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行抗诉制度若干问题思考

第一篇：对民行抗诉制度若干问题思考

目录：论文摘要 2正文

3一、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应予适当限制

3二、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问题

5三、对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 8注释 10参考文献 10论文摘要 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行使法律监督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而由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促使人民法院及时依法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最大限度的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但由于两部诉讼法在规定此项制度时立法过于原则，仅寥寥数条，内容空洞，且司法解释亦出现冲突，导致实践中法、检两家认识不一，争吵不断，严重困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对民行抗诉程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作探析，以期引起学界及实务界的争鸣，共同完善此项制度。纵观分析，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尽快明确，对人民检查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行诉讼，应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且对再审裁判不得上诉，基层人民法院不审理抗诉的民行案件及其它再审案件，而由其上级法院再审，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关键词：民事行政 检察机关 抗诉制度 审级问题 审判监督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行使法律监督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而由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促使人民法院及时依法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最大限度的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但由于两部诉讼法在规定此项制度时立法过于原则，仅寥寥数条，内容空洞，且司法解释亦出现冲突，导致实践中法、检两家认识不一，争吵不断，严重困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对民行抗诉程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作探析，以期引起学界及实务界的争鸣，共同完善此项制度。

一、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应予适当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及行政诉讼法第10条均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法律监督重要形式的抗诉问题则规定的非常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以下四种情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对于上述标准如何掌握，法，检两家各有不同理解，以致于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从扩大法律监督权的角度开展工作，无视案件期限、无视当事人意见、无视原裁判错误大小、无视司法成本，大量行使抗诉权，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有违立法初衷。无限制的低劣的抗诉不仅难以保证抗诉的质量，也严重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同时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某区法院2001年至2003年共结再审案78件，而抗诉案件就达60件，占77％，其中维持的就有43件，占72％。①如此高的抗诉案件数量与如此低的抗诉成功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我们不得不对抗诉的范围重新审视、重新界定。[!--empirenews.page--]

1、抗诉的期限应严格限定在原裁判生效后的两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案件的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超过两年提出再审申请或申诉的，不予受理。但检察机关的抗诉则不受此限制。《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作为规范检察机关民行抗诉工作的司法解释，对抗诉的期限亦无规定。这样实践中就出现了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在超过两年而到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立案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使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流于形式。还有一些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抗诉案件时，审查期限过长，待将案件抗诉至人民法院后当事人情况早已发生变化，或人去楼空，或查无影踪、或无法取证，给审判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同时由于原审判的中止执行，使原有的法律关系悬而不决，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维护法制的统一，节省司法资源角度考虑，对当事人在两年内未向人民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检察机关应不予受理，如检察机关坚持抗诉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对于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不需当事人申请亦可代表国家提出抗诉，但亦应限定在原裁判生效后两年内。这是因为相对于当事人而言，检察机关更具诉讼能力，在诉讼中更具优势，亦更有理由要求其在两年内完成审查抗诉，否则会造成诉讼中的不公平。

2、对当事人消极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应不予抗诉。所谓消极诉讼是指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由于自身原因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的诉权而导致不利后果的。因民行诉讼是一种对抗性强烈的活动，它只有通过对抗双方积极的依法主张权利，才能使法律事实更大限度的接近客观事实，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果一方态度消极，则表明可能的结果在其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其它第三方无需对其实施救济，这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具体表现。②实践中，当事人或在一审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对一审裁判不服，但在上诉期内不行使上诉权，或在二审间又撤诉的，均属消极诉讼之列，其转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要么是出于逃避诉讼费的考虑，要么是为了恶意拖延诉讼，规避执行，从而将诉讼风险转嫁给司法机关，其结果必然耗费司法资源，使“两审终审”成了“三审终审”甚至“四审终审”，所有这些行为均是对法律严肃性的亵渎，理应予以否定，同时从“私权自治”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亦不应予以抗诉，除非该裁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对此应一律不予抗诉。

