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早期意大利纺织业衰落的原因
近代早期意大利纺织业衰落的原因
宁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 意大利纺织业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绒的加工开始起步，依靠从国际市场获得原料逐渐发展起来。进入发展高峰时期，其资金、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均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工业运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过高，整个行业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以行会为代表的行业内部机制缺乏创新，最终背离了国际纺织业发展潮流，整个纺织业因此衰落下去。[关键词]：纺织业； 国际贸易； 行会； 原料； 劳动力；
在整个中世纪，意大利半岛北部占据着地中海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史学上所称的地中海贸易区即以意大利北部为中心，包括整个地中海和周围的陆地。威尼斯和热那亚代表着意大利商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佛罗伦萨和米兰则是手工业的杰出代表。整个地中海贸易区基本上以这四个城市为中心运转。地中海沿岸的其它地区都在经济上，甚至也在政治上依附这四个城市共和国。尤其是这些国家在中世纪末期成为实力强大的领土国家后，他们在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在增强。研究中世纪意大利经济史，对于理解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格局有着重要作用。
虽然意大利各城市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地中海的经济中心，但到15世纪，意大利各城市的贸易和工业遇到了种种困难。在蒙古帝国衰落前，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在黑海沿岸的殖民地扼守了整个欧亚大陆贸易线路的要冲。蒙古帝国的衰落使欧亚大陆贸易陷入低谷，但热那亚在黑海沿岸的卡法和塔纳两个殖民地仍旧发挥作用，与俄国和波斯保持着贸易往来，一直到1475年卡法和塔纳被土耳其占领为止。土耳其的崛起对意大利商人在黑海沿岸和希腊半岛的利益开始形成严重威胁。
虽然意大利商人仍可以在土耳其占领的地区从事贸易，但已不再享有原先的特权，他们必须购买贸易权。意大利商人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的贸易额和利 润也在下降。16世纪初，葡萄牙控制了印度洋后，意大利商人的胡椒贸易开始陷入低谷，其主要胡椒进口商的地位被葡萄牙人取代。
意大利的毛纺织工业进入17世纪以后却出现了普遍性的衰退。17世纪初，威尼斯毛纺业的年产量达28, 000匹，到1700年下降到2,000匹。1600年前后，米兰拥有60-70家毛纺厂，年产量为15,000匹；到1640年，其年产量下降到3,000匹；1709年下降到1,000匹。1600年，科莫的60家工厂的年产量为800,010,000匹。进入18世纪，生产几乎停止。16世纪末的佛罗伦萨拥有220家工厂，年产量为14,000匹；1627年，工厂减少到62家，年产量也不足8,000匹，并且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停止[1](p.420)。总之，在15世纪的高峰期后，16世纪，意大利纺织业开始衰落。与新兴的纺织业强国比，意大利纺织业在原料、劳力、生产、销售等诸环节上基本没有优势，且产品样式越来越不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各城市的纺织品产量大幅下降，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占有率也大不如前。
西方学术界从诸多方面来探讨意大利经济失去优势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研究其最为著名的工业部门——纺织业。奇波拉(Carlo M.Cipolla)认为，17世纪初的意大利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工业停滞，人口给资源带来沉重压力。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是工业结构出现了不合理的局面，而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持续下降更加使原先工业的中的不利因素放大[2](p.65)。华莱士.K.菲尔古森(Wallace K.Ferguson)认为，英国大量减少了羊毛的出口是意大利毛纺织业的衰落的主要原因[3](p.102)。本文认为，这一结果与中世纪意大利纺织业发展初期的特点和后来的行业内部因素有关。
一
直到中世纪盛期，意大利的纺织业与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相比一直处于低级阶段。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的布匹和呢绒制品在整个西欧和北欧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英格兰的优质猩红色布在北欧受到欢迎，弗兰德尔布甚至远销俄国，在地中海市场情况也是如此。1265年，威尼斯的海关税收记录中列举了30种不同的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的布，意大利的不过10种，而且都是低档品，甚至最贵的意大利布都不如弗兰德尔的伊普尔、多埃和康布雷，以及英格兰的斯塔福特等地的布贵[4](p.547)。
意大利商人在香槟集市、勃艮第集市和英格兰集市的活跃给国内的纺织业带 来了发展契机。意大利商人通常在这些集市购买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布匹和呢绒制品，将之运至意大利北部的朗恩河流域、伦巴第平原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从这里装船再运至非洲海岸和利凡特地区，并以那里为基地将纺织品销往东方。在非洲和利凡特地区，意大利商人带回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纺织业所需的原料，如染料等。同时，他们看到了若能垄断东方的染料，将会在购买布匹和呢绒等纺织品时处于有利地位。于是，他们就大力控制染料从东方的进口，这种中介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一些商人开始利用从利凡特进口的胭脂、巴西木和明矾等原料，加上意大利原产的猩红、血红和紫红色等染料开设了染房和修剪房，对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的布匹和呢绒进行修剪和染色，再投入国内和国际市场[5](p.221)。
12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开始加工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的布匹和呢绒。从事布匹加工的商人开设了商店，并建立了行会，称为“卡里玛拉行会”。1222年，热那亚建立了染色工行会，不久又建立了修剪工行会。盛产朱砂的卢卡在13世纪中期开始加工从伊普尔进口的布匹。到13世纪末，这些纺织业行会的影响日益重要，佛罗伦萨的行会首领被任命为社区的代表，被委托保护某些重要的城市建筑，如洗礼池等[4](p.345)。14世纪，“卡里玛拉行会”的一些法令以及商人公会的书籍记载了佛罗伦萨加工英格兰和弗兰德尔布匹和呢绒的情况。在香槟集市上，这些布匹和呢绒由英格兰或弗兰德尔人卖给意大利商人。布匹和呢绒首先由陆路运到普罗旺斯港口，经过比萨到达佛罗伦萨。之后，布匹和呢绒分给染色工、修剪工和磨光工。这些工人不能从事布匹和呢绒的买卖，也不能在染色时在张布架上或磨光商店展示给未来的客户看，除非布匹和呢绒的主人在场。他们只为行会成员工作，行会为他们的行为担保，制定精确的技术规范，确定他们的工资，监督他们的工作，并禁止他们结盟，若有人不遵守就遭重罚。对珍贵的猩红色布的染色工序的规定最为严格，若发现一块猩红色的布没有完全用胭脂染色，而是加了些巴西木茜草或海石蕊的话，工匠将被罚款105英镑，不能交罚款就要被砍掉右手[6](p.43)。
另一个促进意大利纺织业兴起的契机是意大利商人在香槟集市和英格兰收购优质的英格兰羊毛，将其运回国内生产布匹和呢绒。意大利商人自13世纪开始与英格兰和弗兰德尔的生产商争夺欧洲最好的羊毛。西班牙、北非、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羊毛都被出口到意大利。而其中英格兰的羊毛在意大利市场最受 欢迎。这不仅因为其质量好，而且，意大利商人作为教皇在英格兰的税收代理人在英格兰有着特殊地位。他们收购教会的及周围地区产的羊毛，作为教皇的税收运到意大利，而且能提前几年购买。最好的羊毛是本地羊毛价格的3-4倍[7](p.320)。最优质的英格兰羊毛在意大利不仅能卖上高价，还可以生产出优质的布匹和呢绒织品，足以弥补长途运输带来的高运费。
弗兰德尔的纺织业陷入了困境给意大利的纺织业带来了机遇。从1269年起，弗兰德尔与英格兰之间的贸易往来经常因贸易禁运和财产充公而中断。因此，英格兰对弗兰德尔的呢绒生产商的羊毛供应常出现断断续续等不稳定的情况。同时，弗兰德尔的布匹和呢绒织品主要销往香槟集市，但由于弗兰德尔和法国国王的关系不稳定，且法国国王经常查封信贷抵押的货物，这就使弗兰德尔的布匹和呢绒织品在香槟集市的销售越发不稳定。此外，弗兰德尔纺织业出现了一些内部问题。13世纪末，弗兰德尔纺织业中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导致社会危机频繁暴发。各类纺织工人开始依附羊毛商人，工人完全被排除在商人行会之外。而行会是雇主的支持者，正是行会控制了市政当局，规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控制羊毛的进口和布匹呢绒织品的出口，同时禁止工人未经允许结社和集会。经济与政治权力均集中于雇主之手，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因此，纺织工人要求建立一个能维护其利益的政府或尽量减少参与所在城市的政治生活。1280年，弗兰德尔的工人暴动开始进入高潮。大批工人罢工，工场停工，几天就扩散到了整个弗兰德尔。
[8](p.335)在布鲁日、伊普尔、多埃、库特莱和图尔奈等城市，纺织工场几乎全部停产。曾经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弗兰德尔纺织业陷入困局，为意大利纺织业的兴起提供了良机。
由于以上几个有利条件，意大利的纺织业兴起迅速，在14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这时的纺织业中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北部的波河平原和伦巴第地区，如威尼斯和米兰等城市成为大纺织业中心，而威尼斯还以生产丝绸织品闻名。还有一些小城市，如布雷西亚、维诺亚、博杜瓦、帕尔马、科莫、蒙扎、贝加莫、维亚琴察、特雷维索、曼图亚和克里蒙纳等成为小的纺织业中心，呢绒织品也有部分出口。另一部分是托斯卡纳地区，主要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小城市有皮斯托亚、卢卡等。如卢卡就生产了在1265年威尼斯海关税收记录中提到的唯一一种意大利产的高价布匹。到14世纪，佛罗伦萨的纺织业在托斯卡纳地区独领风骚。其每年生产80,000匹布，雇用30,000工人。1338年，佛罗伦萨有200个羊毛加工场，平均每个工场雇佣150人，米兰有363个工场，雇工人数几乎和佛罗伦萨相当。这两个城市代表了14世纪意大利毛纺织业的最高水平[4](p.355)。
进入15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毛纺织业工业中心就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工商业政策是严格保护国家工业的，而且是这类保护政策中最先进最著名的典范。这一政策是在15世纪中期的一份政治文件中被提出来的：“鉴于我们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投入贸易生涯，并且专门为他人大量提供各种服装，因而，倘若我们允许外人在我们的城市内从事我们所经营的行业，那么，我们似乎肯定会使自己受到损害。如果我们容许外国的此类商品进口，那么，我们不仅会降低自产商品的价格，而且还会降低我们的声誉。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外埠毛织品都不得进口。由于我们的商人都是国家公民，他们都支持这一法令” [9](p.228)。在佛罗伦萨，人们谨慎地保守着工艺的秘密。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印染业开始在欧洲复兴。染料植物，尤其是茜草和番红花的种植、重要行会的形成、印染工业由南欧向北欧和中欧的逐步发展等，都是印染工匠在 14 和15 世纪活跃的标志。佛罗伦萨在毛纺织业上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它的引人注目而又高效率的印染流程。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质量，佛罗伦萨人一丝不苟地严格管理印染工业。一旦出现印染质量低劣的呢绒，都要“返工重染，剪断卖给小贩，或烧掉” [4](p.357)。佛罗伦萨人只使用植物染料，各地的佛罗伦萨商人努力去寻找新的染料植物，并将其出口至佛罗伦萨。取得某种新染料，同取得媒染剂和其它印染工业原料一样，是佛罗伦萨毛纺织业主重视的问题。织工所使用的颜色主要是黑、蓝、红、金、棕色和白色，黑色和蓝色染料主要从大青中提取。为了使色彩耐久，佛罗伦萨人施行了严格的规章。只有最贵重的染料才可用于印染最精细的呢绒[5](p.234)。结果，佛罗伦萨呢绒达到了较高的质量标准，其精美程度超过了所有其它欧洲国家的产品。
二
16世纪，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毛纺织业陷入低谷，呢绒产量呈持续下降。16世纪末的佛罗伦萨拥有220家工厂，年产量为14,000匹；1627年，工厂的数目下降到了62家。年产量不足8,000匹，并且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停止[10](p.213)。不仅佛罗伦萨，威尼斯的纺织业形势也不容乐观。虽然威尼斯的呢绒和 服装在16世纪末还在近东市场占有较大份额，但依据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使节说，威尼斯每年向这些地区出口的呢绒已经不到100匹，一半销往君士坦丁堡一半销往士麦那。威尼斯在这两个城市的贸易额降到60万杜卡特，而英法两国的贸易额都有近400万杜卡特[2](p.55)。17世纪初，威尼斯毛纺业的年产量达28,000匹，到1700年下降到2,000匹。1600年前后，米兰拥有60-70家毛纺厂，年产量为15,000匹；到1640年，其年产量下降到3,000匹；1709年下降到1,000匹。1600年，科莫的60家工厂的年产量为8,000匹。17世纪末，生产几乎停止。曾经取得辉煌业绩的意大利毛纺织业何以在16世纪盛极而衰？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生产环节来分析。佛罗伦萨毛织业有两种基本生产形式。一种是较为低级的“家庭制”形式，即在分散的手工作坊生产。商人资本家将原材料（如羊毛或毛纱）分发给工人们，工人们按照资本家提供的规格，在自己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如期交给商人资本家，领取计件工资。另一种是所谓集中的手工工场。也就是在工头的监督下做工，领取计时工资。然而，这种将某种产品的所有生产工序都集中在一个厂房里完成的工场，在佛罗伦萨毛织业中不占主要地位，相反，占主要地位的是前一种形式的生产。佛罗伦萨毛纺织业大部分生产工序在分散的手工作坊里完成，只有极少数工序在集中工场完成。
控制毛织业生产的工场主往往是还没有完全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的商人资本家。绝大多数工场主还从事毛纺业以外的其它经济活动，如商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等[11](p.69)。绝大部分工场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这类商人合办的。他们并不专心指挥生产过程，而只是为工场生产提供资金和资本，日常生产由雇请的代理人经管和监督[11](p.73)。他们实际上与生产过程脱节，没有成为真正的经营资本家。由他们组织的呢绒业行会是在佛罗伦萨居于统治地位的七大行会之一，他们采取一些保守性政策，限制了技术的创新和下层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比如检验呢绒质量，限制生产数量，向各工场分配劳动力名额，密切监督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等，经常惩罚违反规定在郊区生产呢绒，或超过限额多生产呢绒的工场主，控制加入行会人员的数量[11](p.78)。作为工场主组织，行会还管理那些附属于各工场的雇佣工人，以及独立的小作坊主。因此，呢绒业行会实际上阻止了各工场主之间的竞争，使得一些有条件的小作坊主难以成为工场主。从事毛织业的主要劳动者，一部分是集中工场的雇佣工人，如梳毛工人，他们是完全自由的无产者。另一部分，如织布工、漂洗工、染色工等，大多数为独立经营的小作坊主。他们拥有较为完备的生产工具，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接受商人资本家交给的工作，属于原料加工性质。他们为工作报酬与工场主讨价还价。如1370年，染匠们就拒绝工场主提出的毛呢染色价格，并组织罢工，最终取得一定胜利[11](p.81)。这些独立的小作坊，是毛纺织业基本生产单位，其生产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与行会体制下的手工作坊没有多大差异，难以有效的应对危机，也无法进行技术创新。
