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志》读书报告

第一篇：《大中国志》读书报告

《大中国志》读书报告

一、简介

我于近日阅读了许序雅教授要求阅读的参考书目当中的《大中国志》，大致对于文中内容有了本人粗浅的了解，并试图在此文中就其中若干内容提出自己不成熟的问题，希望老师对其进行指正。《大中国志》的作者是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是曾德昭，他是天主教会耶稣会传教士，大约与中国明清之交来中国传教。本书开始时以葡萄牙语写成，随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本文所写的内容主要依据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何高济译，李申校）。

明代中欧交通的重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利玛窦等第一代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仅传进了天主教，也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同时，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等也通过他们介绍到欧洲，也引起一轮中学西渐的浪潮，其中曾德昭的这部著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英译本序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者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本书分两大部，上部根据作者多年见闻，记述中国各省物产和情况，中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学、服饰、宗教信仰、商业活动以及中外商品交流等。葡人在澳门早期的建设，葡人协助明廷抗拒清兵，书中亦有记录。本书的第二部分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迹，除重述利玛窦等活动外，还记述利玛窦死后的传教过程。特别是南京教案，曾德昭是亲历者，所述翔实，是研究这一时期传教史的第一手材料。

曾德昭是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国语言文学的欧洲人，利玛窦曾经简略介绍过中国古籍“四书五经”，并将“四书”译为拉丁文。曾德昭则进一步向欧洲人展示这些经书的内容，尤其对“五经”，有详细说明。例如他记《易经》，说：“这三位皇帝（伏羲、神农、黄帝）最早用神秘主义的方式，奇数和偶数，以及其他的图形和符号，阐述他们的伦理和道德的科学，为他们的臣民制定法规。„„直到公元前1123年开始的周朝，周文王及其幼子周公公布了这些数字和古代符号，刊行一本有关的书，名叫《易经》，其中也有许多道德训诫，有整个国家的文献和法令。”以后耶稣会士将《易经》数次翻译为拉丁文，传入欧洲。其他各种欧洲文字译本陆续出现。直到现在，西方对于《易经》的研究仍然长盛不衰。

二、若干问题

（一）明末关于中欧水果种类差别的疑问

曾德昭在书中称：“他们食用的水果，我们在欧洲大部分都有，但数量和质量比不上我们的。”但是他有立刻提到了，“例外的是广东的橘子，称得上橘中的皇后，有人认为与其说是橘，不如说是麝香葡萄，不过是外貌形状似橘。”从以上的话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首先，中国欧洲之间多数的果品种类都是有着共同的原产地，或是在此之前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对方国家。例如葡萄早在汉代时就已经传入中国，经过水果品种的改良，当时的葡萄的质量是能够接近原产地。传教士青睐的水果种类多是欧洲人喜爱吃的，所以他们认为果品质量不如欧洲能够理解。至于数量不如欧洲的话，这个可能与当时中西方饮食结构的不同有关。中国当时人地矛盾大，所以国人饮食多是主食，水果多是当成零食；欧洲人喜爱将水果煮熟吃，水果的地位近似于蔬菜。因此水果产量上不及欧洲也是情理之中之事。但是为何曾德昭对于橘子有着如此之高的评价呢？我初步查询了以下，维基百科根据现有材料证明，橘子重要的原产地是中国，而且中国最早栽培了柑橘，但是柑橘具体是什么时候传入欧洲是不确定的。根据这则材料是否可以推断一个传入的大致时间，也就是至迟不晚于曾德昭之前，橘子传入了欧洲，但是同时时间必然不久，原因在于欧洲的橘子在质量至少与中国的差距很大，说明品种的改良情况还不是很令人满意。还有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水果柿子，从材料上看，当时的欧洲并没有这种水果，同时这种欧洲人眼中鲜有的水果品种让曾德昭十分喜爱。“全国都产一种红色无花果。它的颜色、形状和味道都大不同于无花果，外表红色，内里似金色，大小如橘，或略大略小些，好像我们的无花果，有不同的品种。”从这段可以了解当时的欧洲没有柿子这种水果。“柿子皮薄，味道甜美，我认为它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它有

一、两个核，似白杏仁。最佳的产于寒冷地区。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产的质量最好，而且大量生产，制成果干后销售全国。果干比我们的无花果干更好，我们也有类似的无花果。”我国许多深受国人喜爱的果品在曾德昭的叙述中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为何对于柿子评价如此之高呢。我想是欧洲人当时喜欢将水果煮熟，这容易破坏水果的自然结构，留下来的营养成分主要是淀粉，而柿子天然之中就有很高含量的淀粉。我无法理解的是对柿子如此喜爱的曾德昭为何要沿着当时的一般传教士将其称为红色无花果，而不是使用柿子的中文译名？之前的传教士又是以什么原因将柿子和无花果相类比？