3、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应增设审查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5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③这就意味着只要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则不需审查理由是否成立必然再审，而对同样可能引发再审程序的人民法院或当事人而言，在再审立案时，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却要求对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方能立案再审，这样首先在立法上就表现了厚此薄彼的不公平，如此规定使得一些心怀叵测的当事人通过利益驱动，由检察机关滥用抗诉权从而规避法律，同时一些检察机关为追求政绩，片面要求抗诉率及改判率，不分错误大小，逢案必抗，通过抗诉量的大来追求改判率的高，无视抗诉案件的质量，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如某区法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抗诉案件，检察机关以原审时漏算医疗费43元为由而提起抗诉，经法院再审查明该43元不是漏算，而是因此医疗费单据有瑕疵，不具合法性而未被法庭采纳，但原审判为对此予以针对性评析而引起当事人不满，故再审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对类似这样的案件，如能在审查程序中对当事人解释清楚，则完全不必动用法检两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再审，检察机关只需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即可起到监督的作用，这样既可维护司法权威，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厅王鸿翼厅长讲：“检察机关的抗诉要在讲求诉讼经济的前提下，对[!--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确有必要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才提出抗诉，对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处理结果不损害公共利益，对特定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不大的案件，即便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案件，也不宜抗诉，可以告知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诉来解决。”另外抗诉引发再审而导致原裁判执行的中止，在实践中也会造成贻误战机，执行不能的不利后果，还会使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对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法检两家要多一些沟通，少一些武断，对抗诉理由增加审查立案阶段，对那些原审裁判存在严重错误，不纠正会产生明显司法不公，损害法制的统一实施的方立案再审，对不符合此条件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检察机关不同意撤回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检察机关对裁定不服的，可建议上一级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直接提出抗诉，这样可使检察机关慎用抗诉权，保证抗诉质量，确保司法权威。

二、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问题。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本大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案件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否定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参与人介入抗诉案件调查、辩论等实质性对抗性活动的做法。因为从理论上讲，监督和参与两个角色是不能合而为一的，这正如足球比赛，当事人是双方队员，合议庭的审判人员是场上裁判，而检察机关则是场外的第二裁判，旨在监督比赛的进行，其不应当场对比赛评头论足或参与对抗，从而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否则则会降为一般球员。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矛盾，导致实践中法检分歧不断，难以和谐，其突出表现在：

1、检察院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的问题。笔者接手到这样一起案例：建行某支行与王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后王某未上诉，在执行期间，其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检察机关对原审卷宗进行了审查，并询问了多名证人，调取了相关的书证，委托鉴定部门进行了技术鉴定，专门装订了一本检察卷宗，随同抗诉书一并移送至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如何处理，法检两家各持己见。检察机关认为，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办案规则》是规范民行抗诉工作的司法解释，其中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

（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

（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

（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阶段可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同时对上述范围之外的证据亦可调查取证，以供其审查是否抗诉所用，如其提出抗诉则将该证据随同抗诉书一并移送法院，再审时由人民法院出示宣读该证据，如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则应由法庭采信。而法院对此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首先，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举证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当事人如举证不能则要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受其消极居中裁判角色的制约，其只能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及其他程序事项依职权调查取证，或根据当事人申请有节制的调查取证，所有这些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在民行诉讼中可依职权调查取证，况且检察机关调取证据有“公权”干预“私权”之嫌，有损公正独立形象；其次，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当庭由谁举证，如果检察机关举证，对方当事人是否可质证，如果质证后，检察机关再予以答辩，那么检察机关是否就降到了当事人的地位；再次，如检察机关举证不能，那么不利后果由谁承担，所有这些在民行诉讼理论中均难以解释。④因此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阶段调取的证据在再审时应不组织质证，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empirenews.page--]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阶段所调查的证据，其目的只是用于审查申诉人要求抗诉的理由是否成立，法院的裁判是否有违司法公正，是用以支持其能否抗诉的理由的，它的调查取证活动是独立的，不依附申诉人，如通过调查取证，确定当事人的申诉理由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依法抗诉，但其调取的证据可不予随案移送，其可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受理再审案件的人民法院从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考虑，亦应采纳此检察建议。再审开庭时，检察机关只需宣读抗诉书，无需参与法庭调查，而由人民法院宣读其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交当事人质证，这样既可避免检察机关成为一方当事人代理人的嫌疑，又可确保司法公正。但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抗诉案件，检查机关应主动调查取证，并在再审活动中承担举证责任。

