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课程范式的转换》有感：转换与发展

第一篇：读《课程范式的转换》有感：转换与发展

转换与发展

——读《课程范式的转换》有感

苏vi喵

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研修员，日常工作围绕课程建设与改革，一线学习与实践也是必不可少，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一步步实践思考中，我时不时会问问自己：学到了什么？专业上有没有什么进步？答案我想在工作积累、交流与实践中，在前人学者研究、总结与反思中。“风月是益友，读书乃良师”，虽未曾读到万卷书，但在笔墨文字间，解答了我心中诸多的困惑。

日前阅读了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香港学者罗厚辉编著的《课程范式的转换》一书，这本书探讨了前沿性的课程理论与研究的课题，关注课程统整、学科课程改革、国际间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展开研究。很多观点不仅局限于课程领域，具有普适性的推广意义。与大家分享几点收获：

一、转换与发展

世界当代课程研究已经超越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而转向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在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境中探问意义，融入了不少具有时代发展意义的课题，如课程的全球化问题，人力资源概念对学校课程改革的影响等。这种多元化的课程话语将回应急剧变革的世界带来的挑战，简而言之，课程改革是各国人才培养的新观念在课程领域的投射，是优化人力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其发展寓意不言而喻。

二、传统与现代

在全球化、地方化和个性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课程和教学也是裹挟在其中，他们区别于传统学习模式的特征是什么？或许需要一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从传统的“场所受限”的教育范式转向新的包括全球化、地方化和个性化的教育范式，在信息技术、网络、地方和全球资源以及实地经验和有效现实情境的支持下，课程的选择往往是混合的、交换的和互动的。这种新的发展是为了促进学生情境性多元智力发展以及使学生的个性化、地方化和全球化学习的发展机会最大化，也应该是课程设计的目的。

三、坚守与抉择

一味的摒弃过去，毫无戒备地接受国际课程改革的经验是值得商榷的，本书中梳理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改革轨迹，从整体性的视角考察东西方课程变革的全球趋势与本地情境。为了捍卫作为社会的未来公民的学生的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未来公民必须学会在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生存与抉择：终身和全方位学习成为不二之选。

四、实践与深思

课程改革要实现其目的，必须落实到学科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层面，新课程不能通过教师的操作而落实到课堂教学？100多年前，杜威认真思索了社会对学校的挑战和需求，批判了传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主持了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的教育实验，其设计和理论是他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应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过分强调直接体验社会生活，轻视理论和间接经验——书本知识的学习，这些误区是否我们可以避免，实践与反思才是对改革最好的检验。

古人曾说：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读书不仅是和作者的一次思想交流碰撞，与个人内心的一次审视自查，也提供了和他人分享探讨契机，踏实研学，求知践行，才能在大转换的背景下做到立心立本。

第二篇：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

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与社会参与

作者： 陈刚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 争议性公共议题 范式转换 公共新闻 社会参与 公共协商┊阅读：1555次┊

[摘要]：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突出极化的传统范式向动员公众参与的对话协商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强调传播由冲突转为建构。公共争议的传播，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透过协商与对话，释放公共争议内在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面向，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透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

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有争议与冲突。在美国的“枪支管制”（Gun Control）、“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等议题，中国的“医疗改革”、“个人所得税”等议题，以及“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克隆”（Clone）等全球性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富含争议的公共议题都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客观存在的，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是最值得报道的”（McCullagh，2005:27），一些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者更是直接将媒体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就是那些在传媒看来如此明确以至于没有给反对者回击的空间和重点的事件；另一类就是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焦点与重点事件（Gamson，1989）。此分类虽笼统、抽象，但却简捷、分明。与此同时，在公共争议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也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unlovable press）。在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中，大众媒介秉承何种理念，如何组织各方意见与观点的交流、竞争和协商等，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议题的最终走向。

一、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作为对帕森斯（Parsons）等为代表的强调共同价值观、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以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柯林斯（Collins）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应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争议、冲突和强制。对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研究需要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Dahrendorf，1959：10）。因为冲突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是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争议、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积极功能（Coser，1989：16）。社会冲突与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争议与冲突的机制和渠道。

在美国，对争议性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Controversial Topics Research Guide）中，将美国出现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归总为包括堕胎（Abortion）、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同性恋（Homosexuality）、种族主义（Racism）、性教育(Sex Education)、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媒体暴力（Media Violence）以及人权（Human Rights）等在内的62个大主题，近500个小的分类议题。[1]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引起争议的公共议题是一个庞大的清单，几乎涉及国家、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公共议题。2008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2007十大争议议题”，包括“房价‘拐点’是否出现”、“‘中国制造’是质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华为‘辞职门’是否违法”、“交强险是亏还是盈”、“小产权房是‘转正’还是‘下岗’”、“奥运后股市还‘牛’吗”、“娃哈哈达能谁是谁非”、“取消‘黄金周’好不好”、“星巴克该搬出故宫吗”、“医改方案最终会是什么样”等。这些争议性的议题虽偏重经济领域，但从中也可以窥出，争议性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现实与讨论语境。