（二）关于对中国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合一的科举制度理解的误差

曾德昭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科举制度有着很深的了解，整个科举制度的流程都了然于胸，但是曾德昭对于各级考试后获得功名的考生身份地位的变化却有着很大的偏差。“这些人一旦获得学位，变得伟大、尊贵、极受崇敬；同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突然富有起来。从此后，他们不再步行，而是骑马或是乘轿。而且不仅获得学位者，连他们的全家都改变地位，于是开始想购买邻居的屋舍，为自己建造府宅。认识他们的人都感惊异；因为他们许多人离开乡间时，因要走很长的路，便背着他们要在城里穿的衣服，有时手上沾着近来修补破茅屋的泥土；这类游子，我曾经在南京看见过。”这段文字是就秀才考取举人之后，个人生活的变化，这里对于他们个人财富的变化觉得很难以理解。对于中国古代三个功名称号：秀才、举人、进士，曾德昭将其与欧洲的学位进行了比附，称为:学士、硕士、博士。于是，曾德昭就将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当成了一种学术考试，就无法完全理解为何获得一个简单的学位，能够得到很多的财富。这里就不禁有个疑问，曾德昭能够对于科举考试的整个流程如此的熟悉，但是为什么会对于考生参加考试的目的如此的缺乏基本的认识？我这里有一个设想，是否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欧洲当时是采取领主制的政体，官员的选拔也是采取世袭制，所以为了避讳欧洲当时体制的落后而采用了有意识的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些都是自己的一些无法读懂的个人解释，希望老师的指导。

（三）犯人被投入监狱还要缴纳各种费用的疑问

“那些被判入狱的人，不只服刑，还要缴纳许多费用和款项。”曾德昭在文中提到了各种犯人被各种虐待的方式，其中甚至提到在监狱里和押解到监狱的过程中所要缴纳的各种费用。大致可以分为好几种具体的类型：旅行费、牌钱、造册钱、监管费用、书写费等等。我在此就不禁要问了，犯人很多事社会底层人物，往往都是铤而走险的结果，如果要这么多不同的费用，那么监狱的管理人员很难获得上述费用吗？后续维持还要继续缴纳很多钱，古代被判刑多年的人在其中若是没钱的话，根据他们的说法不是要被活活折磨致死吗？这里我个人的猜想是这样的：曾德昭是因为南京教案而被判入狱，教案里面很多被投入监狱的基督徒，这里面绝对不乏资产丰厚的教徒。这个时候，各级官员为了能够获取自己所希望的金钱，必然巧立名目的向其索贿。否则，无法解释为何监狱还能不停地向犯人各种索要钱财的行为，没钱又怎么能榨取钱财。可是这其中又有一个疑问，如果不在监狱里塑造一种恐怖的气氛，那么犯人是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钱财交出来，但是犯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政府就没有任何的限制和处罚官员的措施吗？这点也希望老师能够指出我的错误，予以纠正。

三、小结 总体而言，在明末清初时候，一个西方的传教士能够对于中国有着这么深刻的认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些基本的史料能够纠正我们汉文史料的诸多不足，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

第二篇：中国大历史读书报告

真正的自由不是针对他人的言说，而是指向自我的实践，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公开的对抗，而是拒绝权力穿过的规避或对权力视而不见的沉默。——题记

尽管“大写的历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为标识的宏大历史叙事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导致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格或精神气质的断裂或转折。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学术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狂飙激进的时代”与“理智渐进的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时代”与“关注本土的保守时代”、“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的时代”。

但是，就知识的增长而言，这样的转折也许仅仅意味着知识旨趣的平面扩展或转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地的叠加或累积。只有当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知识成果成为被重新思考或审视的对象时，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知识时代的开启。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场域中迅速弥散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学术的时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评价，其目的仅仅是对邓正来先生在《国家与社会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所建构并予以反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性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表明不同立场或态度的知识行为，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历险，它要求探险者对所面临的种种艰险进行周详细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辩驳和体现洞识的判断。因此，我的策略是先进入作者的内在理路，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态度的转化，以及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揭示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鉴于作者既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一理论的深刻反思者，这样一种检讨无论是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还是对于健全的学术批评都有可能获得某种一般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入了邓正来先生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7篇研究论文。其中，“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下简称“建构”）一文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或出发点，“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以文虽然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作的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实践上是对“建构”所作的初步的、整体性的自我“反思获批判”，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1一文是对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推进。当然，邓正来先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反思获批判并没有就此止步。不过，就本文而言，我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从“构建”到“研究”再到“评述”这一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理论问题。2我们当然希望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进一步反思能够多我们的智识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

1、市民社会：从“社会实体”转向“解释模式”

