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与刑法》读后感2000字

第一篇：《论犯罪与刑法》读后感2000字

《论犯罪与刑法》读后感2000字

原创： 唐勇辉 浙江凯信律师唐勇辉

在浩如烟海的法学著作中，有本著作绝对堪称旷世经典之作，它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特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近日，我阅读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翻译者是黄风，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要想比较好地理解一本书的内容，必须先从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其人入手，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贝卡里亚（Beccaria）于173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20岁便从帕维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当时正处在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时期，贝卡里亚热爱读书，思想如椽，论理雄辩，他不仅兴趣广泛，知识体系宽广，而且极富想象力和逻辑力。贝卡里亚在24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25岁那年写下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该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贝卡里亚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欢迎和尊重，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该书的问世，好比黑暗中刺破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给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以极大的启发。我认为，只有具有极强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只有具有极强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推理能力，只有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真理的无限向往，才能写出这样的惊世骇俗的文字。如果没有超乎想象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极大的勇气，25岁的年青人也不敢写出这么一本书。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当时和后世受人称赞和佩服的原因吧。

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其真知灼见，痛陈社会沉疴，而且提出了解决办法。伏尔泰语重心长地写到：“《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由此我相信：这样一本著作必定能消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残存的野蛮内容”.就篇幅而言，该书绝对只能算是一本“小书”,全书就六七万字而已，还不如现今很多法学博士的学位论文的字数多。但是，这本书的确是很伟大，该书提出了很多为后世所采纳的刑法学观点，如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罚人道化等。

该书不仅仅是本刑法学的书，它所涉及的法学学科很多，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立法学，社会学等丰富内容。足见作者的知识体系的庞大，逻辑思维的严密。虽然，任何的事物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是，时隔200多年，作为后世学习法律之人的我们即便是站在21世纪审视这本书，依然觉得它的思想中散发着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往前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发展经济，没有好的物质基础，我们一样很难实现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因为囿于物质条件而做不了。同时，我们也要自由，要民主，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所有的现代化都是自欺欺人的。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是基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上帝创世说而展开的。该书认为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自己大部分的自由而分割出小部分的自由给君主而形成的自由的集合就是君主的公权力的来源。同时他认为除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上帝外，没有人可以自命公正地处罚任何人。而我们国家的法学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上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者镇压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贝卡里亚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法律是维持社会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契约。在法律面前，人人生来平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阶级的话，是不会有国家和法律的，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所以才需要法律和维护的统治秩序。

可见，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学和资本主义的法学在理论前提上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鉴他们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和科学成分。所谓“取其精华”.在贝卡里亚的这本书中，虽然没有大篇幅地振臂大呼民主和自由，但是，作为读者的我却在书中看到的都是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思想，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反对君权，反对神权，反对暴政。虽然没有大量笔墨地写民主，但是却无一处不在谴责着当时的野蛮的刑事司法制度。这集中地反映在贝卡里亚对于刑法原则的论述，对有罪推定的论述，对死刑的存废的论述等篇章中。

合上《论犯罪与刑罚》这边小书，脑中一直想着书后最后一句话，那句话实在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堪称真理。“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者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和犯罪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这句话很睿智地道明了现代刑罚的几大原则：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审判公开、刑罚及时性、刑罚及时性、刑罚人道化。纵观本书，尽管并非无懈可击，200年后的我看来它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这本书所闪耀的精神是最耀眼的，这也使得它成为历史上最耀眼的刑法学著作。所以一代代又一代的读者会继续阅读它。我看到最多的是贝卡里亚那个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心、那颗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心、那颗散发着理性与博爱的心。因为有了很多象贝卡里亚这样的学者、智者，人类的知识宝库才会如此丰富。感谢贝卡里亚，因为有了他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后世才能看到这么经典的刑法学著作。

第二篇：论犯罪与刑法读后感

读犯罪与刑罚有感

——刑罚与人类的自然情感

“神明启明、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人拟协约，这三者是产生调整人类行为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源泉。”人的自然本性属于自然法则。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利亚强调法律的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遵循人的自然本性。法律作为道德的底线，理所当然的要考虑到人的自然情感。

