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国经济再现汉江奇迹的原因和启示
韩国经济再现“汉江奇迹”的原因和启示
摘要：韩国在亚洲国家中率先摆脱金融危机，再次创造“汉江奇迹”。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整顿金融秩序,发展高科技产业,大量引进外资,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条件下应注重从加大改革力度,培养企业竞争实力,发展规模经营,推进结构优化,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吸收韩国的有益经验。
关键词：韩国经济；汉江奇迹；借鉴
The Caus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reappearing Economic “the Han River Miracle” In South Korea
PENG Jin-ro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
Abstract: South Korea has got ou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earlier than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re-created “ the Han River Miracle”.The main reason is that it took measures to adjust the enterprise structure rapidly, rectify the monetary order, develop Hi-Tech industry, introduce a great deal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nspire the national spirits, etc.With the further opening policy, China shoul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orm Deeply, foster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s, develop the scale-marketing,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nhance the national quality, etc.Key words: South Korea Economy;the Han River Miracle;use for reference
韩国曾在1997年11月17日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深渊，遭受了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打击。然而令人惊叹的是，仅两年后，韩国经济率先复苏并迅速 实现了“V”型反转，又一次创造了“汉江奇迹”。年均经济增长率已从1998年的—
6、5%蹿升近17个百分点达到1999年的10、1%，居亚洲各国经济增长之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6300美元升至1999年的7700美元；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在同期由1800：1升值到1150：1；外汇储备由540亿美元升至750亿美元；经常性收支也因外贸顺差的巨幅增长（由原来的负增长增至100亿美元）而首次成为债权大于债务的国家，这同危机严重时背负1569亿美元外债和仅剩37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不得不伸手向国际社会求援的窘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何种原因促使陷入深重危机的韩国经济又一次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恢复并再现辉煌，其中提供了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探讨这些重要问题有益于深化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条件下推进改革、发展和防治风险的理论与实践。
（一）韩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原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大企业结构调整，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过去几十年里，韩国实行的是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用政策手段扶植了数十个超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曾在一定阶段对经济发展起过带头作用，但因长期受到较多政策扶持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盲目扩张，随意借外债造成资产负债率过高；盲目推行多元化经营，影响主营业务的发展；注重规模扩大，疏于技术改造；内部管理不规范，企业竞争力下降。积累的矛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集中爆发，从而彻底粉碎了“大马不死”即企业规模越大就越不会破产这个被韩国企业界奉为“神明”的模式。在过去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集团中，目前仍能维持原有地位的寥寥无几。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宇集团已经解体；汉拿、海泰等4家集团或者被法庭管理或者破产；双龙、东亚等7家集团被列入整顿之列……。
无情的事实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关键的问题不是企业的大小，而是竞争能政府就大力度地对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首先，推出了“企业互换”政策，通过企业之间合并、分离、出售等产业置换，迅速淘汰集团下属的劣质企业，使这些大企业集团把主要力量放在原先已确定的重点经营领域上来。如现代集团1999年减少了48家下属企业，今年还将减少7家。LG集团、鲜京集团等去年也分别削减了15家和10家下属企业。三星集团去年通过清理23家所属企业，将主要经营领域已经集中于半导体、信息通信等占优势的行业。目前韩国大企业集团主要产业的分工基本形成：现代集团独占汽车工业的鳌头；半导体工业 力的强弱和企业效率如何。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形成了现代和三星并驾齐驱的局面；家电工业主要为LG、三星和大宇电子公司三家鼎立；鲜京则在能源和化工行业领先。其次，政府要求消除贷款的交叉式担保，促使企业变卖自己的优良资产，用变卖所得补充自有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使得30家大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水平由危机发生时的500%按要求在1999年底降至200%。再次，韩国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民营化的方法进行调整。金融危机后，政府提出了“98民营化计划”，并被分阶段实施。第一批公布了11家企业，其中5家如浦项制铁、韩国重工等在一年内实现了民营化。第二批公布了55家企业，其中12家在一年内实现民营化，其余在2002年之前完成。由此韩国国有企业的2/3将通过出售股权实现民营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资本也被获准同国内资本一样购买股权。此外，政府还在改善企业内部管理和提高经营透明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范，如为与国际接轨使企业帐目如实反映经营情况，全面实行了国际标准的复式会计制度；为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强化董事会功能和股东监督功能，增加了公司外人员担任理事，扩大小股东权利等要求。