第二，销售环节受到严格控制。中世纪末期，意大利的布匹和呢绒织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有其特点。每个纺织业城市的羊毛商人都组织自己的羊毛商行会。而布匹和呢绒织造商与销售商各司其职，工作范围从不交叉。布拉托的一个羊毛加工场主的一本帐簿说明了呢绒生产和销售的情况：羊毛加工商几乎不涉及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业务。其产品可以直接卖给零售商，而出口的产品通常卖给专职出口贸易的商人和公司。生产商偶尔涉及出口业务是因为他们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在产品到达外国之前对质量负责 [12](p.56)。米兰的生产商与也被外国商人控制。1396年，两个城市中的社区立法规定了负责对外贸易的商人和生产商的区别。除了生产具有信贷性质的产品，生产商被禁止从事与外国集市的交易[12](p.58)。
羊毛纺织行会控制了产品的销售。以佛罗伦萨为例，行会给外国购买者提供经纪人并派专人带领外国购买商参观各类工场。为了让购买商放心，行会严禁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劣质工具和材料，还规定统一的尺寸和重量标准。只有迫切需要时，行会才会干预其成员与其雇工间的纠纷。行会还严格控制梳理工和染工的工资，直到黑死病导致劳动力短缺时才调整工资水平[13](p.44)。行会的这些做法都是在尽力控制生产和销售成本。
第三，纺织业运转过于依赖国际贸易。以佛罗伦萨为例，资本主要由佛罗伦萨商人提供，但这些以经营国际贸易为主的商人，经营兴趣主要在海外而不是佛罗伦萨，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产业。手工业只是其贸易活动的附属品，发展手工业只是为他们在海外从事贸易活动服务。所以，一旦商业活动受挫，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投入也会减少。其次，原料供应一直不稳定，且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英国的羊毛因其国内毛纺织业的兴起而逐步减少。13世纪末，佛罗伦萨进口的英国羊 毛占英国羊毛出口总量的12%，成为英国羊毛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14世纪，英国呢绒业的兴起导致其大幅减少了羊毛的出口，意大利纺织业所需原料开始出现不足的局面。15世纪，运到佛罗伦萨的英国和西班牙羊毛仍在大幅减少。佛罗伦萨呢绒产量也比以前有大幅度下降。甚至直到近代，原料的供应情况仍不乐观。16世纪中期，西班牙羊毛约有一半送到尼德兰，一半到了意大利，这个世纪末大部分送到尼德兰，只有少量到达意大利。到17世纪，西班牙全部羊毛都送到尼德兰[10](p.215)。与此相应，佛罗伦萨毛纺织品的产量逐步下降：16世纪中期的产量为30,000匹，16世纪末为14,000匹，17世纪30年代降至不到6,000匹[14](p.119)。第三，劳动力方面，在“家庭制”之下，较复杂的工序，如漂染主要由独立工匠完成。较简单的工序，如纺线则主要由妇女、儿童完成。集中在工厂进行的工序，如羊毛梳理，一般不需要熟练技术，主要由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所承担。但由于城市商业的发展使人口膨胀，超出了周围乡村所能提供的服务能力，因而佛罗伦萨基本生活品的供应有相当大一部分依靠国外进口。换言之，城市工业的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维持和再生产也有赖于外部因素。当16世纪后期原有供应地因各种原因而不能继续提供粮食时，粮食危机变成了意大利各城市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并由此招致了北方商人对地中海贸易的渗透[15](p.417)。最后，在市场方面，佛罗伦萨毛织业非常容易遭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佛罗伦萨毛织业产品主要面向国外市场，尤其是地中海地区。这种局面使佛罗伦萨要时刻提防别国的激烈竞争，国际政治形势稍有变动，都足以破坏业已形成的优势，摧毁既有的市场网络。
第四，意大利纺织业主要生产高档产品，日益不适合新兴的时代潮流。意大利呢绒的款式延续了传统的风格，而传统的风格在16世纪时显得不合时宜。英、法、荷三国的呢绒和服装都在向普通品和大众化的风格发展，更加适应新兴市民和农民的需求是这时的趋势。16世纪末，欧洲开始流行较舒适的、耐穿的衣服，新兴市民和富裕农民不太在乎衣服的价格，花色和样式多样化成为主流。以威尼斯为例，威尼斯产的服装并没有跟上潮流。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说：“人们的口味在变，其它国家的产品随着变，而威尼斯的产品则没有任何变化。唯一
[16](p.554)的办法是生产不同样式的呢绒，质地应该更轻，颜色更多样化、更亮丽。”
意大利纺织品的高价格是由高昂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完全依靠进口的原料提高了生产成本。因为进口要缴付许多的进出口关税，高额税收是造成生产成本高 的一个主要因素。意大利半岛上的各国家间对彼此需要的纺织工业原料都征收重税来打击对手，而小城市更是受到大城市和大领土国家的控制。这都造成原料的流通成本较高而提高了生产成本。远程运输也需要较大的运费开支。远距离的进口，商人倒手次数就多，也就增加了分割利润的人员，最终加大羊毛原料的进口成本。另外，受到行会的制约，纺织业一直坚持传统生产工艺，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直到17世纪末，威尼斯的纺织业行会一直坚持使用旧的原料和工艺，甚至连准备旧原料的方法也没有变化。1678年，威尼斯的一位布商对行会提出了意见：“行会不应该再对原料的选取作任何规定，应该使生产者有权决定产品的样式和质量[2](p.57)。”行会限制技术革新，使得意大利的呢绒生产成本高于英、荷、法三国。这就使佛罗伦萨毛织品必须努力发展质优价昂的高档商品的生产，而高档商品主要面向社会中上层，消费市场狭窄，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必然受到限制。当16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大众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对中低档商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的时候，佛罗伦萨毛纺织业难以适时转向。
三
综上所述，意大利毛纺织业在其发端时期，就是以加工国外毛纺织品为主。而原料主要来自国外。这就导致其在开始阶段就对国外市场形成依赖。而当进入发展高峰时期，纺织工业运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过高，造成整个行业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国际环境的恶化就会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就毛纺织工业内部来说，行会对技术创新的限制和管理上的落后，遏制了工业发展的原动力，并导致呢绒产品结构和样式没有赶上国际潮流。总之，过多依赖国际市场的意大利毛纺织业，其生产和销售等诸环节易受到国际环境的严重影响，再加上其行业内部机制缺乏创新，整个行业背离了近代欧洲毛纺织业发展潮流，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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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柯达衰落及破产原因简单分析
过分沉溺于品牌以往依附的产品，品牌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负资产。 公司骄傲自满错失转型时机 衰落：
1、投资方向单一
由于对于现有技术带来的现实利润和新技术带来的未来利润之间的过渡和切换时机把握不当，造成柯达大量资金用于传统胶片工厂生产线和冲印店设备的低水平简单重复投资，挤占了对数字技术和市场的投资，增大了退出/更新成本，使公司陷于“知错难改”，“船大难掉头”的窘境。
2、决策层迷恋既有优势
过去柯达的管理层都是传统行业出身。在市场应用和保持领先地位方面，传统产业领导忽视了替代技术的持续开发，从而失掉了新产品市场应有的领导份额。
3、短视的战略联盟
技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被短期市场行为所左右，竞争者与合作者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角色模糊。
破产：
1、柯达长期依赖相对落后的传统胶片部门，而对于数字科技给予传统影像部门的冲击，反应迟钝。
2、管理层作风偏于保守，满足于传统胶片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地位，缺乏对市场的前瞻性分析，没有及时调整公司经营战略重心和部门结构，决策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Ø indulging in departeddependent product, and thus the brand will become a burden and a kind of negative assets.Øcompany`s complacency leads to lose theof opportunity of transformation Decline: 1,single investment direction Failing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alistic profits and future profitcaused a lot of money for a conventional Kodak film printing shop equipment factory production lines and the low levels of simple repeated investment, diverted to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arket of the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update cost, sothe company is in an awkward situation.2, decision-making infatuated with existing advantages The past of Kodak management are traditional industry background.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ket and maintain leading positio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leaders igno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which lost new products market share due leadership.3, shortsighted strategic allianc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 be short-term market behavior or so,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ompetitors and partners and fuzzy strategic role.Bankruptcy: 1, Kodak has long relied on comparatively backward traditional film department, and being unresponsive to the impactsbrought by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traditional image department.2, the management tends to be conservative style, being satisfied with the film the product's market share and monopoly position, lackingmarket prospective analysis, and fail to adjust company operation strategy and department structure.
第三篇：近代消费观念变迁原因浅析
近代消费观念变迁原因浅析
摘要：消费观念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型判断，作为一种认识，受社会实践的制约，其形成和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生产方式、进出口贸易、消费文化、近代工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消费观念；变迁；原因
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坚船利炮逐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廉价的工业生产品冲击着中国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萌芽，冲击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消费观念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奢侈型消费观念逐渐取代节俭型消费观念。
1、生产方式是消费观念变迁的主要原因
马哲认为消费观念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最直接代表是生产力水平，集中体现于生产方式。因此，近代生产方式是当时消费观念变迁的主要原因。当时社会性质下的生产方式主要由三种生产方式共同构成，其相互关系又在不断变化。第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长期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直接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及主要商品进出口贸易和重要的工矿交通产业，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制约了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第二是一种特殊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先后经历了清政府的洋务派企业，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直到后来的四大家族将其发展到高峰。第三是主要集中在轻、手工业部门及商业行业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类经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存在着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性，另一方面又对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此外，封建地主经济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互相勾结和利用，使近代中国社会制度更为复杂和特殊以及受封建地主经济控制的小农经济和受资本经济影响的个体经济等等。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并存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商品经济，从而影响着消费观念的变迁。
2、进出口贸易对消费观念产生重大影响
当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对消费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外来商品的涌入，冲击着原有商品品种产量与价格，人们不仅能从市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可购买商品数量与可选购商家数量也非常庞大，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得多的价格买到这些商品。相对以前的大量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自己生产自己制造的过程，工艺还有可能不太完备，在市场商品数量质量都比较好且获得方式比较便利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物美价廉的外来商品。最为明显的就是当时棉纱价格的不断下降，最后洋纱价格竟与中国棉花价格相等，传统纺织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这种影响最初主要是通商口岸等少数沿海沿江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洋货在中国的倾销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偏僻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的身影。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最初的消费者。
