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反思我国危机教育体系的完善[五篇]

第一篇：从汶川地震反思我国危机教育体系的完善

从汶川地震反思我国危机教育体系的完善

发布时间： 2008-9-27 11:17:40 被阅览数： 673 次 作者： 陈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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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全球风险社会，我们将面临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考验。汶川地震表明，我国的危机教育仍然十分匮乏，需要从设立危机教育专门课程、建立实训基地、编排网络和电视教育栏目、培训志愿者、建立防灾日等方面入手来完善我国的危机教育体系，以增强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风险社会 汶川地震 危机教育体系

汶川地震是本世纪初中国人民经历的一场重大灾难。在灾难面前，伟大的中国人民体现出了英勇顽强、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充分展示。在被爱国热忱和人性的光辉深深感染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我国危机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汶川地震：“风险社会”的严峻考验

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曾指出：“海枯石烂，苍海桑田，正如同未来时代里的山峰现在已经隐然浮现在北海或亚得里亚海的海平线上一样，未来的各种巨大风险和灾难将像世界杯赛一般在世界各地轮回上演，全球风险社会现在已经隐然浮现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之中。自然的破坏力与市场的破坏力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联袂出击，协同冲刺，形成共震，使得未来的全球风险社会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在此，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借其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或凭借其个人所能作的决策来确定或能够确定其自身的地位、前程和命运，人们完全生活在随时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和灾难的不确定性之中。”①在贝克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社会的发展虽然极大地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生活，但是，人们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驾轻就熟地控制和支配自然；相反，自然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人们已经生活在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时有发生的“风险社会”中。

汶川地震正是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侧影。近些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印尼海啸、缅甸风暴，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启示人们在自然面前人类其实是多么脆弱。这次汶川地震，也是在国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让国人和世界人民揪心。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却一次又一次地考验我们。仅以地震为例，在过去的近百年时间里，我国发生的较大地震就有十多次：1913年云南玉溪地震，发生地陷；1917年云南大关7.5级地震；1920年宁夏海原8.5级地震，波及范围东至上海、西到玉门、南达四川乐山、向北直至北京、天津，共波及面积约170万平方公里，极震区内建筑物几乎全被震倒，死于这次地震的人数234000余人。1923年四川炉霍7.3级地震；1925年云南大理7级地震；1927年甘肃古浪8级地震；1938年四川叠溪7.5级地震；1950年西藏察隅8.6级地震；1970年云南通海7.7级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人；1988年云南澜沧—耿马7.6级地震；1995年中缅边界7.3级地震；1996年云南丽江7.0级地震；1997年新疆伽师7级地震等。②除了地震，我们还面临着洪涝、雪灾、旱灾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对这些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我们不得不承认“风险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

贝克所指的风险社会，既包含这些自然风险，又包含社会风险。在他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全球性和有限可控制性：在传统社会中，人类遭遇的风险多数源于自然灾害，那时的风险是由外在因素、自然因素导致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源于人类自己，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负作用和负面后果；在传统社会中，世界格局相对封闭，人们的生存以地域性、本体性为主，源于自然灾害的风险往往是局部的、地区性的。现代化所引起的风险则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无论是风险发生的时空，还是风险导致的后果，都呈现一种全球性漂移、难以预测、不可控制的特点；从总体的、历史的角度看，当代社会风险的发生是必然的，人类不可能彻底避免和根除风险。但是就具体的、特定的风险而言，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与顽强，有能力将风险降到最低。③面对科学理性和工业社会的无限膨胀，贝克表现出高度的冷静和担忧。他说：“许多人认为，风险时代只剩下一个权威，那就是科学。但这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完全误解，而且也是对风险概念的完全误解。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④不仅如此，贝克呼吁人们重视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不要将工业化看作解决某些问题的手段或捷径而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如果当今还正行进在工业化道路上的那些国家能够避免工业化高度发达国家当初所犯错误和所走弯路的话，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将会变得容易多了。但是，如果工业社会还在不经审验不加限制地疯狂扩张的话，如果这种工业化扩张行为还被人们认为是控制和解决包括贫穷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的捷径的话，那么铺天盖地而来的巨大风险和灾难将会经常取代有关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抽象的争论。”⑤

今天，我们正处在工业化迅猛推进的历史时期，当我们享受到工业化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社会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恐怖活动、经济波动等各种“风险”。面对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和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我们既不能盲目悲观，更不能掉以轻心。理智告诉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范风险、抵御风险，增强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危机教育的匮乏：影响抗风险能力的重要因素

与日益增长、防不胜防的风险极不相称的是，我国的危机教育体系极不健全，全社会的危机教育极度贫乏。在我国小学阶段，危机教育是一片空白；在中学阶段，虽然历史、生物、化学课程的教材中提及人类历史上的若干次大灾难、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但大多都停留在表面，而对灾难生成的根源以及人类应汲取的教训，则教学内容基本没有涉及；在大学教育中也很少涉及社会风险和危机方面的内容，更不用说开设专门的课程；企业的危机教育大多只涉及经营环境和市场竞争方面内容，基本上不是从社会危机的角度看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的危机培训与社会发展要求相距甚远：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过度关爱，重视IQ而忽视EQ，忽视孩子生存能力的培养；社会教育和舆论宣传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甚至有意识地掩盖已发生的或可能出现的危机„„所有这些，与我国当前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抗风险需要是不相适应的。⑥

相比之下，国外十分重视国民的危机教育。美国在幼儿园里就会教孩子摔倒或扭伤的时候该怎么办，从幼儿园就开始对学生进行食品安全教育，从小培养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进了小学，就要开始接受正规的急救训练；美国的中学生每周至少要上一节急救的课程，如果不能通过急救课的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高中也常增设安全教育等一些应急课程，通过这些专门的课程教给孩子遇到地震、洪水等的应急措施。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里工作的有近万人。由于电梯停运，人们只能从几十层高的楼上走下来。然而人们在下楼时都非常自觉，沿着楼梯右侧往下走，消防人员则沿着楼梯的另一侧上楼灭火救人，秩序井然。数以千计的人能在这次重大危机中得以生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民众良好的应对危机能力和素质，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全民危机教育的重视。“9.11”事什以后，美国大学很快就引入了国土安全、反恐和灾难处理等新专业，以适应国土安全部的设立对安全方面大量人才的需求。⑦

日本的6年小学教育中就有近40个课时的教学内容涉及到危机教育，它们分别被安排在国文、地理常识、历史启蒙、人与自然等课程中。政府组织编写有关教材，一些政府官员还亲自写书，传播自己的危机管理经验。我国台湾省，相关的教育内容在整个小学教学阶段也近30个课时，而且危机教育一直延续到大学阶段。⑧

由于危机教育长期不到位，每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总是高度恐慌和手足无措。这次汶川地震人员伤亡如此惨重，除了震级特别大、建筑陈旧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居住在地震带上的人们缺乏应有的危机教育和演练。令人庆幸的是，位于地震重灾区的安县桑枣初级中学(挨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由于平时十分注重危机教育，2300名师生安全脱险，无一伤亡。从2005年开始，叶志平校长每学期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本周有演习，会事先告知学生，但娃娃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孩子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计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搂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可以一把将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拥，可能造成踩踏。地震那天，他不在学校。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从绵阳冲回学校的叶志平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⑨

