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融大崩溃》有感

第一篇：读《金融大崩溃》有感

谈判金融危机

——读《金融大崩溃》有感

然磬

崩溃，崩溃，是美联储和金融大鳄高级谈判家们印向的结果，是这个连美国政都无法约束的，不属于美国人民的“超级银行”的最后呐喊。

《金融大崩溃》第二版讲的是国际金融大鳄盘旋在危机边缘的故事，雷曼兄弟倒闭到银行国有化，从投资银行的兴起到疯狂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从国家与国家的较量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作者梅森用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预测分析能力，讲着天衣无缝的金融战争的故事。

这个世界从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就没有安分过。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所牵连，都希望能从深层次上理解并解释这场危机的成因。与此同时，政府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无论何处方式，都或多或少的摊薄了现有的财富。出于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还是希望能找出一种全新的思路，在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能彻底解决这场危机。在贪婪的银行家的鼓动下，废除1933年银行法，放松管制，解除了套在老虎头上的枷锁。逐利本性，促使银行家揭开了次贷的潘多拉盖子，引发了埋葬自己的危机。热钱在次贷危机中撤出，在政府焦头烂额之极，又掀动了大宗商品的泡沫。在应对这一方式过程中，单纯的货币刺激，财政刺激，以及量化宽松等方式都粉墨登场。虽然中断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衰退周期，但是以货币供应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就是用通货膨胀替代了萧条而已。财政刺激，量化宽松等政策形成以刺激行动和复苏乏力为特征的第二阶段危机。随后第三阶段形成了二次衰退的威胁，希腊，塞浦路斯陷入通货紧缩，竞相采取阻碍全球化发展的退出政策。在新自由主义陷入困境时，他们迫切需要采取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或阐述资本主义发…

危机到崩溃有一条明显的脉络：美元贬值，石油、贵金属、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接着信贷“失控”,股市、商品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贵金属交易市场建立大量的高位空头头寸；并且利用媒体制造出还要继续上涨的世界舆论点燃次贷的导火索“贝尔斯登”然后推波助澜：利用拯救次贷危机的名义大量增加流动性“大量投放美元”来进一步加剧美元贬值，使得次贷危机不断深入发展，在危机中不断以“收破烂”的价格收购拥有大量全球性资产的金融机构。

2008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干预。美国财政部也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开始收购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正在改变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国会山两周：美国7000亿救市案起死回生.虽然，“华尔街上那些贪婪的猪不值得勤劳的美国公众伸出援手”,但是迫于情势，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在几经挫折后终于出笼 　政府必须对救援过程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并为因还不起贷款而面临房屋被没收的房主提供新的援助。几经拉锯，财政部在这两方面做出了让步。然而在对获得政府援助的金融公司高层薪酬实施限制方面，在美国国会就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的7000亿美元危机解救方案激烈辩论之时，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John Cochrane为首的美国一百多位经济学家，联名给国会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反对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的这个方案。这封信征集到了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签名。但是，哈佛经济系只有四个人签了名，但没有一个是做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专业的。普林斯顿经济系没有一个人签名。事情显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对于知识精英荟萃的哈佛和普林斯顿来说，沉默既是一种表态，又是一种谦逊。秘密或许还在于：领头提出这个解救方案的是这样两个人：保尔森和伯南克。他们，一个是华尔街当之无愧的代表，另一个，则是全美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当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媒体戏称，伯南克这个研究危机的经济学家终于派上用场了。如果最熟悉华尔街的保尔森和经济学家伯南克都无法拯救美国于危机之中，美国还能指望谁？

身为经济编辑记者和《卫报》（The Guardian）专栏作家的梅森即使十分新自由市场但并不心存绝望；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到达了其适应能力的极限，” “一旦资本主义无法再适应技术变革，后资本主义必然到来。书中梅森的论述富于激情——他并不掩饰自己对全球精英的轻蔑——他的文章有时充斥着强烈的愤怒，以至于让人感到明显的讽刺。

