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发展取向

第一篇：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发展取向

一、城市管理体制概念的提出

理论界比较认同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概念，是指关于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地位、职责和内部权责关系及其相关的规章制度的总和。城市管理体制是确保城市管理过程得以顺利实施的物质载体和保证，也是支撑城市管理系统的骨架支柱。城市管理体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城市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能体制、领导体制、市区街道的层级管理体制等，其核心是各机构间的职、权、责的配置问题。一般而言，城市管理体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机构的行政领导体制。它包括城市管理系统中的诸机构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各自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城市管理系统在市政府行政机构序列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及协调与被协调关系、市政府其他职能机构与它们的关系等。总之，城市管理系统内的各组织机关及其职能机关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

2、城市管理系统内各机构的职能及权责关系。城市管理系统各组织机关的职能，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其权责结构由职能体系所决定。

3、城市管理体制中的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首先是三级管理中的职能分工，如市级的宏观决策指导与综合协调职能、区级的分解与协调及决策职能、街道级的执行职能。其次是事权分配及管理原则，如市级的规章政策制定权、区一级的决策指导权、街道的执行处理权。第三是指同一层级上的各管理机构的关系。如区级的规划、建设、管理的不同于市级的体制形式。

4、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政府、事业单位及企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定位。城市管理体制中的政、事、企关系错综复杂，彼此制约。这是由于城市管理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城市管理的许多内容属于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性服务范围，是不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其工作成果与价值不直接表现为可以估量的物质或货币形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大多由市政主体的政府来出资或补贴，并得以继续发挥其管理的职能。其次，城市管理的实践中难免与作业联系在一起，这样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事业单位都难以承担此职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兼有了政府、事业单位的特征，政企关系、政事关系、企事关系纠结于城市管理的全过程。从世界范围的城市管理来看，政府与承担城市管理作业任务的企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

二、影响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因素

任何事物都是与周围的事物相联系而存在的，没有孤立的存在。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管理实践，因而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十分广泛。影响城市管理体制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环境。环境是指城市管理体制以外的其它客观事物，包括总体环境和具体工作环境两大类。前者是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科学技术、教育、人口、资源等。后者则指城市管理过程中同决策、执行、监督等相关联的具体因素。总体环境与具体环境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不断变化着的，总体环境的力量不时地会转变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具体环境。

环境对城市管理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职能体系和目标体系，它们都随城市管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二是环境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分化和整合。城市管理体制的稳定是因为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大于抵触性；同样，它与环境的不协调就是城市管理体制需要调整和改革的动因。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导致了城市管理的不确定程度加大，所以城市管理体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力求建立一个有弹性的有机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结构，是同其他相关的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是兼容的动态结构，它一直不断地从环境中摄取影响其发展的积极或消极因素。环境的复杂性、可变性愈大，城市管理体制结构的动态性和不确定也随之加大。寻求与环境相适应的城市管理结构体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2、技术要求。从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来看技术的影响，它包括了：

一、城市管理过程中方式方法，如系统方法、管大放小方法等；

二、城市管理过程中各资源因素的性质特点，如执法检查中的车辆、通讯手段等的运用状况等；

三、城市管理实践中的知识含量，如人员素质、决策水平、效率效益等。

技术是最能与城市管理发生直接联系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操作上与设计城市管理体制的关联性很大。一般来说，体制规定的操作程序及标准，都是通过技术来实现的，因而体制与技术必须统一起来。技术在体制运转中的作用，大致有三种判断的标准：一是体制中各职能部门的相互依赖程度；二是不同职能单位间的协调途径；三是对外界变化的适应程度。现实工作中，很难给技术在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定一个明确的、划一的标准，它在某些情况下的优势，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下的劣势。所以，技术与体制的一致性，要求城市管理的实践工作者要区别对待，综合处理，体现出弹性原则。

3、社会心理系统。这是人本观点在城市管理中的借鉴和推广的结果：行为主义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主体是人，“人”的感情、价值观、态度、期待和愿望的影响等构成了人的价值观。但同时，影响“人”行为的因素还包括由诸多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社会心理系统。它既包括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作用的关系，也包括由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心理。籍此，城市管理的实践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人”及社会的心理因素对体制的影响。

4、战略目标。战略是指决定城市管理体制的性质和根本方向的总目标。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是城市管理过程中衡量、评判和纠偏的标准。战略目标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如：总目标、分目标、长期目标、中期目标、既定目标、暂定目标等。战略目标在我国往往与“远景规划”、“战略构想”等是同义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城市管理体制是指城市管理系统内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决策、执行、监督及其与系统外相关事物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不管从哪一点来认识城市管理体制，其过程都是统一的：即为了实现城市管理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且，城市管理机构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管理程序等都是以其所担负的任务〈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为前提的。城市管理的诸多构成因素都受制于战略目标，城市管理的过程就是战略目标实施的不同阶段。一旦战略发生改变，城市管理体制从职能配置到组织机构乃至保障性的政策、法规等也都必须发生改变。

三、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呈现出多元模式并存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种态势：规划、建设、管理合一的大建委模式；建设与管理合一的模式；规划、建设、管理各自分离的模式。

