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百姓故事

第一篇：我的母亲百姓故事

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十三年了，今天是母亲节，我十分怀念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于一九五一年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营里乡的一个小村庄，外婆生育了他们姐弟三人，大姨，舅舅和我的母亲，母亲年龄最小，母亲三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七岁的时候，正赶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外婆被活活饿死，之后舅舅带着我的母亲开始流浪的要饭生活，每到饭口的时候就家家的去要饭糊口，没有鞋子穿，就去捡为死人做的白布鞋，回来后用锅底灰把鞋子抹黑在穿。就这样流浪了七八年。

母亲十七岁那年，跟随着大她七岁的我的父亲逃荒到黑龙江，在这里安家落户，养育了我们兄妹四人。母亲善良贤惠，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也经常来乞讨要饭的，母亲每次都是给很多的米面，还要留下吃饭，甚至留宿，我们不同意母亲这样，母亲总是讲人到了要饭的地步有多难，讲述她当年的要饭经历，教育我们要善良待人，关爱他人。至今我们记忆犹新，也从来没有忘记母亲的教悔。

母亲聪明好学，心灵手巧，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给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刺绣的虎头鞋，刺绣的虎头栩栩如生，好多人都请求我母亲为他们的孩子做虎头鞋，母亲一一应允，所以每年都要做好多虎头鞋，母亲还学会了服装裁剪的手艺，每逢节日的时候，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义务为乡里乡亲做衣服，到大年三十也得不到休息。我们村上几乎家家都穿过母亲做的衣服。

母亲孝顺父母，更尽到了长嫂的责任，母亲逃荒到东北两三年，三叔就投奔到了我家。母亲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三叔，供他上学，为他定亲成家。后来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也都来到了这里，母亲的担子就更重了，爷爷奶奶有病的时候，都是母亲伺候，端屎端尿，不怕脏累。爷爷临终前来着母亲的手说：“孩子，你是我们老高家的福。”

母亲对我们要求严厉，教育有方，母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经常给我们讲好多的故事。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每当我们犯错的的时候，都要罚跪思过，如果和别人打架，回到家一定要接受惩罚。我们一直都很敬畏我的母亲。

母亲开朗热心，勇敢坚强，母亲平时与屯邻相处非常融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母亲都去帮着打理，婚丧嫁娶都要请母亲去帮着张罗，就连婆媳不和小两口吵架也要请母亲去调节。一次，两个小伙子打架，动起了三齿挠子，母亲上前拦架，用胳膊挡住了三齿挠子，小臂差点骨折。受伤的胳膊三个多月才敢拿放东西。

母亲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每天早上，母亲都会很早的起来，做饭洗衣，挑水打柴，耕田种地，不辞辛苦，家里每年都养三四头猪，还养了好多的鸡鸭鹅狗。辛辛苦苦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享享福，等到我们相继考入大学，成家立业，母亲也因辛苦劳累而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正是我小弟弟考入哈工大的那一年，那一年十一月，母亲离开了我们，才真正的休息了......五一，弟弟妹妹们都回到了父亲身边，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也很久没有相聚了，回来后去墓地祭祖，在母亲的坟前，我们都流泪了，怀念我们的母亲，她是我们一生的榜样，是我们最敬佩的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以更美丽的语言来表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用什么语言都觉得苍白无力，母亲，您在那边还好吧，好好的照顾自己，别太累了，请您放心，我们都很好，我会承担起做长子的责任，关心呵护弟弟妹妹们，母亲，儿子想你啊，好想好想你。

永远怀念我的母亲！

第二篇：母亲的选举权的百姓故事

最近，老家的电话突然多了起来，也不知他们从那里知道我的号码，就连一些多年不走动的亲戚也纷纷打来电话，说来说去，就是为了一张选票。

现在农村基层的组织活动大多形同虚设，尽管母亲是村里的老党员，但难得参加什么活动，遇上工作负责的人村书记，也就每年组织一次外出旅游，这时才知道某某是党员。

今年是改选年，加上浙江老家村里的收入可观，想当书记的人不少，经过多轮竞争，最后剩下二个人，一个是我的表哥，一个是邻居儿子，他们势均力敌，也就几票的差距，所以，母亲一票显得越来越重要。