书中描绘了许多关于经济学家伯南克的立场.这位有神童称号的美联储前主席，位居南卡罗来那州的头名。早慧的少年时代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他作为经济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的本能。他曾对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代和其他金融危机进行过研究。书中写道，伯南克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信贷体系如何运转，以及抵押贷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知道何时运用降低利率平息信用恐慌，防止贱卖债务。他也更多地向美联储副主席、格林斯潘时代危机的资深人士唐·科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总裁蒂姆·加斯内寻求建议。伯南克的行为决定了他拥有评估金融危机风险，也决定了这何时会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的判断力和领导力的较量会议，他深知以及在危机到来之际，如何进行干预以应对危机。伯南克曾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提道，”一些大型投资银行以及私人投资者的疏忽，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关于美国的”双赤字“问题，伯南克认为，美国外债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的实质性转变“,这种转变将这些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借款者变成净放款者。穷国的钱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通过新版救市方案后，美国的融资来源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作为美国国债最大买家的中国，认购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协助美国渡过难关。掩人耳目的救助计划是否只能得到泡沫的幻影。美国经济不是信心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等虚拟经济的问题、而是真的出现问题了。

《金融大崩溃》这本书最吸引人的是关于欺骗和权力的故事。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说的那样，”货币当局制造了泡沫并导致未来的惊恐，后来的货币当局只好用更多的货币来补窟窿。货币不是中性的，是维护过去生产结构的，而是权力式的，是可以重新塑造新的生产结构的。“ 美国政府利用权力强迫债转股互换或免除债务。也许这有一些侵犯私人财产权的味道，但跟保尔森式的救市相比，它更道德，也更有效。不过，对于那些犯下错误的金融企业来说，由纳税人来救市具有免费性，因而更具吸引力。但很显然，华尔街渗透和控制下的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

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欲望是无限的。资本运动始终以资本增殖为其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资本逻辑从未改变，只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形式——资本的形态在变。就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重心转移一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公共资本以及资本未来其他新形态的出现，越来越更为广泛地表现为取决于社会的需求——欲望体系的变动趋势，以缓解和分散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社会冲突，从而使之能够持存，实现永无止境的增殖目的，直到冲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极限。书中的冷血的资本主义者一边为了实现永无止境的增殖目的，一边成为一个哲学家或心理学家，赢得政治信任，懂得与最小成本换来妥协。但到达极限，道琼斯股指也为雷曼的陨落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大跌的步调。现在新的资本增值的方式是不段扩充衍生品所带来的风险，通过其发挥的杠杠作用，导致了难以控制的增值的欲望的和系统风险。不能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不要因为危机因噎废食。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促进经济虚拟化来促进合理配置资源催化生产力更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说起金融危机的根源，有新自由主义体制论、经济结构失衡论、人性贪婪说、资本主义制度论以及金融体系缺陷论等等。其实这些结论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在人性贪婪的诱导下，新自由主义体制和金融体系实现的强化更加”脱域“的资本愈多地趋向投机，加剧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书中对新自由市场采取批判的立场，如同书中说谢尔曼可以在趁人切蛋糕是就收集黄金屑，负债对美国人没有约束力，相反是借之来获侥幸之利的方式。美国很多州的房贷通常是”无追索权“贷款，如果房屋业主断供，债权人可以收走房产，但他们却不能用其他的资产或收入来弥补欠款，这培育美国消费道德，缺少责任感。

长期看，全球增长前景暗淡，人口红利和追赶红利等惯用方式逐渐失效，中国把投资增长模式走到极致，美欧把货币宽松模式走到极致，资源终是有限的，这导致全球在危机中不停的谈判和博弈，在一国内和一国外，大家都谈判着新的利益分配方式，不能对十分细微的变化熟视无睹，学会捕捉预警信号，学会改善狭隘的眼光，如同英国退欧一样。

全球面临严峻的结构性矛盾，我们要看清”现实“,也许此刻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时期".