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内在涉及的公共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以及话题外在的冲击力、冲突性、争议性甚至是故事性等因素，使其具有高聚焦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在西方，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将争议性的热点公共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以考察学生认知争议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争议问题时如何收集材料、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的思辨能力。一些政治学学者，则将争议性公共议题体现的民主价值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内容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Gaskell et al, 2004）。而一些传媒社会学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争议性公共议题置放于社会冲突、大众媒介、社会沟通与民主决策等关系框架中，以研究和考察大众媒介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主题（Howlett, 2006；Snyderman,1990；Gamson et al., 1989）。在20 世纪7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约翰•埃尔德里奇（Eldridge）为首的媒介研究小组，就以BBC和ITV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历时5个月的追踪，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组织、构建和报道有争议的新闻议题和事件，以及媒体的报道对争议性议题、公众的影响（Eldridge，2004：4），其研究成果体现在之后出版的《坏新闻》（1976）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两部著作中。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的公共争议，具备这样几个传播特征：一是对于有争议的公共议题，社会影响往往高于其所富含的新闻价值，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吸引和动员各方注意力，进而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二是触发争议的议题或社会现象是传播的表征，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触及的公共利益、传统道德、伦理抑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等是隐性本质。公共争议的触发以及短时间内高度聚焦的争议化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源于这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秩序、传统道德与伦理等遭遇的挑战，并由此造成局部的社会公平失衡、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底线失守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衰落等社会敏感问题。三是大众媒介及公众对公共争议从表征到隐性本质的解读、认知多元化，存在“争议场”。这是公共议题伴随着争议与争辩广泛传播的源根。四是存在“黑洞效应”，即争议化传播现象，“愈争议愈传播，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范围等成正比。

二、深层次的冲突：客观主义的思维捷径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

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大众媒介一直被赋予是公众了解、理解与认知社会生活的中介与桥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面临冲突、争议或焦虑时。对此，塞伦•麦克莱（McCullagh）和塔奇曼（Tuchman）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取景器，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而取景器与窗口的大小、方向等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限制了公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的使用，曾产生广泛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公众对受诋毁争议的麻醉药品缺乏直接了解，则新闻媒介与政府的说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间接影响了之后相关政策的制定”（Douglas，1987：247）。

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构架和处置争议，搭建公众讨论的多元空间与场域，引导公众理性地参与及对议题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性，至关重要。在实践中，为了体现大众媒介的客观与公正，长期以来，对争议性议题的报道和处理，大众媒介一直力图坚守客观性原则，采用客观、平衡的处理方法和报道框架，再现争议性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将“凡涉及争议性新闻事件，《纽约时报》禁止刊发一切只‘有一面之词’的报道”视为其新闻铁律，主张报道者不做法官也不当裁判。英国的电视台，甚至用“秒表（stop-watch）计时”的方法来平衡报道，即一种观点占30秒时间，而对立的观点也占30秒（Franklin，2008：29）。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在涉及争议性议题与问题时也是采取这种“冲突对立”式的处置手法。

冲突式的处置手法和报道范式是大众媒介处理许多报道对象包括争议性议题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与技巧，这种做法被塔奇曼形象地喻为“两边的故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的需要。美国传播学者纽曼等在其著作《常识：新闻和政治意义建构》中，详细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议题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报道与建构中的常识，发现大众媒介采用较多的就是形式上客观的冲突框架，并指出“冲突框架可以说是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与平衡报道下的产物，冲突框架常见于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并多以平衡对立的形式呈现，是媒体得以维持客观形式的便捷方法”（Neuman, et al.1992：108）。其实，冲突框架的使用，除了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外，还是大众媒介避免在报道争议性议题时自身陷入争议与质疑的“面具”（mask）；二是当争议性议题呈现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时，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正反对立的情境。冲突框架有助于记者描绘竞争的态势，以及方便将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说法、观点导入报道中，通过营造争议、竞争的氛围突出冲突性、矛盾性甚至是故事性，以吸引或者掌控注意力资源（Neuman et al., 1992）。在涉及教育改革这一公共争议的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事件中，在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南方都市报》推出“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各界争议”的专题中，以专题的形式报道了该事件，在再现该事件引发的争议时，其处置手法即是平衡式地列举了极化的双方观点：

正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北大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实名提醒校长注意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 三是有利于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实施，对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深化探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