宣誓，看起来是能够获得真相的保证，似乎宣誓了，审判中的人们就会诚实，似乎“为了使他诚实可信”，才“要求他进行宣誓”。可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宣誓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在逼迫被告人必须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变相认罪，使自己陷入有可能受到制裁的境况，也就是“通过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毁灭的行为变成义务”。正如宗教压迫人性，强制人们只考虑对上帝的忠诚，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事实证明，人的本性会要求人为自身利益考虑，宣誓的力量不及诱惑的牵制。因此宣誓这种违背自然法则、人类本性，虚有其表的宗教无益于审判，何不取缔之？正如书中所言，“这种宣誓是何等的徒劳无用”。

刑讯，如同神明裁判般对被告人的折磨，不同的则是神明裁判是在肉体上对被告人进行折磨，而刑讯则是在精神上虐待被告人。刑讯是比宣誓更为严重的形式，一直在挑战被告人的为自己着想的自然感情，让被告人为了不再承受痛苦而指控自己。无辜者在被刑讯时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因为他不是罪犯，却不得已要忍受残酷的心理折磨，为了暂时摆脱对自己的不公平待遇，他们只能选择承认自己是罪犯。而罪犯则清楚，自己犯了罪，承受刑讯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只要自己熬过刑讯，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不用接受接下来的惩罚。而且由于“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因此，1215年开明的英国《大宪章》废除了刑讯，1734年的瑞士对普通犯罪废除刑讯。

死刑，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人们将一小部分利益让出，从而保护更大的利益的手段。法律的执行者对某个公民判处死刑，只能是因为该公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潜在预防犯罪的危险或者社会混乱，除处死该公民无它法。应该说每个人的自然本性中都不乐意将自己的生命让予他人或者他人制定的制度来保管，尤其是一个滥用死刑的君主或制度。死刑这种不宜过多使用的刑罚，只是暂时的震慑人心，并不能真正的统治人们的畏惧感。相反，死刑使犯罪的人觉得一了百了，死了就不必承受自己的恶果，不用忍受漫长的监禁的煎熬。“我们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极端的但短暂的痛苦，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消磨，忍耐不住缠绵的烦恼。”

刑罚需要宽和。“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再重蹈覆辙”。也就是制定刑罚是为了在犯罪发生后，让该行为人和其他人认识到犯罪会承担一定的后果，因而避免犯罪。目的已明确，那么不能达成目的的法律不就可以被取缔？举死刑为例，人们的心灵顺应着死刑的残酷而发展，渐渐的，也就对死刑麻痹了，震慑力已远远不足。因为不管如何，人的自然本性是无穷大的力量，“刑罚的残酷无法超越人类器官和感觉的限度”，倒不如顺性而为，降低刑罚的强度，以如监禁和教育的方法改造犯人。

法律是为人类服务的，因此，它的制定必须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而不是只想着如何用残酷的刑罚威胁人类，而是利用人的自然感情，有效的达到刑罚的目的，即罪刑相适应的惩罚罪犯，让罪犯承担自己作下的恶果，同时，警告世人不得触犯法律中的规定。

人文与法学学院20103084010310级法学（1）班陈凯琳

第三篇：论犯罪与刑法的观后感

作为一名大二的法学学生，在自己的前一段时间的学校生活中，我做了如下的总结。首先是最为重要的学习部分

1.对于法学的学习，尤其重视勤奋与多看书。在大一的这一个阶段里，我在充分接触大学的课余活动的同时，也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每一门课能够进行复习与预习，按时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在课余时间能够多问问老师问题，能够与学长学姐进行学习上的交流，希望通过互相的沟通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学习法律，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法律人重视的效率与利益，在大一的学习中，不仅学习到了学习知识的方法，而且还和同学们互相交流了相关的学习心情与感受。大家虽然起步觉得很困难，但是有了那么多的人的帮助，也就将困难克服了。除了专业课，还有公共课的学习，例如英语的学习，我能够做到与老师时常地交流学习心得，多多与老师沟通，锻炼口语，多多调动课堂气氛，与同学一起在课堂中欢乐地学习知识。

