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

第一篇：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

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祝华新

1．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今天不仅有党报党刊、国营的电台电视台，还有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以及境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湖南省委宣传部官员讲得到位：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

2．中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一个“压力集团”，这就是3．38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1亿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所谓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

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

3．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掌握主导权。“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危机沟通管理”。例如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主张：“说真话，立刻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总结的经验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4．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研究表明，近年来很多地方的突发公共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和围观民众的诉求都是地区性、行业性利益问题。高明的地方领导者，总是善于把带有某种政治诉求的问题化解为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具体的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政治化，只会激化矛盾，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

5．针对某些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一旦调查属实，建议政府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包括中央和地方切割，地方与基层切割，政府和无良官员切割。避免上级政府为下级政府、政府为个别无良官员的不作为和其他问

题“背书”，不要被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忽悠。

6．在网络舆情中，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勇于“抢旗帜”。在历史上，我党与当政的国民党反对派作斗争时，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就特别擅长抢民主、和平的旗帜，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拥戴。今天，就是要高扬社会公正、司法公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积极排查和解决社会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要因为种种顾忌，把这样的旗帜送给网上“意见领袖”，而让广大网民对政府失望。

7．群体性事件处置往往包含三要素，即公布事实真相，惩处民众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惩戒不作为或有问题的官员。瓮安事件以来各地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这三件事孰先孰后，很有讲究，效果也大不一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问责。如果地方政府不反思自己在新闻发布和说服公众方面的工作不足，却迁怒

于无辜的当事人和网民，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8．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如何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网民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不失语，不妄语；发挥信息优势，学会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力地引导舆论。但也要警惕政府的“主场优势”变成“主场劣势”，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要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现实，一些地方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阙失，让网民对公权力产生某种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形成传播学上的所谓“刻板印象”。在不少地区，修复政府的公信力是当务之急。

9．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在网络社区（BBS、微博客、QQ群等载体）和“公民报道者”和“网络意见领袖”中发展“盟友”。盟友不是部下，也不是潜在的敌人。要允许和鼓励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施政阙失提出批评，开展舆论监督，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对话，帮助他们理解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引导他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帮助地方政府，缓释民间某些不

满情绪。

10.政府的网络舆情研判和应对能力，也是执政能力和执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都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一方面，要改进政府的立场表达和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要把握住社情民意的脉搏，认真倾听网民和公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某些非理性情绪，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化解社会隔阂和对立情绪，打造国

民政治共识，打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邓玉娇案：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究竟靠什么？

本博按：邓玉娇案似乎已经告一段落，因为新华社已经报道，湖北警方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

对于这个“结局”，不少网友还是感到不满意。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案发后，广大网民铺天盖地的“声援”、“批判”，其结局又会怎样？

我们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加入邓玉娇不是这么幸运——不是生活在网络时代，那有将会怎样？！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多。并且，这种群体性事件还有了一种新的形态，那就是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化”，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像“天价烟”、“飙车案”等这类“焦点”问题、“焦点”事件后，不仅网下议论纷纷，而且很快也在网上燃起漫天大火。邓玉娇案似乎比这更前进一步：网下行动甚至赶不上网上舆论汹汹。

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再次成为人们探讨的话题。

不过，本博所要问的是：究竟谁希望出现“群体性事件”？究竟是不是网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懂不懂就来个“网上群体性事件”，究竟是不是网民天生的就“非理性”，懂不懂就来个“网络暴力”？！

当然，出了“网上群体性事件”必然要“应对”。但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的是：

应对这种“事件”究竟靠什么？！

“网上群体性事件”考验地方应对能力

网络内外交织，群体性事件有放大之势，应将网络民意也看成人民群众诉求认真对待

稿件来源：2009-06-02 新华每日电讯4版

●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

●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互联网时代，每个公职人员都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传播是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日前在沪苏渝皖等多个省市采访时发现，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而其中的一些负面“网上群体性事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党政机关形象。

对此，许多地方党政干部还缺乏足够明确的认识，对网民回应不足、不及时、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应提高干部对“两个舆论场”的敏感度，认真回应多形式的群众诉求。

网上一呼百万应，“三公部门”易成焦点

“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安徽省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主任车敦安说。如2008年11月的“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本刊记者2009年2月在网上搜索，仅“温州赴美考察团”一项，相关网页就高达八万多个。仅新浪网一条相关新闻的网页，网民评论就高达8098条。

“这一事件的网上点击数至少是在百万人次以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家平说。在相关部门对事件涉及干部作出免职等处分后，这一网上群体性事件才告一段落。

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上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等。

同样，另一情形“网上群体性事件”也同样是“一呼百万应”，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网民对参与救援干部的好评铺天盖地；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等事件中，在网上均引起了“百万级的点击”。

记者发现，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

例如以“史上最牛”、“天价”等词搜索，就会发现“史上最牛处级官员别墅群”、“史上最牛官员语录”、“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局长”、“天价薪酬高管”、“天价公款账单”等话题，无一例外都是网上热点。而且总是呈现为“滚动散发型”，过一段时间总能出现类似的一个帖子引发网民热议。

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的张晓宇说，“史上最牛”加“三公部门”型的网络事件，溯其本源其实就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背景下，人们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因此才会对这些网络事件如此关注。

蚂蚁网CEO麦田说，多元性是网络意见表达的突出特征，但是在涉及“三公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往往看到的是一边倒的批判浪潮。

“网上群体性事件”有新趋势

有关专家对近几年发生的十多起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后发现，这些事件有三种类型，并呈现出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联动的特点。

安徽省多位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认为，这类“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后果，在于事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群众对党委政府的看法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

一些基层干部分析，近期出现的一些“网上群体性事件”折射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散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情绪正在发生悄然变化，网民行为也有变化： “从说到做”。网民开始对看不顺眼的干部违法违规行为动真格。过去，网民也多次在网上曝光某些党政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是“说说就罢”。而在近期，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官的就绝不罢手”的态度。

政治意识、参与意识萌发。如干部出国消费清单公开后，对有关干部作出了处理。随后，一些网民主动曝光一个个清单，曝光—查处—免职这样的“定律”，大大增加了网民的主动意识、主体意识。

不少基层干部还不适应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期某些网群事件频发，暴露了基层党委政府对处置这类网群事件的手段薄弱，而这个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缺乏清醒认识。

受访的基层干部将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的手段缺乏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对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更关键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反映，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上群体性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而对其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进而导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

这就导致一些负面消息甚至不实消息扩散，引发网络民意沸腾时，地方党委、政府仅仅依靠公安网络警察、地方宣传部门去应对处理，孤军奋战。但上述两个部门在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时都有很大的局限。公安网络警察的力量受到现行体制、技术的限制。地方宣传部门则缺乏法律手段。

处置手段不足，主因还是基层干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相当不到位。

比如有的县处级基层干部向记者“倒苦水”：“现在工作压力和强度比过去高得多，要完成的考核指标也比过去多得多，就这样累死累活老百姓还是不满意。真是想不通。”

还有的基层干部对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王石泉博士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过去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媒体存在着“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传播时代，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王石泉等干部教育培训专家提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国传统文化就非常强调个人细节，加上网络高倍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等特点，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在“聚光灯”下。他建议，今后对领导干部的培训，要特别增加“互联网时代中，领导干部应当如何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内容。

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的关系

调研中互联网专家指出，在涉及公共权力的互联网舆论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等新媒体只是传播载体；另一种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

麦田等专家认为，目前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践中，“官方网络舆论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民间网络舆论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更容易被网民认可。如何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的关系，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收的方式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护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

近年来中央和部分省市领导主动上网与网民互动交流这种形式，网民对此持非常正面的评价态度。心理学专家肖泽萍说，看到领导干部在线“网聊”，一问一答之间就会让网友产生“同时存在”的感觉，一下子拉近了决策者和群众的心理距离，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亲切感。此外，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决策事先上网征求意见的做法，也得到网友们的普遍好评。