2、再审庭审中，出席法庭的检查人员可否发表出庭意见，参与法庭辩论。我国民诉法及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出席法庭的检查人员在再审法庭的权利义务则鲜有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归则》第45条规定，其任务是：

（一）宣读抗诉书；

（二）发表出庭意见；

（三）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庭提出建议。由于规定得过于笼统，实践中法、检经常出现争执，检察机关坚持按照《办案规则》赋予的权力，象刑事诉讼中公诉人那样当庭发表意见，支持抗诉观点，参与法庭辩论，并使审判人员的当庭制止为“违法”，当庭向法庭提出自己的监督意见，引起法庭混乱，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笔者认为，尽管法律对此的规定匮乏，但检察机关在民行诉讼中法律监督地位的根本决定了他不能等同于一般诉讼参与人，其不应介入到当事人双方的对抗中，出庭的检察人员宣读了抗诉书即表明了检查机关的意见，再审程序即启动，此时检查人员即应超脱其外，静观诉讼在审判人员组织下正常进行，如发现庭审活动有违法之处，可在休庭后以书面形式正式向法庭提出，而不应当庭纠正以致影响庭审活动的进行，否则则混同于一般当事人。

3、庭审中当事人不到庭的处理。审判实践中，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而引发的再审程序中，经常会出现再审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从而影响再审庭审正常进行的情况，我们认为应区别情况处理：首先，对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视同其撤回申诉，对于原裁判不在申诉，那么基于当事人申诉而提出的抗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此时法庭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如检察机关主动撤回抗诉，则法庭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如检察机关不同意撤诉而坚持要求缺席审理，则法庭要审查申诉人未到庭情况下，原审裁判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如有此情况应继续审理并作出缺席判决，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如无此情况则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载定终结再审程序，因裁判结果的承受毕竟是当事人，当事人以对自己的权力行使了处分，代表国家的公权力即不应强行干预。其次，对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到庭，而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则无论对方当事人在原审时处何地位，均可参照民诉法第130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继续审理并缺席判决，因为相对于再审程序而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一方当事人处于发起诉论的主动地位，类似于一审程序中的原告，而对方当事人则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则相当于一审程序中的被告，故对此可按一审程序中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处理。[!--empirenews.page--]再上一页[1][2][3]下一页 次，对于再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唯有检察机关到庭的应区别处理。如原审当事人在抗诉之前或抗诉之后再审开庭之前已就原裁判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因而不到庭的，应按照“私权自治”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公权不再干预私权，由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终审判决，除非该和解协议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则仍应按检察机关的抗诉作出缺席判决。但如果再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既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又无和解的，且非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并恢复原裁判的执行，因此时原审当事人对原裁判均以服判，再审以毫无意义，从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考虑法院如是裁定。

三、对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再审程序是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且其裁判结果在客观上对原审是一种监督，是一种评价，其寄托了当事人更多的期望，特别是检查机关抗诉的案件介入了国家权力，更应慎重处理。肖扬院长指出：“解决裁判不公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审监庭。”因此，抗诉案件的再审质量问题至关重要，其关乎再审制度的存亡问题，而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再审质量，笔者认为审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经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抗诉。第39条规定：抗诉应当由有抗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而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均只是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至于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再审则未予明确，而实践中都是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样就出现诸多弊端：

1、当事人对再审不信任，抵触情绪大。当事人对原生效裁判不服，可能会认为作出该裁判的法官或审判组织对其有偏见，或有人情因素左右而向检察机关申诉，而抗诉引起再审后仍由该法院对此案再审，尽管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更换，那么就可能出现该案原来由审判委员决定，现在仍要由该审判委员会自我审查，自我否定。⑤同时原审的审判人员都是与再审审判人员朝夕相处的同事，情面难舍，因此很难有让当事人对再审裁判信服的理由，当事人往往会怀疑再审裁判的公正性，进而不能服判息诉，不停地上访。

