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的情感散文

第一篇：我的父亲的情感散文

父亲，浓眉大眼。个子不高，长得很精神。

小时候，总是很怕父亲，他总是在外打工。长年累月，偶尔回家，碰到调皮捣蛋的女儿总是一瞪眼足已。

长大了，父亲总是沉默的时候多。因为家境贫寒，父亲不太多话。好像这全是他的错。偶尔上街，总要买点稀罕物，那时很少见的水果回家。也给我和妹妹买新衣服，总是村里最时髦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游泳圈、第一个望远镜都是我的。

上学了，成绩单总是第一个给父亲看，只有他会点头微笑表示赞赏，母亲早就被田里的活压累得连看这个也烦了。

初中时，成绩时上时下，有一次跌停板，到了班级第9名，父亲大老远从干活的工地回家，母亲总是想不明白值不值得。

考取了师范，父亲替我背上了我的箱子送我到校，安顿好了行李楞了半天说一句：“那，我走了……”我转头恩了一声，怕他看见我红了的眼圈。

初恋时，父亲先是唉声叹气，然后大发雷霆。死活不同意，理由是对方是外地户口。在父亲拿断绝父女关系要挟我时，我长途跋涉，离开家，找他去了。却发现他有另外一个女孩子，而且很要好。我落荒而逃，逃回家了，父亲一言不发，没有责备我的不告而别。

结婚时，父亲忙里忙外，到最后大家坐着看婚宴录象时，怎么也找不到父亲的笑脸。

有了宝宝以后，父亲先是天天下班后看宝宝，后来干脆常住我家，说是房间空着也是空着，他上班近多了。

宝宝三岁，父亲总是腹痛。在我家住着，有时吃饭时疼得受不了，饭也不吃，叫他去检查，他不肯，说多了他就回乡下，但是过不了三天又来了。后来实在受不了，他回乡下住，没几天母亲打电话说一定要给父亲去看医生了。诊断书上写着晚期肝癌。

一个月里，我们天天到乡下看父亲。父亲每天起床，从不间断。总是说不疼。每天总坐在大门口望着我们来的方向。

某天，问父亲，这么严重了，怎么不早说，不早早看医生呢？父亲对我笑笑，你们刚买的房子，还欠着债呢。

最后一天，父亲说不出话来了，我叫：“爸爸，坚持住啊！”父亲吃力地摇摇头，一行清泪从苍白的脸庞缓缓滑落。

第二篇：我的父亲母亲的情感散文

那天和母亲坐在凉亭上，缓缓地聊着，无意间就说到了父亲，母亲的声音忽然变得温柔起来，似乎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我看着沉浸在回忆中的母亲，不禁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的件件往事……

在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父亲和母亲相遇了。那个春天是那样的美，风华正茂的父亲说什么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一生所爱。那时的母亲年轻美貌、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让父亲沉醉；父亲潇洒英俊又善良正直，让母亲深爱。他（她）们很快沉浸在爱的幸福中，做了一对人见人羡的美满鸳鸯……

婚后的父母是幸福的。像那个时代的所有年轻人一样，他（她）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雨露，积极工作，努力生活，日子像拔了节的竹子一样节节高，几年后，家中相继添了我们姐弟几个，父亲和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呵护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美满，欢歌笑语不绝于耳。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生的风浪袭击了这温馨的一家。我八岁那年，母亲得了重病，原本欢声笑语的一家忽然间没了生气，乌云笼罩了这个家庭，医生说母亲的病很重，恐怕生命有虞。但父亲不相信，他一面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给母亲开小灶，按摩，安慰母亲，给母亲信心，一面又带着母亲走遍了能去的大大小小的医院，看了无数的医生。几年下来，母亲的病是有了起色，但母亲再也不能出去工作了，一家子大大小小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父亲的肩上。

父亲渐渐变得沉默了，但他并没有被生活压倒。为了养活我们一家大大小小七口人，他白天在单位努力工作，闲暇的时间便带我们一帮小喽啰砍柴、种菜、捞鱼摸虾，日子虽然清苦但却其乐无穷。在家的母亲也没有闲着，她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那时的父亲每次回到家里，总有自制的烟卷来抽，当然，这都是母亲的杰作。因为家中困难，父亲抽不起买的烟卷，只好自己做了个小小的卷烟机，自己做烟卷来抽。从卷烟机诞生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承包了这一工作，闲暇时我们常常看到母亲在默默地卷烟，宁静而专注，仿佛她卷的不是烟，而是很珍贵的东西；而父亲抽烟时的满足、惬意和幸福，也让我们终生难忘。