王石泉等专家指出，互联网时代，每个公职人员都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传播是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还有许多基层干部对此认识不清。培训干部在互联网时代中如何主动设置议题，提高政府传播效果，在当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记者代群 郭奔胜 季明 黄豁)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妥善应对“两个心理”和“三种情绪”

稿件来源：2009-06-02 新华每日电讯4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几年来发生在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交织放大的趋势，增加了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和防范阻力。有关人士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动员手段和传播主渠道，应针对民意加大工作力度。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的一种激烈表现形式，参与人数多、社会关注度高。过去，群体性事件存在一定地域性，传播半径有限，社会知晓率不高。随着我国网民激增，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途径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网内网外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新特征。

我国当前处在群体性事件增多的社会阶段，各种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因。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童心说，两种类型的冲突往往叠加在一起，在同一个群体性事件中聚集了两种利益类型的人群，这个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童心分析，南京周久耕事件、深圳林嘉祥事件，其群体性都表现在互联网上，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这两个事件中参与讨论表达的网民分别达到了100万和180万。

周久耕事件实际上没有直接利益人，网民主要是针对其关于房价的不当言论和公款奢侈消费进行“声讨”。这个非直接利益冲突背后，实际上是长期积累的对高房价不满和对官员高消费不满的社会情绪。

而林嘉祥事件中，既有直接利益冲突对象，即被猥亵的小女孩及其父母，也有非直接利益冲突对象，即广大网民。两个直接利益冲突双方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但在网上却引起了能量级很大的群体性表达。

而在几个城市爆发的出租车司机罢运群体性事件，是典型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

一些专家指出，当前要注意防范两类群体性事件发生，一类是涉众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比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很大，处理不当就可能诱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网上群体性事件会更突出；

一类是直接利益冲突引发非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近年发生的多个重大群体性事件都带有这样的特点，即社会群体把平时积累的不满情绪带到一个具体的冲突事件中酿成了更大的群体性事件。

一些研究社会矛盾的专家认为，现实群体性事件和网上群体性事件虽然都有直接的诱因，但导致事件升温往往是为释放社会情绪。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张海波说，当前，应对群体性事件发生要应对好两个心理和三个情绪。群体性事件有两个主要心理特征，一个是“闹大才重视”的心理，特别在涉及拆迁、征地、村务管理、企业改制等矛盾时；二是“热衷曝光”的心理，特别是涉及干群矛盾、警民矛盾以及贫富矛盾时，存在网络炒作心理。同时，应注意应对好三种社会情绪：一是针对群众对腐败的不满情绪，用制度建设和反腐败力度来回应社会公众的新期待，比如干部职务消费问题、公车私用问题、以权谋私问题等，都要有更令人满意的措施来解决；二是针对群众对垄断的不满情绪，应改革和监督垄断行业的薪酬分配和福利待遇，这是当务之急；三是针对群众对用人问题的不满情绪，应大力提高用人公信力，用公开透明的好制度来选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记者郭奔胜 季明 代群 黄豁)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调研对话录：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

来源：瞭望

http://news.mzyfz.com/laws/imp/20090105/112633.shtml

2009年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同样有可能成为深化改革、创造社会和谐的新契机

针对2009年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的新形势，《瞭望》新闻周刊专门邀请长期在一线采访群体性事件，素有研究的3位本刊记者，请他们进行预测，分析形势。他们认为，2009年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年份；同时，各地提高敏感、早做准备，创新思维、完善机制，同样有可能使之成为深化改革、创造社会和谐的新契机。

当前群体性事件是否进入高发期

黄豁（新华社重庆分社新闻部主任）：毫无疑问，现在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且2009年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更加考量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

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要努力防止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压力转化为社会危机，重点在保经济增长、保障就业、保障民生、保持稳定。

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正在加剧，沿海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停产、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必然增加就业压力；同时，明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加上今年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总数超过700万，而即使我国2009年经济增长能保持8%的增速，也只能提供约8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下岗或失业人员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一旦因就业困难，失业率高企导致个人生存危机，社会矛盾有可能尖锐化。

因此，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主要是“农民工”和“大学生”两个群体。对农民工来讲，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特别是“80后”的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期望值比其父辈高，忍耐力却比其父辈低，留在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据重庆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不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

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超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荡在城市，问题就会很严重。

大学生就业则不仅仅关系到就业，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因为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主渠道。对社会底层人群而言，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如果大批普通家庭发现对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资换来的是“毕业就失业”的结果，容易影响社会和谐。

2009年的敏感时期，一个是春节过后，农民工大量外出找工作之后的一个月；另外一个就是7月份大学生毕业前后的时期。

当前群体性事件有何新特点

黄豁：当前，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当前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益个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

因此，群体性事件的定性还应沿用过去“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切忌胡乱定性和“泛政治化”。对于群体性事件，党政部门既要重视，也不要谈虎色变，觉得是多么不得了的“政治事件”。如果将之作为反对政府的行为强力弹压，恰恰会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直接的结果是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立。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共同特点可以概括为：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同时，看似偶然的“火星”的背后，都有一堆必然的“干柴”，导致小事迅速升级，演变为大规模的激烈冲突。这说明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转型时期，社会危机可能仅因为人们不满情绪的相互感染而凸显，甚至一个街头纠纷也能酿成一场波及全城的集体无理性发泄。

近来的群体性事件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比如厦门“PX”项目**、重庆及其他城市出租车罢运这些都是“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与过去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动辄打砸抢烧，警民冲突激烈的状况相比，诉求者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利益。这与社会进步有关，但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宽容度和政治智慧。双方都意识到，用谈判、协商、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成本比暴力要低得多。

如何把握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分寸 黄豁：前几年，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普遍表现出“不适应症”，判断失误、处置失当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从近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地方政府处置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无论是处置思路、处置方式都有一定变化，体现了一定的“学习能力”。

比如，在信息公开和引导舆论方面，政府过去都是保持沉默，导致流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无论是“瓮安事件”，还是“云南孟连事件”，地方党委政府都较快地发布了信息，传递了自己的声音。此外，像对“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处置，为信息时代地方政府处理重大民生问题和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借鉴。

虽然有一定进步，一些地方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失败教训还是很多。最突出的教训就是地方政府部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严守“政府中立”原则，反而把自己和强势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执政为民”的宗旨被异化为“为老板服务”和“为资本服务”，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动辄用高压手段对付老百姓。“云南孟连事件”就是典型。

还有一个教训就是一定要让干部敢于讲真话，敢于面对矛盾，这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干部考评机制。

中央坦承现在是“矛盾凸显期”，但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又苛求基层“不能出事”，不发生群体事件，无大规模上访，无人进京上访就叫“稳定”，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也以此为重要指标。所以，基层谁都不敢主动向上暴露问题、讲真话，拼命把负面消息压住，采取各种办法把上访的人拦住，事情闹大了才向上级报告。“稳定”如果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在实际操作中就成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这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钟玉明（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地方政府要特别注意避免采取“饮鸩止渴处置法”：只要能快速平息，要钱给钱，要人放人；法律条文、法律程序，一概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结果，使平息群体性事件成了“反法制建设”活教材。

当前，对于处置群体性事件，在一些地方有一个默认的“成功标准”：快速让群众散去。至于手段是否合法，对今后社会管理造成什么影响，甚少探究。

为了快速“止渴”，一些地方处置群体事件不遵循法律程序，以提高时效。在这样的诱导下，群众越发“讲理”不“讲法”——只要我利益受损了，我“有理”了，怎样闹都行，政府都要立即满足。