俗话说：“表哥表弟一家亲”，家里人的意见是选表哥，说如果表哥当选，怎么说也是自己人，朝中有人好办事，尽管村书记官不大，但权不少，管着全村每年几百万的分红。

说得也是，表哥常年在外经商，有着不错的实业，村里别墅中他是最好的，城里还有好几套房子，还当什么村干部，真让人难以理解。

与他一聊，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说他当选主要为了面子。说得也是，从建国以来，亲戚们还真没有在村里当过官的，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所以，经常受到欺负。

邻居与我家关系一直不错，父母在老家的时候，经受受到他们的照顾，他儿子前几年从部队退伍后，带着村里一帮人搞实业，很是红红火火，成了全镇的经济强村，加上没有什么私心、为人正直，很受村民的称赞。

我们都劝母亲，说你选一个人，就会得罪另一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要回老家，再说，我们几年才回老家一次，谁当选，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母亲听得多，说得少，一直没有表态。我们都觉得劝得差不多的时候，在选举的前一天，母亲却选择了回家投票，态度很是坚决，说这是她的权利，谁也不能干涉。

母亲投完票就迅速返回了徐州，到底投了谁，母亲一直没有说。最后，只知道邻居的儿子当选了。

第三篇：母亲之死的百姓故事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一般奔驰着。先是远方偶尔有几点灯光闪烁，很快路边也有灯光不断闪过了。一钩新月固执地跟着车子不舍不弃，天黑了下来，车厢里完全看不清什么了。这是一辆十六个座的旅行轿，从省城开出时总共坐了七个人，中途停了一次，黑暗中不知是有人上车还是有人下车。车厢里悄无声响，空空荡荡。突然一阵石沙打得车窗玻璃噼啪作响，窗外路边的林树开始拼命的摇曳。起风了，夜越来越冷，小海从昏睡中醒来，不觉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把不曾拉上拉链的羽绒服使劲往身上裹了裹。

小海已经两天两夜没有躺到床上睡一觉了。两天前，妹妹打来电话，说母亲不太好，能请假最好回来一次，省得晚了都可能不认识人了。前几天走得一个病人最后就是昏迷的。母亲患的是叫做肾衰的病，住院半年多了。半年里小海只回去过一次，虽说从省城回家只有三百多公里。母亲说不要回来，不要影响工作，有个搞技术的活多不容易。小海是大学毕业到省城工作的，母亲一直很自豪。小海每隔几天打一次电话，算计着那几笔在银行存款的到期日子，不断地提出来寄回去,终于等不得到期全都提了出来，又开始等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他对妹妹说，你在家多辛苦些，我在外边多挣些钱。母亲是退休工人，有医疗保险，但是这个病需要花很多钱，不但需要不断地预交医疗费，不能报销的比例也很大。母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三天两日停产，能把医疗保险交上已是很不容易，厂里应分摊的报销比例只得暂时放着。父亲比母亲晚退休几年，算起来这一辈子也没挣过多少钱，完全没有什么积蓄。上次回家时父亲曾和他商量过，亲戚朋友能借得都借了，是不是把现在住的房子卖掉，另租间小的。妹妹工作的工厂早已破产，现在给一家不大的民营企业做临时工，每个月只有五百元钱。全家人都同意小海不要经常回来，全家人就属小海挣工资多。

放下妹妹的电话，小海当夜乘上火车，天方亮，就直接到了医院。母亲已经起床，妹妹正在喂她吃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一边转过身来一边对妹妹说是你哥哥回来了。小海安心了一些，母亲的状况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母亲很高兴，护士来打扫房间时她甚至下床了，还在几个病床之间走了一会儿。妹妹告诉小海，母亲好多日子没下过床了。同室的几位病人也很高兴，她们说，瞧你，儿子一回来你就好了。母亲说，就是就是，把你们的儿子都叫来，我们都好了。

母亲很关心平平，小海的儿子，她的孙子。小海告诉母亲，平平很好，很快就要考中学了。母亲说，我不能再花你们的钱了，省城上中学很贵。小海说，平平学习很好，上中学不用花什么钱。母亲笑了。小海好久没有见到母亲笑了。

