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第一篇：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摘 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意义甚大。但是该制度涉及实务适用中的一些问题，在理论界存有争议。

关键词：损害赔偿制度；归责原则；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当事人一方的违法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撤销,过错方侵权责任的配置,直接关系到无过错方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1]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的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其的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新《婚姻法》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2]

二、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

在私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无非是二个：一是由于侵权；一是由于违约。对于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有持违约之责的观点的，赞同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一）从婚姻缔结后的夫妻关系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所谓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从该规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该协议是由民事主体间围绕着相关的财产问题约定所成。而婚姻的缔结虽说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要求当事人的完全自愿。婚姻契约,其核心在于自愿与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婚姻关系中的体现,反映了婚姻制度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到资产阶级的新式婚姻制度的根本转变,因此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婚姻作为一种契约,一种民事行为。[3]但是随着婚姻的缔结而产生的夫妻关系是无法通过合同来约定彼此之间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彼此之间所承担的民事义务。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夫妻间的人身关系由于具有特定的精神利益，不体现财产利益，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调整的。

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虽具有财产利益，但是夫妻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权利却并非是由夫妻双方当事人约定所成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均表

明夫妻财产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法定的。虽然婚姻法允许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但是这并非是夫妻财产制的唯一的形式，法律还规定了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制的。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对财产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在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的情况，且约定合法的前提下，才实行“约定优先于法定”原则。可以这样说，夫妻财产关系能适用合同法调整的余地甚小。鉴于上述的分析，婚姻缔结后所产生的夫妻关系，人身关系的内容不能通过协商进行创设，财产关系的内容只能针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约定。整个夫妻关系的内容基本上是法定而成，不存在合同内容设定的自由。

（二）婚姻关系的解除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基于法定情形。婚姻关系的解除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基于法定情形。基于当事人协议时，不会直接产生协商一致径行解除彼此间的婚姻关系的效果。其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审查，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肯认。因此，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协议之后，还应向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最终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来决定该协议的能否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而在合同关系中，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便能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同样都是协议解除方式，但所产生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

在婚姻关系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4]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理由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等。这二者的法定理由所映衬出的权益是截然不同的。法定的离婚理由所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利；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

（三）婚姻立法其本身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仅侵犯了夫妻关系中的法定权利，而且 3

违背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违反了婚姻家庭立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即侵犯了夫所享有的忠实权或者妻所享有的忠实权，又违背了“一夫一妻”这一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又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即是侵犯了婚姻一方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抚养权，又是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中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正是由于这些侵权行为，才产生了权源被侵犯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再者，若干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新婚姻法首次规定了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无疑是我国婚姻法的一个重大进展。[5]但新婚姻法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有不尽完善之处 ,也没有涉及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两类婚姻纠纷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有必要依据婚姻的本质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从该条款规定中可知，婚姻立法其本身便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由于合同是围绕着财产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其不具有人身利益的内容，所以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即包括物质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6]

三、对婚姻法中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若干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

（一）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

（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由此可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婚姻当事人提请离婚时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取消离婚的前限。

（一）从婚姻法本身的立法规定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此处的平等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也好，家庭成员也罢，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的存在，产生相互间人格的吸收或一方人格为另一方的人格所吸收的后果。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完整的民事权利。当一方对另一方的民事权利进行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进行弥补。因为是夫妻或是家庭成员，因为存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是家庭关系，而硬性限制只有在提起离婚时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那岂不是使一方的违法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法化？那法律便有包庇、纵容、助长该侵权行为之嫌。因此使侵权行为人可以凭借着合法的身份大摇大摆的穿行于法律之中。如此而来，婚姻家庭领域的“侵略”行为不仅不应予以回击，反倒应予以肯定和支持。那么，婚姻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由于期间的当事人对该立法信心的不足，要将这些合法权益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便会大打折扣了。更不用说要如何充分发挥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了。

（二）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在民事立法中非常注重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这种法律地位的平等与民事主体的身份无关。政客、商人；国家机关干部、普通社会成员等等，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社会身份等而享有特权。在民事领域中，各色人等的民事法律地位是平等一致的。夫妻、家庭成员，虽然彼此之间拥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身份，但是他们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等性，也不会因为彼此间的特定意义的身份的存在而享有某种特权。在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自身的过失侵犯了他 5