2、整顿金融秩序，改革官治金融理顺监管体制。
韩国的金融业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受政府管制过多，突出表现在融资方式方面。政府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用控制金融机构的办法掌握着资金分配的权力，同时还限制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由此金融业成为改革滞后的部门，不仅银行自有资本比例过低，而且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结果造成了金融机构的大量呆帐坏帐和巨额债务，并由此引发危机。
韩国对金融业的整顿始于1998年上半年，采取了清退破产、合并及向海外的5家商业银行，将7家银行合并成为实力雄厚的超大型银行，并把最早发生危机的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通过国际招标拍卖给美英财团，把双龙证券公司50%的股份卖给了美国早安公司。此外，政府还对大量借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短期资金，在韩国发放长期高息贷款从而加剧国家外债结构不合理、规模过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综金社进行了整顿，关闭了16家，要求余下的14家限期按标准整改，使其自有资金的比例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水平。
与此同时，韩国突出强调放弃政府对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改为通过金融监管委员会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鉴于各种金融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分立的监管部门不利于统一、高效监管的情况，韩国将原来分立的四个监管部门（银行监督委员会、证券监督委员会、保险监督委员会、非银行监督局）于1998年4月1日改组合并为统一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由其负责制定、修改监管条例，规定金融机构的操作范围，解决有关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与批准问题，解决 出售转让三项措施。如关闭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恶化、恢复无望 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监管问题等。并以五大原则（自由市场机制原则、保护消费者原则、承担责任原则、透明原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原则）为依据，履行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
3、转变增长方式，扶持高科技产业及风险企业发展。
爆发金融危机后，人们对本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普遍认为韩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外延扩张型和速度型发展模式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和深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发展模式使速度成了韩国以往几十年中经济发展的生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投入大量的物资、人力和资金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市场需求品种少、大批量的时候还行得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进入开放化和信息化时代，技术、信息、质量等的作用愈发重要，韩国仍热衷于走速度型外延增长道路，缺乏成功的产业升级相配合，由此导致了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赶不上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加之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又遇到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而在危机前夕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这是酿成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基础原因。
经济危机的教训和国际社会对高科技领域的争夺，使韩国政府和企业猛醒。为了扶持高科技产业，促进经济恢复并积蓄发展后劲，提高韩国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实施了“21世纪精英工程”，即从1999年至2005年7年间，每年投资2000亿韩元，以信息通信网络、计算机、人文科学等为重点兴建研究生院和大学14—17所，在汉城大学等高校内兴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中心。同时政府重视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的开发，鼓励向“最高附加值产业”投资，向作为韩国今后经济发展“主力军”的风险企业投资。为此，韩国政府不但确定了1万亿韩元风险企业基金的来源，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措施，如设立“韩国技术交易所”，促进技术转让和商品化；建立“国际技术代理人”制度，以吸引海外韩侨科技人才；在中学开设培养企业家精神的课程，在因特网上开设“网络风险企业大学”以培养人才。针对风险企业大多集中在汉城地区的情况，政府还特别注意将创办风险企业的热潮引向地方城市，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20个风险投资区。韩国的大企业财阀们也在实践中认识到，现存的“烟囱产业”已快走到了极限，若不发展具有无限潜力的电子、信息通信等风险企业，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各财团已开始将大量资本由过去投向“重、厚、长”大型设备投资的模式转投至新兴科技产业之中。从1999年末至2000年4月初仅4个月时间，现代、三星、LG等大企业财团已累计投入了12亿美元资金，用来收购国内风险企业的股权。如今在韩国，风险企业正在以每天10家的速度迅速增长。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在1998和1999年中，韩国创办的风险企业近5000家，其中大部分是在1999年一年中涌现出来的。仅一年中，它 们就创造了27万多个就业岗位。据韩国政府的预测，至2005年，风险企业的数量将增至4万家，创造就业岗位120万个。与产业结构升级、风险产业投资增加相联系，大力网罗人才的争夺战在韩国也已迅速展开。为了留住人才，大企业集团纷纷推出新政策，如对技术人才实行“股票优先购买权”；对经营利润超过指标的部分进行“成果分配”；打破论资排辈惯例大胆起用年轻技术人才担任领导职务；提供优惠待遇广招海外高级人才等。目前，风险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两年来韩国在数码电视、大屏幕电视、环保型汽车、半导体等方面不断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创新出现。最近，三星电子又领先制造出520兆超微型存储芯片，预计它的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万美元，2004年达到411亿美元。
