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成套设备进出口管理体制的发展及变革研究论文

第一篇：我国成套设备进出口管理体制的发展及变革研究论文

【摘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对加快我国产业建设有着促进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而且到现今止，它仍然盈利丰厚、发展势头强劲，这和它具有优良的政策扶持以及拥有众多监管部门作为中坚力量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围绕进出口行业所衍生出新兴的部门企业的发展和变革进行浅析和论述。

【关键词】设备进出口；CQC；进出口银行；保税物流

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坚定不移的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积极的与各国建立健康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样建立的友好平等的进出口交易不仅能刺激我国企业的生产力的增长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来源，还能引进外来先进的技术来改善我国产业技术不先进的状况。根据数据显示，2009年1月到8月的时间内，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就达到了1。3万亿美元左右，其中出口产品贸易额为7307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4。5%；而进口产品的贸易额为6079亿美元左右，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5。4%进出口贸易顺差为1228亿美元。而在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更加势不可挡，只前七个月的进出口总值和去年相比就又增长了40。9%，达到了1。6万亿美元左右，且出口同期增长35。6%，而进口则增长了47。2%。由此可见，我国已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之一。

而要取得这样傲人的成绩，光有正确的政策指导方向和庞大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有更全面的体制和举措来管理和协调。以下就将详细的阐述一些中国现有并且能有效管理和帮助中国进出口更好更快发展的举措。

1。建立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

为保证进出口设备及产品的质量，在我国国家局的正确领导之下，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之前称作中国商检质量认证中心，英文简称为CQC）自成立于1993年开始，便始终把“跻身于世界优秀认证机构行列”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并不断奋斗，经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CQC已经成为中国最大也是最具有知名度的管理体系的认证机构。而它也为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以及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从成立伊始到现在共拥有ISO9001、ISO14001、IQNET、SA8000能源管理等十一多种的认证体系，所以它能在产品安全与性能、节能环保、生态农产品、新能源及节能减排方面进行多达500个产品的检验以及认证，并且提供评价服务、认证培训、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四方面成熟的业务，服务范围非常的广。不仅如此，随着CQC发展的拓宽，本着对顾客提供“一站式”方面服务的理念，它在国内建立了36个管理体系认证的分支机构和11个产品的认证中心，甚至在各个合作国也设有25个业务推广的平台，方便了进口供应商掌握贸易信息。至笔者写作这篇文章为止，它又新增了低碳与能效认证、PV产品认证、CDM审定与核查、中新EEMRA部署及实施、出口沙特认证、LED照明节能这些新领域的体系认证，紧跟着经济发展的脚步。中国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还拥有上万人认证的专业团队，其中多人都在国际上获得过认证资质，其科研成果也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殊荣，这样强大的技术力量能够提供给客户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专业的服务。

作为为进出口贸易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最早出现的政策扶持的部门，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始终密切的关注自己质量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趋势，坚定不移的坚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在中国认证体系行业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2。建立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则1994年成立，它是直属于国务院领导、全资拥有的国家级政策性质的银行，是我国对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以及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到2011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内已设有21家营业性的分支机构，而在境外则设有东南亚、非洲代表处、巴黎代表处以及圣彼得堡代表处，并且与境内外1250多家银行的总分支机构建立代理行的合作关系。

中国进出口银行从成立伊始，就始终坚守自己的主要职责，创先运用政策性手段，扩大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量。1995年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就开办了买方毁约保险、短期出口票据保险、买方信贷担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等险种，并承保了56个合同。其承保金额达到4。48亿美元，支持了7。65亿美元在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向伊朗出口总额为6。5亿美元的四个水、火电项目，出具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意向书，让该项目在国际招标中成功中标，为企业后期收汇提供了保障。同年在加强对原来的670个转贷项目的管理同时，还新增了审批贷款项目99个，批贷金额达到21亿美元。到1996年9月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对外签署了7个优惠的贷款协议，总额达到7。6亿人民币。在当时正确的实行了将投资和外援、贸易互利结合起来的外交贸易的新决策，不仅帮助了我国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还促进我们的机电设备和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现今，中国进出口银行更是将支持企业对外发展作为一项业务重点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创办出口买方信贷、出口卖方信贷和实行优惠政策三种方式让国内企业又好又快的走出国内走向世界。到2010年的10月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支持了1300多个业务的贷款项目，覆盖了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等100多个的国家和地区。这项业务本外币贷款余额占中国进出口业务贷款余额高达40%。它不仅在机电产品与成套设备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还涉及公路、铁路、机场、建筑、通信等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中国早期实行企业对外政策的业务的银行之一，在这十几年的业务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良好的优势，对未来银行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中国进出口银行始终将诚信作为准则，在这十几年的运营中对外从未发生过拖欠的现象，将国家的信誉作为自己的招牌恪守。

