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朋党论》有感

第一篇：读《朋党论》有感

读《朋党论》有感

（一）喜爱《朋党论》，不仅因为文章本身，更是缘于对欧阳修的钦慕。在那个谈“朋党”色变的年代，欧阳修敢于承认“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的确胆识过人。就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论也够惊世骇俗的。可见欧阳修襟怀坦荡，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所谓朋党，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就是“小团体”,即在行政机构里却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来的、规模较小且较为稳定的非官方组织。翻译成人话，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团体”.尽管任何企业文化都强调同事之间团结友爱，但当员工们真的身体力行起“团结友爱”时，管理者却又惊恐起来了。为什么呢？对此，官方的回答是：“企业强调的是‘大同和博爱’，反对私下里或个别人的亲疏勾结”.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气（Why are u so Diao）。

但问题来了，官方的“大同和博爱”似乎不怎么具备操作性。就是真的要贯彻起来，也得从团结和友爱身边人开始，也得经历一个亲亲疏疏的过程，这样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别序列。因此，小团体内的团结友爱是“大同博爱”的萌芽状态，是情感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团结友爱”按照其客观发展规律逐步向“大同博爱”发扬光大时，却因“小团体”的被打压和被取缔而“中道崩殂”,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企业无法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团结友爱的原因吧。

管理者忌讳“小团体”,无非是担心“小团体”一旦形成气候便难以驾驭，怕小团体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非正式的权威体系、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和非常规的内部协作模式对企业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冲击。然而，事实上“小团体”并非如此不堪，尤其对于营造开放、活泼的团队氛围而言，小团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诚如欧阳修所言，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党”这种套话来掩饰。亲亲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与生俱来。管理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也更善于利用党同伐异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亲亲疏疏”的关系一旦下放到基层，管理者们便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加批判起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为了“极权”.其实，“极权”也并非一无是处，“一言堂”起码能提高效率。但“极权”对于管理者的品德和才能要求太高，如果遇到一个“鸡贼+傻×”的管理者，那么团队就像“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那样，个个皆是陈胜和吴广了。而“小团体”恰恰能有效克服“极权”这方面的不足。《朋党论》中提到，尧进元、恺君子之朋，天下大治；舜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天下亦大治；周武王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周为之大兴。可见，正确对待和运用朋党、发挥朋党的优势，反倒能促进“极权”的良性运作。

小团体是否能发挥“正能量”,关键在于“小团体”的成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之朋，那么“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穷则同道修身，达则同心共济。如果是小人为朋，那就糟糕了，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同利之时暂相党朋，利尽之时则反相贼害。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小团体”都源自寻常百姓，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说道。他们或志趣相投、或性格相若、或因工作关系走得比较近。他们既不是为了颠覆什么权力，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权益，仅仅是为日渐漠然的人际交往增添一点热度，在压力和忙碌之中寻求一点慰藉罢了，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度反应。相比某些位高权重者之间的权利交易和东窗密谋，普通“小团体”的聚合实在要单纯得多、也磊落得多。

读《朋党论》有感

（二）君子同道　小人同利

——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2015-01-23 陇南徽县组织部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

《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已久后形成的时弊。新政历时一年四个月就归于失败，其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欧阳修以谏官身份撰写《朋党论》，既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也是一吐胸中块垒，对反对派谬论进行理论清算。《朋党论》文笔犀利、史实确凿，具有充沛气势和战斗力。全文615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君王来说，不是要否认客观存在，而是要判别君子与小人。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第三层次是广泛列举正反方面的史实，既以此证明朋党“自古有之”的论点，又论证了君王信任举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禁绝诛戮君子之朋则国家乱亡的道理。第四层次是最后一段收束全文，点明主旨，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