4、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
韩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发生后资金潮水般外流，境内资金极度匮乏的困难局面，为从根本上防止外资流出和吸引外资重新注入，于1998年5月颁布了新《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具体有：放宽对外国人在韩国投资的限制，韩国企业中外国人持股的最大比例由危机前的50%扩大到55%；放弃对短期金融市场和期限在5年以内国外贷款的控制；准许财务健全的企业自由借入海外的短期资金；开发外国银行在韩国的外汇贷款业务；开放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实行衍生金融交易自由化；放宽对外商投资产业种类的限制，开放不动产市场；允许外国企业收购韩国国内企业，在1148个行业中，只有22个行业保持不对外开放；改善对外国投资者的服务，减少投资程序，提供一次到位服务。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其他辅助措施，如重点外商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前7年全免，7年后3年免收50%）；提供为期50年的低成本租用土地；建立自由投资区，地点由外商自己选定等。上述政策和措施稳定了在金融危机中起伏不定的韩国金融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同时也使得国家的信用度回升。1998年，韩国的外国投资增长率在亚洲国家中居于首位，增长了27%，达88.5亿美元。1999年外资流入额更是一路上扬、成倍增长，全年引进外资额高达155亿美元，为韩国经济复苏并步入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韩国高科技风险企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对外资开放及能够提供充足风险资金的资本市场。这个类似美国华尔街股市那斯达克市场的二板市场—高斯达克证券市场，为大量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提供了财源保障。目前，韩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正在积极与海外投资基金合作，扩大融资规模。
5、长期的素质教育收到实效，强烈的民族精神对摆脱危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韩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同其长时间以来重视发展教 育，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注重民族自立精神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韩国教育的特征之一是在加强科技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强“精神教育”，而且从幼儿园抓起，贯穿于小学、中学、大学全程教育始终。尤其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全国上下各种舆论工具利用各种有效形式进行的大力度宣传，更造成了一种国民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环境。正因为具有这种氛围和素质，韩国民众在国家资金极度困难之时，自觉捐款献金，低价出售珠宝首饰为政府筹集了13亿美元巨款；在韩国股市低迷，企业难以进行直接融资之时，股民踊跃入市，使众多渴求资金摆脱困境的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融资度过了财务危机；在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减少国办高等学校教职员工的1/4工资时，减薪者泰然处之；在韩国经济萎缩、产品外销受阻，遭受着“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困难”之时，国民青睐国产品牌、动用储蓄资金（韩国34%的储蓄率）在国内进行旅游消费等的一致行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消费，使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得以扭转，支持经济走出低谷。正是上述在国家陷入危机后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为世界所动容的高度爱国精神和超强的凝聚力，形成了创造“汉江奇迹”的精神支柱，为韩国经济能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率先全面复苏并步入快速增长，创下同样发生危机国家未能达到的记录奠定了基本条件。对此，韩国知识界也高度评价、津津乐道。
（二）分析韩国迅速克服危机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
1、实现经济迅速反转重在推进大力度多方面改革。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几乎颇临破产的韩国经济，能够最先摆脱危机阴影，重新站立起来，同金大中政府大刀阔斧彻底的推动改革有着直接关系。关掉三分之一银行和200家金融机构，裁减4万政府工作人员，切割重组财团活化经济等一系列大幅度挥泪向自身开刀的改革措施，使重创后的经济现出曙光。如以金融业为例，金融透明度明显增强，外资对韩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开始恢复，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重新开始回升。我国虽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危机的隐患是存在的，金融方面的隐患尤其严重。在金融国际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入世在即使金融风险加大，我国应抓紧时机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化改革。要解决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单一的问题，铲除单一产权衍生的一系列弊端；要清整金融机构，彻底挖掘危机隐患；要加快企业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负债率，允许优质资产参股银行，使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金得到充实；要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取代贷款规模指令性管理，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深化改革的内容很多，韩国及一些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我们应该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结合本国特点尽早采取措施消除爆发危机的自身隐患。只有这样才能防范和化解开放中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内经济安全。即使因外部诱因出现问题，也会程度较轻，解决起来较为容易。
