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与创新同构

第一篇：浅析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与创新同构

浅析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与创新同构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企业中的作用，促进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自去年起，中央加大了国企混改力度，在混改中如何合理地开展国资企业的党建工作，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笔者通过走访、调研，试图深入探究现实问题的根源，并以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衍生理论为基础，对国企改革与国企党建工作进行了同构分析。

[关键词]创新；制度经济学；党建；国有企业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8.06.048

[中图分类号]F276.1；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8）06-0-02

相关理论与演化历程

1.1 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演化

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提出了制度成本的内生性特质，建立了制度约束与个体选择的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衍生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等，都从不同侧面界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属性，逐步完善了以企业为对象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的超产权理论、量权分立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也都对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以公司治理、特别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为核心，进而衍化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如以股东所有权理论为基础的单边治理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多边治理理论。

1.2 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就是企业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我国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不断探索，在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在法律框架内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演化路径。在近几十年的路径演化过程中，以路径依赖问题和委托代理权利边界不清等问题尤为突出，其具体表现为“内部控制”问题、改革难和大中型国有企业股权相对集中等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治理理论、特别是以其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学说获得了长足发展；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中对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有关理论解释，特别是路径依赖理论，也尝试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特征与问题进行解释。诺思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诺斯的这一论断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宏观政策与企业发展实际相符合。学者吴敬琏提出公司治理结构是所有者、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学者张维迎也提出公司治理主要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探索

2.1 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构

根据经济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并结合实际可以将企业制度按照制度的自身逻辑特征分成3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所有制；第二层次是产权制度；第三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企业制度中的最根本的层次，是区分不同企业制度根本性质的标志。产权制度是所有制与资源配置调节机制的中间层次，是处理生产要素归属与其边界的核心。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是企业决策、经营和管理的具体框架。

2.2 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探索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提出了多种理论框架：如企业主体论、企业本位论、经营机制理论和股份制理论等。回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之后到1977年，这一阶段国企的经营管理主要仿照“苏联模式”，即国家是唯一的产权主体，各国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营和调节机制。

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期间对国企改革做的初步探索，开始尝试对经营主体“放权让利”，这一阶段开始实施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扩大企业自主全，将职工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管理挂钩。

第三阶段是1993年至2002年??企改革尝试制度创新的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始标志，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五中全会定下“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基调、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创新原则，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角色开始转变。

第四阶段是2003年以后，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开始注重产权制度，各级企业与监管部门开始注重全面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工作。

目前，国有企业尚未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的来说依然处于第二级和第三级企业制度之间的变革过程中。我国只有制定了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制度，才能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设完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相关制度问题

3.1 国有企业制度不健全

我国国企改革到目前为止基本解决了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问题，但是针对第三层级资源调配机制尚未形成有效的制度手段，存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存在诸如所有权、归属权与从中获取生产资料利益的权利不对等的问题；部分领域存在不完全匹配的现象，导致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

3.2 我国国企改革中党建工作与制度建设的理论发展不足

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与政策措施是在借鉴西方企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存在党建工作与制度建设的理论发展不足的问题。由于依据本身的固有缺陷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不到位，企业员工的基本权益及改革中的“后评价”等流程管理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3.3 我国国企发展从时空上存在不均衡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关联性。总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总体发展水平较好，特别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国企发展水平较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优势。

从时间上看，受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约束，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地方开放程度早晚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改革开放以来，越早开放地区的国有企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

3.4 存在制度冲突与“碎片化”管理

在实践中，党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还存在着制度冲突和“碎片化”管理等问题。一是新老三会机构和职能交叉重叠，导致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边界不清。二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用人权及配置资源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党组织较难在选人用人上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三是国有企业治理呈现“碎片化”，治理被各级监管部门、权力机构分割为管钱、管人、管事上，出现争相插手人财物安排寻租等现象。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同构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更加需要将党建作为解决制度层面和理论层面问题的核心“钥匙”；一方面产权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会产生监管缺位、边界不清等问题，需要按照既定规则去执行，不能轻易修订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党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界不清、监管缺位等现实问题。

4.1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有效解决委托代理理论问题的抓手

针对内部控制等问题，党组织可通过党委“三重一大”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民主监督予以纠正。针对监事会履职监督不力的问题，党组织可通过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安排，以纪检、职代会等形式确保广大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能够得到有效落实。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干部职工思想问题，党组织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进行疏导。