这种务实的、长期的危机教育在地震灾区如果大范围地推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学生的伤亡就不会如此惨烈，地震留给我们心中的伤痛就会少一些。面临无法逃避的全球风险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增强抗风险能力———“有时候，人们对风险的防范意识甚至比风险本身还令人焦虑。”⑩

健全危机教育体系：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

正如贝克所言：“我们生活在暗礁中———一个随机的风险社会中，没人能够逃脱。我们的社会由于随机风险变得令人迷惑。预测和管理没有人真正了解的风险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11}既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风险，我们就只能更好地防范和抵御风险。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的危机教育体系，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目前，我们至少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制订各级各类学校危机教育教学大纲，编制专门教材，组织专门力量实施教学。要在全国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组织编写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危机教育教学计划和系列教材，作为一项新的必修课程严格认真实施。这些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幼儿园的小孩应该掌握火灾逃生和求救的基本技巧；小学生应该知道怎样有序撤离和使用基本的灭火器材；中学生要学会简单自救和互救；大学生则应掌握更高难度的救灾技巧和志愿行动。每个阶段的最基本的救灾和防灾技能，应该进行严格的考核和考试，作为学生的基本素质要求、基本生存技能认真对待。连这些生存技能都没有掌握，再多的知识灌输又有何用?再成功的教育又有何成功之处?再优秀的人才又将面临多大的风险?!因为，作为学生和未来的公民，如果没有掌握应急的基本技能，一旦因为遇到灾害或灾难而发生意外，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许多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04年12月25日，英国小女孩蒂利跟父母来到泰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普吉岛。当大家陶醉在美丽的风景之中，尽情享受快乐的时候，蒂利通过自己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察觉到海啸即将来临，带领一百多人成功逃生。2005年，英国海事学会向她颁发奖状进行表彰，一家法国儿童杂志《我的生活》评选蒂利为2005年“年度儿童”。{12}可见，学校危机教育是何等重要!

其次，建立危机教育实训基地，面向学生和社会公众开放。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了面向专业人员、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应急实训基地。如美国政府分层次建立了设施完善的培训基地和院校。培训内容实用、针对性强。如康州消防学院对参训人员的培训主要是各种火灾的消防理论和实战技能，学院设有飞机、车辆及住宅火灾灭火的仿真设施，学员可以在仿真训练中检验学到的理论知识。{13}日本不仅注重实训基地的训练，而且注重将实训基地的训练成果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日本人住房门口以及办公桌底下都配备了具有一定防火功能的紧急避难用品包，内有各类物品27件，其中包括矿泉水、饮用水装运桶、压缩饼干、手摇发光灯、防尘口罩、防滑手套、绳子、固体燃料、急用哨子、护创膏、药棉和绷带等。所有人都学会正确使用这些应急包，一旦灾害发生，可以利用包中物品自救从而赢得更大的生存概率。在我国，有些地方也已经建立了实训基地。2000年11月，全国第一家消防防灾教育馆———湖南消防防灾教育馆正式开馆。整个教育馆通过事物展览、现场演示、亲身体验等参观模拟活动，寓教于乐，寓教于实，使消防宣传教育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14}中国国际救援队以及部分省市的消防部门也建立了自己的实训基地。综观这些实训基地，不但设施有限，培训项目少，而且很少对学生和公众开展有实际意义的训练。各地应该建立设施完备、技术先进，专业训练与社会实训有机结合的实训基地。如通过高科技手段模拟火灾、雷电、台风、地震等发生的场景，让受训者感受灾害发生时的情景，消除对各种灾难的恐惧与恐慌，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冷静、有效地自救和互救。在校学生每学期应在实训基地接受3到5次训练，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有计划地组织员工参加实训，其他社会成员也必须在政府的组织下参加相应的实训。对于特殊行业、特殊部门的从业者，应该提出更高的训练要求。美国纽约州法律要求酒吧、旅店、影院等一些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至少应该有10％的员工接受过专门的急救训练，并且拥有专业紧急救助证书。各个社区还提供不同级别的急救课程培训，使普通市民熟知各种紧急救助的方法。{15}这些规定值得我们借鉴。与各种灾害造成的巨大的、难以估量和难以挽回的损失相比，建立与减灾防灾要求相适应、培训效果明显的实训基地，哪怕多一点投入也完全值得。

再次，通过网络和电视开设专门的危机教育栏目。美国的电视节目专设儿童教育系列片教儿童在发生火灾时如何自救，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将紧急事件处置的有关知识登录上网等等。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于2002年9月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篇长达100多页的文章，题目叫“你准备好了吗?———市民灾害准备指南”，该指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社区居民进行灾害教育的范本。{16}根据我国的实际，可以考虑在中央电视台设置专门的减灾防灾栏目，每周定期播出，使之成为家喻户晓、倍受欢迎的强档节目；由政府部门负责创建中国防灾网，将各种减灾防灾知识在权威网上发布。

然后，大规模培训志愿者，颁发相关资格证书。不但要让所有国民接受应急教育，而且应该让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拥有相关资格证书。灾害发生时，受困者在第一时间自救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现场人员的互救将会发挥很大作用，在专业救援队伍尚未抵达时，有效的自救与互救将会使损失大大降低。因此，我们要通过实训基地，培训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合格的志愿者，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发挥“与时间赛跑”的作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首先到达北川中学现场的不是专业救援人员，而是闻讯赶来的企事业单位的500多名志愿者。在进行了几小时的紧急救援以后，由于缺乏救援设备和救援技巧，加上余震不断，第一批志愿者只能先行撤离。尔后，又有大批的志愿者先后抵达现场参与救援。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志愿者平时接受过专门训练，携带并会使用轻便的救援工具，救援行动将会更加有效。随着社会的发展，志愿者队伍将会越来越庞大，利用实训基地训练一大批掌握一定技能的志愿者尤其重要。在特殊行业，招录员工时可以优先考虑具备某方面资格证书的志愿者，而中小学、幼儿园、福利院、宾馆、娱乐场所等，可以要求至少有一定比例的从业人员具备急救资格证书或志愿者经历。

最后，设立全国防灾日或防灾月，时刻唤醒全社会的危机意识。在其他国家，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政府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国民“防灾日”，在每年的这一天，全国都要举行有首相和有关大臣参加的防灾演习，通过全民的防灾训练，提高防灾意识和防灾能力。{17}美国安全委员会把六月定为美国的全国安全月，每年的安全月都有主题，如2005年的主题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游乐场所的安全”。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唤起和促进人们提高安全的意识，使人们清楚安全就在每个人的身边。{18}汶川地震在国人心中产生强烈震撼，人们永远无法忘记这场重大的灾难。因此，建议将5月12日定为我国的全民防灾日，或将5月定为全民防灾月。在全民防灾日或防灾月，全社会都应开展形式多样的减灾防灾宣传活动和应急演练，增强危机意识，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容应对风险社会的各种风险，保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⑤［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 ②金磊.西部生态安全建设呼唤防灾文化教育［J］.调研世界，2000.11 ③⑩田国秀.风险社会环境对当代个体生存的双重影响———吉登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解读［J］.哲学研究，2007.6 ④{1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⑥⑧徐瑞萍.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危机教育［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6 ⑦{13}{15}{16}{18}项光荣.美国危机教育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文教资料，2006.1 ⑨新华社消息［N］.2008-05-26 {12}李忠东.学校应重视防灾应急教育［J］.中国公共安全.2006.5 {14}肖筱，华烨.历史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升华———走近湖南消防防灾教育馆［J］.时代消防，2000.12 {17}肖鹏军.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共危机教育［J］.教育探索，2006.9