人的合法权益，便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主张身份的抗辩来谋求法律责任的豁免。谁侵权谁就要承担责任，这是民事领域的通行做法。由于夫妻、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侵权行为，使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负担无法得以平衡兼顾，导致权益分配的不公。此时，便有必要对被侵犯的民事权利进行民事救济，从而使一个失去平衡的法律关系能得以恢复。于是当配偶的同居权被侵犯，当配偶的忠实权被侵犯，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权被侵犯等情形出现时，法律应赋予受害者有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行使应以一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要件，不能以身份进行限制。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尽可能持久而稳定的享有手中的民事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规范中内部的强制性转化为外部的强制性，从而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有规则、连续；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正义这一法律理想。《婚姻法》规定了侵害配偶权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有效地运用民事制裁手段制裁重婚、“包二奶”、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并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对受害一方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有效保障婚姻家庭关系及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并最终实现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保障无过错配偶合法权益的目的。[7]

参考文献：

[1] 任凤莲.我国婚姻无效与撤销损害赔偿制度探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0,(03)：38 [2] 王冶英,任以顺.我国无效婚姻法律救济制度的缺失与完善[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11,(01)：29 [3] 夏凤英.论婚姻是一种契约[J].法学家, 2011,(02)：24 [4] 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2011,(02)：59 [5] 于大水.简论婚姻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政法论丛, 2010,(04)：66 [6]法律教育网，《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http://,2010-09-10.

第二篇：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调查报告

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调查报告

一、婚婚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十六条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 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过错责任原则，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 于故意或者过失：若缺少该要件便使赔偿责任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 以考虑的。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确定责任的范围，责任依据。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 这一民事法律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

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感情色彩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论是非论对 错，相对来说难度较大。如有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 厌旧有可能是夫妻关系长期紧张。在这种缘由中谁对谁错，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 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情形 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着 相当的难度。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说存在着该现 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1)》（以下简称若干解 释）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 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立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 稳定性尼？若想提供证人证言，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习俗的影响民众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能出庭作证的人少之又少。而有些权益的主张者采用雇用私家侦探或干脆充当起私家侦探的 角色期待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及其运用引发 权益之间的冲突。例如将捉奸照片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律保护与 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 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的冲突等等。有些权利主张者甚至借助公安部门取得证据，而这一做法使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公安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公 安部门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当然其间也不 乏“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下，一味地实施谁主张谁举 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 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 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助。在这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立法 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 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有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 此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一一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责任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 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

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

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予离婚。其间有很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

形这两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 益彰。

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性，复杂性会 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未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则及时进行调整。

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

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无非是侵权违约等对于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1、从婚姻缔结后的夫妻关系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所谓合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立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 律的规定。从该规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该协议是 由于民事主体间围绕着相关的财产问题约定所成。而婚姻的缔结虽说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要求 当事人完全自愿。但是随着婚姻的缔结而产生的夫妻关系是无法通过合同来约定彼此之间的 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彼此之间所承担的民事义务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间的人身关系。人身关系由于有特定的精神利益，不体现财产利益，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调整的。

2、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虽具有财产利益，但是夫妻间所享有的权利却并非是由夫妻双方当

事人约定所形成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权。这就从所有权的本质方面，肯定了夫妻双方对共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平等权利。我国《婚 姻法》第24条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一规定是与继承法关于夫妻法定继承 权的规定相互吻合的有继承法中，是将夫妻作为独立法定顺序继承人加以规定的。我国《婚 姻法修正案》第J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用的权利。这些规定均表明夫妻财产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法 定的。虽然婚姻法允许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的。但是这并非是夫妻财产制的唯 一的形式，婚姻法还规定了法定财产、个人财产制的。在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的情况，且约定合法的前提下，才实行“约定优先于法定”原则。上述的分析，婚姻缔结后所产后的 夫妻关系，人身关系的内容不能通过协商进行创设，财产关系的内容只能针对夫妻财产制定。整人夫妻关系的内容基本上是法定而成，不存在合同内容设定的自由。从婚姻关系的解除来 看婚姻虽然不是合同可是相当于合同。婚姻关系的解除可由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由法定。由于当事人协议时，不会直接产生协商一致径行解除彼此这间的婚姻关系的效果。还需要国 家对该协议的审查，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认肯。因此，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协议之 后，还应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最终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来决定该协议能否发生解除婚 姻关系的效力。而在合同关系中，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便 能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同样都是协议解除方式，但所产生的结果是大 相庭确径的。

