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

第一篇：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让渡的配合。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实现利益让渡需要人们能够理性对话，促成不同利益群体对利益让渡的必然性形成统一的认识，并且达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合作共识。在利益让渡过程中，还需要选择社会合作式的让渡方式，包括“资源共享”式利益让渡、“削峰填谷”式利益让渡和“协商妥协”式利益让渡，以实现最佳的利益让渡目标。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存量改革；利益让渡；社会合作；改进效应

[作者简介]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能否顺利地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利益让渡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让渡的配合。因此，探讨以社会合作的形式进行利益让渡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利益让渡的可行方法及效果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急需利益让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①，全面深化改革面临两大阻力――利益固化的藩篱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世界各国既往的改革经验和教训表明，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改革很难深入推进，因为改革要推进，势必进行利益调整，从而导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等相互博弈，并且可能会异化为不同利益群体对既得利益的全力维护，以及对改革新生收益的全力争夺，从而撕裂整个社会。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未来的改革不仅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②，而且全党同志都“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③。2015年，习近平在作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时更是明确警示，如果改革推进的不好，“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④。可以说，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消除利益固化局面，在改革中化解风险，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

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前提下，排除极端的激进的做法，消除利益固化的主要渠道就是进行利益让渡。所谓利益让渡，就是指某一或某些社会行动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向其他社会行动主体让渡出部分利益，希图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与状态。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无论是进行增量改革还是进行存量改革，都急需进行利益的让渡。

从增量改革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增量改革能否推进将直接取决于存量改革的成效如何。增量改革主要是通过改革创造出新的收益，并且对这些收益进行普惠性分配，这类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只有受益者而没有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是一种“皆大欢喜”型的改革，改革推进的阻力较小。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增量改革未来能否深入关键就在于相关的存量改革能否成功。例如，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增幅下降，未来的增量改革如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职中专学生逐步免学杂费等举措，所需的资源就只能从存量改革中获得，这时增量改革就会直接与调节过高收入、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渐进式延迟退休等存量改革直接相关，这时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包括人人自愿地进行利益让渡，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共享”。⑤

从存量改革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直接进行利益让渡的存量改革比以往也明显增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存量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直在推进，但这种存量改革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让一方将利益让渡出来，没有直接的利益受让方；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类存量改革仍然大量存在，近两年推进的如反腐败、权力清单、全面依法治国、绿色化等都是需要一方进行利益出让的存量改革。更重要的是，除了这种传统的单方利益让渡型的存量改革之外，更多的存量改革是在两个以上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增损的存量改革。例如，早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普九”、高校扩招等，而现在却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高校招生名额省际之间调剂、异地中考高考改革等，是在突破利益固化，防止社会流动缓慢化，它需要直接从一个或多个利益群体中拿出利益，并且直接将之转移给另一个或多个利益群体，这种既有直接受损者又有直接受益者的改革，最易引起人民内部的利益之争。如果作为利益出让方的利益群体强烈反弹，很多存量改革就可能会出现“空转”现象，即耗费了大量改革资源，但最终改革却不了了之。极端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跑步机”式改革，即为了对利益对立各方进行均衡，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采取“明改而实不改”的方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短期内具有很强的迷惑力，只有在十几年几十年后回望之时才会发现所有利益各方的利益都没有得到满足，社会整体利益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因为改革而有所下降。可以说，无论是出现以上哪种改革后果，都会使社会整体利益受损，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徘徊不前。

二、以社会合作推进利益让渡

从人性角度看，无亲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能够进行广泛的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⑥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促使人们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⑦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为了不引起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之争，顺利实现利益让渡，更需要社会合作意识和社会合作行动的配合。也就是说，社会合作是利益让渡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以社会合作意识和行动推进利益让渡，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一是实现利益让渡需要不同利益群体在思想上摆脱极端意识的束缚。若所有人都普遍具有相对剥夺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认为改革过程中自身获得较少而其他群体获得过多，利益让渡就很难成为现实。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所有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都比较敌视，难以在利益出现冲突时保持较为理性开放的态度，更谈不上相互?g进行利益让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所说：“人的善良或邪恶，是由于有一种符合一致利益使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有一种背道而驰的利益把他们划分开来”。⑧ 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一定要摆脱极端意识的束缚。一方面，相对强势群体要摆脱“精英”意识的束缚。在过去数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相对强势群体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其经济地位、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都在上升，就会有意无意地形成“我是精英”的意识。这种精英心理会无意间将自身与普通民众尤其是利益受损群体对立起来，使利益出让的难度增大，利益固化格局无法调整。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群体也要摆脱“无条件同情弱者”意识的束缚。人类社会天生有同情弱者的群体意识，我国自古更有平均主义的思想传统；由于存量改革需要从强势群体身上拿出利益，于是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示弱”效应，很多社会群体都会自认是弱势群体，从而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无限泛化，届时真正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就会被淹没，他们的需求的迫切性就会被稀释和淡化，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未来我们所要做的是“有条件地同情弱者”，即要区分哪些弱势群体是值得同情的和必须同情的。⑨