在清苦而不乏快乐的生活中，我们渐渐长大，先是大姐工作了，接着是我，家中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父亲和母亲渐渐露出了欣慰的微笑。然而，命运的狂风巨浪并没有怜惜我们。就在我工作的第一年，一向身强力壮的父亲却得了重症，一道道病危通知书雪片一样的飞来，让母亲和家中人惊慌失措，当时我和大姐都在外地，亲近的亲戚也都在千里之外，怎么办？没想到，在这危急时刻，柔弱的母亲却挺身而出，协助医生做出了果断而正确的治疗方案，父亲得救了，而母亲却因日夜的操劳，整日的痛哭，憔悴的不成样子。那年，当我和姐姐回到家中时，父亲已度过了危险期，正在慢慢的恢复，我们劝母亲不要去医院了，一切有我们代劳，但母亲哪里肯，执意拖着生病的身体来回奔波，不管我们怎样劝，就是不肯离开父亲一步，直到医生乐呵呵的告诉我们，父亲没事了，母亲才遽然倒下，并从此留下了高血压的病根。

随着时光的流失，父亲和母亲渐渐地老了，但老了的父亲和母亲却更恩爱了。清晨，他（她）们肩并肩的徜徉在大院里，时而悄悄私语，时而互相扶持，恩爱和睦的情景，羡煞了我们年轻人；上午，他（她）们一起去买菜，回来的路上，两人互相体谅，相互心疼，恩恩爱爱的情景让路人侧目；晚上，坐在大院的石凳上，两人总也唠不够，让年轻的我们频频猜疑，爸爸妈妈到底在说什么呢？

母亲轻轻地唤我，把我从沉思中惊醒，猛抬头，发现已是月上西楼，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我轻轻地挽起母亲的手，向家中踱去……

第三篇：父亲的眼泪情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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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儿子，父亲高兴极了，自告奋勇道：“送回来，我和你妈带着。”然后，父亲喋喋不休地谈起自己带孩子的好处，自己是教师，有经验；你妈做事细心，亏不了孙子。接着，又说自己住的地方便利，小区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小学中学和高中，都不超过半里路。

甚至，父亲和母亲无事时，就畅想着带孙子的情景。父亲说，自己每早起来，会带着孙子去幼儿园，到时背着孙子，孙子背着书包。母亲说，父亲说时，一脸幸福道，自己终于成为爷爷了。

父亲很担心，怕自己孙子被孩子的外婆抢走。

父亲甚至提前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的孙子，只能我带，别人要带孙子，带她自己的。”我没想到，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此时说话竟如一个撒泼的女人一样。我劝他，他的孙子，没谁去抢着带，他大可放心。

他呵呵笑了，说：“这还差不多。”

可是，这事不幸被他言中。

孩子出生不久，丈母娘毫不犹豫，愿意担当免费保姆，而且先下手为强，串通妻子，把自己的外孙抢了去，道理很简单：“他爷爷那小城，啥破条件！”

父亲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我的孙子，凭啥她带着？”

我说：“已经抢去了。”

父亲急了，在手机中叨咕着，说我丈母娘太没道理了，自己有孙子，干嘛抢走自己的孙子。又埋怨我不孝，这点要求都不能兑现，白养了。

父亲甚至撺掇母亲，准备直接打孩子外婆的电话，讨要自己的孙子。最终被母亲劝住，父亲很丧气地说道：“我的孙子，我连笑声也没听到一声呢！”

我很惭愧，没有别的办法，孩子会笑后，把孩子的笑声录下来送给父亲，父亲工作累了，听听孙子的笑声，告诉母亲，解乏哩。

父亲退休后，除了看书，就是写作，闲下来后，总是谈自己的孙子，并和母亲看孙子照片，说哪儿像他，哪儿像母亲。据他说他孙子鼻子不高，是家族遗传，然后，就是一声长叹：“我的孙子呢，竟寄养在别人家。”

孩子一岁多了，父亲只见了一次，是满月时。然后，孩子一直随外婆外公生活。父亲因为这和孩子外婆外公有了隔阂，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孩子外婆外公和自己有成见，和自己过不去，故意抢走自己的孙子。母亲劝：“人家帮你带孙子，应当感谢。”

父亲毫不领情：“不稀罕，我们会带。”

父亲是给别人讲道理的，而且分析事物入情入理，可是在这件事上，他一直就翻不过去，也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也因此，他一直不去孩子外婆家，用他的话说，这叫气节。

父亲把自己的亲家和亲家母隐然看做了敌国。

母亲暗暗好笑，问他：“你不想孙子？”