3、在婚姻关系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巳破裂，具体有重婚实施家

庭暴力分居。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理由有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 履行期限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巳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 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履行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

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这两者法定理由所映衬出的权益是不同的。法定的 离婚理由所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的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 利；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 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从婚姻法立法本身来 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仅侵犯了夫妻关系中的 法定权利，而且违背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违反了婚姻家庭立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即是侵犯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又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即是侵犯了婚姻一方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抚养权，又是 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中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正是由于这些侵权行为，才产生了权源被侵犯者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再者，若干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

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从该条款规定中可知，在婚姻立 法其本身便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正如笔者在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合是围绕着财产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其不具有人身利益的内容，所以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 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 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即包括物质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婚姻法中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法院对此的立法规定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此认为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仅配 偶有之，家庭成员也应享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 时巳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第三十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

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有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

（一）符

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 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 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的诉讼。

（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是离婚当 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只有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才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任何第 三人均不享有这种请求权。承担损害赔偿的主体则是离婚当事人中有过错的一方“人民法院 判决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 姻关系续存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 受理．”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为由向人

民法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由 此可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婚姻当事人提请离婚时 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这样的限定有欠妥当我国婚姻家庭虽然以“婚姻法”命名但却属 于广义的婚姻法。我国婚姻法不仅仅调整夫妻这一婚关系，而且还调整由婚姻衍生而成的家 庭关系。不论是在夫妻之间，还是有家庭成员之间都会发生侵权事件，都会产生损害赔偿问 题。既然婚姻法对这两类主体均进行调整。那么立法只对夫妻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作出的规定，那么权益遭受侵犯的家庭成员，其他的损害赔偿请求应如何去何落实呢？更何况婚姻 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诸多种情形中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夫妻间的，也有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立法上限定只有婚姻当事人才能主张损害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所涉及到发生在家庭成 员产的侵权行为的规定就有些个显得有点锦上添花了。当法律确定该行为为民事侵权行为，却法有与之相适应的举措。此时的法律既不能支违法行为人进行恰如其分的惩处，以不能 得力的保护受害人，提供妥当的法律救济。

那么法律对损害赔偿请求权提起确定的一个前提是离婚请求的提起，从而将损害赔偿请 求与离婚请求紧密相连，若非如此，法律将不会做出丝毫的回应。如此的做法，使得离婚请 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变成两个不相及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夫妻感情的破裂而主张夫 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侵权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 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取消离婚的前限。

从婚姻的本身的立法规定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此处的平等意味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也好，家庭成员也罢，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或者是家 庭关系的存在产生相互间人格的吸收或一方人格为另一方的人格所吸收的后果。他们彼此间 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完整的民事权利。当一方对另一方的民事 权利进行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侵权人遭受的损 失进行弥补。因为是夫妻或者是家庭成员，因为存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是家庭关系，而硬性 限制只有在提起离婚时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那岂不是使一方的违法性行为在一定的程度 上得以合法化？那法律便有包庇、纵容、助长该侵权行为之嫌。因此使侵权行为人可以凭着合法的身份大摇大摆的穿行于法律之中，如此而来，婚姻家庭领域的“侵略”行为不仅不应予

以回击，反倒应予以肯定和支持。那么，婚姻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由于期间的当事人对该 立法信心的不足，要将这些合法权益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便会大打折扣了。更不 用说要如何充分发挥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了。

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在民事立法中非而享有特权。在民事领域中各色人等的民事法 律地位是平等一致的。夫妻、家庭成员。虽然从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的原因来看，就将损害赔

