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本站推荐）

第一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本站推荐）

内容摘要：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 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

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次来到中国，应该说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文书，是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叫作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在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简洁的介绍。1987年，奥利佛·威廉森教授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后来他又于1989年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所作了演讲。大约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首次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发表。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后来这本书又以《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为名，于1992年出了修订版。1988年，张五常教授在他的随笔集《卖桔者言》中，以通畅易懂的语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为高斯）超越了经济学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来过大陆，宣讲产权经济学。科斯于1990年，诺斯于1993年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同一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外国文献还有德姆赛兹的《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多人的论文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沉寂，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2001年又有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佃农理论》和《经济解释》出版。此外还有两种新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著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这样一个翻译运动并不是说明这个理论趋势只是外来的，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内在的理论需求。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在八十年代末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中青年学者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对这一理论的最初的介绍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中出现了两个专门的系列，是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经济研究》的系列大概没有专门的名称，《经济学动态》中的则冠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这时也出现了中国学者专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介绍转向评论与批评，再到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独创性。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等。在这前后，又出现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的专著，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在整个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讨会多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并开始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已任。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学界代之以低调但稳健的前进。在这期间，周其仁、汪丁丁和张维迎等人都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两个论文集。天则所还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天则论丛）为题出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的论文集。2001年9月，由天则所发起的中国制度经济学学会（筹备组）又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但总体来看，发展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二

毫不奇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在这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马上给予回答，因为它曾被用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些对计划经济有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或者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默认计划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仍是优越的（如张闻天，1979）；或者在集权和分权方面做文章（如布鲁斯，1984）。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有趣的是，它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时也能用来为计划经济提供依据。例如奥斯卡·兰格就曾证明，只要（1）中央计划当局用试错的方法找出均衡价格；（2）企业经理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决定产量；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论证显然忽略了中央计划当局本身也是个利益主体和企业经理的动力问题，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将企业的规模缩小到它与市场的均衡边界上，无疑会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始终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也仍然要承受代理费用。国有企业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一方面，作为十几亿委托人之一，对每个人来讲，对代理人的监督相当于公共物品，谁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方面作过多投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民这个初始委托人到企业代理人之间，有着过多的环节，从而有着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每经过一个委托代理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强烈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和信息就会部分衰减，以致到了企业这个端头几乎丧失殆尽了（张维迎，1995）。因而国有产权形式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这两种解释有着很强的经验基础。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市场价格机制代替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国有的产权制度替代国有的产权制度：或者是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起来，或者是国有企业自身进行产权改革。关于制度变迁，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变”的问题。对此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无能为力。因为它基本上只研究既定制度之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制度变迁，由一般均衡理论导出的次优理论强调，要么不变，要么全变，从而更有可能产生出“大爆炸”式的方案。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挫折揭示了这一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强调“生产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承认制度变迁的。然而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费用的存在，由于没有将政府的组织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一般化，没有建立起交易费用概念，不仅误判了市场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产关系”及其变迁的有效的经济学工具。更加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生产关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其形式是将旧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来。这种思路显然不能为和平的渐进改革提供帮助。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就完全不同。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来自改革导致的利益再分配对某些人的损害，以及这些人很自然的对改革的反对。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够在改变规则时减少损害的人数或受损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这种理论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历史地看，制度经济学虽然作为一种西方学说很晚近才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人对“制度”概念并不陌生。更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对人与人的关系尤为关切，从而很早就注意到人与人关系的稳定均衡 —— 制度的意义。《诗经》所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即是讲“有人群就必有规则”。吸收夏商文化，开辟中华文化正统的周朝，用“礼”这种特定形态的制度主导社会秩序，礼乐文化成了后来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孔子，则集周礼之大成，引进理性主义成分，提出了“仁”、“和”、“中”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并毕生“克己复礼”。他所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想，引出了公羊学传统，为中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汉儒实践了这一政治思想，造就了当时空前的国家。在一千多年后复兴了儒学的宋明儒家，也是把他们强调的“天理”、“心性”引伸到了典章制度。朱熹所编《近思录》专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强调“其命惟新”。中华文化内涵着对制度的理解。它显然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丰沃的土壤。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看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即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对比一下诺斯的《经济学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主导了数十年，在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台阶。最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进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理论，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础。在问题主导下，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制度经济学崛起了。三