第二篇：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从汶川大地震论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4、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丛书《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篇：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汶川地震突发事件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广大公众的力量。从这次汶川大地震来看，尽管政府和民众有效地应对了这次突发事件，但广大公众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重点从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作用及优势，探讨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找到适合我国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大地震发生之后，整个国家也随之震动，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灾。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总指挥，19时10分许温家宝到达成都后就乘车前往震中地区现场办公并深入救灾现场安慰灾民为废墟中的群众打气，还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灾民。截止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继召开三次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汶川大地震，政府的表现无疑是非常出色的，首先是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由于的公开，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而且温总理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带领大家抗震救灾，领导人的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全党和人民，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其次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这就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

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紧急调动国家资源、做出决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危机。所以，我们容易看到应急管理中对政府部门集权的需求，却不容易看到这个时候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样有着急迫的需求。在政府所追求的资源与社会的高度动员、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目标中，非政府组织理所应当地成为行动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此次抗震救灾，非政府组织反应也相当迅捷，不慢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快于政府。5月12日晚，南京爱德基金会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并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款物资；5月13日，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抗震救灾行动，当天有全国的近30家非政府组织加入；5月14日，“国际心连心组织”就进入北川灾区。上面这些事实，反映出我国非政府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为抗震救灾赢得了时间。当然，这次地震灾害中，囿于法律等外部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只发挥了部分功能，社会组织功能还受到约束，尚待发掘，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在成长中。

一、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所表现出的优势非政府组织具有迅速动员群众的能力

汶川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因此突发事件中应急管理的关键，社会动员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知道，政府的任务指令到了行政体系的下边界，执行的难度就开始增加了。非政府组织多发源于民间，又一直在非政府性的社会基层层面运作，其工作手法中特别注重于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使用志愿者等方式。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可以将其与社会公众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友好关系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能将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深入社会，产生与行政体系相对接的社会机制。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十多家非政府组织还发出《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采取“各自行动，联合公告”的方式，13日当天就有57家非政府组织参加。

非政府组织的灵活反应性

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行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对于出现的新问题，行政体系由于受制于庞大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管理方式，有时还受制于某些政治原因或价值观因素等，往往行动滞后，或者形式单

一、简单。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迅速调整自己，针对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而迅速行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这次大地震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是非政府组织和民众自发组织的救援队伍；在印度洋大海啸的救灾工作中NGO更是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救工作都体现了民间力量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具有更加灵活快速的反应性。

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优势

在应急管理的核心环节，非政府组织可以表现出自己专业能力上的优势。人们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缺乏专业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有其明确的宗旨和目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召集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在我们国家，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发育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但也能够看到很多组织已经拥有了很高的专业性。中国红十字协会在灾情发生后迅速组织调运灾区所需物资，组织医疗小分队奔赴灾区，为抗震救灾贡献了很大力量。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地震救援中表现出的不足及原因分析对于那些不畏生死的志愿者们、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我们深深的感激。但在应急救灾阶段过后，我们再理性地梳理一下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却也看到一些不足。

救灾期间，我们看到有关部门曾发出这样的婉谢信：恳请志愿者另择适当时机前往灾区。原因在于志愿者数量众多、缺乏组织性，热情的志愿者为灾区增添了食宿和交通方面的负担„„很多志愿者是个人前往，缺乏组织性，他们满怀热情来到灾区，却发现无从插手。一些志愿者想安慰一些灾民，却不断地触碰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因为这些志愿者并不专业„„。我们不难看出，在面对“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协调管理志愿者方面，还没有一个具体管理的细则，诸多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以至于大量的志愿者充满激情奔赴灾区，最后却不能为灾区尽力。此外，救灾资源分布不均，有的地方社会捐助物资堆积成山，有的地方寥寥无几，这其中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是一个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行政改革进程的困难，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仍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特别是危害程度高、管理难度大的公共危机管理更是如此，社会力量的参与明显欠缺。当前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登记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这给实际操作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门槛过高，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非政府组织在通过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组织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党政部门作为其主管单位，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资金条件；另外，登记注册的手续复杂、程序严格，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因达不到要求而不得不在工商机关登记，或处于地下状态。二是控制过严，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非政府组织运作的方方面面都被列入业务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过于依赖政府，独立性不够。三是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体系，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从事违法活动，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声誉。

三、建立促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美国非政府组织有着非常好的发展，与其相比，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有其优势之处就在于：

低门槛、严管理的全方位监管机制

美国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说是类似于大学的宽进严出。他们创建一个非政府的门坎相对很低，但对于非政府机构的监管却是非常严格的。首先，非政府组织的财务要接受联邦税务局的监督并且向公众公开。其次，非政府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必须接受包括律师在内的独立的第三方的审计。再次，非政府组织要接受行业自律。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功地发展成包括多个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网络结构。另外，媒体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也是非常严密的。他们不仅帮助非政府组织扩大影响，为他们招来支持者和捐款人，而且对于非政府组织都会先做调查，出现问题就追查到底。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机制

非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多数消失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因为犯了错误、出现问题，而是筹款能力下降而消失。各个非政府组织除了进行资金上的竞争，还要进行对于人才尤其是对于志愿者的竞争。据研究统计，近来美国每年有超过六百万人在非盈利机构做定期志愿者，每年的志愿服务时间加起来要超过150亿小时，相当于七百五十万人的全年工作时间。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的志愿精神。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的竞争，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对于捐款人的挑剔和选择，捐赠行为中，无论捐款人还是获赠人都是平等的实体，都有选择的权利，非政府组织也要对捐赠人进行“审核”，选择接受捐赠或是拒绝。

各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互相支持，携手发展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竞争的同时更强调合作与分工，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专业都很明确，非常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同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政府的支持有非常大的作用。例如，政府相应机构和大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体如联合劝募等等的培训项目，费用很低或者干脆减免，给非政府组织更多发展的机会。培训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政府的相关政策、税收、会计，到理事会的组成和管理、募捐的组织、通和交流等等，应有尽有。

总的来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优势还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特别是应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突发事件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虽然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非政府组织自身需要不断完善、借鉴国外经验相互支持外，更需要的是各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支持，让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尽显其能。参考文献

赵语慧：

王乐芝、柏琳木《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蔡东进《大参考发展非盈利组织需要制度生态--以美国为例》

第四篇：浅谈完善我国行政监督体系定稿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作者：宋旗

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的转型时期，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国际的舞台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体现政府部门在现代进程与过会改革进步的行政能力。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效地处理汶川、玉树的的震后救灾等大问题，都体现出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在保障社会良好运行的有效性。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给我们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行政权力也有逐渐扩大膨胀的趋势，政府的运行存在失范的现象，行政的自用裁量权滥用，等等。为此，对行政活动的有效监督变得十分必要。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 同理，政府的行政权力只有在其现实的运行过程务必得到有力的监督与控制，才可以防止被滥用和公共行政权的异化的可怕状况。由此可以看出，行政监督机制构建就可以有效地保障对我国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的规范，纠正行政过程中的违法、失职、不作为，保证政府的依法行政，预防和遏制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从而实现行政的职能与目标。