品读《朋党论》，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光明磊落和敢于担当的人品表示佩服。《朋党论》表明了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品格，他支持庆历新政；承认自己与范仲淹是一路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地方十年左右。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理性克制、恰到好处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则亡的道理，但他举例论述只到距当时不远的唐末年间，随即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宋朝没有用人之弊，没有用小人之朋的问题。《朋党论》就是为宋朝之事而发议论，为解脱范仲淹而鸣不平，但欧阳修绝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直接触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认可和理解，从而表明了欧阳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处。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出语新奇、论证严密的观点表示佩服。朋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欧阳修却能直面矛盾，亮明观点。具体是以退为进，非但不否定朋党的存在，反而在开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明确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鲜明观点；以奇说理，明确划分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君子间以道结党，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以利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以史为鉴，从古到今、正反两面、层层递进，用大量史实论述朋党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朋党论》从国家兴亡的高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朋党之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更是现实的政治现象。《朋党论》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没有泛泛地讨论朋党现象，也没有就朋党论朋党，而是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义和宽广视野。《朋党论》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就点明了文章的着力点是政治和国家兴亡。那么，君王怎样引以为鉴呢？核心还是识人用人。《朋党论》好就好在没有单纯地论证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亡国的道理，而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诸葛亮曾经比喻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注重选贤任能。辅佐国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细小，屋子就会倾倒，辅佐国家的人不称职，国家就会亡乱。欧阳修深深浸淫于传统文化，在《朋党论》一开篇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与小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重要的政治和伦理范畴。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从政的价值取向，小人则是与君子相对立的，是做人从政必须防止的倾向和唾弃的对象。如何辨识君子与小人是一个大问题，既是识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识真伪朋党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作出了比较全面论述，可以作为辨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是狭窄的，总是怨天尤人，心中装满了忧悲、苦闷和怨怼。他又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祥，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祥。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义为基础，即使个性不同、认识不同，甚至有利害冲突，也能互相团结协调、密切合作，从而形成合力，如同五声调和可以成音乐，五味调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为基础，即使出于利益原因而暂时勾结，选择相同的立场和态度，但只要涉及利害关系，就会互相内讧倾轧、争权夺利，如同以火济水、以水济火，互不相容。当然，孔子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穷尽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即使穷尽了，由于现实比理论更为复杂，识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选用君子。古今中外，选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产生了不仅在识人用人时有一个辨别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个辨识真伪朋党的问题。朋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素质决定了朋党的性质。如果每个个体都是君子，那么这个朋党就是真朋，反之就是伪朋。欧阳修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是识别真朋与伪朋，然后用真朋、斥伪朋，这对于国家兴亡至关重要。“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朋党论》从是非标准的角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这一不同凡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区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欧阳修看来，道与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标准。关于道与利，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孔子哪里。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千多年来，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判断。道与义实际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话文中就成为一个词组。所谓道，现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欧阳修那里，是指道义、忠信和名节；利现在是指金钱和物质利益，在欧阳修那里，是指利禄、货财。从哲学上分析，道与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道是利基础上的道，利是道引领下的利，道与利统一是最佳境界。当然，道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会经常发生矛盾。当发生矛盾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崇尚道、淡泊利。因为道与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即使是利，还有大利与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小利是指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大利与小利也是可以统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对立的时候，能够做到先大利后小利，或区隔大利与小利，绝不以小利为害大利，这也不失为一个君子的品行。欧阳修为了论证说理的需要，似乎把道与利割裂了开来，认为同道为朋是君子，同利为朋是小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议论和辩驳有的时候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与君子的价值取向不同，小人只有利而没有道，“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而君子是重道不重利，“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与君子结朋的目的不同，小人是“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意思是，小人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援引而勾结成为朋党，这是虚假的现象。等他们看见利益就争先恐后地去争夺，或者利益已被夺光而交情就疏远了，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君子是“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意思是，君子以道来修身养心，就会志趣相投而互相补益；用道来为国家办事，就会志同道合而同舟共济，并且始终如一地相处。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的性质不同，小人之朋是伪朋甚至是无朋，“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而君子之朋则是真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就是真朋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

