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发展中教育的效率与公平论文

第一篇：城乡统筹发展中教育的效率与公平论文

【摘 要】城乡统筹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战略，其根本目的是要达成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使国民福利整体提高，城乡统筹需要教育在效率和公平上和谐统一、平衡发展。

【关键词】城乡统筹 国民福利 教育效率 教育公平

城乡统筹是基于目前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村总体落后于城市的现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其目的是要实现国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使全民的福利最大化。要求战略实施后国民福利的总体增长优于现有发展模式下国民福利的增长。

一、城乡统筹对教育公平与效率的要求

1.城乡统筹对教育消费有公平的需要

教育对于一国国民，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为其提供现实和未来的福利。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政策等诸多因素，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在获取同等教育的机会上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目前提供给农村居民的相同教育应该得到较城市居民更大的效用。按照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城乡统筹需要教育在一段时间内给予农村居民更多机会。长远而言需要实现教育机会与教育过程在城乡间的公平分配，最终实现教育消费的效用最大化。

2.城乡统筹要求教育生产效率最优

国民福利的最大化，是以资源的有限性为前提的。从生产环节而言，效率越高，对国民福利的贡献越大，反之，则相反。

教育的生产效率，由教育产出与教育投入的比值反映，比值越大，效率越高。教育投入涉及教育生产中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资源。相同产出下，教育的生产效率与教育投入成反比例变动。

城市在人才、公共设施、信息等教育资源方面较农村更具集群优势，达到相同的教育产出，其投入更低，有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

3.城乡统筹需要教育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

由于目前教育消费与生产在城乡间对整体国民福利的贡献存在矛盾，落实城乡统筹目标就需要教育在消费与生产上有机平衡，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教育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使教育对国民的总体福利贡献最优。

二、城乡统筹中教育效率与公平的观念误区

1.公平就是平等配置资源

城乡统筹需要城市与农村教育共同发展，有人就认为农村与城市应该配置相同的教育资源。这其实是对教育公平的误解。教育公平强调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公平，但是如果牺牲教育效率以致教育对国民的总体福利贡献下降，这就成了对全体国民的不公平，它明显不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2.用纯市场化手段实现城乡统筹中教育效率的最优

目前，我国教育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教育低效率的问题较为明显。于是有人提出了教育完全市场化的观念，希望教育资源全部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实现教育效率的最优。这种观念有其可取性，但是忽略了教育的消费环节。完全市场化后，城乡居民对教育消费的差异仍然存在，有较强购买力的城市居民得到的教育机会远远超过农村，随着城市居民对教育消费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将使教育对国民的整体福利贡献低于非市场化运作水平。

3.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有人认为城乡统筹属于政府工程，实践中就出现了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全权安排教育生产资源和教育消费机会的情况。支持这一行为的观念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由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教育的最终消费者是不同的主体，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对教育效果的评价与后者有明显差异，其对资源的配置很难达到理想状态。现实中就存在着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许多考核指标，变成了学校争夺政府资源配额的航标。结果是许多资源耗费在了做表面文章上，社会真正需要的教育产出无法实现。

三、城乡统筹建设中教育效率低下与公平缺失的现象与原因

在城乡统筹建设中，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存在低下与缺失现象。

1.教育效率低下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1）教育促进城乡差异缩小的能力极弱

教育的效率，除了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同时还表现为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发挥得越好，教育的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我国农村的居民，总体而言是处于社会的较低阶层，但近年来的教育并未缩小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差距，相反还有扩大的趋势。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教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忽略了公平也应该是教育产出要考虑的社会内容，公平被过于弱化。

（2）教育满足消费者的能力不足

教育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教育消费者中受教育者需求的满足程度。目前以高等教育为典型代表，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的情况较为普遍，以致学生及家长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低下；而农村家庭孩子上大学的相对成本更高，在子女毕业无法就业时，满意度会更低，现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3）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偏低

目前，占我国城乡教育主导地位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配置，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教育消费者的实际影响较弱。同时学校间的有效竞争环境尚未形成，学校高效使用教育资源的外在压力不够，于是许多学校把主要精力用于生源的获取或应付主管部门的检查，教育的整体效率难以达到社会要求。