4.2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能够有效完善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核心决策作用能够通过相关措施推动各项治理工作，确保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与企业属性得到落实。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参与“三重一大”重要决策，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第二，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充分发挥组织优势；第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通过反腐倡廉推进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同时，党组织要按照政治核心的功能要求，以“制度”方式对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和决策的“边界”做出明确具体规定，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有利于领导边界清晰化、治理决策科学化、权利运行规范化和政治生态纯洁化。

4.3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优势

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目前，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改制，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

国有企业完善市场化经济管理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深刻的变革，必须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成长的竞争优势。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上，党组织要维护大局，把握方向；在经营层开展工作方面，党组织要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在理顺员工思想、保持稳定方面，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工作；在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上，党组织要驾驭全局，稳定形势，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结 语

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不断加强国企党建工作就是协调党建与国企改革工作，充分?l挥党建优势，促进国企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总结国企改革进程梳理了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问题为抓手，以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衍生理论为基础，结合国企改革与党建工作，对二者的同构做了一些初步论述，但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不成熟，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第二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各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从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出发，才能成功地选择正确的方向。本文拟从对企业制度的总体概括和认识开始，把我国企业改革置于

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进行考察。

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围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主题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入了。

首先是针对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过去几年股份制试验的经验教训所作的阐述。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大多数观点认为其与现代公司制度是含义相同的。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把现有的企业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其次，针对前一时期企业实行承包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企业与国家利益目标不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讨论。问题常常被归结为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有资产产权，但国家却是不明确的概念，最终又要依赖于各级政府，后者或者说地方和部门都直接管企业，同时又处于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之外，结果是既因信息缺乏问题管不好，又无法避免行政干预，还会使企业资产流失。所以，讨论中涉及的所谓产权不清晰问题，实际上是对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经营权背离所有权等问题的一种概括，其中核心是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达到激励相容，或所有者通过何种机制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三，人们普遍观察到，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试验，都使国家在拥有企业经营信息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即企业经营者却与国家利益取向不尽一致，因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发生矛盾。由于这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的国有企业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青木昌彦将这种现象表述为“内部人控制”（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这种表述及其相关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共鸣，不少人从这个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以及从目前的企业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制度过渡的具体途径，等等。①

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加以归纳，评价各种改革主张的关键在于回答如下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产权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两者之间，哪一种对于国有企业是最急需的。

二、两权分离与现代企业制度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超越了个人的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导致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公司形式的诞生，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的问题。斯密最早观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东因对公司业务所知甚少而导致的监督困难，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异。伯利和米恩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在激励与责任方面，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概括起来，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现代公司中被分离之后，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就形成了所有与经营分离条件下的三个属性。

第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对于企业的投资人或所有者来说，企业的利润最终以投资收益的形式为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只是资产的经营者，其效用函数中，经营者的收入不等于企业盈利，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意味着经营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不足。如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完整，他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其权力基础，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正是由于所有者与企业经理人员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第二，在现实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

第三，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

第三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各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从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出发，才能成功地选择正确的方向。本文拟从对企业制度的总体概括和认识开始，把我国企业改革置于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进行考察。

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围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主题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入了，首先是针对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过去几年股份制试验的经验教训所作的阐述。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大多数观点认为其与现代公司制度是含义相同的。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把现有的企业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吴敬琏等，1993，第173页）。

其次，针对前一时期企业实行承包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企业与国家利益目标不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讨论。问题常常被归结为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有资产产权，但国家却是不明确的概念，最终又要依赖于各级政府，后者或者说地方和部门都直接管企业，同时又处于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之外，结果是既因信息缺乏问题管不好，又无法避免行政干预，还会使企业资产流失。所以，讨论中涉及的所谓产权不清晰问题，实际上是对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经营权背离所有权等问题的一种概括，其中核心是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达到激励相容，或所有者通过何种机制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三，人们普遍观察到，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试验，都使国家在拥有企业经营信息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即企业经营者却与国家利益取向不尽一致，因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发生矛盾。由于这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的国有企业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青木昌彦将这种现象表述为“内部人控制”（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这种表述及其相关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共鸣，不少人从这个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以及从目前的企业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制度过渡的具体途径，等等。①

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加以归纳，评价各种改革主张的关键在于回答如下问题：（1）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2）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3）产权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4）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两者之间，哪一种对于国有企业是最急需的。