《朋党论》从历史史实的维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朋党论》中一共举了6个史实，其中三个是正面史实，三个是反面史实，充分论证君王用君子之朋则国兴、不用则国亡的道理。正面史实第一例是尧的时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这里所说的共工、驩兜等四人，实际上是四个反对尧的部落首领，而八元、八恺是支持尧的十六个部落首领。舜辅佐尧，斥退共工等结成的小人朋党，重用八元、八恺结成的君子朋党，实现了天下太平。第二例是舜的时代，“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这里所说的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是上古传说中舜的臣子，实际上是二十二个部落首领，其中皋即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员；夔是掌管音乐的官员；稷是掌管农业的官员；契是掌管教育的官员。这二十二人结成君子之朋，互相赞美、推举和谦让，而且都被舜重用了，天下也就安定了。第三例是周朝，《尚书》说：“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欧阳修认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反面史实第一例是殷纣之时，其特点是“人人异心不为朋”;“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这是说，纣当政的时候，他的臣子各怀异心，不结朋党，但纣也因此而使商朝亡国。第二例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实为桓、灵两帝，其特点是“禁绝善人为朋”;“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意思是，汉桓帝、灵帝两度大批拘捕和杀害名士，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等到黄巾军起义发生时，汉朝天下大乱，才后悔醒悟，解除对党人的禁令，把他们全部释放出来，但为时已晚，已经无法挽回混乱颓败的东汉王朝。第三例是唐朝末年，其特点是“诛戮清流之朋”;“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朋党之论，是指唐穆宗、宣宗年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发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宗派斗争，历史称为“牛李党争”.到唐昭宗时期，以党人之争为由将朝廷中的名士加以杀害，有的被投入黄河，还说什么“这帮人自命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进浊流中去”.于是唐朝也就灭亡了。客观地说，商纣和汉唐的灭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史实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朋党，而在于能否识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他进一步用舜的例子加以说明：“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金圣叹评论《朋党论》是“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历史上尤其是文学史对《朋党论》评价甚高，认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尽管如此，也难以掩饰文章的缺憾。《朋党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说服仁宗皇帝，但仁宗不仅没有被说服和感悟，反而将欧阳修贬出了京师。后人对《朋党论》的观点也不尽赞同，清朝雍正皇帝对欧阳修极为不满，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有之”,并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在我看来，从文章风格和写作技巧而言，《朋党论》确实是一篇好文章，立论新奇、逻辑严密，洋洋洒洒、气韵生动，但其主要观点和思想价值，却是有着可以商榷的地方。《朋党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欧阳修做学问的态度，敢于在不疑处有疑，对朋党这一概念提出疑问。一般认为，朋党一词为贬义，是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结成的政治派别。传统文化对于朋党也是否定的，《尚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也说：“君子群而不党”.欧阳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论证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王要善于辨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等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可以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欧阳修做到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同时，《朋党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欧阳修写作《朋党论》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庆历新政和国家兴亡治乱。正是这一家国情怀，使得《朋党论》受到了超越其自身价值的历史评价，使得像欧阳修那样的士大夫受到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高度赞誉。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知识分子一定要弘扬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5].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来源：共产党员网）

第二篇：朋党论文言文

朋党论文言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朋党论文言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朋党论》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翻译/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朋党论

宋代·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第三篇：读“论友谊”有感

读“论友谊”有感

时代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人说如今的社会已是人情冷暖，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大家就是朋友，一旦利益冲突就会形同陌路甚至转变为仇敌；也有人说无目的性的交往是不存在的，不同的交往目的往往决定着不同的人际关系……友谊，在任何时代都会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因为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而在如今的社会，随着人际关系的日趋紧张，人们也开始担心友谊是否变味了。

随着网络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了另一种交友方式——网上交友，于是产生了另一类朋友——网友。网友们通过互联网址这大平台运用各种各样的聊天工具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交朋友，交友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点一下鼠标按一下键盘，许多朋友就会给以回应，再也不用担心会因自己相貌丑陋而交不到朋友，也不用担心自己窘迫的家境会成为交友过程中的桎梏，因为对方对自己的相貌家世一无所知，也不必为了说了大话而感到愧疚，因为大家都身处虚拟世界。这种虚拟世界另类的友谊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交友失意身心饱受挫折的人们拥有绝对的吸引力，是他们逃避现实寻找安慰的避难所，是他们大展“交友才能”的平台，同时也是软禁他们心灵使他们更加远离人群，更加不善与人交往的牢笼。网络世界的虚拟的友谊，给予不了人们心情上的平和，带来的是人群疏远后的无尽的寂寞。

传统的人际交往是建立在人与人的面谈接触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否真心要与自己交朋友，是否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是否是一个值得自己深交的人，一般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看出来，虽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善于伪装的人，但那也是极少数。然而网络世界的人际交往更多的是依靠文字或语音，说话的时候看不见表情，只有一段有一段起伏的文字。而对那些网络上不知身世背景及品行的网友们，许多人抱以轻信的态度。也许我们把那些网友当做自己的知心好友可他们却表面附和背地里咒骂我们的天真；也许那些网友一边发送着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的话语一边着大笑着揶揄我们的笨拙；也许那些网友一面信誓旦旦让我们与他分享我们的秘密并保证绝不说出去，一面又把我们的秘密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的笑话说给别人同笑。诸如此类，我们无从得知。在现实世界失意的人们企图在网络世界的虚拟的友谊中找到安慰，这种空洞的心理造成了人们心灵防线的削弱，酿造了他们轻信网友的结果。网络世界的虚拟的友谊，给予不了人们理智上的扶持，带来的是盲目轻信过后的深深的懊悔。

