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礼仪

第一篇：人生礼仪

众所周知，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我们中华是千年文明古国，礼仪文明真是粲然大备，“礼仪之邦”这个词正是对她的赞誉。可是近代以来，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中华民族的礼受到了过度的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人甚至连起码的礼仪规范都没有了。正是这种“文化自戕”，动摇了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自尊的根基。在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大家这才发现由于礼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但是，“中华礼仪之邦”的内涵，并非只是指点头哈腰、鞠躬作揖之类的交际礼仪，它的内涵非常之广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

钱先生在台北的素书楼会见一位美国学者时说：“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它的手指和脚趾，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钱先生非常明确地说道：“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首先，“在西方语言里没有‘礼’的同义词”，“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的地域多“小国寡民”的特征。而在中国，方言、风俗可以彼此歧异，但是，“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中国各地的风俗、方言的差别之大，甚至不亚于比如法国与德国的差别。而数千年来，中国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没有走向分裂，因为彼此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是认同的，那就是“礼”。

其次，“（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传世文献里可以为钱先生的说法提供佐证的地方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左传》中讲到，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左传》和《礼记》里还多次讲到礼是“国之干也”、“人之干也”，“政之舆也”之类的话，礼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犹如一棵树的躯干，而不是枝杈。没有它就挺立不起来，因为它是中国人立国安身的准则；礼还是推行政令的车舆，没有它，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于四方。可见“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钱先生的见解，高屋建瓴，非常精辟，不如此认识，就不足以把握“中华礼仪之邦”的本质。

“礼”是什么 首先，礼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国家典制。任何国家都有典章制度，而在中国古代，十分强调典制的制订，一定要符合礼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是把礼作为道德和客观规律的代名词的。所以《礼记》中写道：“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易”是改易、移易的意思。礼体现的是不能改易的道理，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例如，《仪礼》中的《觐礼》记载的是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互聘问的仪节。在主宾见面的时候，使者要致送“国礼”——“圭”，一种非常珍贵的玉器，这是必须要有的外交礼节。但是，在使者要归国的时候，主人要举行一个称为“还玉”的礼节，就是把对方致送的“圭”郑重其事地奉还给使者。直到今天，我们去见客人都是不好意思空着手。可是，如果彼此交往的注意力集中在礼物的贵重与否上面，那么，这个礼就成了行贿和受贿，味道就完全变了。所以，“还玉”礼节的设计非常重要，是为了不让礼物冲淡礼的真意，表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礼是对人性合理的制约

西方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人的灵魂是要靠上帝来管理的。中国文化不然，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灵魂是要靠自己来管理的。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民众原本就有中正的本性，这是我们得以治国的最大的“本”。通过礼的方式，把民众引导到“和”的境界，把残留在人性中的动物性转变为理性，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最大的道。《中庸》之道，就是追求“和”的道理。“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终极目的，就是造就和谐的人以及和谐的社会。现在西方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清楚，其实中华民族从古代就是讲“和”的民族，最有资格谈“和谐”。我们今天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应付海外舆论的权宜、粉饰之词，而是我们千年传统的自然延续。

儒家认为，人修身需要在“质”和“文”两个方面下工夫。“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比如质朴、诚信、正直、敬让，这是做人的底色。“文”，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文明人的典雅的“文采”。孔子的一个学生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质”就行了，干吗要“文”？孔子说，虎豹与犬羊的重要区别是在于它们的皮毛上面的“文”不一样，如果把它们的皮毛统统剃掉，还能区分虎豹和犬羊吗？“质”是“文”的依据，“文”是“质”的表露，《乐记》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德Q动于内”，“礼发诸外”。所以，中国人的礼，非常强调内在的德性，把它当做学习礼的起点。

礼是中华民族价值观、行为方式的体现

中国人讲尊卑，看似不平等，其实不然。尊卑是相对的，父亲与儿子在一起，父尊子卑，因为父亲岁数大，社会经验丰富，对儿子有养育之恩，当然要尊敬。但这种关系不是不变的，儿子会变成父亲，那时也就成了尊者，受到子女的尊敬，公平得很。平辈之间交往的原则，是以对方为尊，实际上是彼此为尊。我敬你一尺，你也会敬我一丈。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所以，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礼在当代还有价值吗

有人可能会讲，现在是工业文明甚至是后工业时代，我们的“礼”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太老旧了！应该把它淘汰了！说老实话，把社会的发展分成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是学者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而做的划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刀断斧劈式的，而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他体内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不是说到了一个阶段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比如孝敬、诚实、守信等这些基础性的道德，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我称之为“人文基因”，它不仅有继承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所遗传。

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精神文明的引领

人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从来就是伴有精神追求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即便如此，他们还会在陶罐上面画画，用海蚶壳、石片做成佩饰；他们还会思考地球以外的事物，许多神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品，这就是精神追求啊！

礼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大家往往只注意那些看得见的硬指标，比如外汇储备、人均GDP、钢铁产量、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等。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理念等。软实力很难量化，但确实是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的。软实力不但可以在凝聚人心、激励士气、提供史鉴、醇化民风、树立民族形象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可以为经济、政治、外交的发展助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邻国似乎比我们觉悟得早一些。

《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日本借软实力提升形象》。日本人意识到，现在仅仅用金钱、军事手段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很困难了。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因此，应该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用独创的传统的自然协调的人文力量来赢得各国的信赖。日本的做法是，“动漫、游戏、生鱼片，一个都不能少”，希望借此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再塑中华民族的形象服务，它的作用千万不能低估。

总之，我们经济上去了，可是人文素质上不去，影响生活质量。

文明礼仪不仅仅是为了人文奥运

可是一旦“非典”的风险消失了，一切都照旧。为了抗击“非典”，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连随地吐痰的陋习都没有完全改掉。因此，在我看来，这场礼仪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仅仅是为了北京奥运的体面。北京奥运是凝聚民心的绝佳机会，抓住这个机遇，用传统礼仪来提升大众的道德水准，把一件本来早该做的事做好，这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做秀”。

振兴中华礼仪之邦的建议

礼要成为社会法规

礼仪教育要进课堂、进主流教材

少年儿童思想单纯，对他们进行礼仪教育，久而久之，就可以收到“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的效果。这样，我们民族的总体素质，就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明显的提升。这个问题，古人非常重视，例如朱熹就曾经反反复复地谈到这一点，他认为对于孩子，做比说更加重要，因为他们还不太懂事，对他们讲大道理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要紧的是要教他们学会正确的行为方式，越是具体越好，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一定要等父母先举筷子，然后再吃。再比方说，父母有所召唤的时候，不能拉长了声音应答。再比方，吃菜的时候，如果拿起了汤匙，就要放下筷子；反之亦然，不要这两样东西一起上手。如此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规范里面，都包含着尊敬父母、文明进餐等道理，对于奠定他们做人的基础至关重要。目前，这方面的教育尚未进入学校的主流课程，只有社会上的一些志愿者在零星地做，属于“体外循环”的性质，效果不理想。

炎黄子孙要行中华礼仪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例如传统节日都快要被“洋节”给替代了。节日是民族文化最显著的表征，如果连它都消失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最近，听说有关部门正在起草一个方案，准备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四大传统节日全部放双休假，让老百姓有充足的时间来过自己的节日。这个方案真是高明得很，我希望它早日通过。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入境随俗，就是说要尊重到访国的习惯。这种尊重是对等的，我们到外国，要尊重外国人的习惯，他们吃饭用刀叉，我们也不应该特殊。其实，我们到外国去，没有人会给我们准备筷子的。相反，外国人到中国，则要尊重中国的习惯，我们用筷子，他们也应该用筷子，这是对我们文化的尊重。我们应该有文化自尊，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为此，尽快制订和推广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礼仪，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并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创造出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礼仪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篇：礼仪与人生

礼仪与人生

一、摘要

从一个人言谈举止便能看出这个人的个人修养与素质。进行过一定礼仪教育的人或者有礼仪认知的人，在交往过程中会给人愉悦的感觉，其人际关系发展的也会相对顺畅；相反，没有礼仪认知的人在交往过程中会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人际关系发展会受到阻碍，进而人生的发展不会顺畅。

二、关键词

礼仪

人生发展

礼仪教育

社会公德

礼仪缺失

三、内容

（一）礼仪的概况与教育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仪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规范个人行为、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国民素质等积极作用。整个人类社会礼仪可分为社交礼仪和人生礼仪。

礼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决定了礼仪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礼仪是一种行为规范，具有规范性特征，亦即礼仪有规则。礼仪的规范性要求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中遵守礼仪规则。无论是作为一般性的交际礼仪，还是作为重大活动中的礼仪，都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事，遵从特定的礼仪规范，按照一定的程度施礼。礼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体现着时代的要求与时代的精神。例如：在我国，就见面礼的行礼方式看，握手替代了作揖，鞠躬替代了跪拜；从拜访与问候礼的情况看，如今，节假日给亲朋好友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或送去礼仪鲜花，表示祝贺与问候，这些都反映了礼仪的发展具有时代性的特点。礼仪的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不断地对过去旧礼仪文化进行扬弃的过程，我们既要不断学习那些反映时代要求的礼仪规范，也要自觉推动和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礼仪文化建设。

