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是什么5篇

第一篇：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格式合同，顾名思义，是指该合同一般都由格式条款组成，对于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格式合同效力的标准的是什么？

1、违反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所谓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或删除。”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都应该认定为无效。“以强行性规制技术调整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失却效力，不仅表明了法律对某些格式条款的坚决态度，同时也昭示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

2、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

“由于格式合同条款订入合同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即使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相对人也无法提出异议，对此类合同条款，就应当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如

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作为判断依据。”

在各国立法与司法实务中，主要采取了三个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即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1)严禁权利滥用原则。所谓权利的滥用，系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背离权利本旨或超越权利界限之违法行为。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些规定在我国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是行使民事权利和从事民事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于合同中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各国法律均认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包括了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违反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从而不发生拘束合同相对人的效力。

(3)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对格式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行规范时，首先就应当考虑如何借规范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以维护合同当事人间利益之均衡，从而保障合同正义。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可以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为优先目的者，当属诚实信用原则。

第二篇：合同效力

关于合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之所以要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前臵式的讨论，乃是因为其直接构成下文相关论述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

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其次，该书作者对“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

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相反，该文作者在其随后的论述中不仅列举了“统一论”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的依据何在？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

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5）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

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6）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第三篇：合同效力

合同效力

（一）效力待定的合同的概念

所谓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

（二）效力待定的合同的范围

1、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

（1）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健康不相适应的行为；

（2）追认权：形成权，不表示的拒绝，不可附条件，到达生效。

《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一条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2、无权代理

（1）类型：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2）追认权：形成权，不表示的拒绝，不可附条件，到达生效

（3）对相对人的保护：催告权、撤销权

（4）对善意相对人的特殊保护――表见代理

（5）法定代表人的特殊性--代表行为有效

第四十八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律 敎育网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二条 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3、无权处分

（1）含义：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

（2）无权处分合同的生效方法：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取得权利

（3）对善意相对人的特殊保护――善意取得；（合同无效，但可以取得物权）

（三）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的概念

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是基于法定原因，当事人有权诉请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撤销的合同。

（四）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的范围

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单方才可行使

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双方均可撤销

注意：欺诈--错误源自相对人行为；重大误解--错误源自本人疏忽或缺乏经验

（五）撤销权

（1）性质：形成权

（2）限制：除斥期间，一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3）行使：诉讼或仲裁

（4）消灭：合同法55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注意：变更与撤销的关系：如当事人只要求变更，则不得撤销；

当事人要求撤销，则法院可以变更或撤销。

（六）无效合同的范围

1、违反主体要件：

（1）法人：违反国家禁止、特许、限制经营的合同无效；（超经营范围的有效）

（2）自然人：无行为能力人签订的超范围且非获益性合同

2、违反意思表示要件：

（1）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且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3、违反合法性要件：

（1）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4、强制性规定的限缩性解释：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无效（任意性的有效）《合同法解释二》十四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5、强制性规定的层级：

《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七）无效、被撤销的后果

①均有溯及力，自始无效：部分无效的不影响其他效力；可能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②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恶意串通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所获财产由国家收缴；

③解决争议的条款具有独立性，继续有效。

第四篇：浅说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浅说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活动中，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起来。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例如买卖、租赁、劳务、赠予等。随着随着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紧密的联系可以通过社会契约来表现，可以说当今社会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契约，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制订或者履行着社会契约，合同作为一种社会契约的订立凭证也就越来越广泛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随着法制法规的健全与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慢慢意识到无效合同带来的损失与浪费，合同的有效性成为了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为依据，浅析有效合同的订立条件，分析无效合同的判定依据，并最终得出无效合同的判定标准。

关键词：合同，合同的有效性，无效合同。

第一章 合同的定义

一、合同的定义：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自然人或法人）关于建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此类合同是产生债权的一种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根据，故又称债权合同。合同有时也泛指发生一定权利、义务的协议。又称契约[1]。

二、合同的特征：

①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即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互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就是将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现于外部的行为）。②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须达成协议，即意思表示要一致。③合同系以发生、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④合同是当事人在符合法律规范要求条件下而达成的协议，故应为合法行为。

合同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发生了权利、义务关系；或者 使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未按合同履行义务，就要依照合同或法律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与无效依据

本文只讨论合同的有效性或无效性，而不讨论合同中部分条款的有效性。所以在此文中，对于合同，不存在有效与无效之外的第三种情况，由于有效性与无

效性是互斥概念，所以在本文中无论是讨论合同有效性的判定依据还是无效性的判定依据是具有相同意义的。

《合同法》中有三处涉及到了合同的有效性，分别是第一章“合同的一般规定”、第二章“合同的订立”、另外，在《合同法》的第52条中特别给出了可判定合同无效的条件。从合同法中的这三部分阐述则可以得到合同有效性的判定依据。

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合法、公平、自愿。凡是不满足或者是侵犯这三个基本原则的合同都可判定为无效。可以说《合同法》就是用来保证合同订立的这三个基本原则的，合同法对这三个基本原则的保护可以从第一章、第二章与第52条规定体现出来，下面来逐一分析这三个基本原则：

