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改革与法治

第一篇：谈谈改革与法治

谈谈改革与法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十分重要，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措施保障。一个《决定》以改革为主题，一个《决定》以法治为主题，那么改革和法治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值得研究。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我国处在全方位改革的时代，对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处理，攸关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从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体制改革的特点是政策驱动型，不少领域的改革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甚至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进行的。尽管也有法律，但法律往往只是发挥对改革成果的事后确认作用，而非引领和规范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与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推进改革的法制驱动型改革模式相比，我国这种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是可以避免繁琐复杂的立法程序的束缚，迅速、灵活地回应社会的紧迫需求。

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法治在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之一，政策的实施机制、保障机制以及责任机制没有严格规定，政策实施效果跟领导的关注程度有很大关联，改革决策的稳定性与实效性缺乏制度保证。原因之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改革往往涉及深刻而强烈的利益调整，各方面利益博弈日趋激化，如果不经过正式而严格的立法程序，就难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公正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从而影响社会对改革决策的认同。原因之三，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治国方略并载入宪 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违法改革的正当性受到更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正视依法治国的要求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巨大张力，这表现在立法程序的复杂性与变革的紧迫性，法治的稳定性与社会转型的全面、深刻性，法治的统一性、普遍性与改革的渐进性、地方探索性等方面的矛盾。不仅如此，由于法治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治国方式，而且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诸如党政关系的调整，立法、行政和司法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等等，这些调整绝非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

因此，全面认识、恰当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法治的基本要求，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改革，当改革遇到制度障碍时，应努力在法律体系内通过法律解释等持续寻求解决之道，并通过行政管理手段的创新，减少改革与法制的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应通过授权等形式，为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更大的空间。此外，也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权力结构的调整，为推进法治提供政治基础和保障。

四中全会《决定》的第七部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突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并且要求我们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定》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领导改革的能力。

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必须自觉地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活动，必须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进行，从而保障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改革要创新突破，法治讲规则程序，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在实践中也常遇困惑。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的关键。

（1）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需要法治的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初，法制很不健全，改革经验也不足，改革决策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革决策则需要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需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改革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谈话行政、协商行政、公开行政等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通过民主参与、民主听证、专家论证、集体决策、失误问责等法治程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保障改革决策前瞻性和科学性。实践证明，一些地方立足于GDP，“保税收”、“保发展”、“保地方利益”、“保眼前利益”而忽视甚至牺牲群众利益的改革，必然失去改革的科学性与公信力，引起群众的不满。

（2）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需要法治的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集3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成熟政策于一体，基本上是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因此改革也必须坚持“法律至上”和“法律统一性”原则，不得违法改革。一些地方或部门出台的违反上位法的改革性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就破坏了全局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必然出现地方争利、部门垄断、“五龙治水”、规章打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比如在一些基本国策方面，无论地方如何改革，国家现行的土地法律法规不能突破，十八亿亩的红线不得逾越，否则这种改革不是科学发展。如某地为维护稳定，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但不应当把事态引向其他地方，不能因为某地保了稳定，其他地方则更不稳定。

（3）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重点需要法治的保 障。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具有根本性的稳定性的全局性的国家制度。当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但还不完善。个别现行法规，已经成为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法治的本质应当是良法之治，何为良法？良法应当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应当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要能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重点，也需要从立法的角度清理现行法律规范入手，看准了的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改废而确立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促进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

所以，改革和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改革需要法治保障，法治在改革中推进发展，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

第二篇：法治与改革,谁是笼中之鸟

法治与改革，谁是笼中之鸟？

在当前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形势下，法治的政治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在中国前所未有地统一在了一起。法治理想因此具备了现实推动力，也因此和改革逻辑相结合，成为深化改革的思维和方式。

当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走入第四个10年之时，改革话语和法治话语同时向“全面”的层次升级，一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遥相呼应。

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提出了“笼中之鸟”的比喻，来界定搞活经济和计划指导的关系。鸟得让它飞，捏在手里会死掉，但也不能没有笼子，否则鸟就飞跑了。最理想的状态是根据小鸟成长的情况，逐步扩大笼子的空间。

