到观众普遍认可,那么与之相似的电视剧如雨后春笋纷纷出土,都想借着电影的名气。就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例,2009年,美女导演徐静蕾导演并主演了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并请来大牌明星黄立行、莫文蔚等人加盟,颇受关注。而之后的2010年,电视剧版的《杜拉拉升职记》就诞生了,由王珞丹、李光洁领衔主演,在一些地方台试播成功,并且拿下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剧场的双料冠军,而在其它卫视台也获得比较好的收视纪录。又例如电影版《风声》,它所诞生出来的电视剧版名为《风声传奇》,这部电视剧由“风声、鹤声和无声”三个部分组成,每部分的容量为10集。尽管它的翻拍举动不及《杜拉拉升职记》那么赤裸裸,但是在这部电视剧中,“风声”篇的故事与电影版有部分重合。
而将电视剧翻拍成电影的现象更屡见不鲜。以《将爱情进行到底》和《武林外传》为例。前者算是“国内首部青春偶像剧”,是现在的70后、80初一代人青春记忆中的重要标签;而《武林外传》则因其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成为近五年来电视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作品之一。这两部电视剧都创造了独特而深刻的集体记忆,观众的情感因素为翻拍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投资者们认为是拉低风险的关键因素。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热播电视剧都具有改编成电影的潜质。观众是关键。当下中国电视剧的主要收视群体是30岁以上、生活方式相对规律的女性观众;而商业电影的主打消费人群是35以下的、15岁以上的群体。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包括精英阶层、普通白领阶级和学生,而只有当电视剧和电影这两部分的观众重合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构成电影票房的基本保证。《将爱情进行到底》是当今70后、80初的典型记忆,而这部分人群已经已经成为当下主流商 业电影市场消费的支柱;而电视版《武林外传》的观众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普通白领和大学生,这也使得他们成为电影版的票房支持者。相较之下,家庭伦理剧作为国内最热门的电视剧类型,它的收视群体为普通的家庭主妇,而这部分人一般是不会选择去电影院。翻拍招数二:自己翻拍自己。
就拿老版《青蜂侠》的来说,这是李小龙在好莱坞的第一个作品,尽管当时他的戏份只是配角,但李小龙在片中展现了灵活的拳脚手,也受到观众的追捧,这也使得李小龙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也让他本人在美国站稳脚。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但直至现在,李小龙在我们的心中的形象还是根深蒂固的。而最新版本的《青蜂侠》单从票房这方面来说,也得到了认可,当然这也得益于周杰伦的明星效应。但是新版的《青蜂侠》除了借用“青蜂侠”这名字以外,其电影本身的故事结构都已经彻底的颠覆原版。
此外,《新少林寺》也打着翻拍的旗号。但从故事背景到人物性格已经和老版《少林寺》毫无关系。与老版《少林寺》不同的是,《新少林寺》打的是明星牌,成龙、刘德华、谢霆锋、范冰冰,这是都是国内顶级大碗人物,是内地和香港合拍大片的标准配置。尽管这类型的电影很多时候被冠以“功夫”的名头,但它缺乏扎实的叙述技巧和强烈的情感表达,但是单凭那些大众们所熟悉的面孔,往往就已经是高票房的保障。
翻拍招数三:好莱坞类型与中国式。
由博纳影业出品的喜剧电影《我知女人心》,是直接购买好莱坞经典爱情喜剧《男人百分百》的版权,然后翻拍成中国版,并且请来了刘德华和巩俐担纲主演。当然,这部电影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在改编创作的过程中保留原作的基本故事框架,同时又巧妙适度地融入具有本土特色的诸多元素。比如原作的故事背景地设置在了芝加哥,因此电影或多或少带着几丝歌舞片的怀旧味道,而且基调也是以温情为主,而《我知女人心》则是将故事设置在了繁华的北京,所以不但电影更加光鲜亮丽,也独具时尚气息,当然时代不同,故事背景也不同,所以电影的节奏较原作而言也更加紧凑。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中国类型的好莱坞式。这类型的电影是指那些在中国获得高票房的电影,由好莱坞公司购买其版权,然后翻拍成好莱坞式的电影。例如,《让子弹飞》口碑与票房齐飘红,好莱坞也闻风而动。已有好莱坞公司主动找上门来,希望以接近千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让子弹飞》的改编权,并邀请姜文继续担任翻拍版的导演。还有,此前《无间道》创建了华语片最风光的改编权拍卖纪录,当时华纳兄弟影业出资175万美元买下《无间道》的改编权,并请来马丁斯科塞斯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马特达蒙联袂主演,并一举拿下第7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可谓是翻拍史上的经典。
随着近几年来翻拍的作品不断出炉,国内观众对翻拍现象也已日趋反感,但是翻拍之风越刮越猛,且无停息之势。除翻拍本身所具有的低风险性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市场需求方面: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消费能力,而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正逐渐趋向成熟,对电影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电影还未实现产业化生产,所以在要求高产的情况下,出产兼具优秀品质的电影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而此时翻拍的特殊功能独特好处就显得格外突出。翻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在融合时下观众所追求的新元素又能吸引更多的眼球。而投资方又能承受较低的风险,这也就是时下翻拍剧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
有人指出,像眼下《杜拉拉升职记》、《武林外传》等影视剧互相翻拍之所以如此盛行,也是市场调动,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对投资方而言,不仅能在作品还未发表之前就借助原创的力量打响名声,节约成本,还在资金回馈上增加保险系数。