一、绪论

行政监督可以视为对政府行政行为有效约束规范的职能之一，因此，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作者：宋旗

必须要对行政监督的涵义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行政监督体系的概念与简要阐释行政监督的必要性问题。

（一）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主要是指各类行政监督主体依法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公共行政活动是否合法是否合理进行的监察、督促行为。它是行政目标实现的最切实保障和重要推力。

（二）行政监督体系的概念

行政监督体系，是由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共行政活动的合法、合理性具有着监督作用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公民以及行政自我监督体系等各类监督主体构成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其宗旨在于履行保证行政监督活动有效、协调运行的整体功能。依据概念判断，行政监督体系具有行政监督主体的多元化、监督对象特定性、监督方式的多样化的三大特征。

（三）行政监督的必要性

行政权力本身就存在自我异化的倾向，表现在现实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常常出现被滥用、错用、误用的情况。政府部门决策的不科学或失误，会产生不能有效地调节、规制或引导社会目标群体的法规或政策；具体行政执行活动中对国家政策、法规不忠实履行，会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行政的不负责等恶果。为此，为保障政府决策与职责行使过程的依法有效进行，必须要重视对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同时，政府也是一种“经济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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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旗

在自身的部门利益和私人利益，与政府部门代表公共利益去行使其权力的根本宗旨相违背，这表明行政监督是政府部门克服自身缺陷的内在要求。因而，加强行政监督工作，可以快速地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关注社会效益、圆满地达成行政目标、努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建设。具体来说，行政监督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以下方面的作用：1.有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维护国家宪法、法律的权威；2.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打造清廉政府，改善政府的形象；3.保证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有助于预防和惩治政府的腐败；4.有利于深化我国的现在体制改革，确保和完善行政监督体系建设。

二、我国目前行政监督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体系

行政监督体系依据不同的标准、角度、需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按照各监督主体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标准，可以将行政监督体系划分为内部行政监督与外部行政监督两大部分。

1.外部监督

外部监督指的是行政机关以外的权力与非权力主体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其中外部权力监督具体有：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实施的行政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行政监督；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实施的行政监督。外部非权力监督包括：各民主党派以及人民政协的行政监督；社会群众及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各人民团体(工、青、妇等)、群众组织、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作者：宋旗

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以及新闻媒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

2.内部监督

内部监督，又称“行政自我监督”，主要包括专门监督和非专门监督两种类型。内部专门监督，主要是指政府专设的监督机构实施的行政监督以及各类专业性行政监督，主要有行政监察、审计监督两种。内部非专门监督，包括：上下级监督，即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主管按行政隶属关系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垂直监督；平行部门监督，即政府职能部门就其所辖事务，在自身职权与责任范围内对其他相关部门实施的监督。

（二）我国目前行政监督体系存在的缺陷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各行政主体的监督产生作用更加明显，行政监督体制也相应变得更加地完善，构成了对政府行政行为的360度的全方位的行政监督体系。但是，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过于庞杂，监督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监督缺位、效果差、影响力小，行政监督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以及监督具有滞后性，可见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存在的缺陷比比皆是。

1.多头监督体系，缺乏协调

根据行政监督的主体标准，行政监督体系主要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自我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公民监督等组成，由此可以得出，我国的行政监督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虽然行政监督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作者：宋旗 的部门与主体众多，拥有着多头的监督体系，但是缺乏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导致整个监督体系的整体监督效果不强。在实际过程中，我国的纪检机构、司法机关及检察机构之间的职能权限有着明确的划分，存在着密切的协调，而其他的监督主体则处于分散化的运行状态。行政内部监督主体相互牵制、缺乏独立性，难以发挥行政部门自我约束的功能；行政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之间缺乏联系交流，引发行政监督内外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公权力的监督主体与无公权力监督主体之间存在长效的联系机制，导致行政监督的狭隘性，形成许多行政监督的盲区。

2.行政监督主体地位有待加强

在现行的行政监督体系中，监督方式不够灵活，监督信息不够公开，监督渠道不够畅通。公民的批评权、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有名无实，压制群众甚至打击报复群众等现象比较严重。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监督由于不具有权力的强制性，监督缺乏权威性，监督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从理论上讲，权力机关是最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法律的约束力。虽然我国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享有充分的行政监督权，但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同时又缺乏具体的实施程序、充分的实施细则以及灵活的监督方式，使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仅仅停留在开会质询、事后汇报等方式上，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未能产生强有力的监督作用。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人大监督、群众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等监督主体尚未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其行政监督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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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旗

3.缺乏全程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活动是一项经常性、持续性的活动。按照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进行监督的不同发展阶段，行政监督可划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 “纠偏于既遂”上，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控制。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的不完善，造成行政偏差出现过多，行政监督主体整天忙于应付 “查错纠偏”，陷入被动消极的困局。预防为主应是行政监督工作的根本目标，应以“防患于未然”为主，同时加强行政过程中的控制，建立起全方位的监控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行政监督过程的不完整性的缺陷。

4.行政监督法规缺乏可操作性

健全完备的监督法制体系是保证行政监督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法律前提与基础。从总体上说，我国行政监督法制体系还不够完善，许多应当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出台，特别是缺乏专门的监督法规，导致具体的监督活动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缺乏可操纵性。行政监督工作的依据标准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各有关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①现行的法规对于行政监督内容的规定过于笼统，不仅缺乏具体的程序，还缺乏相关的实体规定．而且有关制度不相配套，致使我国的行政法规在现实的行政监督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

①李振华.论抽象行政行为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J].长春市：行政与法,200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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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旗

5.行政监督主体素质不高，影响监督权威

行政监督人员是我国行政监督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与实施者，提高行政监督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人员自身所具备的素质。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素质过硬、作风正派的行政监督队伍是行政监督工作卓有成效的重要前提条件。而我国监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监督人员自我约束力差，不能正确使用权力甚至滥用权力现象也屡有发生。例如，在我国却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政治素质不高，不注意坚持原则，在实际监督工作中，或因害怕得罪人，不敢实施过硬的监督，或因领导亲友等的干预放弃监督职责，甚至在维护党纪政纪，打击违法乱纪行为，以及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等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界限，严重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

三、西方的行政监督体系及启示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展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健全了主要由立法监督、行政内部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及新闻媒介监督四大要素构成的有效的监督体系。

（一）西方行政监督的制衡思想

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体制实行的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强调权力之间的制约平衡。，以防止权力的异化及被滥用。制约平衡的思想理念也被同样灵活运用到西方的行政监督体系的构建之中。西方的制衡行政监督是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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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宪法赋予立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以制约行政机关的活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立法机关监督的主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三种：人事监督、财政监督以及质询、弹劾、投不信任票、调查等形式的监督。司法监督主要是指西方的司法机关有权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对行政机关的具体和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主要有包括两种，即违宪审查监督和行政诉讼监督。立法监督与与司法监督构成行政监督的外在制约机制，同时行政内部的监督体系政府部门自我规制与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有着多种形式，但是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行政部门内部设立专职监督检查机关进行监督；另一种是以公民请愿、诉愿为核心的自身监督。总之，行政的内在制度与外在的监督机制双管齐下，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发挥重要的规范作用，有利于纠正行政行为的失范，达到行政监督的制约均衡状态。