2、对“两审终审”制构成威胁，使该制度徒有虚名，造成诉讼成本增加，司法资源浪费。如对原一审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再审程序仍照一审程序进行，所作出再审裁判当事人仍可上诉，这样就会使一些当事人既便对一审判决不服也不上诉，或上诉后在二审期间撤诉，而在判决生效后通过检查机关抗诉，一方面可以免交诉讼费，另一方面也可起到拖延诉讼的目的，在再审裁判作出后，再提起上诉，使原来的“两审终审”制变相地成为“三审终审“甚至”四审终审“，损害了司法权威，对方当事人及再审法院也会因同一诉讼而付出双倍成本。[!--empirenews.page--]

3、与《中华人民共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相冲突。该法规定，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方能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基层人民法院无此权限；而实践中大量的抗诉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交由原作出生效裁判的基层人民法院再审，这一做法又符合诉讼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作出的同一级别的两部法律相互矛盾，令基层人民法院陷入两难选择。

4、从监督的内在需要来分析，必须由高级别的法院来监督低级别的法院，低级别的法院是没有能力监督高级别法院的。⑥再审是以牺牲终局裁判的确定力和既判力为代价的，再审对原审的监督是独立的，如果再审未能纠正原审的错误，抑或将原审的正确裁判改为错误的裁判，那么其对司法权威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凭原审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从实际工作来讲是很难的，它会受到人情、审判水平、国家赔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效果令人堪忧。而按照宪法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且从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来考察，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分工更细，专业性更强，法律知识层次更高，视野更开阔，因此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更能使其保持独立性，更能保证再审的质量，更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取信于民。纵观分析，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尽快明确，对人民检查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行诉讼，应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且对再审裁判不得上诉，基层人民法院不审理抗诉的民行案件及其它再审案件，而由其上级法院再审，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注 释①、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②、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③、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④、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期。⑤、(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与意义》，《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第607页。⑥、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参考文献①、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②、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③、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④、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期。

第二篇：吉林省高法高检民行抗诉会议纪要

【法规名称】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纪要

【颁布部门】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效力属性】 有效

【法规编号】 107608什么是编号？

【正文】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纪要

为加强我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的相互协调配合，理顺工作关系，解决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进一步改进和推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审理工作，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 2005年12月26日在长春召开了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现纪要如下：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审查的案件，可以到人民法院借阅有关审判卷宗，借阅卷宗应当出具借卷函，并严格按照法院有关档案管理制度的规定办理借阅和退还卷宗手续。

人民检察院借阅审判卷宗时，卷宗尚未归档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归档并通知借阅的人民检察院。借阅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因审查不能按时归还的，应当办理续借手续。在借卷期间遇有特殊情况，人民法院需要使用被借用的审判卷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归还。人民检察院对借阅的审判卷宗，应当注意保密，妥善保管。

提请抗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况办理移送、返还审判卷宗手续：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应当将审判卷宗随同提请抗诉报告书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并函告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抗诉的，应当及时将审判卷宗退还下级人民检察院，由下级人民检察院退还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将审判卷宗、检察卷宗随同抗诉书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法院，由借阅卷宗的人民检察院将抗诉书送达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抗诉案件再审审结后，由再审人民法院将审判卷宗直接退回原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检察卷宗应当随再审卷宗一并归档。

第二条 人民法院收到抗诉案件后应当在一个半月内作出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裁定或者通知函，并将裁定书或者通知函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通过协商适当延长。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应当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及时审理。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应当函告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出席再审法庭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申诉案件并决定立案前，应当询问申诉人是否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如果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应当中止审查，同时函告接受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在决定立案并向人民法院借阅审判卷宗时，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对案件进行立案复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中止对案件的审查并通知申诉人；人民法院对案件裁定启动再审后，应当函告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对该案件应当终止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不予启动再审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第四条 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当事人如果书面撤回申诉或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予撤诉，终结再审诉讼，同时以书面形式告知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是以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出抗诉的，当事人的撤诉行为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为规避国家法律以及是在受胁迫、欺骗等违反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作出的，则不允许撤诉，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及时作出再审判决。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可以自己审理，也可以指令下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接受抗诉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

1．已经查明作出生效裁判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且人民检察院以此作为抗诉理由的；

2．经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认为应当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的。