政府满足群众诉求的速度越来越快，公众心理反而越来越急躁，抱定一种“立等可取”的心态。人们担心，一旦聚集人群散去，一旦媒体关注点转移，政府就会撒手不管。乃至像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打击黑车等涉及巨大人力物力投入的改革，也要求立即见效。一些医疗事故引发群体性事件，案件解决有其客观制约，有时候一个检验就需要半个月时间，但媒体往往会以“事件已经过去四天，案件依然没有进展”来表示不满。为了快速“止渴”，“阔政府”花钱买平安，给“穷政府”和企业提出难题，给其他地方制造了难题。比如东莞樟木头镇合俊玩具厂倒闭，老板逃匿。当地政府立即承诺垫付工人全部工资。工人满意之余，立即又要求远大于欠薪的种种补偿。樟木头痛快出钱，媒体大肆报道。此前，合俊玩具厂在广东山区设立了分厂，此时一同倒闭，东莞“榜样”摆在工人眼前，山区政府却不如东莞这样财雄势大，愁坏了。

为了快速“止渴”，对群体性事件中使用暴力、触犯国家相关法律的，有的地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务院《信访条例》失灵。“推选五个代表人”的条款被漠视。一些地方公安部门拘押部分使用暴力的当事人，而群众立即把“放人”追加为“诉求”，坚持“不放人绝不走”。于是，一些地方公安部门为了避免“不好下台”，连现场抓捕暴力分子都缩手缩脚。像有关征地纠纷，有些人阻挠施工、打砸设备、攻击政府工作人员或施工人员，都很少听说受到法律制裁。

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黄豁：明确定位政府角色，是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性条件。权力必须退出市场，防止与民争利，调整政府与企业、公众的利益关系，形成基本和谐的“官民关系”。

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的前提是必须要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群众诉求实际就是“民意”。民意是执政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资源，对民意的尊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当前应建立健全尊重民意的体制与制度，不断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推动民主。但是，利用民意来指导决策现在还没有成为干部的自觉行为，不少领导干部还是习惯于“为民做主”而不是“让民做主”。要让官员更为主动地回应群众利益诉求，就必须要解决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问题。

郭奔胜（新华社江苏分社总编室编委）：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燃点”比较高的阶段。这个阶段，一些干部患有“燃点”麻木症，对群众情绪不在意，还经常刺激群众情绪。

比如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不久前说“地产商谁恶意降价就罚谁”，在会上抽名贵香烟，引发社会热议。

周久耕没意识到，他的言行击中了两个社会敏感点：一是社会大众对高房价普遍有不满情绪，中央这轮房市调整目的之一是要挤掉价格水分，还利于民。而周的言论显然与群众愿望背道而驰；二是社会对干部高消费不满。坐豪车，戴名表，抽贵烟，一旦公众把这些符号与一些官员的形象挂上了钩，必然会激起新一轮不满。

这在浙江温州、江西新余等两起干部公款出国旅游事件中也得到同样体现。

如何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 黄豁：从我采访过的不少群体性事件来看，不少都是因为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考虑不周或者估计不足而发生的，其中不乏因决策、政策失误而激起民怨。四川省在2004年发生“汉源事件”后，就探索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可能因实施产生利益冲突的重大事项，都进行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坚决不施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影响稳定的隐患。从运行情况看，取得了一定效果。

郭奔胜：当前，各级干部四种“矛盾心态”值得深思：一是“拖”，一些矛盾是上任留下来的，到了自己这一任也不想去碰它，反正自己是有任期的，拖过几年，自己一走了之，一些长达十几年都没有解决的矛盾往往属于“拖下来”这一类。

二是“躲”，一位苏北一个“上访大县”的前县委书记说，他刚到这个县任职时遇到200多人的集访，堵住了县委大门，一些干部就让他从后门溜走，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去和群众对话，结果3天内就解决了群众反映的问题。这位书记坦言，在基层，群众从前门来，主要领导从后门溜的现象的确存在，躲矛盾、躲群众、躲难听话，这种心态在干部之间相互“感染”着。

三是“捂”，一些涉法涉诉的矛盾，本来只要情况属实，基层司法机关就应该启动纠错机制予以纠正，但一些部门为了怕考核丢分，就硬顶着矛盾不办，导致一些群众频繁上访，甚至产生了一些过激行为。当下要防止“捂矛盾为了考核好看，捂矛盾为了升迁顺利，捂矛盾为了评奖评优”现象，成为对待矛盾的惯例。

四是“推”，一些群众反映，他们最怕是涉及多个部门的诉求，通常情况是，哪个部门都沾边，哪个部门都不愿意去牵头解决，导致问题在几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就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一些问题一推就是几年，情况变得复杂化。

上述心态不只是个案，在一些部门或一些干部身上表现较为普遍，目前一些地方推出的“首访”负责制，或许对消除这些“矛盾心态”有所帮助。

如何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

黄豁：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往往将“有组织、有预谋”视为群体事件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有组织的维权相对容易控制，事件组织者必须为局面失控造成的后果负责，他们会竭力控制事态恶化，而且愿意充当与政府对话的代表。相反，那种完全无组织、突发性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反而破坏力更强。因此，要建立畅通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就要发挥行业协会、工会、社会组织的作用，促使其健康发育，发挥其自律作用，使其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有序化、组织化。比如出租车罢运，如果有出租车行业作为劳方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维权，就不至于一上来就是罢运这种最坏的形式。郭奔胜：在社会利益格局激荡变化中，维权成为社会各群体的共同话语。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初期原因往往就是为了维护权益，而维权成本高又成为一些群众心生怨气的诱因。

当前，涉及拆迁、征地、分配、企业裁员等领域内的信访案件居高不下，一个突出的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常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乏公正的裁决机制，结果是事了案不了，一些矛盾错综交织，没完没了。因此，给“社会燃点”降温，需要有新思维。

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在拆迁、企业改制等领域，价格评估是最重要的环节，而目前一些地方虽然实行了第三方价格评估，但其背后始终有政府的影子，因此其评估的结果往往不被拆迁户和改制企业员工接受，埋下了滋生矛盾的隐患。当务之急是培育真正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以其独立性、权威性服务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事项。

构建富有弹性的维权机制。当前各种矛盾千差万别，把所有的矛盾都纳入旧体制解决难以实现。应该在开放性的社会条件下，建设以体制内力量为主导，兼顾多元主体的维权新机制。比如外来工权益维护，工会等体制内的组织要承担主要职责，但仅凭工会力量还不够，可把“打工者服务部”、“志愿者服务部”、“律师服务部”等民间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到体制内，实现“为我服务”的目的。比如，沿海发达地区的外来工工伤事故很多，工伤群体的救治、生活保障以及精神安抚，可在工会等部门的组织主导下，交给民间力量去做，保障这个群体的权益维护实现最大化。

社会心理疏导从基层抓起。社会心理对立、不安，蕴藏着社会管理风险。针对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特征，党的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都要把心理疏导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大调解、大接访，从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让有话说的人、有气的人、有委屈的人，有地方、有机会去表达。矛盾在第一时间、第一环节解决成本最小，这就要求基层干部用真心对待群众，用真情抚慰情绪，用真诚面对矛盾，不推诿，不扯皮，不冷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透视群体性事件中的民意沟通缺失现象

来源：半月谈

http://news.mzyfz.com/laws/focus/a/20081209/082021.shtml

继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事件后，今年11月份，重庆、甘肃、广东等地，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冲击党政及公安机关的事件。群体性事件频发再次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群体性冲突，已经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

综观今年以来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体制性梗阻，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