第二篇：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因此研究或者说接触近现代史最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但《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茅海建先生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后，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

天朝的崩溃，光看其题目，就大致揣测出这是一本讲述清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书，也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是如何终结的。其中的“天朝”，“崩溃”用得恰到好处而别有深意。“天朝”直接的指出了清政府的无知与愚昧，极强的表现出对清朝的讽刺,“崩溃则”表现出清政府的灭亡是无可避免的是不可逆转的。

 《天朝的崩溃》一书先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方的实力进行了分析比较，包括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从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清政府除了从gdp意以外无论从哪方面都弱于实力强大的英军。再从鸦片战争的起因看表面是鸦片引起的，但其根本可以从读者一句十分凝练的话得出: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西方平等待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其次，它围绕一些晚清时期我们所认为的汉奸及英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琦善、奕山、牛鉴之流是历史上著名的卖国贼，如果把鸦片战争搬上京戏的戏台，他们必是曹操般的大白脸。而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则是一个个正气凛然的名字，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一派全民族上下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架势。鸦片战争会失败，败在昏聩的皇帝、腐朽的社会制度、无耻的卖国贼。如果……历史必将改写。这是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鸦片战争史。

。关天培、林则徐的红脸，奕山、琦善的白脸，其实是经过后人的描画，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关天培自己未必以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更多的可能是坚守了职位的本份；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或者说林则徐的真实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一个被清政府官场蒙蔽的普通官员罢了；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连道光这个老皇帝，他当不好这个皇帝、眼界不高、谋略不深都是有的，但国是他自己的，总谈不上自己出卖自己。我们一直推崇的爱国派实力未必弱，被唾弃的投降派声音未必强；爱国派其实是主战派，投降派其实是主和派，更大的差异来自意见的不同；爱国派的立场未必是爱国，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卖国；真照爱国派的主张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失与敌手。

之后，此书又对《南京条约》及其后续各种条约的签订过程与其后果进行描述，其中有一个令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细节。在虎门签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等条款，并不象历史书上说的是英国政府强迫订立的，而是主和的官员自己追着英军要签一个对清政府有利的补充协议的结果，自己把英国人本来没有提出的要求拱手送人，人家当然受之不却。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例如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他们要求“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商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因为“如何处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纠纷而不引发衅端，成为其心头大患。为了简单明了且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干脆将对英人的审判权主动拱手予英方。”

而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从书中列举的材料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正牌的历史书上写着，老百姓是多么的爱国，英勇杀敌。

事实上是，当清军和英军在珠江上激战时，很多老百姓木然的在岸上围观。

老百姓和英军开战，因为英国人挖了他们祖坟，QJ了他们的女人。

战果也由击毙数人，被夸大至数百人，而击毙的所谓英军头目，更是为了邀赏而进行的谎报。而后来的以讹传讹既是受了当时各级官员出于各种目的谎报的错误信息诱导，同时也是后期革命斗争宣传实际需要的结果。

历史的真实就是这么让人失望的，但这就是历史。

。。。

读完《天朝的崩溃》我在想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和今天的中国面临全球化、地球村的现状有什么不同？我们引进无数条相似的生产线，和他们照着西洋图示造炮有什么不同？我们牺牲环境、牺牲信仰发展生产力，和他们主张西学为体、中学没用有什么不同？我们口口声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他们按天朝方式办外交有什么不同？

我在想历史到底该怎么写？怎么读？

作者强调指出，“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而一切出于“愤恨”、“不服输”或其他目的而对历史进行的“神话”或“鬼话”的实践，已经超越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只能白白浪费历史的宝贵财富。

对历史真相的执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惜49年后中国的历史学界到今天，才开始多一点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而60、70、80，乃至90年代的大众都被迫长期戴上一副政治正确的眼镜，取下眼镜来，竟还觉得眩晕、慌张，对历史真相，恐怕非有点执著的精神不可。

历史演变轨迹的呈现。我们从小的历史课说：人类社会必经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而真实情况确实：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大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书中作者用黑体字写到，我也用此来结尾吧！

第三篇：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书报告 读完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之后，第一感觉是书写得很好看，少了历史专业书的那种枯燥，有一种非一口气看完就不罢休的冲动！

“天朝”直接指出了清政府的自大，“崩溃”却正表现出清政府无法避免的灭亡，暗含对于清政府腐败的讽刺。

书首先对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方的实力进行了分析比较，包括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从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清政府无论从哪方面都弱于实力强大的英军。

一、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并未建立现代化的成建制军队。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鸦片泛滥，贪腐严重，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弱。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显然这样是无法占据优势的。

二、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杀伤力小，更加难以置信的是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这些当然无法和尽力过工业革命的现代化的英军相比。