3、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消费观念变迁
近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刺激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并由此造就了中国首批市民阶层，使之成为近代城市消费生活的主体。中国虽然还在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的阶段就被外来资本主义干扰，但是城市工业也较快地发展起来。在各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近代企业如雨后竹笋般建立起来。外资企业、官僚资本企业、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均有了较大发展。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使得资金、技术、人才大量集中于城市，促进了城市工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城市的结构、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市开始从传统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转向以生产――消费功能为主，由单一功能逐渐转向多功能，并首次在经济上取得了对周围农村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大量读书人员及清政府官员开始投身近代工业，成为中国首批企业家阶层；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现代职业的诞生，如银行业、邮政业、新闻出版业等，增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吸呐能力。
4、消费文化传播对消费观念变迁起推动作用
另一个原因便是当时消费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直很低，生产与需求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矛盾，为缓解这一矛盾，“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的观念变成了我国传统的消费理念。但随着近代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开放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的消费理念逐渐被当时的文人所学习接受，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消费文化观念，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谭嗣同认为消费和节俭是相对的，他反对“黜奢崇俭”的传统观念，指出节俭与奢侈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穷人的节俭是不得不为生存而产生的被迫行为，对于富人而言，节俭却是不应该的，富人更应该将自己的钱财拿出来进行消费和投资，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章太炎则高度评价且大力宣扬奢侈，他认为奢侈并非穷奢极侈地挥霍物质财富，消费是人的正常物质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水平也应该随之提升，所谓的奢侈其实只是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适当的消费，并不是要人们完全无节制的消费，他认为侈靡对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这些人，引导了当时的消费文化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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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8505 【原刊页号】107～123 【分 类 号】K24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8512 【作 者】冯天瑜
【作者简介】湖北大学历史系
一、“新学”与“西学”是两个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然而又并不完全同一的概 念
中国近代文化史贯穿着“古今中西”之争。“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 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 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①由于中国近代新学是在 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与“新学”这两 个概念有许多交叉之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用巨舰、鸦片和商品打破清 帝国紧闭的大门，古老的中国一向赖以维系社会人生的“圣经贤传”连同硬弓长矛，一 齐败下阵去。创巨痛深的打击，使一些中国人从“子曰诗云”的迷梦里惊醒过来，转而 学习西方，引入许多新的技术艺能、思维范畴、学说体系和社会理想，以至中国近代新 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西学的熏染，不少新学家亦言必称西学。这样，人们往往把新学 看成全然是“外铄”的意识形态，看成是西学的东方翻版，当作没有民族文化根基的“ 海外奇谈”。此类见解显然失之偏颇。这首先是因为，西学同中学一样，也有新旧之分，但以往中国人很少注意到这一点。直到被誉为“近代玄奘”的严复方指出，元明以前，西方“新学未出”，人们论及物理、人事，都崇奉“雅里氏”(今译亚里士多德)，与 中国人尊信孔子无异，这时西学与中学没有大的差距。明中叶以后，“柏庚(今译培根)起于英，特嘉尔(今译笛卡儿)起于法”，奈端(今译牛顿)、嘉里列倭(今译伽利略)继起，新学方兴，“而古学之失日著”②。也就是说，西学在十六世纪以降才发生从“古学 ”到“新学”的转变，即由古代中世纪文化向近代文化的演进。而从十六世纪末叶以来，中国人接触的“西学”也是新旧杂糅的。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东西文化交流卓 有贡献，但他们译介的“西学”，其主体是西方的“古学”，当时正在欧洲冉冉上升的 “新学”(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物理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利 玛窦、汤若望等人讳莫如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西方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 主持的“广学会”标榜“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但他们译介的“西学”重点不在“治人 ”之学(社会学说)和“治物”之学(自然科学)，而在“治神心”之学③，这种“治神心 ”之学正是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属于“古学”范围。因此，笼统地说“西学即新学”，既未全面反映西学的实际状况，也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不甚吻合。
不应当把“新学”与“西学”相等同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近代新学固然受到西学的启 迪和推进，但这种外来文化只有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这里且不论新 学的特定形态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仅就新学因袭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点 而言，便不可将新学与西学混为一谈。陈寅恪曾揭示文化史上一个“虽似相反而实足以 相成”的通则——各个民族和国度对外来文化“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的 地位”④。中国自两汉、六朝、隋唐到宋明，对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便是吸收中有 改造，斗争中有融合，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复合体：“禅宗”等中 国化的佛教以及包含着若干佛学内容的新儒学——“理学”。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 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也没有忘却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而 是在不同深度和广度上“会通中西”，并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再创造。康 有为便申明，他的学说体系是参合中西哲理，穷究天人之变的产物；孙中山也说：“余 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 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⑤
中国近代先进的人们创立“新学”时“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能全面展开研讨，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是——新学的近代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 西学所赋予，但它的某些基因还深藏在近古民族文化的母胎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中 国近代新学的特点及其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的历程，也要探 索近代新学与近古民族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一纵向运动的历程。只有对这两个方面进 行综合研究，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近代新学的特质，了解它同西方新学的统一性和差异 性，透视中国文化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怎样受到中华民族独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 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出现了由“古学”走向“新学”的最初征兆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度，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统 治地位，在这种土壤上高耸着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政治体制所决定，并反转过来为这种经济政治体制服务的封建文化，笼罩着全社会，桎梏着各个阶层人们 的头脑。然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已开始步入晚境，社会生活的某 些领域逐渐发生微妙的变态，这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明清之际，指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也即十六世纪末叶和十七世纪的一百多年间。这 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一些敏感的哲人不约而同地用“天崩地解”(黄宗羲语)“天崩地 裂”(王夫之语)等惊人心魄的字句描绘自己的时代，决不是偶然的。十七世纪前后，中 国延绵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显露出一系列颓败的症候，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 这个衰老社会的母体内初露端倪，自秦汉即已确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政治，则 达到登峰造极程度，其弊端也暴露得淋漓尽致，朝廷与广大农民、工商业者以至相当一 部分士大夫尖锐对立，“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⑥，呈 现一种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状态。而明末农民 战争和明清间的民族战争更有席卷全国之势，在其冲击下，相对静止时期被视作金科玉 律的某些封建教条(如君臣之道、崇义贱利等等)露出了败象。以上势态，标志着中国的 封建社会步入这样一种境地——这个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刻还没有正式来临，但在这个制 度内部进行自我批判已经有了必要性。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活字印 刷的普及，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化手段，而此间西洋文明的输入，又开 阔了人们的视野。凡此种种，都在知识的准备上为这一时代思想敏锐的文化人进行历史 反思提供了可能性。宋应星便是在这一意义上称他所处的时代为“圣明极盛之世”⑦； 方以智更体悟到自己这一代人达到了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⑧的佳境。正是 这一切，孕育并促成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的勃兴。