父亲不说话了，拿一本书看，一边唉声叹气，看了一会儿，又问母亲道：“你想孙子？”母亲说，孙子嘛，能不想？父亲又砸吧一下嘴说：“人家不打电话请我们去，我们好意思去？”父亲原来顾及着面子。母亲知道后，忙把电话打给我。

我知道，这是让我传话的，又忙把话传给妻子。

几天后，丈母娘的电话打给母亲，请他们去玩，当然，一边去看看孙子。父亲冷着脸说：“不是为了孙子，坚决不上他们家的门。”

但是去了，父亲仍笑呵呵的。

后来才知道，父亲去，竟然是带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到了那儿，父亲就抱着自己孙子不放。孩子见了生人，哇哇大哭，坚决不让抱，扑在自己外婆怀中。父亲更不满，没人了道：“这个小东西，自己爷爷都不认，简直和他爸一样。”

父亲想了想，上街买了个拨浪鼓，回来“叮咚”一摇，就吸引住了小家伙的注意力。父亲伸出手，开出条件，要玩拨浪鼓，必须让自己抱。一个两岁的小儿，被一个六十多的老人就这样一点一点哄熟了，哄亲近了。

父亲在那儿一呆就是半个月。

半个月过去，母亲急了，连连催父亲回家。父亲说不急，还要玩一段时间。母亲说：“老头子，做客时间长了，不怕人家嫌啊。”

父亲理直气壮，一句回绝了母亲：“谁让他们占着我的孙子。”然后，又抱起自己的孙子，架在脖子上，去街上买东西吃去了。

父亲在电话里得意地对我说：“血浓如水，这是外人离间不了的。”

父亲还旁敲侧击地打击我：“孙子有良心啊，亲近爷爷，就怕长大了有了媳妇，啥都忘了。”

我苦笑着，无言以答。

谁知几天后丈母娘打来电话，急得险些哭了道，孩子丢了。我们一惊，忙问原因，原来最近父亲说准备回小城，能不能让自己带着孙子睡。孩子外公外婆见父亲丝毫没谈带走孙子的话，心里一松，就满足了他这点可怜的要求。

谁知，第二天一早，孩子外婆起床，发现外孙不见了，孩子爷爷奶奶也消失了，打电话没人接，忙把电话打给我和妻子。

我一听，忙打电话给父亲。父亲接了，已经坐车走了。我问孩子呢，父亲理直气壮道：“我带回家了。”

我生气地说：“你带走孩子咋也不说一声呢？”

父亲火了，说你小子是谁的儿子。接着斩钉截铁地道：“我的孙子，我想带走就带走，用得着给别人说吗？”旁边，是母亲小声劝告，说车上说话小声，人多不好。旁边，还有儿子咿咿呀呀的笑声。我说，孩子外婆带了这么长时间，一时舍不得，她有高血压。

父亲叹了一口气，许久商量道：“告诉她，对不起了，我带一段时间，只带半年，行不？”

一时，我竟无话可说。

以后，父亲电话来的勤了，几乎是早汇报晚总结，孩子喊爷爷了，孩子会背一首诗了。有时，在手机中，父亲会让儿子磕磕绊绊背着古诗，完了，得意地道：“你爸教了一辈子书，还教不好你儿子。”

当然，孙子争到手，父亲大概也感到做事太唐突了，总会关心地问一句：“你岳父岳母的身体都好吧？”然后，又宽慰似地说，“放心，时间一长，适应了就没什么了。”话里明显地表现出，父亲想把孩子继续带下去，不是半年，而是无限期延长。

可是，孩子外婆却是掐着时间过日子，时间一到，就要我们随她一块儿去抱回外孙。我劝不住，忙躲了起来。妻子拗不过，随着去了。

第二天，妻子回来了，告诉我，孩子抱回娘家了。

我连忙问：“爸没说什么？”

妻子说，爸哭了。我一怔，想象不出，温文儒雅一生的父亲也会哭，他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是小声抽泣，还是老泪纵横。

一时，我的眼圈微微红了。

妻子说，他们临离开时，父亲抹着眼泪说：“孙子在我这儿，我就不愁儿子儿媳不会不回来，就不愁过不上一个团圆年。”妻子说着，声音也喑哑了，红了眼圈。

原来，无论多么儒雅的人，爱，永不儒雅，永远那么感人。

今年过年，父亲，我们一定回家。

第四篇：有关父亲的情感散文

今天外孙不上课，早早就和姥姥去太姥姥家了，我一个人开始收拾被外孙弄得凌乱不堪的房间，当我整理到一摞书籍的时候，一张照片从书中滑落，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父亲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泛黄，图像也有些模糊。这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时亲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算起来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看着这张老旧的照片，我猛然间想起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一个叫作柴家岭的小山村，祖父母都是憨厚朴实的山里人，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山里人勤快，每当山野菜下来的时候他们都上山去采，什么榛蘑呀，松蘑呀，猴头菇啊，好多好多，特别是入秋以后，漫山遍野都是通红通红的“山里红”，收拾完庄稼后，他们也会上山采一些回来，下山贩卖，以贴补家用。