无疑，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建构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由于市民社会论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目前有两种市民社会的理论，一种是针对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所提出来的“公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领域”（《国家与社会》，页142，注释35，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即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它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这种追求政治民主的极端形式就是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这也就是台湾学者将civil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的原因（页121）。另一种是针对西方理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

斯语）而提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道德价值，即追求一种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civilsociety译为“文明社会”。

邓正来先生所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显然是以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从关于市民社会的经典理论出发建构一个宏大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详细地阐发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4尽管如此，他依然采用了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同样的建构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构或再解释（如“市民社会与国家枣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以下简称“架构”）一文），这种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由于其在解释学上的有效性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中发现了市民社会理论在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这使得他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采取了一个类似的策略，即强调“中国的市民社会”，强调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性：中国是一个“迟一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这也是为何将civil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原因），以此显示出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的不同。但是，这一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即让“舞台后导演的现实关怀”不是隐含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而是直接在理论建构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构”一文中，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什么”这样的学理推论，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我们将如何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类的行动纲领：“提出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正是为了促使国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投入到市民社会的建构中，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基础，进而减少盲目性、情绪性和非理性。”（页20）

我们暂且不管“建构”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袭了80年代的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方案。不过这一点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清理，这一清理不光体现在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的重大转变，更主要的是将“建构”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严格加以区分，即将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一文努力对“建构”一文的“政治纲领性”因素进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构”一文中关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页4）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页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两个阶段论”（页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为一种用“关系或互动”角度取代“动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页126?28）。当然，我们在分析这种转化时，必须要考虑“建构”与“研究”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后者是要从侧面反思这一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正是因为作者既作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insider），又作为市民社会的反思者（outsider），这一双重角色更使我们容易看到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的说来，这一转化就在于从学理上抛弃掉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而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5。

2、市民社会理论：“外部紧张”与“内部紧张”

当我们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我们依然发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由于与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指导，而是对现实的解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现出某种紧张。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作辩护的，这种理论似乎仅仅由于它与本土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相关性而获得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理论建构，反对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对的“方法论帝国主义”，尽管历史或经验现实又恰恰是理论所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资源又是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无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策略而存在，它必须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因此，他反复强调建构理论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对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际，因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而产生的旧问题也会随之不存。这样，经验对象和它的理论建构之间，理论建构和它所“再现”的经验对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这恰恰构成了他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标识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隐含于其后的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位的局限性。6

对于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外部紧张”，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即“研究的研究”）来取代实质性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中，除了“建构”和“架构”属于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阐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评述”一文都属于“研究的研究”。这种方法论的反思固然与他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而且在中国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实质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的相对分工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这种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实质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对的“方法论瘟疫”（韦伯语）之中，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后依然见不到关于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范本7。

不过，正是在这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克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外部紧张的同时，实际上逐步放弃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并将此转化为一个抽象分析模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建构”一文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后来的“研究”一文中虽然保留了“良性互动”的说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没能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页133，着重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们“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页135-6，着重为原文所加）。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化：具有特定内涵的“良性互动”为一般性的“真实（或具体）互动关系”所取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为“国家与社会”所取代。前一种转化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紧张（这与前面所分析的从“政治纲领”向“理论建构”的转化密切相关），我在下面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后一种转化而言，尽管这一对概念经常互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良性互动”的关心使得他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市场之私域”与“非官方之共域”（页8），其核心主体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页6-7），这样就将广大的“非现代化导向”的乡村社会排除在外（页

10）。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显然无法分析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状况。由此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在紧张”，即既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导向”，又要将它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这一紧张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放弃“中国市民社会”的特有内容，将其转化为抽象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在“评论”一文中，“国家与社会”框架所针对的恰恰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学科传统而言，这一框架与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思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学人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与家族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8相比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坚持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将这些不同的学科传统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邓正来先生最终放弃掉“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而将它改造为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翻译和研究哈耶克著称的邓正来先生并没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论来论证市民社会分离于国家的正当性，尽管哈耶克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域”和“自生自发之秩序”的捍卫与市民社会理论有种种暗合之处。9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哈耶克的研究将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政治哲学的哈耶克理论建构为一套社会理论，其中，并没有强调哈耶克关于“私域自主”之类的政治哲学的论述。10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忽略”与上述作者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有关。一方面，正是基于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使他放弃了对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的建构；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对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的发掘，使得他放弃了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方向上建构市民社会理论的努力，而将此改造为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不过，对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阐述或学理上的说明，因此，我的批评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使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不自觉遗忘变为一种自觉的反思。

中国大历史

.从大历史里面看中国的改革

大历史里面制度、社会大的变革都需要**，这样才能够调整利益集团。如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经历了元朝。（名词解释，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指明清，较唐宋内敛）