这个精妙的比喻也被法学者用来形容过去30年中国的法治发展：法治之鸟囿于体制结构、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无法展翅高飞，法治状况只能随着外部环境起伏。法治的外部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方向和力度，因此“笼中之鸟”实际上也暗合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如今，新一轮改革大潮涌现，改革与法治齐头并进，梳理、反思和展望两者的关系，正当其时。

法治与改革的腾笼换鸟

长期以来，法治建设只是经济改革的“配套”领域，主宰两者关系的主导性思维是“改革先行，待条件成熟，成果显现后，以法律形式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这种思维之下，经济特区、试点、改革试验区等遍地开花。这些区域实际上是“制度特区”，允许试验超前于全国性法律法规的制度。这种方式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时期，对推动法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起到破除陈规的效果，也减轻了思想观念上的阻力。

2011年，中国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如期建成，此时法治建设的主要挑战不再是立法，而是现有宪法法律的实施。然而，曾经推动法治进步的“先行思维”已经在各地的改革施政者脑中形成惯性。区域试验性的改革策略尚属可控，但这种思维的普及却难以控制。直接的表现就是“良性违法”一度流行，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没有法律根据甚至与法律明文规定相悖的情况下，率先出台政策，这甚至被用以衡量主政者是否具有改革精神。

被滥用的“先行思维”是对法治思维的直接冲击。法治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不以结果论成败，而只看行为过程是否合法。“先行思维”则恰好相反，借改革之名，在政策制定层面上，只要是主政者认为可能出效果的政策和措施，则不论是否违法，都可以推行，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则不惜脱离法律轨道；在法律实施层面上，只要施政者认为实施后果可能出现不利结果的，都可以扭曲司法和执法的过程。此时，法治成了改革的 “笼中之鸟”。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能力。这种提法可谓对改革和法治关系的“拨乱反正”，两者之间腾笼换鸟，原本受制于改革的法治，扭转而成框定改革的笼子。

两者位置的转换，实际上根植于宏观的经济背景，也是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等主要生产要素都出现种种问题，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也面临挑战。不论是学界还是官方，都将拉动内需作为主要对策之一。显然，与出口相比，内需市场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当然，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诱因，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要维持长期持续的发展，法治化是必然要求。正因为如此，目前在中国呼吁法治最热烈的，除了法学界，就是经济学界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对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

米勒的话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遇到的瓶颈和主要挑战已经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其二，价格规律、自由竞争等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果的内在逻辑，若缺少法律的保障，这些经济学规律在市场上就可能被来自市场外的力量所扭曲，无法推动进一步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将市场提高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市场化不足有两方面不同性质的原因，一是在制度上开放不足，二是市场活动容易受到权力干扰。前者要求在立法上改革现有制度，后者则要求完善执法和司法体制，建立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两者都呼唤“更多的法律”。

限权与赋权

法治的两个主题是限制政府权力和赋予公民个人权利，从政治学角度看，就是划清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边界。从经济学角度看，赋权就是解放市场主体，使自由和平等竞争成为可能；限权则是保护市场不受“看得见的手”随意干扰。在当前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形势下，法治的政治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在中国前所未有地统一在了一起。法治理想因此具备了现实推动力，也因此和改革逻辑相结合，成为深化改革的思维和方式。

要使改革遵循法治轨道，则突破阻碍发展的制度和弥补制度空白的着力点，正应该放在限权和赋权两个方面。

李克强总理说，要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不让政府频频伸手，也就是要限制政府不必要的职能，祛除造成“特权经济”横行的繁复的行政审批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而在赋权方面，经济形势已经发生转变，“低人权优势”难以为继，例如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型城镇化若不是以农民在户籍、福利和财产权利方面的平权为前提，则可能沦为资本和权力对乡镇的新一轮侵蚀。

限权和赋权可以说为改革限定了实体意义上的法治标准。在程序意义上，改革的内在含义自然包括破除既定制度，激发发展的最大潜能。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的改革“变法”—修改或废除不符合限权、赋权要求的法律，完善已有的实践了法治理念的法律—显然不能回到以结果为导向的“良性违法”的思路上去。制度的改变应当遵循立法的规则，以法定程序和法定权限进行。