正如美国学者科恩指出的：“如果对立各方认为不妥协地维护其势不两立的立场，比维护他们同在的社会更为重要，这个社会就必然会毁灭。”{13}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当社会成员学会依据一定的规则、利用利益妥协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只有当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和利益妥协已经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方式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资源共享”式利益让渡、“削峰填谷”式利益让渡，还是“各让一步”式利益让渡，未来利益让渡方式的完善，最重要的着力点应当是，确保在即使没有一个强大外力的主导，不同利益主体也能够自主地通过协商和妥协顺利地实现利益的让渡。

四、利益让渡的改进效应

利益让渡的结果如何，是评价一种改革措施和利益让渡形式优劣的最终标准。从理论上看，通过社会合作进行利益让渡可能会产生三种完全不同的改进效应。

利益让渡的最佳改进效应当然是帕累托改进，即至少有一个利益群体在利益让渡过程中获益，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受损者，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增加。如果所有利益群体都从利益让渡中得到利益盈余，那么理所当然地属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了。在增量改革过程中，帕累托改进是常态现象，甚至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有可能会出现。但在存量改革时期，由于涉及利益增损，这种帕累托改进仅存在于理想状态中，现实中很难寻找到其实践形式。

利益让渡最糟糕的改进效应是改革效应为负，即利益让渡后，利益出让方剥夺感严重，利益受让方获得感不强，社会并没有因为利益让渡而实现总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在利益让渡过程中和让渡完成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既得利益群体开始采取保守的自我保全策略，而相对弱势群体也倾向于采取激进的行动策略，公众没有形成社会妥协意识，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等利益让渡的基本规则也被抛之脑后。这是所有利益主体都不愿意见到的客观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类负改进的结局，关键是在进行利益让渡时，利益让渡所需要的社会合作状态等前置条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第三种改进效应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1939年，福利社会学家约翰?希克斯在评估不同的公共政策效果和经济状态时提出，在一种状态下，如果一种改革使改革受益者的所得足以补偿改革受损者的所失，并且已经找不到进一步改进的余地，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总体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就达到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成功的谈判和协商可以使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变成帕累托改进。但由于实践中总会有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成本一般为正，因此这种转变也是不可操作的。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标准，如果能使社会整体收益增大，变革也可以推进，关键是要确定好补偿方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存量改革日益增多，这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应当成为大多数利益让渡型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利益让渡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但利益让渡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可能却一时间无法完全得到满足，在改革共识和合力没有完全形成的前提下进行利益让渡，将是一种常态。为此，未来在实践中不仅要利用好合适的利益让渡方式，更要促成不同利益群体对利益让渡的必然性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改革推进的状态，持续对全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充分的社会讨论，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②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50，57-58.④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3.⑥韦倩、姜树广.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J].经济研究，2013（11）.⑦张维迎.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J].读书，2014（1）.⑧转引自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60.⑨王道勇.存量改革时期的利益协商与社会合作[J].教学与研究，2015（11）.⑩[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等译.一致?c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11}[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91-92.{12}郑杭生.抓住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配置这个关键[J].求是，2013（7）.{13}[美]科恩著，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86.责任编辑：陈艳华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6年第5期）