这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也拥有了良好的客户基础。所以客户对这样的银行所支持和培养的企业也充满了信任。这样也就为一些刚刚涉外没有经验的企业赢得了有利的名声，从而能更快的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第二，在对外政策实行方面给客户塑造了专业的正面印象。中国进出口银行既是中国官方级的信用机构，在对外业务实行方面也有过里程碑式的贡献。这无论在国内还是世界企业中都有着很高的声望，这也是吸引客户合作以便推广国内企业的明显的优势。第三，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长期的业务实践和经验的不断累积，内部拥有一批高素质专业的团队，他们长期从事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业务，在协助企业对外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业务实战技能和经验。不仅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国家开展的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详细的信息咨询以及风险的评估，还能切身的了解顾客从而深入的挖掘出他们的潜在需求并且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决策，帮助客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由上述可见，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展大体上是顺风顺水，可是在2009年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刺激消费，当年就发放了400亿左右的人民币，占到全年贷款额度的近50%，而在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财政和金融机构企业财政困难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也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可是这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进出口银行若能把握这次机遇使其发展更加成熟，便能使机电产品以及成套设备进出口贸易更加繁荣。

3。物流保税区的建立

而在成套设备以及产品的进出口中，运输环节是最复杂也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经我国海关总署和国务院从2002年始对保税物流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新的保税物流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最终制定了保税物流园区及保税物流中心的特殊的区域性的物流管理模式，形成了保税物流中心A型、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仓库和跨境工业区等保税物流场所。这种新型物流业的发展不仅给传统的生产制造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保税物流的发展也将进一步的带动对外进出口的贸易与企业产业的升级。

这些保税物流园区是根据物流科学研究出来的，属于物流形式的一种，但是它区别与普通的物流仓储，拥有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保税物流园区以及中心拥有政策优势，货品一旦进入园区及中心就会被视作是出口，期间不征收进口关税以及免批文，不受配额限制。同时也新创了货物的“入区退税”政策，改变了以前货物运往保税区后要等离境以后才能享受到出口退税的局面，为企业开通了一条降低运营成本、缩短供货时间的绿色通道。

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还存在功能方面的革新。它将港口服务拓展到成套服务，让港口和保税区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以此吸引国际配送、中转等一些增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业务更多的像中国转移。另外，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还被赋予整套齐全的物流功能，满足现在公司所追求的零库存、JIT无缝对接等新型的生产方式需求，并且实现在园区及中心内部对货物进行包装、分拣、拼装等一系列简单的加工。

真正做到了物流与制造的同步，不仅为一些深加工制造型企业带来了便利，也为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供配套的服务。

最后，物流保税园区及中心在海关报关报检方面进行突破性革新，使得通关更加便捷。

它通过实施“区域管理封闭化、园区管理信息化、海关管理智能化、海关通关快捷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一次性申报、一次性查验、一次性放行的高效工作模式，并设立自动判别体系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实现了EDI无纸报关，直通式卡口的实货放行，在园区内开通了一条直通式的通关通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通关费时费力的问题，大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

基于这些鲜明的特点，截止2004年，在发展为期不到2年的时间内，我国综合型保税区累积共批准“入住”企业达37442家，其中三资企业占其中的37。8%，投资总额为489。18亿美元，合同外资为281。31亿美元，实际利用的外资达到145。6亿美元。而在2004这一年内，他所吸引的投资总额就达到79亿美元，同比增长15%。其中，三资企业的投资额高达60亿美元，增长26%，占了投资总额的75%；合同利用的外资也大幅度提高至40亿美元，增长率达到16%。实际利用的外资达到21亿美元，增长率达到14%。这些数据明显的显示出了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吸引外资的优势。

但是，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从提出到实行只有短短6年不到的时间，而它的出现又是在中国经济极不稳定的时期，加上它是属于盈利型企业各个物流园区及中心之间存在着竞争性的关系，所以它的发展是极不成熟。就对于成套设备进出口方面，其设备本身体积大主要部件不易拆解、一机多箱和收发货人所在区域不同的特性，在运送方面就存在了不少的漏洞与问题。