偿请求权位的平等。这种法律常注重民事主体法律地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的平等与民事主体 的身份无关。普通社会成员、国家机关干部、等，不会彼此之间拥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身份，但

是他们的法律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等性，也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特定意义的身份的存在而享 有某种特权。在夫妻、家庭成员间，由于自身的过失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便要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不能主张身份的抗辨来谋求法律责任的豁免。谁侵权谁就要承担责任，这是民事领 域的通行做法。由于夫妻、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侵权行为，使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负担无法得以平衡兼顾，导致权益分配的不公。此时，便有必要以被侵犯的民事权利进行 民事救济，从而使一个失去平衡的法律关系能得以恢复。于是当配偶的同居权被侵犯，当配 偶的忠实权被侵犯，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权被侵犯等情形出现时，法律应赋予受害者有提 出损害赔偿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规范中内部的强制性转化为外部的强制性，从而形 成一定的法律秩序，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有规则连续；只有这样才能是最终实现正义这一法

律理想。

鉴于前述的诸多分析，也正是为何将惯常所称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称之为婚姻法中的损 害赔偿制度的所在原因。明确指出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调整的目的即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 姻家庭关系。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明确肯定了夫妻一方实施了以下行为即(1)重婚的；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有上 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篇：浅谈我国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

浅谈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保护了无过错一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提供了法律的依据，也是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施中涉及许多现实问题，引起理论界和司法审判的争议。其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损害赔偿归责原则以及请求权主体的争论较为突出，本文对此进行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婚姻损害赔偿 性质 归责原则 适用范围 请求权主体

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不同于合同违约赔偿

在私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由于侵权；一是由于违约。对于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一直存在着违约之责和侵权之责之争。就现行制度来看，认定为侵权责任更为合理，其理由如下。

其一，从婚姻缔结后的夫妻关系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婚姻的缔结也需要当事人的合意，但是随着婚姻的缔结而产生的夫妻关系，是无法通过合同来约定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彼此之间所承担的民事义务的。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虽具有财产利益，但是夫妻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权利却并非是由夫妻双方当事人约定所成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均表明夫妻财产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法定的。虽然婚姻法允许婚 1 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但是这并非是夫妻财产制的唯一的形式，法律还规定了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对财产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在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且约定合法的前提下，才实行“约定优先于法定”原则。可以这样说，夫妻财产关系能适用合同法调整的余地甚小。

其二，从婚姻关系的解除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在合同关系中，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便能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合同法定解除的理由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法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基于法定情形。但是，当事人之间协议解除婚姻需要国家肯认。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协议之后，还应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最终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来决定该协议能否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这二者的法定理由所映衬出的权益是截然不同的。法定的离婚理由所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利；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

其三，从我国婚姻法立法本身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仅侵犯了夫妻关系中的法定权利，而且违背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违反了婚姻家庭立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即侵犯了夫所享有的忠实权或者妻所享有的忠实权，又违背了“一夫一妻”这一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若干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 2 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从该条款规定中可知，在婚姻立法其本身便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而合同是围绕着财产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其不具有人身利益的内容，所以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婚姻损害赔偿具有双重的法律性质，即婚姻损害赔偿除了自身的一些特征外，其他方面仍可适用一般民事侵权赔偿原理，即兼有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二、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应当并用过错原则与推定过错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

那么，能否同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呢？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此时的权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的责任。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的。其理由是：

其一，有利于减轻无过错方的举证困难。例如，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 3 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及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借助110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是公民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如果引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其二，能够更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

三、应当扩大无过错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形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有权请求赔偿的四种情形，（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对这些情形的正确理解，是准确适用的前提。