第二篇：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深化改革

〔摘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状况发生新变化，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出现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42-04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我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和动力源泉。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 〔1 〕（P137）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才能深刻领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式。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起点，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需求时，就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就是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由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再到新的基本适应表现出来的，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来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停留在一种固定的状态上。具体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方面，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种不适应以各种矛盾和问题表现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当时超越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平均主义进行变革，对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进行相应的改革。正是这些领域的变革，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使生产关系与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奇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经过30多年渐进式的改革发展，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桎梏已经打破，但又出现了新的不适应方面和环节，同时，这些新的不适应方面和环节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复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是这种新的不适应的表现。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不完全适应。一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引领作用和影响力不足；二是劳动和资本关系不相称，资本处于主导地位，劳资关系矛盾冲突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三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还不完全适应。一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问题刚刚提出并着手解决；二是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既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三是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思想多元化，尤其是种种以右的、左的倾向为主的思想不断出现等。

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新变化、新常态，针对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些新的不适应的状况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紧靠单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要求，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2 〕（P214）从性质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从特点看，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3 〕（P373）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的性质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范围内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公平与效率失衡、腐败问题严重、“四风”问题突出等。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人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改革的怀疑、质疑一直没有间断过。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导致“民进国退”，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秩序失范；“资强劳弱”，劳资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等，直接把问题和矛盾归咎于改革，甚至有人提出了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与质疑。面对成就与矛盾交织的基本局面，针对复杂的国内外思想斗争形势，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各种疑虑和质疑，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 〔4 〕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阻力和风险加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症结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还不深入，还不彻底。习近平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1 〕（P3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制度、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六个方面作出系统部署：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二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最大化；三是尊重市场规律，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建立健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在内的各项制度；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 〔5 〕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发展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发展导向。第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一是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二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第五，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5 〕第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是切实履行党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二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健全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三是加强纪律监督，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党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增进人民福祉，更加着力推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起主导和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6 〕（P111）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引领、主导作用。二是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是最大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一直徘徊于国际警戒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愈演愈烈的“分配性冲突”和社会怨气就是对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满之宣泄。全面深化改革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更加突出，要求更加具体。就是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彰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分配价值观，促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事关职工和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随着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恶意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体现以人为核心，共享共建的原则。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四风”问题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不满意、深恶痛绝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侵蚀着我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权基础，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突出表明了我党鲜明的政治立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健康发展，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党创造性地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科学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重大关系，体现了科学的改革方法。

（一）“上”与“下”联动，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

顶层设计是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而言的，就是要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性设计、全局性谋划，确定实现目标和战略路径，有效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浅层问题化解了，深层矛盾凸显了；显性问题破解了，隐性风险加大了；容易问题解决了，剩下都是硬骨头了；发展水平提高了，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强烈了。在这个阶段上，新旧矛盾交织渗透，利益藩篱盘根错节，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艰巨，同时各领域的关联性、协同度明显增强。因此，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显然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全局意识。

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加强顶层设计，能有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更好地指导改革，为“摸着石头过河”提供方向和目标，使其少付代价，避免颠覆性错误和改革的“碎片化”。“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为一些重要问题的改革提供探索性实践，积累经验教训，降低风险和成本。因此，加强顶层设计不能取代“摸着石头过河”，仍然需要进一步继续大胆实验、勇于突破，尊重群众、基层的首创精神。

第三篇：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从严治党的路径探析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从严治党的路径探析

【摘 要】2014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各个领域揭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成功的关键，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继续推进从严治党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更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需要。以作风建设切入从严治党，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引领从严治党，借反腐倡廉建设保障从严治党，实现从严治党的全面升级，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24-02

一、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从严治党的战略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从严治党

自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的强国之路，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建设已经完成。2012年，习近平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100年”的发展目标。为完成新阶段的发展任务，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突破性的将中国的改革升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主张。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完成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下一步就是要继续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路径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举措在于各领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要“?y筹推进各领域改革”，“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由此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极为宏大的改革任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阶段面对新的任务和要求，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是必要且必须的，这不仅符合从严治党的原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历史重任对党的必然要求。

（二）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

2014年起，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一个拥有8 700多万党员，一个在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在新阶段下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如何扛得了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如何抵得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诱惑，这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肩负的历史使命也要求中国共产党治国要先治党，治党要从严。

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法宝。面对复杂的执政环境、宏伟的奋斗目标，增强忧患意识、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要知道“打铁还要自身硬”，党要管党，要不断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要在从严治党中实现清正、清廉、清明。