反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39所学校评定规则不透明，参与申请的400余所中学都是哪些省份的什么中学，为什么不能将名单公布； 二是北大公示的39所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中没有一所农村中学，深化了教育不公，导致名单遭质疑； 三是实名推荐制无疑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造就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

《光明日报》在《各方热议：“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利大弊大？》（2009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亦是将各方观点限制在“利大”与“弊大”的两极框架中。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一直是大众媒介遭受诟病与质疑的关键，这种冲突对立的框架处置手法被认为“并不完全代表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中立或价值中立，只是大众媒介维护客观形象的思维捷径”（Neuman，1992：124）。

究其本质，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是开放性问题，不简单地属于“好与坏”或“善与恶”的二元道德评判范畴，也不是赞成与反对之简单的两极所能解释与承载的。社会生活当中有许多公共争议，看起来是“要与不要”、“黑与白”、“做与不做”的两个争论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仍有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称为“灰色地带”的事情，其中并不是一些黑与白的渐层，而是由许多各种可能性所组成，其组合是因人们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当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环境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其想象内容就决定了环境被营造的结果（郑晃二，2002：26）。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多元性论(value pluralism)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1992；黄惠萍，2005；连水兴，2010，et al.），这些尝试与探索大多只是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层面，缺乏真正专注从公共争议的视角展开深入的建构性的研究。对大众媒介而言，由传统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如何组织和磨合报道，围绕议题构建一个“理性”、“合法”的争议区，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和协商，释放争议与焦虑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等，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智慧的系统工作。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程序及方式值得注意和尝试：

（一）建构公共争议的报道程序与路径

与普通、“非争议性”新闻的报道与处理不同，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需要一套相对全面、翔实的操作程序与路径。这方面，一些教育机构以及争议性议题的研究机构的实施方法，值得大众媒介参考和借鉴。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的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论和辩论；6.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从研究的角度；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3]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操作程序和方案与“公共新闻”的精神与运作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大众媒介在报道和处置争议性议题时的参考性框架。美国媒体2009年对一些对州、地方政府关于移民政策争议的报道（Burnett，2009）等都是采用这种对话协商式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做到了社会效果与争议政策议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二）以讨论与协商为主导，透过议程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子议题的多面向

公共争议是复杂的。堕胎是一个在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广泛争议的议题，此议题折射出道德、伦理、法律、医学、文化等问题，子议题也是多面向的，涉及堕胎与自由权、生命权、价值权等选择的思辨与困境。对大众媒介而言，可以透过议程的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多面向的子议题。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的美国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论证，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这需要大众媒介透过调查、座谈、讨论、以及辩论等，辨识议题中隐含的利益冲突或价值分歧等叠合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来组织报道，呈现多面向的子议题，以供公众参考和思考。

（三）大众媒介的独立采访与调查至关重要

“最受羡慕和尊敬的记者往往会捕捉到新闻事件背后和内部的原因。他们虽然也关注事件的矛盾和冲突，却报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构层次以及事件发生的氛围与基调”（Schudson，2010:133）。公共争议的复杂性决定大众媒介的报道必需经过深入的调查与采访，这也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媒体在争议性议题的报道中坚持的准则。全球科学网络（Global Science Networks）主任鲍勃•沃德，在关于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解释争议性的话题时提醒与警告“争议存在陷阱”，媒体应深入调查，做好准备，“既不夸大也不对围绕该问题而产生的争论轻描淡写”，“公开并且真诚地对待争论性的问题。了解到你观众的兴趣和动机是重要的，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特定的争论中来”（Ward，2007）。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独立采访与调查，大众媒介可以“ 保持独立的判断”，并以此动员社会参与、组织对话和报道。

五、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协商与妥协应成为化解冲突的常规化形式（孙立平，2006：9）。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传播由“去公共性”的传统范式向对话协商范式的转移与期待，强调和彰显的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框架与原则下，避免“伪争议”以及市场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凸显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协商之精神，在竞争与协商中释放争议，平衡矛盾，调试利益冲突，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尊重、对话与理解。美国哲学家福山在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分裂与重建的讨论中强调：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Fukuyama，2002）。