虽然在现阶段，应该承认，我们的学术成就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我坚信，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加上在对经济学理论最新进展及时吸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选集的论文分成几个部分：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的讨论；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

在介绍和转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在大量的评论中选择了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盛洪与陈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新制度经济学运动显然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至于批评，中国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见方绍伟的“科斯定理对吗？”），进而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提出了疑问并加以讨论。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产权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产权总是不断地随着世代更替而消失和产生，即使在零交易费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会通过交易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汪丁丁则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种对交易费用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在动摇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

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们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为了“工作权利 — 过度就业”的目标，以及存在着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与企业间的隐含的合约，以惩罚“违约”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则指出，对私人产权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剥夺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签约的权利。不能自由签约，包括从以前的合约中退出，选择新的合约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反过来也就不能参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决策。尽管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可以设立行政级别来激励企业家，但与市场制度的激励相比要逊色得多（“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第二篇：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作者：中华生活网商学院点击：219日期：2011-3-7 11:43:36直销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它是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相适应的。从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内在的优势看，可以将其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销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从我国的改革和国际经济的融合来看，直销在中国的产生是这种改革与经济融合趋势下的必然，它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在营销方式上接轨的必由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个过程是建设新的经济秩序，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引进和实践的过程。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先进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各种先进的产销模式，经过甑别和改造，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经济建设之中。纵观整个改革过程，其实质都是要创造条件，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接轨并得到更快的发展。直销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自其诞生时起，他在各种市场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就受到众多企业和市场推广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这些直销形式支持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锻炼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品牌。而现在，这种营销方式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扎下根来。在中国，这种营销方式还要经过中国的本土化检验，改革，才能被中国的企业界和市场营销人员所接受，并得到推广和运用。所以说，直销在中国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必然产物。

2）直销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为一种产品行销渠道和销售方式，符合了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直销发展与否，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直销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下，必然得到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主要以价值规律来决定的价格体系。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就必须采取一种适合的营销方式。直销正式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3）直销更适合于东方文化直销这种销售方式起源于美国，但却在东方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这说明直销更适合于东方文化。因为，东方文化更讲究“人情”，而这正是直销所必需的，直销正是利用“人情”、“人际关系”来销售更多的产品。在我国，人们更注重“人情味”，传统的那种纯粹的买卖关系让顾客感受不到人情味。顾客需要销售人员更多的关心，而不仅仅是赚他们的钱。在直销中，直销员为了更多持续稳定地销售产品，必然会对顾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人情味。

4）直销符合大众心理和社会需求每个人都有很多需求，例如创业需求，致富需求、寻找第二职业的需求以及追求自主的需求等等。在我国，一方面，直销产品以其独特性迎合了某些收入较高者追求更高层次生活品位的需要；另一方面，近几年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很大一部分职工要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走下来寻找新的工作，而直销公司正好可以解决这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据统计，直销公司得直销商中，这类人员的比例可达40%---50%，而且这种安排不需要国家花费一分钱，只小公司以其独特的文化吸引了很多直销人员，也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找出了一条新的出路

5）21世纪直销行业吸引了大批的传统老板21世纪是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占了全世界1/3人口，拥有1/2的财富，他们推动了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IT行业的发展，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所以他们将推动21世纪健康产业，传统的行业投资大，回报低，资金回笼慢，而且占用了全部时间，要用百分之百的投入才可以经营好，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获得健康的时间，随着直销在国内的发展走到今天，更多的投资者看懂了直销的意义，其实直销行业就像传统行业，只不过我们是把原来准备投资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资在健康产业上。直销的产品价格低，销量比传统的销售渠道多，而且稳固，所以直销能为企业带了这么大的好处，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会介入这个行业