（一）重婚。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行为，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两种情形。在重婚作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注意，就是对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中的受害方提出损害赔偿应如何处理？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以下简称“解释”)仅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 4 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及无效宣告作出了规定，对此问题没有涉及。实践中，重婚者(尤其是法律上的重婚)大多采取隐瞒、欺骗等方法达到重婚的目的，而许多与重婚者形成重婚关系的另一方并不“明知”，应该说他们与重婚者的原配偶同是受害者，对其合法权益，法律理应公平保护。婚姻法第十条将“重婚”作为无效婚姻的一种法定情形，该法第十二条同时规定“无效或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因此，对重婚而导致的无效婚姻中的受害方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因其婚姻无效而不属离婚诉讼，应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护，具体可采取以下方式：一是由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提起；二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何种情况构成“同居”，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解释”第二条将此界定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此界定仍欠详尽、明确。一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居住多长时间才构成“同居”？对这个问题，最高法院在制定“解释”时，有人建议就“同居”问题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限，双方共同生活达到规定期限的，即可以认定为“同居”①。也有法院就上述问题作了时间上的界定，如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三个月以上”②。还有主张一个月、六个月的不等。其实，采用界定时间的办法是机械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以认定的问题。因为实践中“同居”行为大多并不公开，受害方难以举出有效证据。二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往往是 “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类似重婚。“异性合租住房” 是“不以夫妻名义”的例子，他们完全可以公开进行，而且也不会是持续、稳定的。三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长期通奸行为在实践中很难区分。

立法的意图是将通奸等婚外性行为置于民事法律制裁之外，认为“一般的通奸，偶发的性行为属道德领域、有关党纪政纪约束、行政处罚的范畴。”③“对于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通奸行为的，应采取批评教育和道德遣责等综合处理措 5 施。”④实际上，通奸行为，尤其是长期通奸行为，对其配偶的损害是现实的，身心健康因此而受到摧残，其损害程度并不必然比“同居”所造成的损害小，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道德约束、舆论监督、批评教育显然不足以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也不利于对受害者的救济与保护。因此，通奸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其法理法律依据：一是通奸行为给配偶造成的损害是现实的，依侵权行为理论，有损害就应当归责；二是从民法原理和诉的理论上分析，通奸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属于人身损害赔偿范畴，基于法律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亦应予以追究，属于法院主管；第三、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最广泛、最普通的社会关系，内容上具有很强的伦理道德性质。通奸行为也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从道德角度审视这一行为的同时，亦应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分析。

（三）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问题是：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可否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众也周知，离婚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虽然离婚诉讼属于合并之诉，包括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诉讼，但是解除婚姻关系依然是离婚诉讼之主诉，其他均属牵连之诉，而将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即使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引起婚姻关系的破裂，亦应属于“另案”，应由受害人另行寻求刑事的、民事的或行政的救济，而不应在离婚诉讼中提起。再则，对非配偶的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是对受害人人身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侵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受害人基于此侵权行为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依损害赔偿理论，“在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是赔偿权利主体，如果进行诉讼，则为原告、即诉讼请求的提出者。在侵权行为法的领域，除受害人以外，还有受害人的利害关系人、死者的近亲属，也是赔偿的权利主体” ⑤，但须是直接受害人生前或丧失劳动能力之前扶养的人，这种扶养权利因直接受害人受到侵害，因而享 6 有法定的扶养损害赔偿请求权。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未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配偶并不是该侵权行为的赔偿主体，让不享有赔偿权利的人承受权利，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逻辑。从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侵犯的是家庭关系而非夫妻关系。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性要求，法律关系主体由法律规范所规定，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任意参加到法律关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此情形与“实施家庭暴力”有相同的问题，可限定为虐待、遗弃配偶的。

综上分析表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尚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关系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形，立法上应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列举之后再概括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

四、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应限于受害的配偶一方

根据婚姻法若干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婚姻当事人提请离婚时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进行这样的限定有欠妥当。

我国“婚姻法”调整是整个婚姻家庭关系。不论是在夫妻之间，还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都会发生侵权事件，都会产生损害赔偿问题。既然婚姻法对这两类主体均进行调整，那么发生在这两类主体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也同样要进行调整。现在立法只对夫妻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了规定，那么权益遭受侵犯的家庭成员，其损害赔偿请求又应该如何落实呢？因此，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由配偶扩展至家庭成员。

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离婚请求的提起，从而将损害赔偿请求与离婚请求紧密相连，若非如此，法律将不会作出丝毫的回应。如此规定实际上对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做了主从的划分，离婚请求权是主 7 权利，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从权利。主权利不行使，从权利就无法主张。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夫妻感情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侵权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取消离婚的前限。