2、政府的经济职能重在培植微观主体的竞争实力和强化监管。韩国以及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和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政府主导”有其合理性。但是，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保护。如果继续强化政府对银行和大企业集团的过度保护，并借此要求银行无条件支持企业，这种政府同银行、同企业的关系，必然会导致银行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退化，埋下银行巨额呆帐坏帐，企业高负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引患。因此，政府的干预方式、时机和程度都要适度，应该将工作重点尽快由扶持银行企业转到培育竞争机制、竞争能力和强化金融监管上来。政府的金融监管应包括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严格管理。如按照国际标准进一步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现状；在整顿金融结构时，可借鉴韩国做法，视各类机构的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采取破产、合并及向外资出售转让的做法；对于银行资金的放贷，应吸取教训，限制向回报率低、易造成呆坏帐的行业和企业提供贷款，限制向非生产性活动提供贷款，停止贷款给不能偿还现有债务的企业等。
3、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重在实现有竞争实力的规模经营。
为使企业形成合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上抗拒风险的能力，韩国在金融危机后通过“企业置换”对大企业集团削弱主业、多元经营、重复建设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大力度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做法值得我国重视和研究。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原计划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各地区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情况，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因而企业达不到规模经营，尤其是许多行业缺乏市场占有份额高、资产规模增值快、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由此造成分散企业的过度竞争，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种状态，不仅同国际企业发展趋势相违背，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使众多国有大企业在入世后面临危险。因此，我国必须下决心培养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市场占有份额大、成长前景好的大企业集团。在培育中，应注意吸取韩国的教训与经验。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政府的导向与必要干预，借鉴韩国“企业互换”的精神和思路，不因遇到阻力而退缩。另一方面，这种干预不应只求规模大，而应重在实现有竞争实力的规模经济；不应凭想当然，而应遵循市场规律去运作。要赋予企业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权力，积极塑造使企业通过自身努力铸造企业航空母舰的机制与条件。
4、产业的调整重在以科技为龙头的结构优化。
韩国在爆发危机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大力扶持的措 施和行动，进一步印证了当今与将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领域竞争的结论。同已经在新经济浪潮中落伍的韩国经济相比，我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更加薄弱，许多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以高科技为龙头的产业结构层次更低。因此我国目前应加大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植力度，增加投入，在资金、人才配置、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上实施重点倾斜，使其尽快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忽略自己的国情。目前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决定了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过度抑制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把发展科学技术置于总的战略核心地位，并注重技术引进和科技成果的转换，鼓励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建立和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这方面要吸取韩国教训，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和目前韩国扶植高科技发展的经验，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开发和技术改造力度，拓展科技成果应用范围，以科学技术为龙头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5、国民教育重在提高整体水平和综合素质。
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同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国相比，韩国摆脱危机的速度和程度均令人惊叹。其原因又直接同韩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技知识教育和精神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有关。正是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具有较高科技文化水平与极强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在经济发展及克服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整体素质较差。我国不仅知识劳动者的比例小，而且在培养民族精神和国家整体意识方面亟需做出极大努力。因此，必须加大教育投入（韩国30多年来用于教育的经费一直占财政支出的15-20%，即使金融危机严重的1998年该比例也保持在20%左右。），提高全民整体受教育水平（韩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出，到2002年其高等教育全面推行“宽进严出”的制度，愿意上大学的人都可如愿。），重视形式多样、潜移默化、范围广泛并贯穿始终的精神教育，特别要提高全国民众的凝聚力。这样，无论在正常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在发生危难及剧烈变动之时，都能有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国民作为一股坚实和不可抗拒的支撑力量。