祖父母共生育了五男五女十个孩子，父亲是老幺，可是，男孩中只有三伯和父亲活到了成年。父亲五岁那年，山里闹瘟疫，祖父母相继离世，年长父亲十六岁的三伯带着父亲逃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土地，几经辗转来到了哈尔滨。三伯在上号、西门脸（今香坊区延福街）一带靠赶“斗子车”拉脚来养家糊口，由于他没念过书不识字，受尽了地主老财和地痞无赖的欺辱和糊弄，他立誓，决不让父亲再过和他一样这种受尽盘剥的贫苦生活，一家人勒紧裤带，毅然决然地把父亲送进了私塾。父亲天资聪颖，只读二年私塾便能默咏《四书》、《五经》，并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打得一手好算盘。

时光荏苒，一晃父亲长到了成年，在南仓库（今香坊粮库）给日本人拉稻糠维持生计，并取了高氏为妻，几年以后，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一家人借住在“上号”林家大院（今香坊区延福街50号左右）一个远房亲戚家，生活倒也安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民国二十五年冬的一天夜里，父亲突然被驻守仓库的日本兵抓走了，当时大妈就被吓得昏死过去。谁都知道，被日本人抓去还能有好吗！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可能是父亲命不该绝，亦或是他的为人救了他一命，七天后，在众多工友的担保下，三伯托熟人交了一大笔保证金父亲竟然被放了出来，逃过一劫。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班头（仓库带班的）搞的鬼，他趁父亲不注意在稻糠里撒了几把大米，栽赃陷害，说父亲偷米，目的是为了让父亲求他通融日本人，好骗取保证金！父亲是出来了，可是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没有了，交保证金还欠了不少的债，一家人陷入了绝境。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打父亲被抓走那天，大妈受到了极度惊吓，得了妇女病，没钱医治，在她三十三岁那年撇下两个年幼的姐姐，含恨离世。

大妈去世后，父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姐姐无法在城里生活下去，便来到了农村，在一个叫宋家屯（今民主屯）的小村子安了家，靠给地主打工度日。父亲老实厚道干活勤勤恳恳，从不多言多语，再加上父亲识字，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都少不了父亲帮忙，逢年过节，家家都要贴对联，乡亲们求父亲写对子，他都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因而深得乡亲们的敬重。一九四七年，哈尔滨已经解放，各乡、镇都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父亲出身贫寒，又有文化，被土改工作队选为村治保主任，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翌年，好心的乡亲们见父亲带着两的孩子生活很辛苦，便张罗着让父亲续弦，最终，父亲娶了本村一孙姓姑娘为妻（我的生母），那一年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二岁。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举国上下大炼钢铁，支援工业、国防建设。当时村已改称“生产队”，社员们都去吃集体食堂，万户无炊。那年我已经四岁了，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在村办的幼儿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亲当时是村里的会计兼治保主任，作为村干部，当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记得很清楚，我家的一口大铁锅还有一个不知已使用了多少年的已经磨得铮明瓦亮的黄铜盆也上交了。虽然父亲对当时的做法心存疑虑，但是，他对执行国家的决策是坚定不移的，可是谁又会料到，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是痛心疾首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初夏的一天，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突然涌进了几十口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难民，他们先是挨家挨户的要饭，然后都聚集在生产队碾房边的一个草棚子里，看样子是不想走了。作为村治保主任的父亲，当然要首当其冲。那些人里边有一个双眼红肿、脸色煞白的中年汉子，自称姓范，对父亲说，他们是从“关里”逃荒过来的，家乡遭灾，活不下去了，听人说东北比关里好过，他们就过来了。他说这一路上历尽艰辛，拖儿带女的真不容易呀，半道上还扔了一个孩子。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父亲，恳请父亲收留他们。