其一，从婚姻法本身的立法规定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此处的平等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也好，家庭成员也罢，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的存在，产生相互间人格的吸收或一方人格为另一方的人格所吸收的后果。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完整的民事权利。当一方对另一方的民事权利进行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进行弥补。因为是夫妻或是家庭成员，因为存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是家庭关系，而硬性限制只有在提起离婚时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不仅导致一方的违法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法化，而且不利于发挥婚姻家庭法对弱者的保护功能。

其二，从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的原因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在民事立法中非常注重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这种法律地位的平等与民事主体的身份无关。政客、商人、国家机关干部、普通社会成员等等，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社会身份等而享有特权。在民事领域中，各色人等的民事法律地位是平等一致的。夫妻、家庭成员，虽然彼此之间拥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身份，但是他们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等性，也不会因为彼此间的特定意义的身份的存在而享有某种特权。在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自身的过失侵犯了他 8 人的合法权益，便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主张身份的抗辩来谋求法律责任的豁免。谁侵权谁就要承担责任，这是民事领域的通行做法。由于夫妻、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侵权行为，使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负担无法得以平衡兼顾，导致权益分配的不公。此时，便有必要对被侵犯的民事权利进行民事救济，从而使一个失去平衡的法律关系能得以恢复。于是当配偶的同居权被侵犯，当配偶的忠实权被侵犯，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权被侵犯等情形出现时，法律应赋予受害者有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行使应以一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要件，不能以身份进行限制。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尽可能持久而稳定的享有手中的民事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规范中内部的强制性转化为外部的强制性，从而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有规则、连续；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正义这一法律理想。

注释：

①刘银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㈠》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第43页。

②转引自潘建国：“适用《新婚姻法》审理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第49页。

③吴晓芳：“有关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第47而

④马原：《新婚姻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47页。

⑤杨立新、刘忠：《损害赔偿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⑥同⑤注，第269页。

参考文献：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主编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84页 《民法》 魏振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682页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主编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97页

第四篇：论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

论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

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

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我个人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

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

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我个人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我个人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

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我个人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

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我个人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我个人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臵，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我个人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

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我个人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第五篇：我国婚姻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婚姻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时间:2010-01-18 13:2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次

【摘 要】 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夫妻离婚时，一方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形时，另一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该请求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项请求，该

【摘 要】 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夫妻离婚时，一方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形时，另一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该请求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项请求，该规定对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对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法律的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简单，在婚内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事由及赔偿数额确定依据等方面尚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对此，笔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 婚姻法 精神损害赔偿 完善

我国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六条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失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以上两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构筑起我国婚姻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这对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制度、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制裁与预防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及维护法律的公正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关于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设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婚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是第一次规定，缺乏实践经验，难免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本文对此欲作简单探讨。

一、婚内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确立了婚内不得因配偶一方的重婚、同居、家庭暴力和遗弃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高院作出如此解释，一是为了有利于家庭和好，有利于家庭稳定。二是认为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是共同的，赔偿毫无意义。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新婚姻法已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和婚前个人财产制，这使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拥有各自的财产成为可能。实践中，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以外，还有个人的特有财产，如一方的婚前财产，因继承、受赠所得的指明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其次，即使夫妻双方无个人财产，赋予受害人一方婚内精神损害赔偿诉权同样具有作用。承担侵权责任的形式并不局限于赔偿损失，还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同样对受害人精神损害具有抚慰作用，对其合法权益具有保护作用，同时也能起到判明是非、伸张正义、教育和预防的作用。

再次，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内精神损害接济方式过于单一，效果并不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这里虽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但这些组织或单位不履行劝阻或调解义务法律并没有规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律也很难要求其承担什么责任，而事实上，基于传统思想“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影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对这些家庭矛盾往往无法管、不愿管，或是劝阻、调解一次无效后不再管，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最后，从侵权法的理论看，婚内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侵权行

