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生平读后感

第一篇：徐悲鸿生平读后感

他，出生在江苏宜兴屺亭，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他就是徐悲鸿。

我们都很敬佩他，因为他在美术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我们敬佩他。因为他拥有高超的画技与天赋。但又有谁去深究他取得成功的原因。

俗话说的好，成功都是努力的回报。徐悲鸿也不例外。他早年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贫困家庭，跟随父亲徐达章四处流浪。但他父亲是个私塾老师，徐悲鸿也就耳濡目染，在父亲的影响下，他爱上了诗文画画。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他没有丝毫放弃，而是更加痴迷于画画。

徐悲鸿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无数风雨，无数磨难。但他没有放弃绘画。走南闯北，时时刻刻都拿着画笔。他在幼年就立下了志向？——发扬中国美术，将中西方艺术融为一体，并未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抗战以来，他四处游走，当日本鬼子的枪指着他时，他也不屈服。当日本鬼子给她好处让其为他们服务时，徐悲鸿也没有被诱惑。他还卖掉自己珍藏的画来支援中国军队。是一个爱国人士。

他拥有这顽强的意志，完成了举世明篇---《巴山汲水》，《愚公移山》等篇幅巨著。每一张都十分精美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给人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他最擅长画马，他画的马给人典范。为我国美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一生很不平凡，值得我们怀念，但我们所怀念他的不能仅仅是因为他的成功，他的举世名画，我们还应该记住他的精神——他勇往直前，不为苦难而沉沦。他刻苦求学，愿为艺术事业呕心沥血。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愿为培养人才孜孜不倦。

他——徐悲鸿，不仅仅是我们美术事业的领导者，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榜样！

第二篇：徐悲鸿读后感

徐悲鸿读后感

徐悲鸿以惊人的天赋考进巴黎美术学院，拜入著名画家达仰门下。因外国学生一句讥笑贬低自言，徐悲鸿从此潜心于绘画业，励志攻研美术。历尽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刻苦生活。经历了三年的磨砺、艰难，徐悲鸿成功了！他用惊人且无可否认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不是弱者！中国也有地位，不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不是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的败者！

徐悲鸿的事迹，让中国人重新找回了一点信心。想想以前，中国被欺负时，人们复国振国的决心多么坚决！就像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一堵牢不可破的城墙。可现在呢？社会太平了，国人们那股复国事的决心已经逐步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奢侈、享受……社会上，随处可见用蓝的身影：迪厅、舞厅、酒吧客满为患；而图书馆、培训室却十室九空……看到这些情景，难道人们心中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成材似乎已经不是人们所渴求的了。拿个实际的来说吧！就说小学，面对老师的谆谆教诲，还有一天的课程安排，学生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在校园里，那些“好学生”们希望的也只不过是下课铃快点打响、考试快点考完而已。问一问，他们难道不怕光阴逝去不再回吗？答曰：反正我家有的是钱，交学费上学只是做做样子罢了，大不了再花点钱去补习。呵，真是轻松明了，这种心理难道是现代人应该有的吗？看看有这种心理的人，长大之后到底有了什么“伟大”的成就吧：当上强盗，建立恶势力集团，杀人越货，抢劫银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类不足为奇。胆子小又没文化的，干上了小偷这行……——这些，是光荣的职业吗？可惜现在的人们，就是缺了徐悲鸿那种奋发向上、马不停蹄的精神。想想刻苦努力的徐悲鸿，再想想一味享受的我们。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只有有恒心、肯努力，没有难得倒你的事情。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愿下苦功，不怕挫折，中国人必定可以重拾从前的信心！

2.20世纪初，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曾遇到一个洋人的寻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偶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一年 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遥不能及的。