（三）密切联系群众需要从严治党

中国的发展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挥作用的，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和需求，才能够制定出正确恰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人民群众需要党的领导。领导人民必须要有权威，权威从哪来，不是强权、压迫，更不是武力，权威来自于人民的信任和认可。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实事，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需，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权威。此外，党的领导需要掌握规律，而规律从哪来，规律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想掌握规律，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清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仅是喊口号，更重要的是从严治党。只有具备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原则，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作风的政党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优良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同人民群众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从严治党的路径

（一）以作风建设切入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作为党的性质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在形象，是人民群众了解共产党的第一途径。如果作风出了问题，不仅会影响政党本身的发展，更严重的是会影响群众基础。因为作风问题本质即是党群关系问题。

为遏制不正之风对党的形象以及群众基石的破坏，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从严进行作风建设迫在眉睫。首先，破“四风”，立新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主义是当前人民群众最为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破坏党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因此务必要以壮士断腕的态度破“四风”，同时立新风，新风即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等。其次，作风建设常态化。作风问题不是一时就可以解决的，其具有“春风吹又生”的特点，之所以作风建设一直在抓，而问题一直在出，就是因为对作风问题认识不清。要明了推进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作风建设从没有休止符，以坚决的态度、持久的决心、细化的措施、长期的努力进行作风建设才是正道。最后，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作风建设要抓常、抓细、抓长，更需要实现制度化，以具体的章程制度巩固建设成果。通过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固然可以解决作风问题，但因作风问题反复性和顽固性的特点，就必须以制度权威来巩固作风建设成果，提升作风建设的效力。

（二）以思想和制度建设引领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但当二者相合，同时、同向发挥作用可以达到1+1>2的效果。首先，教育即是对共产党进行思想建设。理念信念是思想建设之首。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起，就是一个拥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政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都能支撑下去，靠的就是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必须坚持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以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譬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修正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只有补足精神上的“钙”，才不会得“软骨病”。同时，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代瞬息万变，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在时刻发生的变化，只能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改革中遇到的困难，才能科学执政。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要时刻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应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困难。

其次，从严治党不可忽视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保障，在“五位一体”的党建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是从严治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无论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乃至反腐倡廉建设最终都要落脚到制度建设，以具体的规章制度来巩固建设成果。但是目前党的制度体系仍存有不足，在执行力上仍存有偏差，因此，以问题为导向，以“于发周延，于事简便”为原则，建立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操作性的制度，立明规矩，破“潜规则”是必要且必须的。此外，制度一经形成，必须要严格遵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党员、干部，无例外、无特权，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硬约束。

（三）以反腐倡廉建设保障从严治党

腐败问题作为阻碍党的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恶性肿瘤”，治理腐败可谓是历届领导集体的重要任务。中国目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社会制度体系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此外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薄弱，从而造成党内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零容忍态度治理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在此以2015年为例，仅一年时间就有30多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40多名中管干部被开除党籍，全国共查处“四风”和腐败问题8万多起，处理9万多人，近2万人被通报曝光，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总计120多名，违反八项规定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共计23 951人。这些数据可谓是不太光彩的“功勋章”，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问题官员被处理对其他党员干部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使全党、全社会明晓一个道理：无论官有多大，只要有问题，只要违背党纪法规，都会被查处。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指示中，习近平为党员干部做人做事划出四条底线：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以及道德底线。划出这四条底线，不仅是让党员干部明底线，更重要的是守底线，只有明底线、守底线，才能推进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才能促进反腐倡廉的建设。此外，还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想腐的自律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用腐的保护机制，从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1]靳志强.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特征和意 义[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4）.[2]蒯正明.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J].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3]罗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 力推进政治生态风清气正[N].光明日报，2016-01-13.[4]祁冰，唐淑楠.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选择 [J].理论界，2015，（7）.[5]赵凌云，苏娜.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大重 要论点[J].理论导报，2015，（1）.[责任编辑：秦 超]

第四篇：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与特点

尊敬的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继35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是一次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大会、誓师大会。如果说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号角，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提出了战略、绘制了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将是未来数十年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大幅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谋划战略、设计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已经开始逐渐从传统体系向现代体系转型，可是，阻碍这一转型进程的因素还有很多，有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自身的因素，也有国家治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体系即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备，治理能力不高的因素。

由于种种原因，近十年中国社会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加速转型，可是，国家的治理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十分缓慢，国家的治理能力还不是很高，跟不上外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步伐和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改革目前的旧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使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幅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为清除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转型道路上的种种阻碍，加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谋划战略、设计制度、想好思路、提出举措。