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

调查显示，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甘肃陇南“11·17”事件，起因于陇南市武都城区及东江镇拆迁户担心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其住房、土地利益及个人生计得不到保障。拆迁户曾多次找政府反映问题，但始终得不到放心的答复和解释，最终在集体上访过程中演变为上千名群众参与的暴力冲突，造成干群数十人受伤，党政部门100多间房屋、22台车辆被砸烧。陇南市有关领导在反思事件时坦承，对群众利益诉求的迫切性、群众情绪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前对有关情况不了解、掌握的很少。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在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全城停运之前，出租车主、驾驶员多年来不断向交通运管、公安交管部门反映收入降低、加气难、黑车多、罚款多等问题，部分出租车司机还因此搞过“罢运”，但他们的种种诉求长期无人理会，最终酿成持续近两天的全城罢运，给城市交通、市民出行造成严重影响。

事实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和问题，多数是当事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向党政部门反映过的，而这些问题与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时解决和有效回应，受访专家认为，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体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一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这个“第一要务”当作“惟一要务”，只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

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易发冲突

干部群众普遍认为，群众参与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因切身利益或相关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在他们维护权益、要求调整利益过程中，现有的诉求反馈机制失灵，正常有效的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导致其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满足，这时极易采取群体性对抗的方式。甘肃陇南“11·17”事件从最初的集体上访演变为打砸抢烧的过程令人深思。在11月17日上访群众开始大规模聚集后，陇南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求上访群众按照信访条例有序地反映自己的诉求。但一些拆迁户表示，他们就是想见市委主要领导，听一听对行政中心搬迁是什么样的考虑，如何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不是看什么信访条例。很多上访群众表示，如果有关领导尽早出面对话、协商、解释疏导，事态的演变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利益协商机制缺失，还突出表现在特定群体“代言人”或代言机构缺位。在群体性事件潜伏、露头、爆发的各个阶段，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工会、妇联等群众代言人和群团组织，普遍“不在场”或丧失代言权、话语权，大大增加了及时发现、化解、处置事件的难度。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由于出租车司机既无工会、又无协会，在事件处置时，政府部门甚至找不到罢运代表、对话对象，无法在第一时间了解驾驶员的诉求，展开协商。

受访专家认为，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而化解冲突、实现利益均衡，需要公平有效的协商博弈平台，需要合法有效的群体利益“代言人”，将相关群体利益诉求纳入和平协商范畴内，否则政府在群体性利益冲突中，将要一身面对成千上万个独立、零散的个体，很难有效应对，而矛盾一旦激化极易引发不可控的群体性冲突。

疏通群众诉求渠道 完善利益协商、调整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要使这种利益冲突不致演变为对抗性社会冲突，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性梗阻、疏通群众诉求渠道，将利益冲突纳入合法、有效的协商调整平台。

事实上，在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反思时，地方党委政府已经认识到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的重要性，意识到只有将群众利益表达纳入体制性轨道，才能避免发生群体性对抗。

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后，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时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展开座谈，充分听取当事各方的诉求，并迅速出台了多项出租车行业利益分配调整措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陇南事件基本平息后，甘肃省省长徐守盛专门同拆迁户农民代表座谈，听取农民意见，疏导群众情绪，诚恳的态度获得了拆迁户的认同。

在出租车停运**平息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与部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座谈时专门强调，为数众多的出租车驾驶员应该有一个协会之类的组织，以便及时向政府反映诉求，经常与主管部门对话、协商。针对孟连事件，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也指出，群众利益诉求反馈机制不健全，群众没有地方讲话，反映的情况得不到处理，是这起冲突事件带给广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教训。事件平息后，云南省政府成立了孟连县橡胶产业利益调整工作指导小组，工作组吸收了孟连县有关群众代表参加。受访专家普遍表示，实践证明，对于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只要有相关各方切实对话，只要有公正合理的协商，矛盾就可以缓和，对抗冲突就能够化解，这种对话、协商、调整方式要形成制度，而非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权宜之计。要在完善现有基层选举、协商式民主的同时，创新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商调整的机制和平台，在政策制定、实施和利益分配调整的过程中，使不同群体的诉求能充分表达、平等协商、合理解决；要允许群众性社团依法活动，并纳入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协商机制内。（张桂林）

从成都公交燃烧事件看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的提升

去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给全国带来的伤痛还未消去，今年6月5日同样发生在四川成都的公交燃烧事件（下文简称“6·5”事件）又一次震动国人。如果说“5·12”汶川大地震的舆论引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危机事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这次“6·5”事件则是对政府舆论引导力的又一次重大复检。因此，考察这次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情况和反思我们的不足，发掘该事件在新形势下新的意义，对于最终提升政府舆论引导力有重要意义。

一、“6·5”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基本概况

6月5日早上8时许，成都一辆公交车在行驶途中起火燃烧，10点17分59秒，网易论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与该事件相关的帖子，在题为《突发事件——6月5日早8:00成都9路公交车自燃现场》并附有一段现场视频的帖子中，文字部分明确写到“今天（6月5日）早上8时25分消息（大概在20分钟前），川陕立交下桥处发生公交车自燃（动物园附近9路公交车）只跑出来十多个人„„”[1]基本上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较为完整地报道出来，这应该是网络论坛上关于此事件报道的最完整、详尽的帖子之一。虽然“天涯问答”在当天上午9点03分37秒就有《成都9路公交车6月5日自燃图片》的帖子发表，但其信息的充分性和形象性远不及网易论坛的帖子。随后，其他网站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相关报道。

据笔者对相关网络舆论的观察，在事件发展的初期阶段，民间舆论场占据了主要地位，缺乏主流网络媒体参与其中。他们利用博客、QQ、网络论坛等各种渠道，纷纷撰文发帖，极大地加快了该突发事件消息的传播速度及其作用半径。这些舆论表达带有较浓的个人主观色彩，言论的倾向性也呈现多元化。以天涯论坛为例，在题为《成都9路公交车发生自燃》的帖子中，从帖子发表（9点38分）到当天上午11点之间，在短短的80分钟内，就共有191条回复和一个恶搞图片，相当于每过一分钟就有2条回复，足见民间舆论场强大的意见凝聚力。其关注的焦点主要落在两个层面：一是关注事件本身。例如有网友表达了“强烈要求真相”的态度，“人们制造舆论的目的就是希望获得事情的真相，想通过合理的怀疑促使可能被掩盖的事实浮出水面。”[2]另外，也有相当部分网友质疑公交车为什么会自燃，为什么只有十几个人能逃生，为什么安全锤没有配备足够等等。在对这些问题质疑的时候大都带着谴责、悲愤的语气，“太惨了”、“太恐怖了”等语句出现的频率较高，有网友甚至发出了“哀民生多艰”的感叹。二是关注事件背后的问题。例如质疑政府对公交车的投入不合理以及管理存在漏洞等，甚至有网友直指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总之，在突发事件初期阶段，之所以舆论表达呈现碎片化，是由于“危机中的群体更易于接受未经理性推演的信息，因此，断言、谣言经过暗示的转化机制而被群体中的个体所接受，从而转变为群体主导信息。”[3]这正如著名学者勒庞所说，群体是无意识的，在群体活动中，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

官方舆论场的正式介入，是以新华网在当天上午9点53分27秒发布的题为《成都一公交车发生燃烧，人员伤亡情况正在核查》的消息为主要标志，这使得该事件的舆论场从民间舆论场的“一枝独秀”转变为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并行发展的态势。之后，随着更多权威、主流网络媒体的深度介入，例如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网易等纷纷开设了评论专题，在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传播不断得到加强的背景下，使得官方主导的舆论场成为公众获取权威信息的主要渠道，有效引导了民间舆论的发展。民间舆论场纷纷转载官方言论，使得民间舆论场的意见表达渐趋理性，与官方舆论场逐渐对接。可见，“危机传播只有在正确的危机信息通过正确的传播渠道被得到正确地传播，并被受众正确地理解后作出正确的反应行为，才能真正形成完全畅通无障碍的信息流。”[4]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积极行动，也赢得了公众的赞许。例如国家安监总局在当天中午就已派人赶赴成都进行事故的调查，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省委书记刘奇葆在看望伤员时表示要“把死亡率和致残率降到最低”，省长蒋巨峰也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公交车自燃事件伤员”等。此外，截至6月6日中午，成都市政府共举行了4次新闻发布会，及时公布了事件的最新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效地影响并引导了舆论向积极的一面发展。