然后我还积极参加了本系的一系列活动，例如模拟法庭活动，我和同学积极参加活动，一起讨论相关的事项，熟悉法庭的相关程序，一步步逐渐了解，然后和其他同学一起呈现给大家一场精彩的活动。

2.对于思想方面，大一第一学期加入了分院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党课里积极回答问题，与

学姐共同组织相关的课堂内容，而大二第一学期加入了院的入党积极分子，能够按时上课，认真听讲老师的上课内容，积极思考老师在上课的问题，希望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自己一定会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大家服务。

3.生活方面，也要做到一名标兵，和班级同学和睦相处，大家每天欢乐地度过，共同分享

欢乐与痛楚，11法一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和大家一起决心努力有意义地度过大学四年，不枉四年的生活。同时和学长学姐也能够欢乐地相处，一起交流学习的心得，一起分享学习成功的喜悦与有事失败的感伤，生活中的我可能有点慢热，但熟络了以后，大家就会感受到我的欢乐，我能给大家热情与欢乐，以及真挚的情谊。

4.工作方面，大一我担任的是分院的组织部干事，在大一的这一年里，我能够按时完成部

长交予的任务，能够和学姐一起商讨有关的问题，工作方面要做到有自己的见解，是问题简单化与效率化。大一有关组织部的事项我都与部长和同事一起共同完成。有相关的是团员证的补办与收缴，五四评比，还有每月的团日活动以及分院的党校培训还有团干培训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很幸福与同学与部长一起经受锻炼逐渐成熟的时光。

5.志愿者活动是贯穿大一时期的活动。在大一，我参加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动，有法学系的相关品牌活动，如法律移动超市，模拟法庭等等的，还有文学系的关爱自闭症儿童的活动以及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只要一有空，我总会抽出时间，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让我自己也感到很快乐，一种帮助的快乐。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坚信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能够度过地更加有意义，虽然有时学习很枯燥，有时候工作会很困难，帮助别人会被人误解，和朋友相处可能遇到摩擦，可能有更多的泪水和汗水，但是我一直秉持一个信念，在大学里好好度过每一天，那就好了，有了目标，有了坚持，相信接下去的两年不到的时间，生活会更加精彩，我的学习之路会更加璀璨.

第四篇：第四课 刑法与犯罪

第四课

刑法与犯罪

刑法可以被定义为界定犯罪及其惩罚的成文法分支。犯罪是一种可能被州提起公诉的为法律所禁止的作为或不作为。如果一个人因触犯法律而被确定有罪，他将依照程序收到惩罚。典型的刑罚方式包括死刑、监禁、罚金、开除公职或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返还财产。

民法与刑法

民法与刑法存在重要的区别。民事违法通常被称为侵权（源自法语，意指错误）。侵权包括对他人或他人财产过失或故意的侵害。因此，如果烟囱因为屋主的疏忽而落在他人的财产上导致对汽车的损坏或对他人的伤害，一起民事侵权由此产生。然而，如果屋主故意将烟囱推向他人或他人财产，那么他就同时构成了犯罪和侵权。这个例子表明犯罪与侵权之间的主要区别特征为：犯罪被认为是一种对全社会的损害，然而，侵权被认为是被卷入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如果被烟囱损坏的汽车的主人拒绝提起民事诉讼，则那个屋主免于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然而，如果烟囱是故意推倒的，即使被损害的一方拒绝提起诉讼，州也将提起公诉。

犯罪与侵权的第二个区别是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同。当涉及犯罪，由特别指定的州检察官或联邦官员推动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但在侵权诉讼中，一方针对侵权人的诉讼通常是聘请律师进行诉讼。

第三，尽管犯罪人可能被要求想社会或受害人提供一定形式的金钱赔偿，附加的刑罚任然可以使用，这些刑罚包括罚金、缓刑、监禁、开除公职，甚至死刑。除罚金之外，其他的救济方式在侵权法上都是不可用的。并且，侵权损害赔偿主要是金钱的赔偿。