一、合法

对于合同合法性的要求主要是在《合同法》的第一章与第52条之规定体现出来的，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3]。

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对于合同是否遵守的法律法规的判定，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4]。

二、公平

关于公平，在《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必须法律地位平等；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第5条规定需要注意，对于是否遵循公平原则不能以合同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均等为依据，从而来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应该采用民法的释义，在市场经济中，对任何经营者都只能以市场交易规则为准则，享受公平合理的对待，既不享有任何特权，也不履行任何不公平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三、自愿

自愿原则主要通过《合同法中》第一章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与第二章的“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第52条之“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可视为无效来保证。

第三章 结论

本文认为《合同法》的第一章与第二章给出了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所有第一章与第二章之规定的合同才可能是有效合同，反之有任何一条或几条第一章与第二章之规定为满足者都可判定为无效合同，此为无效合同的判定标准之一。

无效合同的判定标准之二由《合同法》的第52条之规定给出，该条例之中的任何一项均为判定合同无效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满足该条规定所列之任何一种情况的合同都可判定为无效合同，但是反过来，无效合同未必一定具有本条规定所列之情况。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根据《合同法》可以明确得出上述两条无效合同的判定标准，进一步的由于无效与有效属于相对概念，由以上两条标准均无法判定其无效的合同可视为有效合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5].

第五篇：无效合同及其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效力判断

关于借款合同与不可撤销担保书效力的正确判定2220093723 海商法三班 付露月 我的观点是：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52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 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无效担保，依据有：（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的态度，不承认当事人对独立担保的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屡次以判决的形式，否决了独立担保在国内运用的有效性；（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一、审判案例的详细内容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案情：2001年10月25日，上海钱璟国际货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钱璟公司向招商银行借款人民币900万元，贷款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至2001年11月5日至2002年11月5日止，借款利率为年息6.435%，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钱璟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按时足额偿还贷款与利息，如钱璟公司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招商银行应按照该合同规定要求钱璟公司提前归还贷款或停止支付钱璟公司尚未使用的贷款，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同日，上海威达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与钱璟公司达成协议，为 钱璟公司作担保，并向招商银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约定威达公司为钱璟公司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民币900万元和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如招商银行依约提前收贷，不影响其依担保书承担担保责任等。合同签订后，招商银行于2001年11月5日向钱璟公司发放900万元贷款。因钱璟公司至2002年6月20日结息时尚欠利息118,998.90元，招商银行遂诉至法院。

另，2002年7月，一审过程中，威达公司向上海公安局举报钱璟公司骗取贷款担保，公安机关于同年7月18日立案侦查。威达公司将该情况书面告知了一审法院，并辨称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间实际存在勾结，串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事实申请法院终结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担保书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约定招商银行提前收贷的前提条件已经成就。至于招商银行诉前未向威达公司发出书面索偿通知书，并不影响威达公司依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招商银行请求钱璟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逾期罚息，以及威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至于威达公司关于招商银行于钱璟公司存在勾结、窜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事实，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以及终结本案诉讼之称，缺乏法律事实及根据，不予采纳。

威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中，威达公司提供了公安机关在侦查中队钱璟公司所作的审计报告及有关财务凭证，以此证明钱璟公司用虚假的资产负债表骗取了银行贷款与威达公司的担保；900万元放贷后，付款凭证载明用途为付运费，但实际用于归还浦发银行的旧贷，招商银行对此是明知的。

基于以上事实，2002年10月31日，二审中，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威达公司提供的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对钱璟公司所作的审计报告的有关财

务凭证，二审法院认为：威达公司虽提供审计报告主张钱璟公司以虚假的资产负债表骗取了银行的贷款，但不能证明钱璟公司申请贷款时使用了该报表，并因此获取了招商银行的贷款，即使钱璟公司用欺诈手段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也仅是可撤销合同，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行使撤销权或者主张合同权利。现债权人招商银行主张合同权利并无不当。威达公司虽称钱璟公司也是用该报表骗取其进行担保的，但不能证明招商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钱璟公司骗保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招商银行与钱璟公司有串通骗保的行为；威达公司提供的900万元的财务凭证虽反映该款用于归还旧贷，但并非归还招商银行的贷款，而该款的使用情况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况且威达公司与钱璟公司又存在互保关系，故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应属民事纠纷，并根据合同约定做出处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正确，威达公司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至刑事部门处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之后，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受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委托，于2002年12月10日出具了复会师业第2236号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钱璟公司自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间，向招商银行等银行借款合计382,499,048.44元。将银行资金划至境内外关联公司金额138,296,955.32元；用于归还前期银行借款金额176,510,000元；用于正常经营资金67,692,093.12元。尚未归还本金合计余额135,659,048.44元（含本案系争900万元贷款）。