这种城市管理体制，是伴随着长期的城市管理的实践而逐步产生的。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但是，真正对现行城市管理体制产生实质影响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城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城市的辐射功能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主线。现行的管理体制就是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则是直接促进我国城市管理体制形成的两大背景要素。特别是在最近十年里一直与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发展所息息相关。这一时期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8年至1993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城市铺开，并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五次机构改革。城市经济建设的推进，必然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这一阶段的城市管理体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作了相当大的改革：一是抓住城市管理转变职能的突破口，重新调整、凸显了城市的建设职能；到九十年代时，随着《城市规划法》的实施，城市的规划职能逐步明确，并在城市管理体制中初步占有了应有的地位。但是相关的城市市政等管理职能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实行简政放权，赋予了区级政府一定的权力。这一时期权力下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了便于领导，区级普遍设立了同市级的相应机构，并明确了市、区两级的职责权限和任务分工。由于没有相关性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在向区、县下放权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市、区两级的职权界定太细，操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市、区两级都难以应付；规划权的下放造成违章建筑很是普遍，等等。三是调整城市管理的内部结构。这段时间刚好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酝酿准备阶段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起步时期，所以城市建设成为城市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向建设倾斜的过程中，一些诸如“基础设施先行”的口号和方针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些结构的调整趋势。总之，这一时期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就不很显著，政企不分、行政干预建设行业的企业行为十分普遍，改革的进程还有待继续深化。

第二阶段是1993年至今。这是我国历史上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步子迈得最快，取得成果也最显著的时期。这一阶段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也是两个：一是按照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所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理顺体制，理顺关系；二是第六次机构改革的推动，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城市管理的机构改革。这几年来的改革成就可以简单概括为：

1、进一步以转变职能为切入口，优化城市管理的内部结构，初步明确了规划、建设、管理的职能分配框架，并着手解决以往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轻规划、重建设、轻管理现象。

2、逐步明确并初步界定了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的格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原则和要求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

3、加强了城市管理的法制建设，颁行了一大批的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城市管理初步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4、重点强化了城市管理的执法监察工作，初步形成了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相结合、权力监督同群众监督及社会监督相补充的执法监察的框架体系。

5、本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着力解决城市建设职能界定宽泛、政企不分的问题。

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取向

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必须能够体现管理客体(管理对象)的要求，并能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背景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性质，并框定了它产生效力的范围。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沿袭着原计划经济的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作出改革、调整。那么，什么样的城市管理体制才能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呢？这是关系到未来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重要内容。

1、职能体系上必须体现出合理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管理体制，它的职能体系的合理性要求对城市管理在内容形式、价值取向和方法手段上都能够体现出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合理性表现为：

首先在形式上，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即事无巨细、统办统揽的职能定位极端；全盘推向市场、由市场主宰的职能虚位极端。城市管理是一种投入大、见效慢、重复性极强的浩繁工程，政府统包统揽肯定会出现“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局面。然而，统统推向市场更不可取，利益驱动会使本来利小或无利可图的福利性的城市管理陷入无序混乱的尴尬境地。合理的职能定位，一是能体现出宏观指导性〈如订立法律规章、颁发政策等〉，二是能体现出市场性。

其次，在价值取向上，应该体现出“强其所应强、弱其所应弱”的职能定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是遵循其传统的政治价值观：“管得最少是最好的政府⑨”--政府职能“弱”的价值取向。然而，市场经济对城市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发达的市场条件、健全的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宽松的运行环境等等。这些反而是城市管理职能“强”的价值取向的表现。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里行政手段的运用职能必须首先得到确定。一般说来，城市管理的手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中的经济手段要求城市管理的职能体系能够更多地体现经济杠杆的作用，实现间接管理。而法律手段则是为了实现规范化的管理目标，当然，其途径是要注重法律法规的运用。最后在对外关系上，城市管理体制的职能结构应该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能够不断与体制外的环境进行必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这实质上属于城市管理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领域。

2、在组织机构的数量上，应该体现出精简性。

相对精简的数量结构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

一、市场经济体制使城市管理的职能结构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的职能体系。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转变，削弱、甚至彻底废止了部分职能。作为职能载体的机构相应作出调整，因而也势在必然。

二、市场经济使城市管理也要与成本和效率挂勾起来。一定规模的行政组织机构与管理人员队伍必须与社会资源和财力相适应。否则，将造成运转不灵、效率不高等弊端。控制机构数量的最有效方法是搞好编制工作。市场经济要求机构编制部门不但要健全相关的法制，而且还要按照最低数量原则设置部门和职位，科学地分解职能：一方面是控制机构数量；另一方面是压缩人员编制，减少职位设置，杜绝闲职和冗员，做到每个职位都定事定责。

3、操作运用上，要体现出弹性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要求城市管理体制在付诸实施的诸环节中，能够根据管理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对灵活地作出调整。市场经济的变化性很大，机械地沿用刚性约束的体制是一种僵化的做法。在操作运用中必须做到将体制的机械的刚性与环境变化的灵活的适应性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以体制的刚性约束性为基础，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弹性操作的前提是不应该同体制的基础特点相抵触，需要保持城市管理体制的正规性和固定性。其次，必须控制城市管理体制的基本结构模式、基本职能结构、基本组织结构及其与其它部门机构间的关系。比如，同属城市管理体制的规划部门与综合管理部门分别实行“条条”、“块块”管理就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必遵循城市管理体制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约束。再次，关于体制的规范，要权责明确，使操作的弹性空间有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无章无法。

