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大全]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80%10%10%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二、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3]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6]；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 [7]；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 [8]。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六年的杀戮给苏区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军事斗争、地富阶级的报复、宗族争斗、地方斗争等，依然贯穿于民国后期的江西苏区（温锐，2001）。肖田村和马岭村就在苏区革命后遭受国民政府军的毁灭性报复，部分自然村被烧掠，抓走妇女儿童50多人，数百人被迫流亡他乡谋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华，抗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家卫国，江西人民穿起戎装，奔赴抗日战场。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宣传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从军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兴国县征兵人数达13977人 [9]。虽然抗战期间江西因参军参战形成的劳力外流的趋势仍如以前，但与苏区革命战争时比，奔赴抗日战场的青年劳力人数还是有所减少。而与从军劳力外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迁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 除了遭受战乱的影响外，江西还频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据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仅在民国时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灾害的次数就达15次之多。1915年有19个县遭受水灾；1921年有47个县分遭水灾或旱灾；1924年有40个县110万人遭水灾；1925年有41个县100万人遭受特大旱灾造成大饥荒；1928年47个县遭大蝗灾；1929年45个县遭受大蝗灾12县遭旱灾；1931年45县202万人遭受大水灾；1932－1934年连续遭大水灾；1934年又有74县遭旱灾，该年水、旱灾共造成灾民774万人；1935年鄱阳湖各县洪水决堤，50个县232万人受灾，“数十万饥民涕泣逃荒” [11]；1937年51县遭水灾；1939年34县遭旱灾；1943年42县14万人遭水灾；1948年有70个县240万人遭水灾。同时在鄱阳湖周边各县和赣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虫病的肆扰，“男死、女嫁、小孩长不大”，江西省星子县海会乡杨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绝，随后迁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内死亡殆尽。
如果说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迁徙的内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过快，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农民流动的另一种景观。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孙徙往江西的莲花、安福和广西等8个地方去开创家业；吴村的吴氏也先后有子孙分支徙居江西南丰、临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广东韶关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湖南茶陵等地……不过，从个案研究的情况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马岭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还出现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经商的现象，当时他们主要流向是家庭所处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长沙和广西南宁的，而滁山村则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药材生意。
三、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状况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党和人民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先后领导和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党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后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这一部署，从1950年冬开始，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但因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的发展。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江西农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下，为此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来作出耕作种植的选择，如古竹村、吴村有种植棉花，东林村有种植烟草，马岭村有种植芝麻和苎麻，肖田村有种植花生，朝阳村有种植白莲。但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合作化运动的实施，正如黄宗智（2000）所指出的，中国乡村社会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所取代，农民的耕作和生产也由自上而下的经社合一的政府组织统一计划和安排。同时使得多种经营的经济形式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生产经营上的选择权。至1956年，这些村在种植结构上基本是单一的水稻种植 [13]，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活力，至此从源于生产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产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掀起了第一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潮。为了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采用了“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国家与农民的第一轮“密月” [14]，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回顾解放后农民迁徙权利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可发现，随着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互助组”制度和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从此，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被剥夺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有所松动，但严格地说，这些制度到现在仍还在延续而未能彻底改革。从我们调查的20个村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流动基本上是处于禁止，当时的政策条件下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见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动，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现因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还有就是开发建设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库建设导致大量库区居民迁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县市的农村，如吴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当然也还是有少数的自发性流动，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业。