“启蒙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定含义，是指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 出现的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呼唤“理性王国”降临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新文化，其代表人物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大师。稍后，在德国(代表人物为莱辛、赫尔德)、俄国(代表人物为别林斯基、赫尔岑)也兴起了类似的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先 进的人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引入的民权论、民约论、民主共和思想，主要便来 自这种“启蒙文化”。与之相较，明清之际的文化思潮还存在着一大段差距。以十七世 纪中国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 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政治学说的两部代表作——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 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便可发现，它们虽然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限 制君权⑨；用“人君能俭”之类的“善政”去实现“天下大治”⑩。而孟德斯鸠、卢梭 们则拿出了以三权分立论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人民主权论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等资产 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分属两个 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社会批判的产品，后者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有 些学人将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等量齐观，显然不太恰当。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 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十四——十 七世纪)，也即严复说的西方“古学”转向“新学”的阶段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 当。这个文化运动产生的经济背景是，十四、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 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11)。而中国明代嘉靖至万历间(十六世纪中 叶至十七世纪初叶)，长江中下游等地的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出现了类似的新的生 产关系。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锋锐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则树起理性主义的旗帜，清算董仲舒等人编制的谶纬神学中的蒙 昧主义和宋明理学中的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12)，“私欲之 中，天理所寓”(13)等新的命题。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辛辣地嘲讽了僧侣 和贵族，向教会的“精神独裁”提出挑战。而中国明代后期也出现这种抗拒封建独断论 的思想流派。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便直接对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的权威表示 了“大不敬”，他批评理学家们“亦步亦趋，舍孔子无足法”(14)；泰州学派的何心隐 则置君臣、父子等封建伦常于不顾，所谓“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 之间”(15)；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傅山一反儒学独尊的传统，将周 秦诸子与孔子等量齐观，并且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16)黄 宗羲更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17)，痛诋封建君主为“天 下之大害”(18)；唐甄甚至詈骂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 手，天子实为大手”(19)。这些大胆言论都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圣人和天 子提出的怀疑与抗议。诚如近人陈登原所说，贬抑君权，是明清之际思想界的一种趋势。(20)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薄伽丘《十日谈》一类反映市民情趣的作品相类似，明代中后 期通俗文学也兴盛起来，它们一扫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展现出火辣辣、活泼泼的生机。这种文学倾向的理论表 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说”，其代表作品则有长篇小说《金瓶 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以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戏剧。这类作品 或以无所顾忌的笔墨，记录了封建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道德的沉沦，将“风俗颓 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21)的情状暴露无遗；或以生动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市民的意愿、渴求和价值观念，并提供了长江三角洲一带城镇中资本主义萌芽 的经济细节；或以悲剧形式，直接抨击封建礼教的不合理，呼吁男女平等、婚恋自由，表现“真情”与“天理”的对立(22)，其反封建的尖锐程度已超过元杂剧《西厢记》，从而与学术领域批判理学的潮流彼此呼应，交相推引。
欧洲文艺复兴的使命之一是摆脱宗教教义的束缚，冲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烦琐和空疏，把人们的视线由虚渺的“天界”拉向真实的“人间”，由“神性”转向“人性”。实 实在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特别是人本身，开始成为研究和描写的对象。从这一意义 上说，由“虚”走向“实”，是欧洲文艺复兴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动向。无独有偶，在 中国的明清之际，也兴起了清算明代学术的空疏，高张“经世致用”旗帜的“实学”。这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在学术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表现。
中国后期封建文化的主体是理学。历经宋元明三朝，理学的两种主要形态——客观唯 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都建立起庞大的体系，它们分别从不同的 本体论角度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或“心”，因而深得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被推尊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范本。但随着封建制度 走向衰微，理学在明代日渐陷入空疏和僵化的绝境，明代的正宗文化呈现一派腐朽气象 ：天下士人竞竞以求的科举经义都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考试更规定一种极端形式主义 的八股文，文章内容又须“代古人语气为之”。这使得广大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 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23)，发展了摹仿古人、因循保守的作风；而明代中后期陆王心 学传衍，理学进一步禅宗化，其末流更滋长了空谈心性的陋习，一些名士清流，自相标 异，专立门户，玄黄互战，一味迷恋于瞑想、游谈，“以无端之空虚禅悦，自悦于心，以浮夸之笔墨文章，快然于口”，“欲一切虚无以求妙道”(24)。那些高居庙堂的士大 夫则高唱“存理灭欲”的谰调，极少有人致力于自然和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见钱谷 兵马之数，条陈胪列之事，无不昏昏瞌睡，唯恐其言之不尽，甚至有掷而弃之者。及见 阳攻阴刺，舞舌反唇之谈，则欣欣相告，寻绎无倦”(25)。这一切都表现了封建末世文 化的颓唐。明朝灭亡后，一批士子痛定思痛，纷纷起来总结亡国教训，同声遣责八股之 害和学风的空疏。清朝顺治初年，有人在北京大明门上张贴红纸，书曰：“奉送大明江 山一座”，落款为“八股朋友同具”。(26)这一嘻笑怒骂的揭帖，表达了士人们对明朝 八股空言导致亡国的愤慨。朱舜水则沉痛指出，明亡于清，“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之也 ”，其祸根之一，便是“明朝以制义举士，……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 呫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 义哉!”(27)顾炎武对明代中后期空疏的学风作了更为深沉的总结：“以明心见性之空 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28)认为士风的颓败进而导致天下倾覆。王夫之则系统地从哲学上揭示了这种空疏学风 的理论基础即陆王心学的谬误和思维教训。费密痛论“清谈害实”，认为这套空疏之学 “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其流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29)。唐甄也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认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 于匹夫匹妇乎!”(30)清中叶学者阮元指出了明代空疏学风对自然科学的阻碍：“自明 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指天文、历算、数学)遂微。”(31)
总之，明代学术空疏的病端，至其末年已大白于天下，一种与之相抗衡的“实学”便 在明清之际应运而起。这一阶段的学风力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易主观玄想 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征实，把学术研究的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实际领域，天 文、地理、九经、诸史、河漕、兵工、山岳、风俗、吏治、财赋、典礼、制度、文物，莫不精究。如“实学”开创者之一徐光启“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32)，专志于“学务可施用于世者”(33)。顾炎武的风格也与之类似，他“综贯百家，上下 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 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34)明清之际实学派内部流派甚多，其知识 论也各有差别，如顾炎武的知识论接近于经验论，他治学“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 佐”(35)；王夫之则近于理性论，他重视悟性，但又认为悟性离不开经验，主张“征之 以可闻之实”(36)。这些不同的知识论有一个共通之点——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圭臬，注意考镜源流，不泥守旧注古训，重视调查研究和第一手材料的占有，并有对外来文 化兼容并包的阔大襟怀，从而将自先秦以来古典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达到我国文 化史上又一个辉煌的高峰。
文艺复兴后期出现的培根、伽利略等科学巨人，开始运用近代思维的基本形态——数 学语言和实验方法，同以思辨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古代和中世纪学术有了根本区别。中 国明清之际涌现的实学派的一个支脉——“西学派”，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虽然还不能象培根那样锻造出“新工具”，但他们继承中国古典科学传统，并吸收耶稣 会士带来的欧洲自然科学成就，在思维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最初的步伐。例如，徐光 启颇为重视“象数之学”，把它比拟为刺绣者的“金针”，掌握了它，就可以“明理辨 义”、“立法著数”，由“数”达“理”，步入科学大殿的堂奥，“渐次推广，更有百 千有用之学出焉”(37)。徐光启洞察到万事万物中都存在着量的特性和关系，“非度数 不为功”(38)，因而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数学语言，而且把数学方法引入社会科 学。在《农政全书·田制》中，徐光启对历史和现实的人口资料进行统计，发现“生人 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是世界上较早明确提出的 人口增殖率概念。徐光启还在《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针对明代“极弊而大可虑”(39)的宗禄问题，进行数学分析，指出“自今以后，百余年而食禄者百万”，“为禄当 万万石”，“竭天下之力，不足为赡”。由于徐光启的分析基于科学统计，因而他的警 告较之一般朝臣的泛泛议论有力和确凿得多。此外，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还十分重视实 验方法，徐光启坚持以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理论的唯一有效验证，他在天文观测和农学实 验方面都作出了巨大努力。方以智更从理论高度肯定“质测”(实证科学)的重要性，认 为“质测即藏通几(哲学)者也。”(40)王夫之则赞扬方以智父子的“质测之学，诚思学 兼致之实功。”(41)王夫之本人在论证物质不灭原理时，也是运用的实证方法：“车薪 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 微而人不见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盦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42)这种实证方法，在顾炎武的考证之学中 也有所体现，他的音韵学研究，以“本证”与“旁证”相参验，系统地应用了归纳法，带有某种近代思维特征。
文艺复兴运动是以复兴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的外观出现的，但正如伏尔泰所指出 的，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新。(43)与此相类似，明清之际的大师 们是在阐扬先秦诸子和复兴“三代之制”的旗帜下，展开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 判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高度赞美“古之君”的大公无私，愤怒遣责“今之君” 的贪婪残暴；顾炎武也热情期待“三代之盛”“徐还”(44)。但他们的这些思想言论都 并非真要复古，而是“以复古为解放”，“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 绝相类。”(45)即借理想化的“三代之盛”去衬托“今世之弊”，用传说中的氏族民主 制的某些精义谴责封建君主，以“百家争鸣”的诸子之学声讨盛行于中世纪的文化专制。恩格斯曾指出这类作法的真谛：在文艺复兴巨匠们重新展示出来的古希腊文化的光辉 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46)。可见，这种“复古”本身就包含着前进的意味。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诗句，将早期启蒙文化貌似复古，实则创新的精神画 龙点睛地指示出来。这正是历史老人遵循“否定之否定”的法则行事——中世纪以经院 哲学和蒙昧主义否定了古代文化，而到了封建末世，在新世纪将至而未至的时刻，进步 思想界还没有可能创作全新的体系，只能请出古典文化，藉助它的某些带有民主色彩和 唯物倾向的思想和古色古香的语言，去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这正是中西早 期启蒙文化共同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可以得见，在十六、七世纪，当欧洲文化从“古学”走向“新学”之际，中 国文化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异。当然，此间中国文化向近代过渡的趋势不及欧洲鲜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早期启蒙文化不过是在潜滋暗长。李贽、唐甄 们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潜书》，黄宗羲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 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早期启蒙文化发育不充分，并处于非主流地位，正同 当时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稀疏、微弱的萌芽相对应。
三、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在清中叶的沉寂和在清末叶的复苏