二、两权分离与现代企业制度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超越了个人的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导致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公司形式的诞生，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的问题。斯密最早观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东因对公司业务所知甚少而导致的监督困难，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异。伯利和米恩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在激励与责任方面，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Stigleretal.，1983）。概括起来，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现代公司中被分离之后，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就形成了所有与经营分离条件下的三个属性。

第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对于企业的投资人或所有者来说，企业的利润最终以投资收益的形式为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只是资产的经营者，其效用函数中，经营者的收入不等于企业盈利，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意味着经营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不足。如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完整，他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其权力基础，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正是由于所有者与企业经理人员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第二，在现实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

第三，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责任也是不对等的。对于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一个经营管理人员或一个代理集团，对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恶劣后果，所能够承担的责任毕竟有限，最多不过是个人信誉、财产或自由的丧失，这与所有者或委托人的资产相比就十分不对称了。这种不对等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加大，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采取风险过度的行为，如巴林银行的里森事件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此外，同样的原因也有可能使经营者采取掠夺性的资产转移行为，使所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假如现代公司制度无法克服上述三个两权分离的基本属性，则意味着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不会是如今人们观察到的样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伯利和米恩斯的著作于30年代初出版以后，至少在统计意义上，人们没有发现清楚的证据，证明管理者占主导的公司，在诸如使用资产生产利润等企业行为方面与所有者占主导的公司有明显的不同（参见Stigleretal.，1983）。相反，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普遍的现象。尽管委托-代理问题在现代公司制度的演进中始终存在，但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各种在现实中得以生存的两权分离的公司形式，通常都创造出相应的比较有效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制度安排。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股份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运行基础的，市场评判是监督和约束经营者行为的主要依据，市场机制则为这种监督和约束的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竞争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是企业的生存规律。

从微观经济学的道理来看，这里的优劣就表现为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利润。赢利的企业将生存并得到发展，亏损的企业将衰落并失败。

在一种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而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或成本水平，与这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即可以使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换句话说，在存在由充分竞争产生的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包容了关于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利润率可以作为考核和监督企业经营的一种充分信息指标。①这个充分信息虽然不能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它是一种简单的、成本低廉的手段，可以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

在存在市场竞争从而有了这种充分信息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经理人员市场。这个市场的作用是，依据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对其进行奖惩，因而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激励变成相容的。

然而，市场竞争下产生的充分信息并不是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只是在程度上被降低了，却没有被消除。同时，根据充分信息对经理人员的奖惩还只是事后的，在经理人员与所有者承担的企业经营责任不对等的情况下，前者仍然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如进行风险过高的投资和对所有者资产进行掠夺性转移。因此，相应于每一种特定的条件，还需要建立一套事前监督经营行为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或治理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等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按照米勒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如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如何确知企业管理人员只取得为适当的、盈利的项目所需的资金，而不是比实际所需多？在经营管理中，经理人员应该遵循什么标准或准则？谁将裁决经理人员是否真正有成效地使用公司的资源？如果证明不是如此，谁负责以更好的经理人员替换他们？”（Miller，1995）

关于公司治理，我们有必要强调两点。首先，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成份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人们通常所关注或所定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指的是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内部治理结构。后者虽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借助于各种可供利用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保护所有者利益。

其次，在当代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外部治理结构存在的前提下，不仅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混合的特点，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更是五花八门、形式多样。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具体的对于控制权的监督机制比较来看，任何一种现有的公司内部治理模式都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的公司经营环境中，也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监督机制可以单独起作用。

一般来说，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方式，依一个经济中技术条件、规模经济和法律框架的差别而异，也有路径相依的由来关系。既然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而在市场机制发育程度上、资金水平上存在差别，则各自具有适宜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因此，公司内部治理模式和具体的监督机制是多样的、特殊的，而且处于不断的制度创新之中。但竞争的市场环境却是可以确定的，永远是两权分离下形成有效的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

三、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治理

国有企业及其特殊的治理结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改革以前，在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已经被扭曲，竞争的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作为企业经营状况的参照的平均利润率，则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经营好坏的信息，也就不能作为评价企业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指标。要获取企业的开支水平是否合理，利润水平是否真实，以及是否能够保障所有者的利益等等信息，其费用十分高昂。这使得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而责任的不对等则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倾向。在产业和企业间的要素报酬率存在很大差异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如果国营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它们就有可能将可支配的资源配置在要素边际报酬率高的地方，①这样的边际调整显然会干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打乱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均衡。