二、“6·5”事件网络舆论引导的效果评估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⒈“6·5”事件”网络舆论引导的效果评估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5·12”汶川大地震、甲型H1N1流感事件，还是地方层面的杭州飙车案、湖北恩施邓玉娇案，都对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舆论引导力进行了全面的考验。2008年及2009年这两年在我国危机事件发展历程上，可以说是对我国危机管理从制度到机制的全方位的评估年。在这次“6·5”事件”中，政府反应迅速，措施得力，对事件处理的相关信息明确了“及时、准确、公开、透明”[5]的原则，短时间内举行多次新闻发布会，媒体总体上也及时跟进，公众表现得也较为冷静，没有出现过激行为。因此，“6·5”事件在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基本表现到位的前提下，其舆论引导总体上看是卓有成效的，但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反思。

⒉“6·5”事件网络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分析

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作用机制有待探索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这是基于媒体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对新闻舆论引导工作提出的新命题。“6·5”事件于6月5日上午8时许发生后，腾讯网于8时46分左右，就已经通过即时通讯工具QQ的弹出信息窗口，向公众发布了这一消息。而央视新闻频道对“6·5”事件”的报道，是在当天上午11点钟的整点新闻报道，但成都电视台最早的一条新闻是在12点10分。可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间差过大，反映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还没有建立起相互作用的报道机制，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基本框架尚待构建。在“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6]的背景下，如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作用机制缺失或者缺位的话，必然会大大削减二者的合力，影响了舆论引导力效果的最大化。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传播中，只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互动，才能构建舆论引导合力，才能提升舆论引导力。

②公众舆论呈现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危机事件的发生，在公众没有获得充分信息的背景下，往往会对特定社会群体持有某种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它通常表现为情感性的好恶评判。例如，在这次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中就有网友指责政府对公交投入的不足，甚至有网友归结为“人祸”，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但由于公众所关注的某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公民的某些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而对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进而强化了公众自身的刻板印象。如果政府在舆论引导过程当中，没有对公众的刻板印象有所重视，必将会像美国学者蒂姆?奥沙利文所说那样，刻板印象会助长某种“直觉信念”，并对构建社会的各种“常识话语”起到核心作用，最终会潜在地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考察这次事件的舆论引导，我们较少地发现有针对公众刻板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③恶搞现象对舆论引导有效性的影响

恶搞现象主要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三种形式呈现，由于其具有易传播、易理解、易深入人心的特性，因此，它在危机事件中的传播及其功能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我们不能认为恶搞都是恶意或负面的舆论，恶搞行为很多时候主要是为了娱乐，都是带着一种调侃的语气出现的。在此次事件中，网络舆论曾流传这样的恶搞段子：“成都人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啤酒瓶——防地震，到一个地方就拿出来倒立放起，一有动静就开跑；红外线体温计——防流感，测到距离自己一米内的人有体温超高者，远离并打120隔离；榔头——防公交车自燃，一燃起来大家都拿出榔头一起敲玻璃，逃生机率大。——成都，一座来了就跑不脱的城市，不在地震中升天，就在公交车上坐化。”以及“出事公交车：川A49567，倒过来念，去6月5日的9路车，4（死）”等等。公众以恶搞的方式宣泄情绪，虽然也有批评政府的暗示在里面，但是，我们应该以开明的态度和高度的自信去看待恶搞现象，只要政府的信息最大化地公开、透明，认真反思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及时向公众解疑释惑，那么不利于局势的恶搞终将会很快平息。到那时，恶搞就仅仅只是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三、“6·5”事件在新形势下的新意义分析

舆论引导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去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央对舆论引导力建设越来越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及温家宝总理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把新闻舆论、新闻宣传作为抗震救灾工作的一个重大力量。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地认为舆论引导力仅仅是为突发事件服务的，而最近一年来，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之后，国家已经认识到舆论引导力对事件本身也有强大的推动力和作用力，而不是仅仅居于服务地位。也就是说，要把舆论引导力这一服务性的、软的东西、软的工作变成一种硬的力量。而保证这种力量的足够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要快速、迅捷地公开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机传播中的不确定因素，这在去年西藏“3·14”事件与“5·12”汶川大地震两次危机事件舆论引导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西藏“3·14”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提供不完整信息、不平衡报道、有指向的评论等来引导受众对事实进行误读，歪曲事实，进而加深在受众中积淀而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通过抢先营造强势单向的舆论环境，来挤占中国澄清事实的话语空间，造成国际舆论“一边倒”，使国内舆论引导与国际舆论引导严重失衡。不久之后，随着“5·12”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政府舆论引导最重要的一方面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和全方位、没有障碍性的宣传报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新闻创新活动，它开启了政府信息公开，构建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良好互动关系的新时代，并为今后应对类似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综观最近一年多以来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无论是西藏“3·14”事件、“5·12”汶川大地震，还是成都“6·5”事件以及重庆武隆山体垮塌事故等等，它们均发生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似乎表明，中国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讲更容易发生突发性事件，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同样发生在我国西部地区的“6·5”事件，它在承继“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政府信息迅速公开的理念，并进一步构建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良好互动关系的同时，也赋予了自己新的历史意义，就是进一步唤醒全社会和人们关注“经济不发达、民主不健全、科教欠发展、文化欠繁荣、社会待和谐、人民生活不殷实、人与自然矛盾较突出”[7]的祖国西部。我国西部的矛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对于全国来说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对于如何提升国际国内的舆论引导力具有普遍性意义，若政府以此为契机，在提升舆论引导力中凝聚民力、凝结民心，必将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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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建议

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建议

1．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今天不仅有党报党刊、国营的电台电视台，还有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以及境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湖南省委宣传部官员讲得到位：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

2．中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一个“压力集团”，这就是3．38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1亿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所谓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

3．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掌握主导权。“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危机沟通管理”。例如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主张：“说真话，立刻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总结的经验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4．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研究表明，近年来很多地方的突发公共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和围观民众的诉求都是地区性、行业性利益问题。高明的地方领导者，总是善于把带有某种政治诉求的问题化解为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具体的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政治化，只会激化矛盾，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

5．针对某些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一旦调查属实，建议政府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包括中央和地方切割，地方与基层切割，政府和无良官员切割。避免上级政府为下级政府、政府为个别无良官员的不作为和其他问题“背书”，不要被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忽悠。

6．在网络舆情中，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勇于“抢旗帜”。在历史上，我党与当政的国民党反对派作斗争时，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就特别擅长抢民主、和平的旗帜，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拥戴。今天，就是要高扬社会公正、司法公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积极排查和解决社会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要因为种种顾忌，把这样的旗帜送给网上“意见领袖”，而让广大网民对政府失望。

7．群体性事件处置往往包含三要素，即公布事实真相，惩处民众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惩戒不作为或有问题的官员。瓮安事件以来各地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这三件事孰先孰后，很有讲究，效果也大不一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问责。如果地方政府不反思自己在新闻发布和说服公众方面的工作不足，却迁怒于无辜的当事人和网民，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8．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如何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网民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不失语，不妄语；发挥信息优势，学会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力地引导舆论。但也要警惕政府的“主场优势”变成“主场劣势”，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要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现实，一些地方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阙失，让网民对公权力产生某种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形成传播学上的所谓“刻板印象”。在不少地区，修复政府的公信力是当务之急。