人民法院已经再审的案件，原则上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指令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的其他同级人民法院再审。指令再审的裁定同时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抗诉案件时，人民法院应当于会议召开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检察长因故不能列席的，可以委派副检察长或者检察员列席，审判委员会应当认真听取人民检察院列席人员的意见。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立案的案件在审查时，如果发现执行原裁判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执行回转情况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建议书》，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缓执行，并书面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尽快结案，自《暂缓执行建议书》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不能及时作出再审裁定的，应在调取原审卷宗时通知执行法院或有关执行机构暂缓对原裁判的执行，直至再审裁定作出为止。

第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对人民法院经书面审理作出撤销原裁判、发回重审的抗诉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又 重审开庭的，不再通知人民检察院出席重审法庭。

人民检察院出席法庭人员的位置，其坐席应独立于诉讼当事人，并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具体位置在审判区域的右前方申诉人一侧，其坐席与审判席成120度角。

人民检察院出席再审法庭的标牌和裁判文书统一称谓“抗诉机关”。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时，其主要任务是宣读抗诉书。出庭检察人员如果认为庭审活动违法，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向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汇报，由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向再审法院提出书面建议。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不参与法庭调查、质证、辩论。如果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进行询问、质问或者发表过激言论的，法庭应予制止。

庭审结束前，审判长应当征求出庭的检察人员是否有新的情况说明。

因特殊情况人民检察院不能派员出庭的，抗诉书由合议庭人员宣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发现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该协议内容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且该协议履行完毕的，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

和解协议尚未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同时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发现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自然人死亡且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放弃参加诉讼的，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依法撤销或注销，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放弃参加诉讼的，经审查该放弃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并将裁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经合法传唤，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一方的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可缺席判决；经合法传唤，申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各方当事人均不到庭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案件，应当在结案后七日内将按缺席审理的判决书、按撤诉处理的裁定书或者终结诉讼的裁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是依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及时作出判决。

第十三条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

事、行政审判工作提出检察建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认真研究，改进工作，并在三个月内回复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启动再审程序的检察建议时，应当将案件当事人的通信地址、联络方式的记载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建议再审的案件应当立监字号案件进行认真复查，认为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启动再审程序，同时书面通知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符 合再审条件的，应当及时通知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无论对人民检察院建议再审的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都应当自收到检察建议书三个月内回复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决定对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不予启动再审程序的，人民检察院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可以正式提出抗诉。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案件，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做好息诉服判工作。

人民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时要注意引导并促成各方当事人和解，当事人各方自愿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如果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予以执行立案，人民检察院应将和解情况及和解协议告知作出原审裁判和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自行向双方当事人送达抗诉书副本，人民检察院向被申诉人送达确有困难的，应当按被申诉人的人数提交抗诉书副本，由人民法院向被申诉人送达。

第十六条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应当在原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无正当理由超过两年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如果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一般情况下，应当就原审卷宗进行审查，一般不应再进行调查取证。

如果人民检察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予以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可以在再审时依法出示并进行审核。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以遗漏被告或第三人为理由提出抗诉的案件，要求追加被告或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再审时，如果适用的是第一审程序，可以追加被告和第三人。被追加的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当在答辩期内提出，超过答辩期的不应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适用的是第二审程序，不得追加被告(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再审时根据自愿原则予以调解且调解成功的除外)；确需追加被告的，应当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第十九条 再审文书的表述，在制作人民检察院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的裁判文书中，不使

用“驳回抗诉”的表述。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时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工作。

受理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书、指令再审裁定书或者移送案件函后，应及时函告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审理抗诉或者检察建议再审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后，应及时送达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本会议纪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第一、二次联席会议纪要同时废止。