紧张的人际关系持续着，越来越多的网友诈骗被爆料出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牺牲者，与此同时又有更多的人投身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企图感受网上交友带来的刺激与满足感。是人们不善于吸取教训，是现实过于残酷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虚拟友谊中获取安慰，还是复杂的利害关系，社会关系已使人们的友谊到了频危的地步？我们不禁要问，那种网络世界的虚拟友谊，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它？我们的友谊真的变味了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而我的答案是：真正的友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神圣的，犹如灵魂的一部分，有时会因一时的糊涂失意而迷失，但终有走回正道的一天，友谊的真谛没有变也不会变。那种网络世界的虚拟的友谊，它只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幻境，需要我们用十倍的努力去正视它并勇敢地走出去。它只有作为工具为我们所用为我们传递信息才有价值，不应成为使我们迷失自我的垃圾产品。

第四篇：读《肇论》有感

《肇论》，顾名思义，是僧肇所著之论,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僧肇，京兆人。他起先是研究老庄思想，后来转为研究佛教，成为鸠摩罗什的著名弟子。由于鸠摩罗什系统全面地译出了大乘佛教空宗的理论著作，因此僧肇能完整地接触和理解关于般若性空的思想学说，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精到的研究，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肇论》就是由僧肇所写的四篇文章所组成，分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磐无名论》。该论较为清晰地表明了僧肇对佛教的见解及立场的扼要部分，并对魏晋以来流行的佛教般若学各家学说作了总结性的批评，完整地阐述了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教义学说。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该论与以往印度哲学对佛学思想的论证方式有所不同，它与中国老庄的玄学结合在一起，以中国式的思维和理解来叙述和探究了佛教的教义。《肇论》里的许多内容采用了老庄之语作例子，文笔优美，结构严整，深寓哲理。下面就先来谈谈笔者所理解的《肇论》所揭示的主要内容。该论的起始部分是一小段涵盖整篇文章中心内容的《宗本义》，它较为简单地概括了下面四篇文章所要阐述的佛理，起统摄全文之用。“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一义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讲明了下文所极力探讨、论证的道理。接着点明了认为只有把“性空”看作是“诸法实相”，才是“正观”。

接下来的第一篇正文是《物不迁论》，此论主要针对“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的常人关于事物的认识，即把万物看作是迁徙变易，不断变化的实在的观点而作。僧肇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大智度论》和《中论》有关“法无去来，无动转者”的说法，认为事物本无“来”，亦无“去”，表面上看事物在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运动。他既反对万物皆在运动的见解，又反对万物都处于静止的说法，而主张“动静未始异”，即动即静，动静一如。依笔者的理解，主要是讲了两层意思：首先是以物体的本性不变，即“物不迁”来消除常人关于世界现象川流不息的断见；其次是以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生生灭灭的现象来打破常人认为事物固定不动的认识。该文章主要阐发了物体性空的学说，认为事物的本性就是空，这个本性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虽然事物有生起、流转等的现象，但其本体是永恒不迁的。

其次是《不真空论》。从题目来看，隐含了这样的意思：由“不真”导致了“空”，正是因为万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是因因缘生灭的，没有一种自主的内在本质作为支撑，因而是“性空”的。正所谓是：“诸法虚假，故日不真。虚假不真，所以是空”。这篇文章主要针对般若学系中谈“空”时的偏颇而作。文中主要谈到了三家的观点：“心无”派认为，空就是指内心不要为外物所迷惑，并不是说外物不存在；“即色”派认为，物的产生来源于内心有关物的意念，所以“虽色而非色”，物其实并非物，这就是空；“本无”派则“直好无之谈”，认为“有”是从“无”产生的，从无到有，这就是空。僧肇对这三家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它们都没有真正从有与无的关系上理解空的意义。“有”指的是物体存在的这个现象是真实的，但万物都赖因缘条件产生灭亡，本身没有自性，故“有”只是“假名”而已。物体的本性只能是“无”、“空”。当然，这里的“无”也不是指绝对的虚无，一无所有，幻化变现出来的事物是有影象的，只是它不是真的罢了。所以，僧肇认为“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并不是说离开具体的事物，另外存在一个无、一个空，然后凭借这个无、空去否定万物。而是要领悟到“立处即真”，物体本性就是空，凡有物的地方就有空，空存在于万物之中，这才是般若学中的空义。