既然国有企业建立的前提就是竞争市场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又是控制企业的生产剩余，所以，从保证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出发，国营企业理所应当是不能拥有经营自主权的。换句话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资产被侵蚀和剩余被流失的机会，唯一可行的治理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国营企业所需的投资和其它生产要素由政府无偿拨付，所生产的产品及其规格、数量和产品的调拨或销售由政府计划决定，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全部核销，是在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下，监督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形成的。

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政策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林毅夫等，1995），因此利润率就不能成为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因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克服，激励不相容的难题也无法解决，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就不可避免。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亏损的增加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企业可以将亏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要求政府继续给予补贴和保护，企业预算继续软化。只要国家继续对企业下达政策性任务，公平竞争的市场就难以形成，就找不到一种简单且成本低廉的充分信息实施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考核。在这种条件下，越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就越突出，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就会诱致出更加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家的利益损失就会越大。进行所有制的改革，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克服，企业效率依旧得不到保障。

四、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条件还是产权制度？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导致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国有企业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首先，让我们来看国有企业监督效率是否天生要低。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就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越遥远，监督效率也就越低（参见张维迎，1995年附录）。反过来的逻辑推理就可能是，通过私有化消除这种多层次的代理结构（大众-政府-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持股人-私人企业经理人员），可以获得更高的企业效率（参见 Yarrow，1989，p52-69）。

就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企业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代理问题。即使在私有制的公司形式下，所有者仍然是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即通常采取“持股人-董事会-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形式。董事会的成员一般所占股份很少，有些甚至根本不持股。在现实中，通常是经理人员聘请董事会成员，而不是董事会雇用经理。①因此，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委托-代理层次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如果委托-代理层次是影响大型企业效率的主要因素，就不会出现像控股集团这样多层次委托-代理的企业制度了。

对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委托-代理结构来说，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以形成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问题同样得不到解决。无论层次多寡，代理人都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当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解决了充分信息问题之后，每个层次的信息是透明的，责任也是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不会因为层次不同而有什么差异。也就没有理由说，国有制情况下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就不能形成相应的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的治理结构。同时，政府作为一个必要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各种保障服务效率和激励机制的制度约束。政府职能本身的激励手段对它在管理国有企业（如任命经理人员、监督企业经营绩效等）方面的行为也是起作用的。

其次，我们来看国有企业是否天然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因而其行为与私有企业有所差异。科尔内描述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却缺乏对于这种现象形成原因的分析（Nagaoka and Atiyas，1990），以致使人们从观念上认为，国有企业必然伴随着软预算约束，而改变国有制就可以消除软预算约束现象。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特定的发展战略的产物。由于国家赋予国有企业以种种政策性任务，企业不能完全按市场竞争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因而形成与国家之间的软预算约束。但是，国有企业并非注定要永远承担这种政府指定的政策性任务，因而软预算约束也就不是其必然的性质。事实上，许多私人企业在履行政府赋予的政策性任务的情况下，也形成了对国家的财政依附关系，即软预算约束。

第三，看国有企业是否缺乏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有效惩罚的机制。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观察到，在私有制的场合，消费者对成本高、服务差的企业可以通过“退出”（exit）进行选择和惩罚。他们表示不满意的方式就是拒绝购买，企业销售下降会导致持股人的退出，以及企业股票价格的下降，使企业面临被接管或破产的威胁。然而，“退出”不是消费者表达其不满意的唯一途径，另一种经常被采用的途径是直接表达不满或向有关管理部门“抱怨”（voice）（参见Hirschman，1970，p.4）。只要消费者的意愿可以反映到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或监督者那里，就会直接采取措施，即使不经过资本市场。而且即使是私有企业，一旦具有垄断的性质，消费者的退出也受到限制。当大型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时，政府因担心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也会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后果。最后，国有企业并非注定要具有垄断地位，企业惩罚机制的核心在于一个公平竞争市场的存在。所以，改革所有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第四，我们来看产权改革能否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在进行了一系列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拥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经营自主权，也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要承担企业经营的财务后果。与此同时，一方面国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传统发展战略目标，价格扭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以及改革的非激进性质，国家仍然把相当一部分社会性职能留给国有企业负担，使得在企业一级生产性经营与社会性服务不能分离。而与传统的政企不分所不同的是，由于放权让利形成的新的责任体制和财务约束方式，企业目前要由自身来承担这种政企不分的财务结果。既然遗留的种种社会性负担抹煞或干扰了企业真实经营绩效的评价，企业有动机，也有借口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讨价还价，争取直接的或间接的补贴和其他软预算约束。