首先，由于整机设备的通常个头比普通货品要大出许多，如果成套设备采用整机运送的话又会大大增加运输方面的成本，所以在装箱时一般都会把整机的多个部件分装起来放在多个箱子里，在收货人进口后到达另一目的地再组装起来使用，这比其他货品多出来的工序在发展不完善的物流园区及中心的运转中又会出现问题。首先，要在主管地的海关做预申报，把整一套的设备的信息打在一份报关单上，按照整一套的设备来申报，再在运输时对应车辆装箱的明细，车号对箱号一一对应。设备进入园区卡口时，又要将所有车辆整齐集合号由报关员带着出口的报关预录单一一审核进行过关。而设备进口过海关时，也需要这样详尽的步骤来保证设备的齐全。这种看似全面的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却不被一些物流园区所接受，因为在多元化货品运输中现有的物流园区及中心还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种类型的货物报关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成套设备的出口方的发货人和进口方收货人分别处在国内分属不同海关管辖的企业，进出口方面也容易出现编号不一致的问题。当出口方的客户是以进料加工方式出口设备时，就会出现发货方的《进料加工手册》和收货人报关单上面的货物品名有出入，这时对于同一个设备的名海关会认定有差异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按照保税物流功能的规定，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内只提供简单的加工，并不涉及改变货物名称及功能方面的效用。这样就会使得设备无法通过园区走货。而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设备出口海运到香港等地后在运返回国内在解决，这种类似于“港澳台一日游”的方案不仅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大量的物流成本以及浪费运输时间，也体现了物流园区及中心发展的不成熟。

以上出现的问题虽然对保税物流园区及物流中心的运营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也充分可以说明保税物流园区及中心还尚处在成长发育的阶段，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手段处理这些问题，使保税物流更好的为产品设备的进出口提供服务。

结语：

通过上述分点分段的浅析不难发现，在中国产品与设备进出口上，********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中国质量认证体系中心、中国进出口银行、物流保税区的建立更是对产品和设备进出口管理跨出了里程碑式的脚步。而中国在这几十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这些部门的设立是正确的。今后，这些部门将更加促进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扩大机电产品和设备出口中尽其最大的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强大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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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论述了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必要性，结合实行会计委派制的情况，对进一步完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提出建议。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改革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下面谈一些具体看法。

一、目前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弊端

1999年10月3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指出：“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会计法》并未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包括主管业务制度建设和会计人员人事归属。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是：“用人单位自己管理为主”，即各单位自主设置会计机构，任命会计人员并对会计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业务指导和制度建设权在财政部门，这种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易造成诸多弊端。

（一）会计人员双重身份，不利于会计人员按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实施会计监督。

会计人员双重身份是指：会计人员一方面作为单位的职工，既要代表单位正确核算、精心理财，另一方面又要代表国家对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制止违法违纪行为。在这种体制下，会计人员隶属于所服务的单位。因此，尽管《会计法》赋予会计人员四个“有权”，即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收，对违反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有权检举，发现账实不符，有权自行处理的应·当及时处理。但由于现行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会计人员仍处于两难境地，难以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单位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有些会计人员也就“情不自禁”地选择了单位利益。对单位领导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些会计人员也就“情不自禁”地“屁股指挥脑袋”，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做假账，协同作弊。于是也就出现了“顶的住的站不住，站的住的顶不住”的怪现象。

（二）当前会计人员的人事管理归属关系，不利于财政部门对会计人员进行直接有效的监督和保护。

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对会计人员一直是实行松散型管理，即不管人事任免、职务晋升，也不管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对会计人员违纪行为的处理显得也不够直接，而会计人员因坚持原则受到单位领导和同行排斥、打击、报复时，财政部门也很难对其实施有效保护。由于监督职能弱化，特别是事前、事中监督不到位，服务与监督就成为“两张皮”，甚至只有服务没有监督。

（三）与政府部门职能转变不相适应。

当前政府部门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多停在诸如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证书的发放、会计证年检，有时偶尔也会有一些人员培训等具体繁琐的事务管理上，至于监督检查职能则很少，与十六大提出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相适应。

“入世”后，我国资本市场范围逐步扩大，跨国筹资与投资日益频繁，各国会计差异越小，就越有利于投资者和管理者评价和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要求各国会计尽可能协调偷漏税款、环境污染、会计信息失真等国际问题，企业将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激烈的竞争必然造成企业在处理利益分配关系时，首先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然后才考虑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就使得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新形势下，若要求企业的会计人员仍以“双重身份”参与管理与监督，则会使会计人员更加无所适从。要消除以上弊端，必须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二、改革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无疑给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十五大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即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指明了企业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我们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新的体制尚未完全确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社会监督体系还不健全，致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所有者主体的缺位，国有投资代表人的不具体，对经营者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中，由于内部控制制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预算外资金管理混乱，“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以及私设“小金库”的问题较为突出，不但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而且为各种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些问题反映在会计上，则表现为：会计管理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部分单位会计工作基础薄弱，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某些单位的滥收滥支，挥霍浪费，贪污挪用公款，违法犯罪现象屡见不鲜。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秩序混乱等现象屡禁不止。因此，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监督约束机制，是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善会计人员理财环境，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维护财经纪律，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也是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管理，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会计法》，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

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会计核算则是财务管理的根本，财务会计报告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影响企业的资金成本，机会成本，进而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到中国银广夏的暴露，以及郑百文的重组，无不说明，会计信息的失真给会计工作的教训是沉重的，要彻底扭转国有企业“厂长成本”，“经理利润”和“59岁现象”，进一步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使企业完全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会计机构进行改革。