表21950－1979年间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
四、从历史视角看江西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在1956年前，江西农民的流动都还是比较自由而又频繁的。自明清以来至1949年，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种，外在原因是因为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等因素，内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生存资源紧缺。当然，因这两种原因作用而形成的农民流动，在清朝晚期洋务运动之前是在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这是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所固有的农民流动方式。而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及其带来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使得农民的流动变为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过，这只是农民流动走向出现变化――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说成是推动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虽然自然经济解体、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流民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我们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一作用不宜过于夸大。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农民流动的原因，通过对20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在解放前江西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次大的农民流徙是因为战乱和灾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动中，既有人口压力（人多地少）带来的迁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转移，有经济压力迫于生计而迁移如逃荒、外出打长工或短工等，有经济（利益）趋动如外出做生意或经商等，还有外出求学及其它原因而造成农民的流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结果（见表3）也证明了这一特点 [19]。如果从农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发，把农民的流动分为谋生型、谋富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的话，那幺表3中的前四项（天灾、匪灾、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所产生农民流动）属于谋生型，而表3中第五项――经济（利益）吸引和趋动则属于谋富型，表3中的第六项――求学则属于发展型。
表31931－1933年间江西农民离村原因统计单位：% 美国学者威廉•彼得逊根据移民的处境、动因和目标将移民类型分为五种，即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夏明方，2000）。如果从前面分析的江西省农民流动状况，结合威廉•彼得逊的观点来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灾害和瘟疫而形成的农民大量流徙就属于原始型移民；战乱期间富裕家庭和贫困农民因不堪强制性捐赠和税赋的压力而产生的流动，以及解放后出现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移民，属于强迫型移民；农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产生的人多地产矛盾而产生的分化徙居是属于推动型移民；农民外出做生意或经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动及后来的青年农民为进入工业企业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农民转移，是属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时期因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导致的，大量农民到江西、湖南及长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区进行垦荒而产生的移民，属于大规模型移民。不过在期间也出现了三次时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与江西在这三个时段间的历史特点相吻合的，因为这三个时段江西处于大战乱之中，战火所带来的对生命的忧虑、繁重的捐赠和赋税，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农民的非正常流动的结果是大量耕地撂荒无人耕种，导致了农民家庭生产的破产和农村经济的崩溃。
五、结语
1956年以后，农民的流动从政策制度的角度看，是失去了人身应有的自由，当时农民的流动（或转移）的政策性信道只有考学、参军、招工等极少的机会和途径，而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进展缓慢，因此当时的农村劳力就象“袋装马铃薯”捆绑、挤压在本就紧缺的土地资源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不计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农民只能以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这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出现的内部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温 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曾绍阳 唐晓腾：“江西农民流动问题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2、1。4.唐晓腾：《变迁中的困惑与选择》，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5.张玉林：《迁徙的自由是如何失去的》，载王思斌主编：《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6.钟家明：《江西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内部资料），1988。7.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8.曹树基：“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读书》，2002、7。11.［美］毕克伟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本文是曾绍阳、唐晓腾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1世纪农民流动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批准号:02BJY035]课题的综合分析的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曾绍阳、唐晓腾2002-2003年组织的对江西省20个村的个案调查和实证研究。