（二）西方行政监督的公开性

西方行政监督体制发展特别注意对政府机关活动的过程、结果、有关政务信息等的公开，使政府机构的运转保证在透明的状态。西方行政监督公开性的特点，不仅有利于议会和法院的行政监督权的行使，也有助于保障社会利益团体、民众、舆论等依法行使监督权力的有效性。为了保证行政监督的公开性，西方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给行政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提供法律与制度的保障机制。美国三部有关行政的法律《阳光法下的政府法》、《情报自由法》、《个人隐私法》的通过与实行，使得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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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得以公之于众，让政府的行政活动在社会的眼皮底下进行，从而使得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更加地有效。

（三）中西方行政监督体系的比较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监督体系既有诸多共同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的地方。在此，笔者主要对中西方的行政监督体系所具有的差异从有关行政监督主体的角度进行简要的比较，以发现西方行政监督体系中所具有利弊，从而对我国行政体系建设与完善起到借鉴作用。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国家行政监督体系中的几个重要监督主体监督功能的比较，可以发现两种体系之间的差异：

1.人大监督与议会监督的比较

依据“议行合一”制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在理论上，人大的行政监督最具有约束力和权威性，但是实践的运行过程中人大的监督权难以取得切实的效果。相比较而言，西方的议会所拥有的权力并不高于行政权力，但是它能够通过建议、质询、弹劾、审查法案对政府的人事、重大决策及预算等进行监督，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的膨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

2.司法监督的比较

我国司法监督主体是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构成，人民检察院主要主要依法对国家行政活动进行法纪监督。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保障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的合法性，督促政府部门依法办事。我国的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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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法院监督的范围仅限于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然而西方的司法部门不仅可以对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可以监督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

3.行政监察部门监督的比较

中国的行政监察部门，大多设置在行政机关的内部，既要接受所在行政机关的领导，又要接受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在双重的领导下，我国的行政监察部门难以实现行政监察的独立性，行动受到很大的牵制，发挥监督作用的比较微弱。而西方的西政监察部门却拥有较大的独立活动的空间，能够起到监察在行政机关的独特作用。

4.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公民请愿权的监督的比较

宪法和法律保证人民群众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监督却没有能够对政府的行政权力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没有对政府的行政产生积极的影响。西方国家注重公民请愿权，只要公民有诉求提出，行政机关就会对其所作出的行为与决定进行审查，以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这有助于公民主动积极地监督政府的行为。

5.新闻舆论监督的比较

中国新闻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和保证政府机关的廉明，无形中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但是由于我国舆论宣传体制的制约，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发挥。在西方国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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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舆论监督的自由使得政府的行为得到有效的制约，也让新闻舆论成为行政监督的重要工具，被西方学者称为“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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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监督体系运行过程过于分散化的状况。

（二）完善行政监督的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的行政监督体系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而行政监督乏力就是诸多问题之一。解决行政监督乏力的问题，就必须加强行政监督立法。首先，要加强监督立法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大及其常委会必须要加强立法机构建设，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行政法律监督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其次，国家应当尽快出台统一的《监督法》。制定和颁布作为调整和规范监督关系的基本法律，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解决行政监督乏力的根本措施。最后，制定与《监督法》配套的各项单行专门法规，并在此基础上及时完善监督法律体系。在监督法尚未制定前，地方政府人大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行政监督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地方行政监督上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使监督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三）提高行政监督主体的独立性

加强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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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干扰。为保证司法监督的权威性，还应提高司法职业门槛，对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任职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理顺党与司法部门的关系，在人事任免上，司法官员只能由人大产生，而不能由党的有关组织用种种惯例绕开人大直接调任、选任； 司法系统内部党组织也不能够直接干预司法过程，切实提高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同时，要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要改变目前行政监察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建立垂直领导的体制，使行政监察机关独立于其监督的对象；专职监督人员应变任命制为选举制，并为其提供行使职权在法律上的保障。

（四）强化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特殊的监督，它主要通过新闻媒体对行政权力滥用者及腐败者揭露和曝光的方式，将其政府的不合理行为公之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马克思将新闻舆论监督称为“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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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保障舆论监督的效果。

（五）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素质和监督手段

行政监督活动是由行政监督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素质及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政监督效果的高低。行政监督系统应采取措施来保证行政监督人员高能化的实现，主要有：

1.遴选综合能力较强的监督人员从事行政监督工作。要通过严格科学的选用程序，选拔优秀人才进入行政监督队伍，同时选拔的过程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

2.对现有行政监督队伍进行有效整合。把个别政治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低、专业素质差等不适应行政监督工作的人员进行调整，同时把现有的经过正规培养和训练的行政监督专业人才迅速充实到行政监督队伍中来。

3.进行经常性的培训。行政监督人员的培训，主要从行政监督的业务能力、法律意识的培养、政治素质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开展。同时，行政监督手段不仅要继续采用工作报告、工作考核、专案调查等传统、有效的方式，还要让行政监督手段变得多样化、多元化，例如发挥网络的监督手段在监督体系完善过程中的工具性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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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旗

五、结束语

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是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发展与完善的关键环节，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政府部门自身还是政府系统外的监督主体，都应在理论和实践上促进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的建设。同时，我们必须要借鉴西方国家在行政监督体系建设的有价值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最终，政府的行政监督体系的完善，将有利于保障我国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的行使，将有利于达成政府的行政目标，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题目：浅谈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作者：宋旗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北京：人民日报，2002.11:18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3] 宋佳蔓.现阶段我国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长春市：长春大学学报 ,2010.2-3 [4] 李振华.论抽象行政行为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J].长春市：行政与法,2009.6-19 [5] 赵俊峰.论政府上网[J].长春市：行政与法,2009.3-130 [6] 贺佳.论我国现行行政监督的机制创新[J].太原市：学术交流,2006-43 [7] 徐彦,范思凯.行政管理学[M].大连市：东北财经大学出版杜,2010-103 [8] 王学政.论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之创新[J].北京：中国法学,2007.4 [9] 莫吉武.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 陈奇星.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J].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3 [11] 邓丽君.落实新闻舆论对公共行政的监督[J].南昌市：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9.2

第五篇：汶川地震反思总结报告出炉

汶川地震反思总结报告出炉

地震能不能预报？ 汶川地震有无前兆？ 地震局如何致力减灾？

7月9日，云南楚雄姚安发生6级地震，人们因汶川地震而绷紧的神经，不免又小跳了一下。和汶川地震所在的龙门山断裂带一样，楚雄-建水断裂带也是板块活跃区，它们都被划为2006-2020年中国大陆地震重点危险区。中国地震局在震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而震前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的预警仍然为零。

汶川地震后，曾经在中国被寄予厚望、而后又被部分学者认为走入死胡同的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愈发步履蹒跚。地震预报陷入辩不明的泥潭。“和世界接轨”被批为只花钱、不办事，“我预报了地震”被批为不懂科学。“十五”期间，中国投资兴建了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地震监测防灾体系，然而汶川地震后，这些投资的效果遭到了质疑。