第三篇：制度经济学

我，铅笔

Leonard Read

我，铅笔，尽管看起来平平凡凡，但是也值得你探索和敬畏，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事实上，如果你能理解我的心——唉，这对不管什么人来说，恐怕都是过高的要求——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我可以教给你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而且我教给你的教训，要比汽车、飞机或者是洗碗机还要深刻——这恰恰是因为，我看起来是这么地简单。

简单？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了解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听起来实在有点荒唐，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得知，在美国，每年要生产15亿支我，就更荒唐了。

把我拿起来仔细端详一下，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多少东西——也就是些木头，漆，印制的标签，石墨，一丁点金属，还有一块橡皮。

数不清的前身

你不能把你的家族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同样，我也不大可能叫得出我的所有前身的名字，并对其作出解释。不过，我想尽可能地列出来，让你对我的背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有个认识。

我的家谱得从一棵树算起，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用于砍伐和把雪松圆木搬运到铁道旁的各种设备。再想想制造砍伐和运输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数不胜数的技能：开采矿石，冶炼钢铁，再将其加工成锯子，轴，发动机；要种植大麻，经过复杂的工序将其加工成粗壮的绳子；伐木场要有床铺，有帐篷，要做饭，要消耗各种食物。哎呀，忘了说了，在伐木工喝的每杯咖啡背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劳作！

圆木被装船运输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莱安德罗。你能想象得出制造平板大卡车、铁轨、火车头的那些人，和那些修筑和安装送我到那里的整个交通体系的人们吗？这无数的人，也都是我的前身。

想想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厂。雪松圆木被切割成铅笔那么长的薄板条，只有1/4英寸厚。要在烘干炉内将这些板条烘干，然而，涂上颜色，就像妇女们往脸上涂脂抹粉一个道理。人们喜欢我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不喜欢我煞白的模样。板条上蜡，然后再烘干。制造颜料，烘干需要的热量，照明，电力，传动带，电动机，一家工厂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少技能? 工厂里的清洁工也算我的前身吗？不错，还应该包括那些向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电站大坝浇铸水泥的人！因为，正是这些发电站向工厂供应了电力。不要忘了那些或早或晚在薄板条穿州越县的运输过程中——每车装60吨——出了一份力的人们。

现在，到了铅笔制造厂——这样的工厂在机械设备和厂房建筑上要投入400万美元，这一切资本，都是我的生身父母们通过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一台很复杂的机器在每根板条上开出八条细槽，之后，再由一台机器在另外的板条上铺设笔芯，用胶水粘住，然后，放到其他的板条上面——可以说，做成了一块笔芯三明治。再由机器切割这“牢牢粘在一起的木头”三明治，我跟七位兄弟就诞生了。

我的“铅笔芯”本身——它其实根本就不含铅——就相当复杂。石墨开采自锡兰。想想那些矿工和制造他们所用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制作用轮船运输石墨的纸袋子的工人，还有那些装船的人，还有那些造船的人。甚至，守护沿途灯塔的人也为我的诞生出了一把力——还有港口的领航员们。

石墨要与产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炼过程中，还要用到氢氧化铵。然后，要添加增湿剂，比如经过磺酸盐处理的油脂——这是用动物脂肪与硫磺酸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经过一道又一道机器，这些混合物最后看起来是在源源不断地挤出来——好象是从一台香肠研磨机中挤出来似的——按尺寸切断，晾干，再在华氏1850度的温度下烘烤数个小时。为了提高其强度和顺滑性，还要用一种滚热的混合物处理铅笔芯，其中包括固体石蜡、经过氢化处理的天然脂肪和产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蜡。

我的雪松木杆上涂了六层漆。你知道油漆的全部成分吗？ 谁能想到蓖麻子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也是我的前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确实都是。啊，仅仅是把油漆调制成一种美丽的黄颜色的工序，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技巧，就数不胜数了。