大历史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础建立在孙蒋毛的革命基础上，蒋建立上层框架，毛建立下层框架。文革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国改革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经革命而如此巨变，实为少有。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看国家如何走。

a.一个企业的改革，改革到现在，继续下去，特权官僚的存在影响了市场公平。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但诞生了官僚阶层这个特权阶级。改革如何建立一个为市场经济配套服务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能否继续不经过变乱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人莫大的政治勇气以及执行力。

b.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科技发展、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台湾、东南亚国家也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然后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面发展不足，经济后续潜力不大。按照十七大报告，国家将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几年，之所以未能够推行下去，而继续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扩大生产低层次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官员政绩与经济发展挂钩；土地、环境等要素价值低估。政府现在的一条思路是发展创业板，通过创投来带动。如何解决现有经济迷局，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2.从大历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论、思想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世界，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构建世界。另外也是对我们的束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投资的话来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封建社会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报国，忠君是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所以更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有很多做法我们现在比较驳斥的其实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统治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问题。从当时大臣的角度来看，远远比边境军事冲突、内地发生洪涝灾害重要。我们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百姓的民生问题、国防问题，儒家精英们根本没有想或者关注很少。固然有我们从历史后面看他们的原因，但儒家精英们的理论束缚了他们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国家，各自按照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的理想社会（或者说期望）更多考虑道德而很少考虑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期望值都会受到时代影响，不可能超脱时代太多。所以中国历代朝廷，不论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跳出治乱交替、历史循环的怪圈。君权最削弱的明朝，君权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权最削弱，儒家精英参与统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无力应对内外挑战的朝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精英更注重对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党争）。汉人的朝廷一般党争很厉害，汉朝是党锢之争，宋朝是新党和旧党，明朝是东林党。这种情况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讲求形式，从道德上治理国家。

异族建立的政权反而更能够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清朝对救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清朝军事体制改革的活力也远超历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绿营，绿营不行了就团练。所以清朝统治者反而内政外交上远胜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图面积也是中国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这些版图的扩大，西藏、新疆纳入版图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康熙、乾隆朝发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绿营组成，国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儒家制度。

从大历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临三个任务：军事上抵御异族入侵；经济上发展；维持自身的统治。现实中每个朝代的最终选择是维持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希望能够延续下去，而忽视了前两个任务。

对于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们是过去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很多方面有大历史的观点，用大视野来观察、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终要能够指导实践，实践永远是对的，不要被思想束缚。我很相信一句话：一个做过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是做投资的，谈一下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理论，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认知。盲目相信某种投资理论或者排斥某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积极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华。但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投资经验与思考。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证券市场只有两种人能够赚钱，一种人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与理念；另外一种人是彻底没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钱托付给第一种人。独立思考的人相当大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理论或者死守着自己过去的某种理论不放。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对的，以专业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金钱得失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

用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思考中国股市、经济发展史，也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会对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从大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从封建小农社会转型为现代经济国家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经过了曾国藩、孙蒋毛等伟人的努力，黄仁宇认为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想当初百日维新的时候，精英希望能够很快使得国家转型。通过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对应的商业社会组织框架，很难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转变不仅需要上层的改变，也需要下层对应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同样如此。

人的显形意识相当于国家的上层组织，下面还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当我们接受某种观念，希望推动自己转变时，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最起码推动自己习惯、对待事物的情绪反应方面转变以后才能说转变进行中。

继续回到投资。价值投资对很多人很难，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对股价波动的脱敏，脱离股价的束缚。很多人股价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幸福感，这样是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另外一个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理念系统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进。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很重要，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资理念与系统的建立需要一步步来，能够对一个月的局势变幻有心理准备，那么就能够对三个月，接下来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士一定要经历两轮牛熊转换，通过实践来成熟。

4.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中国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绅是不当差，不纳粮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础上的。大量兼并只会导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负加重，从而社会**，进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照样发生了天平天国运动。

公平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是机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结果的公平。科举制度提供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没有出现出现灾荒后，官员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居然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这种情况。但结果的不公平照样导致社会不稳定，朝代更替。所以整个社会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也要做点结果公平的事情。

5.国家制度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国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国好吗？五代十国分裂的时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样缴纳岁币。

欧洲国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满了创新，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欧洲人口从来没有中国多）发展出来的文明征服了世界。

所以大国对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国是联邦制。中国94年分税制，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权利，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当多成了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

6.一个假设

假设宋朝没有被元朝灭亡，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应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否会产生革命，从而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当时的中国缺乏配套的信用等体系，可以在后续发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们很难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迹象。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稳定家庭，积极促进事业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

第三篇：《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关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读书报告物理系11级10111530323余滔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1999年01月出版，是由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的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先生所著，由陈兼，刘昶先生翻译。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中国“妖术恐慌”从江南地区向大半个中国扩散开来，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都笼罩在“妖术恐慌”的阴霾之中，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全书分十章，对发生于1768年“叫魂事件”进行了梳理解析。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叙述叫魂案的开端