第三篇是《般若无知论》。“般若”是佛教对智慧的称呼，佛教所谓的智慧与一般所谓的聪明才智的意义有根本的差别。佛教的这种般若智慧是一种超越人类的一般认识能力之上的神秘直观认识能力，它不依靠人们的感觉、思维、推理就可以得到最高的真理。本文前半部分主要是阐明了般若的特性、功用。僧肇认为般若是无知无相的，但它却无所不知，可以照明万物。这种由修行而获致的智慧（般若）是超越凡夫的认识的，不存在一种分别对立意义上的知识，所以叫做“般若无知”。后半部分则用问答的方式，僧肇回答了九大诘难，针对其它错误的观点：以为般若有知或有所取的观点而进行驳斥，更深入地阐发了“般若”的特性。文中说：“取相故名知”，指的是一般的认识是由形相引起的，有生灭的现象，才有通过认识这些现象得到的“惑知”。而般若所要认识的是反映事物本体、实质的“真谛”，“真谛自无相”，也就不可产生“知”。而且有所知，必然有所不知，只有无所知，才能无所不知。这一部分大多采用的是旧译经典，多借用老庄的语句来发扬他的佛教要旨，表明了僧肇受老庄影响之深。

最后一篇是《涅磐无名论》，“涅磐”是佛教所推崇的修行的最高境界，也可谓是成佛，是最完满的一种境界。它的特点是超越言语思想的表现，既没有生灭，也没有名相，决非言语所能表现的，所以叫做“无名”。

此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九折十演，九折托为“有名曰”，包括核体、徵出、搜玄、难差、责异、诘渐、讥动、穷原、考得。十演托为“无名曰”，包括开宗、位体、超境、妙存、辨差、会异、明渐、动寂、通古、考得。文章通过“有名”与“无名”的一问一答，穿插排列，铺成全论。主要说的是涅磐是寂寥虚旷、徵妙无相的，既不可能通过言象表达，也不可能由心感知。所以，“有余涅磐”和“无余涅磐”的称谓和区别，“良是出处之异号，应物之假名耳”。其中比较独特的地方是强调“渐悟”,认为“结是重惑,而可谓顿尽,亦所未喻”,并引用《老子》的思想来证明:“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为道者,为于无为者也。为于无为而曰‘日损’,此岂顿得之谓?要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损耳。”

总的说来，《肇论》有比较严密的逻辑顺序，四篇文章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层层递进。首先是《物不迁论》中通过对时间的否定而将本质与现象、运动变化与静止不变融为一体,达到真正的永恒。这里的“不迁”不是长时间,而是无时间。主要是从动与静的范畴来解释了“性空缘起”说。接下来的《不真空论》则是从有与无的角度来论证中道缘起的：客观世界就其本体而言是虚幻不实的，因此是“无”，但这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又表现出种种现象，所以从这些现象讲是“有”。但这种种“有”是一种虚假的现象，故是“假有”。“有”和“无”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现象和本体应当结合起来看。应该就万物的假有去把握其本性的空无，才能真正体会般若性空的意义。在接下来的《般若无知论》中,僧肇则更直接地从认识论角度探讨认识问题。认为般若是本性空的，它无

二、无相、无分别知，可以观照万物，体用不二。正是由于前面的“不真空”、“性空缘起”才出现了“般若无知”，这才是最高的智慧。最后的《涅磐无名论》则相当于是前面三篇文章的一个总结，在重复上面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佛教的最高境界—“涅磐”，并阐述了它的一系列特性。僧肇的这四篇论文,将佛教哲学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继承了大乘佛教般若空宗的思想。其中，他通过老庄玄学的思维范畴，如有与无、无知与无所不知、无为与无不为等来表达自己的佛教思想,形成了一种玄学化的佛学思想,为后来创立中国佛教哲学体系有很深的影响。

笔者所理解的佛学思想是一种具有体验论的思维方式，它所蕴涵的内容必定是带有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带有其内在经验上的一种体验的。它与老庄思想的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试着回忆一下，每当社会发生巨变时，例如SARS的出现，老庄哲学和佛学都会被重新受到重视。思想的这种重复性似乎可以告诉我们：社会越发展，越进步，人们越容易被外在的社会所同化而失去主宰，越是失去了作为人本身的生活意义，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沉沦。佛学思想却可以提醒人们，使人们反省自身的处境、探究生活的意义，有很好的安顿人心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佛学给予我们的并不仅是它的深奥的佛理，普通大众不一定可以理解这些玄乎的道理，最重要的是它给予我们一种心境上的豁达、一种积极的安顿人生的方式。或许这也是佛学可以流传至今并受到关注的一大原因吧。