母亲一整夜都睡得很安稳。小海趴伏在母亲床边，半睡半醒。他感到庆幸，母亲还好，他不但要挣钱把母亲的病治好，还要挣钱让母亲生活得更好。现在日子比以前好多了，可是母亲还没有过上几天。如果母亲的病好了，他们的生活会很好。平平出生时母亲住到他们家，她总是把买回的鸡分成几次来吃。她把鸡肉撕成细细的丝，和黄瓜拌到一起。她说这样吃不上火。母亲一生就没有吃过块稍大一些的肉，甚至厂子保健菜里有块大一些的肉她都要带回家全家吃。

天一亮，小海对父亲说，我先回去吧，过几天再抽空回来。父亲点点头。妹妹一早送来饭上班去了。小海给母亲洗脸梳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伺候母亲洗脸梳头。他突然发现，母亲的头发稀疏花白，在他的记忆中，母亲的头发是那样的乌黑，并且自然地蜷曲着。吃过早饭，小海送母亲去血液透析室。母亲已经很瘦了，他轻轻把她抱上担架车。临进透析室的门，母亲说，你不要走，等我回来。看着母亲干涩而渴望的目光，小海心中一酸，强忍着点了点头。

透析室的门关上了，小海呆呆地伫立在那扇玻璃的但并不透明的门前，缓缓地转过身，和守候在门口的父亲告别，父亲无奈地点点头。他想说句什么，可是又说不出什么，急忙奔出医院，赶往车站。他本想在车上睡一回，可是心中只有焦燥和不安。直到快到省城时，他才有些昏沉。忽然他觉得有人在喊他，车厢里的广播在一遍遍重复地呼叫。小海，你母亲病危，请马上下车。

小海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走出车站先给妹妹打电话，妹妹今天是白班。他甚至希望车上呼叫的是另一个人，重名重姓是常有的，尽管这对哪一个人都是伤心事。接电话的是妹妹的同事，告诉他你母亲有些重了，你妹妹已经去了医院。他赶快给自己车间的主任打电话请假，又给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已经下了火车，但是还要马上赶回去。最早一班火车是晚上的，就是他回家时乘坐的那班。只有去乘汽车，汽车是每小时一班。他甚至来不及停下来想一想，跑着踏上了返回家乡的车。

到站了！司机大声喊叫着，把小海从回忆中惊醒。猛烈的寒风卷着尘土一阵接着一阵刮过，使人窒息。车站周围一片昏暗，连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也黯然无光。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手里摇幌着红色的玩偶，呼叫着飞驰而过。小海猛然想起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经济发展了，外国人的节日也有人过了。小海赶到医院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母亲刚刚苏醒。母亲是在透析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医生们抢救了整整一个下午。

小海扑向母亲，跪倒在床前，妈妈，我回来了。母亲痛苦地点了点头。她的嘴里插着一只白色的塑料管子，平日里帮助呼吸的氧管直接插在里面。小海想做些什么，可是母亲已经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也不能说话。她茫然的看着周围，看着站立在旁边的丈夫，看着女儿女婿和外孙，看着小海，这些她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人。还有远在省城的儿媳和孙子，她大概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了。她嘴里发出一下哦哦的响声，突然脑袋滑下枕头。

父亲在写着呼吸系统衰竭家属同意不再抢救的诊断书上签了字，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的母亲自己走了。

出殡很简单。舅舅和几位亲戚。母亲厂子的工会主席和她工作过的车间的几位工人，看上去很年轻，小海想他们可能是不认识母亲的。还有妹妹的几位同事。母亲一直挂念着的平平和儿媳没有来，平平快要考试了，明年就要考中学了，一天课也不敢耽误，按照每年招生的惯例，差一分就要差几千甚至上万元钱啊。小海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同意的。他们把一些鲜花摆放在母亲的遗体上。小海按动电钮，母亲的遗体徐徐走向远端的火化炉。

烧化过纸钱，小海和妹妹向每一位来给母亲送行的人鞠躬致谢。母亲厂子的工会主席拉着小海的手说，你母亲真有福，她走了，明天我们厂就要宣布破产了，以后再也不能交医疗保险了。