4、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及运用结构上，应该呈现网络化的特点。

现代管理与信息的关系非常密切，信息是决策、执行、沟通、检验反馈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依据。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管理，一方面由于社会事务的增加，管理中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造成信息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信息所反映的城市管理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再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市场信号也越来越快，反映这种变化的信息也出现了快捷性的特点。正是由于信息的诸特点，造成城市管理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城市管理的体制自身也必须具备对信息的学习、研究和利用的功能，而保障和强化城市管理体制的信息利用功能最便捷的手段是形成网络化的信息结构。信息结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要求在城市管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相互连成一个整体的系统，以便及时地收集、反馈和处理信息。城市管理正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综合、总结，才能加深了解和把握管理对象及外部环境，通过检查和调整，不断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

第二篇：现行公用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姓名：祝苏炜 学籍：200509 所属服务站：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教学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个人邮箱：zjzsw48@cmr.com.cn

我国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摘要】：公用事业是特殊的垄断产业，垄断产业有其独特的性质。在我国，公用事业作为自然垄断产业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改革现行公用事业体制，打破垄断，政企分离，为不同区域企业的直接竞争创造条件已成为我国公用事业不可回避的问题。文章在分析我国公用事业体制现存问题、认识该产业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公用事业体制改革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公用事业、改革、垄断、民营化 【正文】：

所谓公用事业，是指电信、供电、供水、供气、供热和公共交通等为公众提供产品、服务的行业。公用事业通常都是自然垄断性比较显著的基础设施行业，同时又是具有明显公益性的行业。传统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用事业都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的。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等发达国家以民营化为导向对公用事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并形成了波及全球的改革浪潮。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成效表明，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不仅有助于降低政府成本，而且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我国的公用事业管理体制也急需改革。

公用事业改革自然会触及到包括政府、企业、消费、企业员工等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改革的难度也相当大。但是由于公用事业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而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是城市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证公用事业的稳定发展，确保生产和生活对其需求的满足，是保证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前提。因此我国公用事业管理体制只有通过改革来逐步完善，真正起到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一、我国现行公用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公用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政企不分及由此导致的低效亏损。目前，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实行的是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公用企业行政化现象严重。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来划分公用企业的市场范围，由行政区划界限内的运营者垄断经营。这种划地为牢式的垄断虽然便于政府对所属企业的直接管理，但往往有悖于经济合理和规模经济的原则，造成经济上的低效率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城市公用事业的亏损问题也普遍存在。

2、垂直垄断导致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由于我国城市公用事业长期采用区域性垂直一体化结构,地方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所属企业分行业垄断本地区公用事业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输送、销售等所有环节。近年来各地的改革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垂直垄断，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用企业凭借垄断优势，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报告显示，公用企业利用独占地位侵权成为2001年消费者申诉举报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其中供水、煤气等服务领域投诉达10670件，在国家计委划分的19个服务行业的37个小类中占第三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设置障碍，控制终端产品；利用审查申报，控制设计施工；捆绑交易，滥收费用等。

3、价格管理混乱，缺乏科学依据。各级政府物价部门确定公用事业产品或服务价格水平的依据，主要是被管制企业上报的成本，但这种成本是在特定行政区域内垄断经营企业的个别成本，而非合理的社会平均成本。按企业的个别成本定价，成本越大价格越高，不仅使企业失去降低成本的压力和动力，而且还会诱使企业虚报成本。而物价管理部门虽然对企业上报的成本资料进行审核，但由于没有象企业那样了解真实成本，故只能审核其合法性，难以审核其合理性。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凭主观判断对企业的调价幅度“砍一刀”，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价格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企业之间讨价还价能力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程度。

4、投资能力不足，供求矛盾突出。根据联合国建议，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或固定资产投资的10%-15%，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起飞阶段的巨大需求。而我国历史上投资比例最高的1998年，以上两个数据只有1.8%和5%。投资不足，资金短缺，致使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化发展，难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急剧膨胀所带来的巨大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平均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仅6辆，城市污水处理率不到26%，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城市供气、供水和汽车停车场等都严重不足。

二、公用事业的特点及其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公用事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1．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质。公用事业对网络的依赖性决定了其自然垄断的特点：一方面，网络是公用事业固定成本的主要部分，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公用事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高度垂直相关，主要产品结合紧密，又具有明显的范围经济性。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公用事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具有弱增性，即由一家企业生产全部产品或多种产品比由多家企业生产，成本更低。

2．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公用事业产品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直接相关；作为要素投入，公用事业产品还关系到其他行业能否正常、稳定地组织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公用事业与生产生活的费用以及生产生活的普遍性、安全性、连续性、便捷性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公益性。

3．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公用事业需要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形成的资产专用性很强，一旦投资就难以挪作他用，沉淀成本很大。所以，只有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建设网络才可能产生规模经济，这又使公用事业投资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性。

公用事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需要同时承载相互矛盾的双重目标：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了满足这两个目标，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对公用事业都采取了公共企业垄断专营的模式。

然而，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传统上属于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开始呈现出非自然垄断的特征，譬如电信业，随着移动通讯、微波和卫星传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包括市话、长话在内的许多电信业务，在不另建网络的情况下就可实现经营。并且，在公用事业领域，也只有网络业务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其它业务可以与网络分离。这些变化使公用事业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私人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与此同时，在很多国家，公用事业部门垄断性供给的效果普遍不好，服务差，成本高。因此，一些国家把公用事业中的竞争性部门和垄断性部门区分开来，让私人企业参与竞争性公用事业的生产和供给。