各个民族和国度社会发展的大趋向虽然是同一的，但由于它们受到不同内外条件的制 约，其前进的具体路径却呈现千姿百态的多样性。欧洲一些国家历经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建立，资本的原始积累顺利地得以完成，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大革命接踵而至，这样，在十七、十八世纪，一批欧洲国家相继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文化越过文艺复兴这一朦胧的早春季节，在十 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迎来了辉煌的夏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旧大陆东端的中国，由于“耕织并重”的自然经济难以突破，与之相伴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也 特别强固，它们共同汇聚成一种巨大的惰力，阻挠社会进步。此外，中国历史上反复出 现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农业社会的冲击，再次发生在明清两朝交替之时，长江三角洲 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备受兵火之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惨绝人寰的 战祸，使一系列繁荣的工商业城镇毁于一旦，这当然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严 重摧折。综合各方面材料看，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我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程度，才恢复到明代万历年间的水平。因此，同欧洲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情形大相径庭 的是，中国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过了“萌芽——夭折—— 再度萌芽”的曲折道路，整个社会的主体仍然停滞在封建制度的轨范之内。与社会发展 的总趋向相吻合的是，这两三百年间，中国文化也步履蹒跚，十七世纪曾颇有声色的早 期启蒙思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却只回荡着零星的回音，这一阶段虽然也有戴 震等人对理学的抗争，也出现过《红楼梦》这样从思想到手法都打破传统格局的文学巨 著，但在文字狱一类文化专制政策的威压下，这一百多年间思想文化界是沉闷的，各学 派间即或有所论争，但大都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围之内，“百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47)。在“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的理学笼罩下，广大士子或者执意揣摹八股时文，以 图仕进；或者陷进故纸堆中，一味迷恋训诂考证，讳言本朝政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十九世纪上半叶思想新鲜的龚自珍的这一诗句，表述了那个高压时 代文化界的郁闷心情。十八世纪的学术出现了由“经世”向“逃世”退化的趋向，在这 一百余年间，乾嘉学派盛极一时，“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 的局面”。(48)这个学派虽然奉顾炎武为“开山祖师”，而且在考据的精密和条理化，以及考据的范围之广、成就之高等方面超过了顾炎武，但他们都缺乏顾氏那种“明道救 世”的雄心，失却了“经世致用”的目标，而一味沉缅于古字古句的钻寻，“躲起来读 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49)。这种整理古文化的工 作，同欧洲文艺复兴巨匠借阐述古希腊文化以掀起人文主义狂飙的情形相去甚远，同明 清之际早期启蒙大师活泼、犀利、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相比，也有所倒退。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乾嘉间学者将微观考察、枝节剖析发挥到极致，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在 宏观研究和历史理论的建造上却很少涉猎。乾隆间史学家章学诚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同代 人学风的流弊：“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50)
正当整个中国社会连同其思想文化界陷入“万马齐喑”的困境而无以自拔的时候，十 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东侵，中国这个老大的封建帝国紧锁的 大门被外人强行打破，而“与外界完全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51)，当这 个“首要条件”一旦丧失，封建的中国这具“木乃伊”便迅速风化，面临着一种前所未 见的变局。一些敏感的士人在“海警飙忽，军问沓至”(52)的刺激下，开始把视野由故 纸堆转向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经历了文化潮 流的大转变。
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首先举起改变学风的旗帜。龚、魏等 人青年时代都受教于乾嘉学派，但他们面对“世变之亟”，痛感考证之学“锢天下聪明 知觉，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53)，他们对于清中叶一百余年间彼此对垒的汉学和宋学，都加以讥弹，并力图跳出其偏狭的格局，寻觅一种能够“经世救民”的思想武器。在 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他们一方面借助适于比附现实的今文经学，发挥《公羊传》三世 说，讲解微言大义以干预时政，力主变法以谋富强；另一方面，又复兴十七世纪的实学 传统以求筹边、御外之术，发扬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向封建制度的种种病端开刀。清代文化主潮以此作契机，为之一变。此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马建 忠、郑观应、薛福成、陈炽、何启等人，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至于资 产阶级革命派，分别从不同角度推进这个新的文化大潮，终于形成浩浩荡荡的“新学” 洪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代新学乃是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的“复归”，正如梁启超所说，他本人及其同道们的学说，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54)。这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论断，它对于我们把握中国近代新学的民族文化渊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这种“复归”、“复活”决不是对往昔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在封闭体系内实现 的，而是在西学强有力的刺激下完成的螺旋式上升的圆圈。
四、近代新学对早期启蒙文化的继承和发挥
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 经济的事实中。”(55)十九世纪中后叶勃起的中国近代新学，除利用进口的西学作为出 发点外，还要寻觅民族文化的依托形式，而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便是其现成的借用 对象。这正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成就充当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前导相类似。
中国近代新学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历程。粗略言之，以甲午战争为界限，此前 的新学家们(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主张在维持清王朝现存统治的前 提下进行变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而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多是反清志 士，不少人以明朝遗民终其身，其著作在清代前中期往往遭到冷落甚至禁止。甲午以前 的新学家们既然尚未与清王朝的现存统治形式发生尖锐对立，也就很少直接提及明清之 际诸大师，但在学术路线上，却与之一脉相通。甲午以后，尤其是戊戌以后，随着民族 危亡日渐迫在眉睫，清王朝作为“洋人朝廷”进一步激起各阶层民众的公愤，新学家们 改革清朝旧制的意识趋于明晰，“排满革命”的呼声愈益高涨，这样，许多新学家便以 明清之际诸大师的后继者自居，接过十七世纪前辈们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民族主义旗帜。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朱舜水、吕留良等人的名字和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各家 新学刊物上竞相出现，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积极宣传明清之际诸大师的思想和操行。(56)中国近代新学的两个发展段落虽然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但近代新学作为一个总体，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相承袭，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逻辑。近代新学继承并发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所在甚多，以笔者管见，大体有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在“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支配下复兴“实学”。
中国近代与明清之际的社会性质固然不同，但这两个时期都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尖锐化的关头，某种类似的氛围使这两个时期的进步文化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宣称：“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 救世者也”(57)，黄宗羲说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吟风热血洗涤乾坤”(58)。近代进步文 化人继承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他们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悲歌慷慨，“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59)。正是这种忧国伤时的 悲壮心理，驱使着近代进步文化人步明清之际诸大师的后尘，以“经世致用”为研究学 问的出发点，“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指罂粟花，喻鸦片战争)稗史情”，龚、魏 以降的进步文化人著史、作文、吟诗，无不与民族兴亡、时局变幻息息相关。
如果说明清之际诸大师是怀着复兴故国之心，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60)，那么，近代进步文化人则是为着挽救民族危亡而探讨“天地东西南 北之学”(61)，力主“革虚而之实”(62)。他们尖锐批评清代盛行的“浅陋之讲章，腐 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63)，认为这一套学问“民瘼之不 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 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 道哉?”(64)这种对清中叶空疏学风的批评，与明清之际诸学者对明代学风之弊的抨击 何其相似乃尔!近代进步文化界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空谈性理、繁琐考据、科举利禄 拉向解决现实问题的正道上来。龚、魏与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等人便针对禁烟、吏 治、边防、海防、漕运等实际问题发表议论，开展研究，确乎做到了“一代之治，即一 代之学”(65)。近代进步文化人还继承王夫之、黄宗羲修当代史(66)，顾炎武著《天下 郡国利病书》的传统，发挥章学诚“史学经世”的精义，一反清代史学详古略今，一味 考订校勘的“考史”之风，致力于写“当前的活的历史”(67)。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 记》，便对刚刚结束的鸦片战争作了忠实纪述；《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总结了鸦 片战争的教训。此后，研究本朝掌故的史著大量涌现。还有一些人讲求边疆地理(尤其 是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地以谋对外，如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 西域置行省议》、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枬的《夷氛闻记 》、夏燮的《中西纪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便是这类史地论著。晚清的经学方向 也发生大改变，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而讲解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为变法 图强服务。晚清进步文化人大量介绍西学，也意在以西学之“实”克服中学之“虚”。他们认识到：“泰西之国岂天国耶?泰西之人岂天人耶?头同圆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为仲伯，而强弱之形，盛衰之势，判若天渊者何哉 ?务实学不务虚文者之故耳。”(68)这种概括，并不十分精当，但改变中国旧学之虚空，确乎是近代先进文化人的共同要求。而这种“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69)的风气，在近代开创于龚、魏，而其前导则可追溯至明清之际诸大师。
第二，抗议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战斗的民主精神。
近代新学的政治思想，其中心点在于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民权主义。它萌发于龚自珍 的“讥切时政，诋诽专制。”到早期改良派如陈炽等人，则直抒“国以民为本”(70)的 思想，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更呼唤出“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71)的呐喊。唐才常也有类似言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 垓人之天下也。”(72)这种民权思想当然受到西学的启迪，尤其是受到卢梭的《民约论 》(今译名《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但中国的新学家们在当时即已指出，民权观念并非 全然取自“西法”，中国“古已有之”，“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73)这自然是对《孟子》等典籍的现代化解释。其实，近代民权主义较切近的历史渊源是以《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非议绝对君 权的思想。梁启超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说明：“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 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74)又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 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75)谭嗣同甚至认为“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 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和王船山的《遗书》是例外，二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76)五四时期“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是反对封建独断论的健将，而他把明末 的异端思想家李贽视作自己的前躯，他曾为李贽辩诬，批驳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中定李贽为“名教罪人”的说法(77)。章太炎在谴责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苛酷暴虐 时，也援引唐甄的《潜书》(78)。