大块的云团滚过天空，从云团间隙不时射过来的阳光使人有些睁不开眼。小海仰天怅怅叹了口气。

第四篇：听话的母亲的百姓故事

三月，春意正浓。每到午时母亲必是端起小圆凳摸索着那条熟悉的小道，去邻家王奶奶窗户底下坐坐。那一块正好朝南，阳光充足。尤其到了冬天，往那儿一坐，真是叫人忘记了冬日的严寒。融融暖意和着身边那一盆盆的太阳花，陪着妈妈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日和严冬。偶尔王奶奶和她幼小的孙儿也会凑来一齐聊天儿。不过多数是王奶奶在唠叨她带儿孙的辛劳，以及对儿女不常回家看她的怨言。母亲坐在一旁总是很耐心地听，很少有评说。偶尔作出回应的便是她那一脸的笑容。

母亲是一个十分听话的“孩子”，自从得了痴呆病后，也不知咋的对我的话特别信赖，遇上明白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她小时候的事，虽然听着有点乱，并且总是翻来复去那几个段子，但这于我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了。而这于母亲也是她对最幸福时光的一些回忆。

虽说前几年在母亲身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甚至不惜放弃自己那段最美好的时光，但母亲今天健康安乐地生活着，作为儿女心中已是万分的幸福了。微笑地倾听，是我常在母亲耳边叮咛的一句话。因为在邻里间母亲常常答非所问，有时还突然地流涕欲哭，有好几个邻居都慢慢在疏远她。倒是王奶奶一家仍是十分愿意和母亲来往，不管母亲明不明白，也总愿意坐一块儿聊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母亲的口袋也总会备些零食给她的小孙子，遇上状况更好些也会有一两句很得体的安慰：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每每母亲难得开口，王奶奶便会显得格外地伤感，“还是你有福气，妞妞常回来给你洗澡，带你上街”。听这话时，母亲总会笑眯眯的，笑得最开心，因为只要提到妞妞两字，她心里好像是得了宝似的。

但是，去年夏天，我却让母亲实实地惊了一回。吴姨（为母亲请来的帮手）回了趟乡下，而父亲还在香港为姑姑办理着后事，家中一时只剩下了母亲和我。而我那些天因阑尾炎发作必须住院手术。母亲虽痴，但女儿病了，女儿在痛她还是觉得的。一日中午，我实在疼得厉害，只好将母亲带去王奶奶家要求看护几日。不料临走时，母亲忽然跟个孩子似的哇哇地大哭了起来，那样子好像女儿要去地球的另一端似的，两手拼命地拽着我的包，愣是不松手，情急之下，我只好一手捂着右腹，一手揽母亲入怀并安慰道：妞妞不走，妞妞只是饿了去买些吃的，妞妞很快回来！想必母亲总是舍不得女儿饿着，慢慢地紧拽着包的手开始松了。还好在王奶奶的一同劝慰下，让我脱身去了医院。

那个傍晚，我躺在外科手术台上，脑子里全是母亲那哭叫的声音，而我心里在那同时也在轻轻呼唤着：爸，早点回吧，妞妞怕！父亲很疼妞妞，只要是说好了日子，到时必会回来。在我拆线的前两天，父亲急急地赶来了医院，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妞妞确实长大了，妞妞真勇敢！打那以后，“勇敢”两字也开始更紧密地伴随着我的生活，我的情感，并且之后我也总是想方设法地感染给我的母亲。

我想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有所不同，也有所不易。母亲虽痴，但我依然爱之深，疼之切。因为她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感受世间种种的快乐。尽管不如意在我身边依然存在，但只要能看到母亲的微笑，常常听到父亲在远方传来亲切的问候，我的世界已是完满。

母亲，好好听着，女儿不走，女儿一定不走。

第五篇：香港脚百姓故事

大三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对手，中文系登台演讲能跟我有一拼的唯独只有阿进一人，阿进团支部书记，而且两次演讲都跟我并列第一。辅导员说：“将来留校或者分配工作，演讲比赛成绩是重要的参考因素。”那时候虽然读大学了，人还是比较天真，所以把辅导员的话听得很认真，阿进无形中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但是他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团支书），我很想收拾一下他可惜找不到机会。