当然原版与翻版的之间的互动不单单只是因为具有相同的收视群体,翻版借着原版的旗号,减少了宣传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降低拍摄成本,又能保证一定的收视率,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借东风”。
二、受众方面:
(一)受众结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和国民素质是分不开的,国内的电影已然成为一项非常庞大的产业,说通俗了就是一种商业模式,尤其在中国,电影和政治 挂钩非常严重。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中国的各类媒体,都是充当政府的“喉舌”作用。当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中国还是有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只是各大电影公司老板会因为受众需要和政府政策的相关规定等因素方面来选择题材。电影业是一种产业,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也与经济利益相关。而如何取得高收益的票房是要取决于大多数人所感兴趣的题材的。所以,近几年火的电影正是抓住了大多数国人的心理。举个例子:比如说《精武风云》、《叶问》等影片,恰恰是抓住了国人的“爱国情绪”心理,吸引大众眼球。诸如此类的电影还有很多,不管是你说的翻拍还是抓住当下流行元素,目的就是为了票房,而现在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就喜欢看快餐式电影,导演有好的题材但是没有投资方,即使有再好的剧本也拍不出来。
我曾在中美电视剧比较论文中分析过中国的受众结构,就中国人口结构分析,中国在电影题材的选择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人口国家,而老人家的爱国情结和革命情结相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种情感更加浓密,所以对于这类年龄结构来说,战争革命题材的电影更加具有市场效益。尽管,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受众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经常进电影院观看,但是电影的收益并不完全取决于影院的票房收益。第二,中国的农村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中低文化水平者较多,农村题材的电影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方面更加能够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所以,中国电影在题材的选取方面有很多的限制,这也是造成目前国内市场剧本缺乏的一种因素。
(二)受众心理: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影视作品已经脱离了那种单纯的审美,演变成一种典型的消费形式,受众心理方面也是造成“翻拍热”的最主要的原因。
1.品牌认知心理。品牌认知是消费者头脑中的一种无形的识别器,它的基本功能是减少人们在选购商品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以上几种影视翻拍类型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翻拍的影视作品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许多作品被誉为经典,这类作品具有良好的品牌效应,而受众在选择文化产品进行消费时,会不由自主的倾向于他们早已认知的品牌产品,因此,翻拍的电影基于其他影视作品的品牌树立,而抢占市场先机,轻易的获取受众的认知和选择。
2.怀旧心理。目前我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旧事物正在被更替或打碎,而新的 制度、秩序尚未建立完善,人们的心理处于一种迷茫,混沌状态,从而缺乏安全感、信任感,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一种怀旧心理。在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中,对于过去那些经典的作品在大众心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怀旧心理,我们也能理解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中,受众为何偏爱经典影视作品。3.批判心理。影视作品作为文化艺术产品有其他消费产品所具有的特殊性,而满足自身的批判心理就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在受众解读的过程中,评判心理占据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受众在欣赏影视艺术是都普遍存在“期待视野”,受众会对电影导演、电影故事情节和演员表演等等产生一定的期待值,受众们带着期望来观赏影视作品,除了简单的“娱乐”一下,也带着一种审判的眼光观看。例如对于电视剧《红楼梦》的翻拍就招致上万名观众的抵制和激烈讨论,虽然批判声此起彼伏,但该剧的关注程度不容置疑,也这是这种原因致使各大经典作品乐此不疲的翻拍着。
三、剧本方面:
众所周知,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导演、演员、资金、剧本、宣传手段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剧本。剧本作为一部电影的基础,就像火车轨道一样,即使有先进的火车和熟练的驾车员,没有火车轨道的话,火车也无法行走。但是,目前国内的电影原创剧本现状堪忧,作品数量不多,且品质不高。在第1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也坦诚中国的优秀剧本很难找。足以见得,国内优秀剧本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电影发展的主因之一。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创作,无论国有电影企业还是民营电影公司,都拍出了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一些却是在剧本筹划、创作阶段,就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作品缺乏一定内涵,艺术质量也相对低下。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制片人和导演只好“走捷径”,将老片翻成新片,或者电影、电视剧互相翻拍。
四、收益方面:
光靠电影票房利润太少,加上国内的电视剧市场有了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制片方和导演手中却缺少优秀的原创剧本,在这种情况下将两个市场“优势互补”不失为“两全之举”。所以才会有电影版和电视剧版的作品相继问世。电影版权收入不理想,各种相关行业不规范等一系列的因素也促成 “翻拍热”现象。与 其他地区的电影产业相比,中国的电影版权收入相对薄弱,就拿好莱坞来说,好莱坞电影总收入不单单只是靠票房,其20%的收入来自影院的票房,剩下的80%是由非银幕营销获得。电影所衍生出来的其他商品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虽然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与好莱坞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国内的翻拍也具有高收益的。例如国内最受欢迎的动画电视片《喜羊羊与灰太狼》所翻拍的一系列电影,最开始以600万元的成本投资,结果换来8000多万元票房。但从电影产业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应该以原创为主。然而要建立一个鼓励原创的良好机制和环境,需要在版权行业制度、版权资金以至发展版权产业上进行改革,这样不但可以保障电影的权问题,也可以从版权方面改变翻拍过多过滥的现状。纵然,翻拍的现象在这个时代语境下,也是为了迎合一部分受众的喜好,为了教育下一代青少年们了解历史,尊重名著,传承经典,我们也很理解那些导演们的无奈:创新的探索与创作也很大的风险,如果观众不接受,市场上口碑与反响不好,就会赔本,而且现行制度的文化出版也有限制,这样或者那样的创新型剧本都因为某些“不合理”的原因给禁止了,没有了太多的创作空间,所以人们就开始竞相翻拍与模仿,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缺少精品化缺少文化经典的泛滥现象。然而翻拍毕竟是拿着人家的创意再改变成自己的,或多或少我还是不赞成的,毕竟观众也会有审美疲劳的一天,到那时候,我们还拿什么来拍?中国电影走出翻拍之风,除了从政府的政策法律干预外,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一、剧本创作方面:若想从根本上解决如今市场“故事荒”的现象,单靠专门的从业人员努力是不可能的完全解决的,还应该依靠整个电影产业链对原创剧本的引导、激励与支持。首先,从政府宏观调控角度上来说,广电总局等相关政府机构可以建立相关政策,建立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而电影公司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专业或者业余人士的创意,(像宁浩创作《疯狂石头》、《疯狂赛车》系列);而电影院线也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来支撑原创故事,给予多一些排片;媒体方面要多关注新电影新导演,让大众了解更多的电影信息,接收不同类型的电影;影评人也要考虑到原创的困难,在口碑上给予原创电影多一点鼓励。只有这样让整个电影产业链相互配合起来,才能让中国电影逐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除此之外,国家还可以创建一个专门的编剧奖项,不但可以解决当下国内 编剧行业不规范的现状,同时也可以提高编剧的社会地位地位,从而激励那些在为国内提高良好剧本的奋斗的编剧们。
二、从受众方面:要提高国民的欣赏水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是由后天培养出来的,它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但要提高受众的审美情趣,除了受众本身的自我发展以外,良好的审美氛围也是关键。就从对电影受众的审美角度来说,国内可以创立一个有关电影分析的节目,在专业人士的分析下,提高受众对经典电影的理解。受众的审美水平提高,也能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尽管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是专门的电影频道,但是它所播放的电影大都是以前的老片子,再加上受政治思想的的限制,它所播放的电影更加古板。受众需要接受更多的电影讯息,不单单只是靠从电影院线所获得的,还要依靠电视的以及其他媒介的帮助。
从电影本身和观众等各方面的发展,不但可以降熄“翻拍热”,而且也可以促进电影整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翻拍出来的电影也不一定是滥竽充数,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电影,就获得客观的票房。那么应该怎样翻拍才能获得大众的青睐,才能算是成功的翻拍呢?
如果翻拍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还原经典,会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在原先拍摄经典作品时对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角色安排等方面的有所欠缺,为了弥补缺陷经典作品内容的翻拍;另一种是在拍摄经典作品时,由于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影片的画面、色彩等方面不够完美,那么翻拍变可以利用当下的先进设备进行技术上的翻拍。不管是纯粹意义上的翻拍电影还是借经典作品的名气的翻拍,都应该以大众的口味为基本出发点。借助经典来进行炒作,无论媒体怎么评论、影评人如何吹捧都是毫无意义的,观众的感觉才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可靠标准,毕竟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的市场价值除了其本身的艺术特色之外,还需要从票房来体现。而对于那些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再进行重新创作时,首先要尊重原剧本,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扩充,把原来的精华吸收进去进而演绎放大,然后再加入时下流行元素,才能融入新的观 众对翻拍出来的新电影有所触动。因为经典毕竟与现在有着时间的距离,隔膜了很长时间,基调和今天的时代有极大差距。就以《小城之春》为例子,这部翻拍的影片,除了把原先的黑白的变成彩色的,再换几个演员之外,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可言。它没有老版所具有的历史氛围,也没能加入新的时代感,意境的营造、用光、音乐、细节等都明显地不如老版。
目前,国内翻拍的空间很大,但是国内影视制作者的思路过于狭窄,缺乏创新力和想象力,如何借助经典作品力量,再重新创作出新的作品,还有待我们的编剧们思考。
参考文献:《消费心理学》 李晓霞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受众分析》 丹尼斯.麦奎尔 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