其中一大问题是，谁将作为改革的主要操作者？部门和地方都有可能借改革之名，在制度变革中谋取部门和地方利益，甚至像“郭京毅案”一样，以立法的形式进行权力寻租，完成利益输送。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意味着，改革操作主体已经上升了最高层，有助于突破原有的以条块主导的改革利益格局。

新一轮的改革无疑趟的是深水区，面对的是深层次而复杂的利益格局，因此规则制定的过程若不能涵盖最广泛的利益群体，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则无法在立法的源头上坚持法治方向。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并且将以往惯用的“管理”替换成了“治理”。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的解读，这意味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

多种力量参与有助于避免只重实效而不顾程序合法性的 “变法”。2012年底，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议案，提请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此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但根据法律规定，要调整法律设定的审批项目，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务院此举说明改革的方向和方式都可以在法治轨道上顺畅运作。

“负面清单”的法治思维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改革试验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已高调设立，为新一轮改革定下了基调。自贸区改革力度之大超过其他诸多改革试验区，其中一个新颖的举措便是为投资者罗列“负面清单”。不在清单上的领域，除特殊情况外，不需政府批准只需备案就可以进行投资。

“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一种法治思维。在“先行思维”之下，一些改革的实施者认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或是禁止的，政府都可以出台政策或是直接行动，这样就产生了许多可供寻

租的权力灰色地带。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个人和市场上的行动者却采取另外一种思维，认为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是赋权的，个人和市场主体都不能做。其结果，相当于将个人和市场主体关入了鸟笼，而政府则在鸟笼之外，有无限大的裁量空间。

“负面清单”则恰好相反，将政府关进了鸟笼，却将广阔的天地留给市场主体。清单虽然面向投资者，但实际上限定的是政府的权力，划定了政府可以进行审批和管理的领域，除此之外，都应该由市场主体自由发挥。

可以说，“负面清单”是法治的限权和赋权思维的具体表现。它不仅适用于市场审批的领域，实际上在公民权利、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等诸多法治领域，都可以推广。被废止的劳教制度正是其中一个例子。

自贸区的另一创新举措也回应了另外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法治与改革关系的课题。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法律法规出于客观需要，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出台，冠以试行或暂行的名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制定的试行法规。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本应“暂行”的法规，却因为没有明确试行的期限，而长期生效，没有修改或者废止，留下了诸多不确定的制度模糊和权限不清的地带。

对于上海自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明确了调整期限是3年。3年后将根据实效，亦或修改法律，亦或修改自贸区的有关规定。

以法治凝聚改革的共识，这已是目前各方所能达成的最大共识。改革的急迫性不仅出于面临问题的艰巨性，还意味着改革举措应该更快地落实为法治现实，以此展现改革的诚意和成效，避免潜在的危机。然而，众多暂行规定的长期存在，折射出许多领域的改革处于有始无终的状态。本着法治思维的改革应当减少止步于“试行”的待定状态，以明确、具体、可行的规则凝聚已经达成的共识，并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迈向下一个共识。

分析了法治与改革的上述几个层次的关系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国际上一些研究法治建设的学者在考察了俄罗斯和南美等转型地区的经验后，得出结论，若正式的法治体制不能及时建立，市场和政治都可能被权力和利益主导的潜规则所把持，并形成难以突破的僵局，改革将无从突破。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不仅是改革应奉守的思维和方式，还是改革顺利开展和有所成效的前提。

若要避免市场和政治落入潜规则之手，除上述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外，则有必要在执法上建立监督和制衡体系，排挤潜规则滋生的空间，这取决于审判权独立的程度、纪检体制的高效性、政府信息的透明度等多方面的因素。

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为实现长期的繁荣稳定，改革大潮又不可停歇。朱子有言：“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经权交替，其前景如何，就取决于法治与改革哪一样是笼中之鸟。

第三篇：改革与法治让中国梦“两翼齐飞”

改革与法治让中国梦“两翼齐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之后，党作出的又一重大历史性决策。改革和法治，将成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梦”的“两翼”。