三、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是在镇江，也仅仅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指挥官中一品大员就死了四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二品大员中也有京口副都统海龄、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人阵亡，这些都是清朝最能征惯战的将领。

回顾整场战争，战争的失败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战后的反应。统治者继续沉醉于“天朝”的旧梦；朝臣们只关心自身仕途升迁；士子们依然闭门只读圣贤书，向往“治齐修平”；思想家囿于资料匮乏，对西方不甚了了，无力开启民智；“庶民”则依旧忙于各自生计，默默承受着因战败而带来的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整个“天朝”朱颜未改，依旧沉睡不醒。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列强联手，八国联军进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残酷命运，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直至80年后“五.四运动”民主渐开；再至107年之后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读完整本书，对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只是像我们中学历史书上简简单单的几十页内容，它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屈辱，是我们世世代代应该铭记的~

一，我们所经受的历史知识教育，是如此的匮乏！而因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又是如此的片面！我们只知道林则徐、关天培爱国忠君，是民族英雄；琦善、耆英，李鸿章等卖国，是民族败类。我们常常将爱国者流放、卖国者当道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事实上，林、关等人自有其自身局限；琦、耆之辈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积弱，而统治阶层不识世界形势且夜郎自大，结果并不是几个人就能改变的，战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二，鸦片战争不久，与我们相似的日本，也遇到了和“天朝”同样的问题。1853年，美国的军舰驶入东京湾；第二年，迫于压力，日本开国，开始与列强

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但是开国之后，西方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涌来，刺激了日本统治者和国民，反倒引起日本民族不息的奋斗，完成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气势汹汹地打到了“天朝”的门口，效仿诸强，要求割地赔款并享受与列强在华同等的权利。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讲，日本成功了。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崛起，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两个处境相似的民族，被迫开国后不同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难道不发人深思？

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前提是我们应该知道这“史”的真相！以史为鉴，籍着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而后有所作为，才是必要和必须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中国必须强大，才能不再遭受屈辱。毕竟，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落后挨打，仍是当今世界隐而不宣的内在逻辑。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也许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

第四篇：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拨开迷雾看历史------《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还原史实

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茅海建先生他的成名作《天朝的崩溃》分析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中投降派当权，也不是因为有汉奸领路，但是中国仍然一败涂地，根本的原因在于清帝国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到战术思想、武器装备的全面落后。

这也许与我们一般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是茅先生用翔实的史料证实了他的观点。在被说服之余，我不禁深思：为什么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如此多的误解？进而疑惑：难道那些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人物，都如此般严重偏离史实么？ 历史教科书一贯被目以统治者宣传的感觉，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一般的史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不知不觉便跟随主流史观，而忽视了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例如史界一贯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而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八人访张学良时问，蒋介石是否下过手谕令张不抵抗，张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我下的指令，与蒋无关。

在并无有力的证据下，此观点却被作为蒋的污点被大肆宣传，深

入人心。虽偶有人质疑，亦旋淹没于众口之下。一如于此，琦善，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的面目在久经描画之下，也趋于两极：好者极好，恶者极恶。而茅先生此书则如卸妆水般，抹去了遮盖与歪曲，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研究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历史中的错误，在茅先生的书中分析了鸦片战争中从高层决策者到底层执行者所犯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而且从书中可以看出清帝国对这次把中国带入世界的战争的反应实在是可以用无动于衷来形容。挨打之后，赔款、割地、丧失主权等等。清帝国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吸取根本的教训，而且整个帝国社会依然是那种自大自负的心态。其结果当然可以想象，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挨打，所以就有后来的一系列的列强侵华战争。在这不得不提一下清帝国的老邻居兼老学生—日本，日本向中国学习了1000多年几乎完全吸收中国文化，但是在其遭受列强侵犯的时候，整个国家与民族都是与清帝国完全相反的行动，他们开始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吸取欧洲先进文化，整个国家呈现一派向上的景象，就这样这个一直以来是中国学生的国家反过来赶超老师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而要注意的是鸦片战争的发生时间比日本维新要早很多，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没干，就这样等着一次又一次的挨打，才有了一段又一段的屈辱史。在这，我不想做什么假设，历史更不容许假设，我只能说历史的意义就是告诫后人，警示后人。