学校大学生集体宿舍落成以后，总务处安排两人一间寝室，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跟阿进住一间寝室，原因很简单，就是阿进是香港脚，奇臭无比，闻着恶心，也不能让阿进一个人一间寝室，辅导员陈老师就找我谈话说：“你们俩住一间寝室最合适，水平相当，爱好相同，你又是学生会主席，总不能因为一些小事给学校造成麻烦吧？”

我对臭味更加敏感，闻了香港脚的臭味我吃不下睡不着，当然不想答应，可是架不住辅导员陈老师的思想工作，而且我觉得这也给我一个收拾他的机会，就勉强答应了。

阿进一搬进来，我就跟他约法三章：第一，晚上睡觉前必须用柠檬酸洗手液洗脚，驱除臭气，鞋袜晚上睡觉时放置在窗外；第二，每天早上往自己的鞋子里倒一些白酒，把学校附近山上的黄金叶摘几片夹在脚趾缝里，以减少臭味；第三，我如果忍不住拿你的香港脚开一个玩笑不允许发火。

阿进态度诚恳说：“你说的三条我保证做到，只是我本来就是山里的人，那里满山遍野都是黄金叶，我怎么不知道黄金叶有如此功效？”

我说：“你才读了几本书？生活知识丰富着呢，你哪能什么都知道？”阿进便不再言语，两个人在一个寝室住着很长一段时间也还相安无事。

有一天下午自习，既没有导师又没有辅导员，同学们各自找一些书看着，许是闲来无事，阿文凑过来问我：“大刘，你跟阿进住了一段时间，他的臭气没把你熏晕啊？”

我说：“阿进那是与时俱进，人还在山里脚已经进了香港，属于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向他学习还来不及，哪里就能晕菜？”于是大家都笑了，并且阿进的外号——香港脚就在这一次玩笑中正式诞生了。阿进因为我有言在先，虽然极为不满，但终究没有生气。

不久，阿进物色了外语系一个女孩梅思思，那个女孩文静漂亮，因为想在外语系获得演讲名次，就让阿进帮着写演讲稿，再翻译成英语，一来二去就跟阿进挂上了。

那天，我正在寝室鼓捣一大推化学药品，梅思思突然进来了问我：“大哥，阿进在吗？”

我不经意地说：“你找香港脚呀？不知他臭到哪里去了。”梅思思也不回话扭头走了，晚上阿进回来就冲我发火：“大刘，你也太不够哥们了吧？怎么能当着女孩说我是香港脚？你不就是嫉妒我演讲稿比你写的好？太小心眼了吧！我忍你很久了，不要当我乡下人好欺负，我还跟你说，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第二天辅导员陈老师就找我谈话：“团结同学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跟说吗？我听说你给同学取外号，挑拨离间人家女朋友关系，这性质是很严重的！”

我说：“陈老师，你这有些小题大作吧？人家都不跟他同住一间寝室，我给您解决了难题，怎么能说我不团结同学呢？他自己有一双香港脚，同学们喜欢这么叫他，他自己也答应，怎么能说这个外号我给他取的呢？另外那个女孩来问我时我也是一时没留意随口一说，根本就没有有意为之，况且我正在为他研究洗脚的药水，估计以后他的香港脚就能得到彻底治疗。”

陈老师终于被我说服了，问我：“你研究的是什么药物？”

我说：“硫酸铜加高锰酸钾食盐纯碱溶液，把臭脚在水中浸泡半小时，然后涂抹达克宁，再在脚趾缝里夹上黄金叶一次就能治愈香港脚。”

陈老师问：“真有这么神吗？我也是香港脚，久治不愈，其痒难耐，如果有效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我说：“感谢那倒不必，为人做一点好事罢了。”

后来，阿进终于治好了他的香港脚，对于他那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深感惭愧，对我说：“大刘，以后没人会再叫我香港脚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说：“阿进，你说反了吧？你现在是成是败呀？”

阿进一想，哈哈笑了，毕业以后我们谁都没有留校，不过阿进在社会上混得很好，如今已经是副处长了，每当说起那一段生活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