可见，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政企不分现象，归根结底产生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所提供的企业自主权和利益动机，与国有企业目前仍然承担一系列不对等竞争条件之间的矛盾。能不能把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从企业生产性经营中剥离出来，完全取决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如果不能通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消除价格扭曲、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不发育的问题，贸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只能造成通货膨胀、失业和增长衰退等问题。

至于政企不分现象中国家对企业过度干预问题，先要弄清政府对企业经营过程施加过多的干预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竞争不充分，因而没有一个充分信息指标可以简单地对经营绩效进行考核和监督的情况下，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要控制企业的剩余，防止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唯一的办法是关心企业的经营过程，乃至一些经营的细节。对于国家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事实上，国家越是关心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它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的程度就越强。

因此，只要竞争性的市场尚未发育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所有者可以通过将企业利润水平与平均利润率加以比较，即以掌握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代替掌握企业经营细节，直接的干预就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也好，融资结构的改变也好，都无济于事。即使实现了私有制，私人所有者如果不能通过竞争性的市场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投入的股本较小时，他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成本过于昂贵，以至得不偿失，因而放弃干预。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中常常提到的免费搭车现象。另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的股本较大时，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仍然驱动着所有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细节。问题的本质如此，无论融资结构如何，即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无论所有者是以股权的方式拥有企业，还是以债权的方式拥有企业，只要企业经营结果是其利益所在，他必然要对企业进行干预。相反，一旦存在着竞争性的市场，所有者可以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他就没有必要关心企业经营的细微末节，因而过多的干预反而是成本昂贵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国家作为所有者，还是私人作为所有者，都不会对企业经营作过多的干预。同样的道理，这时采取什么样的融资结构也就不重要了。①

最后，我们来考察产权改革能否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认为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造成的。实际上，在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却缺乏充分信息的条件下，改革以前国家通过任命或聘用，委托经理人员经营国有企业，并通过规定上缴利税的水平或干脆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方式获得资产收入。企业经理人员虽然缺乏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动力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但也无法通过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侵犯国家的利益。进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之后，出现了不按照国家的意愿来经营国有资产、支配剩余的可能性。所以，问题并非在于产权不明晰，而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监督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为了避免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企业倒闭及出现失业问题，政府只好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补贴，而预算无法硬化，则给国有企业以经营权侵犯所有权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可见，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因此，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通过掌握这种充分信息就足以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在此前提下，企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哪一种内部治理结构更加符合我国企业实际，从而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式的企业治理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

第四篇：学习贯彻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体会：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

学习贯彻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体会：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

改革同步谋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各地各企业对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党组织和党员领导人员对肩负的管党治党责任更加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没有特殊、没有例外形成共识，抓党建强党建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国企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国有企业做为我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掌控着我国绝大部分的国有资产，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很大作用。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习近平表示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提高国有企业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却出现了国企贪腐案件，一些“窝案”、“串案”滋生。

国企成为贪腐案件的重灾区起源影视多种多样的。首先就经济体制而言，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还不成熟，计划经济的痕迹、权力高度集中与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同时存在，尤其容易造成行政权力与经营活动密切交织在一起。把行政权力作为经济交换的条件，最终造成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其次，管理机制上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一是其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二是其层层任命的选人用人体制。央企国企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方式和市场化企业的完全不同。“仍由主管部门按等级授职，任命得准，企业就发展得好，反之就会弊病丛生”。最后还有就是，国企监管体制老化、僵化，存在漏洞。央企内部由纪检、监事会、审计、工会进行监管，内部纪检部门缺乏独立性，权限更少。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适应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党的建设工作应及时跟进。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稳定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断提高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做好企业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党的工作与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与市场化选聘人才的机制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企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与维护企业领导人员依法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相结合、维护企业利益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相结合，真正把党的政治功能融入到企业经济追求之中，融入到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之中，创新企业党建工作，完善企业党建机制，进一步发展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为国企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第五篇：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共生效应

第２４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４月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 Ｎｏ．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共生效应＊ 周秀红１，孔宪峰２