最后，在民事诉讼中，提起诉讼的人获得的赔偿称为赔偿金。民事损害赔偿的分类包括：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损害赔偿对特别的和可证实的损害进行赔偿。特殊损害赔偿金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最后，民事法庭有时（虽然这种情况极少出现）也会判令加害方向受害方支付惩罚性或警示性的赔偿金。如果发现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无视他人的安全或幸福的结果，则可依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或法令的规定判处惩罚性赔偿金。在很多案件中，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同时产生刑事责任和侵权责任。一般说来，任何时候一个人对他人故意进行身体伤害，州都将对他提起公诉并进行惩罚，受害方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以补偿民事损失。

实体法与程序法

实体法和程序之间很容易区分。实体法界定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这些法律规定散见于地方、州或联邦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中。程序法规定了在侦查犯罪、逮捕犯罪嫌疑人。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所必须遵守的程序。这样，实体法告诉社会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而程序法规定国家司法机关如何进行逮捕和审判。例如，所谓“米兰达规则”（Miranda v.Arizona）是程序法的代表。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著名判例，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必须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法律权利。只有在米兰达宣言作出后，警察才能逮捕犯罪嫌疑人，除非警察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犯罪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在州开始进行调查之前，已经发生了违反特定实体法的行为，否则在未宣布米兰达规则之前，对个人的逮捕不合法。

重罪、轻罪与违法 重罪、轻罪与违法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表现在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法律规定的刑罚或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的拘禁地。州与州之间关于上述三者之间的区分的依据有很大的差别。在某些州，需服苦役的监禁，无论其长短，只适用于犯有重罪的情况下。在另一些州，只有所谓名誉罪才能算重罪，并且由此可能适用监禁刑。事实上，一些州的立法仅仅规定哪些犯罪为重罪，哪些罪为轻罪。但若是分析一下各州适用的法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为普遍的区分的标准：就是根据刑期的长短和服刑的地点来区分重罪与轻罪。因此，任何可被判处六个月以上监禁刑的被视为重罪（尽管有些辖区将监禁的刑期规定在一年以上），而刑罚在六个月一下的犯罪就被认为是轻罪。然而，不要被法官或陪审员们作出的判决所规定的刑期所迷惑。例如，假定一位法官判处被告五个月的监禁，那么，该被告人犯的是轻罪。但是，如果法官有权判处其六个月或更长的监禁，即使他并不这样做，他（或她）也不能以此逮捕该公民。

区分重罪与轻罪的另一个途径是所谓在场规则。大部分州规定警察不能因一个人犯有轻罪而将其逮捕，除非罪行发生时警察就在现场。但当公民所犯的罪是重罪时，警察就应该逮捕该公民，只要警官有合理理由认为犯罪是该当事人所为，就必须将其逮捕（即使该犯罪是在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证人的进一步指正或申诉者的签名和经签发的逮捕令，即使警察有合理理由认为公民犯了轻罪，他（或她）也许会判处严厉的监禁刑。

违法被认为是轻微的罪行。与轻罪一样，在审理一般违法案件时，未必会有陪审团的参加并且公民也不会因一般违法行为而被判处监禁。典型的违法行为包括违反机动车管理法规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违反机动车管理法规的行为都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汽车司机因酒后驾车致人死亡而被认定犯有故意过失杀人，那么他也许会被判处严厉的监禁刑。

动机与意图

不熟悉法律的人经常交替使用动机和意图，好像它们是可以互换的法律概念。人们也普遍认为州必须证明行为者的动机才能确定其有罪。然而，动机与意图两个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含义。动机被定义为“引起意图并导致行动的原因或理由”。它表现为对行为的刺激。因此，一个人可能因为憎恨、贪婪、报复、怨恨、厌恶甚至是爱而杀人。但一个人有杀人的动机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怀有杀人或伤害的意图。意图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不法行为时的心理状态。例如，表面上看，做不完的作业和难过的考试可能是一个学生杀死他的刑法教授的合理动机。但这些仅仅是杀人行为发生的原因（也就是动机）。它们并不必然表明该学生主观上有杀人的预谋或决定实际实施该行为。“我痛恨史密斯教授因为他让我不及格”和“现在我要杀了他”分别构成动机与意图。