第三篇：从一起抗诉案的审理引起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简要案情及裁判：原审原告李某曾于1998年2月向法院起诉与吴某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1998年8月，吴某向法院诉讼要求与李某离婚，后又撤诉。1999年1月，李某第二次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吴某离婚。经法院审理认为，双方长期分居，互不履行义务，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1999年6月25日，法院作出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双方所生一子由李某抚养，家庭财产按李某提供的财产清单依法进行分割。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2000年8月，吴某以原审判决关于家庭财产分割严重不公，原审时自己提出的相关财产请求未被原审法院采纳。同时认为导致与李某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李某有第三者，要求李某赔偿相应损失5万元为由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00年2月，检察机关以该案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随抗诉书一并移送至法院的相关材料包括：申诉人吴某提出的尚未分割的轻摩一辆，空调一台的票据，检察机关调查相关证人的调查笔录，李某因经营在税务部门纳税的谈话记录，税务检察报告，因漏税在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书及李某在离婚后在某储汇中心存款10余万元的查询记录等证据。再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被告吴某提出的均是原审判决中未出现过的新的证据，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按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再审。但民诉法没有现定检察机关可以以当事人提供的新的证据及检察机关依职权调查的新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故再审法院以裁定形式从程序上驳回检察机关的抗诉。评析这是一起检察机关抗诉引起的普通再审案件，在案件的处理上曾有过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依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既然已经再审，就应当在再审中对当事人提出的及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原审中未出现的新的证据进行审查，经过再审审理，确定争议事实的真实性，如果经查实，确有部分财产未予分割，应重新作出再审判决，对尚未分割的财产进行分割，体现再审的救济原则。另一种意见认为，抗诉机关以原判决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虽然是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且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从当事人提供给抗诉机关的证据及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相关证据来看，均是原审判决中未出现过的新的证据。法律没有规定抗诉机关可以以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相反，对当事人来说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就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到原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因而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从严肃执法角度，应驳回其抗诉。再审的结果是裁定驳回抗诉。笔者同意第二种处理意见。但这起普通的抗诉案件，所涉及的以下问题笔者认为值得探究。

一、关于抗诉案件的审查立案问题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由于自身裁判错误，被上级法院发现并指令再审予以纠正，必须立案进行再审。但如果是由于抗诉机关的抗诉。上级法院书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对下级法院来说，是否进行必要的立案审查，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实践中，对下级法院（笔者在这里主要指基层法院）来说，往往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无须进行立案审查，从前述案件不难看出，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抗诉是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履行民事监督的独特方式，目的是启动法院再审程序对错案予以纠正。但法律规定抗诉必须在法院生效裁判出现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才能提起，且是向同级人民法院（上级法院）提起抗诉，由于不同于上诉，上级法院在不了解下级法院原裁判过程的情况下，很难发现抗诉机关的抗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也不会去审查抗诉机关抗诉内容，而是书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将本应立案时的审查转移到再审时的“审查”（实际是一种审理过程），人为地增加了法院人力、物力的开支，甚至浪费有限的审判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不合规定的抗诉，动摇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有时甚至加剧公众对司法不公的错误认识，因而笔者认为对基层法院而言，上级法院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时一并指令予以必要的立案审查，避免出现上述的几种情况。再说法律没有规定因抗诉机关的抗诉而放弃对抗诉案件的立案审查。

二、关于对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也是检察机关能够提出抗诉的理由之一。为了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正确与否进行准确的审查和判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条款中“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进行分析和再认识。我们知道，如果据以认定某一事实存在的证据足以能够证明该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并能反驳它事实的，那么该证据就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尽管由于在对某一事实证据的论证上由于证据的多重性而表现出在审判实践中对相关证据理解和把握上的不确定性，不难看出，既然是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就是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不存在足与不足的问题。因而，首先对该条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证据”应推定由于它不是直接证据，需要我们在判决、裁定前对它作出是否与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有逻辑上联系的推断，作出正确的采信与不采信的判断。而由于目前法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对证据的采信上极易出现偏差，这亦是出现法律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的原因之一。其次，抗诉机关如何以此条款进行抗诉，从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5月10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理程序试行规则》第十一、十二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该条规定检察