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耗时大半年，文字上千页的汶川地震反思总结报告初稿开始半公开征求意见。在两个月前的全国地震局长会议上，这份报告首次与各省地震局局长见面，对汶川地震为何没能预报总结为长期预报偏失、中期预报偏差、短临预报偏少。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这次会议上对该报告表示肯定。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份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并引起思考和争议。

在中国地震局这个和地震关系最密切的政府机构，不同身份的人在思考，不同的意见在交锋。更急迫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的防震减灾道路该如何走。

八个多月前，孙士鋐从地震台网中心综合部首席预报员的职务上退休，被返聘继续担任研究员，具体职责从地震预报转变为“软科学研究”。最近，他和中国地震局的同事们，为“震情会商制度改革”连续去南京、合肥调研。

震情会商制度改革非常重要，孙士鋐说，过去的震情会商没有主次重点，一个个挨次上去讲，变成了形式，讨论不够充分。几省调研的结果，更加坚定了孙士鋐关于震情会商制度改革的信心，他认为充分地讨论、针对一些异常的集中诊断，可能会促成地震预测起到防震减灾的实效。

但他不确定的是，改革是否能令地震预报重新走出低谷。意见和异见

汶川地震有无明显前兆？

在地震局内部，有没有明显前兆，能不能凭此预报出地震，看法并不统一。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就向公众详细阐述，地震预报是仍未解决的世界难题。因为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地壳深度的不可入性、地震事件的小概率性，地震预测科技人员承担了相当重的压力和负担。现在对地震预报的认识是初步的，地震预报的思路，是积累资料，积累震例，然后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同时通过基础研究、探测，逐步形成对科学规律的认识(见2008年5月14日中国政府网对张国民专访)。

张国民是地震局负责地震预报方法论研究973课题的首席科学家，他的发言代表了地震局的主流意见。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副局长阴朝民、地质所所长张培震等领导、骨干，在过去的一年，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观点，局长陈建民评价地震预报还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努力”。

汶川地震后，网络上一些地震预报的小道消息，被地震局的主流质疑为不够客观；但同时，地震没有明显前兆的说法也被部分学者质疑。

郑大林就是质疑者之一。他在退休前曾担任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预报部主任一职，现在被返聘为台网中心研究员。分析预报中心曾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核心部门，后在2004年分拆为地震预测研究所和预报部，后者被划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汶川地震后第二天，郑大林就去了灾区，相继在甘肃、陕西、四川参与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担任预报部主任之前，他曾主持川滇地区地震分析预报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了解，人也熟。在四川地震现场工作期间，有老同志来找他，反映一些想法。郑大林连忙向他们表白：“我这次是来参加现场震情分析的，不是专门来搜集意见的”。汶川地震后不久，在中国地震局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某负责人宣布，汶川地震没有短临预测，是因为地震特殊，震前没有观测到显著的前兆异常。

郑大林说，他当时在成都，看到电视后，给这位负责人发了个短信，反馈了四川地震局某些学者的不同意见，并告诉同事，认为汶川地震是有前兆的。

在汶川地震的巨大冲击下，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依然照常召开，成都市地震局被评为全国20家地震系统先进单位之一。今年年初，在中国地震局下发的《关于表彰2008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先进单位、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中，四川省地震局亦作为汶川地震现场预报工作组成员被评为“2008地震监测预报优秀集体”。然而，反思仍在继续。同样是辟谣

左右为难的尴尬缩影

时隔一年，汶川地震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后，在地震科学界内部引起的反思、冲击，仍然余波未平。最尖锐的一种批评意见是———“要钱的时候说可以预报地震，地震的时候又说是不能解决的世界难题”。

洪时中的经历或许是汶川地震后一部分地震工作者的缩影。他是成都市地震局研究员，在汶川地震后被评为2008中国科协抗震减灾先进个人。他的获奖是因为地震后对科普知识的宣传。汶川地震三周后，洪时中开始在成都电视台的《叩问地球》栏目中亮相，洪戴着眼镜，表情镇定，当地媒体称其很有专家风度，“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是他讲座的标志用语，《叩问地球》的收视率达到了黄金时间电视剧的水平，在听到“成都市民绝对可以放心回到家里睡觉”的保证后，一些市民收起帐篷回家。

洪时中是中国科协科技宣讲团的成员，他曾经担任过成都市地震局副局长，至今仍是四川省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对四川省地震震情和预报意见进行专家评审的科学决策机构。

汶川地震后，稳定派上了用场。5·12当天晚上，成都市市长根据地震部门的震后趋势判断，作了一个公开讲话，告诉成都主城区的市民：只要不是危房，都可以回家睡觉。这个讲话起了很大作用，但老百姓还是有疑虑，为什么可以回家睡觉，洪时中说，这就需要专家来解释。他认为，“应该通过科普，让灾区以外的地方尽快恢复正常”。然而，同样是辟谣，同样在电视台，地震前3个月，洪时中在都江堰电视台的辟谣，却在震后遭到一些同行的质疑。2008年2月14日深夜到2月15日凌晨，都江堰连续发生5次有感地震，震中位于紧邻映秀的玉堂和紫坪铺。市民能明显感觉身体摇晃、吊灯摆动、门窗玻璃“哐哐”作响，有人不敢睡觉，跑到广场避震。2月14日开始，都江堰紫坪铺库区出现小震群，包括3级以下无感地震在内，共有200多次小震。震后都江堰地震局接到很多咨询电话，社会上有一些关于大地震要来了的传言。热心于地震预报的群众观测员、退休工程师沈明军将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测意见向都江堰市防震减灾局汇报。

当月底，洪时中受成都市地震局委托，在都江堰调查了解情况。洪在电视台录制了一期节目，从3月1日起，这期关于地震防灾的节目在电视中反复播出。他说，这属于正常活动，家常便饭。针对社会上流传的地震传言，这段录像里，洪时中强调，“不可能发生像唐山一样的地震”，“这是所有地震专家的共识，有人作了预报，这是谣言，请大家不要相信”，“地震局在此地区已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地震预警系统，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但这种表态，在汶川地震后引起一些地震预报工作者的不满。洪的经历是四川省地震局一个左右为难的尴尬缩影。沈明军就批评，地震局不重视前兆异常，没派人来调查情况。洪时中本人否认了这种批评。他告诉记者，地震局对都江堰2·14震群非常重视，曾会商过多次，他本人也参加过四川省地震局关于这个地震序列的讨论，但均认为不是地震活动异常，他还将这个序列的详细资料带给了都江堰市防震减灾局，并协助其进行分析。

“龙门山带发生3级多的地震并不罕见”，他说，这里甚至发生过几次六级多的地震，过去像这样3-4级的地震相当多，我们都曾解释了，没有发生问题，但这次解释不到3个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汶川8级大地震，这个谁也想不到”。

记者获得的一份都江堰地震局材料表明，成都市地震局相关处室确曾对这个震群进行研究，但判定这次地震属于龙门山断裂带正常地震活动，该局正“密切关注前兆异常及震情趋势”。

虽然这是两次效果完全不同的辟谣，但它的工作程序是一样的。洪时中介绍，如果发生的是有感地震，当地群众心里比较紧张。地震部门会先进行会商，如果判断是正常地质活动，就以某种方式消除群众恐慌。