再看看标签。那是炭黑跟树脂加热混合而形成的一张薄膜，请问，你知道怎么制造树脂吗，你知道炭黑是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的那点金属——金属箍——是黄铜的。想想那些开采锌矿石和铜矿石的人们吧，还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能，把这些自然的赐予物制作成闪闪发光的薄薄的黄铜片的人们。金属箍上的黑圈是黑镍。黑镍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在我的金属箍的中间部分没有黑镍，光这个问题，就得用上好多页纸才能回答清楚。

然后就是我那至高无上的王冠，在该行业中被人很粗俗地称之“塞子”，就是人们用来擦除用我犯下的错误的那个东西。起擦除作用的那种成分叫做“硫化油胶”。看起来像橡胶一样的东西，是由荷兰东印度群岛出产的菜籽油跟氯化硫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橡胶则仅仅起粘合的作用。在这儿，需要各种各样的硫化剂和催化剂。浮石产自意大利，给“塞子”上色的颜料则是硫化铬。

无人知晓

现在，还有谁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说法不服：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知道如何制造？ 事实上，有成百万参与了我的诞生过程，他们中没有谁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你现在会说，我也扯得太远了，竟然把遥远的巴西的咖啡豆采摘工和其它地方的粮食种植者，也跟我的制作过程扯到一起。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不过，我仍坚持我的说法。在这成百万人中，每个人，哪怕是铅笔生产公司的总裁，所作出的贡献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实际知识（know-how）。从实际知识的角度看，远在锡兰的石墨开采工与俄勒冈的伐木工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实际知识的类型不同。不管是矿工还是伐木工，所作出的贡献都不比工厂中的化工师或油田工人——石蜡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更多。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油田工人或化工师家，或石墨、粘土开采工，或者是制造轮船、火车、卡车的人，或者是操纵机器生产金属箍上的滚花的工人，或者是铅笔制造公司的总裁，所有这些人，都不是由于本人需要我而干自己的那份工作的。很可能，他们每个人对我的需求都不如一年级小学生更殷切，事实上，在这无数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铅笔，也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铅笔。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这样的：这成百万人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他可以因此而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来换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些需要中，可能包括我，也可能不包括我。

无人主宰

还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称奇了：并没有一个主宰者来发号施令，或强制性地指挥生产我的这无数的生产活动。一点都没有存在这种人物的迹象。相反，我们发现，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神秘的东西。

据说，“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为什么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不可能造出一棵树来？事实上，我们甚至是否真能把一棵树说清楚？恐怕不能，我们只能描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表现出来就是一棵树。然而，在人类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人，有能力记录，更不要说指挥使一棵树获得生命的分子的持续变化？ 这样的壮举，可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各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只有上帝才能造树，因此我也坚持，正是上帝，才造出了我。人是不可能指挥这成百上千万的实际知识聚集到一起造出我来的，就像他不可能把分子聚合到一起造出一棵树一样。

这就是当我在前面写下那句话时的用意所在：“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因为，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些实际知识会自然地，是的，会自动地组织成为创造性的、有效率的形态，从而对人的需求和要求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或任何强制性控制——那么，人们就掌握了自由的最本质的要素：对自由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一旦政府拥有了对创造性活动的垄断权，比如投递邮件，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相信，邮件本来就不可能由可以自由行动的人来有效地投递。原因如下：每个人都承认，他本人并不知道如何做跟投递邮件有关部门的一切事情，他也承认，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想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个人拥有制造一支铅笔的充分的实际知识，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个人拥有在全国投递邮件的足够的实际知识。而今，由于对自由人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成百上千万人的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自然地、奇迹般地形成并彼此合作——人们就只能得出大错特错的结论：邮件只能由政府“掌管”来投递。

证据多的是 假如我，铅笔，是唯一能够对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可以自由尝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何种成就提供证据的东西，那么，某人些信心不足，还情有可原，但是，证据多的是，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与制造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计算机、一辆联合收割机等等成千上万的东西相比，投递邮件实在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都是输送，可是，由于让人们自由地尝试，因此，他们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让人的声音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事件还在进行之中，他们就可以把图象传送进每户人家中；他们可以在四个小时内把150名乘客从西雅图送到巴尔的摩；他们把天然气从得克萨斯州送进纽约某户人家炉中，收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不要任何补贴；他们把四磅石油从波斯湾运到美国东海岸——差不多是绕地球半圈——所花的钱，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对面收的费用都要少！