Paradigm Shift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Chen 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shifts its emphasis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 focused on the conflicts whilst at present it calls for construction.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ntrovers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hich requires the mass media to release diverse value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n the public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benefit maximiz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ublic controversies through the gam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ests.Key words: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Paradigm Shift;Public Journalism;Social Participation;Public Consult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C860022)成果之一，教育部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转型中媒介环境重构与民主化建设”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11年第2期 [注释] [1]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Available from: http://.[2011-13-4].[参考文献] [1] Burnett，Andrea Lynne（2009）.Municipal Immigration Ordinances: a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A Controversial Issue.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Dissertation of Master’s Degree.[2] Ward,Bob(2008).Explaining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Science Daily，(3).[3] Kruse, C.R.(2001).The Movement and the Media: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Animal Experiment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8).pp.67-87.[4] Caulfield, T.& Bubela, T.& Murdoch, C.J.（2007）.Myriad and the Mass Media: the Covering of a Gene Patent Controversy.Genetics in Medicine,(12),pp.850-855.[5] Altschull, J.Herbert(1990).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New York：Longman.[6] Gamson, W.A.& Modigliani A.(1989).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5, pp.1-37.[7] Gaskell, George(2004).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the British Debate over GM Agriculture.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Vol.15,(3),pp.241-245.[8] Cooke, Maeve(2000).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Vol.48,pp.947-969.[9] Snyderman, Mark & Rothman, Stanley.(1990).The IQ Controversy,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0] Neuman, W.R.& Just, M.R.& Crigler, A.N.(1992).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 Dahrendorf, Ralf(1959).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2] Thompson,J.B.（1995）.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 Polity Press.[13][英]鲍勃•富兰克林等（2008）.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Franklin,B.（2008）.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trans.by Zhuge weidong, 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4][美]弗朗西斯•福山（2002）.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ukuyama,Francis（2002）.The Great Disruption(trans.by Liu Bangli, et al.).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5][美]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Tuchman, Gaye.（2008）.Making News(trans.by Ma Zhengqi, et al.).Beijing：Huaxia Press.] [16]黃惠萍（2005）.审议式民主的公共新闻想象：建构审议公共议题的新闻报导模式.新闻学研究》（台北），第83期.[Huang Huiping(2005).Imagining Public Journalism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ructing a News Reporting Model for Deliberative Public Issues.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83.] [17][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1987）.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Douglas,Jack D.（1987）.Sociology of Deviance.(trans.by Zhang Ning).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Press.] [18][美]刘易斯•科塞（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Coser, Lewis（1989）.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s(trans.by Sun Liping).Beijing：Huaxia Press.] [19]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Liu Qing(2005).The Dilemma of Multiple Value Conflicts: Re-examination of Berlin Topic.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1).] [20]连水兴等（2010）.风险冲突的媒介再现：以公共新闻学为应对策略.中国传媒报告,（20）.[Lian Shuixing.(2010).Media Representation of Risk Conflict: Taking Public Journalism as a Strategy.China Media Report.(1).] [21]迈克尔•豪利特（2006）.公共政策研究（庞诗译）.三联书店.[ Howlett, Michael（2006）.Studying Public Policy(trans.by Pang Sh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2][美]迈克尔•舒德森（2010）.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Schudson,M.（2010）.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trans.by He Wenfa).Beijing：Huaxia Press.] [23][美]塞伦•麦克莱（2005）.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cCullagh,Ciaran（2005）.Media Power：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trans.by Zeng Jingping).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4]潘忠党(2008).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6）.[Pan Zhongdang(2008).Introduction: The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s Media Ref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6).] [25][美]西奥多•格拉瑟（2009）.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Glasser, Theodore L.(2009).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trans.by Wu Jinjin).Beijing：Huaxia Press.] [26][英]约翰•埃尔德里奇(2004).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Eldridge, John(2004).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trans.by Zhang Wei, et al.).Beijing：Xinhua Press.] [27][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2004）.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McManus, John H.（2004）.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trans.by Zhanglei).Beijing：Xinhua Press.] [28][美]詹姆斯•博曼（2006）.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Bohman, James（2006）.Public Consultation, 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rans.by Huang Xianghuai).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9]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Sun Liping.(2006).Games: Interest Conflicts and Social Harmonies in Cleavage Society.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30]郑晃二（2002）.友善空间:创造对话的参与式营造.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Jeng Hoang-ell.(2002).Friendly Space : A Dialogical Process through Participatory Design.Taipei: Taipei Garden City Publishers.]