徐悲鸿挫折中奋起

徐悲鸿回到了故乡，送走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忧郁的除夕。镇上的一位民间医生用深厚的同情慰勉了他，并赠他一笔小款。于是，徐悲鸿再一次来到上海，但仍找不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富商黄震之看到徐悲鸿的作品，十分赞赏他的天才和同情他的遭遇，慷慨的为他提供住宿。但不久，黄震之不幸破产产，徐悲鸿又无所依靠。当时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在上海开设审美书馆，徐悲鸿便画了一幅马寄去，大受赞赏。回信说：“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并请徐悲鸿再画4幅仕女图。这时，徐悲鸿身上只剩下5个铜版，而4幅仕女图要一星期才能画完。徐悲鸿仅能每天以一个铜版买一团糍饭充饥。第六天和第七天便整日不食。当他终于挟着4幅仕女图送往审美馆时，街上正下着大雪，而高氏兄弟不在，徐悲鸿只好将画交给看门人收下，因饥饿难忍，不得不脱下身上单薄的衣服去当掉。

徐悲鸿在创作

严寒渐渐消退时，徐悲鸿看到震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去报名投考，被录取了。然而入学须交的学费，他只好腼颜去向一位并非富有的同乡阮翟光告贷，阮翟光热情地接待和帮助了他。于是徐悲鸿入学了，除攻读法文外，仍继续作画。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哈同花园附设的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的画像，便根据古书叙述，画了一幅仓颉像应征，想得到一点稿酬，解决生活困难。几天后，明智大学派车来接他，盛赞他的作品，并请他去教授学术。徐悲鸿说明自己尚在求学，须待学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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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时，徐悲鸿携带画具，去到明智大学。当时明智大学经常 邀请一些学者名流讲学。徐悲鸿因此结识了著名学者康有为、王国维等人。康有为发现徐悲鸿为艺苑奇才，请他为自己和亡妻以及朋友们画了像，并将自己的全部收藏供徐悲鸿尽情观览。徐悲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遍临石碑，书艺得以精进，品味高深，逐渐形成了他那雄奇而潇洒的个人风格。

徐悲鸿拿到明智大学给的笔稿酬，决定去日本研究美术。1917年5月，徐悲鸿抵东京，整天寻觅藏画的处所观览。感到日本一此画家已不囿于陈法，渐渐脱去积习，能仔细观察和描绘大自然，达到精深美妙的境界，这使徐悲鸿更坚定了融会中外技法的意愿。他在日本还结以著名艺术家中村不折，看到他收藏的许多中中国古代碑帖和日本绘画精品。中村不折还托徐悲鸿将《广艺舟双辑》的日文本带给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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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徐悲鸿来到北京，开始以他那生气勃勃、富有民族风格的绘画在中国地坛显露头角，被北京大学聘为画法研究会导师。他在故宫看到大量优秀的中国古代绘画，从中汲取广丰富的营养。当时北京的知识界很活跃，《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传播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徐悲鸿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站住了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成为中国画家中最坚决的革新者。他在北京大学的《绘学杂志》第一期上以《中国画改良论》为题，对中国画中的保守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凡世界文明，理无奶化。独中国画之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千年前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他认为中国画颓败的原因是：“曰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他慨叹写道：“要之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奇耻大辱。”在如何进行革新的问题上，他明确地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采入者融之。”由于博增湘和蔡无培的帮助，徐悲鸿终于获得去法国留学的公费。1919年3月徐悲鸿怀着向西人学习科学和民主，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的决心，从上海乘船启程赴法，开始了他艺术生涯中转折性的阶段。------------------

徐悲鸿到达巴黎后，先在各大博物馆仔细观摹西方艺术的精华及比较他们与东方艺术的不同之处，数月绝笔不画。然后，人徐梁画院研习素描。随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以弗拉孟、高尔蒙为师。每次竞试，都名列前茅。课余，便到卢浮宫和卢森堡美术馆研究各派的异同和名家的造诣。临摹普吕洞、德拉九洛瓦、委拉斯盖兹、伦勃朗等大师的作品。1920年冬，法国人雕塑家唐泼特介绍徐悲鸿认识法国国家画会的领袖达仰·布佛莱，该画会反对陈腐守旧法国艺术家协会，主张在吸收各派之长的基础上创新，他当时享有很高的威望。从此，徐悲鸿每星期大都去达仰面空聆所达仰的教导和参加该派艺术家们的茶会，尤其人与情难尔的交谈中，深受教益。达仰勉励徐悲鸿说：“学美术是很苦的事，不要赵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他要徐悲鸿精绘素描，并养成默写的习惯。