全面深化改革的分目标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一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以年均10.7%的速度高速发展，国民财富迅猛发展，但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基尼系数已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2001年的0.45，再到近几年的0.48，社会中最富的10%的人掌握了将近50%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一个社会中最富的10%的人掌握31.7%的社会财富的平均数。贫富差距过大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团体、行业、职业和区域的团结与和谐，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成为横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全会决定认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里当然包括农民和农民工、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阶层、残疾人、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等社会弱势群体。

二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自身的现代化，也包括治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两大制度体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里，国家与社会几乎是不分开的，有时候是社会(如氏族、部落、军队、宗教力量等)控制国家，有时候(特别是绝对君权制下)是国家支配社会;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从传统的一元结构逐渐走向二元结构。支撑现代人类共同体的两大主要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前者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和政府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后者的主要职能是社会组织和市民个人对私人事务和半公半私事务的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中国的私人事务率先从公共事务中分离出来，然后，半公半私事务也从公共事务中分离出来，社会开始进入半自治状态。可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至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治理阶段和水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要采取措施实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变，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和特点

从过去主要是浅层次的感性化改革，进入了深层次的理性化改革进程中

集分平衡。此次改革把该集中的权力集中到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把该分散的权力分散给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达成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中央把国防军队、教育卫生、国家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土地使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改革权集中在中央手里，但同时也下放部分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给地方，让地方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基层、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使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有一个基本的界线，使国家和政府有能力做事，社会和公民有活力发展。

放权让利。国家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向下级政府、基层政府放权让利，政府向企业、公民放权让利，国企向私企、外企放权让利。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对国民财富重新分配，以前主要是增量的国民财富改革，现在更多涉及到存量的国民财富改革，对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固化利益要进行调整，主要表现在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领域和事项。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保障农民的公民权益。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放开金融体系内的垄断限制)、财税体系改革(通过重新划分税种及其分享比例，使中央政府把部分财政能力转移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摆脱以地养政的情况，降低地方债务过高导致财政和金融风险的可能。

理性改革。一方面，本次改革坚持了过去三十多年改革成功的主要经验，即渐进改革，不搞休克疗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用一百多年探索找到的正确道路，是30多年改革开放中成功的基本经验和失败或挫折的教训的总结和概括。许多国家虽然改旗易帜了，但是，之所以没有发展好，就是因为走错了道路。另一方面，本次改革与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也有不同，从过去主要是浅层次的感性化改革，现在进入了深层次的理性化改革进程：涉及的利益更广、更深，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改革更加组织化，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也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改革更有预见性，而非完全盲目的摸索。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全会认为，新一轮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同时，也不排斥摸着石头过河，即要把中上层学者官员的理性的制度设计与下层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摸索、试点结合起来，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起来，从而，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保改革，促进三者的良性循环，使中国今后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继续走渐进改革的道路。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发布时间：2014-4-5信息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吴敬琏

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办法，要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来提高城镇化效率。市场运作是基础，政府主要是顺势而为;其次，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以便资源流向效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最后，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重新界定市场的职责，重新组织城市财政。只要解决体制问题，提高我国城市化本身和城市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城市意味着人的亲近性、密集度和接近性，可以面对面交流、冲击，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技术，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城市化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以上观点是经济学普遍共识，这和国内对于城镇化比较普遍的认识似乎很不一致。这也是很多问题分歧的起点，就是我们对城市化的功能有不同的认识。

旧型城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的城市化优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开发。也就是说，城市化不是去发展思想生产，变成了开发房地产;二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各地争相建设超大规模的城市。城市专业化程度很低，千篇一律。

关于城镇化发展道路，实际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多年。最先是普遍认为城镇化进度太慢，和相同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大概是21世纪初期，中国的城镇化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造大城”和“摊大饼”，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城镇化基本方向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在整个改革和发展中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些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事先并没有弄清楚。在改革进行中，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些比较现象层面的问题上。实际上，基本问题没有弄明白，现象层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所以，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我想谈的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

城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先说第一个问题，城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像21世纪初期讨论股市的时候，讨论集中在涨或者不涨，有没有泡沫。有一次证监会召集的高层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股市是干什么的?应该先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实际上，当时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股市的作用就是方便企业融资，特别是按照当时证监会的说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股市发展主要是帮助国企融资。另外一种观点可能更经济学书呆气一点，说股市是一个有效配置资本资源的装置，它要给好的企业资本，剥夺坏的企业使用、浪费