礼仪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提高受教育者的礼仪素质。通过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养成得体的言谈举止，掌握各种社交礼仪规范，进而培养受教育者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道德感，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形成完善的人际交往能力，做到“诚于中而行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因此，增强受教育者的礼仪认知，提高受教育者的礼仪意识，培养受教育者的礼仪精神，组织、指导受教育者的行为演练，使之通过严格的训练，掌握自我调节行为的能力，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最终表现出合乎礼仪规范的礼仪行为，形成礼仪精神，是礼仪教育贯彻始终的宗旨。

（二）礼仪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

1、礼仪是社会化生存的“游戏规则” 在现代社会化生存环境中，一个人如果离开与他人的交往和联系几乎无法生存，而正是有序的与人交往则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仪作为人类社会在漫长的社会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和积累下来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规矩和准则，是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中首选的也是应该和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这是人际交往的常识，也是每个人顺利融人社会群体的必修课。就如体育运动，运动场里有既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被逐出场地，礼仪则是社会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

人的不断发展提升、社会成功的取得，同样也要在更多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去建构和达成。大学里，每个人都梦想自己未来会成功，对于成功的理解尽管会因个人成长背景、经历、认知感受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就大学生这个群体的整体状况来看，成功的界定通常是被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而不仅仅是囿于个人和家庭的狭小空间。事实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一个人的成功确实是要被放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去构想，如果不与外界交往，自我封闭，这不是通常所认为和追逐的成功。在现代社会化大分工的模式下，工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要想做成一件事，只靠单打独斗的个人力量不能够完成，它需要一个团队之间的彼此协同和支持。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看待个人的发展，与其说成功是自己争取的，不如说成功是把个人的才华、能力、劳动付出以后，经过社会的测评，然后再反馈回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回报。

2、礼仪是机遇的“敲门砖” 被誉为当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心灵导师”、“精神领袖”的俞敏洪，他引领新东方走向教育培训的辉煌“帝国”，但其创业腾飞的关键时刻同样离不开被誉为另外两驾马车的徐平、王强的有力辅佐与支撑。有记者曾邀请海尔的张瑞敏总结自己的成功秘诀，他毫不犹豫地答：“简单的只有三条：

一、人际关系；二人际关系；三人际关系。”足以看出，人际关系是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而要想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一定的礼仪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无论从立足社会还是从追求成功的角度，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真正意识到正确与社会交往、与他人合作共处的意义和价值。而在交往中努力养成尊重他人的良好习惯，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glJ~L仪素养的学习和养成，则是影响和决定一个人能否融人周围环境的关键。正如中国有句老话所说“要想做事，先学做人”，强调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中国礼仪教育的现状

1、学校礼仪现状

从学校情况来看，尊师敬友的美德情景凄凉。师生间礼仪缺失，尊师重教美德受到威胁。一些学生在校外甚至在校内遇见老师经常表现为视而不见或绕道回避，连打招呼、问好这些基本的礼仪、礼节都很难做到。据了解，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礼节也正在“淡”出课堂。以“不浪费时间”、“集中精力学习”、“提高效率”等名义，“起立问好”等礼仪礼节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在初

三、高三等毕业年级似乎成了稀奇事；偶尔有同学课上看见老师喊“起立”时，很多学生竟大感意外，常常要过上几秒甚至十几秒时间，才稀稀拉拉地站起来，很不“情愿”地问一声“老师好”。学生在课堂上起立向老师问好，其用意不只是提醒同学开始上课，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尊师礼节，以表达学生对老师教书育人的应有尊重。师生间的礼仪不仅是上课前的行礼问好，更重要的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相互尊重。现在的大学课堂纪律远不及中小学，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睡觉、看报纸、看小说、接打手机、发短信、听耳机，有时学生相互间讲话，杂音几近淹没老师讲课的声音。这些现象说明，学生对老师的基本礼仪的缺失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尊师重教美德受到严重威胁。

2、社会礼仪现状

从社会公共生活情况来看，社会公德受到严重威胁。礼貌、礼节缺失，使得人际关系日渐淡漠，社会文明状况堪忧。最常见的问题是从成年人到孩童，对他人都缺乏应有的尊重。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商店、影剧院，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难得听到文明礼貌的语言，难得见到友善亲和的面容。相反，却常常遇到一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有的对人态度生硬，动不动就恶语相加，甚至拳脚相见；有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举止粗俗，不顾任何影响；有的随地吐痰，乱扔脏物；有更多的人则因缺乏各种社交场合必要的礼仪知识进而举措失当。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许多青少年把

文明礼貌当作酸气，以无礼为时髦。对此，实在令人忧虑。

3、礼仪缺失对人生的影响

在学校没有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在社会上不好的礼仪风尚熏陶，很容易使人礼仪缺失。这样对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会有很大的阻碍。礼仪素质是一种重要的人文素质。青少年礼仪教育长期缺位、缺失的结果，必将由

于个体礼仪素质降低而殃及民族整体素质，削弱民族竞争力。大学生对礼仪知识的了解非常少，完全了解的人是少之甚少。毋庸置疑，当代大学生属于时代青年中最优秀的群体，他们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无论是从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还是从道德、品格、修养方面，都担负着引领和影响公民素质提高的历史使命，并且代表着中国公民的形象，站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最前沿参与国际人才的公平竞争。(四)、国外礼仪教育的经验启发

1、发挥学校礼仪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

对青少年进行礼仪教育，要注意开发学校物质环境的礼仪教育功能，加强物质层面的隐性礼仪教育课程建设。

2、大众传媒在社会礼仪教育过程可以发挥其独特功效

我们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社会礼仪的宣传和教育，一方面是传输积极向上的文明礼仪知识，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引导舆论，营造浓厚的知礼行礼的文化氛围，强化人们的礼仪规范和约束力。

3、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礼仪教育创建性活动

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民族礼俗教育，是社会礼仪教育的一种好形式。

社交礼仪学论文

姓名：曹宏杰 学号：20125149 班级：质检1204

第三篇：山西民俗人生礼仪

山西民俗人生礼仪

出殡这一天，亲友、邻里汇集丧家，祭送奠仪，以示哀悼。奠仪一般包括祭席、馒首、挽幛、纸扎。至亲送祭席，俗称“祭”，以肴馔为主，每一付都要插大小不等的纸花，其次则为馒首，即一种用碗扣出上笼蒸熟的面食。亲朋好友大多送挽幛、挽联，以后衍化为一块布料。普通街坊则送四色纸礼，含蜡烛、香、锡箔、纸四样，或仅纸一道。五十年代以后，纸礼多为花圈代替。

吊祭者公奠之后，死者的长子跪拜致礼。然后身背棺木大头，在众人的协助下把棺木移出灵棚，俗称“出灵”。山西各地都有在出灵时于棺木后头打碎死者生前用过的一个饭碗的习俗，五寨一带称之为“斩殃”，取的是斩殃杀祟，祛灾除祸之意。有些地方还要磕碎死者生前用过的药罐，表示今后家中不再有人生病，再也用不着熬药了。起灵前，晋中祁县一带，死者的儿子们还要进行一种摁“食压钵”的仪式。他们在一个瓷罐中挟入各种菜肴、食品，然后轮番摁捺，一直到满为止。最上面放一个馒头盖住，用一双筷子竖立穿孔，上面再盘一些染红的粉丝。此罐食品连同“下气馒首”、“长明灯”等，在出殡时都将随棺下葬。

棺木抬出灵堂后，便放到预先绑好的架子上，有豆腐架、二龙杠、独龙杠等数种形式。五寨一带，还要在棺木前摆上供桌、供品，家人扛着引魂幡，在鼓乐声中绕棺木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以表示对死者的依恋难舍。每转一圈，就要浇奠一次。绕棺完毕，升棺起灵，当地称为“绕灵大起丧”。

山西各地出殡盛行用棺罩，其状如长形轿体，上有锡顶葫芦头金顶，四角男性死者用龙头龙尾，女性用凤头凤尾，周围饰以红、蓝、黄布帷幔，上绘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这种器物均有店铺专门出赁。

厚重的棺木，加上庞大的棺罩，人手少了就比较吃力。于是，抬者由8 人增至16人、24人，甚至32人，俗称16杠、24杠、32杠。太谷地区排场的丧礼要使用二龙杠。山西有些地方讲究棺木出门后，要一路不歇气（路祭除外），送到坟地。抬棺人手众多，既便于做到这一点，前呼后拥，又显得气派，主家人缘好，人气旺。

棺木抬起之前，死者的长子双膝跪倒。手捧烧纸钱的瓦盆，痛哭失声，然后把玩盆在地上摔破。忻州、定襄一带称之为“摔丧子盆”。民间认为，摔破丧盆，死者就可以把所有烧化的纸钱带到阴间去用了。

摔过“丧子盆”，出殡便正式开始了。晋南一些地方讲究棺木出院门时，要大头在前；出了门后，都要掉个头，一直抬到坟地。意思是死者躺在棺木中也象人站着一样，出门头向前，等于回首瞻顾家园，表示了对人世家人的依恋；出门以后头朝后，等于再不往后看，一往无前，直奔西天乐土。