（１．辽宁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辽宁锦州１２１００１；

２．辽宁医学院公共卫生管理学院，辽宁锦州１２１００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作者简介：周秀红（１９７０－），女，辽宁省沈阳市人，辽宁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建与

先进文化研究；

孔宪峰（１９６９－），男，辽宁省绥中县人，辽宁医学院公共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生，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教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专项课题（１０ＪＤＪＮＪＤ１４５）摘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在思想认识、组织状况、工作作风、制度规

章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从思想理论导向、工作内容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来看，国企

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都存在关联性。应当采取有效策略，实现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在理论、组 织、制度等方面的同构。

关键词：国有企业；党建；企业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４７７．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５

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国有企业经过放权让利，利改税，实施 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企业活 力不断增强，企业规模和效益显著提升。但与此 同时，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在企业党建与企业文 化建设方面都存在着脱节现象。贯彻党的十七届 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国企党建与企业文化创 新的共生关系，采取有效对策，实现二者的同构，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文化软实力和核心 竞争力。

一、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共 同的薄弱环节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

国有企业必须重视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最新理论成果引领各方面工作的创新。目前，大 多数国有企业没有把企业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企 业文化建设共同作为企业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没有纳入企业文化发展规划通盘考 虑，更谈不上将二者有效结合。调查资料显示，同 意“中国企业最需要的企业文化是创新型企业文 化”的高层管理人员占被调查者总数的８０％，而 认为自己所在企业是创新型企业文化的高层管理

人员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１８．６７％［１］；“有负责企 业文化建设部门”的国有企业占被调查的６７． ８％，而“有企业文化发展规划”的国有企业占２８． １％，企业文化建设处于深化提高阶段的仅占１５． ９％［２］。这种局面直接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多数国 有企业党的思想建设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想政治 工作的水平上，没有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有机结 合；二是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由于缺乏党的思想理 论建设的支撑而难以深入人心和有效落实，企业 文化建设效果不明显。

（二）组织机构相脱节

目前，国有企业党务部门与企业文化部门的 构建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党群工作部（或称思想 政治工作部、宣传部）与企业文化部合二为一，与 企业发展部、人力资源部等并列，如中钢、鞍钢、中 国石油天然气等集团公司。二是在集团公司设立 思想政治工作部（直属党委），在其子公司设立企 业文化部，与生产经营管理部、企业改革管理部、信息系统管理部等一起，并列分属集团公司及其

子公司统领，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及其股份有限公司。三是公司只有思想政治工作部，而没

有企业文化部，如大唐集团公司。更有甚者，部分 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的组织机构中已经看不到党委 的名字。基层党务部门与企业文化部门在组织机 构上的并列分设，势必造成实际工作中的“分工负 责”“各自为政”，这就很难保证企业党组织“融入 中心做工作，进入管理起作用”。

（三）民主作风难形成

由于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国有企业 民主作风难以形成的问题仍较突出。就党内民主 方面而言主要体现为：企业党委的民主集中制不 完善，“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基层党组织生活 不健全，民主生活会走过场；部分党员干部高高在 上，脱离群众，先进性不明显，干群矛盾突出。在 企业文化方面主要体现为：广大普通职工主人翁 意识淡漠，“明哲保身”的观念比较明显。对管理 层形成普遍的依赖心理；对企业发展的态度是“不 在其位，不谋其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企 业管理中存在问题“视而不见”。这也给管理者滥 用职权和盲目决策提供了可能。

（四）制度规章不配套

现代企业制度确立后，许多国有企业只是单 向地重视“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为重心的制度变 革，却往往忽视“责权明确”“管理科学”为重心的 管理创新［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领 导制度方面，如何依照《公司法》和《党章》框架来 建构企业内部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 效的权力配置和制约机制，如何妥善解决企业党 组织作为政治核心，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中心，总 经理作为生产经营指挥中心的“三心不和”现象，许多企业仍莫衷一是。由此影响到党内选举、决