第五篇：读《论人言可畏》有感

读《论<人言可畏>》有感

我曾经庆幸自己能够学新闻专业，但偶尔的机会读了《论<人言可畏>》之后颇有感受，深切感受了“人言”的威力。也许这篇文章能够提醒我以后的职业之路，至少可以说能够引领我的专业之路。

记者有被称作“无冕之王”、又被称作“第四种族”的、也有被称作“第四权利”的。从这些称呼也可以看出记者先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曾是抨击小报记者，因他缺乏客观公正吧！所以将当时娱乐明星阮玲玉的境况写的欠考虑。也许没有这些专业知识不过关以及道德水平不及格的小报记者的话，命运主宰这当然是她自己。他们就像古时候部分清浊的地方官，诉讼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收受钱财的多少，哪管得“人言可畏”！

少数记者前一句嘴上念叨自己是人民之喉舌，下一步就是毁人名誉文章的刊发；前一句说是调查取证，下一步就凭空捏造；前一句说是说人言可畏；下一步就按部就班……

“人言可畏”是阮玲玉遗书中的原话。用现在的话，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她的死，正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年代，无疑成为民众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就如现今一些八卦媒体向观众提供的娱乐新闻一样，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话题。正如鲁迅的话“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是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还是说淡、淡、淡。”当然，时间能把一切东西冲淡。然而媒体在诉苦，这事与它毫无关系。“也不尽然”，轻描淡写，委婉的回绝了它的观点。也预示着当时媒体的详情，更重要的东西在这四个字之后。又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所有的愤懑全在“也不尽然”这几个字中流露。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又一次绝对的肯定。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中央知名新闻栏目记者来到地方报道一个“背光”事件。由于没有受到地方官员热情招待，被报道事件毫无疑问登上了这个知名栏目某一期、、、、、、这个地方受到中央重视。最后有人透露被报道地方之所以被报道缘由有三：第一；没有受到地方热情招待；第二;自己是中央来的记者采访费太低，都没有地方记者的采访经费多，第三；你们没有足够的重视记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记者优越感”超强的实例，所以说“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

令我铭记的还是这句“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她它弱者，但对弱者它却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忍声吞气，有时仍可‘耀武扬威’。”然而，鲁迅先生并未让我们失望，最好的诠释仍旧出自他的笔下。新闻工作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仍然有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于现状的中庸思想。所以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弱者它却是强者。它的变化如同阿谀奉承的小人物一样，上级面前毕恭毕敬，下级面前耀武扬威。也许新闻自出生那天起他的属性可能就包括小人物的性格，却实，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游离。

女人还没得到彻底解放的那个时代，凡事触到女人话题的，都有信口雌黄之嫌。也许女人在那个时代的报章新闻占过“半边天”。值得深思的例子不少。“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确实是你怎么知道？你是遵循了新闻的原则还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切身的采访。可能你在卖弄你的文采，但你同时出卖的是你的人格和道德。旧时的新闻肯定有不完善之处，肯定存在有“一心只写圣贤书”，全凭直觉判断，任凭词藻的发挥。喜欢加上额外的描写，也许是想多赚几个铜子罢了。何必这样劳民伤财呢？更加厉害的是下面这一例子。

一女孩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到“小姑娘独宿，不惯无郞，”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蘸了两回，原来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笔下，就有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是怎么知道？何来职业道德？可谓是杀人机构。可能这位连武则天的性别都不分，也可能都没见过这位“私奔女”。再没有沾染鲜血的笔杆上，仍旧进行着他们那些有头有理的伤害。然受害者不计其数，对象却是普通的民众，而他们在另一边却高歌，自己是人民的喉舌。因为“有闻必录”或“无能为力”，都不是有责任心积极向上的记者所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中，并不如此，——他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如果说媒体走到毫无责任的时候，那它也走到末路，将会“寿终正寝”。因为媒体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始终牢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因为人言可畏、众口铄金，更是因为它对社会更伟大任务负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对媒体、报刊丝毫的畏惧和敬而远之的态度的话，没有了职业优越性的话，那么，报章才算是真正的报章。遵循了新闻的原则，哪管的上人言可畏呢？

姓名：董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