父亲找来一些社员，收拾这个草棚子，先让他们住下，又回家让母亲熬了一大锅绿豆汤送来。安顿完这些人以后，父亲马上去了大队，然后请示公社怎么办。公社答复说，别的村也发现了大批的难民，派出所正在各村进行登记，原则上是让这些人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没有亲友的也不能看着饿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队劳动，妇女下地挖野菜，他们正在向上级请示救济粮。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朴实、善良、勤劳的“难民”们成了这个村子的主要劳动力，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繁荣与兴旺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谋私利。即便是自己的亲人，犯了法也绝不袒护。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拴在猪圈旁的“大花”不停地狂吠，父亲出去一看是生产队保管员，他慌里慌张地对父亲说：“生产队的仓库昨天晚上被盗了，丢了两袋面粉。”父亲急忙戴上帽子和他去了生产队。昨天，上级给生产队拨下来一批救济粮，这批粮食是从北大荒那边运过来的，是全麦粉，一共二十多袋。由于昨天运粮车回来得太晚了，没来得及把这些救灾粮发放下去，谁知道今天就出事了。父亲一边派人到公社、派出所报案，一边和村干部们沿着散落在地上的麦粉印找到了盗窃人的家——我堂姐家。堂姐和堂姐夫是近亲结婚，堂姐夫是我四姑的儿子，我也管他叫哥，他们两个都是智障人。当父亲他们一帮人来到堂姐家的时候，这一家六口人还在做着美梦。一盆吃剩下的、被掰得七零八碎的烙饼放在锅台上，旁边还有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咸芥菜疙瘩，满屋的草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见到父亲他们站在面前，傻姐姐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高声狡辩着这事与她无关，不是她干的，傻哥哥则低头不语闷蚩闷蚩的抽烟。父亲气得两眼通红，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房后的柴堆里找到了用破麻布包裹着的一整袋面粉，在屋里的一个小木柜里，又找到了半袋。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把傻哥哥带走了，傻姐姐哭嚎着阻止着，四个痴呆儿怔怔地看着，不哭也不叫。

鉴于他们家的这种情况，政府进行了宽大处理，傍晚傻哥哥就被放回来了，生产队收走了被盗的那一整袋面粉，剩下的留了下来，做为救济粮发给了他们，其中有一半是我家的指标，父亲给了他们。晚饭的时候，父亲喝了一小盅酒，边喝边流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而且哭的是那样的伤心。

父亲一生耿直，脾气倔强，办事叫真，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被村里的一个光棍给祸祸了。小女孩的父母来到我家，跪在父亲面前，痛哭着要父亲给他们做主，抓到坏人。由于这个小姑娘太小了，说不出来残害她的人是谁，姓啥叫啥，只知道那个人是这个屯的，以前见过，还给过她糖块吃。身为村治保主任的父亲，感到案情重大，急忙给派出所挂电话，同时又考虑到小女孩今后的生活和声誉，告诉孩子的父母先不要声张，安慰他们一定能抓住坏人，为孩子伸张正义。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当时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是三伯开的，父亲连夜找到三伯，询问最近谁来买过糖块。因为那时正值三年灾害时期，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闲钱买糖吃，通过三伯的回忆，罪犯初步确定为村里一个汪姓的光棍，这个人快四十岁了，一直没能说上媳妇，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和他住在一起的哥哥一家拿他也没有办法。由于这样的大案村里还是头一次发生，所以父亲的压力非常大，即不能冤枉好人，又绝不能放过罪犯。他愁得夜不能寐，一颗接一颗地抽着纸烟。就在案发的第三天晚上，犯罪嫌疑人由他哥哥带着来我家投案自首了，果然不出所料，正是那个汪姓光棍。他如实交代了所犯的罪行。原来那天上午村里一社员家盖房竖房架子，他去帮工，中午喝了很多酒，觉得浑身燥热，就晃悠悠地向村东的大濠走去，准备洗个澡，正好看见那个小姑娘一个人在院墙外玩儿，就起了歹心，用一块糖把小姑娘哄到了房后的一片玉米地。