第三篇：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计划帝国迈向法治国家

内容提要：在我国，“依法行政”虽然是一个流行话语，但是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思维方式。透过社会学视角，认为，中国行政权是在“计划帝国”和“法治国家”两个操作系统之下运行的，它们相互迥异的历史和特征决定了依法行政的不同范式。计划帝国之下，行政即法。法治国家之下，“行政在法”，行政与法律分离，行政权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定法、抽象的人权法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行政程序的控制和约束。关键词：范式依法行政计划帝国法治国家引言当下，“依法行政”日益变成一个流行话语，[1]它表征了多重主体的不同价值维度。反观现实就会发现：多重主体话语的视角迥异，并未对“依法行政”形成一个统一的、彼此能够接受的法律共同体，即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利益冲突调整模式。“依法行政”被恣意滥用，迫使有良知的法学家们不得不思索中国行政权赖以成长的社会关系背景，不得不追问行政与法治、宪政的关系，不得不给出“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架构。否则，脱离宪政和法治基础的“依法行政”只能导致行政专制主义。“范式”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一套信念模式和框架，它是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理想类型”。一种范式与其说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不如说是不断演化而来的。所以，范式的选择必须内含力量。一种范式的形成至少有如下要素：首先，从语言的角度看，构成认知范式的话语从流行话语转换成强势话语进而形成不需要证实或证伪的信仰。其次，从自治体（个人和非公共权力团体）的角度看，人们的行为以之为参照系，进而人们以之为行为规则，且在遵守上具有不可质疑的标准化性。再次，从政府的角度看，范式已经演变成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价值尺度，且政府愿意或者不由自主地推广该种范式所形成的调整社会关系的理念和方式。最后，从性质上看，范式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它既是未来价值的原点，又是社会关系的模型以及事物运动的时空坐标点。透视历史，中国行政权是在“计划帝国”和“法治国家”这两个“操作系统”之下运转的，它们所负载的相互不能兼容的“模板”决定了行政与法律的关系样式，从而型构了不同的依法行政范式。计划帝国之下，“行政即法”。法治国家之下，“行政在法”、“行政在人大”。今天，我们正走在历史的断裂之间。试图以社会学视角，客观描述计划帝国简史和特征、行政与法律的关系，从中管窥我国依法行政范式转换的艰难过程，重新界定依法行政的内涵和制度建构。

一、计划帝国之下：行政即法社会和行政体系自身的需求是行政权膨胀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关系中寻找中国行政法治的演化路径，就无法分辨出行政权持有和行使的正当性，也无法跳出“控权”与“维权”学术之争的窠臼。“帝国”是指在一定的时空里建构的庞大组织和严密的管制制度。帝国主要有两个类型，脆弱的帝国仰赖于庞大的军事力量，持久的帝国仰赖于缜密而有弹性的制度。计划帝国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严密的组织、管制措施和广泛的社会动员来进行社会建构。在其之下，计划与行政是等值的概念和手段，由于行政权极端地关注计划目标的崇高性和结果性，行政与法律必然冲突。只要计划“脱法”，行政亦无法治可言。

（一）计划帝国简史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扼要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苏维埃社会的政权组织网络和经济生活。他说，凡是政权稳定的地方，苏维埃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一乡苏维埃下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队训练、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等委员会，形成统一的政策执行体系。而且，组织工作并非到政府机构为止。“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生活也是管制性和计划性的。斯诺说，“我弄到了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4]

，

认为“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也认为，比较法治和人治，还是人治可靠些，法律只是办事的参考。相应地，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提议，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6]我们同时注意到，就在这一时期（包括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法学确立了计划和政策的高度权威地位。民法学家认为“国家有权干预一切违背国家规划、国家法律和法令的民事活动”。[7]经典的法理学教科书认为“立法应以党的政策为基础，法律实施亦应以党的政策为指导。……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帮助实现政策。”[8]这些结论集中表明：权利被国家利益淹没，法律被政策宰制。

（二）计划帝国的特征管窥历史，中国的计划体制主要不是受前苏联影响而成的，它与新政权成长的背景和社会目标选择息息相关。计划体制也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实际上使整个社会关系处于计划和管制状态。计划帝国的基本特征是：

3、无限性。计划帝国在自身“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有效法律和社会制约的倾向。”[14]布哈林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所有的人都根据簿记局和统计局的指导从事工作，国家为唯一的雇主，私人没有选择权，“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了“不服从不得食”。[15]“计划本身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16]

4、无畏性。一个政府应该有所畏惧。例如，独角兽和火怪、民间习俗和禁忌、上帝、社会舆论、雷电等自然现象，都是早期帝王畏惧的象征物和图腾。在英国宪政史上，从布雷克顿到柯克都清晰地表达了如下观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17]即“法律至高无上”原则。在计划帝国之下，行政无所畏惧，也就无所谓约束。

6、无形性。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政府的计划越多，个人计划就越困难。政府行为的政策化导致了私人行为的局促性和窘迫性，私人丧失了自治力、竞争力和创新力。法治首先强调其形式性和程序性。正如哈耶克所言：“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物。”[23]在计划帝国这一操作系统之下，行政权必然呈现如下特点：其

一、行政伦理的至善主义。行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不是基于国民的同意以及议会和法律的授权，而是行政行为自身的善意和善行，多样性的政策是善行的化身。合目的性成为行政权行使的正当理由，即“只要目的可欲就视实现这些目的的几乎所有手段为合法的”[24]。“结果，在中国合法性不是建立在于人民的人民主权。相反，政府的合法性是基于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能力——或者统治者决定人民的利益的能力。”[25]其