社会资本资源的权利。事实上，股市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这个基本问题上。不同的方针有不同的做法，结果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城镇化也是一样，到底为什么要城镇化呢?城镇化的作用是什么呢?两三年前最流行的看法，认为城镇化是增加需求、拉动增长的一种重要的途径。这个意见在一年多以前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提出了第二种意见，说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推动力量。努力搞工业化，人口就会向城市聚集，城镇化就可以得以推进。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意见好像都有问题。发展经济学所公认的城市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当中的作用，与上述认识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美国布朗大学专门研究城市化的教授W·亨德森，在2007年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及政策选择》的文章，他总结了整个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化的功能提出了一些公认说法。

这篇文章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当中，城市化一直是快速收入增长和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为什么是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呢?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因为城市化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亨德森认为，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在城市中开展，效率更高。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E·格莱泽，在另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城市化如何让我国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2011年)里，提到佛罗伦萨为什么可以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起点城市呢?就是有才能的人都到这里来交流思想，从交流思想一直到交流绘画的技术，于是佛罗伦萨就成了文艺复兴的起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也认为，城市是增长的发动机，创新的孵化、精湛技能的培育，无不在城市进行。

E·格莱泽的书里有大段讲城市的功能。他强调，城市意味着人的接近性(proximity)、密集度(density)和亲近性(closeness)，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思想市场”。思想者通过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和合作实现创新。科斯在去世前写的关于中国改革的书里，特别强调思想市场。科斯认为，中国现在一个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思想市场。

2007年中财办请了新增长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M.Romer)等国外学者来中国做“十二五”计划预研究。罗默来了之后，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报告，强调中国城市化要加速。他说，城市化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城市能够有效地生产思想(ideas)。在城市当中，因为有人的亲近性、密集度和接近性，所以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冲击，就可以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技术，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

以上观点是经济学普遍公认的认识，但和国内对于城镇化比较普及的认识好像很不一致。这也是好多问题分歧的起点，就是我们对城市化的功能有不同的认识。

但是，城市化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因为城市化人口密集，就会造成交通拥堵，垃圾处理、公共卫生管理变得复杂和困难，治安管理的难度加大。总而言之，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显然，我们应该尽量发挥城市的正能量，尽量减少负面效应;如果正能量没发挥，负面效应很大，那就会出问题。中国旧型城镇化的问题就在这里。

旧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和产生根源

旧型城镇化有什么特点呢?有一个从现象上就可以看出的特点，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优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开发。土地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增长，比城市人口的增长要高好几倍。城市的市中心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积比发达国家多得多。也就是说，城市化不是去发展思想生产，变成了开发房地产。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提高效率的功能发挥不大，而这是它的基本作用。

第二个特点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各地争相建设超大规模的城市。我国的城市专业化程度很低，千篇一律。只要扩大规模就可以，同构化很严重。在亨德森的上述文章中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总体看中国的城市化进度比其他国家落后，城市居民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但是，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一方面是小城市偏枯，另一方面又有特别多的特大规模城市，也就是说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特别多。这样的城市运作效率是很低的，北京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全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城市，正在向特大城市迈进。

关于城市的发展，亨德森讲到一个结构变化的规律。在工业化时期是农村人口移向城市，所以制造业先在城市中发展起来。但是很快，大概在20世纪中期，制造业的技术变成了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标准化的技术，并不要求工人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而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又比较高，所以，这些制造业企业就从大城市移向小城市。

我们“摊大饼”式城市发展的结果是把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还有政府都放在里面。各种专业的人员，包括大部分的制造业集中大城市，而制造业里面的工人叫农民工，农民工是没有城市化的，实际上他不是市民，他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其实都是比较低的。这就出现了“伪城市化”的问题。关于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国家统计局说的52%，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伪城市化，就是实际上不能参加罗默(P.M.Romer)说的生产思想(idea)过程，只是做一些简单加工。如果把这部分刨掉之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5%。

这样的旧型城镇化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大拆大建，侵犯民众利益。其次是小城市偏枯，特大城市疯长。最终结果就产生了两个效率问题：城市建设过程中占地面积过大，投资效率低下，各级政府债台高筑，威胁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资源的稀缺决定了做事情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错配，今天只能做今天的事，明天的事不能放在今天做。以后你该干的事，你现在非要干，那就是债台高筑，就得借钱。这又引出第二个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借了钱是要还的。但是，很多人好像没有这样的概念，在城市建设中，只要能借到钱就往里投。