他跪在我家屋地上，咧着大嘴干嚎，并不停地抽打自己的耳光，磕头如捣蒜般地请求父亲高抬贵手，放他一条生路，不要报告公安局，将来当牛做马报答父亲的恩情。父亲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告诉他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法律是无情的，任何人也帮不了他，并且说服他的哥哥，要大义灭亲，不要包屁罪犯，否则也会到牵连。罪犯被绳之以法，小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一九**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有所缓解，“四清”运动开始了，那年我十岁，已经懂得了爱与恨的含义。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四清”工作队一行三人来到我家，带队的高伯伯是土改时期的工作队员，和父亲是老战友了，一进门他就把父亲拉进了里屋，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两人神情严肃地走了出来，父亲径直来到靠西墙条桌前，抱起条桌上的那台“美多”牌收音机交到高伯伯的手上。这台收音机，是我家唯一的一台“家用电器”，也是我和父亲最心爱的宝贝，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整个村里也没有几家拥有这种交流收音机，村民家都是有线广播。这台收音机，是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的工分才买回来的。看着心爱的收音机要被拿走，我哭喊着阻止着，但是，父亲严厉的目光让我畏惧，这时，母亲走上前，揭下苫在收音机上的一块绣有梅花图案的小布帘，示意可以拿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只有“恨”与无奈，现在回想起来，这又会归罪于谁呢！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梦魇般的生活也随之而来。虽然父亲不是村里的主要干部，但是，作为村会计，掌握着村里的经济命脉，同样也受到了冲击。记得那是一个隆冬傍晚，我刚放学回到家里，还没有来得及吃晚饭，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伙戴着“造反派”袖标的陌生人正在围攻村支书，村长、父亲也在其中。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听出来这伙人是公社还有其他村的造反派，他们要村干部交出公章和会计账簿。父亲气得浑身颤抖，大声地呵斥着他们，警告他们不要胡来，这样做会犯法的！在父亲和众多村民的保护下，那些人最终没能得逞，可是父亲连气带吓犯了心脏病，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此时此刻，身患重病的母亲做梦也不会想到，父亲这一走竟是永别！那时候正值年终决算，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心急如焚，叫人偷偷地把会计账簿带到医院，忍着病痛，在医院的病床上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年终决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早上，父亲突发心梗，在省医院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噩耗传来，乡亲们悲痛万分，纷纷谴责那些造反派，说父亲是被他们气死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家，安慰身患重病的母亲，村里也破例找来几块“沙板”（马车用的木板），连夜给父亲做了一口棺材，说是棺材，其实就是用几块薄板钉成的长木箱！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坐着马车到省医院太平间去接父亲的遗体，我家到省医院来回有四十多里路，那天，天下着小清雪，特别冷，作为长子的我，坐在马车前面，扛着引路幡，冻得瑟瑟发抖，当回到村南面的墓地时，我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来了。三伯把我抱下车，跪在墓前，替父亲谢罪。

村里的乡亲们早早地就来到墓地，顶着风雪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当灵车出现时，乡亲们都潸然泪下唏嘘不止，就在乡亲们往父亲的棺椁上填土还未填满的时候，只听咔嚓一声响，薄薄棺材板被压断了，大家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放声痛哭！此时的母亲已经哭得昏厥过去，被亲友们送回了家。六年后，亦随父而去。最伤心的莫过于三伯了，他伏在父亲的坟墓上嚎啕大哭，久久不起。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快五十年了，岁月也把我变成了年逾花甲的老人，然而，父亲那刚直不阿的神情，骨子里那铮铮傲气，始终回荡在我的眼前。父亲诞辰百年之际，谨以此文悼之，愿身在天堂的父母安好！

第五篇：父亲的双腿的情感散文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父亲的腿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腿上有很多弯曲暴起的青筋，还有无数条细长像红蚯蚓一样的血丝，不了解他的人，乍一看会有些害怕。每当他得闲时坐在椅子上，总见他抬起其中一条腿搭在一个与椅子一样高的登子上，两只手在腿上不停地摸挠着。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整个村子都很穷，我家更不列外。父亲是一名军人，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盼望父亲回来，是我们最大的念想。每次父亲回来，远远就能听到村子的老辈们叫着父亲的小名子：“大个子回来啰”！这个时候的母亲再忙也便放下手中的活，带着我们三个迫不及待地迎到村口。父亲的归来，高兴的不只是母亲和我们，还有村子里的老少辈们。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岁月里，孩子们有的一年都没有偿过糖的甜头。母亲说父亲很苦，在部队里发的粮票，总是不舍得吃，攒下来给我们换东西，给村子上更苦的人换东西。他一回来，就能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手里拿着糖的，嘴里含着糖的，都乐呵呵的。

父亲一到家，放下包袱，马上就卷起裤脚，把腿搭在登子上，开始了他那像“刨瓜”似的过把瘾。母亲总是心疼地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看医生？能不能听我一句劝，让医生看一下吧”！父亲总是回复老一句：“这挠几下子就好了，你看这么多年，不也就这样嘛！又不是不能走路呀”。母亲虽然不高兴也便不会和父亲较劲了。那时候我很小，我只知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穷得有时都揭不开锅了，他自己的腿又是这样不好，也不愿看医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直不明白父亲的做法。