我教给人们的启示就是：让一切创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碍地发挥出来。只须按照这一经验组织社会的运转即可。社会的司法机构则应尽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碍这些活力发挥的障碍。允许这些创造性的实际知识自由地流动。要相信自由的男男女女会对看不见的手作出反应。这种信念会得到证实的。我，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支铅笔，以我奇迹般的诞生过程证明了，这是一种实在可行的信念，就像太阳、雨雪、雪松树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实在而可信。

本文原题I, Pencil，刊于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之Freeman杂志1958年12月号上。作者Leonard E.Read(1898-1983)于1946年创立经济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至去世。“I, 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

* 我的大名是Mongol 482，我的很多部件是在Eberhard Faber铅笔公司组装、制作和完成的。

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本文写的导语

伦纳•里德引人入胜的《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这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毋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哪而自行决定做可欲的事情”。

我们曾经在我的电视专题节目《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的故事，也曾经引用他的同名著作来阐明“市场的力量”（见电视专题节目的第一集和书的第一章，该章题目即《市场的市场》），我们概述了这个故事后接着说：

“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铅笔的故事》是典型的伦纳德•里德式的作品：富有想象力，朴素而意味深长，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爱，这一切，贯穿在伦纳德所写的一切著作或所做的一切活动中。跟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并没有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如何管理自己。他只是试图增进人们对他们自己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理解。

这就是他的基本信条，是他在长期服务于公众——不是政府公务员性质的公共服务——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坚持的信条。不管遭遇何种压力，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早年能够引人瞩目地坚守人的自由需要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严格限制政府这样的基本理念，而后则使这种理念广为传播。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四篇：制度经济学

题目：温州商人跑路现象的有关委托代理制度的探究

作者：郑珊珊学号：091894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091班

指导老师：李峰

关键词：温州商人跑路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关系 民间借贷 温州中小企业机制设计

摘要：制度经济学是一门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着重研究制度与经济学行为和经济学发展的关系。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温州商人跑路事件的背后警示着我们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合理。这也牵动了中国当前金融局势下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壁垒高筑，民间借贷乱象横生。怎么样利用制度改革改变这一局势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

正文：

现象问题：

十一国庆长假，中国各地热闹非凡，但是在温州这座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古城，此时成为了中国最阴霾的地方。盛夏，温州的动车追撞事故震惊全球，让中国高铁建筑神话顿时沦为笑柄；入秋，温州数百家中小企业经营动荡，从眼镜、打火机、鞋厂到纺织厂，无一幸免，每天都能听见又一温商跑路或者跳楼的消息。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名老板负债跑路。更有甚者，十一长假，老板安排员工休假旅游，趁员工都在外地游玩，老板卖掉厂房设备，携款跑路，等员工回来时发现厂房早已人去楼空。

现象原因：

中国浙江温州商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为成功的商业群体。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从上世纪80年代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90年代为”四自精神“，（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再到现在商界人士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逐渐偏离发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于是温州炒房

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个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

民间借贷俗称“高利贷“，对于温州人来说早已是一种常见的”理财方式“，温州商人陈志国记忆中，祖父辈就有了民间借贷不过那时多在亲戚和老乡之间进行，利息也比较低。在温州民间借贷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是很多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理财方式。

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出于金融机构的自利本性和对风险的控制，银行主要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个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可能的道德风险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而资本市场的国有性质也使得直接融资的渠道对它们基本堵塞。因此，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或向一些亲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众借贷。但是民间高利贷是违法的，民间金融的未开放使得放贷者必定要考虑到此种政策风险，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都高于正规市场的利率。正是因为中小企业难以在银行获得融资才使得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仅2011年上半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就高达 485.5 亿元。中国央行——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元人民币，89%的家庭和60%的企业涉及民间借贷的投资或贷款。与此同时利率也节节攀升。今年4月份温州高利贷年利率大都在200%左右，而银行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