第四篇：从一起抗诉案的审理引起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简要案情及裁判：原审原告李某曾于1998年2月向法院起诉与吴某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1998年8月，吴某向法院诉讼要求与李某离婚，后又撤诉。1999年1月，李某第二次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吴某离婚。经法院审理认为，双方长期分居，互不履行义务，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1999年6月25日，法院作出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双方所生一子由李某抚养，家庭财产按李某提供的财产清单依法进行分割。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2000年8月，吴某以原审判决关于家庭财产分割严重不公，原审时自己提出的相关财产请求未被原审法院采纳。同时认为导致与李某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李某有第三者，要求李某赔偿相应损失5万元为由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00年2月，检察机关以该案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随抗诉书一并移送至法院的相关材料包括：申诉人吴某提出的尚未分割的轻摩一辆，空调一台的票据，检察机关调查相关证人的调查笔录，李某因经营在税务部门纳税的谈话记录，税务检察报告，因漏税在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书及李某在离婚后在某储汇中心存款10余万元的查询记录等证据。再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被告吴某提出的均是原审判决中未出现过的新的证据，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按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再审。但民诉法没有现定检察机关可以以当事人提供的新的证据及检察机关依职权调查的新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故再审法院以裁定形式从程序上驳回检察机关的抗诉。评析这是一起检察机关抗诉引起的普通再审案件，在案件的处理上曾有过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依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既然已经再审，就应当在再审中对当事人提出的及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原审中未出现的新的证据进行审查，经过再审审理，确定争议事实的真实性，如果经查实，确有部分财产未予分割，应重新作出再审判决，对尚未分割的财产进行分割，体现再审的救济原则。另一种意见认为，抗诉机关以原判决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虽然是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且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从当事人提供给抗诉机关的证据及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相关证据来看，均是原审判决中未出现过的新的证据。法律没有规定抗诉机关可以以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相反，对当事人来说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就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到原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因而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从严肃执法角度，应驳回其抗诉。再审的结果是裁定驳回抗诉。笔者同意第二种处理意见。但这起普通的抗诉案件，所涉及的以下问题笔者认为值得探究。

一、关于抗诉案件的审查立案问题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由于自身裁判错误，被上级法院发现并指令再审予以纠正，必须立案进行再审。但如果是由于抗诉机关的抗诉。上级法院书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对下级法院来说，是否进行必要的立案审查，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实践中，对下级法院（笔者在这里主要指基层法院）来说，往往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无须进行立案审查，从前述案件不难看出，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抗诉是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履行民事监督的独特方式，目的是启动法院再审程序对错案予以纠正。但法律规定抗诉必须在法院生效裁判出现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才能提起，且是向同级人民法院（上级法院）提起抗诉，由于不同于上诉，上级法院在不了解下级法院原裁判过程的情况下，很难发现抗诉机关的抗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也不会去审查抗诉机关抗诉内容，而是书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将本应立案时的审查转移到再审时的“审查”（实际是一种审理过程），人为地增加了法院人力、物力的开支，甚至浪费有限的审判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不合规定的抗诉，动摇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有时甚至加剧公众对司法不公的错误认识，因而笔者认为对基层法院而言，上级法院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时一并指令予以必要的立案审查，避免出现上述的几种情况。再说法律没有规定因抗诉机关的抗诉而放弃对抗诉案件的立案审查。

二、关于对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也是检察机关能够提出抗诉的理由之一。为了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正确与否进行准确的审查和判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条款中“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进行分析和再认识。我们知道，如果据以认定某一事实存在的证据足以能够证明该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并能反驳它事实的，那么该证据就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尽管由于在对某一事实证据的论证上由于证据的多重性而表现出在审判实践中对相关证据理解和把握上的不确定性，不难看出，既然是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就是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不存在足与不足的问题。因而，首先对该条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证据”应推定由于它不是直接证据，需要我们在判决、裁定前对它作出是否与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有逻辑上联系的推断，作出正确的采信与不采信的判断。而由

于目前法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对证据的采信上极易出现偏差，这亦是出现法律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的原因之一。其次，抗诉机关如何以此条款进行抗诉，从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5月10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理程序试行规则》第十一、十二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该条规定检察机关不仅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要进行全面地审查，同时对当事人要求补充证据，或者要求进行勘验、鉴定的，应审查是否属于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新的证据，只有在不属于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来证明法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有学者认为，由于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监督对象的不当性，决定了其监督方式的唯一性和监督时机的事后性，使得检察机关只能在裁判生效后进行监督①，为了监督的成功，利用职权帮助申诉人来收集相关证据（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申诉人的代理人的角色），前述案件正是如此。有一时期则追求抗诉的数量，而忽视监督的质量，使抗诉这种监督的唯一方式显得极其随意。因而必须明确检察机关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就原审中提出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和裁判进行审查，当事人只能以其在原审中提供的而法院无正当理由没有认定的证据，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不能通过提出新的证据向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检察机关亦不应依职权进行调查以获取新的证据，更不应以新的证据来证明法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而向法院提出抗诉。