三、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办法——会计委派制

会计委派制也称为会计人员委派制，即由政府有关部门向企业、事业单位直接委派会计人员，或由企业集体向其下属公司直接委派财务总监、主管会计或会计人员，以监督财务会计活动和资产运营的一种制度。从1988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自发的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进行了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会计委派制的探索。如：1988年3月12日老河口市成立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家县（市）会计局。主要职能就是按《会计法》的规定和中纪委关于实行干部分类管理的需要，负责管理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会计人员的组织人事、专业技术职务，工资福利等工作，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会计人员的人事档案按时移交给会计局，由会计局垂直管理。会计人员工作职责由会计局统一制定和考核，会计人员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参与企业重要经营决策的制定、考核和分析，提供合法、真实的会计资料，对违法违纪行为，会计人员有权拒绝执行，并及时向会计局有关部门反映，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财政部门不字审批预算决算和拨补经费，银行不予开户和办理结算业务等。紧接着1989年，山东莱芜、湖北荆洲、江苏吴县；1993年，安徽合肥瑶海；1994年，湖北利川；1995年，浙江常山、深圳投资管理公司，湖北荆川、沙市；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安徽安安、四川巷溪、中江、河南焦作、唐河、新疆哈密等。经过几年不同形式会计委派制在基层的试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中纪委要求各地开展试点。

截止到2000年，全国37个省、自洽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均组织了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257个地[市]、1029个县（市、区）都组织了试点，分别占全国地（市）、县（市、区）总数的66％和47％，委派人员近11万人，接党委派单位12.3万个。

四、试行会计委派制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一）从这几年全国各地试行会计委派制以来总的结果是好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委派会计都能在受派单位的领导下，正确处理与委派单位的工作关系，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开展工作，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坚持按章办事，收到了明显效果。

1.符合财政改革方向，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促进了单位增收节支，降低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行政成本”，提高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果。仅以湖北省宜昌县为例，该县20个乡镇，自实行“零户统管”以来，节约财政性资金支出1688万元，精简会计岗位445个，按年人均经费8000元计算，仅此一项节约经费356万元。

2.稳定了会计队伍，提高了会计人员的地位和素质。实行会计委派制后，会计人员调动、任免权在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受单位影响较小，地位明显提高，相对稳定了会计队伍。由于委派会计的选拔任用引入了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增加了在岗会计人员的压力，自觉要求学习技术钻研业务的人员增加了，整体会计人员的素质普遍提高。

3.强化了会计核算职能，促进了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保证了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准确。

4.强化了会计监督职能，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保证企业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委派会计积极参与本单位的资金预算安排，研究制定增收节支有关制度标准，进行技术改造和挖潜，积极配合单位既遵纪守法又合理避税，大多数单位的费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尤其是电话费、招待费、小车费、差旅费等非生产、经营性开支明显降低。如黄冈市技术监督局1999年上半年支出比同期下降24，6％，宜城市47个委派单位1998年共取消公费旅游计划10批次，放弃购车9辆，减少购置移动电话32部，节约支出1500万元。

（二）尽管各地的会计委派工作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会计委派制是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一种深层次改革，必然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限制了单位负责人的财务审批权，触动了小集体利益，致使少数部门和单位对会计委派制有抵触情绪。

2.会计委派制的职责权限没有落到实处，（1）权限界定难，单位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从上到下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2）执行难，即使明确了委派会计具体的职责、权限，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往往只是流于形式。（3）监督难，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明确由财政、会计管理部门监督会计委派制的职责、权限到位，但主管部门没有职能和权利实施监督。3.委派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会计人员普遍存在半路改行的多，科班毕业的少；简单记账的多，精通企业核算、财务管理的少；手工记账的多，懂得会计电算化的少；仅会处理单一业务的多，复合型会计人才少。虽然对委派会计明确了职、权、利和义务，但有些人员仍受思想观念影响对违法乱纪等问题，不愿或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4.委派会计人员的跟踪管理亟待完善。（1）后续管理办法不完善。会计委派改革本身就是摸石头过河，没有现成规范的经验可以借鉴，制约了委派工作的开展。（2）管理机构不够健全。目前对会计委派人员的管理，多是委派各级财政部门、会计部门进行管理，从人员配置方面看显得人手不够，从机构编制和经费来源看显得不伦不类。（3）保障机构不具备，按《会计法》规。，对于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的人和事由财政部门负责查处，但在执行过程中，财政部门一无法律依据，二无执法权限，委派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

五、进一步完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建议

选择合理的会计人员会计体制，固然能为搞活企业及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会计工作及有关经济活动中的不良行为。为了保证国家方针政策、法律在企业及有关单位中顺利实施，维护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各方的利益，优化社会行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对会计委派制的宣传，提高各级领导对会计委派制的重视程度。会计委派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非仅仅是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都不可能承担起这一改革的重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宣传，引起各级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充分重视，既能解决宏观的协调问题，又能解决具体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配合。