然而就在利息不断攀升的同时，因为限购令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日趋冷淡，房价开始走低。不少人的房子短期内根本无法周转出去，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而银行的钱也越来越难贷，一些商人先从银行贷了款到期时没钱，只能借高利贷还银行的钱，想着再从银行贷出来钱还高利贷。但随着银行银根紧缩，很多人贷不出钱了，只好再去拆借，高利贷的利息越滚越高。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最终还是难以维系，资金链断裂了，于是温州商人跑路成了必然结局。

由于事态严重且环环相扣，温家宝10月 4 日急率财政部长谢旭人、人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金高官赶赴温州，并与温州中小企业家座谈。为了稳定民间借贷市场，10 月 9日温州推出「一揽子」救市计划，避免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有关措施包括严禁暴力讨债、追债，同时向银行派驻工作组，以及要求银行方面不抽资、不追债，协助中小企业维持正常经营。并重申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基准率的 4 倍，即属高利贷，是违规行为。温家宝下令限1个月内平息温州走佬潮。

分析问题：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存在、发展的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它最终会走向衰亡。既然民间借贷没有消亡，那说明它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放眼全国，高利贷已经成为普遍

现象，简单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撇开高利贷是否违法咱不谈。单单从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层面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制度问题存在哪里。

从制度经济学层面来讲，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借贷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经济学对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的契约关系。

博弈论认为，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代理人指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委托人指不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弱势的一方。

根据定义：

在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可能会利用私人信息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一方为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老板或者说法人，他们拥有公司的全部信息，比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年收益率、月收益率、每个项目利润大概有多少是有了解的。自己公司到期利润是否足以偿还利息，是否愿意按时偿还及何时偿还都是有其主观能动性的。一般代理人都是希望自己借来的钱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赚取更大的利润。

在博弈中不用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为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为委托人，没有私人信息，不知道债务人收益为多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按时偿还自己的本息。对此他只能自己进行主观判断，希望代理人能按时偿还自己的本息和。

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双方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民间借贷机构将资金借给中小企业去进行投资（我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我感到很奇怪，大家说为什么民间借贷机构不自己拿钱去经营、管理和进行投资呢？下面这句话是经典）历史告诉我们两权分离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民间借贷机构把资金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分离是对的。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高利贷这样想，如果我自己拿钱去买地建厂，雇佣工人，投资生产资金回笼慢而且又有相当一部分风险；而如果我只出资金，剩下的就是坐等分红就可以了。如果债务人投资盈利了，我可以收回贷款又获得利息收益；即使债务人投资失败了，但他欠我的债务没有消失啊，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我钱啊，我没有损失，何乐而不为呢。这样风险就转嫁出去了，我委托给代理人就好了嘛。

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解释“委托权的实质是承担风险。”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承担的风险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自己的本金。所有者把资产的使用权托付给经理人，为经理人承担了经营风险，所以所有者是委托人，作为承担风险的回报，所有者享受资产经营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从经理人的经营成果中得到分配。本文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向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出让了资金的使用权，双方就

资金使用权发生了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为委托人的单向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认定所有者是委托人看出委托人的资格有两点，一是出让自己的资产使用权，二是为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承担了风险。

那么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才能使中小企业能按时偿还贷款呢，这是一个问题。温州商人资金链断裂，跑路现象日益增多，坏账越来越多使民间借贷机构屡次要债未果，作为委托人的代理成本越来越高了，造成了资本投资浪费。