第二篇：《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读后感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读后感
对以色列的了解，多是因为“巴以冲突”这个全球性的热点政治问题，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国土狭小、土地贫瘠、水源不足、战争频繁„„。但是，这些并不是以色列的全部。实际上，以色列已经是中东地区最为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有着相当重大的贡献。
两位作者赛诺和辛格都是或曾经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顾问，对以色列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就主要的经济指标而言，以色列是当今世界最能集中体现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国家。以色列已成为全球创业企业密度最高的国家，已成为全球风险资本产业的重要中心，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位于世界前列，在NASDAQ上市的公司数量除美国之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两位作者将支撑以色列强大的创新能力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称为“以色列独有的一些因素”。比如，各种学科、领域之间的大胆融合，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独立更是联系，以小的形式存在、却有大的发展目标，基于这一切的文化核心。这表明，两位作者的研究视角触及到了文化层面。
“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入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但是，“文化”这个因素往往会成为研究中最富争议的议题之一。两位作者对以色列文化的解释，却获得了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高度评价。西蒙·佩雷斯在给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做如是说：“这本书讲述了不囿于现状、敢于挑战传统的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他们创造了‘以色列的秘密’，并树立了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领先技术公司的重要研发中心的地位”（第XI页）。
凭直觉，每个人也都能够理解，以色列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根据两位作者对以色列经济奇迹的揭示，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和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两位作者高度重视文化因素对以色列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动的强大支撑作用，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组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在提倡创新精神、促进创业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创造具有促进性的文化正能量，也需要克服具有阻碍性的文化负能量。
无论是文化正能量，还是文化负能量，都很难捉摸。无论是文化正能量的创造，还是文化负能量的克服，更是难以捉摸。我们应该借鉴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关于文化的观点，“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第三篇：韩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韩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韩国是一个岛国，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较为匮乏，同时也是一个战争多发的国家。但朝鲜战争后，韩国很快开始了工业化历程，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江汉奇迹”。2010年，韩国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经济增长率为6.1%，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9%。韩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跨入“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韩国的成功固然与美国的援助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韩国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及工业管理体制。总结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并加以合理地借鉴，将有助于加速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经济第一，专家治国。1961年，政府采取“经济发展第一”的治国方略，特别重视专家、学者和经济官僚在经济、社会决策中的重大作用。为确保各项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政府千方百计地搜罗和延聘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进入政府工作。韩国经济企划院是专家荟萃之地，其中的20％是经济学家，其他为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同时，为确保专家的相对稳定性和对政策研究的持续性和连贯性，韩国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有职有权的常设机构，如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和韩国国际经济研究院(KIEI)。这些咨询研究机构除为政府提供信息和咨询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即向政府各部门输送高级官员。