出殡队伍最前面有开路的，沿途插放“路旗”——用五色纸或白纸糊成的小三角旗，指引死者亡魂；抛撒引路纸钱，以示买通沿路鬼魂。次为仪仗、各种纸扎（兴县一带称为“纸文”）、粗、细乐班、由外甥或孙子扛着的引魂幡，然后是持丧棒的孝子，孝子之后是棺木，棺木后跟着的是坐着车轿的女眷和步行的亲友。

送殡队伍到人多处或大路口，还要停灵路祭，鼓乐也要停下来演奏。古代一般由亲友、邻里设祭，后来大多为丧家自己设祭，显示丧事办得排场、隆重。

来到村外后，送葬的亲朋止步，由死者的儿子“谢孝”。然后除去棺罩、停下仪仗，只有家人与至亲携纸扎及祭品随棺前往坟地。时辰一到，即刻下葬。棺木入墓后，晋中祁县一带，阴阳先生要摆下罗盘仪定方位，左挪右移，直到他认为可以为止。大体上方位为东南——西北向（乾——巽位），当地有“头顶紫金山，足蹬雁门关”的说法。晋东南沁县等地则还要由阴阳先生安置镇物，如桃弓、柳箭、桑枝、棉花、五谷等。死者的儿子入墓检视，然后家人往墓内扔“富贵钱”、“富贵馍”。浮山一带，墓内要放由阴阳先生画符的新砖、新瓦，民间认为这是阴间的锁和钥匙。五寨等地在掩埋棺木时，要求“ 人停锹不停”。家人则要呼喊死者“ 躲土”。坟丘堆成后，死者儿孙所持的“ 哭杖”和“ 引魂幡”要插在坟头（引魂幡也有放置于棺顶的），接着烧化所有纸扎，大家再祭奠一番，痛哭尽哀，然后退出，让死者永远安息于此。

（八）祭奠

出殡次日清早，晋南闻喜等地讲究家人送饭至墓前祭奠，表示请死者同家人再次共同吃饭。翼城一带，家人次日赴坟地致祭时，要用锹往坟上添新土，使坟丘前后周正，不偏不斜，俗称“扶山”。而太原一带自安葬后，一直要等到三年之后清明祭扫时，才允许往坟丘上添土。

到新坟添土、奠纸，山西大部分地方是在死者安葬后第三天，称为“复三”，又叫“圆坟”、“暖墓”。一般是死者的长子带领全家去，有的地方是凡有“服”之亲都去，如忻州河曲，亲友带上火锅、柏柴去坟地汇聚，祭奠后食毕而归。

从人死后算起，每七天必祭奠一次，称为“做七”或“过七”。其中一七称“头七”、三七又称“散七”、五七、七七又称“满七”、“断七”或“尽七”，较为重要。“一七”，丧家设灵座，供牌位，举行隆重仪式，受唁开吊。

“三七”，死者的子女要拿着香火，到三叉路口呼唤死者，或上坟焚香接引亡灵回家。“五七”，民间认为这一天死者亡灵回家“ 省亲”，丧家除举行祭奠，还要延请僧道诵经，亲友均来吊唁。晋中祁县一带，面蒸供品中，男亡多蒸一份“莲花”，女亡多蒸一份“如意”，并按亡者岁数扎制纸花、剪纸旗，另外再糊一口“升”，纸旗以谷草杆穿扎，沿路一直从家门口插到坟地。“七七”，丧家举行隆重祭奠，亲友都来烧纸，或到坟前祭拜。

人死后或安葬 100天后，即“百日”，也是一个隆重的祭供日，又称“百日祭”。到这天，穿重孝服的要改穿常孝服，一般人多除去孝服。祁县等地，纸扎要糊“斗”，俗话称为“五七升，百日斗……”

死者亡故次年的“清明”节当日或前一日，晋中一带还有一种“烧心”的习俗。这一天，家人、亲友，特别是出嫁的女儿须亲至坟地供奠。祭品除衣帽鞋袜各式纸扎外，还要蒸空心的面供。供毕埋于墓前。“烧心”又称“安心”，其意在于告慰亡灵，从今以后勿须惦念阳世亲人，尽可以安心阴间了。

古礼人死后，其子女要服孝三年，俗称“ 服三”，满一周年烧纸祭奠，叫“周年”或“ 烧周年”，古代称为“ 小祥”。第二个周年叫“大祥”，也要去坟地致祭。满三周年烧纸祭奠，死者的亲友毕至，各带供品、纸扎。三周年过后，死者的子女即可脱去孝服，改换平常衣着。所以三周年又叫“脱服”或“除孝”，古代称为“衤覃”（tan 坦）服。按照传统的说法，丧葬礼仪至此才算正式结束。

“服三”之后，对死者的祭奠转入普通的上坟，不再有特殊的忌日。上坟一年大致三次：即清明，举新火；七月十五，尝新谷；十月初一，送寒衣。也有一年五祭的，即除了以上三个节令外，再加上元旦和冬至。籍此，家人在悠长的岁月中继续保持着同死者的“联系”，并寄托自己绵长无尽的哀思。

二、山西丧葬仪礼的文化内涵

山西各地丧葬礼仪尽管每一地区都有许多独特的习俗，但在迥异形式的外壳下，却蕴含着共同的文化内涵。

（一）重视丧葬之礼远远超过其他民族。《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句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其中“慎终”，即指对父母的丧事要办得谨慎合理。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在“ 送死重于奉生” 观念的支配下，丧礼在古代的诸多礼仪当中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什么样的人行什么等级的礼，历代朝廷都有非常严格、细密、甚至繁杂的规定，违礼悖俗，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会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所以，为死人举行的丧礼实际上是为了活人。人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生活在群体之中的。因此，一个人的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它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活着的人同样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奉行一定的丧葬仪式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生与死同样璀璨绚烂而又庄重严肃。在一定程度上，葬礼的主角与其说是死者，还不如说是后面的那些生者。共食共餐，奏乐唱戏的特征，体现了家属、亲戚朋友恢复正常状态的意义，也代表了生者的面子、体面与孝心。丧礼为孝子贤孙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活人可以表达对死者的尊敬，排场的仪式可以使家人脸上增光。

（二）灵魂不灭的观念。民间普遍认为人死而灵魂不灭，死亡不过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人死后，灵魂不仅仍然和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还可以投胎转世。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人生旅程的一种转换，即从“阳世”转换到了“阴世”。因此，人从死去的这一刻起，也就意味着踏上了新的旅途，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葬礼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必经的手续。基于这种认识，丧葬礼仪在一系列人生礼仪中，既显得庄严、隆重，又带有相当程度的神秘色彩。

（三）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坦然的。死亡是一种应时必至的现象，死只是人生旅途的转换，死事如生事。它对于死者来说，未必不是一种颇为有益的解脱。所以当老人到了五六十岁身体尚好的时候，子女们和老人自己就开始坦然地为老人准备死后所需要的东西了。儿子要请匠人做棺材，有些地方称之为“做活”，有的则叫“全木头”，女儿与媳妇则要为老人做死后所需要的衣服，俗称“纳老衣”、“寿衣”。衣服做好后一般由老人自己保管。为生者准备死后用的棺材和衣服，不是催促老人快死，而是希图老人延年益寿，这不仅是一种达观，也是一种幽默。所以，人们把棺材不叫“终材”而称“寿材”，衣服则称“寿衣”。在死亡前便做好一切安葬的准备，这个人是被视为非常幸福的。

（四）丧事当成喜事办。民间一贯把婚事和丧礼并称为“红白喜事”。山西民间一般以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人活六十已够本”，这个年龄已儿孙满堂，不算枉活一世。凡是60岁以后老死或病终的，一般来说都算是寿终正寝了，丧礼都视为喜丧，第四代孙既戴白又挂红。所以尽管生者对死者的去世深感悲痛，但在举办丧事的指导思想上，确是越热闹越好。丧事喜办的突出表现就是热闹的出殡仪式，出殡如同演戏，丧家把灵枢用绮绣装饰起来，吹鼓手乐声阵阵，有的还请戏班子在列队前面边走边演戏，后面则是孝子队伍，嚎陶大哭，围观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对于这种习俗清人曾作诗咏道：“妙选笙歌耀旗帜，忍借亲丧作儿戏。灵辆峨峨游市廛，伺晨发引哺未至。”

（五）通过丧葬礼仪的举行，寄托对死者的哀悼和怀念，表达希望死者的灵魂得以安息和超度的虔诚心意。

（六）丧葬仪礼中的许多禁忌，体现了对生者的维护。与怀念混杂着的既恐惧又有所求的复杂情感。

山西的丧葬礼仪，近几十年来，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倡导下，出现了一些新的风尚，不仅涤除了丧礼中许多迷信荒诞的成份，而且程式上有了很大的简化，内容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如吊丧改为追悼会，披麻戴孝改为戴黑纱，各种纸扎改为花圈，火葬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当然这大部分限于城市中的公职人员。