也许涉及动机与意图是出现的混淆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及辩护律师对动机一词的滥用或是极少采用。尽管诉讼中并不要求公诉方证明被告行为的动机，但是，此种证明有助于使陪审团确信被告犯有所指控的罪行。人们一般不会无理由的行为，并且陪审员通常想知道犯罪的原因。公诉方无法证明犯罪的原因并不一定意味陪审团将认定被告无罪。然而，除了那些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如果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主观心态，或称犯罪心态），则必然导致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可能会讨论其委托人的行为动机，试图为其不法行为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史密斯有杀害琼斯的意图并杀死了琼斯并不必然意味着史密斯犯有任何罪行。杀人的动机可能推翻所有的犯罪指控。例如，如果史密斯可以证明杀人的动机是出于自卫或防止琼斯对他人的伤害，这种行为将被认为是正当的，因而是无罪的。动机并不等于行为，除了那些是不作为的犯罪，如果没有公开的行为（例如，向受害人开枪），就不承担刑事责任。同样的，“善良的”动机也并非必然能使行为人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很多案例可以佐证。其中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不能为他的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使其不致饿死便把他的孩子溺死了。这位父亲最后被判处谋杀罪。在People v.Roberts 一案中，由于不堪忍受无法治愈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被告的妻子要求被告杀死她，这位丈夫向妻子提供了毒药，法庭判决一级谋杀罪名成立。事实上，对大部分犯罪而言，就算找到一个“善良的”动机也是没有用的。对这种情况，史密斯教授和霍根教授做了精确的描述：“母亲由于怜悯而杀死自己弱智的、遭受着痛苦的孩子和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杀害他人的人一样都是犯了谋杀罪，因为他们都是故意地剥夺他人的生命。” 公民在什么程度上必须为其行为负刑事责任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很难回答：“公民从事了违反刑法的行为就要负刑事责任。”问题是如何在法律上确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一般认为，在宣告某人有罪之前必须证明三个犯罪要件。这三个犯罪要件是指：（1）犯罪心态；（2）犯罪行为；（3）因果关系 仅存在发生了伤害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犯了罪。例如，一个人向他所认为的夜贼开枪，并将其打死，但事实上死的却是自己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吗？不一定，这取决于那个丈夫在开枪时的主观心态，如果他确信他的妻子是个夜贼，那么他就是在没有犯罪目的的情况下开枪的；但是如果他在作出判断和开枪时疏忽大意，那么法律任然推定他具有犯罪的目的，这种推定的依据是行为人被指控的过于疏忽大意的行为。

犯罪行为要件关系到犯罪的“行为”部分。因此，如果公民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做某事，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那么做，则他就不应对其他人的违法行为负法律上的责任。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目睹歹徒抢劫了一家银行，他不必负任何法律责任，除非他有法律上的义务去阻止犯罪——比如说，他是一个警察。另外，只要抢劫者冲进银行并宣布：“这是抢劫，把钱给我。他就满足了行为要件。” 最后，因果关系是指犯罪心态和犯罪行为两者与刑法上的危害结果之间必然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妻子向她的丈夫开枪，但在扣动扳机之前，她的丈夫突然死于脑瘤，在这种情况下，妻子要对其丈夫的死负刑事责任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尽管此时已满足了前两个犯罪要件，即犯罪心态（杀人的目的）和犯罪行为（向她的丈夫开枪）。因此，没有因果关系，就不必负刑事责任。

刑

罚

在美国宪法及人权法案正式签署生效时，死刑被广为接受。宪法中唯一提到的死刑的是宪法第五修正案，它写道“任何人不得被处以死刑或不名誉罪，除非…”