策、组织、管理等具体制度的贯彻落实_______。其二，为 数不少的国有企业领导仍在“经营上级”还是“经 营企业”之间权衡和选择。“党代表能否真正发挥 作用，其核心问题在于其产生方式———是否真正 由选举产生，授权方式决定其行为向谁负责，决定 代表的行为表现”［４］。由于市场化、民主化的选聘 机制不健全，加上约束机制难落实，监督机制不得 力，部分企业领导依然更关注政府的态度而不是 市场的变化，他们很难制定和贯彻党建创新和企 业文化创新的新制度。其三，部分企业的制度建 设主要体现在人才引进，技术开发，市场拓展等容 易取得眼前经济效益的方面，而党建与企业文化 创新相配套的制度规章建设还未摆上议事日程。由于制度规章建设的不协调，导致企业内部难以 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系统，企业潜能难以有效释 放，企业党建和企业文化创新也常常成了空中楼阁。

二、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 内在联系

（一）在思想理论导向方面二者具有共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指导思 想，也是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思想理论依据。国 有企业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就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 本。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创新就是要在 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既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 的政治核心作用，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保持 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促使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本 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增强对国有企业 改革目标、前途愿景等方面的信心和认识，积极投 身企业改革，实现企业健康发展与职工个人价值 最大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将国有企业 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是能 使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于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二）在主要内容方面二者具有交叉互补性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党建的主要内容是“以 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 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

设”［５］４８。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全国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 的独特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建立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６］。企业 文化创新秉承企业战略定位和服务宗旨，以企业 精神文化创新为核心，以企业管理文化为主题，涵 盖了企业的精神风貌、营销理念、人本观念、质量 意识、职工教育等几乎所有涉及“人”的领域，是多 层面全方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 工程。这两个系统的构建具有不可分割性。相 反，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截然分开，势必造成 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脱节，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

两层皮的双重矛盾。

（三）在组织实施方面二者具有系统重合性 这种系统重合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建目标与企业文化创新目标相吻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建设的目标 是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 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两个先锋队 的性质［７］。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础，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决 定了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目标必须从为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服务的战略高 度确立企业核心价值取向，确保企业文化体现社 会责任目标与企业利润目标的结合，体现企业自 身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可见，国有企业文化创新从根本上体现和维护的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真正体现了“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党建目标。

第二，在工作思路、方式载体方面二者具有一 致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央对企业党建 的一贯要求。而国有企业文化创新强调以爱国奉 献为追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服务发展为宗 旨，以学习创新为动力，以建立各具特色的企业文 化为内涵。国有企业党建只有融入到企业的中心 工作中去，才能确保企业党组织的意图在企业的 决策、经营、管理、监督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充 分体现，也才能确保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将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创新相结合，无疑是 实现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的最佳途径：在确保企业 正确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围绕企业工 作重点，实现二者在工作思路、方式载体等方面的

突破与对接，不但可以凝聚企业持续发__________展的合力，而且可以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丰富企业文化的 内涵。

第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实践主体 具有一致性，组织机构具有交叉性。企业党建的 实践主体是以企业党组织为核心的广大党员，但 它是扎根于职工群众中的，而脱离群众的党组织 是有悖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的。企业文化创新的 实践主体主要是广大职工群众，但它离不开党的 领导。所以，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实践主体都 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以党员为先进模范代表的 广大职工群众。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建的中心和 主线，这意味着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体现在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也就是说，衡量企业 党组织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就是企业党组织能否 有效发挥创造力，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能否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企业文化创新的导向性和群众性特点为二者的契 合提供了可能。

可见，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文化创新之 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从指导思想层面，二 者都要体现先进性和导向性；从组织结构层面，二 者都要体现自上而下的系统性以及二者在人员构 成方面的交叉性；从实践主体层面，二者都要体现 群众性和参与性；从内容载体层面，二者既要体现 时代共性又要结合企业个性；从效力发挥层面，二 者都要体现人本性和实效性。

三、实现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 新的共生策略

（一）以企业共同价值观培育为重点，加强国 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理论同构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 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__________用 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 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 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 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 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 亟须解决的问题。”［８］５３４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方 向，就是以共同价值观培育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的 中国本土化，表现为国企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文化与管理的对接，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从指导 思想上讲，必须体现先进性；从文化形式和内容上 讲，必须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所以，国有企业党 建与企业文化创新应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坚 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国有企业建构企业文化发展 规划。其次，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宗 旨，既确保企业党组织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融入中心做工作，进入管理起作用”中发挥实 效，又确保企业文化创新能满足国家、企业、员工 多元利益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有的放矢，充满活 力，而不是“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最后，要坚持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既要继承弘扬国有企业党建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

文化成果；既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 律，又要善于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 法，在实践中不断梳理、提炼、总结、升华企业文化 创新理论体系。