抛开各国公用事业改革的政治经济背景的具体差异，其实质诱因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导致了部分行业领域自然垄断性质发生变化，出现了竞争性的特点。因此，各国公用事业的竞争领域日渐增长，而管制范围日渐缩小。这是全球公用事业发展的一般趋势。

三、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思路

我国的公用事业长期采用区域性垂直一体化结构，地方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垄断本地区公用事业的所有环节，服务效率极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通信、电力、供水、供气、交通等公用事业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原有公共部门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而政府一时又拿不出多少财力进行新的投资和建设，供需矛盾急剧恶化。为解决这个矛盾，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开始探索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央政府也开始重视公用事业的改革，建设部于2002年12月发布了《 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从2003年开始对各类资本全面开放公用事业行业，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写进了党的决定，我国公用事业改革的步伐在加快。

（一）国外公用事业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公用事业改革，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有必要认真吸取国外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英、美、日等国的改革经验，在以下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引入竞争机制与改革产权制度并行。由于英国公用事业改革是与民营化相伴进行的，这就容易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民营化本身就能促进经济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英国民营化改革之所以能促进公用事业的服务效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以促进竞争作为重要改革目标。虽然在某些产业、某个改革阶段，英国政府出于对政治因素的考虑，没有把提高市场竞争性放在首要地位，但从总体上分析，英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以增强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更明确地说，所有制变革对提高公用事业经济效率的作用很不明显，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竞争与改进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日本和美国的经验也可证明这一点。

超产权理论的研究证明，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提高显著；而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平均效益提高并不明显。因此，对于以行政垄断为特征的我国公用事业来说，光有产权改革是不够的，再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同样重要。

2、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改革依据。发达国家公用事业改革都有一个共性：预先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使整个改革过程有法可依。我国目前的公用事业改革还只停留在地方政府和某些部门的探索上，在目的上也是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和减轻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投资压力为主，公用事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鉴于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央政府有必要预先制定出相关的法律，至少是统一的政策，指导今后的改革。

3、在改革过程中引入激励制度。为了促进被管制企业提高效率，在仍需管制的领域，西方国家普遍引入激励性管制方式。实践证明，价格上限管制、区域间竞争、特许投标等激励制度的实行对于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美国、英国、日本在电信、电力、煤气等行业普遍采用了价格上限管制方式，企业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业善于经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就能取得较多的利润。另一种激励方式就是建立稳定的长期契约，并在绩效衡量的基础上给予现行企业适度的优先签约权。今后，为形成公平和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我国政府有必要引入类似的激励机制，提高被管制企业的积极性，保障其合法权益。

4、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在公用事业改革过程中，产权变更或放松管制都对原有监管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存在形式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新情况，各国都对原有的公用事业管制机构进行了调整，或设立新的管制机构以适应管制改革的需要。新管制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有关政府管制法规；颁发和修改企业经营许可证；制定并监督执行价格管制政策；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实行管制。这些做法体现了“管大放小”的原则，能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为转变我国政府公用事业监管职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随着我国公用事业改革的深入，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似乎已成为必然之势。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要理顺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与供水、供热、供气等企业的政资关系、政企关系。

5、采用金边股等形式保持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尽管理论上讲，政府提供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但要找到一个能有效兼顾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的机制并不容易，这也是制约我国公用事业产权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而“金边股”这一特别股份形式，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金边股能够起到国家控股和国家独股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能克服国家控股和国家独股的不足。政府拥有金边股时，对公司的一般正常经营活动并不进行干涉，也无权干涉；国家不必派出自己的董事，只是在金边股所附的明确的特定的权利范围内对公司进行干预。它把国家对公司的有效的适当干预和保证公司的独立地位、独立经营妥善地结合起来，能满足我国公用事业改革的制度需求。在实施“金边股”的同时，要明确公共利益的目标和评判标准，要以立法形式规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和实施方式，要强制企业真实地披露信息，使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二）我国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思路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公共管理思想在批评公共服务官僚制供给方式的低效率时，强调了引进企业化管理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如契约服务、公共服务市场化等。但中国目前的公共服务市场结构看，最大的问题与危险就是垄断经营带来的效率低下。

在不打破垄断经营的前提下，试图以改革产权的方式，或者以特许方式让私人资本来介入公共服务，虽然在表面上迎合了改革的潮流，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垄断对公共利益的侵害，那么我们既可能创造新的权钱交易空间与市场，同时还可能因此而扩大两级分化，妨碍竞争创造财富的积极价值观的培养。这样的公共事业民营化道路的危险与盲目，不仅违背了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穷人提供服务》的主旨，公民作为委托人的话语权，也还有可能受到市场结构的制约，而被天然合理地藐视。因此，为什么要提供公共服务？由谁来提供公共服务？尽管在人类思想认识的不同阶段，产生了多样性选择，但就公共管理改革的新框架看，激励、责任、制度、选择、话语、竞争等基本价值倾向在今天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牢记与始终坚持的绝大多数人的公共福利最大化，反之以集团利益、少数私人资本为利益出发点，抛弃市场竞争原则，建立在垄断条件下的公共事业民营化，不仅得不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质疑，同时它还有将我们引向腐败的“官僚垄断资本”市场经济的危险。