二、行政行为的工具主义。在计划权威面前，人被变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工具，人是“零件”、“螺丝钉”、“齿轮”、“砖瓦”、“蜡烛”、“筷子”、“小河”……。私人被彻底客体化，行政权的高尚性被凸现出来。在现实中，民众认同了非程序性的行政行为的正当性，甚至未经质辩就接受了冒充的行政执法者的惩罚……。这些都表明：私人在行政权面前丧失了主体意识和必要的私性空间。其

三、行政陷入“自恋情结”。随着行政组织和规则的发达和缜密，行政权越发处

，

于自我封闭状态。在未能分权的政治架构下，行政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不需要外在的价值尺度和制度来衡量和规制自己。“依法行政”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行政主体自己的行为，行政即法，“法”即行政的法，“许可证是国王”。其

四、法律消亡。计划帝国之下，行政与法律不仅未能分离，而且行政逐渐吞噬法律。可以说存在“依法行政”，也可以说不存在“依法行政”，因为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逻辑，行政与法律之间已经没有重大区别，“法律这一术语延伸至包括由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强制性规范或措施”，国王（行政）之手“所触之物都会变成法律”。[26]正如命运多绛的前苏联法学家E.pashukanis所言：“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自发的私的法律关系的余地，只存在着为了社会利益的管理的空间，所以，一切法律都转换成了行政，所有的既定规则亦都转变成了自由裁量和种种基于社会功利的考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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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计划帝国迈向法治国家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第四篇：《机电能量转换》课程教学大纲

《机电能量转换》课程教案大纲

一．教案目的：

通过课堂讲授等教案环节,使学生掌握机电能量转换及其装置的基本理论,熟悉工程应用、分析与计算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验技能，并为完成电气工程大专业各相关课程学习、以及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和开拓新技术领域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教材：

《电机学》，周顺荣编著，科学出版社。年月第二版。

三．参考资料：

见教材中的参考文献。

四．教案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掌握

①各种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包括直流电机的磁路、电枢绕组、电枢反应；变压器的等效电路图；交流电枢绕组、交流绕组的磁势、交流绕组的电势；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同步电机的电枢反应。

②

利用基本原理解决电机问题的方法。包括各机种的电势、磁

势、功率和转矩的平衡方程式,以及利用工程手段

（如折算、标么值、矢量图、等效电路图）解决电机问题的方法。

③电机控制的一般方法。包括异步、直流电机的起动、调速和制

动原理及方法。

五．教案内容

/

第一篇变压器

第一章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教案内容：变压器的用途和分类；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变压器的额定值。

本章重点：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第二章变压器的运行分析

教案内容

:

变压器的空载运行，包括空载电势、电流、功率、阻抗等值电路图及矢量图；负载运行，包括负载后物理现象、基本方程式、参数折算、等值电路图及矢量图；标么值；变压器的参数测定；变压器的运行特性。

本章重点：空载电流、基本方程式、等值电路图及矢量图。

第三章三相变压器

教案内容：三相变压器的构成及磁路系统；

三相变压器的绕组联接；三相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磁通和电势。

本章重点：三相变压器的磁路系统；三相变压器的绕组联接。

第二篇交流电机的绕组、磁势和电势

第四章三相交流绕组

教案内容

:

对三相交流绕组的要求；三相交流绕组的基本概念。

本章重点：三相交流绕组的基本概念。

第五章三相交流绕组的磁势

教案内容

:

由一个整矩线圈构成相绕组的磁势；

线圈的分布和短

/

距对磁势的影响；单相绕组的磁势；三相交流绕组的合成磁势。

本章重点：三相交流绕组的合成磁势。

第六章三相交流绕组的电势

教案内容

:

基波电势；谐波电势，包括谐波电势的削弱方法。

本章重点：三相交流绕组的基波电势。

第三篇异步电机

第七章异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案内容

:

异步电机的用途及其特点；运行状态；基本结构；额定值；工作原理。

本章重点：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第八章异步电机的基本电磁关系

教案内容

:

异步电机的磁路；

异步电机与变压器的相似原理；

转

子线圈开路时的异步电机；

转子线圈短路且堵转时的异步电机，包括

电磁平衡方程式、参数的折算、折算后的基本方程式和等值电路；转

子旋转时的异步电机，包括转子转动后对转子各物理量的影响、电磁

平衡关系、参数折算、型等值电路和矢量图；异步电动机等值电路的简化。

本章重点：异步电机的等值电路和矢量图。

第九章异步电机的功率和转矩

教案内容：异步电机的功率和转矩平衡；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包括电磁转矩、曲线、稳定运行区域、最大电磁转矩、起动转矩、转