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生病了，家里一下子没人做事，没人照顾我们，父亲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决定转业回来。母亲辛苦了半辈子，她的心里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回来啊！可是母亲却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并支持着父亲，从没有听到她一句怨言，总是说父亲很苦，他不容易。这次父亲真的回来了，转业到我们地方政府工作，也好早晚回来照顾母亲和我们。

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帮母亲把家里的重活做掉后，再拿起自己的公文包上班去。有一次，我已吃过早饭背着书包准备上学了，只见母亲端来一碗稀饭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的房间，我下意识回头，偷偷地跟在母亲的后面。从门缝里，我看到父亲躺在床上，听母亲在说“都烧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不去医院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腿要害你一生哟！唉！”，父亲一声不吭，在他起身要接过母亲手中的碗时，我看到他那飞红赤脸的样子肯定是因为腿而引起的。我知道母亲的劝术再怎么高明，再怎么用心良苦，对于父亲这种固执的性格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只要他能熬得过去的，是不会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

也就在我八岁这年，因为家里有急事，母亲要我放学后到父亲的单位找父亲，没想！父亲下乡了，我因为太小贪玩的原因，天色晚了，还没有找到我的父亲，自己却走失了。当天完全黑了时，可怜急得满头大汗的我，才找到能够经过学校的那条路，由于害怕，万般无奈下，我只有选择去了老师家。老师因为当时正在忙，听到这种情况，并没有想得太多，就留下了我。我高兴极了，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只顾自己有了投宿之地已是万幸了，至于父母知不知道我在哪里，会不会着急这些问题，我哪得考虑那么周全呢！

当晚，父亲回到家后没有看到我，就问母亲，母亲可能因为事多忙糊涂了，父亲这一问，才想起来下午她叫我去找父亲的事。父亲抹一把额头的冷汗，啥也没想，一鼓劲跑到单位，问遍了所有同事，都说没有看到。父亲不管汗如雨淋，马不停蹄的又跑回了家，令家里所有亲戚朋友寻找我的下落。可怜的父亲整整找了一宿，几乎翻遍了整个乡镇，最后，在第二天早晨去了我的学校，这时我正在老师家里端着碗吃早饭呢！父亲的眼睛一下子瞄到了我，拖着他那肿胀的腿，飞一般地跑了过来，紧紧地一把搂住我，好长时间不肯松开：“我的宝贝，终于找到你了”。在场的老师们都看傻了。那一次，因为父亲的过于焦急和奔波累劳，腿又犯了，父亲的血丝腿一犯，就会发烧，可他就是不看医生。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家里的日子依然清苦，父亲还是那样，勤恳地工作的同时，起早贪黑帮母亲干一些家务重活。我几乎每年都能看到父亲带回来“优秀共产党员”或“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在那个时候，父亲怕我不懂，便拿起一本，点点道道地解释：“这可是和你们在学校得的奖状一样，你们要和爸爸比赛，看谁得的多哟”！每每一说到这里，在校成绩一般般的我，这时候又找不到地洞，只能回敬老爸一个“鬼脸”，用调皮之计糊一时瞒天过海，溜之大吉了。

后来到了我工作年龄了，我被安排在父亲的单位。父亲用对待自己一样的工作态度来严格要求我，我受父亲的熏染、潜移墨化，在工作中，我看到很多大事、难事都是父亲冲在头阵，每年防汛，父亲总是一整个汛期都住在圩堤上，每次总是因为那肿胀的腿支撑不下去了，开始发烧了，才回家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单位小王被安排和父亲一起在防汛的前线，汛期中途，父亲被小王用摩托车送回来时，头搭在小王的背上，小王眼水汪汪地对我母亲说：“阿姨！赶紧把金书记送到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吧，他的腿已肿了好几天了，今天我看他好像在发烧，腿拖不动，就故意说要用摩托车带着他巡逻，这不，就把他送回来了”。母亲立马叫来医生给父亲挂水，医生把父亲的水挂完后，建议父亲要去大医院治疗，父亲那不情愿的神情，嘴角难难地“嗯”着。第二天，腿消肿了，母亲要父亲在家休息一天，父亲坐在床边，抬起双腿轻轻地扑打着说：“哎哟哟！这不是杠杠的嘛！就你们滴滴咕咕的七嘘八嘘，到什么大医院，我自己的腿我最清楚，最多挂点水，消肿就行了，这么多年了，我不也过来了嘛！”