现在有一些研究，发现我国现在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杠杆率太高就有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以前以为主要是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这两年发现各级政府的负债率也很高。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现在审计署正在审计，本来说10月要公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大概不小。

旧型城镇化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建成的城市运作效率很低。城市提高效率的好处没有充分发挥，但是负面效应却充分显露：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运营成本高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很长，每天几百万人进来一次，出去一次。空气污染甚至到了爆表的程度。

对于旧型城镇化造成的问题，中科院院士陆大道等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追随他的研究进行梳理，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政府主导了城镇化的过程，把造城当成是提高政绩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手段。城市的来源无非是两个：一种情况是从“市”来的，有交易的需要，就要集聚，于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城市;还有一种途径具有中国历史的特点，是从“城”来的。城在中国的古汉语里面是都，是政治中心。在中国的历史里，城市是从“城”来的。在计划经济之后，就沿袭了这个格局。我户口本上的籍贯是重庆。重庆过去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因为它在三峡的上游，但是计划经济下，就比不上成都，成都是省会。华北地区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在天津。但是，后来经济中心都敌不过政治中心。这是整个经济社会组织的格局造成的。

第二个原因是就是土地产权制度。我国现在土地产权制度是两块：农村那一块是集体的，最终拥有者是农民，但实际上没有处置权利，也得不到利益;城市土地按照1982年宪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有。所以，城市化过程中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农村土地要转到城市，先有一个征购，再转成国有进行招拍挂。而农村土地征购的时候，按照规定，是要按照土地的农产值定价的。这就造成转成城市土地后，形成的差价非常大。这个差价就属于新所有者所有，农民无法享受。因此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推动力量，要造大城，摊大饼，要尽量把城市规模做大。这不仅可以表现政绩，还能够有财政的支持，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土地财政的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行政级别是层级化的。本来市场活动中，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平等的，但我国不是。我国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和乡镇。越上级的城市支配资

源的能力越大。反过来，越大规模的城市往往明文规定的行政级别，或者是潜在的行政级别就越高。这就造成了一种循环，就是上级城市可以运用更大的权力吸取资源，扩大自己的规模。规模越大以后，它的行政级别或者是实际的行政级别越高。这就造成了一种循环，现在的小城市很偏枯，而大城市扩张得太厉害。这么一些很深层的体制上的原因，造成了旧型城镇化的造城运动很风行。

走出发挥城市创新功能的城镇化道路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必须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相联系，改变体制上的一些缺陷，把这些缺陷改掉，新型城镇化才有可能成功。

结合亨德森以及陆大道院士批评造大城运动的研究和观点，我认为，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办法，要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提高城镇化效率。市场运作是基础。政府应做什么?主要是顺势而为，土地运用的规划要由政府来做。同时按照规划，政府进行管制。农用土地、城市工商用地和住宅用地应该有划分，这个划分要有行政权力的管制。

其次，按照《决定》所说的，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以便资源流向效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

最后，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重新界定市场的职责，重新组织城市财政。这是《决定》中提出来的，其实都可以做到。只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提高我国城市化本身和城市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认为，这些都有利于推行更有效率的城镇化。现在应该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关改革会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冲破阻力和克服困难，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另外，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实际的困难。因为现在城市建设虽说效率很差，但它各个环节之间经过磨合，大体上可以协调运转。比如说大规模城建投资，可以卖土地，卖土地就可以充实收入。如果一个环节发生了改变，其他的环节就会和它发生矛盾。旧型城镇化的问题是长时期的偏差造成的结果。当推行改革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实际会发生的困难，要做通盘的设计考虑。以《决定》中提到的地方政府可以发债为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地方政府可以发债，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债?谁对债务进行负责?怎么监督?有一整套问题需要解决。

所以，政府、业界、学界都要加强学习，提高水平，对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调整。在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城镇化有关的各种问题，支持帮助政府来执行这些改革计划。总体看，我认为我国城市化现在的水平还很低，和城市化有关的各个行业大有用武之地。相信我们可以走出符合我国实际、能够发挥城市创新功能的城镇化道路。我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