集权化政府经济决策体制。1961年7月，韩国政府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合并建设部、财政部预算局和内政部统计局，设立经济企划院，建立了集权化的政府经济决策体制。经济企划院是韩国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和执行机构，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和处理全国经济事
务。经济企划院长官由政府中惟一的副总理兼任，在经济计划和运营方面，受国务院总理之命，统管和协调有关各部。因此，经济企划院成为韩国政府中地位最高、最强有力的经济主管部门，被称为“超级部”。由于该机构直接通过其长官向总统负责，不仅能对变化了的经济情况及时做出反应，迅速向上传递信息，保证了有关重大决策过程的集权性质，而且也有利于迅速地执行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经济企划院实行精英决策，其成员大多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留学归国人员，专家在制订政策方面享有很大的独立性或自主性。
批示性经济计划。韩国的经济计划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每个五年计划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主攻方向。如：一五计划(1962--1966)主要推动工业生产面向世界；二五计划(1967--1971)的重点是继续扩大社会公用事业，着手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三五计划(1972--1976)在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发展重化工业，促进产业结构换代升级；四五计划(1977--1981)基本目标是继续推行产业结构现代化，确立“自立经济结构”，推行社会开发和技术革新，加强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等；而五五计划(1982－1986)的目标是克服慢性通货膨胀，为新的经济大发展做准备。韩国的经济计划虽然对企业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主要通过各种温和的方式影响企业的行为，其中最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经济杠杆，即通过金融、税收、外汇、技术等方面的政策手段，保障国家计划的实施。所以韩国经济计划被视为与法国经济计划近似的批示性计划。
适时的产业结构调整。韩国政府能够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及时捕捉并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机遇，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在美、日等发达国
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之际，韩国及时抛弃了过去所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力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进入70年代后期，韩国顺应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重化工业。80年代后，为适应出口日趋激烈的世界市场的竞争，韩国把“科技立国”作为其发展的战略定位，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为知识密集型产业。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韩国更加认识到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政府五年投资110万亿韩元，集中发展计算机等28个知识基盘产业及服务业。1998年金大中上台后，明确把信息产业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根本，成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信息通讯部，并提出到2002年以前进入世界10大知识信息强国的行列，2010年把韩国建成知识信息国家、信息技术领先和未来世界的中心国家。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扶植中小型风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这些措施都是以科技升级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使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2l世纪韩国的主导产业。
第四篇：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关键词】 韩国鲁迅研究/东亚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
第五篇：《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读后感三篇
如果说柏拉图把哲人主政的国家称作„'理想国”的话那么充满勃发的创业激情的以色列则应算现代世界的另一种“理想国”。大家阅读了之后都有哪些感受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创业国度读后感3篇，供大家参考。
创业国度读后感篇一：
近期，我认真阅读了《创业的国度》这本电子书，对犹太人的成功感到很惊奇，我觉得犹太人的成功，除了由于他们拥有聪明的智商、强烈的危机意识外，还有其他因素。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以色列是一个那么富有韧性的国家，以色列人民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努力和那么的团结，并由此可以看出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的独特之处：一是“肆无忌惮”的沟通方式，预备兵役制以及这个民族的传统，使得学生能勇敢挑战教授、下属能勇敢挑战上级。二是对失败的包容，只要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验，就没有失败，因为你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三是忧患意识，以色列战争连连，他们长期受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围攻，即使在外国生活的犹太人，他们也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冒尖，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总受到排斥，只有努力争先，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四是“扁平式”的管理模式，使得以色列人不唯上、不唯权、唯科学、唯真理，这为以色列人充分地发挥创造性思维提供了空间。