根据我国公用事业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再结合国外公用事业改革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我国的公用事业管理体制可以通过以下五方面来进行改革。

1、政企分离，推动公用事业市场化。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和关键内容就是实现政企分离，从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具体改革思路有两条：一是改革现有管理机构，根据有关法规确定其实际职能范围，解除其与企业间经营业务上的直接关系。这就需要精简现有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机构，对目前分散在公用事业管理局、物价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的相关职能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管理机构，以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把现有公用企业逐步改造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这要求切断现有城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与公用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把公用企业改造成拥有独立生产经营决策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承担经营风险的独立法人和具有活力、动力、压力的市场竞争主体。

2、打破垄断，实现有效竞争。可设计以下改革思路：一是应用直接竞争理论区别公用事业领域不同性质的业务，重组市场结构；二是采用特许投标等间接竞争理论提高公用企业经营效率。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直接竞争理论，城市公用产业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输送和销售等环节并非全都具有自然垄断性。例如自来水和煤气产业主要有生产、管道网络输送和供应三大类基本业务，其中管网输送具有自然垄断性，为保证规模经济，应该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为确保其效率，可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特许投标理论引进间接竞争。地方政府可每隔若干年进行专营权投标，企业通过市场竞争以最低报价获得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并与政府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签订合同，接受政府与社会监督。如果出现违约，企业将受到轻则罚款，重则解除合同等处分。除管网输送之外的生产和供应业务均属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应实施垂直分离，放松进入管制，允许多家企业进行竞争性经营。这样，管网输送企业就成为自来水、煤气的唯一“批发商”，同时向多家生产企业采购然后再出售给多家“零售商”（供应企业）或最终用户。管网输送企业只采购符合质量要求且价格较低的自来水或煤气，这种竞争机制会自动促使生产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为监督处于独占地位的“批发商”的行为，可令其以公开的方式竞争性招标采购，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向各生产企业的采购量和采购价格。此外，为防止管网输送企业采取交叉补贴等歧视性行为，排斥竞争企业，应严格规定管网输送企业不得经营生产业务。从长远看，自来水、煤气供应（零售）环节也应引入多家企业直接竞争，让消费者选择价格低、服务好的企业，但这需要达到较高的计量技术水平，近期仍可由管网输送企业垂直经营供应业务。

3、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所谓科学、合理的公用事业价格机制必须具备三大特征：促进社会分配效率，刺激企业生产效率和维护企业发展潜力。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必须以经济原理而非“政策需要”为基础，并借鉴先期改革国家的实践经验。具体改革思路包括：设计科学规范的定价模型，实行灵活的计价方式，完善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会制度与优化政府补贴机制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设计定价模型。比较国外现行主要价格管制模型，可借鉴英国的最高限价模型（RPI-X），将零售价格指数RPI与企业生产效率增长率X挂钩，以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运用这一模型的关键是要综合考虑各地区资源、公用基础设施和企业技术进步等因素，为每个公用企业确定一个合理的生产效率增长率（X值）。同时还要确定价格（实际上就是X值）的调整周期，例如自来水价格的调整周期一般不少于5年。在具体模型设计中，应遵循以下几个指导原则：(1)成本约束原则。虽然政府不能观察企业成本的实际运行过程，但政府能发现成本的运行结果，通过控制成本的变化，促使企业自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2)经营性价格因素与政策性价格因素相分离原则。目的是明确在公用事业价格管理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使政府在价格管理中抓住重点，增强针对性。同时，使企业专一于经营性因素，努力提高经营效率。(3)自来水与煤气生产、销售和管网输送分开原则。主要目标是将竞争性业务和自然垄断性业务相分离，为在自来水与煤气生产等领域实行产权制度改革，较充分地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创造条件。

4、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具体改革思路应包括：拓展投融资渠道，提高投资监管效率，建立投资可信性机制等。城市公用事业本身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该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取向既要面向市场，又不能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而是要充分考虑使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财政补偿与市场补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大方面相平衡相结合。事实上，国家财政投入还应是城市公用事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此基本上大胆引进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作为补充。其方式主要可以考虑：城市公用事业股票上市直接融资；地方政府发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债券筹资；大力推进BOT方式引进外资；利用TOT方式吸引外资投入；吸引国内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等。

5、建立投资监督机制。一是建立公用事业推荐项目资料库，使公用事业投资者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范围。二是强化项目建设前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过立法明确公用事业项目立项必须通过专门资格认证的机构进行可行性论证；建立公用事业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基金，切断可行性研究机构与投资部门的利益关系以保证研究客观性；建立对公用事业项目资料跟踪系统，对可行性研究与项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动态对比分析，提高可行性研究水平等。三是参考城市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会制度，对公用事业投资项目开展社会听证，以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减少投资决策的失误。

6、政府还应设计比较可信的保障机制，确保投资者的长期收益。通过立法针对各类投融资方式明确规定政府对投资者在价格调整和回报水平方面作出合理承诺；各类城市公用事业融资项目中，在有关合同、协议中应明确规定企业在正常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投资回报率，否则就应以政府补贴进行补偿。

我国的公用事业改革要从改革国有企业、增加市场主体、增强市场竞争性、改革监管体系、转变监管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综合推进，而不仅仅是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市场的问题。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扩大民众参与，摒弃官僚集权式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国际金融报》(2003年04月30日第四版)