总之，明清之际谴责封建专制君主的社会批判思想，是从先秦民本思想和中世纪各种 抗议封建专制的异端哲学走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的桥梁，它为中国近代先进 的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提供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
第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执著的民族精神。
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都是热切的爱国者，在明清间的民族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民 族精神。“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79)亡国之恨始终缠绕在这批坚贞的 文士心头，明亡以后，他们或者削发为僧(如方以智)，或者孤处穷乡僻壤(如王夫之、黄宗羲)，或者远走他乡(如顾炎武)，但都为复兴民族而著述不辍，“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80)，是这些哲人沉郁而又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写照。他们的爱国主 义，自然是旧式的，其民族思想停留在传统的“夷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之内，“今族类 之不能自固，而何地仁义之云云”(81)。但是，这种旧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 反抗异族入侵、维护本民族的生存权利和文化传统的精神武器，自有其正义性。而近代 中国人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面临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理所当然地与明清之际的爱 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生共鸣。清末有不少革命党人提倡民族气节，以王夫之、顾炎武、张煌言为榜样。如章太炎本名炳麟，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的民族精神，改为章绛，号 太炎，他还在日本翻印王夫之和顾炎武的著作以及《张苍水集》。章太炎曾这样讲述自 己“排满革命”思想的形成经过：“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 静事，怅然不怡。……弱冠睹全祖望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愿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82)他还说，光复革命的思想，“不离吕(留 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也”(83)。这种思路在辛亥志士中颇有代表 性。
当然，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其新的内容。章太炎便说：“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 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84)这是一种更广阔意义上的 反对民族压迫、种族压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于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宣传 的爱国主义，则有更鲜明的反帝色彩，突破了“夷夏之防”的旧樊篱，然而，明清之际 启蒙大师阐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毕竟给近代爱国志士以激励和启示。
第四，注重发展生产，提倡工商业，对自然科学给予关注。
“安贫乐道”、“知足尚俭”、“重农轻商”、“重政务轻技艺”，是中国儒学的传 统，它们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在明清之际，与商品经济 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相伴生，出现了“工商皆本”(85)的新观念，并产生了注意生产问 题及自然科学的文化动向。这一时期涌现出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 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 识》等一系列科技著作，进入我国古典科学技术的总结阶段。与当时的国防需要相联系，徐光启还提出“火器今之时务也”(86)，开始致力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当然，上述动向，后来中止或减缓下来，中国文化仍然在封建的故道内徘徊。这种格局直到近代方被打破。十九世纪中叶，徐寿、华衡芳等自然科学家重新翻读明清之际徐光启等人 与利玛窦合作的科学著作和译作，“甚为欣羡，有惬襟怀”，并且感慨“忽述二百年而 与此新理相觌面”(87)。
近代新学家重视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并不限于自然科学家。王韬便反对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富强即治之本”(88)。他还著《火器说略》一卷，编著《西学辑存》六种，即《重学浅说》、《格致学提纲》、《光学图说》、《西洋天 学源流》、《华英通商学略》、《泰西著述考》，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戊戌维新志 士则创办《农学报》、《算学报》、《格致新报》等宣传自然科学的报刊，又在综合性 报刊上开辟“格致”、“算学”专栏。谭嗣同在南学会举办的演说会上，讲述天文地理 知识，向听众作科学启蒙。这种关注生产发展、重视自然科学进步的趋向，在明清之际 开始萌动，尔后遭受压抑，到近代方得以发扬，直至五四时期提倡“德赛二先生”，仍 在继续解决这个问题。足见以科学战胜愚昧，在中国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
第五，重视社会风俗的研究和改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在总结明代亡国的教训时，并未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统治阶层的弊 端上面，他们还将视线投向了社会风气、民间习俗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89)。顾炎武在这方面尤有卓识，他引用罗仲素的话说道，“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倘要“论世”，必须首先“考其风俗”(90)。这应当说是一种颇为深 刻而进步的思想。顾炎武本人极重视风俗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日知录》最所用意处，便在卷十三的论风俗。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也提出“习俗”的改造问题，并力主 革除奢侈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迷信。(91)近代新学家在这一点上，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脉 相通，他们为了引导国民冲破蒙昧主义的重重障壁，莫不高度重视风俗的改造，严复曾 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92)的口号；梁启超力主“振刷国民之精神”(93)； 邹容更大声疾呼“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94)；章太炎也指出，革命“ 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95)。维新派与资产阶 级革命派都开展过一系列改造风俗的实际运动，如禁缠足、禁鸦片、提倡体育、讲究卫 生、改变服装，乃至提倡工作和生活时间的条理化。尽管近代先进人物改造国民性的思 想与明清之际启蒙大师的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顾炎武等人注意到人心风俗对社会面貌 的重大影响，注意到匡正风俗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这一切无疑都给后哲以启示。从这 一意义上说，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顾炎武等早期启蒙大师改造社会风俗思想 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第六，勇于并善于借鉴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相对立的倾向：容纳、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气象和深闭固拒的排 外情绪。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则继承了前一种优良传统，其卓越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徐光启与明末来华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以师友相处，为译介西方学术做了巨大的工作。徐氏学习西方文化，意在富国强兵，他在驳斥那些排外主义者时说：“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96)，他钦佩西方学术，固“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97)，这 种学术可以使“国家致盛治”(98)。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徐光启还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99)的口号，可见，在他的规划中，“会通”中西只是第一步，“超胜” 西学才是鹄的所在。在明末清初学术界中，对外来文化与徐氏持相仿看法的，还有李之 藻、方以智、王应麟、王徵等人，他们认识到西学能“补开辟所未有”(100)，西学中 “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101)，“翼我中华，岂云小补”(102)。徐光启等人会通中 西学术的活动，显示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探求文化进步的开放精神。这种开放精神后来 遭到扼杀，直到近代，中国人被西方炮舰惊醒，再度睁眼看世界，更大规模地重新开始 了徐光启们会通中西的工作。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先进的近代文 化人纷纷学习西学，他们一反顽固派那种夜郎自大的愚蠢态度，承认中国有许多地方落 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03)。薛福成指出，应当去掉文化上夷夏之别的陈腐之见，“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104)，科学“乃天地间公共 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105)既然科学是无国界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去学习它，而只有学习了外国人的成果，才有可能赶超外国人，“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能变。”(106)其观点和语言都酷似徐光启。谭嗣同更进一步指出：“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 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107)承认学理非中 国所独有，而且外国有超过中国之处，这是一种勇敢的科学态度。在谭嗣同之前三百年 的徐光启便已经这样做了，他指出，传教士带来的“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宗根”的 西学，“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108)。正是这种科学的精神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促使徐光启等明末士人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十六、七世纪东西“两大文明之间 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109)。而这种科学精神与爱国主义在近代的再度结合，则促成 了新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中国社会突破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走向近代世界，创 造出并将进一步创造辉煌灿烂的新文化。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89—690页。
②《天演论》卷下，第80页。
③见李提摩太：《教务本末》下。
④《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⑤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第1页。
⑥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明史纪事本末》也有类似记载。
⑦宋应星：《天工开物》。
⑧方以智：《通雅·考古通论》。
⑨见《明夷待访录》中“置相”、“学校”诸篇。
⑩见《潜书》中“富民”诸篇。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12)王夫之：《诗广传》卷二。
(13)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六。
(14)李贽：《藏书·王通》。
(15)李贽：《何心隐论》。
(16)傅山：《霜红龛集·谈<老子>道常无名解》。
(17)《明夷待访录·学校》。
(18)《明夷待访录·原君》。
(19)《潜书·室语》。
(20)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
(21)《金瓶梅》第三十四。
(22)见《牡丹亭》。
(23)蔡尔康：《纪闻类编》卷四。
(24)《明语林》卷七。
(2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26)蔡尔康：《纪闻类编》卷四。
(27)《中原阳九述略·致虏之由》，《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8)《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29)《引道书》。
(30)《潜书》“辨儒”。
(31)《畴人传》卷四四，“西洋，利玛窦”。
(32)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33)《徐氏家谱》“文定公传”。
(34)潘耒：《日知录》序。
(3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6)《思问录》外篇。
(37)《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38)《刻几何原本序》，《徐光启集》卷二。
(39)《明史·食货志》。
(40)《物理小识·自序》。
(41)《搔首问》。
(42)《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43)见伏尔泰：《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
(44)顾炎武：《明夷待访录弁端》。
(4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6)《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47)惠栋：《红豆山斋楹联》。
(4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9)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50)《文史通义》外编三。
(51)《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52)魏源：《圣武记》序。
(53)魏源：《武进季申耆先生传》，《古微堂外集》卷四。
(5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55)《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56)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
(57)《赠凤云杨君令峡江序》，《泾皋藏稿》卷八。
(58)《东林学案卷首》，《明儒学案》卷五八。
(59)《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页。
(60)王敔：《薑斋公行状》。
(61)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04页。