1921年4月法国国家美展开幕，徐悲鸿从早至晚仔细观摹，走出会场时，才发现外面下着人雪，而他整人未进餐，又缺少御寒的人衣，顿时感到饥寒交迫，腹痛如绞。从此患上严重的肠痉挛症。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现仍保存的一幅素描上便写着：“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也。”

第三篇：聂耳生平读后感

聂耳生平读后感

---10100530208 沈雁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1959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聂耳，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

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第四篇：《徐悲鸿励志学画》读后感

读了《徐悲鸿励志学画》这篇文章后，我为徐悲鸿的勤奋而感到自豪。

1919年，徐悲鸿向绘画大师达仰学画，达仰很热情地指教他，却得来了外国学生的歧视。他奋发图强，终于取得优异的成绩，轰动了整个画界。那位外国学生也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有句话叫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意思是说：世上没有难事，只要认真去做，没有做不成的。徐悲鸿当时可以去顶嘴，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默默无闻地继续学画。终于让外国学生主动向徐悲鸿道歉。

这使我想起四年级时的一件事。当时我对象棋着迷，还特意让爸爸教我。我这种行为让小泽愤怒，因为他不想再有一个人超过他。于是，他一下课就找我下棋，每次我都是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小泽还骄傲地笑道：“你这三脚猫功夫，还想赢我？真是四两棉花——谈（弹）不上。”我怒了，用零花钱买了一本象棋书，奋发图强地学象棋，最终远远超过了他。

我再次想起这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它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第五篇：周恩来生平全记录读后感

《周恩来生平全记录》读后感

李恒志 081165007 旅游管理

说明：《周恩来生平全记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明武2004-01-0

1周恩来已经逝世34年了，至今读他的传记还是带给我那么多的感动。在我心中，周恩来是第一个可以堪称完美的人。也许在许多人的心中，周总理都是完美的。当看到这部书的结尾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为他感动了。也许最能说明周总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的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了。“四人帮”的压制丝毫没用，千千万万的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自发地为总理送行，情不自禁地为他流泪痛苦，联合国为他降半旗，世界各国都为他悼念„„也许这些是最能评介周总理一生的贡献和人格魅力的了。

读完这部书以后，我受到了不少启发和鼓舞。我甚至有了彻夜不休以学习的冲动，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相信只有周总理才能那样孜孜不倦地奋斗一生。我们去山水大酒店参观的时候，酒店的总经理对我们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勤奋到让人感动，你就离成功不远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让人感动的，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是不休不止的，从职位和权利上来说，他完全可以谋求个人利益，用不着这样劳累自己，但是也许他这一生早就注定两袖清风了。因为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写下了一句他一生奉行的话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突然想起这句话，终于理解了他能走到这一步是注定的事，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定好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为了自己而努力，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是为了人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知道了一个人的目标直接决定这他一生的高度。

这部书还告诉我，要学会去分担责任，因为一个人的责任越大，他就越重要。而且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周总理在国家“文革”期间，并没有随大流去闹革命，也没有完全苟合毛泽东的路线，而是坚持搞国民建设，他心怀着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

令我感动的还有周总理那种无私贡献和俭朴的精神。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联合国秘书长曾经说：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财产可谓多矣，而作为她的总理的周恩来在联合国银行里竟无分文的存款；中国有四亿多的人口，可谓多矣，而作为她的总理的周恩来竟无一个自己的孩子。这种精神，怎能不令人敬佩呢？为了祖国社稷，他不顾个人身体的健康，带病工作。1974年病了两个月之后，还是坚持主持召开国庆大会，让到场的人都感动了。