1为，法律强制剥夺受害人民事救济手段缺乏足够的理由，无理论依据。或赋予其救济手段必须以离婚为条件，违背受害人的意志。综上，笔者认为，婚姻法没有确立婚内精神损害赔偿缺乏依据，确立婚内精神损害赔偿完全是必要和可行的。在现实中，很多受害人在主观上基于各种考虑，并不必然想要离婚，而只想制止侵害行为，婚姻法如赋予受害人婚内精神损害赔偿权，则受害人就多了一条司法救济途径。因此，法律应当确认受害人的这种婚内请求权，受害人基于各种现实情况的考虑是否行使该权利是受害人的权利，法律不应当强迫当事人选择或剥夺受害人的这种选择的权利。

二、精神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完善

(一)通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立

通奸是指有配偶的一方秘密与配偶以外的其他人发生不稳定性关系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通奸不属于可以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同时，对于通奸行为，受害人也很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取得法律的支持。有专家认为，通奸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即侵犯了配偶权，而配偶权可以包括在“其他人格利益”中，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正确，配偶权是合法夫妻间互为配偶关系的基本身份权，配偶权为身份权而非人格权。人格权为权利主体支配自身的一般主体要素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婚姻自主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身份权是权利主体基于主体的特殊要素—身份而享有的权利，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亲属权。这些是民法的基本理论，而《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指的是“其他人格利益”，而非“身份利益”，有的人甚至认为，身份权受侵害是不能根据《解释》提起精神损害陪的，这种看法虽然不对(《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关于侵害亲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即为对身份权受侵害的精神赔偿)，但根据《解释》的规定，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另一方是无法根据《解释》的规定要求获取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不论是婚姻法还是《解释》均无法对通奸行为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另外，从新婚姻发颁布后的司法实践看，也没有出现因配偶一方通奸而给予另一方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因此，可以认为，从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看，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另一方是无法获取精神损害赔偿的。而笔者认为，婚姻法确立通奸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和可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也就是说配偶之间具有相互忠实的义务，而通奸行为显然是对该忠实义务的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杨立新教授认为，“在现代民法理论中，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主要是指对配偶权中的忠实义务的侵害，即第三人与配偶一方通奸或者重婚，而使对方配偶的身份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在总体上也确认了配偶身份权的存在。因此，通奸行为的实质是侵犯了夫妻另一方的配偶权，受害人要求获取精神损害赔偿完全符合法理和《民法通则》的精神。但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过于模糊，更没有将配偶一方的通奸行为作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虽然不能直接根据该条的解释否定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以为时另一方配偶在离婚时的赔偿请求权，但该条体现的精神是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诉讼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作例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陈述，并明确将通奸行为作为另一方配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从现实情况看，通奸行为对另一方配偶的精神伤害并不定比同居或重婚小。配偶一方长期的通奸、与多人通奸，或与人通奸生养了小孩等情形，给另一方配偶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大于重婚和同居。通奸与同居在事实上有时候也往往难以区分，受害人在举证时要证明配偶与第三者长期、稳定居住通常比较困难，而法律对通奸又没有规定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这样在事实上就会造成很多时候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得不到

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有失公平。此外，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婚姻法没有直接规定通奸行为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也同样可以借用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台湾学者认为：“配偶与第三人通奸，受害配偶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其情形严重者，可谓名誉权受到侵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相当之抚慰金。”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全对，通奸行为虽有造成另一方配偶名誉受到损害之可能，但非必然，如该通奸行为只为第三者及另一方配偶知晓，而不为其他人所知，要认定另一方配偶名誉权受到损害会比较困难。因此，借用名誉权受损的间接救济方式也并不完美，对受害人的保护尚不够充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印度、我国台湾地区，等等，在刑法上也均有通奸罪的规定，我国香港地区明确规定了在离婚诉讼中的通奸损害赔偿。通奸作为一种严重伤害对方感情的行为，对另一方配偶造成的精神损失都是显而易见的，现行法律对通奸行为受害人的保护是不足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直接将通奸规定为提起精神损害损害赔偿的事由，法官可以根据造成损害的大小判定精神抚慰金的多少，这样对行为人和受害人而言应当是公平合理的，也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形，能更好地起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 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离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由于偶然的事情发现自己抚养多年的子女并非自己的骨肉，自己多年来对子女的感情付出突然付之东流，面对这样的打击男方往往会愤而提出离婚，要求女方返还抚育费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情形如果处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指出离婚后给付的抚育费可以酌情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的抚育费如何处理须进一步研究，根据该解释，显然感情受到欺骗的男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即使想支持其诉请也找不到可以依据的准绳。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情形，不给予受欺骗的男方适当的精神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受欺骗者不仅无端支出的抚育费有去无回，受到欺骗后心中的郁闷、愤怒、伤痛是可想而知的，法律对其伤害视而不见，有失公正。或许有人会指出，这样的情况可以归入女方与人通奸的事由而得到赔偿，但对于女方在与他人怀孕后始与受害人结婚的情形并不构成通奸。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将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的情形作为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三)配偶一方有卖淫嫖娼行为