2.教育公平缺失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1）农村与城市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我国教育法规定每个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但现实中，由于政策、环境、经济、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孩子获得的教育机会偏少。

（2）农村与城市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

在部分学校里，由于农村孩子在前期养成教育、家庭背景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过程中往往难以得到教师的重视，更多时候是被教师忽略的对象。

四、城乡统筹中教育效率与公平平衡发展的政策思考

1.加快城市及城镇化建设，提高教育效率与公平

由于教育在城乡的消费与生产上不能达成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硬性的“均衡”或“效率优先”政策往往会顾此失彼。通过城市及城镇化建设，把农村居民从现有落后的经济与文化环境推向与城市相近或平等的环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其与城市居民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城市化或城镇化建设，使教育投入的集约化效应得以提高，有利于教育效率的整体提升。

2.转变教育投入方式，改进城乡教育的效率与公平

目前，因为政府在教育资源的投放上主要站在教育管理者的角度考虑资源的去向，对教育最终消费者的需求考虑不够，导致受教育者享受到的教育公平和社会认可的教育效率均不太理想。城乡教育效率与公平的改进可以通过转变教育投入方式，使用合理的市场机制来达成。

城乡统筹中教育的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教育机构、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等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通过提高城乡教育的效率与公平的水平，促进国民福利，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是我们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必须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许丽英，袁桂林.教育效率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06.[2]孙新.教育公平的社会学分析[J].教育探索，2006，（1）.

第二篇：公平与效率论文

公平与效率：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摘要〕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应该在二者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任何将二者关系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效率与公平，国情，共同富裕，共时性，历时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愈益拉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观点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我党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何对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笔者也在不断地思索，时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

一、中国的国情：探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有关理论，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统计数学模式中推演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式，即使推演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存在于所谓一般的、理想的或线性的经济环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一定是在二者关系在某种环境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和条件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绝对不能舍弃。中国的国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外界变量，二是内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之中的，或者说二者的本质关系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变化中的国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断变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任何脱离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谈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其数学模型如何精致、逻辑推理如何缜密，也是没有意义的，难听点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再说一遍：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础和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富裕”指示着效率，没有效率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富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而效率无非是以最少的代价（时间、资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获，无效率的经济过程至多是简单再生产的维持，而不可能有财富的增加。有效率就会有富裕，这具有必然性。为了富裕必须追求效率，这是追求富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舍弃效率不仅违背实现富裕的规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无须多加言说，无数的经济学著述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体现。没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极少数人的富裕，从而也是部分人的贫穷——多数人的贫穷——绝大多数人的贫穷。这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共同”就是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公平。为此我们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制度建构上、运作体制上、激励机制上都要使全体人民在平等的起点上、在平等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但富裕不是无主体的富裕，它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和存在状态却是有社会制度之别的，而“共同”则从生产关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才从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的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首先表现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具体地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共同富裕谈论二者的关系就是抽象的、无益的。

对此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才能达到富裕；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产品的“按劳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追求效率，而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追求公平；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也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效率宁可不要。

二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意义上来看，我们将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单纯机械地理解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服务于、服从于并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两种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从关系上是有区别的，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是公平——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地获取（创造和分配）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就会有不同的实际表现：或者是讲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从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学界大多数论述均属此类：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提高效率）；或者是讲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从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罕见）。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体性、决定性和统帅性，市场经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就连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因此总体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后者：效率为了公平，效率服从公平——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和“共富”关系的论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部分先富就是讲求效率的结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乌托邦。

三、不同“经济单位”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共时具体性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错综复杂：历时性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共时存在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整体的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的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既然任何经济单位都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具体地如何处理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二者之间“何主何从”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有条件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地区、行业、部门、产业、企业和人（简称为不同的“经济单位”）高效率地先富起来；而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地先富绝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为进一步实现全体共富创造条件。不服从公平的效率即不服从全体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其后果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为佐证。

再细致些说，效率与公平的几种关系组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抑或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窝蜂”式的关系，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经济单位”也是灵活的、变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国家发展的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的经济单位可以灵活地采用上述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在确保微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积累来推进公平的实现。因此笔者反对那种中央一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一阵风地全国上下、各经济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惟效率马首是瞻，中央一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一窝蜂地都无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从总体高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关键和突出问题来明确二者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具体阶段的一般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则应该在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关系组合。这就叫实事求是、因情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任何把二者关系公式化、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历时具体性