(62)魏源：《海国图志》叙。
(63)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
(64)魏源：《默觚下·治篇一》，《古微堂内集》卷三。
(65)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66)王夫之修《永历实录》，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均属修当代史、当代学术史。
(67)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序言》。
(68)《论实学》，《中外经世策论合纂》卷二四。
(69)《定庵文集》(世界书局版)卷下，第23页。(70)《庸书·旅人》。
(71)《仁学》自序。
(72)《支那汉族黄中黄》，《沈荩》第5页。
(73)唐才常：《辩惑》，原载《湘报》，后辑入《觉颠冥斋内言》卷四。
(7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7页。
(75)《清代学术概论》第32页。
(76)《仁学》卷下。
(77)见《明李卓吾别传》，《吴虞文录》卷下。
(78)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79)顾炎武：《赠朱监记四辅》。
(80)王夫之：《祓禊赋》。
(81)王夫之：《读通鉴论》。
(82)《光复军序》，《检论》卷九。
(83)《光复军序》，《检论》卷九。
(84)《复仇是非论》，《别录》卷一。
(85)见《明夷待访录·计财三》。
(86)《徐氏庖言》。
(87)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88)《文录之编》卷二，“兴利”。
(89)《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90)《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
(91)见《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92)《原强》。
(93)《戊戌政变记》。
(94)《革命军》。
(95)《革命军》序。
(96)《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
(97)《泰西水法序》，《徐光启集》卷二。
(98)《泰西水法序》，《徐光启集》卷二。
(99)徐光启：《历书总目表》。
(100)方以智：《考古通说》。
(101)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序》。
(102)王应麟：《利子碑记》。
(103)冯桂芬：《制洋器议》。
(104)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篇》。
(105)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106)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篇》。
(107)《思纬壹壹台短书》，《谭嗣同全集》。
(108)《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徐光启集》卷七。
(10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第693页。
第五篇：20世纪英国相对衰落的时代的原因及启示
英国经济从1870以后就出现了衰落迹象，而且这种相对衰落存在于整体绝对优势之中。实际上，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保持领先的发展速度，绝对的落后就是迟早的事。那么，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丧失了科技的优势。麦格劳将工业革命分为三段，毫无疑问，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绝对领先者。同其他依然停留在农业经济的国家来说，英国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据185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农业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行业，从业人口179万人，煤矿业和棉纺织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部门，分别有52.7万人和24.6万人；手工业者依然占很大的比例，比如鞋匠就有27.4万人，比棉纺织业的人数还要多。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古典工业革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指出：英国在1870年以前或许已经一直在快速地工业化，但它仍然是一种农业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虽然也有一些发明，如合成染料、贝氏炼钢法、蒸汽涡轮等，但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多是德国人的发明或改造，美国发明了环锭纺纱机、打字机、白炽灯和电话等。事实表明，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已不是英国；即使英国有一些新技术成果，也因思想保守而没有及时加以利用，墙内开花墙外红。例如，英国人在70年代末发明了从廉价的铁矿石中提炼钢的方法，但英国却长期沿用旧的炼钢法，1886年和1893年，英国的钢产量分别被采用新办法的美国和德国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行业，在这些领域英国都未能跟上。19世纪最后25年里电力和电机产品在一些国家受到重视，但英国有运行良好的蒸汽机，因此英国人问：“煤价很低廉，它对于我的父辈一直很合用，现在我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第二，未进行产业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四大支柱产业是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它们是保住英国经济优势的几个关键部门。但其设备到1870年以后都已经陈旧，英国没有及时进行更新换代。虽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依靠传统产业的还是能够保持低度发展，但所占市场的份额减少了。对于像英国这样已经形成工业化规模的国家，企业的更新改造比新建企业的难度更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先进技术，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新的资本开始加速流向新兴工业部门，即电力、化工、石油、汽车等，谁在这些方面占优势，谁就取得了新的领先权。英国在新兴产业上的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新兴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低，其产值到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英国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即对外依赖程度高。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1865-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已经超过了在英国的投资，欧洲占6%，其他国家占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英国依然是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几乎占全世界投资总额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国只占到19%。资本输出的半数投在英国殖民地，这样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并可以远离欧洲大陆，降低投资风险。但这种情况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的投资和技术革新，第二方面造成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英国靠殖民地的无形收入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却掩盖了工业水平已相对落后的事实，抑制了工业发展的激情和活力，而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就可能改变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无形收入会急剧减少，这在后来发生的两次大战中得到了印证。第三，英国企业规模相对小。英国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工业化初期主要依靠个人或合伙人办厂，规模就小。而德国和美国一开始资本就集中，并依赖金融资本。英国虽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垄断组织，组织银行投资，但英国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国外，即使向国内放贷，一般也是向铁路部门，而不是工业生产部门。英国企业规模小，一旦国外大型企业发展起来，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德国是最早发展联合企业的国家，认识到联合企业的经济优势，英国建立垄断企业还是向德国取的经。美国的垄断企业兴起于德国之后，但在规模上迅速超过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规模在竞争能力方面越来越起作用，这成为英国世界贸易市场竞争的一大障碍。第四，教育落后带来严重影响。英国虽然有少数世界级的高等学府，但它的全民教育制度远没有其他国家健全，英国在教育方面远落后于邻国。当时德国的大学教育堪称楷模，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出自大学，它的大学首先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根据地。英国大学与此不同，其目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科学技术人才。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更愿意在政府工作，而不愿经商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据统计，1902年，德国有4000个化学家，大学毕业的占84%；而英国只有1500个，大学毕业生占34%，其中一半还是在外国上的学。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有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英国染料工业中雇佣的化学家只有30-40人。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取得优势地位后多少会产生一些惰性，这一点在英国表现的更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民族特性，即使在工业革命中也一如既往。而且，英国是一个向贵族看齐的社会，贵族更多的是与土地而不是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百万富翁用他的一半资产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得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绅士”。因此，工业家和商人在发财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企业家以工商业起家发财，却以被取代了的贵族文化的价值观为其归宿，这真是一种讽刺。
第六，自由贸易的负作用。英国已经失去经济领先地位时，自由贸易政策仍在长时期运行，这使英国产品在国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对其他国家产品敞开大门，免征关税，而其他国家则对英国产品征收关税，甚至连帝国内部的自治领也是如此。这样，那些后进的国家可以利用低价的产品冲击英国市场，同时拒英国商品于门外，从而保护本国经济。如，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大量美国小麦占领英国市场，造成英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大批农民停止耕种，农田荒芜，1872-1895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近3/5.我们知道，英国作为一个小国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的创新能力，它在很长的时期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制度，其覆盖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正因为这些创新，英国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世界最强国。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落伍了，它未能跟上发展的趋势，相反安然自得、墨守陈规，失去了继续领先的机会。将英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英国丢失了引导世界潮流的能力，它一旦松懈，就不进则退。换句话说，处在世界最前列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它的创造力，否则便是衰落的开始。
一战前的英国经济开始出现相对衰落的迹象，但这种迹象还不十分明显。一战加速了这个趋势，战争中，英帝国投入兵力950万，其中600万出自英国本土。在战争中英军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剧增，政府只能依靠增发国债和纸币来填补亏空，并停止黄金兑现。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了1/4，这些投资总额在战前达到40亿英镑，占国际投资总额的41%。英国还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英镑地位发生动摇，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转而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此外，英国损失船只900万吨位，海军力量遭到重创，商船能力也下降1/3，战后，英国丧失了海上的霸主地位。因为战争，金本位被中止，平衡财政被破坏，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侵蚀，而这些就是战前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