第四篇：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之所以经历人生礼仪，决定因素不只是他本人年龄和生理变化，而且是在他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生育、家庭、宗族等社会制度对他的地位规定和角色认可。因此，人生礼仪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1]彝族在人生礼仪上表现出来的风土人情，反映了他们在生活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作为具有悠久彝族发展史的楚雄昙华乡，其人生礼仪积存着厚重的文化蕴涵。昙华彝族的人生礼仪既与其他彝族地区有着相同之处，又因为社会历史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彝族的人生礼仪有诞生礼、成年礼、婚姻礼和丧葬礼等不同的礼仪，而 “满月” 就是诞生礼中十分重要的礼仪。婴儿降生一个月称为 “满月”，一般家庭这天要给婴儿举行 “满月礼”，祝贺母子平安，此谓 “弥月之喜”。满月这天亲朋好友要前往送贺礼，主家则设宴招待宾客。早在我国唐朝，庆贺儿孙满月的满月礼就已经非常盛行。《太平广记》 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 656－661 年），长安城西路侧有一店家生下一男，“月满月，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但大家都不以为意，就将它杀了，把肉放在锅里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 这则故事的本义或许在于对人们进行宗教宣传，却反映出当时民间庆祝满月的活动是相当隆重的。[2]所有的人生礼仪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满月礼除了 “庆生” 之意，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满月礼是昙华彝族极为重要的人生礼仪，是婚姻关系和家庭血亲关系得到社会认可的标志性程序。它整合了身份认同、职责赋予、教育传承、人际交往等多种功能，同时还展现了当地彝族的信仰文化和人际馈赠文化。

满月礼自古至今传承已久。《北齐书·恩幸传·韩凤》中有：“男宝仁尚公主，在晋阳赐第一区。其公主生男昌满月，驾幸凤宅，宴会尽日。” 鲁迅在《野草·立 论》中写道：“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由此可见，为孩子过满月是我国自古以来盛行的的一种育儿礼仪。

诚如一位日本民俗学家所言:“人生如竹。每个人孕育、诞生、成长、死亡的 每个阶段, 甚至每一岁, 都是一个竹节。每一阶段, 每一岁的承接转换就如竹子的 节口, 都需通过独特的仪礼标示出来, 并在人身之上, 人心之中留下一定的表征。这样, 人的一生就成为由许多竹节组成的整株竹子连缀成一幅有点有线的图式。”

人生仪礼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个人通过本社会特定的“人生仪礼”仪式,就是个体接受当地习俗和文化，进入社会的过程。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人生仪礼形式，但无论何种文化都用不同的阶段划分和规定一个人的一生，在这个文化所划分的各个不同阶段中，个体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担负不同的职责、处于不同的地位、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等，而且必须接受，这种要求接受的过程就是人生仪礼，只有按文化的规定去逐步的接受自己的角色人生的历程才能完成个体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逐渐成长的，逐渐确立自己的社会属性，深入社会实践的。人生仪礼又称个人生活仪礼。国际民俗学界通称为“通过仪礼”,它是由佛教术语“Rites de passage”转译而来,即指人在不同的年龄和生活阶段中,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和礼仪，人生仪礼主要包括：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这四项。

个体的诞生是其生命的开端，诞生礼就是其一生的开端礼。诞生礼还包括孩子出生之前以及后来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仪式活动，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连续过程 ①，具体包括求子、孕期、庆生三个阶段，以庆生为中心内容，庆生又包括“洗三”②、“满月”、“百岁”③、“周岁”。④ 满月礼自古至今传承已久。《北齐书·恩幸传·韩凤》中有：“男宝仁尚公主，在晋阳赐第一区。其公主生男昌满月，驾幸凤宅，宴会尽日。” 鲁迅在《野草·立论》中写道：“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由此可见，为孩子过满月是我国自古以来盛行的的一种育儿礼仪。本文所探究的是庆生仪礼中的满月礼俗，满月是指婴儿出生后满一个月的那天，在那一天，添了新生命的人家，要通知亲友们前来共同庆贺，设宴款待亲友，为的是见证孩子安全度过一个月，健康的活着，这一庆贺仪式就称为满月礼，当地称之为“做满月”。

满月礼是临汾当地诞生礼最为重要的一项。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传统礼俗保留完整的临汾，满月礼俗更是承继着千百年来规范和教化的作用，承载着人们的追求和愿望。婴孩儿过满月有许多习俗规范和礼节仪式，产妇要等孩子满月后才能出生孩子和照顾孩子的房间，前来看望的亲友还要送上诸多礼物，如项圈、虎头鞋帽等等。而满月礼俗究竟因何而来，根据传统文化的心理映射和新生儿满月的重要时段特征，笔者推测满月礼的由来，大致如下：

首先，是人们求团圆心理的映射。选择在孩子出生后满一个月进行庆贺，民间的想法可能是孩子的满月代表了一家人像满月一样团圆了。

其次，是孩子成长的阶段性标志。早期卫生医疗条件差和物质条件缺乏的情况下，孩子很容易早夭，尤其是在一个月内的孩子，容易因为脐带伤口的感染和营养不良而发生意外。所以出满月的孩子就意味着通过了人生的第一层考验，度过了最容易发生灾厄的时期。过完满月也标志着他能够安全和顺利地开始生长过程了，因此大人们也选择这个时候通过特别的活动庆祝一下。

第三，是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就孩子而言，婴儿刚出生生活等各方面还未形成规律，从母亲肚子里出来还未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就母亲而言，产妇经过生产分娩的辛苦，身体较为虚弱，容易落下病痛；整个家庭除了喜悦之外，都处于忙碌和劳累之中。而“外人”很容易把病菌带入，对新生的孩子和虚弱的产妇造成不良后果。到了一个月，母亲的身体基本恢复，婴儿也就比较适应了离开母体之后的新的生存环境，所以，在满月这天，就可以为婴儿举行有众多亲友参加的庆贺仪式，透过这种对生理意义上新生命的礼赞和精心呵护的态度。

第四，是作为孩子正式拥有社会属性的过渡礼仪。满月礼也可以当做一种孩子从社会属性上开始独立，同母亲分割，脱离母亲的怀抱，获得不同于先前的新的社会地位，准备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一份子，接纳共同文化传统洗礼的过渡仪礼。

钟敬文先生称满月为进入人群仪式：婴儿出生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为他举行的诞生仪礼，他才获得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①。

2.2 充满祈福意味的仪式过程 在长期的种族繁衍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生养经验，倾注了全部对子女健康长命的美好希冀，也逐步积淀了一套丰富多彩、耐人寻味的诞生礼俗。诞生礼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内蕴深厚的人生礼仪的开端，因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追求而备受重视。②

在晋南流行着给孩子“过满月”的习俗。满月这一天, 主家点香点蜡烛, 请神祭祖，设宴待客。孩子的外婆、舅母、姨姨等带上花馍、糕点、糖果和数量不等的花布、衣服、鞋帽等礼品向孩子贺喜, 俗称“做满月”。主家热情款待, 让亲朋好友吃顿“满月宴”,而且要蒸许多大白馍,为前来贺喜的亲戚还礼, 俗称“还馍”，这是一种礼尚往来的做法。过了满月, 娘家择日到婿家把产妇和孩子接回住一段，一般住到孩子百天，叫“出满月”或“坐满月”。现在都是在满月当天，满月宴结束后就接回产妇和孩子。

从过满月的日子来说，临汾给孩子过满月按农历来算，男孩儿定于比实际满月早一天来庆贺，给女孩儿过满月则是按满月当天来庆贺。究其原因，有个说法是月属阴，男为阳，故提前。还有一个说法是男作虚岁，30 天就真正满月了，所以要在29 天过。

132.2.2 愉门庆贺

愉门是临汾满月礼中重要的一项仪式，这项仪式与山西闻喜县满月礼中的“BIA草”①习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在闻喜，每逢一家生了男孩儿就会有“BIA 草”的习俗，小孩满月时，产妇娘家人还要前来在大门上“挂旗”。“BIA 草”与“挂旗”习俗都是先起于闻喜而后扩之于晋南各地，尤以闻喜为中心的周围各县为盛。“BIA 草”始于闻喜，是和闻喜裴氏家族有关。

历史上素有“南林北裴”一说，是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化现象，所谓“南林北裴”，即是指福建的林家，也就是林则徐一家和山西闻喜的裴家而言。山西裴家是名门望族，历代曾出过宰相五十九人，大将军五十九人，其他官员近千人，裴氏家族所居的闻喜县礼元稹的裴柏村被称为“中华宰相村”。

由于裴家官员辈出，人才频现，引起当地人们的极大仰慕。唐末时有户人家生了个男孩后，因望子成龙心切，就用谷草扎了个像窗户格一样的东西悬挂在门楣上，寄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像裴家子弟那样：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后来，当地人们又在沿袭的过程中，逐渐将其完善，并丰富了 BIA 草习俗的内容，赋予更多文化内涵。草窗特地用十把谷草扎成，然后主人携草窗，攀上梯子，手抓泥团，用力向墙上抛掷，使泥将草窗粘于墙，当地俗语就将这个过程称为“BIA 草”。除了草窗外，人们还会在草窗的正中钉一个瓷碗、勺子和筷子一双，有的还悬挂些柿子、红枣等，有的还要在草把上插些小布旗，写上一些吉祥的话语，小布旗就类似古时的产标，表明新生儿的出生。这十把谷草扎成的窗象征着十年寒窗，表示草木之人经十年苦读，也可以金榜题名，步入官场；草窗上的那些碗、勺子、筷子等之类，是象征孩子为官后自然会有吃有喝，幸福美满。另外，红枣是象征早日成才，柿子是象征事业有成。③