以上论述表面：只要为了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进行灵活地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问题是整体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确的。而当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已经足够地富，而未富起来的部分已经极端地贫，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保持富裕，或者蕴藏着极大的社会稳定危险的时候，就说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不及时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导致先富和未富部分两败俱伤、前功尽弃，这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口号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不会这么机械，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有效率的手段来实现，效率虽然是手段，但当不讲求效率连生存也有问题的时候，效率就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要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而变化。

共同富裕的确首先是一个目标，但不是所谓“最终的”、与具体过程无关的“目标”。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这个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必然规定整个过程的本质；一个与共同富裕无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过任何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不通过与共同富裕有本质联系的手段，也断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是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以及所突现的不同问题，而决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实事求是、因情而异。那种把邓小平同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教条化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的。

总之，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第三篇：财政学公平与效率论文

关于政府履责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

[摘要]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矛盾更为错综复杂的攻坚时期，中国最需要的改革资源或许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而是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和一个有权威的政府。而改革过程的相对公正和结果的相对公平，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能幻想在社会公正被忽略，收入鸿沟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改革还能平稳地推进。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权威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政府能否妥善地行使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职能。使目前不容乐观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并最终建立起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政治经济新体制。

[关键词]政府 履责 公平效率 优先 分配

一、公平优先的分配原则及其评价

在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上，改革开放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在农村和城镇实行不同的模式。在农村主要实行工分制，在城镇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工资制。农村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从建国时期到1965年逐步理顺了城市职工收入分配方式。建国初期，以公平为目标的分配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初期剩余产品少，消费品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对集中力量搞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平均主义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的共性特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消费资料短缺的条件下，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以及按劳分配准确计量困难等客观因素制约的结果。”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价值难以通过分配结果得以实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社会活力严重衰退和效率普遍低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表面看收入差距很小似乎是公平的，其实这是严重的不公平，这是贡献少者无偿地占有了贡献多者的劳动成果。所以，不能将公平与平均划等号。

二、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及其评价

针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提出“克服平均主义”。按照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思想，在初次分配领域，对个人收入分配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贯彻效率第一原则，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善于把握市场机会、效率高、竞争力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并且他们的财富日益积累，从而逐渐拉开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更好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在履责的时候过分注重效率，但是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同样展现的都是政绩工程。比如政府过分注重经济的效率，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上注重效率，学校只顾及高升学率，忽视了广大学生的利益；财政支出上，一些政府好大喜功，讲财政过分集中到工程上，忽视了人民的基本需要。上面检查起来，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实则大部分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然而绝大多数人依然很穷。整个人均起来时蛮高，实则是被平均。这样一来，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出现仇富和仇穷的两种现象。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恶化，政府也失职了。

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分配原则及其评价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地位被提高，而不再是被“兼顾”。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不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健全，由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多，造成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强烈不满，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十一五”规划中将社会公平提到了突出位置，明确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一般说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以下三个基本环节，使之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主体：第一，通过制定无差别、无歧视的法律法规实现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竞争机会与规则上的公平。从这一要求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所谓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歧视性的或特权性的。当我们感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差别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是必然的。因此，废止那些显失公平的法规和政策，制定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法规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第一步。第二，通过提供非赢利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公正司法来维持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经济活动过程的公平与公正。最重要的是要严格限定政府的职权，所谓“用足市场，慎求政府”应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尽量缩小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机构的效率应该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效率，而非企业式的纯粹经济效率或效益。第三，通过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经济活动结果的相对公平，缩小因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无论起点如何平等，过程如何公正，但其结果总是与充满竞争性的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先后胜负之分。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平与公正这个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合乎国情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在以上三个环节上政府都能有效作为时，社会公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对政府而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该成为可以接受的活动原则。

四，总结

实现公平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在解放初期实行以公平为目标的前提下，在初次分配领域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分配，造成了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局面。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指导下，出现了分配理论中多数强调初次分配领域只注重效率，在再次分配领域注重公平，但这一原则从根本上忽视了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其结果是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扩大，进而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对我国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初次分配是基础性分配，它主要解决企业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因此，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保障问题等，仅仅依靠再分配领域的调控来解决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只有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初次分配制度的运行效率，才是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主要途径。

因此在政府履责的过程中，既不能说是单纯的公平优先，但实则也要兼顾效率。我国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坚持的原则要求为人民服务，所以在工作中应该注重广大人民的公平问题，实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注重公平，同时兼顾效率。中国的江苏的华西村和河南的南街村就是优先公平，注重效率的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奋斗下，廉洁清明的政府，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美)奥肯.平等与效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杨灿明.转型经济中的宏观收入分配[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0.[3]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卫兴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宋晓梧.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6]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7]卫兴华.对近年来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j].当代财经,2007.