讨论、辟谣，这种屡见不鲜的工作方式，却在汶川地震面前失灵，令地震局陷入尴尬。

主流和非主流之辩 前兆异常被错过了吗？

洪时中的遭遇或许包括了中国关于地震预报所有复杂的元素：不确定的前兆、困难的判断，以及大多数情况下以辟谣告终的会诊体系———多数成功但偶尔会失效。汶川地震后，对都江堰2·14小震群是不是汶川地震前兆的科学讨论仍未结束，不同的学术观点仍然在继续交锋。

事隔一年，地震预报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这个话题并不集中在纯粹的科学领域。汶川地震的前兆一般不会公开被讨论，一些人的判断是，因为公众的理解力无法分辨前兆和预报这两者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会起作用，比如青龙奇迹中的曹地办。但这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

中国地震局某研究所所长不讳向记者直言，自己并不适合谈论这个话题。他认为从科学的角度，地震局长期以来作为金科玉律的那套规则———从长期到中期再到短期的预报方式没有科学依据，“汶川地震有没有长期、中期、短期预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而做了几十年地震预报的汪成民开始执着地寻找汶川地震的前兆异常。他认为搜集确切的震前异常状况是总结汶川地震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他自费买飞机票去实地考察。

汪成民给自己寻找到的40余个资料编号，结合准确程度、科学价值、有无旁证等综合指标，给资料打了分。李有才和潘正权的材料，是在汪成民搜集的材料中比较靠前的。他们二人都有一个特点，地震局在岗或退休工程师，有丰富的地震预报经验。

其中潘正权是德阳市地震局监测预报科主任科员，现在仍然在岗位。记者获得的材料表明，他的预报意见被列入了中国地震局的总结反思，而且在四川省地震局的科学反思中也有记载———2008年3月27日，在什邡市马井镇万春社区发现浅井水质异常，水井中出现青霉素味道，井水泡茶后茶水变黑。四川省地震局和德阳市地震局均非常重视，德阳市地震局异常落实结论认为该异常为地震宏观异常。

其中落实情况并且判断为宏观异常的正是潘正权。潘在松潘地震前就从事地震预报工作，经历过无数次地震。他向本报详述了预报经过：井水异常是3月19日发现的，他在观察到井水变黑的同时，还观察到一小串地震从2月份开始在龙门山断裂带发展。3月23号，他分别向四川省地震局和德阳市有关部门上报第一次预警意见，4月16日上报第二次。第二次上报时，他印了30份预报意见，分别发到德阳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大、政协。

后来他以德阳市地震局的名义留下文件，加盖了红章———这是记者截至目前了解到的，关于汶川地震的唯一有案可查的官方明确地震前兆记录。

所以，他在汪成民的表里面排到相当靠前的位置。虽然，从这个记录上，看不出明确的时间地点，也不满足部分学者对三要素的苛刻要求。

另一位预报者李有才退休前在四川省地震局做预报工作。退休后，他依据从地震局获得的监测数据，发现了紫坪铺水库围空区，这是一个中期地震预报指标，他据此提出了预报意见：紫坪铺水库地区已形成4级地震围空，表明可能发生7级以上的大震趋于明显。四川省地震局组织了多名专家讨论他的意见，不过，这个意见没有通过专家会审。

这是两个可看作中短期预警的个案，虽不是正式的短临意见，但其价值在地震后被证实。

记者获得的材料表明，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科学考察队花了近20天共调查了川甘陕三省超过12万平方公里土地，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发现大量动物异常和井水等流体异常。四川省地震局亦总结：2001年昆仑山8.1级地震至2008年汶川8.0级地震前，共收到各种宏观异常121起，包括河滩冒沙、大量蚯蚓出洞、无风起浪、老鼠成群。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些宏观异常是否一定和汶川地震对应。2008年当年，地震局记录的宏观异常数量减少———只有4项，其中包括潘正权观察到的井水变黑。一些群众观测到的宏观异常曾见诸媒体，地震当天中午，绵竹市土门镇的地震观测员雷兴和观察到鱼塘边鱼儿上跳，池水翻涌。他觉得地震要来，大喊“地震了，快跑”，不久大地开始摇晃，此事曾被《成都商报》报道。对这些异常的总结，成了一场辩论。主流思想认为，汶川地震前兆很少，不足以预报；对立的非主流思想认为，汶川地震的信息足以和唐山地震相提并论，防震减灾的机会被错过了；还有一种折衷的思想认为：即使有这些异常现象，也不一定就能报出汶川地震。但至少应该说有所察觉，只是不能确定，不能说毫无知觉。责任和天问

撤销地震局的建议旧事重提

在尚不具备精确预报能力的基础上，厘清地震预报的定位，成为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震局如果不报地震，就应该撤销。这是一些老科学工作者的观点。在中国，对地震的预报，曾惊动高层，海城地震后，曾一度上升到“5级以上地震都要预报”的高度。

1971年，由中科院、石油部、测绘局抽调人手，组建国家地震局，主要目的就是搞地震预报。唐山地震后，地震预报一度陷入泥潭。1980年，以顾功叙(地球物理所所长，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一届地震学会理事长)为首的五位科学家，给当时的总理写了一封信，认为地震预报还属于科研范畴，不能面向社会服务，所以他们认为地震局应该撤掉，把地震预报的工作拆分到科学院去。部分高层认同了这个建议。但中国地震局同样写了一份材料，阐述地震预报可以为社会服务。几位上年纪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谈及这段历史，认为这是地震预报必须为社会服务的例子———地震局必须为防震减灾做出实际贡献，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1998年，地震预报被写入《防震减灾法》。但汶川地震后，它差点被从该法里拿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局学者透露，《防震减灾法》修订时，不少人有这样的主张，建议地震预报改为地震监测预测。预报和预测仅一字之差，但其间确有莫大的鸿沟，区别在于，预报要向社会发布，而预测不用向社会发布。这位专业人士分析，如果不写入防震减灾法，预报完全纳入学术范畴，就是倒退回40年前。

同时，撤销地震局、归入中科院的建议旧事重提。一些学者提出，既然地震不能预报，就应该把它纳入学术研究范畴，而不是现在具有社会功能的避震减灾范畴。

关于地震预报的辩论不仅发生在现在，甚至在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前，就一直是悬在其头上的天问。

地震局的前身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为国务院分支机构。成立时，就有学者说地震预报不可能，因为机理还没搞清楚。邢台地震之后，国务院召开讨论会议，除了李四光，其他老专家都持地震不可预测的看法。最后周恩来肯定了李四光的说法，他说以后挑地震预测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的第一条，就是对地震预测有信心。后来成为京津预报组组长的汪成民正是其中一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周恩来曾面对他们这一代人，郑重地说，要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汪成民把它牢记在心。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测震手段越来越先进，前兆观测站点也从人工记录变成数字化自动化记录，但他认为，地震预报水平反不如前(见本报2008年10月对中国地震预报现状的报道)。

汪成民感觉危机重重，他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之后，地震预报会走向何方。汪成民现在是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的执行副主任，这是一个由退休的地震预报人员组成的机构，挂靠在地震局。这个机构的成员大多有一个特征：上个世纪他们在地震局业务的核心部门工作，但现在他们活动在边缘。预测方法论