作为委托人的民间借贷机构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最佳合约激励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世界和我国近几年来，“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这些问题日益普遍钱生钱并非一片王道乐土，只有实业经济才是赚钱的硬道理。温州商人本来就是以实业经济发家致富的。过去温商肯吃苦，愿意一点一滴累积财富，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岗工人安置费起步，创办工厂生产打火机，两口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义无反顾打拼天下，到1997年获中国最强打火机企业称号。90 年代温商靠 1 支 1 角利润的打火机称霸市场，2001 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 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的 80%。然而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温州商人陆续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房地产和煤矿采取的强力调控政策。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采取限制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限购的高强度房地产调控政策，打击了温州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房地产投机。中小规模煤矿同样也因政府强制关闭与合并等蒙受了巨大损失。2005年左右，温州商人曾将房地产投资扩展向中东迪拜，但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遭受惨重损失。

“温州模式”近来演变而出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几乎陷入瘫痪。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当地高利贷年利率上涨到180%。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B把钱借给了A，当然，B的钱也不都是他的，可能是从5到10个C那里拿的，而每个C背后又可能有5到10个D……这样一级一级筹资，每一级又可能互相有交叉。这样，只要这个网状结构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影响的就是一大片。所以，有一个人跑路，相熟不相熟的都人心惶惶的。温州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信任危机。人们对温州商人的信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温州有36万中小企业，跑了90多个，比例是十万分之几，实际经济影响应该是不大。但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跑路的人，破坏了温州自己人之间、及外部的信任。曾经构成温州民间借贷基础的人情，如今也因此而变得不堪一击。

就市场制度公平角度讲，众所周知，包括温州民营经济在内的国内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其对国内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已达总量的５０％，可以说已占半壁河山。然与此同时相对国企，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政策待遇、银行贷款等诸多

方面，至今还受到了种种可见而不可得的“玻璃门”阻碍。如果这些企业主能够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流动资金，而不用去借高利贷；如果国内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能够得到与其对经济与就业贡献相称的政策的公平对待。想，有多少民营企业主会放下自已辛辛苦苦多年打下的市场“江山”不管，并情愿落入被债主追债甚至不得不“跑路”的境地。所以就此而言，在承认温州“跑路”老板固然有其个人经营不善的同时，承认现有制度本身所有的缺陷，并进而对此进行必要反省。

我的解决方案：

我研究的重点是作为委托人的民间借贷机构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最佳合约激励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我们又了解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那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要如何防止代理人拿自己的钱再去借贷防止出现委托泡沫呢。我觉得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根据温州商人是以实业经济发家致富的，我觉得可以设计一条机制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应该签订合同时注明该部分资金使用情况，如果该部分资金是代理人要拿出去在资本市场进行拆借的话，那样利息自然要高很多，这样一层一层的高涨自然就会达到代理人能接受的额度，这样也可以防止资金在市场上过度拆借，当然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基准率的 4 倍这种事不推崇的。如果该部分资金是用来投资房地产或其它非生产投资的，利息要相对高一些，这个利率根据投资泡沫的比例来定，使得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不敢冒险；如果该部分资金使用来投资实体经济的搞生产投资的，利息要相对低一些。

参考文献：

《所有者与经理人得委托代理关系再诠释 》（互联网）

【中华论坛】温州商人集体破产跑路又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头（互联网）

《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

第五篇：制度经济学

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改革，为什么说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实现了向市场主体的转变。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2 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将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辅业改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现代产权制度；3 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总体来说就是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过于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可能是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比如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包括企业高管的腐败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容易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政府常常偏袒国有企业；容易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不高，等等。

中国现有国有企业制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把企业收益个人化或单位化，而把企业运作的成本通过国家组织社会化。企业运作的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或扭曲，使得企业改革必须重建企业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重建须支付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交易成本，解决政府目标即资源吸取最大化与国有企业目标即资源有效配置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一味强调扩大企业的规模 增加资本及劳动力投入，容易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无政府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无政府主义从左边攻击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如汪洋大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长期压迫下，不断破产，产生一种绝望中反抗的极端情绪，否定一切权威和约束，追求绝对自由，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制度、政党和纪律。于是就崇信欧洲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①他们表示，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而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②从反对一切国家出发，他们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诽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政府。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现所谓“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可见，无政府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批判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建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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