（二）加强会计人员上岗资格的审定，严把委派会计人员入口关。根据《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把会计人员上岗关。只有具备了会计从业资格的条件，通过全面考核，才能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凡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是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禁止无证人员上岗，对雇佣无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单位和领导要严厉处罚。

（三）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委派会计的综合素质。会计职业道德是从事会计这一职业的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它是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正确处理会计事物的行为规范，是调整会计人员职权与职责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武器，对委派会计人员开展职业道德培训，使广大委派会计人员不但懂得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而且还要懂得如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修养。通过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帮助会计人员提高职业道德水准。逐步树立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风尚。

（四）加强会计的制度建设，建立委派会计的专门管理机构。目前从全国各地的委派会计管理来看，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管理混乱，除了缺乏管理经验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专门的委派会计管理机构。建议加强对委派会计的制度建设，尽快在试点地区成立“委派会计管理局”，直接管理委派会计人员。

第三篇：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体制分析论文

一、目前煤矿安全管理现状

（一）安全管理观念相对落后

目前，我国煤矿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相对比较严重的便是安全管理观念落后的问题。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安全管理体制并不够完善，并且对安全管理体制也不够重视，从而使安全管理体制发挥不出真正的价值，不能有效地处理生产、安全以及效益的关系。对于煤矿企业的领导人来说，如果不重视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这会对煤矿产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观念都比较落后，并且安全生产管理体制也不够完善，这就严重地导致煤矿安全管理机制满足不了实际生产过程，两者严重的脱节，从而阻碍了煤矿产业的发展。

（二）煤矿安全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目前，在我国煤矿生产中还存在安全管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首先，我国大部分煤矿企业在日常生产的过程中，依然采用传统的安全检查办法，只根据管理和监督工作人员自身经验进行工作，对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据自身经验对其进行分析和解决。如果一个煤矿企业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安全检查方法，那对于煤矿工作人员的生命以及财产都是很大的威胁。其次，从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角度来说，如果缺少比较科学的安全管理体制，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就不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工作，并且也没有标准可依照，再加上管理力度的不够，这就不能有效地保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国家采取重要措施之前，煤矿必须意识到安全管理体制的必要性，要加强落实和实施安全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保证我国煤矿企业能够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

二、煤矿安全管理体制

（一）煤矿安全监察化

对煤矿安全生产建设过程进行系统的监察便是煤矿安全监察工作。在煤矿安全监察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煤矿产业的特殊性，同时还要考虑环境以及生产条件的变化情况。煤矿生产过程中，工作地点具有移动性，并且作业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在煤矿安全监察中，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安全监察工作方式。监察工作方式包括很多种，例如日常监察、定期监察以及重点监察等。煤矿安全监察内容也有很多，其中包括检查制度、检查安全设施、检查思想等，同时还要对该煤矿企业进行调查，查看其企业资质以及生产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安全管理法律化

目前，我国非常重视法律运用，这也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评价标准。煤矿安全管理法律化包括很多内容，如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等。近几年我国对煤矿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标准进行了改进和调整，从而让其更好地为我国依法治矿提供依据，严格控制煤矿企业工作程序。虽然我国一些煤矿企业还没有完全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煤矿企业仍有明显的改善，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取得成效，其主要就是因为执法力度不够，并且煤矿守法意识不强。

（三）煤矿保险责任化

首先，根据保险公司的相应保险条款，要设计好相关投保企业以及承包保险公司的责任，同时要激发煤矿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并且当煤矿安全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惩罚，从而高效、安全地完成工作；其次，煤矿生产企业不要因为进行了保险，就不重视安全状况，只在乎企业获取的经济效益，这会严重威胁到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综上所述，整个过程就是煤矿保险责任化的内容和宗旨。我国要引用不同种的保险形式，单一的社会强制保险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对于煤矿企业来说，仅仅引入社会强制保险是不够的，必须要增加一些和税收相似的支出。从收取保险费用机构的角度来说，在加强煤矿生产企业安全监督以及技术改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强的经济动力。

三、建立煤矿安全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以及设备的安全是需要管理人员关注的问题。煤矿产业是我国一次能源核心，要想促进我国煤矿产业的发展，就必须保障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同时煤矿安全生产形式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的稳定。当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不仅会威胁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影响到煤矿企业的形象，甚至会降低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我国非常重视煤矿产业的安全性。近几年，由于工作的不到位，煤矿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尽管我国的煤产量相对于其他国家高出很多，但是因事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世界煤矿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的60%，所以我国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受到世界的关注。煤矿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不仅会影响到我国整体形象，还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是解决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首先，完善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能够规范煤矿企业工作人员的生产行为，同时还能控制监管行为，最主要的是完善煤炭安全管理体制，能够提高煤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及安全生产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效地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完善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不仅能够规范煤炭企业的经营行为以及工作流程，还能帮助煤矿企业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安全生产意识，加强他们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煤矿企业的自身发展，还能提高我国煤矿产业在国际上的形象。