作者从德清县的石匠们，萧山事件，苏州的乞丐们，胥口镇奇事几个小故事讲述了1768年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叫魂”的案件。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则是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努力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章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一句话：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他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我们手上时，却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这句话揭示了各

种我们看似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实能从我们的生活片段中分析出来缘由，同理可用于“叫魂”案件中。

第二章 盛世1768年前后的社会危机

作者从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长江下游社会现状，民众意识中的盛世，人口，物价与金钱，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有关清代外向型移民的讨论等一些方面着手分析了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出现的关于引发“叫魂”危机的“契机”。可以说十八世纪的中国人民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甚至感到自己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同时，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社会经历与国家政治领域等方面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三章 或隐或现的威胁 叫魂案的相关政治和文化背景清朝初年剃发、蓄辫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及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而“叫魂”涉及的剪辫子等行为恰好踩中了这个地雷。相比之的是百姓对头发，羞耻与归顺的敏感。我们可以从“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这句话中了解乾隆皇帝的战战兢兢。乾隆的预感：被汉化的的满人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虽然赤裸裸的显示了乾隆对汉化的蔑视却解释了叫魂危机

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的必然性。

第四章 罪的界定为乾隆推动“叫魂”案的政策依据

从发生在山东的案例，靳贵子路与遇算命先生，韩配显拜术士为师，李绍舜于妖人为奴，大术士吴元等故事坐着叙述了源自南方的罪恶，南方亦即“叫魂危机”的发源地。作者通过对《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史料查证，清朝法令中祭祀、十恶等条目下，都有对“巫师、邪术、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并严格限制妖术的扩展。这从政策依据方面显示了乾隆皇帝心思之缜密、手腕之高明、眼光之刻毒，其实并不亚于其父亲雍正。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中国人的劣根性—迷信 助长“叫魂危机”的扩散

作者引用几个中国笔记小说和民间小说成千上万有关妖术故事的几例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所谓的妖术都存在恐惧感，作者着重谈到头发在中国巫术中所起的作用，普通人诅咒与避邪的手段。心理上的极度恐惧，往往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所以，才有那么多无辜的游僧和乞丐被恐惧的民众当作术士妖人而打死。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所在，但是作者对于国家的建议，我是非常认同的：“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

第六章各省的清剿全国范围内的“蝴蝶效应”

正是由于乾隆皇帝亲自干涉，严厉地苛责地方官员，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国家整个法律机器为

之迅速转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清剿运动如火如荼进行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说明了弘历与其官僚之间在叫魂案中的紧张关系。

第七章妖党的踪迹乾隆的个人意愿助推“闹剧”

“叫魂”的妖术之风兴起时，乾隆便执着地认为，这股妖风，一定有幕后黑手一手策划并控制，一定是旨在推翻满清政权。所以他启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叫魂”清剿迅速越过了江南、直鲁地界，延伸到了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各省。后来越积越多的却是一桩桩疑点重重无法定案或者屈打成招的案子。在我看来，这场“闹剧”越演越烈统治者应该从自身出发好好考虑一下必要性与实际性，或许他失去的比得到的虚假的东西多得多。

第八章终结“叫魂”真相浮出水面

愈发变质的清剿运动引发了官僚阶级的思考，军机处的介入使得事情向明朗化发展。如第一章所述的，那些“叫魂”的开端不过是一个个误会累积的结果，吴石匠，和尚巨成，乞丐计兆美农夫沈世岱等包括施害者与受害者终于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有一个说法我很为赞同“皇帝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第九章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深度解读“叫魂案”

作者总结了皇帝，妖术，官僚制度，平民在“叫魂案”中扮演的角色。皇帝在整个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通过整个运动使得皇权得以巩固；妖术被定义为“政治罪”；官僚则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的较量和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竭力导向安全轨道；百姓则用他们的劣根性为其再添一把火。勉强算各得其所吧。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无论是君主、知识阶层，还是平民大众，都害怕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君主在真实与幻影中挣扎，普通群众则在权力的幻觉中挣扎，相对比较清醒的官僚制度则在进行谨慎的喝彩。纵观整个“叫魂案”作者的认为则是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伤害，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其中的外因内由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孔飞力先生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向世人客观有力地揭示了这个事件对于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并且引发我们对现今世界的制度，民主，发展等方面的思考。我们走在现在的时代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拥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被事物表面的浮华蒙蔽内心。我最喜欢的书中的一句话再容我提一次：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他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我们手上时，却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叫魂案”也能适用于我们的人生。

第四篇：大数据读书报告

大数据读书报告

网络13-1戴崇卓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big data），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大数据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大数据的5V特点（IBM提出）

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Veracity（真实性）。

大数据的意义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科技发达，信息流通，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大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物。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来台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