第三篇：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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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和市场经济深层次变革，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可能引发各种危机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危机的危害程度大大提高。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我国城市政府应当尽快建立一体化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汲取国内外应急管理建设的经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强化全社会协作能力，使城市更好地防御危机。关键词：城市应急管理；问题；对策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对影响城市各项功能正常发挥、危害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各种破坏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因素起到预警、制约以至根除的作用，其作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并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成为现代城市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应急管理的对象一般被统称为突发性公共事件，指的是公民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遭受到重大的威胁和破坏，或者出现非常可怕的紧急事态。其范围涵盖大规模的自然危机、重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由于它们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称为公共危机。当前，中国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还处于由单一灾种、单一防范的防灾模式向综合管理的防灾模式转变的时期，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综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年初南方诸省冻雨雪灾的出现及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为震中的7.8级大地震更是暴露了中国现行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弊端。

一、中国城市建立新型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1.建立有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各类危机损失几乎占到全球损失的25%，其中有近4/5的危机损失发生在城市及社区中。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2.中国城市存在大量的突发事件的风险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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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当前具有数量巨大的地下管线和高楼，一旦发生危机，将会出现巨大的损失。此外，各个城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公共设施事故及火灾等环境灾害和人为事故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综合的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以便有效预防和抵御突发事件。

3.突发事件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

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城市应急管理的要求。突发事件是城市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因素，它们既可能独立生成威胁城市安全的危机事件，也可以通过共同、交互作用，对城市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危机事件往往不是独立的，初级事故和事件可以诱发次级危机。像上海、北京等现代超大城市，构成其生命线系统的路网、水网、管线网错综交织，一旦发生事故，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建立成熟的、完善的、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有助于及时发现与确定公共危机事件，实施全局预警并采取措施，唯有如此，方能把城市的整体损失压制到最低点。

二、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1.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危机处理而不是危机管理概念之上的

危机处理主要侧重于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应对，是一种传统的抗灾救灾观念。其过程更多地放在从危机发生到结果的处理上，其体制特征是消极被动的反应。一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程序是：媒体曝光——领导人视察与批示、慰问受灾者、许诺不惜一切代价就任——对伤亡者进行抚恤、处理责任人——要求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种思维方式侧重于结果的处理，政府部门好像是消防队，那里着火那里救援。实践表明，此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体系在避免重蹈覆辙的努力方面常常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无效益的。煤矿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是最好的注脚。危机管理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地、有目的地采取的对危机施加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具有计划性和持续性的动态管理过程。它试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将危机所导致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乃至消灭危机于萌芽之中。侧重于预防是此种体制的重要特征，追根溯源、标本兼治、以本为主是其追求的明确目标。

2.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分散而不是综合的管理基础之上的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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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危机的管理是分在灾种、按部门进行的，这种体系设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各种危机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国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怎样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减灾抗灾工作，特别是当一种危机引发其他危机发生时，此种条条式的管理体系及暴露出其不足。譬如地震危机就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性危机，同时还牵连到消防、环境、公安及卫生等部门。所以，地震危机的防治无论是事前，还是事中、事后，都需要统筹兼顾，予以全盘考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经验就是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同时兼顾。基于危机管理属于一种非常态的管理，各国的危机管理体系趋向于集中统一。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性综合防灾减灾部门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三个问题：其一，难以对危机作系统的研究和计划。中国城市的危机统计信息非常分散，在统计年鉴中只有交通事故和火灾统计信息，其他危机信息则没有。其二，防灾减灾资源分散，难以做到有效的整合。其三，协调成本大，有可能导致反应滞后。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公共危机的应对方面一直缺乏整体的考量，缺乏从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对危机作综合的考虑，较多地是从部门与技术角度出发来应对各种危机。这种危机意识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多是行政官员、工程学专家、技术专家、自然科学家参与各种危机的应对，而行政学家、法学家与社会学家很少能够参与危机的应对，达不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效果，反而容易陷入偏听则暗的窠臼。中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亟需理念的更新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必须肯定危机管理中的非技术因素、非工程因素与技术因素、工程因素具有一样的重要性，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更重要。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对危机的承受力是通过基本政策的决策而获得的，而不是一个技术性操作问题，具体操作不具备这种功效„„所有的防洪减灾研究应当遵循社会学和行政学项目优先的原则，重点研究和评估以往的政策和措施，以完善和指导今后的政策行为。只有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认知，才能够克服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的缺陷，进而确立起新型的现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3.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动员行政而不是法治行政基础之上的

这里所说的动员行政是指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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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办公室，通过行政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全社会齐动员，相信人多力量大，搞人海战术。虽然这种体系从表面上看有收效快和效率高的特点，但是从成本——效益角度来分析，最后会发觉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高昂的。其原因有三：其一，这种动员体系常常是以打乱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为前提的。其二，这种动员体系的许多做法缺乏法律凭据，依法行政在公共危机时期成为一句空话，违法行政倒成为普遍的做法。在中国愈来愈重视依法行政的今天，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现行的动员体系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三，临时指挥或领导机构的临时性不仅与依法行政原则相抵牾，而且难以使防灾减灾工作具备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4.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于政府独揽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是唯一的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危机处理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其供应方只有政府，广大的社会民众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当多的人士往往认为，应对与处理危机只是政府的义务，这样危机一发生，一切就依靠政府。更为关键的是，原来体系下的诸多努力也主要是从政府角度着眼。政府努力到何种程度，危机就处理到何种程度。以这种社会心理为基础建立起的危机应对机系常常导致政府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而普通民众的防灾救灾意识往往相当薄弱，更谈不上积极的、主动的、有效的防灾救灾减灾的行动了。