第三篇：宣传及网络舆论应对机制

浅谈构建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建立舆情监督领导系统。一是从根本上杜绝涉检舆情的发源。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全面落实高检院业务考核实施意见和细则，实施量化目标管理、办案流程管理、内外监督管理，勇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切实树立起检察机关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良好形象。二是各级检察机关要尽快配备专门负责监测、应对、处置网络舆情尤其是涉检舆情的软硬件设备和专业人员队伍。精心构建网络舆情监督组织机构。根据网络舆情监督工作的需要，市级以上检察院应成立网络舆情领导组、网络舆情监测组、网络舆情调查组、网络舆情反馈组，积极开展涉检网络舆情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应对处置工作。三是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和《关于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加强和改进涉检网络舆情引导处置工作的通知》精神。积极推行检察文书说理制度，富有成效的推行检务公开，实行院务、业务“双公开”，凡是与检察职权相关而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都应当公开。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在职权范围内及时调查核实，对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的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沟通，确保移送后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四是认真抓好检察门户网站建设。把检察门户网站建设成为网上宣传、网上咨询问答、网上展览、网上受理、意见征求、在线交流等多功能的统一平台，引导网民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矛盾，理性合法表达诉求。

建立舆情分析研判系统。一是涉检网络舆情预测性分析研判。认真研究涉检网络舆情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往往是先有涉检事件发生，后有舆情出现，可能时间很快甚至几乎同时。因此，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监控，监测到或收到涉检网络舆情信息后，要及时组织人员召开网络舆情研判例会，准确查找网络舆情信息产生的原因，认真核实网络舆情反映的问题，对网络舆情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对网络舆情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全面评估，及时准备好多套跟（回）帖材料（包括文字、图片和音视资料）。二是涉检网络舆情提示性分析研判。采取向党政有关部门和上级院随时联系、日通报、周研判、月分析和重大事件专题研判等形式，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层级研判。同时，联系相关部门加强对重点阶段、重点环节、重点部门、重点群体的网上舆情信息监控。三是涉检网络舆情动态性分析研判。动态跟踪、及时研究网络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涉检事件，及时准确地把握了解网络舆情事件的动态性发展。对一些影响面大、可能导致事件升级危机的舆情信息，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持对事态信息的第一时间获知掌控。四是网络舆情反思性分析研判。组织召开网络舆情评析会，总结交流网络舆情研判决策的得失成败。针对涉检网络舆情可能诱发的危机事件，要制定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以便有章可循、对症下药。

建立涉检舆情监测引导系统。一是指派专人担任网络舆情网评员，负责每天对网络舆情开展日常监测和重点网站、重点论坛的实时巡查，对涉检网络舆情进行汇总、登记和总结。二是坚持对涉检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舆论热点、媒体关注焦点、舆情级别和程度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对那些影响较大、群众关注度较高的涉检网络舆情，通过相关新闻媒体进行公布；对那些网上举报线索不明晰的网络舆情，及时跟踪深挖线索；对那些经查不实的网络舆情，及时澄清事实，确保引领主流舆论。三是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出发，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修正工作偏差，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四是明确网络舆情预警防范和监测处置的责任，把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列入绩效考评，对舆情引导控制不力、发生重大网络舆情事故、造成工作被动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五是做好“阳光检察”的新闻发言工作人。即时、主动、准确地发布权威网络信息，尽快澄清虚假信息，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及时对民众履行告知义务，增加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做好负面不实传言的舆论引导，以法言法语、客观评述澄清负面不实言论；依托职务犯罪预防宣讲团和已在乡镇、公安、法院等处建立的检察工作室以及控告申诉部门和每年的法制宣传活动，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减少诉求无门引起的涉检涉诉上访事件，减少维权不当引发的犯罪。

建立舆情应急预警系统。一是划分等级，确立“四色预警”。按照涉检网络舆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涉检网络舆情分为特大(1级)、重大(2级)、较大(3级)和一般(4级)四个等级并区分为红、黄、橙、蓝“四色预警”，建立相应应急预警机制。二是掌握话语权。第一时间上报涉检网络舆情，快速建立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稳定、顺畅、高效的联动机制，适时、规范地发布权威信息，掌握权威信息发布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三是制定预警预案。对网上出现的重大舆论动向，及时向有关部门、领导和上级院网络舆情工作办公室报送和反馈。针对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制定比较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保持对事态的第一时间获知权。三是建立预警档案。在办理案件、接待当事人过程中，发现可能诱发网络舆情的要建立预警档案，对可能产生现实舆情危机的情况及早通知有关部门做好应对准备。四是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加强与互联网管理部门、主流网络媒体的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构建舆情负面应对系统。一是加大网络宣传的策划力度，增强针对性、时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强化正面宣传力度，深入宣传工作亮点，努力形成正面宣传的舆论强势。二是将影响检察机关声誉和形象的不利因素或负面报道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积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网络舆情调研工作，及时收集、梳理、研判信息。三是有效应对各种舆情信息，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加强网络舆情的日常监测和技术在网络舆情引导控制中的作用。有效运用一切网络技术手段包括对IP地址的监测、跟踪、封杀等，及时采用“化、沉、删、正、热”等策略化解涉检舆情危机。四是发挥主流媒体优势引导舆论。在重大事件发生后，要抢占先机，快速、准确、透明的发布相关信息，占领网络舆论高地。五是大力培养属于检察机关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注重吸纳、培养检察干警中的高水平的网络理论和管理人才、高素质的一线网络评论人才和掌握尖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通过检察业务和网络技能的专业培训，使检察机关网上舆情引导队伍更加知识化、专业化，成为检察机关驾驭互联网的综合性“通才”。六是运用法律手段积极查处和严厉打击“网络黑社会”、“网络打手”和“网络刀客”，积极规范、引导和治理“网络推手”，使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遵法守律。

基层检察院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http://www.xiexiebang.com 来源：宜宾新闻网 时间：2011-2-21

兴文县人民检察院 胡阳国

检察宣传是人民群众了解检察工作的重要途径，是检察机关展示自身形象，提高影响力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兴文检察院不断采取措施，加大检察宣传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去年，该院共上稿274件。其中，“检察日报”、“中国广播报”、“正义网”等国家级媒体采用68件；“华西都市报”、“四川工人日报”等省级媒体采用88件；“宜宾日报”、“宜宾晚报”等市级媒体采用114件，县电视台播放4条，较好地提高该院知名度和影响力。但由于人员、经费、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宣传工作仍存在质量不高、精品少等问题，为切实扭转当前基层检察院宣传的不利形势，下面结合兴文检察院的具体实际谈点认识。

一、基层检察院宣传工作存在问题

1、单兵作战多，全员宣传的氛围不浓。基层检察院的宣传工作基本由少数人负责、大量的业务工作人员很少过问宣传，就兴文检察院来看，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处和侦监科两个部门，其他部门撰写宣传稿件少。从该院去年省级以上采用的154条稿件来看，政治处撰写55条，占总数的36%，侦监科撰写83条，占总数的53%，其余部门撰写16条，只占总数的11%。在政治处，也主要集中一两个干警身上，由于政治处任务多、事务杂，往往不可能挤出过多的时间去搞宣传，停于写工作动态的多，对需花费较多时间的专题报道涉及少。

2、重机关内部宣传，轻媒体公开宣传。就兴文检察院来看，全院形成的信息稿件大多只报送上级检察机关和县级有关部门，很少向新闻媒体投稿，缩小检察宣传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制约了检察宣传的全面发展。

3、宣传形成单一，以文字宣传为主。兴文检察院的宣传工作大部分仍停留在文字宣传上，对专题片、系列报道、图片等影响广泛、明显的宣传形式很少接触。由于条件所限，开展网络宣传，利用互联网展示检察机关的风采，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互联网上建立“兴文检察”网，也设立“兴文检察”内部网络，但内容较少，更新不及时，没有在各种媒体上形成宣传阵地，致使不能及时、全面地向社会报道检察工作。