四、结束语

在煤矿生产管理大系统中，安全管理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在制定和完善安全管理体制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生产管理体系进行，要使两者能够相互融合、协调，只有这样才能让煤矿安全管理体制发挥出真正的价值。煤矿安全管理体制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能促进煤矿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最主要的是能够提高煤矿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四篇：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项继权

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农村社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社队制:公社体制的制度特征及其解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2 月政务院发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1951年4月,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些法规、法令,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政权和村政权,分别召开区、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政府和村政府,对本地区实施行政管理。这种体制在北方地区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村是一级政府,为农村基层政权。另一种是区乡建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区公所之下设立乡政权,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而在村一级不再设立村政权。当时在南方的多数省实行这种体制。

在这两种情形下,“村”和“乡”分别是不同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4年9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取消了过去的区村制和区乡制两种体制并存的制度,对全国农村基层政权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规定实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为农村基层政权。同时也规定,人口居住集中的乡,乡人民委员会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面积较大、居住分散的乡,乡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开展工作。从建国初的村乡制来看,有三个重要特征:从管理规模来看,建国初“村的规模一般很小,平均每个行政村不足900 人,东北各省人数较多,平均每村1500人, 内蒙古地广人稀, 每一行政村面积较大[ 1 ](P188-189)。”从组织性质来看,建国初村乡制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点,除区公所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一级政府之外,村或乡也是“政府”组织。从组织基础来看,建国之初的村乡制是建立在个体所有或私有制基础之上。农民和农户拥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不过,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国初的基层乡村制度已经不能容纳日益扩大的集体组织,也不适应国家集体化发展的目标。为此,在集体化过程中,我国废止了原有的村乡制度,转变为人民公社体制。

如果从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算起至1982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存在和延续了25年之久。25年间,虽然人民公社的规模和结构有所调整,但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基本的组织特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高度的集体化,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不允许农民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集体经济成为公社的经济基础,集体劳动成为公社基本的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也成为农民基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农民通常将人民公社时期称为“大集体时期”。二是“三级制”。1962之后,人民公社调整并确立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架构,这一体制通常被称之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为农村基本的产权单位、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三是“一体化”。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组织与功能融合的体制。

一方面是“政社合一”,即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人民公社组织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是“党政不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公社一级设党委,大队一般设党支部,生产队则设党小组。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是各自区域的领导和决策机关,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党组织决定。由此形成了“党、政、经”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及城乡分离的二元化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它本身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维系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在城市国有与农村集体产权基础上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二元粮食供应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以及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等,将城乡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形成了独有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 2 ](P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从一开始就是以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为前提,农民也因此获得了对土地及部分集体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及相应的受益权和转让权。在联产承包过程中,部分集体资产也折价转归农民和农户所有,后续的改革还允许对部分公有土地,如荒山、荒坡、荒水、荒滩的拍卖,农民也因此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这一切都触动了人民公社赖以存在的根基,瓦解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经济及组织基础。其次,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中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第三,家庭联产承包使人民公社的管理功能迅速虚化,管理方式丧失效力。最为突出的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职能转到农民和农户手中,公社各级对农业直接经营管理及统一分配的职能随之消失。由于农民和农户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农民的流动性增大,传统管理中所依赖的种种经济上的制裁和强制手段随之失效。

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组织及管理方式丧失效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行,人民公社治理体系迅速崩塌和解体。1982年底,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

二、村组制:村民自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局限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在城市和农村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并在它们下面分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这是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决定性的步骤。新宪法颁布后,中共中央在中发[ 1982 ]36号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乡民)委员会的试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性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1985 年春,建乡工作全部完成,全国5.6万多个人民公社、镇,改建为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取消了原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人民日报》1985年6月5日)。由此,在全国大多数省区的农村基层形成了区———乡镇———村委会三级基层建制。

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重要的并不是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的调整或重建,更重要的是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组织创新,其中,最富意义的是村民自治及乡镇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调整。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1998 年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再次予以确认。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新的治理体系。按照新的治理体系的设计,乡镇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依法行政;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乡(镇)村之间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乡政村治”体制不仅重新构造了农村基层的行政组织与管理体系,也力图重新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