战后出现经济繁荣，但只维持了一年时间。此时世界经济已经处于转型时期，在经济上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将决定英国下一步的经济走势。英国是抱住过去的法宝消极应付，还是积极改革，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命运。不幸的是，英国的主流思想是重新回到过去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中去，这就是金本位、平衡财政和自由贸易。这一选择是致命的。为了保住这个被凯恩斯称为是“过了时”的金本位制，英国采取高利率、平衡预算等非扩张性政策，其结果造成了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活力，导致失业大增。过去，英国凭借着绝对领先的四大支柱行业，只要用少量的钢材、棉布等产品就可以换来大量的小麦和木材。事过境迁，在英国生产能力已经失去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坚持以高出英镑实际价值的比价确定英镑的外汇比价，英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骤然下降。经济上的固步自封使英国成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危机期间英国投资锐减，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攀升。不仅有形贸易出口收入下降了1/3，过去抵冲贸易赤字的无形贸易收入也急剧减少。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的影响，出现外国人纷纷到伦敦银行挤兑黄金的现象，到1931年，英国的黄金储备告罄。由于英国依然坚持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收入和海运收入也大幅度减少，英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大，预算平衡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也放弃金本位制，转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更大。在战争开始仅仅16个月后，英国就几乎耗尽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产，如果不是靠美国的“租借法案”，英国已无法支付战争费用。战争中，英军死亡人数接近30万，约50%的英国商船被摧毁，英国出售了45亿海外资产，丧失了许多海外市场。英国还将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等殖民地的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以换得美国的援助。到战争结束，英国的黄金、美元储备和海外资产已经接近为零，并欠下巨额外债，仅欠美国的账款就达210多亿美元。英国多年积攒起来的丰厚家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耗费殆尽，英国实际上破产了。1942年12月，英国发布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建议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保障体系，政府采取措施消灭贫困、疾病、无知和懒惰，让每一个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报告为战后英国勾画了蓝图，深深打动了英国人的心。但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就必须建立新的思想基础。此前，英国已出现国家干预的理论，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就为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凯恩斯提出运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占居中心地位，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理论上的结束。
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丘吉尔作为领导英国走向战争胜利的国家英雄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黯然下台，这个事实本身就反映了英国人心的变化。战后，英国走上了国家干预的路。这一变化意味着英国背离一百多年来维持大国地位的金科玉律，即“自由放任”，说明英国已失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感召力。国家干预思想在本质上是与自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的，但不走干预之路，对英国来说似乎又没有其他路可走。工党推出两项基本措施，一是福利国家，二是公有化。福利国家包括两个方面，即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障。从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开始，工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将全体人民置于全面的国家保护之下，解除了失业、疾病、贫困对人们的威胁。国有化是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更突出的表现，从1946年开始，两年内完成了对煤矿、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电力等部门的国有化，开始体现其党纲中的“社会主义”成分。1948年7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是福利国家。
但社会的进步却未能阻挡英国的颓势，相反，在世界横向比较中，英国的败落越来越明显了。国有化和福利制度都相继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积聚使英国在20世纪下半叶更加江河日下。到70年代，英国出现了著名的“英国病”，英国也变成“欧洲病夫”。
国有化首先出问题。效益是企业的生命线，恰恰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有严重的缺陷。企业负责人对经济效益漠不关心，职工也缺乏工作的动力，结果是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无劳动积极性，多数亏本运行，造成国家的负担。国企问题引发社会的长期争论，始终难以解决。福利制度造成更大的问题。福利政策是由国家执行的，而福利开支的来源则是人民，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的钱由税收提供，福利支出越大，国家负担就越重，民间税务也就越重。税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增加工资的要求不断提出，劳资冲突也不时爆发。这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似乎坐在一个跷跷板上：这头压下去了，另一头就翘起来。问题的根子是公共开支巨大：1959-1964年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除防务开支外，福利开支是最大的一个项目；1965-1966年福利开支是65亿英镑，20年后则接近了920亿英镑。如果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好，增长率大大超出福利开支的增长，那么矛盾还不会太突出；可是英国问题已经非常大了：1951-1973年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8%，是同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1973-1979年这个平均数降至1.3%，有些年份还是负增长。面对不断攀升的福利开支，再加上不断上升的工资增长，英国出现了奇怪的经济现象，即“滞胀”：一方面是发展停滞，另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失业人数超过百万，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这些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更是一筹莫展，相反，它似乎在助长这种现象。英国于是患“英国病”了，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病夫。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把英国看作是模仿的榜样、未来的目标，当年对英国趋之若鹜；而现在世界关注英国，是关注如何能规避英国的覆辙，不患“英国病”！世道真的变了，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为了医治“英国病”，英国人再次改弦易辙，从7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用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公共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若过大，政府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形成财政赤字，由此导致货币流通量激增而引发通货膨胀。通胀只会刺激物价上涨，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不能刺激消费，不能促进生产发展。因此应该通过提高经济活力扩大就业空间，为此就要运用国家的货币政策减少赤字，保持财政预算的基本平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效规划货币供应量，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运用货币主义理论对英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她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将国有产业重新实行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且打击工会力量，压制工资增长。她的强硬手段在一段时间中确实起了效果，“英国病”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英国经济开始回升。但英国的总体经济地位并没有提升，它仍然只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英国两次改弦易辙，第一次用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放任，虽然背弃了英国传统的金科玉律，但凯恩斯主义毕竟还是英国人自己的创造，而且凯恩斯主义曾经被世界其他国家广泛使用，可看作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个贡献。但货币主义却不是英国人创造的，而是美国人的发明。英国在经济上的凋落竟至思想上也枯竭了，也就是说，英国成为“欧洲病夫”后已经无法自愈，为治病它的药必须从“国外进口”。英国已经失去思想的创造力了，而正是这种创造力，曾使英国登上世界发达的顶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回归欧洲，这在过去几百年中它是不屑去做的。英国被迫退回欧洲。但它并没有果断地做出这个选择，相反，它的帝国情节——它的帝国包袱阻碍了它在最有利的时机抓住机会。它再次错过机遇，导致它今天在欧洲的尴尬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人指出了“欧洲联邦”的理想。1948年4月16日，西欧各国在巴黎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有关欧洲统一的问题开始进行研究。1951年4月，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组成“欧洲煤钢联盟”，揭开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序幕。1957年3月，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就是“欧共体”。
但英国对欧共体持反对态度。英国在战后执行“三环外交”，“三环外交”的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这是英国世界政策的基点；英国还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的重点，而欧洲政策则处在三环中最后一个位置上。为什么这样处理？英国一向认为它国力的基础是帝国，而当时它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英帝国似乎是如日中天，它没有想到帝国实际上已经是落日黄昏。它仍然认为战后的世界仍旧是大英帝国的，它要靠帝国维护它的世界地位；而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就能加强这一点。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非常没有远见，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只有进入欧洲，英国才能尽量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欧洲战事方尽，重建欧洲是当务之急，欧洲已经认识到：几百年的欧洲战争史给欧洲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只有联合，才有出路。欧洲希望英国在联合中起领导作用，因为英国是欧洲唯一真正的战胜国（法国不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英国把这个可以使它再次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大好机会白白地方错过了，它的帝国包袱让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英帝国已经来日不长，英国错过这个机会，结果是既没有保住帝国，又放弃了欧洲领导权。英国没有参加六国组成的欧共体，相反于1960年1月与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等国签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条约》，即“七国集团”。
七国集团只是一个工业品关税贸易组合，六国集团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它，英国从七国贸易中得到的好处不能弥补它面对六国贸易受到的损失。而且后来美国又支持欧共体，因为欧洲一体化能够加强对抗苏联的能力，减轻美国在欧洲的防务压力，这是英国没有想到的。等到英国在帝国瓦解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下终于醒悟过来一心想加入欧共体时，欧方提出的条件就高得可怕了！欧方提出：英国要废除与英联邦国家做出的贸易优惠安排，放弃在欧共体内对农产品销售提出特别要求，并停止对七国集团承担的义务。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更是反对英国加入，1962年底欧共体拒绝了英国的第一次申请，英国在欧洲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1967年12月英国第二次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未经谈判就被拒绝，戴高乐再一次投出反对票。戴高乐下台后，1970年6月，英国与欧共体恢复谈判，1972年1月英国终于如愿以偿签订协议，1973年1与1日英国加入欧共体，但代价极高，它接受了欧方几乎一切条件。一个帝国消失了，英国重新回到欧洲。
小结
英国曾经是风光无限的世界霸主和最大的帝国，英国为现代文明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做出的贡献更大，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英国的世界作用，只是这些作用已今非昔比。也许，英国从过去的光环中摆脱出来的确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整个20世纪，英国都在全球主义和岛国主义、大西洋和欧洲、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世界性与国家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试图找到它自己的位置。英国就是在这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走向衰落了——从世界走回欧洲。两次大战中，它先丢掉世界的领导权，接着又失去重新领导欧洲的机会；在100多年时间里，英国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都一一失去。现在英国只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再是帝国，虽说它仍有相当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常常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回顾历史，英国是在500年前开始走出欧洲的；现在，它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大约500年前，亨利八世说：“英国是一个帝国”；现在它不再是帝国了，它回到了欧洲，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是长存的。
英国的兴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国的振兴和强大靠的是制度性创新，英国从500年前开始崛起，就是因为它在许多关键时刻站在历史的前沿，创造了历史的未来。它的民族国家，它的重商主义，它的政治变革，它的议会制度，它的工业革命，它的科学进步，等等，等等，都是在那些时代领先于全球的，因此一个小小的国家领先了世界，引领了世界潮流。这是英国强盛的秘诀。但它后来失去了这种不断创新的能力，它就一步步地衰落下来。当然，如果我们以始终创新的要求来要求英国，那也未免太勉为其难了。作为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英国，能够在近代历史的跑道上领跑一百多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从英国的兴衰中我们应看到的是其背后隐藏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探讨英国兴衰的目的所在。
来源：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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