2004年3月1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1999年1月至2002年6月期间，钱璟公司向威达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了由其财务童敏芝负责制作的虚假财务报表，骗得上述四家公司的信任，并先后签订对等担保协议。钱璟公司以支付运费、付税等名义先后向招商银行等六家银行申请贷款，有童敏芝向银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资料，在威达公司等四家公司为其担保的情况下，向上述银行骗取借款总额为3.6亿元（含本案系争900万元贷款）。上述资金中除用于钱璟公司正常经营费用和归还前期贷款外，其中1.3亿余元钱璟公司以虚构名义的方式打入其境内外关联公司，至案发无法收回，并对公司账目进行非法处理。该刑事判决认为，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方法，骗取钱款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

之后，威达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向检查机关提出申诉。

基于以上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

（一）、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钱璟公司以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方式签订对等担保，向银行借款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钱璟公司以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欺骗手段，骗的威达公司与招商银行的信任，使威达公司像招商银行出据不可撤销担保书，自己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中，招商银行、威达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的行为均是被诈骗而为，显然并非本案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有效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虚构用途等方法，骗取900万元借款的事实，已被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构成合同诈骗，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钱璟公司以签订借款合同及骗取威达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手段，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行为不仅

侵犯了招商银行的财产权利，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为我国刑法所明文禁止，因此，借款合同及担保书当属无效。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有效，认为钱璟公司用欺诈手段签订的借款合同仅是可撤销合同，招商银行有权选择主张合同权利，实际上是未审查上述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一法定要件，且混淆了民事欺诈与形式诈骗犯罪之间的区别，系适用法律错误。

（三）、在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侦查的情况下，法院仍继续审理并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威达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钱璟公司有实施刑事合同诈骗犯罪的嫌疑。公安机关在本案一审判决前对相同事实以刑事立案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应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的规定，原审法院理应裁定驳回招商银行的起诉，将本案移交送公安机关处理。但终审判决以威达公司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由，不予支持，属违反法定程序。

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二）（六）项，第二款及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请求依法再审。

二、所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本案是一起案情非常复杂的案件，它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有：如何正确的认定无效合同与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出了一份与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截然不同的抗诉书，原因就在于对无效合同与担保合同的认定不同。合同的有效与否是本案正确审理的关键所在，而我本人认为：

（一）、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时，法院应该终结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暂时中断，应等刑事案件审判后，在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审理民事案件。所以，本案当中一审二审法院的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所以本案应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后，重新审理。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方法，骗取钱款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中，钱璟公司的行为已经犯罪，所以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当属无效。这是从刑事犯罪上来确定借款合同的效力。但是另一方面，基于此刑事判决，我们也可以从民事案件的角度找到此借款合同无效的根据。所以我认为此借款合同无效的民事审判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我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借款合同为无效的结果，但是我不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采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钱璟公司以欺诈的手段与招商银行签订合同的犯罪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当属无效。而我认为此处采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使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不恰当的。由案情可知，此案中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为招商银行与威达公司都是被欺骗，都是本案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可以暂且单独的来看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在借款合同中，钱璟公司以欺骗的手段骗取招商银行的借款，在公安机关侦查后，得知钱璟公司将付款凭证载明为用途为付运费的借款，而实际用于归还浦发银行的旧贷。而我们知道，还旧贷是合法的，并不是法律上所禁止的“非法目的”，所以我认为检察院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法律依据并不科学。我认为此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依据应该是“损害国家利益”。因为钱璟公司的借款除用于公

司正常经营费用和归还前期贷款外，其中的1.3亿余元钱璟公司以虚构名义的方式打入其境内外关联公司，至案发无法收回。钱璟公司把银行贷款打入境外的行为致使案发无法收回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也就是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的原因是：钱璟公司以欺诈的手段骗取招商银行的借款，并将此借款打入境外至案发无法收回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而至于一审与二审法院均认为其为可撤销合同，显然是忽视了“损害国家利益”的这一客观事实。从抗诉书中的“实际上是未审查上述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一法定要件”这句话不难看出，钱璟公司“把国家的钱送至国外以致不能追回”的事实确实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无效。

（二）、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无效担保。依据有两点如下：（1）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是不可撤销担保书，而不可撤销担保书是独立担保的一种形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独立担保的态度是，区分国内和国际的两种情形，承认独立担保在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担保上的效力，认为独立保证在国际间是当事人自治的领域。对于在国内企业、银行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的态度，不承认当事人对独立担保的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屡次以判决的形式，否定了独立担保在国内运用的有效性。而本案中的独立担保（即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国内企业、银行间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不承认它的有效性，所以它仍然只能是“从合同”的性质。（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此担保合同是本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而本案的主合同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所以此担保合同随主合同而无效。而且威达公司对于此担保合同不存在过错责任，因为威达公司是被欺骗才签订。所以根据无效保证的法律后果中，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况，保证人无过错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本案中的保证人威达公司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招商银行应向钱璟公司索要赔偿。

三、审判中的可疑之处：

另外，在二审中，钱璟公司答辩称，原审将本案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是正确的，请求二审能依法处理。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璟公司的恶意欺诈与想要逃避刑事法律制裁的故意性。钱璟公司请求维持原判，则必然使威达公司的利益受损，并且让威达公司陷入认为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恶意串通的误区，从而也损害招商银行的利益。所以，钱璟公司归根到底是本案的罪魁祸首，法律应该予以严惩。

本文所用到的法律法规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