这一庆贺新生的仪式，迎合了许多人的心意，一时仿效成风，取代了《礼 记·内则》中所云：“子生，男子建弧於门左，女子设帨於门右”的传统做法。

流行于临汾一带的满月愉门习俗，与这项习俗有相似相通之处，临汾与运城闻喜临近，古时统称河东，两地必然有文化的交融和互习，从而使愉门习俗兼有闻喜一带生儿“BIA 草”的部分内容，其中蕴涵的意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有很大的可能是地缘传承的结果。临汾的愉门习俗具体如下。

在孩子出生 15 天后，孩子的外婆，北方称姥姥，要将亲手做的一串挂饰，和晋南方言发音，类似于粘，此处意为用泥把东西糊在某个地方。14 一个网兜装起来的碗筷子和笔送至孩子家，挂在孩子的床边。挂饰上有各色衣服、各种颜色的小布人，小布人有红脸的、白脸的、黑脸的，布人下面挂有五颜六色的小布条；葫芦形或圆形的红布面纸板，布面上缝有五毒图案，下面缀有花花绿绿的小布条，装饰的很喜庆；还有红布做成的小旗子，上面贴着金花等等，所有饰物交错穿插的挂在一条红绳上，很是喜庆漂亮。

在满月礼当天，这一串五颜六色的挂饰被移至孩子家大门口，供前来探望产妇和孩子的娘家人摘走送给自家的孩子，另外，在众亲戚摘取之前，还要为过满月的孩子留取一个红脸的娃娃，这整个过程就称之为愉门。

相比可见，临汾满月愉门活动中的碗筷勺笔，与闻喜在 BIA 草习俗中的碗筷勺习俗有着相似性，其寓意也颇为相似。碗筷作为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用餐工具，可以被视作一种符号，其符号的能指就是吃饭工具，所指即食物，甚至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就是有吃有喝，衣食无忧，生活美满幸福。因此庆贺孩子的满月时，挂碗筷勺也就是祝福初生的孩子将来的生活能够不愁吃喝、幸福美满。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愉门活动中，人们将吃饭用具与写字用笔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可见当地人们在日常思维中都把读书和吃饭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将读书以步入仕途从而得以谋生的观念，期待满月孩子长大后能努力学习，步入仕途，获得生计保障。官员与饭碗之间划上了等号，类似民间所说的铁饭碗、金饭碗。

愉门活动可以说是满月礼俗中的第一个高潮，其中的仪式和各种文化事象都饱含民俗意味，当然作为满月礼俗的一项重要内容，愉门最为重要的意义是向主家道喜，对满月的孩子表示祝福。

2.2.3 馍馍献爷

花馍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流传地域主要在以面食为主的山西省,临汾花馍又被称为平阳面塑。凡是逢年过节，生日满月，婚丧嫁娶，村村镇镇，家家户户，都要用最好的白面粉，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制作各种应节面塑，表达各自的理想和祝愿。

满月，是人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比较隆重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的面塑也颇为讲究。在满月当天，要由孩子的姥姥准备花馍，送给孩子。满月的花馍是一个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的大圆白馍上有精细的十二属相造型，孩子属什么，就在那个属相上点一个红点，谓之“点头脑”，或者简单点的，上面装饰用面捏成的莲花或者龙、凤、老虎、石榴、佛手等等，寓意吉祥如意、长命百岁。

满月花馍首先被用来“献爷（ya）”，也就是用花馍上香供奉神灵和祖先。这一行为是希望借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力量保护孩子健康成长，表达对满月孩子的祝贺和慰问。在“献爷”之后，花馍被分给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希望大家能同样获得祝福，沾到孩子的“喜气”，同时取免灾之意。

除了承载献祭意义的花馍外，满月还有一个重要的面食，叫圪拦。圪拦又称石头饼，是将和好的面擀成手掌大小的圆饼，逐个放在填有小石子的大铁平锅上，之后在饼上又加盖一层加热后的石子，加火烘制而成，成形后的石头两面都有石头压出的印子。

满月礼中孩子的姥姥会准备十几个中间有洞的圪拦馍，分给前来探望孩子的亲朋好友。圪拦的具体数量是看农历而定，如果这一年有闰月，就准备十三个，如果没有闰月就准备十二个。寓意是祝福孩子和每位亲人能年年月月丰衣足食，生活幸福。

2.2.4 庆贺赠礼

满月的衣饰是亲人们送给新生儿的礼物，饱含着亲人们对新生儿的庆贺和祝 福，庆贺新生儿的出生和成长，祝福新生儿健康和幸福。满月新衣物包括身着的衣服、鞋子、帽子、用的被子、被褥，饰品包括孩子颈上、腕上所戴的金银锁（长命锁），金银项圈等饰品。满月当天,姥姥家要将产妇在娘家所做的新被子、新褥子等等一起送过来，在过满月的孩子小床上把新被褥铺上，还要给孩子穿上姥姥家准备的大红新衣服和新鞋新帽，新衣服上会有福字或者龙等吉祥图案字样。早期，这些衣物由产妇和娘家人在娘家于婚前或孕时缝制成，如今，会做衣服的人不多了，这些衣物大多由孩子的姥姥在孩子出生后购置准备。

在临汾，孩子在满月、周岁、十二的时候都会由姥姥为孩子挂长命锁，满月、周岁一般为金锁、银锁，十二岁一般流行用现金折叠成圆形好看的图样，串上红绳，由姥姥带上。挂锁可以说是临汾满月礼俗的第二个高潮。这一天孩子的姥姥要亲自为孩子戴上金锁、银锁等配饰，锁上铸有“长命百岁”、“福”、富贵”等求吉字样或者“龙”、“麒麟”等图案。金锁银锁在民间被称作“长命锁”也叫“寄名锁”。它是挂在儿童脖子上的一种装饰物，在百姓的俗信中，认为只要孩子戴上这些锁，就可以避免病魔疫鬼侵入危害小孩，就能无灾无祸，平安长大。除此之外，还会有姨姨舅舅等亲人送的金银吊坠，有孩子的属相的、寓意健康长寿的小葫芦、小元宝、小花生、小铃铛等，都各有寓意，如希望孩子聪明伶俐等等，大的会被当做吊坠，小的用红绳编好系在孩子的手上、脚上。

除了满月的孩子以外，孩子的奶奶也会收到孩子姥姥亲手缝制的衣服和鞋子，送衣服是孩子的姥姥为感谢孩子的奶奶对产妇和孩子一个月以来的悉心照料的一种心意的表达，是满月礼俗重要的一种礼数。

这些人们庆贺孩子的礼物充满了对孩子的保护和期待，而这样一种表达情谊的赠礼习俗又体现了一种儒家文化引导的民众基于礼的日常交往模式。

2.2.5 剃头存发 满月前后要给孩子剃头，称“剃胎发”，即剃掉孩子从出生到满月这一天，一直保留着的从娘胎出来的胎发。以往胎发由孩子的舅舅剃掉，现在则是在满月当天，由父母带孩子去亲子店游泳沐浴，顺便洗澡和剃头，剃下的胎发具体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无论胎发最终做成什么，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胎发一定要由孩子的父母收藏起来，不可随便丢弃。这是因为民间认为血为精气之本，毛发则为余血，佩带在身，可以消灾避难，《孝经·开宗明义》中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也是保存胎发这一仪式的滥觞。

对胎发的处理，各个时代各个地域各有不同，以往在民间流行将胎发用红布包好缝实，缀在孩子的项圈或者衣服上，现在则流行将孩子的胎发做成胎毛笔或胎毛画，作为永久珍藏。胎毛笔习俗流传很久，有历史的积淀，自唐代以来就有制作“胎毛笔”的习俗，唐朝诗人齐卫有诗为证，他的《送胎发笔寄仁公诗》中有“内为胎发外秋毫，绿衣新裁管束牢”的诗句，有力的证明了胎毛笔久远的历史。胎毛笔是婴儿出生后第一次理下的头发做成的毛笔，是孩子离开娘胎落地后唯一可留作纪念的，它是人出生的第一缕发丝，弥足珍贵。

《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存发就是缘于对身体发肤的珍视，对身体发肤的珍视从根本上而言是对父母的孝，身体发肤是父母给予的，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发肤就是损害了父母，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儒家文化也十分强调对孝的重视，并认为一切仁爱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的。