（二）以组织建设为依托，加强国有企业党建 与企业文化创新的系统同构

企业党的建设重心在基层，创新在基层，活力 在基层。在体制与组织建设上，“一是要抓上层，即实现上级党委对企业的政治领导与企业内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机统一，从而构建新的领 导体系；二是要抓基础，在组织与体制上，密切党 与职工、党员之间的关系，从而由下而上地整合其 在企业中的权力要素，以保证其在企业中的政治 核心作用”［９］。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系统 同构，既有利于构建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 心作用的新格局，又有利于企业文化创新的组织 自觉，实现上下一心的合力效应。首先，认真落实 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党管 干部”的要求，确保党委班子和法人治理结构同步 配备，党群组织与行政组织同步建立，党政工作同 步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 创新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统筹谋划和协调运作。其 次，把企业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建 与企业文化创新的核心任务，带动基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人才队伍等的建设，针对不同时期企业 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将层次化的员工培训与多样 化的创先争优主题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确保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工作层层落实，有效 推进，全方位开展。最后，要改革和完善“党管干

部”的方式。一方面，__________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加大市 场化、民主化选聘管理者的力度，建立起各类人才 的教育、培训、考核、推荐、任用、评价体系；另一方 面，积极探索符合企业文化改革发展需要的基层 党组织设置模式，如支部建在项目上，建在班组 上，以各级党组织为核心，以工会、共青团、妇联 组织为依托，以培养多元化先进代表和模范典型 为动力，以凝聚人心和促进发展为目的，通过机构 上对应设置，人员上交叉任职，工作上统一协 调，确保企业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创新的培育 体系。

（三）以民主建设为突破口，加强国有企业党 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制度同构

国有企业民主作风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企业 党组织同广大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党建夯 实党内民主，通过企业文化创新扩大党外民主，调 动最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并促成 二者在不同层面上的结合和统一。而党内民主建 设是企业民主作风贯彻的基础、前提和保障，它不 仅直接影响到普通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程度，而且间接影响到职工群众对企业事务的关切程 度。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 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

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８］５２９党的十 七大报告指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 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 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５］２９。因此，“党的建设的改革创 新要始终以弘扬民主、发展民主为追求目标，凡是 在党的建设过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方向 的，都要积极稳妥地探索和尝试”［１０］。把民主建设作为突破口的党建与企业文化创

新制度同构应致力于__________党内党外两个方面。第一，就党内而言，一是建立企业党组织领导干部培养 规划，完善培养、选拔、任免和监督机制，建立与市 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管理体 制。二是企业党组织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 加强制度建设，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的议事规 则和决策机制。三是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为重点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四是优化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调查研 究、联系群众等相关工作制度，建立党内激励、关 怀、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中心工 作，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功能。第二，就职工群 众而言，应尊重其民主权利，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厂务质询等制度，探索建立促进有效决 策的咨询听证机制、评估论证机制和民意反馈机 制，在企业经营决策、生产管理、选人用人、物资采 购、工程招投标等重大事项中，保证和落实好职工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如鞍钢 集团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组织员工参与企 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建立健全包括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建制和换届基 本程序、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条例、职工代表 管理办法、职工代表提案工作奖励办法、职工代表 大会制度实施细则和民主评议干部办法等制度，实现了民主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该企业还

推行了员工代表巡视制度，对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在作出决策前，履行法定民主程序，充

分保障员工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收 效显著。

总之，建立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 同构系统，发挥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 共生效应，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党的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并对企业文化 创新发挥引领、规范、保障、示范和激励作用。另 一方面，通过企业精神文化创新，可以促进职工群 众价值观的整体性转变，有效发挥企业党委的凝 聚力；通过企业组织文化创新，有助于形成特色化 的企业文化，并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通过企业行为文化创新，有助于培养多元化的英 雄人物，实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下的员工队 伍的无穷创造力。美国著名学者阿历克斯·英格 尔斯说：“无论一个国家引入多少现代化的经济制 度和管理方法，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化 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倘若贯彻实施这个制度的群 体没有从心理、思想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 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够顺应和推动现代化经济 和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 也只能流于形式，徒有虚名。”［１１］当前，探索国有 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契合效应和同构策 略，确立以企业党建为系统建构，以企业文化创新 为内容支撑的一体化模式，对于提升国有企业文 化软实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