/

矩的简化计算公式。

本章重点：异步电机的功率和转矩平衡方程式、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

第十章异步电机的起动和调速

教案内容：异步电机的起动；异步电机的调速。

本章重点：异步电机起动和调速的方法。

第四篇同步电机

第十一章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案内容：同步电机的基本构造型式；

同步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额定值。

本章重点：同步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第十二章同步电机的基本方程式和相量图

教案内容：对称负载时的电枢反应；

电枢反应磁通及磁势的折算；同步电抗；基本方程式和相量图。

本章重点：电枢反应、基本方程式和相量图。

第十三章同步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教案内容：同步电机在大容量电网上运行的工作特性；

容量相同的两台同步发电机并联运行；

同步发电机投入电网并联运行的条件和方法。

本章重点：并联运行时的功率调节、并网的条件和方法。

第十四章同步发电机对称运行时的特性

/

教案内容：同步发电机的空载特性；同步发电机的短路特性；同步发电机的零功率因数负载特性；短路比及电压调整率。

本章重点：同步发电机在对称负载下的特性曲线、短路比及电压调整率。

第五篇直流电机

第十五章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

教案内容：对称突然短路的物理过程；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直流电机的额定值；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

本章重点：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

第十六章直流电机的电势、磁势和转矩

教案内容：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势；电枢绕组的磁势；电枢反应；电磁转矩。

本章重点：电枢绕组的磁势；电枢反应。

第十七章直流发电机

教案内容：并励发电机的电压建立；直流发电机的基本方程式；直流发电机的工作特性。

本章重点：直流发电机电势平衡、转矩平衡和功率平衡方程式。

第十八章直流电动机

教案内容：直流电动机的基本方程式；

直流电动机的基本方程式；直流电动机的起动；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直流电动机的制动。

本章重点：直流电动机稳态运行的基本平衡方程式；

并励和他励

/

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的特性；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和制动方法。

六．教案进度与学时安排

章节

教案内容

学时

讲授学时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变压器的运行分析

三相变压器

三相交流绕组

三相交流绕组的磁势

三相交流绕组的电势

异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异步电机的基本电磁关系

异步电机的功率和转矩

异步电机的起动和调速

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同步电机的基本方程式和相量图

同步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同步发电机对称运行时的特性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

直流电机的电势、磁势和转矩

直流发电机

直流电动机

合计

/

第五篇：进制与进制转换说课稿

《数制及其转换》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好！我说课的内容是《数制及其转换》。

一、说教材

1、教材分析

《数制及其转换》是从人民邮电出版社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第一章第三节内容，它是理解计算机原理的重要突破点，奠定了学生对计算机处理信息最本质的认识，在大学的计算机基础教程中都有相当篇幅的讲述，要求学生必须彻底理解，记忆牢固，灵活应用。

2、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

①了解各种常用数制对应的基数和位权； ②巩固各数制的简单运算及转换方法；

③掌握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相互转换的方法。（2）能力目标：

①培养学生的推断能力及归纳总结能力；

②锻炼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3）情感目标：

①养成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良好学习习惯； ②增强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3、教学重点：常用进位计数制的构成方法以及相互转换的方法

4、教学难点：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二、说学情

具体授课对象为大学一年级的动画学院的学生，其男生数量普遍多于女生，虽然女生的学习态度较好，但理解接受能力较薄弱，因此要适当放慢上课速度，注重演示、讲解和练习的三结合，耐心讲解，确保学生都能够掌握好该部分内容。

三、说教法

本节课主要采用演示、讲解和练习三结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通过具体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到的知识。

除了传统的讲授法之外，应尽可能的选用趣味性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在介绍三种常用进制时，为了避免单纯的罗列知识，采用了比较教学法。利用R进制与十进制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对比中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把枯燥的、陌生的R进制的学习转化为有趣的、生动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随时有新的发现，让他们感觉到原来数字之间还有这么多的联系，从而加深学生对R进制及数制转换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中迅速得到提高，尽快达成教学目标。

四、说学法

对于本节课内容，学生的学法是“建构知识——练习巩固——归纳总结”。

首先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例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老师讲解相关的知识，在此过程中，指导学生积极思考所提出的问题；然后布置相应的练习，让学生边学边练，实际操作，自我探索，自主学习，使学生在完成练习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实现知识的传递、迁移和融合；最后归纳总结，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有助于知识的消化。

五、说教学环境与课前准备 一台多媒体电脑及相关的课件

六、教学过程 授课课时：2课时

教学安排：为了更好的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潜移默化的掌握不同进制之间的转换方法，我把第一课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讲授：引入新课（5分钟）——常用进制的构成方法（10分钟）——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详讲（20分钟）——课堂练习（5分钟）——公布正确答案、总结归纳、交流心得、布置作业（5分钟）