第四篇：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戴福生

2011年第3期 ——社会建设

麻城市委、市政府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平台，通过政策帮扶、项目拉动、资金投入、社会保障、鼓励创业和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有效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7年-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四年位于黄冈市和全省前列，城乡居民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一、落实惠民政策，保障居民增收。认真落实强农惠民政策，发放“种田”补贴。把粮食、良种、油菜、棉花、农资、农机和退耕还林等政策补贴落实到位，2008年以来，共发放各类惠农资金12.51亿元，农民人均受益2000元。发放“用（沼）气”补贴。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工程建设，共补贴资金3000万元，有2万余农户收益。发放“家电”补贴。开展“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活动，有18.6万农户享受了家电补贴，有4.7 万农户享受了摩托车补贴。发放“住房”补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城镇廉租房建设，共发放危改资金和廉租房补贴1.2亿元，2000余农户和近1000城镇户受益。发放“读书”补贴。义务教育免书费111万人次，困难学生获寄宿生活补助16万人次、8000万元，中职生享受国家助学金4万人次、3000万元。抢抓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增投入、上项目”机遇，共争取国家投资项目164个、无偿资金近2亿元，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居民增收。2008年以来，我们突出发展富民产业，着力夯实居民增收基础。一是发展特色农业增收。重点培育产业基础好、群众有共识、市场前景好的“三乡三业”（中国菊花之乡、中国油茶之乡、中国板栗之乡，蔬菜产业、畜牧产业、桑茶药产业），着力把“三乡”推向全国，使“三业”叫响华中。市财政每年拿出400万元对“三乡三业”基地建设进行奖补扶持，基地面积达到110万亩，覆盖全市95%以上农户。2010年“三乡三业”实现总产值40.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70%，带动从事种植的农民通过“三乡三业”，人均增收180元。“三乡三业”有农产品加工企业82家，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32家，2010年完成产值18.2亿元。建成菊花、板栗、蔬菜等10大专业市场，年成交额超过15亿元，带动从事加工和市场销售的农民人均增收300元。特色农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注册有“福田白菊”、“东木”老米酒等50宗农产品注册商标，“麻城福白菊”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麻城黑山羊”通过国家品种资源鉴定，“麻城茶油”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45家，合作社成员7900人，带动农户8.8万户，户平增收1000元以上。二是做旺旅游业增收。我们推进“三山（龟峰山、五脑山、九龙山）一村（杏花村）一线（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一大片（乡村农家乐）”6大旅游板块建设，开发生态游、红色游和人文游，着力打造“杜鹃花城”品牌，突出“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旅游节。全市直接从事旅游服务的业主1600余户，从业人数1万余人。麻城旅游业呈后发快进态势。旅游赏花期，人如潮，车成龙，宾馆酒店爆满，土特产供不应求。龟峰山村兴办农家乐38家，商铺28家，运输户口12家，全村劳动力实现景区创业、就业，户均旅游收入3万余元，居民人均收入2010年增长到8000元，成为麻城富裕村、湖北旅游名村。