启迪今日

在本书序言中，茅海建先生提到“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时光流

逝而意义日渐。鸦片战争则不然。”“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书中罗列了清帝国一系列的失误，最终发现，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失误，在当时的环境下原来都是情有可原，理所应当愚昧，主和派亦愚昧，皇帝、官员、平民都愚昧，上下一团黑，失败乃是必然。时至今日，钓鱼岛问题成为热点，不少人鼓吹要和日本打一仗，然而正如茅先生所言“对现代化的敌人，只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取胜。”也许今天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可以和日本抗衡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自信和豪迈终于让我们动辄就有底气喊出对某国“经济制裁”的豪言壮语了。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间，“单腿走路”的结果就是经济一枝独大而其他领域望尘莫及，尤其是文化建设的落后和二次改革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正陷入了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问题频出的尴尬境地。而这些，也正在阻碍着中国社会良性发展和进一步的全面现代化。而没有完全现代化的中国，想要收复失地并战胜现代化的日本，显然还不具时机，当然我们也相信中国终将会有这个实力。

如当年的大清一般，中国目前更重要、更紧急的是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度陷入落后挨打的状态。最后祝愿我们的国家真的繁荣富强。

第五篇：读《天朝的崩溃》有感3

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201011010107丁力

对于鸦片战争，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不过是教科书上那么两三页纸的内容，大致包括禁烟运动、琦善等的卖国活动、关天培等的以身殉国、三元里抗英运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标题。《天朝的崩溃》通过详细的考据，把过去这些标签还原为一个个分明的细节，使我们有机会跳开所谓的“盖棺定论”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主和派和主战派并不象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是抗争和投降的争议，其实更多是政策上的分歧。当时的“剿”“抚”之争更多是道德层面的考量，至于双方实力的评估、情报的收集、技术方面的准备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一、主战的官员是愚昧的：

他们认为“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英军的‘船坚炮利’只不过能逞威于海上，而清军在虎门等处海岸、江岸的接连败仗，关键在于主帅和将士们的胆怯。身心处在中世纪的人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变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

于是，在实际政治运做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在当时主“剿”官员的奏议中，我们可处处看到此种“理性”的张扬。所以，失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却没有一个人从技术上吸取教训。

二、主和的官员也愚昧：

《南京条约》就不多说了，败军之师本来就没有多少条件好讲。而在虎门签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等条款，却并不象历史书上说的是英国政府强迫订立的，而是主和的官员自己追着英军要签一个对清政府有利的补充协议的结果，自己把英国人本来没有提出的要求拱手送人，人家当然受之不却。例如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他们要求“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商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因为“如何处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纠纷而不引发衅端，成为其心头大患。为了简单明了且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干脆将对英人的审判权主动拱手予英方。”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而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从书中列举的材料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斗争的原因更多是出于保家，而不是卫国，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战果也由击毙数人，被夸大至数百人，而击毙的所谓英军头目，更是为了邀赏而进行的谎报。而后来的以讹传讹既是受了当时各级官员出于各种目的谎报的错误信息诱导，同时也是后期革命斗争宣传实际需要的结果。

“实现近代化”的理论着实不新，但一百几十年过去了，远有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近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反动，都是曾得到一定范围内大多数国人拥护和支持的政策。今天的我们也还能见到中西文化体用之争，还能

看见东方即将压倒西风的狂妄，还能看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自信，甚至还有建设儒教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鼓吹。作为学术的研究自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作为实践的指导却是被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内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书中重申“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是有它现实意义的。吃了几天饱饭就颂唱太平盛世，忘记曾经的苦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长期用《环球时报》武装头脑的民族，只会徒增世人笑柄。犯过错不要紧，可怕的是犯错后不思改悔，反而是刻意抹杀。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充斥着权力的扭曲与膨胀，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茅先生在书中所作的扎实的努力，是值得关心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人们真诚的鼓励的。

感谢《天朝的崩溃》还了历史一个真相，让我们感受到演变的轨迹，对这段历史，它的综合与解释理性中含着热忱痛切，令人悚然心惊。愿写历史的人多一些执着，愿读历史的人多一些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