（一）提出问题，引入新课（预计耗时5分钟）

首先复习数据这个概念，从而提出数据在计算机中用什么表示，进而引出数制的概念。（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是指所有能输入到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介质的总称，是用于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具有一定意义的数字、字母、符号和模拟量等的通称。）

介绍数制的时候是通过平时大家能接触的数制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使用十进制，但在某些时候也使用其它进制，如十二进制（1年有12个月、1打物品有12件）、六十进制（1小时有60分钟、1分钟有60秒）、二十四进制（一天有24小时）等等。由此，我们引入数制的概念（数制就是多位数码中每一位的构成方法以及从低位向高位的进位规则）。之后，提出问题：1＋1＝？很多同学可能会回答：2，王，这时我公布我的答案是10。学生可能会觉得奇怪，从而引入今天的课题——数制及其转换，并告诉学生通过今天的学习就知道在什么情况下1＋1＝10了。

（二）搭建支架，讲授新课（预计耗时30分钟）

1.通过列举一个具体的十进制数的构成方法来引出R进制中几个重要概念，包括进位制、基数、位权和按权展开式。（预计耗时10分钟）

（1）进位制——是指用一组固定的数字符号和统一的规则表示数的方法。讨论计数制要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基数和位权。

（2）基数——在计数制中，每个数位（数字位置）所用到的不同数字的个数。如十进制数的基数为10。

（3）位权——一个数字处于不同位置时，它所代表的数值是不同的，其数值等于该数字乘以一个与数码所在位有关的常数，这个数称为该位上的权。如十进制数123，其百位上的权为102、十位上的权为101、个位上的权为100。

以这三个重要概念为方向，通过与十进制数的对比，利用其中的区别与联系，简要介绍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的构成方法。另外，需要说明在计算机内部是用二进制来表示各种信息的主要原因（①二进制数用电子器件比较容易实现。例如，晶体管的导通或截止，电脉冲的有或无，开关的通或断，电位的高或低等恰好都可以表示为二进制数1或0。②二进制数比较简单，这就简化了运算器等物理器件的结构设计）。

2.通过讲述必要性引出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相互转换的知识，并将整个转换过程做成动画形式，一步一步演示给学生看，讲解给学生听，这样能更直观的看到一个转换过程。同时，应该针对特殊情况下的进制转换列举相应的实例进行详细的解说和反复的强调，引起学生的注意。（预计耗时15分钟）

注意：在数制运算中，必须指明该数是什么数制的数。（1）R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位权法：把各R进制数按位权展开求和。（2）十进制转换成R进制

十进制数分为两个部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这两部分转换为R进制数的方法是不同的。

整数部分的转换——除R倒取余法（直到商为0为止）主要采用逐次除以基数R取余数的方法，其步骤如下：

a）将给定的十进制数除以R，余数作为R进制数的最低位； b）把前一步的商再除以R，余数作为次低位；

c）重复b步骤，记下余数，直至最后商为0，最后的余数即为R进制的最高位。

小数部分的转换——乘R取整法（按照精度要求保留一定位数）

主要采用乘R取整法，具体操作是：将小数部分逐次乘以R，取乘积的整数部分作为R进制的各有关数位，乘积的小数部分继续乘以R，直至最后乘积为0或达到一定的精度为止。

3.在每个知识点之后布置一道相应的题目给学生做并掌握时间公布正确答案，让学生通过习题来检查自己对每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并对开头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预计耗时5分钟）

（三）练习实践，巩固新知（预计耗时5分钟）

即把习题综合起来练习。可以请几个同学上黑板做，其余在下面做，适时公布正确的转换结果，请有错的同学及时改正。这样不但激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帮助学生检测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该节课内容，熟能生巧，及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总结与布置作业（预计耗时5分钟）

在熟练掌握本节课内容之后，让学生自己归纳出十进制与其他R进制间的相互转换方法（整数部分——除R倒取余法，小数部分——乘R取整法），理清运算思路，掌握转换方法，并结合所布置的作业习题来加深理解、记忆和巩固。

七、说板书

由于本节课内容必须通过做一些典型的相关的练习题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所以为了节省板书时间，预先将所讲内容及练习做成课件的形式，清晰明了，形象生动，让学生一目了然，这个课件除了可以作为上课用还可以作为自学用。

八、教学启示

1、讲练结合。本节课主要讲授的是数制之间的转换方法，除了要求理论上彻底理解和牢固记忆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熟练、灵活的运用，因此，在课堂上要坚持精讲多练的原则。

2、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愉快的学习，并且通过多种学习方式（如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等）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总之，根据课程的性质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力求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着眼于学生的素质发展，通过充分的讲解、演示、练习，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从目标提出到过程的安排、学习方法的确定，都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实践性。当然，在学生进步的过程中，还需要老师的爱心和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