2.2.6 热闹酒宴

临汾自古就有庆、婚丧、乔迁时设筵之习，为的是分享喜悦、酬谢宾客，而且人们认为，这些宴席来的人越多，越热闹就越好，这表示主人家今后的日子会一直这样热闹红火。过满月，在晋南是比较隆重的，因此办满月酒宴也比较讲究，这一天要亲朋会聚，吃顿酒席，一是为庆贺孩子的满月之喜，二是为感谢亲朋好友的看望和祝福。在满月酒宴正式开始时，会首先请一位主事人向大家百忙之中前来祝贺孩子的满月表示感谢，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表示祝福等之后开席，大家欢欢喜喜的享用酒宴，孩子的奶奶爷爷会向每桌的亲朋好友敬酒表示感谢，席上始终洋溢着喜庆气氛。

满月待客宴也有讲究，在满月礼当天上午，家有来客，主人必以好菜好饭招待。

一般吃饺子、包子、拉面、稍子面，现在大多准备稍子面或打卤面，人们称之为“喜面”。主人家提前压好稍子面，当天请厨艺较好的亲友帮忙做好一大锅的臊子菜或者卤子，来客就一锅一锅的下面，挑好面浇好卤子端给客人吃，直到客人吃饱。较富裕户对来访稀客，还备有四个凉菜碟。满月正式筵席是在中午。宴席菜有重八席、六六席等，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选择不同类别规格的宴席。现在人们越来越富裕，宴席菜基本都很丰盛。

宴席的逐渐丰盛表明了人们逐渐富裕的生活，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也因为这些日渐丰盛的宴席，在生活上造成了浪费，在心理上衍生了攀比。

2.2.7 回外婆家

满月是新生孩子成长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孩子的胎发会被剃掉，表示新的开始，新的成长，孩子已经不是弱不禁风的小胎儿，而成为婴孩儿，那么这一天孩子也不用再呆在襁褓里躲在房间里不出门，可以带出去串门，在临汾，要请父母儿女双全的长辈抱着孩子出门到附近的邻居家走走，名曰“串门”，实际上是让孩子见见天地，看看大千世界，经经阳光，经受锻炼。18 最重要的是在满月酒宴完毕后，孩子要随母亲回孩子的姥姥家住一个月，称为“住满月”，在以前，孩子和母亲会称作牲口拉的铁轮车，车上人要手持一柱点燃的粗香，上面套若干纸钱，沿途边走边撒，意在供给路边游散的孤魂野鬼，免得打扰婴儿和母亲，以求一路平安，顺利抵达。这也是以前的迷信说法和做法，现在来说已经不会有这样的形式，孩子和母亲去姥姥家大都是坐车，并且车窗关好，为的

是避免孩子被风吹到，尽管孩子脱离了胎儿的阶段，还处于免疫力低下的状态，所以家长会万分注意，在出门的过程中尽量避免风吹和人群多杂的情况，因此，串门的仪式也被省略了，去姥姥家的过程也没有那么复杂了。而孩子到了姥姥家，满月礼也就结束了。

串门仪式的减省是现代人明智的选择，满月的孩子虽然已经度过其出生阶段相对危险的时期，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小婴孩，过多的接触人群，总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外部的环境也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所以，基于对孩子健康的考虑，减少不必要的外界接触是明智和科学的。

小结

通过对临汾满月的观察和了解，临汾的满月仪式已经由繁化简，人们逐渐将其中的迷信成分剔除，更加合理化，很多民俗文化的精粹得到保留，例如花馍、愉门的娃娃、喜贴、胎毛笔等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满月一系列活动仪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值得保留和关注的。

满月礼是一种人们参与的模式化思想和情感表达方式，人们的心灵状态在满月仪式的行为中得到活的反映，活动仪式的丰富体现着人们对于新生命的重视，而这些活动仪式的演变可以说是从疼爱孩子的个人意图到成长仪礼的群体无意识记忆的转变。

古人说：“名以正体”，名是用来作标志、正名份的。在我国传统典籍《礼记·内则》中详尽地记载了西周、东周时期的命名制度，奠定了汉民族约2000年间给下一代命名礼仪的基本模式。

传统的命名礼庄重、严肃，以此使新生儿得到家庭、邻里、社会的承认，同时也充分蕴含着人们对新生命的美好祝愿，体现了家庭、家族、亲族乃至社会对新生命的关怀和重视。

近百年来，传统文化式微，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正在走向消亡，当前社会所举行的出生礼仪，积极健康、寓意深刻的元素少之又少，真正的民族特色已经基本无处可寻，传统的生命礼仪只留下了肤浅、庸俗的空壳。

满月的喜帖内容丰富，充满寓意，男孩儿的喜帖上画有葫芦，女孩儿的喜帖上画石榴，这些用植物来表达对孩子健康成长和成人成才的祝福和愿望。万物有灵论，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观念，使自然之物有重要意义。葫芦和石榴由于多子和独特的外形、名称，成为我国民间广泛应用的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民俗事象。

葫芦，谐音“福禄”即“迎福纳祥”，寓意“多子多福”“子孙万代”。洪荒时代，葫芦是作为使人类不至于灭亡的重要工具，其体现的是一种生殖崇拜。

在民间有的地区将葫芦视为女性的象征，有的地区视为男性。这一点在临汾满月礼可见，根据笔者推测，首先是其谐音“福禄”的象征意义，是对男性社会和家庭职责的美好祝福。这种以语音上的相似进行转喻说明人们内心还有原始相似型思维的余存，语言的力量与神秘效果造就了民众对信仰的深信不疑，并将其作为心理经验在礼俗活动的禳灾求吉过程中代代相传。

在临汾的民俗文化中，葫芦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再加上其福禄的寓意，人们在满月礼中以葫芦作为祝福图案，希望的是这个男孩子能承担家庭重任，为家庭带来福禄。

石榴既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也具有很大的观赏价值，在民俗文化中象征美好的事物，旺盛地繁衍生命的符号，人们相信它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灵气，能给家庭带来繁荣和幸福。石榴腹被视为阴性符号，其鲜艳的果皮内满满地充盈着晶莹剔透的石榴子儿，所以生活中，人们以石榴寓意“多子多福”，石榴从花到果皮再到石榴子儿，都火红鲜艳，象征“日子红红火火”，“富贵、吉祥、繁荣”。

石榴和女性的渊源颇深，以石榴形容美人的自古就有，山东临潼自古有石榴仙子的美丽传说。维吾尔族姑娘以石榴为名字，意为美丽的女子。古代女子爱石榴花，喜着石榴裙，古人也常用“拜倒在石榴裙下”，表示男子对美丽女子的倾慕，石榴裙是指人们从石榴花提石榴红色所染的裙子。

山西临汾公元前 7 世纪春秋时期晋国领土，这一带民间流行一种新娘穿的“晋国鞋”。晋国鞋的鞋头是以石榴头为花盖的变体兽头花，晋国鞋充分证明了石榴这一植物与临汾人们尤其是女子生活密切关系的悠久历史。

由这些关于石榴的传统说法，加上其在民间“多子多福”旺盛繁殖力的符号意义，便可以理解石榴作为女子的象征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在临汾满月礼中，人们借助石榴多种寓意和石榴与女子的深刻渊源。表达对女孩儿如石榴般健康成长，相貌如石榴花般娇艳动人，长大后如石榴国般多子多福等等美好愿望。

3.2 满月文化符号之衣饰

满月的孩子不仅能得到口头的、书面的语言祝福，还会得到很多实物性质的祝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满祝福和爱意的衣物、饰品。满月的孩子作为新生儿，在满月这一天，所有衣物都必须焕然一新。

满月礼俗上有专门的时间和仪式为满月孩子穿戴衣饰，具体时间为酒席宴客 前，衣服和长命锁必须由孩子的姥姥为孩子穿戴，新的被褥也必须由姥姥来更换。

这种仪式，一是为了表达姥姥对孩子的疼爱和祝福，一是有着巫术性质，通过老人为孩子穿新衣、套金锁的动作，抵挡民间俗信中的妖魔鬼怪等邪恶力量。

俗信认为穿、套的动作，实际是套住了孩子的魂魄，姥姥通过这个动作镇住孩子的魂魄，从而使孩子的魂魄不容易被带走或者走失，避免孩子早夭。在医疗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人们认为生病或早夭的孩子是被鬼怪拐走了魂魄，所以，为孩子套上锁、圈，希望能锁住孩子的魂魄，保证孩子无病无灾健康的成长。

这是在缺乏理性和科学认知下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情况，对抵抗外界侵害、保护下一代所做出的最大的努力，这种有巫术性质的仪式在今天看来意义不大的，但人们仍然沿袭这种传统，其最重要的是人们对新生儿的关爱的体现，也就是延续了这个仪式的第一层面的意义，即姥姥对外孙的疼爱的表达，以金锁等物质为载体，承载这种祝福和爱护。

新鞋和新帽都以红色为主，上面绣着老虎或者狮子图案。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是喜庆的符号表征，民间俗信认为红色代表吉祥，能避邪，道教也常以血液作为驱鬼的重要法器，就是取用了红色辟邪的符号意义，辟邪、吉祥成为红色的符号意指。人生仪礼中的婚礼是以红色为主色的，这一颜色在如今似乎成为了我国的标志，以颜色作为符号，这不仅仅出现在我国，也不只出现于传统文化，在西方国家，以白色为喜庆之色，人们认为白色是圣洁的象征，于是为新娘披上白色的婚纱。