有人把数据比喻为蕴藏能量的煤矿。煤炭按照性质有焦煤、无烟煤、肥煤、贫煤等分类，而露天煤矿、深山煤矿的挖掘成本又不一样。与此类似，大数据并不在“大”，而在于“有用”。价值含量、挖掘成本比数量更为重要。对于很多行业而言，如何利用这些大规模数据是赢得竞争的关键。

大数据的结构

大数据就是互联网发展到现今阶段的一种表象或特征而已，没有必要神话它或对它

保持敬畏之心，在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大幕的衬托下，这些原本看起来很难收集和使用的数据开始容易被利用起来了，通过各行各业的不断创新，大数据会逐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

其次，想要系统的认知大数据，必须要全面而细致的分解它，我着手从三个层面来展开：

第一层面是理论，理论是认知的必经途径，也是被广泛认同和传播的基线。在这里从大数据的特征定义理解行业对大数据的整体描绘和定性；从对大数据价值的探讨来深入解析大数据的珍贵所在；洞悉大数据的发展趋势；从大数据隐私这个特别而重要的视角审视人和数据之间的长久博弈。

第二层面是技术，技术是大数据价值体现的手段和前进的基石。在这里分别从云计算、分布式处理技术、存储技术和感知技术的发展来说明大数据从采集、处理、存储到形成结果的整个过程。

第三层面是实践，实践是大数据的最终价值体现。在这里分别从互联网的大数据，政府的大数据，企业的大数据和个人的大数据四个方面来描绘大数据已经展现的美好景象及即将实现的蓝图。

大数据的应用

洛杉矶警察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合作利用大数据预测犯罪的发生。Google流感趋势(Google Flu Trends)利用搜索关键词预测禽流感的散布。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利用大数据预测2012美国选举结果。麻省理工学院利用手机定位数据和交通数据建立城市规划。

梅西百货的实时定价机制。根据需求和库存的情况，该公司基于SAS的系统对多达7300万种货品进行实时调价。医疗行业早就遇到了海量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挑战，而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医疗信息化发展，这使得很多医疗机构有资金来做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的趋势

趋势一：数据的资源化

何为资源化，是指大数据成为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战略资源，并已成为大家争相抢夺的新焦点。因而，企业必须要提前制定大数据营销战略计划，抢占市场先机。

趋势二：与云计算的深度结合

大数据离不开云处理，云处理为大数据提供了弹性可拓展的基础设备，是产生大数据的平台之一。自2013年开始，大数据技术已开始和云计算技术紧密结合，预计未来两者关系将更为密切。除此之外，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计算形态，也将一齐助力大数据革命，让大数据营销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

趋势三：科学理论的突破

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大数据很有可能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随之兴起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可能会改变数据世界里的很多算法和基础理论，实现科学技术上的突破。

趋势四：数据科学和数据联盟的成立

未来，数据科学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各大高校将设立专门的数据科学类专业，也会催生一批与之相关的新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基于数据这个基础平台，也将建立起跨领域的数据共享平台，之后，数据共享将扩展到企业层面，并且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一环。

趋势五：数据泄露泛滥

未来几年数据泄露事件的增长率也许会达到100%，除非数据在其源头就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可以说，在未来，每个财富500强企业都会面临数据攻击，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做好安全防范。而所有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需要重新审视今天的安全定义。在财富500强企业中，超过50%将会设置首席信息安全官这一职位。企业需要从新的角度来确保自身以及客户数据，所有数据在创建之初便需要获得安全保障，而并非在数据保存的最后一个环节，仅仅加强后者的安全措施已被证明于事无补。

趋势六：数据管理成为核心竞争力 数据管理成为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财务表现。当“数据资产是企业核心资产”的概念深入人心之后，企业对于数据管理便有了更清晰的界定，将数据管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发展，战略性规划与运用数据资产，成为企业数据管理的核心。数据资产管理效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此外，对于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企业而言，数据资产竞争力所占比重为36.8%，数据资产的管理效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

趋势七：数据质量是BI(商业智能)成功的关键

采用自助式商业智能工具进行大数据处理的企业将会脱颖而出。其中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很多数据源会带来大量低质量数据。想要成功，企业需要理解原始数据与数据分析之间的差距，从而消除低质量数据并通过BI获得更佳决策。

趋势八：数据生态系统复合化程度加强

大数据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巨大的计算机网络，而是一个由大量活动构件与多元参与者元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终端设备提供商、基础设施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数据服务使能者、数据服务提供商、触点服务、数据服务零售商等等一系列的参与者共同构建的生态系统。而今，这样一套数据生态系统的基本雏形已然形成，接下来的发展将趋向于系统内部角色的细分，也就是市场的细分;系统机制的调整，也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系统结构的调整，也就是竞争环境的调整等等，从而使得数据生态系统复合化程度逐渐增强。