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了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然而，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凸显。继续深化改革只能“啃硬骨头”，如果没有相应的法治体系进行护航，无疑会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依法治国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保障。改革要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疾、突破固化的利益格局，这就需要以法治来开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更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更严格的执法、更公正的司法，能够扫清改革障碍，保障改革顺利进行。

改革也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依法治国要求改革不能突破

法律界限，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法治的约束将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让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福祉、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依法治国本身也是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层次改革。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中，“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意味着权力将被进一步关进笼子，政府的运行将更加阳光透明，简政放权将更加彻底。这将以法治的力量为改革释放“红利”，激发活力，让依法治国与改革深化形成协同推进的巨大效应。

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依法治国，目的都是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将法治与改革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双轮驱动”，为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更良好环境。改革与法治“两翼齐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早日实现。

第四篇：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前行

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前行 封丽霞：

改革与法治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将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进行。改革为法治发展注入了动力、指引了路径，法治又为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实践当中，改革的任务常常就是法治的任务，改革的难点通常也是法治的难点。

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改革，本意是“改变”“打破”和“革除”，指的是改革和突破旧制度和旧事物，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力。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改革就是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的特点是“变”，是对既有制度和现实状态的一种“改变”。就此，有人说，改革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相形之下，法治是要对一种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化、确定性、权威性和可预期的调整。换言之，法治的特点是“定”，是要把某种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显然，法治与改革之间必然存在“定”与“变”的矛盾。

正因为此，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改革与法治二者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要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就不能讲法治。还有人鼓吹“改革要上，法律就要让”，要“超常规”发展就要突破法治。这种认识误区常常使得一些人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理直气壮地绕开法治、背离法治。其实，这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法治之于改革，不仅是规范和控制，而且也有积极的引领和保障。从法理上说，改革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改革是法治的先导，法治是改革的重要条件。没有健全的法治，改革将缺乏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秩序，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难以得到巩固和确认。改革的实践还有可能陷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反之，如果没有改革，法治的发展也会缺乏所必需的经验、现实基础以及可预见的方向，因而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必要性和动力。

从“政策推动”到“法律引领”

从改革开放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通过大规模的国家立法引领和推动各项改革，通过不断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以法治建设来引领和保障

各项改革事业，是当代中国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项主导原则和重要策略，也是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和法治工作的经验总结。可以说，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也相应是法治建设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与起步，意味着以大规模立法为先导的法制的恢复与重建的开始；改革开放的有序推进，带动形成了“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法治工作格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立法高潮；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一言以蔽之，改革持之以恒地推动着我国法治的进步。我们的法治发展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改革精神。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常常是以政策而非法律来推动改革的进程。很多重大的改革往往是在没有宪法法律依据甚至是在“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政策推动型改革在法治基础贫乏、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它能够以政策的灵活性、见效快、针对性强等特点及时回应改革事业的各项要求。但是，毋庸置疑，政策推动型改革容易蜕变为主要依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来推动改革。改革的进程也主要仰仗于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及其对特定改革事项的关注程度，改革的目标实现必然也充满了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的改革“新官不理旧账”“人走政息”，改革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现实当中，通过政策来推动改革也造成了政策与法律、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扭曲与错位。在政策推动型改革模式之下，人们逐渐形成了重政策、轻法治的观念，而且强化了参与改革实践的政治精英的人治意识，造就了许多改革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轻视法治的机会主义。由此，也就造成了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可以说，不论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被边缘化者，不管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多由于自身经历和社会经验缺少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法治权威的足够尊重。

理性认识法治之于改革的贡献与不足

时下，改革与法治都处于共同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正视法治所处的当下的客观历史环境，理性认识法治对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与不足。当务之急，我们要坚决摒弃关于法治的可有可无的“虚无主义”态度，务必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可能做到各项改革事业的全面、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法治底线一旦被突破，就有可能导致国家解决社会纠纷正式机制的失灵或失效。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紊乱局面，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实现。改革与发展也将成为痴人说梦、可望不可及。故此，在实践中要充分重视法治之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法治权威，充分认识法治的主导型功能，强化法治发展的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破除关于法治的不切实际、过于理想的“万能主义”幻想。在我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之时，在还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之前，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目标冲突与矛盾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这主要表现为：法治的保守性、确定性、规范性与改革的创新性、突破性、越轨性之间的矛盾；法治的统一性、原则性与发展的地方性、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法治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稳定的社会控制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法治所内涵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改革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效率优先的价值准则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与已进入现代化成熟与稳定发展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法治与改革的内在冲突、法治之于改革的从属性与工具性，以及法治所调整之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等因素，都会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带上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在很多情况下，法治手段有可能会显得无力甚至是失灵。