4、宣传内容单一，深度不够。检察工作的重点体现在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兴文检察院也紧紧围绕这两个方面开展宣传，但内容单薄，影响不大。在队伍建设宣传上，以工作动态居多，在深度报道队伍建设的举措、推出先进典型等方面少；在业务工作宣传上，以单个案例宣传居多，对业务工作中好经验、好做法、新举措以及各个阶段的重点工作宣传少。

二、制约基层检察院宣传工作的原因

1、思想上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很多领导和干警认为办案是首要任务，宣传工作只是可有可无，不碍大雅的次要工作。产生这种想法有两点原因：一是眼前利益作怪。领导和干警大多把眼光停留在办案上，办案数量多，成绩就显著，特别是自侦部门，办案可追赃，可创收，能收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而宣传工作是一项软性工作，效果不可能一日而就，故领导和干警都不太重视。二是前途观作怪。检察机关是专业性较强的机关，通过业务工作可能学到具体的法律知识，通过办案能锻炼工作能力，办好案能够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器重，从现实来看，检察机关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都是从业务部门提拔担任的，而宣传工作属检察机关的辅助工作，干好宣传工作，需要比干好业务工作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时间，但要从此获得仕途上的较大发展，难度较大，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检察宣传工作的发展。

2、枯燥、清贫的特点难以产生吸引力。检察宣传工作是一种文字性工作，清贫、枯燥、波澜不惊，干好宣传工作必须依靠宣传人员的“坐功”和“笔杆子”。这些是年轻干警难以做到的。一旦看到办案部门车进车出，忙忙碌碌，检察宣传人员难免产生对比思想，从而滋生厌烦情绪。

3、装备、设施陈旧不齐。基层检察院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致使用于宣传工作的装备和设施比较匮乏，致使许多宣传手段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制约宣传工作的发展。

4、人员素质偏低。从兴文检察院来看，全院在岗干警41名，没有一名新闻专业人员，个别干警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但要从事检察宣传工作，也得从头学起，由于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写出来的文章没有理论深度，重点不明确，难以达到宣传报道应有的水平，难以发表。

三、加强基层检察院宣传工作的对策

1、统一思想，深化认识。首先要提高基层检察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认识，树立抓宣传就是抓形象的意识。基层检察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要时刻关注宣传工作，自觉采取有力措施抓好所管部门的宣传工作，把宣传工作与业务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抓办案的精力抓好宣传工作。二是提高普通干警的认识。基层检察院的领导班子要引导干警摒弃重业务轻宣传，宣传工作可有可无的错误思想。制定措施鼓励干警在办案的同时主动抓好宣传工作，着力打造一批既能办案、又能写材料的骨干队伍。三是提高宣传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让他们在政治上看到前途，物质上尝到甜头，切实调动宣传人员的积极性。

2、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每年年初，基层检察院要认真分析自身的工作情况，制订当年的宣传工作计划，明确全年的宣传内容、重点，细化宣传任务，分解到部门和干警个人，作为硬性指标纳入当年的目标考核，对完成较好的部门和个人给予重奖，对完成差的给予重惩，从任务、制度上扭转检察宣传的被动局面。对宣传工作要加强管理，做到领导亲自抓，宣传部门具体抓，业务部门协同抓，形成宣传工作全院“一盘棋”体系，营造“全面宣传”的工作格局。

3、加大经费投入。一是加大检察宣传的硬件装备投入。配备必要的摄影、录音、电脑等硬件设施，不断增强检察宣传的科技含量，丰富宣传手段。二是加大检察宣传的奖励力度，对采用的宣传稿件给予重奖，突出奖励在国家、省、市级媒体上采用的稿件，从经济上刺激宣传工作的良性发展。

4、录求外援，开辟宣传新途径。宣传是开放的，多渠道的，要不断摒弃检察宣传对机关的错误认识，主动踏入社会，积极寻求各类媒体等相关单位的支持。利用外部力量提升检察宣传的质量和水平。一是要深入分析各类报刊、电台、网络媒体的用稿特点，积极迎合各类媒体的用稿口味，有意识地改变写作风格，积极向媒体投稿，争取上稿。二是利用媒体记者的专业优势，与媒体记者签订用稿奖励协议，对媒体记者个人宣传或与干警合作宣传检察工作的，给予经济奖励，从而提高作品质量，提高采用率。三是与适合报道检察工作的媒体合作，开辟检察宣传专栏。建议上级检察院与媒体联合开办检察宣传专栏，创立检察宣传主阵地，从而提高检察工作的影响力。四是加强与县级宣传部门的沟通，寻得支持。县级宣传部门是各地的宣传主力军，聚集了各地的宣传骨干，利用他们的写作和地理熟悉优势，在提供素材的情况下，由他们撰稿宣传检察工作，必然提高上稿率。

5、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储备人力资源。第一、基层检察院应设立宣传工作专门部门，利用招录、调入或内部培养等形式，引进或培养几个专职宣传骨干。第二，利用走出去培训、单位内部培训等形式，从单位内部筛选一批写作水平较高的人员，每个内设部门至少一名，分批次系统培训，切实提高整体宣传水平。第三，有计划地招录一批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利用他们的专业优势，带动检察宣传的发展。第四，注重传、帮、带。宣传队伍的培养要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在一定时间内，要相对固定一批宣传骨干，老同志要搞好传、帮、带，新同志要比、学、超，切实把宣传工作的“接力棒”传下去。

第四篇：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危机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危机

与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目前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和独特的互动性、流动性，加剧了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个体问题公众化、一般问题热点化趋势。但由于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事前缺乏监控防范，事后缺乏有效引导，以致原本很小的一件事不断被放大，甚至被以讹传讹，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引导网络舆情，正确处臵网上舆情危机，正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网络舆情危机及其主要特点

随着网络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发达，地方政府只有积极促进以网络舆情为代表的民意得到充分表达，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促进地方政府形象的提升。网络舆情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者言论的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议论都能达到网络舆情的“规格”，议论借助网络虚拟空间，发表意见的网民达到适当的比例，才能构成网络舆情。而本文所提出的“网络舆情危机”，也是

就地方政府而言：正面的网络舆情可以发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地方政府管理的效应；负面的网络舆情则会妨害地方政府管理，甚至危害这个地区的稳定发展以及人心所向。网络舆情危机，就是指这种负面的危害社会稳定的网络舆情。

通过对近年网络上热议的网络事件分析，可以发现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1、紧扣社会民生问题，以负面新闻为主。目前各地发生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大都与社会民生问题紧密相连。从医疗改革、户籍改革到高考，都是普通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其次这些舆情危机事件以负面社会新闻为主，比如杭州“飙车案”、“躲猫猫”事件、河南农民工“开胸验肺”等等。

2、网民普遍“同情弱势群体，否定强势群体”。“嫌富爱贫”的“弱者思维”在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情弱势群体，否定强势群体”是很大一部分网民对于新闻事件的惯有态度。这种“弱者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发展，也给地方政府的应对和处理带来了难度。

3、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实质还是网络传播活动，都带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4、暗含不确定负面性因素。由于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差异，各地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发展都不会遵

循固定的模式，发展过程中都会暗含着各种不确定的负面因素。

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误区

网络舆情所呈现出的主体多元性、影响广泛性、类别多样性、主题集中性、聚焦持续性、信息偏差性等明显特征，客观上决定各级政府和官员不能再沿用惯性思维去化解危机。但当前一些官员面对网络舆情危机，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结果把自己摆到了民意的对立面，事件越处理越被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简单一堵了之。在一些地方，网络舆情爆发后，官员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删帖和堵塞言论。殊不知，网络传播点多面广，一删了之的做法显然行不通。如今网络舆论日益成为民意的晴雨表，党政领导干部无视或轻视网络，等于自断了解社情民意的捷径，自毁正面引导舆论的平台。