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urmm v.Georgia案和Branch v.Texas案中宣布死刑判决。三名被告都被宣布有罪并被判处死刑（Furmarl犯谋杀罪，Jackson和Branch犯强奸罪）。在一份长长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判决书中列出了九种不同意见，没有真正的多数意见，五位大法官认为在三个案件中，死刑是残酷和不寻常的。Marshall大法官和 Brennan大法官断定死刑是完全不被允许的。首席大法官 Powell, Rehnqllist和Blackmum则持不同意见。Furmm案中多数人的立场 五位法官中的多数人都不认为死刑本身是残酷和不寻常的。他们认为在这些案件中对三位被告施以刑罚的方式是残酷和不寻常的。同时，他们指出，判处死刑的情况太少从而使它不再是对犯罪的一种威慑，并且，当它被施用时，是以一种有差别的方式施用的。Marshall写道：“很明显，死刑的中亚落在了穷人、没有文化的人、社会地位地下的人等少数群体的身上，他们也最不能表带自己对死刑的不满。” 不仅出于多数地位的五位法官每个人都提交了对Furmm案的各自不同的意见，而且，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也分别提交了各自不同的意见。Furmm v.Georgia案之后的死刑

Furmm v.Georgia案五票赞成四票反对的判决使得41个州的死刑条例以及国会的相关立法归于无效。在Furmm v.Georgia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作为对最高法院这一判决的，大约2/3的州迅速重新起草了他们的死刑法规以限制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权并防止武断的、不一致的判决结果的出现。所有的新条例都规定了死刑判决的自动上诉。大部分州，例如乔治亚州的新法规，要求复审法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盘考虑犯罪及罪犯的情况，以决定同类似案件相比，做出死刑判决是否是不合适的。并不是每一个州都采用了这样的程序。在某些州，例如弗里达州，尽管法规没有相关要求，上诉法院仍采用相称性审查，在另外一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和田纳西，则并非如此。

197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乔治亚州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死刑法规进行了复审。在加利福尼亚州1984你那判处死刑的Pulley v.Harris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援引该州1976年对Jurek v.Texas一案的判决，该判决维持了加利福尼亚州所采用的死刑程序： 同乔治亚州和弗里达州的死刑程序一样，德克萨斯州的死刑宣判程序并不违反宪法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通过缩小对判处死刑的谋杀的界定，德克萨斯州实质上认为，一级谋杀案中必须至少有一项法定加重情节，才可以考虑做出死刑判决。通过授权辩方在单独的判决听证会上向陪审团提供与各被告相关的任何减轻情节，德克萨斯州保证了其判决陪审团获得足够的指导以确保其履行判决的职能。通过对拥有全州管辖权的法院的陪审团的判决进行及时的司法审查，德克萨斯州找到了一种可以做出公平、理性和一致的死刑判决方法。由于这一机制确保了死刑判决不被任意或胡乱施用，因此它并不违反宪法。死刑案件中刑罚裁量的指导标准

死刑与其它刑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严厉性及不可撤销性。在Furmm v.Georgia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死刑不能在有专断、反复无常的极大风险的判决程序下做出。” 在1984年Pulley v.Harris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了加利福尼亚州判处死刑时所采用的法律和程序。为偷盗汽车以用于抢劫隐含，Harris残忍的故意枪杀了两名十多岁的男孩。杀死两名男孩之后，Hants还吃完了两个男孩尚未吃完的汉堡。在考虑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定特殊情节、法定相关因素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所采用的程序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通过要求陪审团找到至少一个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特殊情况，制定法将死刑限制在小部分符合条件的案件中。监禁刑

依照早期的罗马法，监禁作为刑罚是非法的，仅仅用于拘留。监禁同英国的法律一下古老但是以你各国早期的制定法很少将剪辑你作为对犯罪的惩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提到“一州对于本州的犯罪拥有设定刑罚的广泛自由。”但是一个肮脏的鉴于或是鉴于中残忍、野蛮的行为都可以构成对第八修正案“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条款的违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下列案例与作为刑罚措施的监禁有关。Willams v.Illinois 399 U.S.23590S.Ct.2018 被告在伊利诺斯州被判犯有轻微的盗窃罪并受到州法规定的最高刑罚：为其一年的监禁和500美元的罚金。法庭的判决同时规定如果在一年监禁期满只是被告不能不付罚金，他可以继续呆在狱中以抵消罚金，每天5美元。这一条款为州的法律所允许。被告表示他没有钱，请求在一年期满后获得释放以便让他找到一份工作来支付罚金和诉讼费。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驳回了该请求，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判决：