红色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悠远的红色崇拜。早在距今约两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大量用赤铁矿给饰品染色并在死者尸体周围撒红粉 这一考古发现已被学界公认为是以红色为崇拜物的图腾崇拜现象。继而，在仰韶文化等早期制陶文化中最早和最普遍运用的陶饰色彩亦为红色。

到了传统礼制全面确立的西周时期，红色被列为四方模式中的南方之色，而在象征对等模式中，南方模式=上= 阳= 神界= 天= 光明= 正=胜利„„

由此可见，自中国文化发源之时，红色就被认为是吉祥的颜色，因而备受尊崇，在各种重要的庆贺仪式中，红色是主色调。红色被赋予了超越审美意义的强大的趋吉避灾的图腾信仰力量，所以用它来佑护婴儿孱弱的生命再适合不过。此外，民间信仰认为狮、虎能趋恶辟邪，孩子穿戴上狮虎鞋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除了上述衣饰外，还有运用象征手法直接在服饰的造型、色彩等方面佑护新生儿的方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头帽、虎头鞋。服饰造型模拟鸟兽状，一方面可窥见先民们着鸟羽兽皮的服饰遗留，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文明蒙昧期我们祖先的动物崇拜现象。在古代，只有有钱人才会给满月的孩子打制银锁、银镯。普通人家准备的是红绳穿好的圆形方孔铜钱，当地人称麻钱。当代人们经济实力增强，金银饰品称为满月礼物的主色调。然而从古至今，送给孩子的饰品无论是普通的麻钱还是贵重的金银锁，都是百姓意欲借锁子、镯子的日常实用功能来“锁”住、“套”住孩子，亦寄托了大人对孩子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希冀。

从以上对临汾满月礼俗中的衣饰的观察与符号意义探究来看，由于人们对外界伤害难以预知，对弱小新生命的难以把握，于是生发了这一系列力求保护新生儿生命的巫术性质的行为和充满象征意味的物品，而这都是基于民众对灵魂、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更深层面上，这一系列礼俗无不传达着我国传统中古老而又深厚的文化基因信息，传递着种族代代薪火相传的希冀。

上文已经详细叙述了临汾满月酒宴的具体内容。在临汾民间，满月、周岁、十二岁生日、婚礼、寿诞、乔迁、葬礼等，各种重要人生仪礼中都要大摆宴席，宴席的质量和规模由主人家的经济情况而定，就今天来看，农村和城市的酒宴有所不同，但都比较讲究，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宴席消费模式。

除了满月礼俗中亲友们赠送的礼物以外，满月还有一项重要的礼，就是满月宴席的礼金，临汾当地称之为“上礼”也就是“随礼”。临汾一带，每个正式的宴席都会在宴会上设置一个“帐桌”，安排会算账的亲友记账帐。桌上准备有一个礼簿、一支钢笔、一盘水果、一盘瓜子和糖、一盘散装香烟，礼簿和钢笔用以记账，其它则是用来招待来宾。每个前来庆贺的人会去帐桌前“上礼”，为庆贺新生儿表示自己的一份心意。

事实上最初满月的礼物是亲友来探望产妇和祝福孩子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赠送的礼物多是颇具心意的衣物和吃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经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衣物和吃食的消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占有重要的比重。于是人们开始给满月的孩子送红包，用来让主人家自主的购买产妇和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避免买重复的东西，失去送礼物的真正意义。并且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到了今天，每家的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多，也显得娇贵起来，孩子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满月宴席也就往往更加讲究，随礼也就相继出现。

且，只要两家喜事不会相隔到礼钱上涨的年份，礼钱就是一样多的，这种随礼的习惯，在民间就是“礼尚往来”，这也成为当地甚至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日常交往模式，人们相信通过这种“礼尚往来”的交往模式，人们可以实现情感的 交流，拉近关系。这样礼钱就不单单只是表达亲友来宾心意的简单礼物，而是承载了更多的人情，随礼人们会根据礼金的数额来判断与一个人关系的远近，也会根据与一个人关系的远近来确定礼金的数额，这是一组相辅相成的因素，这背后映射着的是一种复杂的人情伦理体系。

作为对新生儿祝福的礼物，衣物与吃食似乎比礼金更加具有表达祝福的功能。礼金背后承载了过多的人情伦理，虽然在民众的日常交往模式中，礼金是一个重要的纽带，但是同时它也带给民众过多的人情交往负担，随礼这一日常交往模式常常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困境，加上人们宴席名目的增多、礼金数额的提升，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压力，也使得随与不随、随礼的金额都成为需要权衡和解决的问题，人们往往会权衡过多，从而淡化了礼金最初的祝福意味，强化了礼金在人与人交往中的理性意义，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人们的心理负担。

礼金作为人与人交往的重要一项礼成为人们的负担，就体现了儒家文化在人与人交往模式的形成中的弊端。儒家文化对于礼的强调有时会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和语言等，但是，在某些情境中，礼却成为人们行为的镣铐。戴着镣铐跳舞虽然也可以有优美的舞姿，却束缚了舞者，有些舞蹈，需要舞者放开全身，大幅度来做动作，无所顾及。文化也是这样，儒家文化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中是一种极具审美性的表现性存在，但到今天形成了一些限制人与人真诚交往的桎梏。《论语》中有这样一段：“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因为礼，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趁阳货不在而前去回访，却被半路撞见，这样的情形，不仅是一种尴尬，从今天而言，也让人感到当时对士大夫所做的礼的规范的一种无奈。

甚至到今天因为一些“礼”的顾及，人与人之前无法完全自由的交往，真诚的表达成为一种期盼，因为顾及太多，人总是要劳心费神，无法展现真实的自己，导致了在公共领域中是一种表现，回到自己的私人领域中又是另外一种表现，这种状态是违背人的本性的，非人道的，也是一种人的异化。礼应该是为了人与人更好的交往而服务的，而不应成为一种违背人道的交往桎梏。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在构建民众生活世界的一个不良因素。在交往中如果可以摒弃礼的桎梏，在正确的时候将礼作为人与人交往的途径，相信人们可以真诚的交往，异化的问题也将减弱或消除。

男女有别——性别支配逻辑

《诗经·小雅·斯干》记载了家庭中生男生女的不同对待方式，具体如下：“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大意就是，生了儿子做个小床让他睡，给他穿上小衣服，让他玩玉，他哭声如洪钟，将来身着礼服就是安定天下的国君；生了女儿，地上铺个木板让她睡，给她裹上小被子，让她玩纺锤，说话谨慎，端庄大方，勤做家务，不给爹娘惹麻烦。也由此，民间生男生女也有着不同的称呼，生男孩儿被称为“弄璋之喜”，生女孩儿被称为“弄瓦之喜”。这种称呼至今存在，但是在临汾一带不常见。由诗经的记载可见，古代文化对男性的重视，同样是新生命，男孩儿和女孩儿的待遇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礼记·内则》中也记载了生男生女的不同仪式，如下：“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弧就是弓，古代风俗尚武，以弓箭狩猎和参展都是古代男子英勇能干的表现，所以生男挂弓，表达了对男孩儿的期待，希望他将来可以英勇能干；帨是古代的佩巾，相当于现在的手绢，一般是女子出嫁时，母亲赠与用来擦拭不洁的，在家挂在家门右侧，出门时系在身子的左侧，生女挂佩巾是希望姑

娘长大成人后可以勤劳能干，操持家务。

从对初生婴儿的不同穿着和床铺的待遇来看，男婴是被重视的，从对孩子的成长期待来看男孩儿是被赋予极大的社会责任的。人们对女孩儿的期待就是端庄大方、勤劳持家。这一点在从临汾当地的满月礼俗中也有所体现，当地文化对新生的孩子并不像《诗经》中叙述的那样严格的区分性别，但在满月礼俗的喜帖内容上，对男孩儿和女孩儿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临汾满月礼俗中，男孩儿的喜帖画的是葫芦，写的是栋梁之才等；女孩儿的喜帖画的是石榴，写的是祖国花朵等，其中的葫芦和石榴的符号意义上文已经详细分析，就不做赘述了。作为临汾满月礼俗重要的文化符号，喜帖除了承载人们对孩子成长后的期待外，更重要的反映着自古以来男女的不同社会地位，映射着自古以来形成的男女性别支配逻辑。

满月礼俗中由于性别而设计的不同喜帖，体现了民间对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的划分，男孩儿具有担当国家栋梁的重任，女孩儿则是作为祖国花朵的被保护者，体现了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男孩儿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使命和长辈期盼。

男强女弱的观念自古就有，这在上文的《诗经·小雅·斯干》和《礼记·内则》中都有所体现，这种观念在儒家文化中是被支持的，儒家不提倡平等，强调强大关怀弱小，是一种人道的观念，关怀就意味着有强弱之分，有强弱之分就难以平等，但事实上，在社会的再生产中，平等与不平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也就是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就有了爱，就有了人道，人道，是儒家文化的终极追求。因而儒家承认男女有别，这种观念的初衷是从君子对女性的保护而言的，女性是被保护的弱者。在笔者看来，儒家学说这种强大关怀弱小的观点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从生理结构来看，女性确实往往弱于男性，如身材娇小、力气不大、体弱多病等等，当然不排除有强于男性的女性，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情况下，女性在生理上的确弱于男性，需要受到保护。