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妨碍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只依靠政府本身就是对政府不现实的预期假定。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政府能力的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就愈发显著。有鉴于此，在国外的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譬如，在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中，非营利组织快速、有效和灵活机动的救援行动与政府动作迟缓的救援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日本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不仅组织自愿者，实际参与到防灾减灾中来，而且就危机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向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并向社会民众提供基本的危机信息和自救互救意识。社区、学校、工商企业都被要求制定相应的应对危机的预案。家庭与个人也要对各种危机有所准备。所以，政府的危机管理是以科学化与民主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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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基的。与此相比，中国的城市危机管理还比较滞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很少，质量又不高，其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有专家顾问团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政府咨询制度还很不完善，对涉及危机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被应用于城市公共危机应对上来。

三、完善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对策

1.强化危机管理意识

全社会要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在我国，人们的危机管理意识薄弱，加强危机管理意识，进行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势在必行。而进行此方面知识的普及就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开展全网式的危机管理教育学习。在我国城市中，社区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单位，我们应充分利用社区来宣传危机管理的相关知识，真正从基础做起，加强居民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要把危机管理真正的落到实处。这样，更有利于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

2.建立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尤其是建立常设性机构

危机管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能力，需要能够适时的预警危机并在危机环境下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由各个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合作的危机管理核心机构，赋予其专门的权力并提供充足的资源。在政府组织的各个层级形成包括政府各个部门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协调联动系统，由此来收集社会预警信息，判断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在危机来临时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在危机管理中的活动以共同应对危机。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在1979年就成立了联邦突发事件管理局，它的职责是运用各种减缓、预防和恢复等手段管理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危机，在危机爆发时，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终止法律、中断交通、甚至在必要时逮捕和拘留公民。它使国家处在“有准备的状态”下，能够在全局的高度对危机进行处理。

3.建立危机管理信息咨询和预警机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搞好网络信息建设。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和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利用专业人员对各种危机情况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危机，并针对具体情况，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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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和处理程序；对危机处理的过程进行各方面的监督；评估和总结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处理危机中的经验等。这样在面对危机时，公众就可以及时了解各方面的防范措施，及时进行自救，政府也可以及时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危机的扩大。例如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主要危机管理部门是联邦应急管理署，属国防部管辖，负责全国性的危机管理事务。该署设有全国危机应急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并承担全国危机计划的制订。同时，要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对各自的重大危险源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地方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分级管理。因此各级政府要建立一个准确、及时、完整的信息体系，构筑一个完整的应急通讯、信息传输网络，以便于及时指挥调度、上下沟通，缩小决策与执行间的时间差异，确保重要决策在第一线迅速得到贯彻落实。

4.加大社会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有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抗击危机的良好氛围。“非典”让我们认识到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初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4月20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 “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国际形象。因此，政府要善于运用合理的方式来公布和澄清重大问题，加大社会透明度。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人民群众有权了解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第一时间向人民公告，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已经发生的有关国家大事、地区大事，以及正在采取措施和要做的重大事情。及时和人民进行沟通，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加人们群众对突发事件的了解，有助于人民群众及时从危机事件的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状态，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同时也有利于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减小危机事件的危害性。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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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34.[2] 魏礼群.中国应急管理报告(2010)[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11.[3 马凯.加强交流合作提高应急能力[J].中国应急管理，2010，(7).[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姜平.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应急管理规律研究[J].理论探讨，2010，(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44.[7] 马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应急管理工作[J].中国应急管理，2009，(1).[8] 苏刚，王希志，吴新叶.关于常州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05(1)：72-73.

第四篇：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龚维斌

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正式提上日程，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不断明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社会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仍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甚至有增加的趋势。

一、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

社会管理行为和社会管理措施都源于社会管理理念。我国社会管理的理念仍然十分陈旧，主要表现为：

1.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是重视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大项目，追求GDP增长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于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于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很多情况下，等到社会矛盾突出、突发事件出现时，他们才会想起社会管理问题，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应急处理。一些地方政府盖楼堂馆所、公款接待、公款旅游、公款出国有钱，办教育、医疗、发放工人工资没有钱。

2.重视强势群体权利、轻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社会管理中，不少人有意无意把服务和执法的天平倾向了强势群体一边。在征地、拆迁、市容市政管理中，一些领导干部更多地考虑既得利益团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对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关注不够，一些城市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恰当地提出“无摊贩”城市，大大地挤压了弱势群体谋生的空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与明星大腕和商人老板结交朋友，对于普通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企业家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商会、协会、俱乐部，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和农民基本上处于没有组织的状态，缺少组织的依托和关怀，也缺乏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的有力组织保障。

3.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社会管理本来应该管理和服务

并重，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但是，相当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习惯于“管”、“卡”、“压”，习惯于围、追、堵、截，习惯于没收财物，习惯于收费办证、罚款了事。社会管理人员对于被管理和服务的社会成员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习惯于居高临下，习惯于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对于群众的需求、难处和疾苦，缺少主动调查了解和上达。