当然，在这个特定案件中，穷人可能会比犯有同样罪行的富人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当然仅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对平等保护条款的违反。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决定适当的刑罚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在完成这项工作时，宣判法官被授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处理刑罚问题上，美国宪法允许性质上的差别，而且也并不要求两个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受到完全同样的判决。

州并非没有能力执行针对那些经济上无力支付罚金的判决：事实上，不同的结果可能导致反向歧视，因为它使得穷人能够无代价的免受罚金以及监禁，而其他的被告则要承受一种或另一种惩罚。

为避免因非故意不支付罚金或诉讼费而对穷困的人采取超过法定最高期限的监禁，州通过立法或法官在其权限范围内均采取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方法，在这里，我们不必对这些方式作深入的探究。上诉法院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一些已经在一些州得到应用，同时其他类似的方案也在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州又从各种已被提出的解决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当然，也有可能有新的方案被涉及出来。

我们得出结论，当由于非故意不支付罚金或诉讼费用使总和的刑期超过法定最高刑期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在支付能力方面不允许的歧视，因此，我们认定下述判决无效。Tate v.Shoort，4OI U.S.395, 91 S.Ct.688 被告因在德克萨斯的休斯顿九次违反交通规则，累计被处以罚金425美元。被告称他没有钱。法庭要求他在劳改农场干活85天，每天挣5美元以抵付罚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

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要求，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制定法对任何实体罪所规定的监禁的最高刑期对所有被告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在Williams案中的观点构成这一结论的前提。既然德克萨斯州对交通肇事制定了仅处以罚金的政策，与平等保护条款相一致，制定法的最高限度不能将惩罚限于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支付则支付罚金，而在一个贫困的被告无法支付罚金时将罚金转变为人身监禁。在这样的案件中，监禁的实施并非为促进州的刑罚目的，而是为了增加州的财政收入；被告由于贫困而不能支付罚金，但它被判处监禁，不仅不能帮助州增加财政收入，还会使州负担被告监禁期间的食宿费用。

在Williams案的脚注19，法庭提法：“我们想要澄清的是，我们今天的判决并不排除有一的拒绝支付罚金或诉讼费用的人判处监禁。”因此，有财产或受人的人也可能因拒付发见或诉讼费而被监禁。没收财产刑

没收这一概念及其使用可以追溯到英国法的早期。扣押用于犯罪的财产是对犯罪的一种有力的威慑。扣押犯罪所得利益也是对获利为目的的犯罪的一种威慑。

没收首先用于海关违反案件中，例如走私。作为对死刑、罚金等传统刑罚方式的补充，没收作为一种经济制裁，用于船舶、工具和走私货物的查封。

没收不仅通过没收船舶、工具以及货物对不法行为者进行制裁，同时也可以使国王和政府从使用与出售这些没收货物中获得利益。

没收的概念随着英国普通法传到美国。它多年来以不同的刑事被使用。在啤酒和其酒精类饮料被禁时期，没收被广泛用于嘴直和打击制造、买卖和使用非法酒类的不法行为。今天的联邦法律不仅授权将没收用于违禁品，也用于处理麻醉剂。赌博、未缴纳税款的烟草和酒类。例如，美国《受管制物质统一法》第55条规定，没收不仅用于非法的受管制物，还适用于各种未经加工的原材料、机动车、“已经使用或意欲使用的”交通工具、武器、音像制品和书籍，各种财产，包括现金及其利息。这一条款已被许多州以及联邦政府所采纳。该法案第55条的第5款详细规定了没收的程序。

1980年，佛罗里达州根据《佛罗里达州违禁品没收法案》扩展了没收财产刑的使用范围，允许扣押没收重罪犯的任何工具。根据该法案，用于抢劫的交通工具可以被没收；犯重罪时使用的金钱和工具也可以被没收。例如，贩毒者用于计算时间的劳力士手表。根据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州政府及联邦政府法律没收到汽车、船只和飞机通常由法律执行机关用于执行公务。根据《佛罗里达州财产没收法案》，市政当局不能减少其警察机构的正常基金。没收或变卖货物所得的收入被用于扩大执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