注释：[2] 同上。[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1页。[4] 《江西民国日报》，1930年7月15日。[5] 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10、7）》，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p361。[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p184－199。[8]《兴国县志》，1988年，p5。[9] 同8。[10]许德瑗：《十年来江西赈济事业》，见《赣政十年》，转引自温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2]当时对江西农村及土地改革的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江西是新解放区，又是老根据地。由于形势的变化，农村情况复杂，进行土改很有必要。二是（如上所述）。三是江西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和死亡，农村劳力缺乏，土地大面积荒芜，农村的地价低而工价高，地主一般不雇工，而是乘机兼并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14]关于解放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曹树基(2002)在《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美国著名学者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Mark Selden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论及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中共与农民的“蜜月”关系。[15] 参见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p94－95。[16]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农户离村统计》，载《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7] 按经济学的观点，土地集中程度越高的地方，农民的离村率也必然越高。[19] 同16。[20] 文洁、高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与水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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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影响农民增收原因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农业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但受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常年偏低。
二、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农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对较低，依靠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品牌农业发展相对迟缓。品牌就是生产力，就是经济效益。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没有品牌，就没有效益。近年来，虽然我市品牌农业取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各级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产基地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出口农产品基地建设与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明显弱于其他先进地区，高端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已发展到700余家，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816家，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从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部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利益连接仍比较松散，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龙头带基地、基地促龙头、互惠共赢、良性发展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五、农民综合素质低。总体来看，农民较低的综合素质，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从事、创业能力，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篇：合江县旱灾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影响情况简析
合江县旱灾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影响情况简析
今年，我们遭遇几十年不遇的高温、干旱天气，旱灾对我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影响较重。针对市局抽中我县农村住户的7点-二里乡小沙坎 6社和12点-佛荫镇上房村5社，我队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亲自到二里乡和佛荫镇实地考察旱情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影响。现对了解的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缺水是此次旱灾对农民最大的考验
今年以来，本来雨水较少，再加上这次高温天气连续了接近一个月，许多农户家鱼塘、田、水井的水几乎都干涸了，甚至无法供应自家的生活用水。二里乡小沙坎和佛荫镇上房村缺水情况也较严重，自家打的水井都干了，打不出水来，偶尔有两家的水井能打出水，但是水也不多，勉强能够一天的生活用水，牲畜用水也短缺。
二、干旱对水稻影响稍小
值得欣慰的一点是由于每天的高温，农户的水稻都差不多顺利地收起来了，虽然说跟往年相比有一点减产，但总体来看还比较可观。从两个点的总体来看，今年水稻种植面积92.1亩，产量39424公斤，平均亩产428公斤；去年水稻种植面积87.8亩，产量41995公斤，平均亩产478公斤，亩产相对来说有所减少。
三、红薯几乎绝收，蔬菜无法下种
这次干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就是红薯，农户刚栽红苕藤不久，就遭遇了这次连续高温，他们的红苕藤几乎全部晒死，导致今年有可能绝收，他们饲养的生猪、家禽没有青饲料，大受影响。还有就是蔬
菜，之前的丝瓜、南瓜等蔬菜也都晒死了，再加上高温，无法种新的蔬菜，往年的话这会正是农户栽白菜，点萝卜的季节，可现在都无法下种，以前农户现在有吃不完的蔬菜，可现在蔬菜短缺。
合江调查队2011年9月6日
第四篇：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地流转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可以细分为一下就几方面的影响：
一、对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的影响。
1、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影响又包括对于农地资本投入的影响和对劳动投入的影响。
（1）、对于农业资本投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地流转后所带来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投入。对于农地生产的投入不再局限于农药化肥，转而会增加各种农机产品以及机械化生产设备。随着农地流转的盛行，这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生产。
由于农地流转的规模扩大化，对农地资金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部分农民将田地看作自己最后的生活保障，农民对自己的农地承包权更加珍惜。当初邻里、亲友之间通过转包、代耕的形式流转土地，或者农户委托村社代为流转，无偿或只象征性的获取一定收益，现在的农地流转主要以租赁的形式为主，租金以收取现金或者粮食折价为主。总的来说，农地流转将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也会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2）、对于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将会随着农地流转的发展而逐渐减少。所以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去向问题，也是我们在之后我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困难。
2、对于产出的影响，在土地流转之后，农地之间的田垄田埂都可转化为耕地。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大粮食的产出。同时也可以通过增加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以及资本投入来增大生产的产出。
二、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之前，农地主要用来生产粮食，农地流转会使土地更加整合在一起，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影响，这部分流转合并的农地可能会去生产经济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或者用来养殖水产畜牧等。这在一方面可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可能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威胁。