三、关于基层法院裁定驳回抗诉问题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认为不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可依照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而对于不符合抗诉规定的抗诉案件，法院能否裁定驳回抗诉？有人认为，抗诉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一种诉权，抗诉机关既可以撤回抗诉，法院亦可以裁定驳回抗诉。当抗诉经审查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情形，且是在抗诉机关不同意撤回抗诉的情况下，可裁定驳回抗诉：一是原判决、裁定不存在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能引起抗诉的四种情形；二是申诉人本应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再审，而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据此提出抗诉的；三是检察机关依据申诉人的申诉，以职权调查收集新的证据而向法院提出抗诉的（笔者认为不应包括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虽然有一时期，检察机关追求抗诉的数量，忽视对抗诉的质量要求，出现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的情况也属正常，但笔者认为裁定驳回抗诉应由立案庭在对抗诉进行立案形式审查时作出，而不宜由再审法庭作出，对基层法院而言，还应向上级法院报告备案。首先，由于法律规定，抗诉是由上极检察机关向同级法院提起，然后由上级法院指令作出原裁判的下级法院进行再审，下级法院再审是在指令的情况下针对上级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因而对抗诉的处理结果必须报上级法院备查。其次，虽然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再审，但必须是符合抗诉形式要件的抗诉案件，法院在对抗诉的审查过程中，不能因为检察机关有对法院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的权力而随意地使已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处于待定状态，对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抗诉案件，由立案庭经审查后告知检察机关并建议撤回抗诉，否则，可作出裁定从程序上驳回抗诉。但是，经立案再审的抗诉案件，再审合议庭必须再审。在再审中，依据检察机关的抗诉，对原裁判进行是否存在抗诉所反映的问题的实质审查，此时，要对抗诉的内容作出实质评判，如果原裁判存在抗诉所反映的问题，则须予以纠正，由再审合议庭作出新的再审判决。有一种情况，如果抗诉虽能反映出原裁判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足以动摇原裁判的（不完全是实体判决结果的）则不能用裁定的方式驳回抗诉，而应是以再审判决方式维持原裁判在再审判决中对抗诉不予支持的理由作充分地阐述，一方面反映出法院接受检察监督的态度，同时作为抗诉机关也较能够予以接受。

第五篇：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page_break][] 行检察工作走入低谷。出现有些县院民行工作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全年工作为空白。三是由于民行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民行检察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极度不适应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临时凑数思想严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执法意识不强。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民

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加大措施，狠抓办案，提高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质量。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质量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更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得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因此，首先要从增强民行监督意识入手，充分认识民事行政检察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对错误裁判进行抗诉，平息民怨，对正确裁判进行息诉，化解矛盾，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职责。其次在审查案件中，要坚持“敢抗、抗准”和“公开、公正、合法”的办案原则，紧紧抓住办案质量、办案效果、办案效率三个环节。坚持正确的审查方法，在办案中积极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制作了《民行申诉案件受案、立案告知书》，维护当事人的及时告知权利和义务，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全面了解、查清案情，保证案件的正确办理。坚持把握好抗诉标准。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决定是否抗诉时，严格按照抗诉条件审查把关。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第三，理顺办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要明确办案质量是民行监督的前提，办案数量是保证民行监督效果的基础，要把办理民行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民行检察工作量化指标，规定立办案件数量，以促进全市民行检察工作向前发展。

加强协调、理顺关系，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顺利开展酿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但每改判一件案件，必然会影响到审判人员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与法院的联系，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争取法院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民事行政检察的操作规程，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步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使民行检察工作与审判工作既相互监督又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建立定期汇报制度，主动向党委和人大汇报民行检察工作目标、工作部署和工作情况，特别是对办案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困难要及时向党委和人大汇报，寻求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支持，使党委、人大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坚强后盾，从而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