要减灾实效还是精确预报

事实上，在汶川地震前，一批专职从事地震预报工作的专家即对地震局现状非常不满。一些人隐隐觉得，或许一次大地震会触动地震局。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防震减灾分解出三大体系：监测预报、应急救援、灾害防御。其中作预报的方式，又可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以院士为首，骨干是留洋学者，他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和地球物理、地质构造有关的研究，希望从机理上根本理解地震的发生，可以追踪地震的发展。另一大阵营是经验科学派，多以60年代开始从事地震工作的老专家为主，他们认为可以在不掌握机理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有减灾失效的地震预报。

和这种对立同时并存的是，中国探索地震预报方法的道路从未停止。

一篇由台网中心总工程师执笔的学术论文中记载：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和世界接轨，建设数字地震台网。中国数字台网由三部分组成：国家数字台网中心、区域数字台网、流动数字台网。其中，国家数字地震台网的主要任务是测震：快速测定国内大于4.5级地震等震源参数，并参加国际资料交换。

“十五”期间，获发改委批复，地震台网大规模扩容，项目总投资22.8亿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防震减灾工程。其中的地震前兆台网项目完成了国家重力台网等5大观测台网，共建设前兆台375个。汶川地震震中附近亦有地震台网分布，一位研究员评价，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机会，对一次8级大地震进行直接监测。

然而，数字台网耗资巨大，“与世界接轨”，却未能捕捉到汶川地震。记者在去年采访地震局某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时，对方亦表示，汶川地震前台网观测到异常但无法判断。

在台网扩容同时，测震学方法论仍在不断修改中，地震局分析预测首席科学家张国民在地震预测研究所，他主要从事地震预报方法学的研究，也是行业标准《震例总结规范》的审查组组长。和大多数经验科学一样，地震预报方法学的基础是研究震例，研究指标。但在第一批震例完成后，学者们接着发现，总结出来的经验大量被第二批震例否定，原来的指标不对，经验科学被推翻重来。

在科学界，无法对每一次地震作出时间、地点、震级的精确预报是无可争辩的共识。即使是有40多年经验的汪成民，也向记者说明，地震预报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精确。但他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做精确预报。恰恰相反，一些成功的减灾实效，就是不精确预报。比如人类第一次成功躲避地震灾难的海城，就是依靠不精确预报，当时报了5-6级，结果来了7.3级，相差了300多倍。

“现在地震预报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科学领域的，还有一个是面向社会的，这两个概念常常混为一谈”，孙士鋐说，不管是申请项目，还是总结经验，都应该把这两个领域分开。世界上对地震是否能精确预报的争议，主要是指科学领域的精确预报。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面向社会的预报意见，能不能起到防灾实效。

汪成民把地震预报作了类似的划分，一种是科学上的精确预报，一种是可操作的实效预报。他指出，即使是感冒，也没有科学上的精确解释，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治疗感冒。

未来道路

漏报讨论不如减灾实效？

而地震预报的社会影响，和感冒不可相比。一个更有建设性的问题是，如何让科学家的研究能够发挥实效。

历时一年，中国地震局的汶川地震总结反思报告终于完成，共有1000多页，目前这份报告还处于半公开状态。在不久前的全国地震局长会议上，总报告组组长陈鑫连作了报告的提要发言，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听后表示，认可总结报告发言。中国地震局对汶川地震总结了5个想不到：汶川发生地震想不到，时间2008年没想到，震级没想到，余震序列那么复杂没想到，汶川地震前异常那么少没想到。

然而，看过报告的一些学者认为，该报告没能全面反映汶川地震的问题。同时，社会上的反思仍未停止。《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在博客中提及，希望地震局公布2004年新圈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孙士鋐研究员向记者证实，汶川地震的一半区域，比如成德绵，确实在地震的重点监视防御区里。但他指出，监测防御区不是长期预报指标，成德绵经济发达，被划为重点监测区，和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比如北京上海，也是重点监测防御区。孙士鋐认为，官方和民间都不够客观，他也不认同汪成民耗费了大量时间的调查。

在中国地震局关于为何漏报汶川地震的总结中，有人提出，漏报是体制问题，自从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分成预测所和预报部之后，便出现了科学研究和实务预报的割裂。专职从事地震预报的人员编制减少，又削弱了地震预报力量。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留给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地震带来的损失。

防震减灾法修订后，群防群测被列入其中。但要让群众关心地震预报，郑大林认为，关键在于应该公布中期和预测意见。现在预报报国务院，下发到省里后，一般还要作为机密保存一年。他认为这并不妥当，预测意见应该有选择地公开，地震既然是经验预报，就可以通过向群众宣传、普及知识，令其参与群防群测工作。

除了政府、专家，群众参与也是防震减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桑枣中学位于安县，靠近震中。地震中，该中学无一人伤亡，除了校舍坚固的事实外，全校师生经常进行防震演练，震时只用了1分36秒，就从校舍撤离，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奇迹。

地震预报和减灾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跨越了自然和社会等多个领域。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复杂性：1976年松潘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各个乡镇有大量预警演习活动，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一个叫陈家坝的乡镇，全乡在乡干部的组织领导下，集体到当地一块被认为是最安全最坚固的大坪上避难，无一人伤亡。但在32年后的汶川地震中，这块叫“大竹”的高坪整体被剧烈的造山运动颠覆，坪上的村庄被沸腾的大地吞没。活着的人惊魂未定地说，幸好没有预报，不然全乡又要上这块坪，就全军覆没了。

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把预报工作做好，一种意见是，主要精力和投资应放在加固房屋。

但这两者似乎都没有成为现实，中国仍然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减灾道路。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据记者实地了解，现在的灾区重建中，农民用预制板和青砖建房仍然非常流行，因为更坚固的框架结构意味着更多的成本。而另一方面，地震中被证明有更好避震效果的竹木结构房屋，在没有政府引导和政策补贴的情况下也很难推广。中国地震局总结 汶川地震5个想不到 汶川发生地震想不到 时间2008年没想到 震级没想到

余震序列那么复杂没想到 震前异常那么少没想到 汶川地震因何“失手” 长期预报偏失 中期预报偏差 短临预报偏少 中国地震预报43年 1966年

邢台地震发生后，中国开始重视地震预报，并且提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周恩来告诉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要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1971年

国家地震局成立，预报地震是其主要工作内容。1975年

海城地震，被中国地震界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准确预报的强震，联合国迄今为止只承认了这一个准确预报的地震案例。地震预报初步取得减灾实效，发动群众，群防群测，中国地震减灾在世界上领先。1976年

唐山地震，虽然观测到大量信息，但最终没有形成预报意见，没有起到减灾作用。地震预报一度走入低谷。1980年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成立，期望及时汇总研究全国震情。希望为形成正确的地震预报意见打下制度基础。1986年

开始有系统地总结震例。期望科学总结震例、规范地震预报方法。1998年

地震预报被写入《防震减灾法》，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相比短临预报，中长期预报在科学、方法上获得了更大的进步。2004年

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分拆为地震预测研究所和预报部，后者被划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同年，发改委批复耗资22.8亿的地震台网建设项目，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防震减灾工程。标志着地震科学从模拟化全面转向数字化。2007年

通过《震例总结规范》，该标准是在三批中国震例系统总结研究基础上，历经八次修订而形成，是行业预报地震的基本技术操作依据。2008年4月11日

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通过验收。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发生。地震预报重入低谷。2009年5月1日

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实施，群防群测”被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