从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实施已有20年。二十年来,有的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兴高采烈,他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有的则嗤之以鼻,认为此举无足轻重,甚至斥之为一种“民主的怪胎”;还有的人则对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现实似乎与他们的理想渐行渐远。的确,村民自治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远不是十分完美的,与法律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各地村民自治的发展不平衡,实践成效迥异;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全面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村数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选举流于形式,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的事件屡屡发生,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员会组织本身也名存实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前景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忧虑、悲观甚至否定。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但相对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则只是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民主是一个过程。这并不仅仅是指民主政治的运作是一个过程,也表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民主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使人口达九亿的农村完成民主建设的目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国家,民主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民主只能是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和矛盾,更不要期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会立马带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富裕;民主也绝不意味杜绝非民主行为的出现。事实上,抑制、防止和消除这些非民主行为恰恰是实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据。

从实践来看,经过近20年的实践,我国农村普遍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转换,村民自治制度也完成了基本的立法和普法工作。作为农民群众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村基层基本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村民委员会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尤其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规范,村级民主选举开始从动员选举发展到农民的自动参与、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组织安排到自由竞选。村级民主公开性、公正性和竞争性在不断增强。村级民主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权组织的民主日益显示出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背景下,为了确保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的合法性及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用两票制等方式改进党支部的选举方式,加强支部自身的民主性。村民自治及民主选举的实施,对乡镇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一些乡镇进行乡镇长及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实践。这些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已经开始从村级民主向乡级民主扩展,从基层组织的民主向国家政权组织的民主推进,从一种社会自治民主向国家政治民主发展,这显然是村级民主引发的又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纪末我国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制度特点: 其一是“城乡分离”。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不仅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其二是“村社一体”。村民委员会组织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基础上建立的,也是社队组织体系的延续。如何处理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村根据中央的规定,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在集体和合作经济薄弱的乡村,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上又重新回复到“政经不分,以政代企(经)”的状态。以致于相当数量的村民和乡村干部只知有“村”(村民委员会),不知有“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在一些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发达的村,村社区非农产业尤其是村办企业发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是村企业和公司组织。在这些村,部分或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都在村办公司和企业就业,村社区高度的企业化。村办企业和公司代行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进而使村民委员会“有名无实”,成为“一个空牌子”。对于这些村来说,村民自治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和发展? 村企业是否能成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 更重要的还在于,村民委员会毕竟是社区村民群众自治组织,其目标及内在的组织及运行原则与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原则并不相同。村民委员会与村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也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和组织体制并没有理顺。

其三是“组织封闭”。迄今为止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社会和社区具有强烈的封闭色彩。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这种封闭性也限制外来人员参与村委会的选举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村委会及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封闭起来。无疑,这些均是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在局限。

三、社区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变革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经面临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面临新的变革。

首先,国家城乡发展战略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要求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村民自治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在城乡基层,城市实行街道、居委会及社区体制,乡村则实行乡镇与村委会及村民小组体制,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不过,改革以后,党和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了城乡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改革户籍管理方式,鼓励农民进城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打破了长期城乡隔绝的局面,城乡一体化明显增强。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正在消除。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从“城乡隔绝”到“城乡融合”、从“城乡二元发展”到“统筹城乡发展”,这不仅表明我国乡村建设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也表明未来农村发展将建立在全新的体制基础之上。未来的乡村将是城乡一体、自由流动、社会融合的和谐社会。这也要求村民自治体制及乡村整个组织与管理体制应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中走出来,从城乡分离到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强调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其实质就在于党和国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

其次,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转变。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人民公社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 亿元资金[ 3 ](P7)。正是依靠这种积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战略造成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过度的索取,其直接的后果是压抑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加剧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不仅限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制约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失衡的二元结构,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城乡统筹、以工支农的方针。“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表明,我国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通过农业的积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发展战略,走上了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的发展道路。随着我国农村政策从“资源索取”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和地方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乡村组织的工作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些要求重新审视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财政基础、权力职责及其工作内容,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中央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也是旨在突出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构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新体制、新机制。

第三,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无论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在村民自治时期,村集体组织依然延续。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乡村社会整个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村民自治仅仅是拥有村集体产权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城市化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打开了城门,放开了市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及乡村内部的流动日益加快。农地流转的不断增多,不少人务工经商或移民城镇放弃土地经营,也有不少人远赴他乡承包经营,而一个村庄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传统封闭的村落和集体组织日趋瓦解。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和普遍,农村地权关系及村民(居民)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传统的乡村集体组织及基层组织如何维系、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生存? 如何处理原居民与移居民的权力关系? “外来人员”是否有权参与居地村庄的自治事务? 如何才能保障这些“外来人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权益? 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重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任务,或者说是如何构建与农村开放、流动和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组织与管理形式的任务。随着农村社区体制的建设,我国的村民自治也将向居民自治转变。集体土地产权不再成为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先决条件。农村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种封闭和排外的体制,而是赋予所有在乡村生产和生活的人们以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及居民的民主权利。