二、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

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但是，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极端的时候出现两种情况：

1.政府包揽一切不堪重负。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什么都想管，管了很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项，地方政府就像大保姆无所不管，“越位”、“错位”现象经常发生，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管理领域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事不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实际成为官僚机构，成为“二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大多承担着政府指派的行政管理任务。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组织和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却承担下来，成本很高但效率却不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群众却不满意，很多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出力不讨好。

2.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空白。有些事情没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也缺位。这个时候一些地方恶霸和黑恶势力就会趁虚而入，为非作歹、祸害百姓，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近年来，一些城市频繁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充分表明，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群众越级上访数量始终高位运行也表明，一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社会矛盾在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化解。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没有给予应有重视，疏于对他们的社会管理，认为管理和服务他们是流出

地政府的责任。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上级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设置，其依据是当地人而且是十几年前的当地人口的需要，并没有考虑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及其现实的需要。两种群体、两种社会结构的并存，为黑帮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提供了基础和土壤。

三、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由于对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由于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公民参与渠道有所拓宽，但是，总体而言，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和手段利用不足。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更多地是依靠宗族和乡绅治理。传统社会中乡规民约、社会习俗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定的功能。但是，在社会改造的激烈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优秀社会和文化遗产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挖掘利用不够。硬管理有余，软管理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沟通协调。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解决的手段单一。虽然在形式上我国已经建立了从调解、仲裁、复议、诉讼到信访、上访等一整套的纠纷解决渠道，但是，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渠道不畅通、公正无保障、效力未确定的问题。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大量法院裁定后的案件又重新进入信访渠道，最终由领导人批示甚至包案才能“息诉罢访”“人走事了”。

四、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

尽管我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

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较多，任务繁重，对有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迅速扩大，我国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

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这些法规或政府性规章总体上数量少，层次不高，缺乏配套，有的可操作性不强。由于缺乏专门的对于社会组织，尤其对于其中的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使得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权利义务、治理结构、行为规范、变更与撤销等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同时在人员资格、职称评定、税收待遇等方面也没有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尤其是缺乏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一方面，大量来自社会的捐赠、资助，因管理不规范、自我约束不够，出现了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管理规范、努力敬业的组织因缺乏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第三方民主政治考评机制，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

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信访行为，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舆论，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兴媒体，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等等，目前都缺乏相应的位阶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法律规定。

五、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是社会管理的最主要载体，单位办社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成员被称为“单位人”和“公社社员”。随着城市单位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人”最终要变成“社区人”，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和最重要载体。我国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基本上游离于社区之外，成为“漂泊的社会人”。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在进行社区建设和管理规划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外来人口的权益和需求，外来人口处于无根和无奈的漂泊状态。少数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承担了部分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工作，实施所谓的“工厂政体”。“工厂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单位办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外来人口工作的单位主要是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缺少国有企业普遍社会福利的做法。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于职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社会权利的保障往往压到最低限度。一些以加工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城市，常住人口达到700－800万甚至超过1000万人，但是，大街上见不到拥挤的人流，因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在工厂大门里工作和生活。

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单位办社会的格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是最近几年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又有回潮。一些垄断性大型国有企业、一些有实权的党政部门、一些社会需求大的事业单位，想方设法为其职工谋福利，变相集资建房和购房，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老病死、生活福利、矛盾纠纷解决的主要场所和依靠力量。

六、社会管理人才缺乏

社会管理是一项专业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但是，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据民政部门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民政系统目前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约45.3万人。我国有城市低保对象2300多万人，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6500多万人，残疾人口8200多万人，重点优抚对象460多万人，孤儿57.3万人，还有1.5亿老年人口，常年受灾人口1亿多人。平均一个工作人员要为1000多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目前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日本5‰，加拿大2.2‰，美国2‰，香港地区1.7‰，而我国只有0.3‰，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一方面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在性别和年龄构成方面，目前女性社会工作者远远多于男性，而且大多是40－50岁的转岗人员，新生力量严重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目前每年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中，约有70％因找不到对口岗位而被迫转行，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巨大浪费。

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管理效果不够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和谐稳定压力增大。新世纪以来，我国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因此，我国应加快社会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今后，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管理，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严格依法实施社会管理。

第五篇：我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我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什么是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是指执行产品质量监督的方式、形式和方法的总称。我国对产品质量实行统一立法、区别管理的原则,对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产品实行强制管理,其他产品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和企业自我约束的机制去解决。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采取事先保证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产品质量的执法监督按照行政区划统一管理、组织协调的原则。在加强国家监督的同时发挥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的作用。

我国法律规定：“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产品中的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中的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部门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存在的问题：

1、我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存在多头方面的管理、条块分割局势，这样会造成监管的效率降低，也容易出现管理上的分歧，不利于管理。

2、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机构的定位不够明确。这样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还不够，造成有些不法分子有机可趁。就拿近期的地沟油来说吧，如果产品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很强，又怎么会再次出现新型地沟油呢。

4、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机构工作效率低，很多产品的问题都是由新闻媒体先去曝光，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监督部门才会去认真监督。那如果这样的话还要设立产品质量监督机构干嘛呢。

所以说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社会上才会出现类似地沟油、有毒胶囊之类有害于我们生活的产品。所以，在此我们要呼吁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督机构你们要拿起你们的责任心，因为你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