三、完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居民增收。加大投入，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2007年以来，本级财政每年用于民生支出占总支出85%，用于社保各项配套和补助资金6700万元。全市有4.78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4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参合率从2007年的84.29%提高到2010年的98.4%，住院补偿率从36.8%提高到50.12%。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以居民低保、农村“五保”为重点，以医疗、住房、灾害、教育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慈善救助、社会帮扶为补充，覆盖全市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体系，做到困有所帮、难有所救、需有所助。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达到省A级标准。2006年以来，共发放低保金近2亿元，实施医疗救助1.2万余人次。城镇低保对象1.18万户、3.1万人；农村低保完成5次扩面，低保户达3.6万户、7.3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四、开展全民创业发展劳务经济，推动居民增收。我们出台推进全民创业36条意见，2007年以来，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创业发展基金，帮助有创业意愿的城乡居民自主创业。重点打开山门、城门、校门、厂门，帮助农民圆创业梦、市民梦、求学梦、就业梦。4年来，通过创业行动，新增就业3万人，带动1200余户家庭走上致富路。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实现“打工”增收。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麻城海员”、“麻城幼师”、“麻城地勤”等劳务品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和竞争能力。先后输送海员1100余名，人均年收入6万元以上。2007年，“麻城海员”被国家劳动保障部授予“全国优秀劳务品牌”称号。深入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温暖工程”和“送科技下乡”活动，每年培训农民10万人次以上，提高了农民科技素质和务农技能。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6万多人，年劳务经济净收入超过26亿元，年人均劳务收入过万元。

五、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开展小城镇建设试点。放宽城镇户籍限制，引导农民到镇进城兴办实业实现增收。从2009年起，市政府每年预算100万元，用于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每年预算300万元支持宋埠、白果、顺河等试点镇建设；预算500万元发展乡镇工业集中区。2010年，乡镇工业集中区规模企业发展到94家，完成工业产值28.85亿元，吸纳1.2万余人就业，成为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大力发展城乡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信息中介、房地产、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不断增加就业容量，扩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积极探索资源依托型、产业带动型、服务创收型、招商引资型、互助合作型等发展模式，壮大村级经济，打造了“旅游型”、“商贸型”、“工业型”、“城郊型”产业新村，有效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城郊西畈村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投资3000万元建成300亩汽配工业园，入驻企业28家，安排就业1000余人，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6亿元、税收800万元，年租金收入12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73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工业强村。城中陵园村灵活采用BOT等投资模式，开发建造桂源、新东方等大型酒店，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增加到1.2亿元。城西村开发建造准4A级天吉新时代大酒店，成立首家股民合作社，村民年人均分红近千元。

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夯实居民增收基础。麻城弘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老区精神，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为主体的扶贫开发，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为着力点，不断夯实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2007年来，共投入扶贫和老区建设资金5000余万元，中央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资金2125万元，启动了348个贫困村整村推进计划，实施完成360多个产业扶贫项目，贫困村人均增收500元；共减少贫困人口11.1万人，大大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进程。■

（作者系中共麻城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第五篇：公平、效率与就业

文章标题：公平、效率与就业

正确认识公正、效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业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xiexiebang.com文章-http://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帮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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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公平即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仅就劳动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来自劳动，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相交换，从而获取消费品，不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人们在获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个劳动者有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平等与报酬平等，最终又可归结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能体现现阶段的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社会公平与劳动效率的关系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劳动效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谈不上效率。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组织行为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理论认为，职工在一个组织中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工在主观上所决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补偿，可以理解为平等劳动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一定量的劳动支出是否得到应有的报酬，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得到最终体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劳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过大的分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劳动者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安定，从而降低或破坏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就不能高速发展，效率也就谈不上。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来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即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条件，非法致富也允许，就会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消极破坏作用，从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公平的条件。没有效率，生产力不能高速发展，实现公平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更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机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所以，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上必须把握的基准思想。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中才会有较好的效果。任何忽视按劳分配的倾向都是有害的。

当然，由于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偏差，以及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情况，有时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除了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外，还应采取行政、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由于非劳动因素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另一方面，对经济条件差、致富困难较大的地区和劳动者，要加以扶持，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物质技术上给予帮助。目前，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将成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要落实每个劳动者有平等的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内容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是要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为每人劳动者提供“各尽所能”的机会。一个人要生存，就应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剥夺这种权利的义务。当然，劳动者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工作岗位，不存在任何失业现象。因为平等参加劳动者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实行的充分就业是包含合理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府有责任花费更多的力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应该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来对待。正是因为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适应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就应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这样能迫使每个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工作岗

位的要求，它既体现了公平，又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较为完善的统一。当然，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过来、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产来说，要接受从报酬较高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的现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应认识到过去那种“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市场经济讲的是实力，靠的是竞争，是生存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正视现实，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积极投身于市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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