大数据的IT分析工具

大数据概念应用到IT操作工具产生的数据中，大数据可以使IT管理软件供应商解决大广泛的业务决策。IT系统、应用和技术基础设施每天每秒都在产生数据。大数据非结构化或者结构数据都代表了„所有用户的行为、服务级别、安全、风险、欺诈行为等更多操作‟的绝对记录。

大数据分析的产生旨在于IT管理，企业可以将实时数据流分析和历史相关数据相结合，然后大数据分析并发现它们所需的模型。反过来，帮助预测和预防未来运行中断和性能问题。进一步来讲，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了解使用模型以及地理趋势，进而加深大数据对重要用户的洞察力。他们也可以追踪和记录网络行为，大数据轻松地识别业务影响；随着对服务利用的深刻理解加快利润增长；同时跨多系统收集数据发展IT服务目录。

大数据分析的想法，尤其在IT操作方面，大数据对于我们发明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一直在其中。Gartner已经关注这个话题很多年了，基本上他们已经强调，如果IT正在引进新鲜灵感，他们将会扔掉大数据老式方法开发一个新的IT操作分析。

第五篇：深大读书报告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学生读书报告

专业：姓名 ：

说 明

三、“成绩评定”是指教师对读书报告内容及撰写质量进行评分，统一采用等级制，按a、b、c、d、f五级进行评定，f为不及格。

四、报告要求以打印稿形式提交，题目为黑体二号字，正文为仿宋四号字，也可 用手写。

五、内容不少于1500字。

正文部分篇二：深大管院读书笔记要求

管理学院本科学生教学实践环节((读书笔记和假期见闻)作业说明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日 15:1 共浏览5432 次

一、教学实践环节学分分配说明

根据我院各专业教学计划规定，教学实践环节为本科学生必修课程，总计7学分，相关学分分解到学生在校学习的前七个学期内，即从本科一年级开始，每位学生每学期必须修读实践环节相关学分，此学分实现形式为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实作形式。此外，学生在完成实作环节之余，必须在每学年上交三篇“读书笔记”及一篇“假期见闻”作业（每篇字数为1500至3000字）。

未完成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或未上交相关作业的，不能取得相关学分，且不能按期毕业。

二、阅读书目范围及写作要求 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在任课教师指导下，从以下范围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

1、国家教育部高教司推荐的“大学生100部阅读书目”；

2、管理学院推荐的“管理类专业好书文库”；

3、任课教师推荐的相关专业参考书籍。

上述第1、2项为必读书目，第3项为选读书目，如任课教师未推荐相关书籍，学生可自行选择其它书籍阅读及撰写读书笔记。由该三项书目读书笔记构成完整读书笔记作业。

假期见闻为学生根据个人暑假、寒假期间相关经历（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旅游经历等）撰写而成的心得、感想，文章形式不限（诗歌除外）。学生应以认真务实、深入思考的态度对待“读书笔记”、“假期见闻”作业，做到读有所思、思有所获、文有特色，文章结构合理、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语言流畅。严禁抄袭行为，一旦发现抄袭行为，取消该项作业评分，并将不能取得相应学分。

三、作业规范及上交程序

1、“读书笔记”、“假期见闻”文章基本格式参照深圳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标准格式；

2、原则上每学年开学后一个月内（国庆假期前后)上交作业，学生个人登录学院实践环节作业系统提交电子文档；

3、电子文档命名规范范例：

例如：2009040001张三读书笔记1；2009040001张三读书笔记2；2009040001张三读书笔记3；2009040001张三假期见闻 注：1为“大学生100部阅读书目”；2为“管理类专业好书文库”；3为自行选读书目；4为假期见闻。

四、组织领导机构

1、学院成立由主管教学副院长、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及各系负责教学实践环节的系主任组成“本科学生教学实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工作；

2、学院教务办公室对相关作业进行业务指导，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作业收发及组织批改、评分等工作；

3、作业管理系统由学院学工办统筹管理，学院教学实验室开发维护。

备注：

1、实践环节作业相关问题由辅导员及教务秘书负责解释；

2、作业系统提交相关问题由教学实验室负责解决。

3、学生如遇相关问题可统一发送电子邮件到cms@szu.edu.cn反映。

附件：

大学生必读书目100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市场营销系学生课外阅读书目推荐 篇三：深圳大学读书报告专用纸

读书报告专用纸

—— 学年

（注：学生在1-2年级完成4篇读书报告，每学期完成一篇，每学期第15周前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班主任，每篇原则上不少于2000字）

正文： 篇四：深圳大学本科学生“读书报告”管理规定

深圳大学本科学生“读书报告”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读书报告”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拓宽视野，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启迪思考，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读书报告”指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涉猎中外优秀文化书籍而撰写的读书笔记与心得。

第二条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落实本科学生“读书报告”的有效实施和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读书报告”的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读书报告”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宏观管理，各学院具体负责读书报告的组织和实施。教务处职责、各学院职责和对学生的要求如下：