母亲这次可不比以往了，她憋屈了多年的气愤一下子胀红了整个脸，突然摆出一副大战“顽固分子”的架式吼道：“今天必须听我的，坐在这，哪里也不许去”！母亲一声令后，正想着到外面搬个登子来，准备今天借这个机会，坐在他身边，好好和他理论一个你长我短的。这不，母亲一转身，父亲“嗖”的一声，纠起一把卫生纸，急匆匆地说是要上厕所，回来再慢慢理论。看着父亲手里攥着一大把卫纸的样子，像是一个外面有一大帮玩伴在等着他出去玩的孩子，正在急切地征求着大人的允许那样滑稽，这一幕，让母亲无奈又心疼，刚才的“凶相”在脸上荡然无存。这时母亲的心里最清楚，与其把他“囚”在家里，不如任由他守在他想守的地方，尽管这条圩堤很安全，但在洪汛期间，只要他在圩堤上，他的心是踏实的。

再后来，我们都成家了，父亲老了，父亲的腿也老了，那原本像无数条红蚯蚓扒在上面的腿，现在变成了一大块一大块黑色的壳，曾经也寻过很多医，都说是“血丝虫”病，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只有自己注意。

父亲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哥哥说了很多次，要他退休后就去哥嫂那里一起住，他也答应了，可是，真的退休了，他却离不开那个原来他曾工作过的地方——古老破旧的院子。是的，他在这里工作了一生，前前后后他太熟悉了。父亲曾说，整个乡镇村村户户养的狗见到他都不会叫一声，只会一个劲地摇尾巴。可是对于一位几近花甲之年的老人来说，真的应该退下来好好息息了，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一个愿望。不想！这天，政府新任的领导班子刚成立，通知到我家，竟然请父亲到政府谈话，要求他“县里的退休手续照办，工作照干”。一向爽实的父亲，竟然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姐姐哥哥得知后，愤愤不平，不同意这事，而我和母亲站在一旁，却支吾其词。在我和母亲的心里都深深知道，勉强不适的事，未必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件好事，有些累是快乐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追求于此而乐于此。

退休这么多年来，一到防汛期间，他总是自发性的，自觉与不自觉，又或者说是情不自禁地拖着那两条百练而未成钢的腿，徘徊在那个多年来被称为“危险闸口”边，始终关注着这个闸口的动态。母亲说，这个闸口一时不修建成排水站，一时就是你父亲的心病。

近年来，国家对于水利兴修非常重视，投入很大，这个闸口终于修建成了排水站。父亲长叹了一口气打趣地说：“唉哟！旱涝输排有保障了，我的腿终于练成‘钢’了”。谁都知道，在前些年，这一个闸口就关系着整个乡镇人民的生命利益，可想而知，在父亲的眼里是天大的事啊！虽然家人心疼他的身体，但大家都很理解父亲的一举一动，他的心里是一本透明的帐薄，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去年，七旬的父亲，终于因腿的原因，导致整个身体起水泡，医生诊断说是“天泡疮”，而且是很严重的，如果再晚送医院，后果很危险。当我看到父亲脱下最后一层上衣时，我的眼泪如夏天的暴风骤雨，我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但每次打电话问父亲身体情况时，父亲总是说不要挂念，一切很好。而今日面前的父亲，身上没有一块是好的，皮肤几乎都化成水了，这是忍了多少痛苦才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啊！天呐！我是为人子女么？我是什么？我实在无颜站在父亲和医生的面前，逃也似的，冲出医务室，先让眼睛狂洗一番再说。

当我把父亲安排好后，轻轻地带上门，我透过门缝看到父亲曾经那厚实健壮的身躯，单薄了许多，至所以一直在我们子女面前脚步还能表现得稳健不阿的，是与他一惯的坚强毅力和执着信念是密切相关的。

天公终于被“真性格”所感动，父亲这次遇到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博士毕业的新任主任，对这方面的病疫很有研究，他说父亲这种病能够医治好，而且这次把“天泡疮”与腿一起医治。一个月后，父亲真如医生所说的健康出院了，我扶着父亲的胳膀慢步走出医院时，那堵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击碎了，我忽然撒开手说：“爸爸！祝贺您临老拥有一双好腿”，“哈哈哈！”父亲那慈祥的颜容笑开了！

后来，在母亲的口中才得知，父亲的腿还是从部队里落下的病根，当时的他成天只是觉得很痒，但从来没有在意过，导致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多少次，我很想用我手中笔来好好勾划我父亲的形象，多少次我将手中的笔，捏捏抬起又放下的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因为父亲走过了太多的艰辛与坎坷，他从来都不会和我们说，最多是从母亲口中得到的那一些些，和我们亲眼见到的那一些些罢了，而他让我们看到的总是依然如故的坚强表情，我深知父亲的经历不是我用笔和纸能够勾划得起的，但我因为是他的女儿，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