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实卖淫嫖娼行为，显然与通奸一样，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其应当作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定事由的理由与通奸相同，笔者不再重复。

(四)婚前隐瞒患有精神病

对于有精神病史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配偶，在婚后发作，而另一方在婚前基于一般的接触又是无法发现的，并且患病一方具有故意隐瞒情形的，受害人因此受到精神损害，应当赋予其赔偿请求权。

(五)一方骗取结婚证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一方在结婚时隐瞒对方，弄虚作假，如未到法定结婚年龄而虚构，或隐瞒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最后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另一方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有可能身心受到打击，特别是对于女方而言，在农村结过一次婚会影响其再次择偶，或错误的婚姻浪费了其宝贵的青春，使其失去许多择偶的机会，这样往往会使其精神受到伤害，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权方显法律的公正。

(六)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重大犯罪行为

配偶一方犯罪，势必会使另一方感到在公众面前无法“抬头”，影响其正常的社交、生活，特别在农村，另一方配偶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某些重大犯罪行为，如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会使另一方配偶同样产生蒙羞感，使其身心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并不为过。

(七)其他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形

婚姻法在例举若干受害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后，最后应当概括性地规定

“其他造成一方精神损害的情形”。并且对婚姻精神损害侵权进行定义，该定义则应当函盖精神损害侵权的构成要件，如定义为“婚姻精神损害侵权行为是指配偶一方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另一方精神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

三、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依据的完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根据以下六项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笔者认为以上规定过于粗糙，并且也不完全适用与婚姻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精神损害系受害人痛苦之感受，然而受害人痛苦之有无、大小、长短，因人而异。精神损害既不具有金钱价值，又没有为人们易于辩识的物理特征，因此，受害人之精神损害金钱赔偿须衡量受害人对痛苦的主观感受。”因此，应当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围绕受害人所受痛苦的深浅而定，即侵害所造成的后果应作为主要衡量依据，其次才考虑其他因素，而不像《解释》那样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方在第一位。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只是划分责任大小的依据，而非确定损害大小的依据，应当先确定损害大小再划分责任大小，否则顺序颠倒，本末倒置。《解释》将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作为一项独立的因素，并且放在第二位，也是不科学的。考虑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只具有推测损害大小、确定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作用，其本身并不能独立成为一项确定数额的因素，即使将其例为一项独立的考虑因素，也不能将其置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之上。另外，侵权人的获利情形这一因素在婚姻精神损害赔偿中并不适用，侵害人并不存在获利的情形。同时也应当明确，“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只能作为酌定考虑因素，明确其在各因素中地位的低下。“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这一因素应当去除，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存在区别，物质损害赔偿的某些标准与受诉法院平均生活水平挂钩有一定的道理，如残疾赔偿金，因不用地方的劳动力价格不同，消费水平不同，赔偿金作为劳动力丧失的替补形式，其标准与当地生活水平挂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受到伤害的抚慰，其伤害本就不是用金钱多少可以衡量的，如果同样的伤害因受诉法院的不同而不同，往往会使受害人感到不公平，起不到抚慰作用。综上，笔者认为，婚姻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有独自的确定因素，并且明确“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以受害人造成伤害的程度及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为依据，同时适当考虑侵害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合理地确定每一起婚姻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