一、教务处职责

（一）制定“读书报告”相关指导性文件；

（二）检查各学院对“读书报告”的评阅情况；

（三）分配和审核“读书报告”的经费；

（四）组织评选和表彰校级优秀“读书报告”。

二、学院职责 1.学院负责对学生完成“读书报告”进行指导，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形成良好学习风气； 2.学院负责组织对学生的“读书报告”进行评阅，评定成绩（按a、b、c、d、f五个级别进行评定），并负责填写《深圳大学学生读书报告成绩登记表》，在学生毕业前统一归档； 3.学院负责组织本院学生优秀“读书报告”评选的初审和推荐； 4.学院应将已评阅的“读书报告”按专业、学汇总统计，并以纸质或电子版形式妥善留存。

三、对学生的要求 1.学生在1－3年级每学年完成三篇“读书报告”，三学年共完成9篇，每篇原则上应不少于1500字； 2.“读书报告”是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涉猎中外优秀文化书籍而撰写的读书笔记与心得，要求内容真实，严格杜绝抄袭与剽窃。凡有抄袭与剽窃现象，一经发现，取消学分，并视情节轻重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与处分；

第三章“读书报告”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第四条 “读书报告”经费由学校每年划拨给学院，在学生专业实践经费中，学院负责管理和具体安排，保证专款专用。

第五条学校对学院“读书报告”经费使用进行审核和监督。“读书报告”经费的开支和报销按国家和学校计财处及教务处有关学生专业实践经费的相关规定执行。第四章“读书报告”的表彰

第六条学校每学年组织一次优秀“读书报告”评奖活动。学院按学生作品的3‰比例上报学校，参加学校评奖活动，学校将对获奖作品给予表彰和奖励，并编辑出版优秀作品集。

第五章附则

第七条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深圳大学关于实施“假期见闻”与“读书报告”学习要求的有关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第九条本规定是学校“读书报告”管理性文件，各学院可根据此规定精神，结合各自专业特点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教务处备案。

二○○八年一月篇五：深圳大学假期实践以及读书报告的注意事项

请各班导师通知各班级学生，下学期开学初需要交读书报告及假期见闻（含社会实践考核表），尤其是督促各班学生，利用假期完成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考核表上需要实践单位盖章），并根据实践内容写一篇假期见闻。从07级开始，假期见闻必须和社

会实践内容相关，详细要求请见以下文件及附件。关于读书报告、社会实践、假期见闻的重要说明 2007，2008，2009级学生：

根据各年级培养方案规定：实践环节中，每位学生在1-6学期以内需要完成“读书报告”3个学分（每学年3篇，共9篇），“假期见闻（含“假期实践”）2个学分（2次实践，2篇见闻）方可毕业。以下是学校文件的具体内容：

深圳大学本科学生“读书报告”管理规定（试行）（2007级开始实行）第二章 第三条——对学生的要求： 1.学生在1-3年级每学年完成三篇“读书报告”，三学年共完成9篇，每篇原则上应不少于1500字；

2.“读书报告”是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涉猎中外优秀文化书籍而撰写的读书笔记与心得，要求内容真实，严格杜绝抄袭与剽窃。凡有抄袭与剽窃现象，一经发现，取消学分，并视情节轻重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与处分； 4.每学年开学两周内提交前一学年需完成的3篇读书报告给本班班导师。

深圳大学本科学生“假期见闻”（含“假期实践”）管理规定（试行）（2007级开始实行）第二章第三条——对学生的要求：

（一）假期实践

1.学生在1-3年级必须进行两次假期实践，每次应不少于7天； 2.学生实践结束，填写《深圳大学学生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考核表》（此表格下载路径：学校主页-教务信息-办事指南-表格下载-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并于实践结束两周内（安排在寒暑假进行的实践要求在下一学期开学两周内）经由相关人员签字和单位盖章后上交本班班导师。

（二）假期见闻

1.学生在1-3年级完成两篇假期见闻，每篇原则上应不少于1500字； 2.学生根据自己通过假期实践所获得的感悟、体会或调查独立完成假期见闻，要求内容真实。严格杜绝抄袭与剽窃。凡有抄袭与剽窃现象，一经发现，取消学分，并视情节轻重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与处分。3.“假期见闻”与《深圳大学学生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考核表》一起按规定上交本班班导师。

注：社会实践需要同学们在节假日自行找单位进行实践（结束后需要在《深圳大学学生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考核表》上加盖实践单位公章），或者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如08级的部分学生在今年暑假期间曾经组队参加过实践，可根据此次实践活动提交相应的社会实践考核表及针对此次实践的假期见闻）。请尚未完成社会实践的同学抓紧时间，在大学剩下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实践活动，以取得实践类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