国内税收署也会根据税收留置权没收被控犯有罪行的人或被判决有罪的人的财产。由于大麻、可卡因和其他麻醉品交易的人通常获得巨大的利润却没有缴纳适当的税款，因此可以启动用税收留置权来制裁这些人。这些人的财产可以被扣押。这些财产可以包括房屋。家具。汽车、立体声音响设备、音频设备、珠宝和不动产。（《刑法原理与案例》）

第五篇：《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

以列祖列宗之名

证人宣誓制度是证据制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证人宣誓制度，是指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声明如实提供证词，通过宣誓仪式或虽无宣誓仪式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并要求承担相应的伪证责任的司法制度，属于证据规则的一种。对于已决犯证词的法律效力，贝卡利亚本人是持正面态度的，只要口供不至于妨碍司法进程，就应该让其获得解脱免受冤屈的机会，但对于我国执法机关“办成铁案”的理念，这样的设想便很难实现了。证人宣誓制度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初是人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证人向神明起誓以表明自己言行的真实与坦诚，并在神的面前发出诅誓，若有伪证，甘愿受到神的惩处。英美法庭案件开审前被传召上庭的证人（基督徒）把手置于圣经之上: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对全能的上帝起誓我赐的证据应当是真相,整个,只追求唯一的事实)，而不信教者则是：I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郑重声明,真诚和真正的证据和确认我赐应当真相,整个,只追求唯一的事实）。而且，西方的证人单单宣誓这一过程也具有证词的性质。但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法庭，证人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本应是证人的位置大都由书面证词代替，尤其是刑事诉讼案件，绝大部分证人都必然选择书面证词，在这里姑且不去探究背后的世俗问题，中国现行法律本就没有规定证人作证前必须宣誓，现行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虽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其相关权利却缺少足够重视，简单来说，我国的法律仅仅是提醒证人伪证的法律后果，但并未唤醒其良知，另外，如果在我国出庭作证，恐怕祖宗牌位比圣经、宪法都管用得多，与其试图唤醒证人的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之心，不如依靠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祖宗的畏惧，相信祖宗对证人的威慑力未必低于宪法或作证前签署的保证书上列明的法律后果。

在中国，从建国起就奉行的集体主义似乎给了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借口，反正我不做总有人去做的，公检法机关又缺乏亲和力，更要命的是，与西方的执法机关对证人的严密不同，我国的公检法机关的这类措施乏善可陈，德国执法机关赋予了证人改名换姓的权利，甚至承担整容的费用，当然是在确实有这种必要的情况下。反观我国政府这方面的制度就少得可怜，试问要怎样才能鼓励证人出庭？而对于证人来说，他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案件的当事人，需要别的知情人提供证据，知情不报，到头来倒霉的可能还是自己。与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不同，推崇个人主义的欧美国家反而拥有更加积极的证人，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与我有关”“我不能不管”“这可能会损坏我的利益”。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证人制度都包含了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及相应的强制出庭作证、证人制裁制度等义务性规定，而宣誓仅作为一种程序上的设计存在。从法律效果上看，宣誓与否与是否如实陈述没有必然联系，不经宣誓仍必须如实陈述，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证人制度的现状却是令司法实践部门头疼的一大难题。由于立法设计的不科学，证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只规定证人作证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对证人出庭只作出原则性规定，对拒不出庭却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我国的庭审案件，证人的位置大都被书面证词所代替，因为执法机关并无强制证人必须出庭的法律依据。

本世纪以来，我国地方法院也开始积极探索诉讼程序中的证人宣誓制度。厦门市思明区

法院、汕头市中级人民法、成都高新法院等地方法院都相继引入了证人宣誓制度的司法程序。

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和影响。目前就全国而言证人并未成为法定的制度。

其实真要效仿西方宣誓制度也不必真拿祖宗牌位上庭，设置屏风，变声系统，独立对证人进行质证等也是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