三、对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
之前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农地通过出粗、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土地银行等形式逐渐流转到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一些农产公司的手中。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发挥现代农业机械化的优势，充分利用规模效应使生产成本降低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和企业化经营。实行“反租倒包”后，宜春市出现了一批种粮大户，使传统的“家家农工副、户户小而全”、以自耕自种为主的家庭经营方式，逐步向规模化、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
四、土地流转对于农业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促进和完善。
随着农地流转的普及，必然会使得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与农地流转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对于我国完善土地
第五篇：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
宿迁市农业局何井瑞
气候资源是自然资源中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提供的光、热、水、空气等能量和物质，对农业生产类型、种植制度、布局结构、生产潜力、发展远景，以及农、林、牧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分布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热量是决定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与热量的关系更为密切，光合作用最适宜的温度是20℃-30℃，其下线温度为O℃-5℃，这对规划作物布局、安排农事活动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个地区热量的累积值不仅决定该地区作物的熟制，还决走着农作物的分布和产量。气候变暖，会由于生长期延长而使得作物的产量提高。但气候变暖后，如果没有新的适应技术，主要作物的生长期会普遍缩短，这会对物质积累和籽粒产量有负作用。例如宿迁市以往冬小麦的适宜播期在9月25日左右，随着全球变暖，现在的适宜播期在10月5日-10月15日，整个生育期缩短7-10天。同时，近年我市夏天温度平均温度与以往相差不大，但是高温天气减少，导致夏熟作物热量积累不够，生长量偏小，单产徘徊不前。热量资源增加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降水变化的制约，如果降水不能相应增加，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2、气候变化对作物品质和产量的影响。CO2浓度的升高，会导致农作物品质下降。CO2又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原料之一，在其它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含量增加有利于植物生长，作物生长发育加快，对于有限生长习性的谷物，由于生育期缩短而减少品质降低；而对于无限生长习性的作物如块根作物和牧草，则有利于生长期延长，增加产量。对产量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于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变化。同时，增温直接影响光合作用速率和呼吸速率这两个决定作物生产率的主要过程。大气中CO2浓度倍增后，温度升高、作物原有品种发育速度加快和生育期缩短是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3、气候变化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对农业影响最大的是极端气候条件，比如干旱、风暴、热浪、霜冻等，气候变化对这些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影响情况尚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近年来我市极端天气的增加。
4、气候变化对作物病虫害的影响。气候变暖会使农业病虫害的分布区发生变化。低温往往限制某些病虫害的分布范围，气温升高后，这些病虫害的分布区可能扩大，从而影响农作物生长。同时温室效应还使一些病虫害的生长季节延长，使害虫的繁殖代数增加，一年中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可能加重。据统计，我国农业产值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大约为农业总产值的20％～25％。
5、气候变化对化肥、农药使用的影响。肥效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尤其是氮肥，温度增高1℃，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速效氮释放量将增加约4％，释放期将缩短3.6天。因此，要想保持原有肥效，每次的施肥量将增加4％左右。
气候变暖也将改变农药的施用。随着气候变暖，作物生长季延长，昆虫在春、夏、秋三季繁衍的代数将增加，而冬温较高也有利于幼虫安全越冬，各种病虫害出现的范围扩大，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将不得不施用大量的农药和除草剂。
二．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
1、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农业结构就是要针对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光、温、水资源重新分配和农业气象灾害的新格局，改进作物、品种布局，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和低温等抗逆品种，采用防灾抗灾、稳产增产的技术措施及预防可能加重的农业病虫害。在改革种植制度时要深刻了解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和气象条件的关系，进而开展合理利用农业气候资源，防御农业气象灾害的研究。
2、培育和选用抗逆品种，加强稳产增产技术研究。发展生物技术，选育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家畜新品种。要加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技术、抗御逆境、设施农业和精确农业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和研究，力求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以强化人类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影响的能力。为此，必须建立及强化农技推广体系，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选育优良品种是最根本的适应性对策之一，将生物技术与常规农业技术的融合，通过体细胞无性繁殖变异技术、体细胞胚胎形成技术、原生质融合技术、DNA重组技术等，快速有效地培育出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的作物新品种。
3、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加强
节水农业和科学灌溉的研究、推广及应用，研制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生产新工艺，开发自动化、智能化农业生产技术，强化综合防治自然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对提高农业产量、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防御灾害能力具有长远意义。
4、监测作物病、虫、草害与畜禽疾病的变化趋势并加强综合防治。气候变暖、大气CO2增加与紫外光的增强必然会对各种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危害程度、病原、害虫与杂草的种群结构以及天敌种类等产生连锁影响，畜禽动物疫病状况亦会有所变化。
5、建立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这是抗御气候变化的根本性措施，包括：适应气候变化及调整农业布局；合理规划农业耕作；发展生态农业与资源节约型农业；推行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增加农业系统的抗逆性和可恢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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