遗憾的是，儒家这种男女有别、保护弱小的观念被人们错误的理解和运用，导致了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他们断章取义的接受了男性的强和女性的弱这种差别，却没能正确贯彻儒家文化强对弱的保护，这个更为核心的内容。男性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女性因为柔弱，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不参与社会生产，也不被重视，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地位，在这种性别支配逻辑的影响下，民间逐渐形成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女性不再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是附属于男性，地位地下。

事实上，如果人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儒家男女有别的观念，女性将是一种被保护的地位而不是被支配的地位，女性的地位甚至将高于男性，因为被保护者往往因为保护者的呵护而处于高一级的地位，因为保护而敬重，因为敬重，女性就可以摆脱被支配的地位，联系西方国家的绅士风度就不难理解儒家的强弱观念，女士优先是一种对弱者的关怀演变为对女性的敬重。在今天，男女关系已经逐渐摆脱支配的模式，从当今的婚姻关系来看，男女不平等的关系已经改变，所以，在满月礼俗上对男女的区分，更多程度上只是对两性不同特征和未来走向的一种预测。当然对儒家男女有别的错误承继所导致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图式暂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开始逐渐回归儒家思想的正确轨迹。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根基，甚至可以说是灵魂，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深受儒家思想指引的，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儒家文化引领着中国民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礼俗秩序。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言：“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形成，犹太人由于保存了犹太教，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但他们仍能生存下来，而墨西哥人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正日益失去活力。成为其它民族的模仿品，一个完全放弃其传统宗教的民族实际为自己的敌人铺平了侵略的道路”。在列文森看来，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就会成为一艘无舵的船，随时都会沉没。

可以说，当前，儒家文化已经内化为民众生活世界一部分，儒家思想对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再生产起着重要的结构化力量。因此，正确理解儒家思想对儒家文化引导民众生活、形成传统道德惯习有重要的作用，传统道德惯习作为一种民众的第二自然，是社会文化的有力根基，也是社会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对儒家文化的曲解和误用会造成中国文化与其灵魂和根基的偏离，会导致传统道德惯习与传统文化相偏离，社会难以顺利的再生产。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性引领下的社会变迁，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形势下，传统的礼俗能否建构使当代人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得到依托的人文环境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

5.1 满月礼俗中的俗信文化对儒家“礼”的承继临汾满月礼俗对于儒家文化有着尤为丰富的承继，从上文满月酒宴和满月赠礼可以看到礼俗活动对儒家交往之礼的沿袭，本节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满月献爷的祭祀之礼、关公信仰的神灵崇拜和愉门庆贺的祝福之礼，浅析满月礼俗对儒家文化的礼的传承和仁爱思想的承继。

第五篇：人生礼仪

人生基本礼仪的社会功能人生仪礼是指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此外表明进入重要年龄阶段的祝寿仪式和一年一次的生日庆贺举动，亦可视为人生仪礼的内容。

人生仪礼决定因素不只是他本人年龄和生理变化，而且是在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生育、家庭、宗教等社会制度对个人的地位规定和角色认可，也是一定文化规范对他进行人格塑造的要求。因此，人生仪礼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和阶段性标志。比如一个小孩满月的时候，生育孩子的家庭要遍请宾客，不只是庆贺孩子的诞生，更是小孩子与家里的宾朋相见，让他被亲戚接纳而融入社会的契机。人生仪礼的范围大致包括：诞生礼，成年礼，成年礼，丧葬礼

诞生礼被称为“摇篮边的礼仪”，世界许多民族的诞生礼都与宗教密切相关，但华夏民族的诞生礼仪更多的带有儒学和世俗的色彩。可以说，华夏传统的诞生礼，是儒家礼义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弄璋、悬弓等，礼义色彩浓厚，洗

三、抓周等世俗风格明显。随着儒学的式微、世俗的扩张，和其它华夏传统礼仪一样，传统诞生礼在发展过程中整体上呈现俗进礼退的趋势。儒家赋予了出生仪式类宗教色彩，庄重、优美、寓意深刻是其优点，但同时，又有宣扬男尊女卑等不良伦理的呈现；世俗将出生礼回归生活，亲切、欢乐是其所长，但同时又走向了庸俗、愚昧和肤浅。到了当代，社会将生命礼仪进一步异化，仪式表达的传统意义正在被彻底颠覆，正在逐渐演变成为积累财富、养蓄人脉、编织社会网络的工具。成年礼在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中，成年礼是一个人由个体走向社会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有的过程十分隆重而且带有考验的性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成年礼仪还有比较明显的保留。

传统社会中，汉族人的成年礼一般是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即在男子二十岁时，由主持仪式者为男子戴三次帽子，称为“三加”，分别为“缁布冠”、“皮弁”、“爵弁”綖的冕，色似象征冠者从此有了治人的权利、服兵役的义务和参加祭祀活动的资格。传统冠礼中还有“命字”，即由嘉宾为冠者取新的字号，冠者从此有了新的名字。

女子在十五岁时要行笄礼，但是规模比冠礼要小得多。主要是由女性家长为行笄礼者改变发式，表示从此结束少女时代，可以嫁人。

这种传统意义的成年礼在现在民间，大多已与婚礼或幼子养育习俗相结合。婚姻礼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制度。婚姻作为民俗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婚姻的形态和婚姻仪礼两个方面。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姻呈现多样性，最为普遍的形态是“一夫一妻”，这种婚姻制度形成得很早，但是这只是针对妇女而不是针对男子，同时，这种婚姻基础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一般是女子从夫，居于男方家中。

除开“一夫一妻”的婚姻形态中国的传统社会还存在许多特殊的婚姻形态：如抢婚，这一习俗十分古远，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氏族成员之间不许通婚，为了保证繁衍，一个氏族的男子就不得不在天色渐晚的黄昏去偷袭别的氏族，抢走他们的女子做为结婚的对象，所以汉字中“婚”实际上是由“昏”演化而来。今天还有一些僻远或贫穷的地区还存在抢婚这一种婚姻形态。还有童养婚、指腹婚、冥婚、入赘婚、转房婚、典妻、不落夫家、表亲婚。

许多人对于童养婚、指腹婚、冥婚、入赘婚、表亲婚比较熟悉，所以在此只介绍一下转房婚、典妻和不落夫家。

转房婚是指长兄亡故，小叔与嫂子结为夫妇，这样使财产、劳力、后代子女都不至于流失，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都盛行转房婚，如历史上有名的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在其死后嫁给单于的长子。

典妻是最为典型的仅仅为繁衍后代而形成的婚姻。家境富足的男子如婚后无子嗣，就可以出一笔钱，让贫困人家把妻子典当给他，等生育后代，留下子女，归还妇人。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就描绘了这种非人道的婚姻形态。

不落夫家是新娘出嫁后，只在夫家住几天便回娘家长住，与其夫偶尔相会，直至怀孕临产才被接回婆家，这主要是为了鉴别妇女是否具有生育能力。在广东、广西、福建惠安一带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流行。

至于婚姻仪礼,在古代一般沿用“周公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后世一般分为议婚、行聘、过庚、迎娶、合卺阶段。葬礼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起，人类便产生了灵魂观念。原始人认为，人死灵魂不死，仍能干预活人的人事、祸福。受这种灵魂不灭观念的制约及各国各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差异，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葬礼风俗：有的葬礼盛大隆重；有的简易朴素；有的充满了宗教色彩；有的科学而又卫生。地理、宗教及社会结构均影响葬礼形式，阶级身分更是决定性因素。以西藏为例，葬礼按身分区分为4种︰贱民水葬，中等身分土葬或天葬，贵族始可火葬。在葬式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土葬、海葬、火葬、水葬、厚葬、天葬、洞葬、树葬、悬棺葬、壁橱葬、食葬等多种形式。

中国的葬礼一般是召开规模大小不等的追悼会。追悼会的主要程序有向遗体或遗像致哀、有关人员致悼词、奏哀乐、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等。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及文化习俗存在差异，治丧活动的内容也有许多不同，此外民间流行与政府提倡的治丧活动也有许多区别。元首逝世举行的治丧活动较为隆重，其程序一般包括：发布讣告、宣布致哀期、全国停止各种娱乐活动、下半旗致哀、向遗体告别或瞻仰遗容、接受各界人士的吊唁、举行追悼大会（葬礼）。追悼仪式后，由党政军领导人或治丧委员会负责人及死者家属护送遗体前往火葬场火葬（或将骨灰送至安放处）。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或开国元勋逝世后，治丧程序与元首大致相同，但规模略小、规格略低。一般人逝世，悼念仪式较为简单，只有向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两项。中国政府提倡简葬，许多生前担任党政军要职的，死后也只举行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仪式过后即行火葬。

中国的礼仪文化之博大精深，其文化价值远不只我们所发掘？然而面对当今社会复杂的局势，我们对于礼仪要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优秀的且有利于我们健康生活的礼仪真正为当代中国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