我同样钦佩于他一生的际遇。6岁离开故乡，南开学校毕业后又去日本，还去欧洲勤工助学，加入共产党，回国当黄浦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无数的运动，然后又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活，然后就开始为新中国鞠躬尽悴了。这是多么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阿！

周恩来有着非常完美的人格。

首先他对名和利的态度很淡然。比如，他到江西苏区后，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明显地比毛泽东高。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央局提议由周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当即两次提出：这一提议事实上让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前线无事可做，而且使自己这个中央局书记多头指挥，应该由毛任总政委。十

月，在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突出地批评毛泽东的左倾倾向，再一次决定把毛召回后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再一次提出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坚持在两个办法中选一个，由周负责，毛助理，或者由毛负责，周监督。总之是要毛留在前方。他对名利是那么淡然和理性阿，他知道自己的用武之地，不会对权利患得患失，因为它的才干和人格魅力足以让所有的倾服。他一生的没有任何积蓄，也没有什么财产，死后连骨灰也撒向大地──个国家总理，连骨灰也奉献了，能不令人感动吗？

再者，周总理向来身先士卒。记得红军到达四川后，因为国民党特务已提前向民众宣传红军的‘恶行’，所以解放军没有粮食来源了，长途跋涉的红军都很劳累，这时有人提出了大家一起搓稻谷的主意，于是周总理就先搓起来了，别人都劝他去忙自己的事，他却说：”同志们都很累了，如果我不带头搓怎么行呢？“后来大家都被周总理的话感动了，很快就把稻谷搓完。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下大雨，有一个窑洞崩塌 了，周总理听到声音就就马上赶过来，自己拿上铲子就开始挖，知道最后一个同志被挖出来他才停止。周总理向来是起带头作用的，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有威望的领导。

还有他远大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个在**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一直抱着这个伟大的报负前行。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周总理除了具有完美的人格外，他一生是在不停地贡献的，是人民的公仆。他把他一生的时间都献给了革命和建设，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所以能够中流抵住，力挽狂澜！

首先他从上南开学校开始就着手写作和编辑，很多份杂志都是他来领导主办的，比如《觉悟》，《赤光》，《少年》。自从东渡日本以后，就开始接触学生运动，回国以后就开始领导学生运动，后来还领导了无数的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后来还以“伍豪”作笔名发表了很多的文章，通过言论来做斗争。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了建立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利用自己的外交才能去和蒋介石谈判，不卑不亢，最后终于使国共合作能够完成。为了国共合作，他还要到国民党去任职，忍辱负重。为了民族的利用，他自己在所不辞。

带文革的时候，他殚精竭虑护精华，终于使很多老革命家保存了下来。为了不使这些老革命家被红卫兵伤害，他要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只许文斗不许武斗，要把心思放在生产建设上而不适革命，到工厂最能参观不要干扰正常的生产„„把革命家们接到中南海去主，防止他们收到迫害。当时“四人帮”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啊，但是周总理却依然坚持在正义的一边。

也许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晚年做得最重要的事了，这一步直接决定了中国几十年后的发展。当时的“四人帮”为了争夺权力，进行各种阻挠，周恩来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工作难度非常大，但是他最后还是成功了。不过他是带病工作的。那是他已经查出身体染上癌症了，但是他没有停止下来治疗，而是为了斗争拖延着。他知道自己一旦有片刻的喘息，也许“四人帮”就更进一步了。知道最后四中全会上宣布邓小平来接班的时候，他才放心的接受治疗。他把自己的健康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抱病在1974年国庆庆祝会上发表祝酒词了，短短的祝酒词却被十几次的热烈掌声打断，他带给人们的不止是感动，更是震撼。

当然，周恩来带给我们的感动还有很多很多，一言难尽。

也许最能评判他的一句话是“中国的总管家”了。鞠躬尽悴，死而后已。在那苦痛的岁月里，他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逝世后，人们怎么能不怀念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