最后,农村社区与经济组织逐渐分离,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从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集体性生产共同体,但仍然保留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村社一体”、“政经不分”依然是典型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经济和行政功能。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集体、个体、私营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农村土地流转也使土地关系更加复杂。这种多样化的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或者说人们不再从属于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也将不再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或生产共同体,而是从事多种经营、多种职业的人们的生活聚居地或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因如此,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经过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制”到村民自治时期的“村组制”两次重大变革。如果说社队制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离的需要而建立的话,村民自治及村组制是在改革和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及打破城乡分割的过程中建立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以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制的建设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参考文献: [ 1 ]张厚文,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2 ]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理论学刊》2007年第11期

第五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前提保障。在厘清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优化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并提出权力分散化、权力结构优化、权力下放等优化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等教育管理体制；权力分散化

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涵及发展历程

体制是被系统化的组织制度，对于管理体制来讲，就是指一个管理机构中被系统化了的管理制度，包括权限划分、机构设置及其运行机制。由此来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则是被系统化了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是关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职能定位、权责划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总称。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组织管理的各项制度的综合，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得以构成和运行的保证，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质量和效益等。主要内容有：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在实施高等教育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职能定位，包括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来理顺国家与高校、高校与社会，以及高校内部上下之间、各部门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规定和制度。在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依赖的关系，经济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支持，并进一步影响到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为经济建设提供技术与人才的保障，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人才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因此，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目标，把握区域经济发展走势，充分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相协调。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顺应国家整体管理体制的变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将高等教育完全融入于国家经济计划中，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的需要。此期间，高等教育全部归由教育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直接管理，权力不下放。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虽然能够与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匹配，但是却忽略了高等教育作为独立实体的自有内在发展规律。第二个阶段为1956—1978年。1956年始，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尝试对地方实施一定的放权，从而促进和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伴随区域经济权限的下放，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也得到了一定的下放。并于1963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试行草案）》。决定中对中央、地方两级行政机关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责给予了明确的规定。从而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自主创办权有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陷入了严重的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造成了一段教育发展历程的断层期。第三个阶段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9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议重新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决定〉的报告》，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权限在区域层面上得到的一定的扩展，并且为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二、优化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必要性

黑龙江省2008年推出了高教强省建设规划，2010年被列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三个试点省份之一。几年来，通过深入开展“六大工程”建设，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持续推进。黑龙江省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引发这次转变是内外动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解决扩招积压等问题的内在需求，外因是来自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外部驱动。因此，只有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才能实现高等教育自身体系的完善以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内外环境的深入剖析，提出加快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是高等教育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迫切要求。McAdam，ect（2012）通过研究了大学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总结得出加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是优化教育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主要可以划分为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三个层面。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均需依赖于高等教育高效而规范化的管理。由此，必然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的相关规范。通过高等教育制度路径的优化、设计和创新，产生稳定的整合机制，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提供保障。

三、优化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的对策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顺应环境的需求，亟待转变。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必然受到整个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不厘清这个问题会阻碍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改革和转变。

1.主体分散化。教育行政部门将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相分离，形成相互独立又相互监督和制约的三方，即政府处于管理地位、高校拥有自主举办权、第三方则作为监督评审机构。打破原来的高等教育体制，让高等教育得到解放和自由。在这种格局下，政府依然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不同的是高校自主举办权作为合法权利可以行使，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在自主举办权方面可以无所约束、任意行使。这时候就突出了第三方监督评审机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但可以监督和保障权力行使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权力行使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能够有效改善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其二，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条约来协调三方之间的关系和明确彼此的责任，真正促进高等教育走向市场机制，完善相关法制体系。所有的改革都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条约来进行护航，确保其安全有效实施，而制定制度条约首先要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因此，高等教育要形成三方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格局，就必须先厘清三方的相互关系、责任、权利和义务，然后建立一个科学可行的制度体系，进行制约和协调，如问责制、绩效考核制等。

2.配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招生、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机构设置、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经费管理是高等学校自治的七项权力。在上述权力中，招生和学生管理属于行政权力，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属于学术权力，而机构设置、经费管理和教师管理则属于前两种权力公共支配的范畴。因此，需要明确区分权限，并在结构上考虑如何实现均衡发展。

3.权力纵向下移。在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结构中，纵向为校方、系部、教研室三个管理层面。因此，高等教育自治权力既应表现于校级层面，也应延伸至校级以下的系部和教研室等管理层面上。系部是学校实施科学和教学的下属一级机构，系部应充分享有学科专业建设、系内部人事调配、专业课程设置、教育资源配置等自主权。要给予系主任足够的权力充分协调、推动科研和教学工作。教研室作为高等学校最基层的科研和教学机构，负责科研教学活动的具体实施。在教研室层面，与行政权力相比，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需充分发挥深化、拓展教学与科研质量的实质性工作。

参考文献：

[1]卢伟，褚宏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制与可行路径———一种要素分析的范式[J].现代教育管理，2014，（12）：14-20.[2]范明，戈国元，盂庆峰.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的系统分析[J].江苏高教，2013，（4）：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