2、错失处置时机。山西“黑砖窑事件”由河南大河网首先发帖，由于没有被及时发现和引起重视，短短几天就形成了舆论狂潮。事后有关领导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没有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

3、重处置轻引导。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看来，网络舆情是千里之外的事，作为一级地方官员，只要把自己辖区内发生的事件处臵好就行了。但在无孔不入的网络面前，这样 的想法太幼稚。湖北省天门市发生城管殴人致死事件。尽管当地政府当晚就组织调查并进行处理，但事过几天才公布事件真相，致使不实传言通过网络炒作演变成社会舆论，引发上千人游行。

4、仓促发布结论。重视网上舆情需要严谨的态度。如果政府为应付而应对，在真相没有调查清楚前，就急于发布结论，转移舆论焦点，非但不利于舆情引导，还会引起群众的更多质疑和不满，进而成为网上舆论攻击对象。黑龙江省铁力市呼兰河大桥发生垮塌致4人死亡。当地政府为平息事态仓促结论：“可能是一辆载重车严重超载，首先把桥梁压塌了。”然而一个多月后，专家组经过反复调查一致认为：导致桥梁垮塌的直接原因是3号墩基底局部被水冲刷脱空，承载力不足，基础沉降和位移，而不是什么车辆严重超载。

三、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策略

（一）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力度

1、高度重视网络上的新闻信息，加强“舆论检查”。安排具备网络专业知识的人员严密监看，收集整理有关的网络舆论。搜寻网络上新闻群组或是 BBS 上面是否有值得注意的相关议题。

2、敏锐判断网上有害信息，快速有效处置。快速查明最先刊登虚假的负面舆论媒体，及时与之进行沟通，要求对方删除相关的虚假负面消息。

3、创建本地网络舆论平台，强化网络把关。可以在本地主流媒体、民众关注的论坛上创建地方政府的舆情互动平台、反映平台、解释平台等，使出现的负面网络舆论能就地消化而不扩散到其他媒体。如淮安市纪委等有关部门在淮水安澜网站开设的阳光纪检等板块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民众的舆情在这些平台中得到表达，然后把关人员牢牢掌握网上舆论主动权，最终达到舆情干预的目的。在把关中对负面舆论不能仅仅采用“删贴”等简单粗暴方式，否则会引起发帖人的反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要善待善引，互联网将为实现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政府汲取民间智慧提供一个重要平台，成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二）建立网络舆情应急处理机制制度

1、制定周密而详细的网络舆论应急预案。所谓网络舆论应急预案，是指根据预测，对潜在的或可能发生的事故的类别和影响程度而事先制定的应急处臵方案，通常包括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强有力的应急保障体系，综合协调、应对自如的相互支持系统等。

2、统一口径，建立“新闻发言人”机制。纵观几起全国性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往往与舆论对象的内部人员口径不一有关。因此，一旦负面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立即启动新闻发言人机制，第一时间公开网络权威信息，统一舆论对象

单位内部思想和口径，一个声音对外，切莫出现杂音、噪音，以免“雪上加霜”再添乱。同时，由于微博在突发事件中的“高效”与“贴近性”的特性，舆论对象要学会充分利用微博等新媒体。

3、抓住“黄金时间”，把握网络舆情危机处理的恰当时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提出“黄金四小时”原则，即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要牢记及时性原则，把握舆论的“麦克风”。因此，在面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时，地方政府必须把握危机处理的恰当时机，及时地出台相应的网络公关策略，由此才能在面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时，做到快而不乱、游刃有余。

（三）营造网络主流强势舆论

1、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交流和合作，强化主流媒体引导。现在的新闻媒体虽然数量众多，但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信赖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国家与地方重点新闻媒体，包括电视、报纸和新闻网站，无疑具有这种让人们信赖的权威与优势。

2、培养网上舆论引导员，发挥网络评论员的积极作用。在相应的网站论坛上主动发布具有一定深度的正面贴文，主动引导网络舆论。并针对网上负面贴文进行跟贴，在网上澄清事实、释疑解惑，消除负面影响。实践证明，网评人员在影响受众的态度方面作用明显。正如美国政府毫不讳言的：“白宫的日常新闻操作就是引导舆论”。

3、借助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在许多网站开辟的论坛中，一些网民凭借较高的自身素质（如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等），能够为论坛的辩论定下基调，最终左右其他网民的看法，成为了论坛的版主、坛主——“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尤其要注意加强与这些网上“意见领袖”的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利用他们的号召力来进行有效引导。

第五篇：网络舆论安全

阳城初中维护关键时期舆论网络安全稳定工作

实施方案

为配合上级机关督查实施维护关键时期网络安全稳定工作的要求，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防范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及蔓延，支持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占领各种网络信息传播载体，推动我校的网络舆情的预警防范和监测引导机制形成，为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阳城初中关键时期网络舆论安全稳定工作实施方案”，主要做好下面三项工作：

1、制定学校教职工舆论引导措施

2、建立学校网络事件和负面舆论监控和应对措施

3、每日在政教处填写日排查表和日整改表 具体方案如下：

一、学校领导小组 组长： 杜长建 副组长：刘博 刘文举

舆论网络安全具体负责人：贾远征

二、做好监测引导

网络舆论引导要快速反应、组织有力、机动灵活、覆盖全面、适应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我们要在设施配置、制度建设、队伍培养方面下功夫，锁定重点监测对象，把握好重点监测内容，注意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保证将监测引导工作落到实处。

（一）加强网络浏览监测

我校要每天浏览监测学校舆情有关的信息，经常关注市内外主要门户网站、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和网络论坛等。论坛、博客主要关注天涯社区、猫扑大杂烩网站、搜狐社区（青海苍穹）、新浪论坛等网站；新闻网站重点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等；微博类主要关注新浪、网易、腾讯QQ群、微信圈等。

在网页监测浏览中，要注意和我市县有关的敏感的话题。尤其要重点关注和教育、教学、安全、乱收费、体罚学生、恶劣、野蛮、骂人、打人、师德、补课费等关键字相关的问题、诉求建议和信息报道。

（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我们除要重视做好日常监测外，还要会用、善用网络传播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要主动介入，建立好网络表达的实体，通过论坛、QQ、博客、微博、微信参与交流，发布信息。我校网络舆情引导监测信息员要随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内容、走向，收集、分析、跟踪舆情动态。要对网民提出的问题，以及正在形成、有可能产生大范围影响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甄别、筛选。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重点话题，要主动开展正面宣传，积极发帖、回帖、跟帖，宣传市委、政府、教育局关注教育、改善教育的重大工作部署和有关政策，及时做好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把公众情绪引导到健康、理性的轨道上来，以强化网上主流舆论。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我校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工作，把网络舆情监测作为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明确网络舆情监测信息员的职责，建立网络舆情值班监测制度，确定舆情监测人员的责任职责。学校网络舆情监测引导联络办公室负责对我校的舆情监测引导工作进行指导和督导考核工作，及时通报我校舆情监测引导工作落实情况。

（二）认真抓好落实。我校加强舆情信息防控工作的沟通、汇报，每天至少1次对相关指定网站、论坛和贴吧进行浏览和搜索，并做好监测记录。如果在本地已经有敏感事件发生时，对舆情产生的相关网站、论坛进行高频度的浏览和搜索，及时应对网络舆情，形成网络舆情大监测引导格局。我们在利用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收集时，要善于选择关键词，锁定掌握敏感信息发布的源头，整理相关信息资料，分析相关信息的传播走向和舆论的走势演化，积极做好引导工作。我们在网络舆情事件的应对、处置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协调，不断提升舆情监测引导工作水平。

本方案自2015年12月1日起执行，我们会在舆情监测引导工作上积极努力，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认真落实本项工作。

阳城初中 201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