在现代法治视角之下，法是一种符合正义标准和客观规律的行为规则。依法办事，表面上看会束缚手脚，但从长远看是成本最低、矛盾最少、最为理性平和的处理方式。脱离法治、急功近利地谋求改革与发展，尽管可能得到暂时、立竿见影的好处，但只能适应一时一地，无法长远、难以持续。没有法治保障的改革如同脱轨的火车，可能“欲速则不达”，最终可能不是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却可能以改革之名破坏改革事业。故此，必须牢记，要把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与民众的可理解程度、社会秩序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把改革的路径和手段与法治的限度和底线结合起来。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来引领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更加要求各项改革举措的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和协调性。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大背景之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有法可依的历史目标之后，在执法、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效以及民众的法治意识普遍提升之后，我们以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固，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偏离法治轨道大搞“短、平、快”的改革，甚至是公然进行违宪改革或违法改革，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指责，也必然会使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到严峻挑战和普遍怀疑，自然也会加大改革的风险与阻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改革与创新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同时，法治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的需要。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是构建改革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义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首先，要把握好改革进程与法治进程的同步性和互动性，将改革决策与法律的立、改、废结合起来。对于滞后

于社会发展、阻扰改革进程的陈旧之法要做到及时废止，为改革扫清道路。对于已经被实践验证的成功的改革经验与成果也要及时通过创制新法确定下来。其次，改革要尽量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直接冲突。如果确实要突破或变通宪法和法律规定，应事先获得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或专门授权，以便为改革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和依据。再次，对于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改革行为，对于打着改革的大旗破坏法治的行为，应予以及时纠正和阻止。对于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违法改革，要通过司法途径判决其行为无效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总而言之，改革、发展与法治都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题词。其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法治是手段。在现代法治原则之下，依法办事是实现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当前，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牢固树立法律权限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观念，始终对宪法法律存敬畏之心，在工作实践中努力以法治思维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方式推动改革进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我们的改革事业。

第五篇：以法治改革守护“中国梦”

尊敬的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共提及“法治”一词5次，每次提及都对应着一个“改革”的领域，分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由此可见，全会公报将“法治”作为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概念之一。

公报中提出的“法治中国、”是对“法治”的全新诠释，将“法治”提升到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高度，在此理念下，法律将规范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任何领域的改革都必须同法治改革相协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明确了“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从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的重要转折。

法治改革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法治”的概念虽然屡被提及，但人们的目光长期投放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法治领域的改革常被忽视。实际上，法治改革不推进，必然会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譬如，用法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曾经是一个常用的表述，但是，很难想象能用一个缺乏改革、略显滞后的“法治”，去为改革之后的经济领域保驾护航。再如，曾经有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发出过“改革要敢于突破法律禁区”的“豪言壮语”，这亦体现出法治滞后导致的“想改革先违法”的尴尬。

法治改革是中国建设发展的基石。只有通过法治改革，实现全新历史时期的法律更新，才能使改革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这也是为什么全会公报中财政改革的举措将“完善立法”放在了首位。在全部领域的改革中，法治改革先行都是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障。

法治改革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唯一途径。今天，“法治”已经被确定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然而，要真正充分发挥“法治”的全部优势，实现 “法治中国”，我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多次强调建设法治中国的原因。进行法治改革，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由最高层确定法治改革的整体方针和策略、立法机关推动法律完善和更新、加强司法独立和确保严格执法;另一方面，以社会公众为主导，以公众诉求和市场需要为基础，推动自下而上的法治改革，贯彻法治理念。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梦想，而“法治中国”不仅是中国梦的内容之一，更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为此，我们应将法治改革贯穿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始终，为中国梦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