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出现，我认为正是她独特的处境，以及自身和外界不断的争斗中得来的。只有做到最好，才有出路，才有被人瞧上一眼的可能。不在寻找出路中爆发，就在寻找出路总灭亡。以色列人浑身的血液沸腾着，在一小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以色列独有的体系其他国家难以复制，通过国防工业，而衍生或将技艺运用到其他产业上，以色列的人们通过军队的磨练，甚至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再加上堪称完美的执行力和坚强的韧性，敏锐的思维，自成体系，并且相互之间的团结，使得与生俱来民族独有的质疑精神也在平常的工作中得以充分发挥。以色列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是团结就是力量。回想中国的过去，日本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侵略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完全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但因为中国腐败的政治还有国民散沙一盘，中国政府屡屡签下不平等条约，所以才有悲剧的南京大屠杀，直到后来，国民开始觉悟，他们终于知道团结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才有了战争的胜利。二是成功背后少不一群精明的政治家。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有众多人口，而是有一些出色的人。以色列人具备了这么一点，英明的决策将带离国人脱离困境。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些人，那些政治家太过于愚昧无知，只知道从国人那里汲取利益，久而久之，国人开始反抗，国家开始走向灭亡。三是创新是国家迅猛壮大的原因。一个国家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一个国民没有创新意识，只懂得搬照前人的知识，只能停滞不前。日本是一个小国，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成世界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创新，以色列人不缺乏创新人才，所以国家经济才得以发展。中国具备创业国度的人文基础，中国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金融危机后，中国一枝独秀，应该说是非常有潜力，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靠什么呢?靠创业精神，只有创业精神，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
创业国度读后感篇二：
如果说柏拉图把哲人主政的国家称作„'理想国”的话，那么充满勃发的创业激情的以色列则应算现代世界的另一种“理想国”。在这种理想国中，有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有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有无畏乐观的国民精神……这种种因素的结合,才能在不毛地带诞生像以色列这样奇迹般的国家。
以色列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攻击、被包围的状态，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也没有可供企业成长的国内市场或地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除了创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是一个“要么创新、要么灭亡”的选择题。有人认为创新就是有好点子，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点子的人很多，能创新并最终创业成功的人很少?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有好点子的人愿意去大公司供职，而在以色列，人们却乐意通过创业让创新的点子生根发芽。
就如这个国家的名字一样，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意为“与神角力者”，她的国民从不循规蹈矩的生活着，与生俱来的冒险气质，和对待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包括对他们的上司和领导，一、勤于寻找市场机会的“背包客”周游世界。在以色列，绝大部分人只要过了20岁，就尝试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挖掘机会。他们从不惧怕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担心和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打交道会发生什么麻烦。到35岁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已经游历过12个以上的国家。他们的“旅行癖”，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个世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色列曾经遭到2000多年的驱逐、62年的制裁，与周边国家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因而不得不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很远的市场。以色列的企业家对于那些大型的、容易识别的制造品不感兴趣，因为它们的运输成本很高，而对那些体积小、不知名的组件和软件则善于发明创造。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接受网络、软件、计算机和电信等事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边界、距离和运输费用实际上都没有意义，高科技通信作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能帮助以色列人克服生活在一个小国所产生的那种“幽闭恐惧症”。在当今全球经济转向知识型、创新型的背景下，周游世界为以色列的创新创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年轻的以色列“背包客”足迹遍布全球，与以色列的科技企业家们渗透到国外市场，两者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正是因为如此，以色列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整个欧洲大陆在此上市的公司数量还要多。
二、源于“永不满足”、争辩中出真理，孕育创新的文化土壤。以色列人的创新创业精神，并不全是因为“犹太人特聪明”，归结于“聪明”似乎太过简单。犹太人的智慧的确是从种族遗传中汲取的营养，但这种营养并非凭空而来，也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真正的答案在于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根基：以色列人一直保持着犹太文明的特征——怀疑和争辩，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这样一种开放型、充满善意的争辩文明，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极有可能孕育创新的民族文化土壤。在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土壤的催生下，以色列人永不满足，充满着企业家精神。在以色列，人们生活在一种“扁平化”的社会中。移民是这个国家创新潮的推动者，而一个移民国家就是一个企业家国家，其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那些移民。也是在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土壤的催生下，以色列人永不满足，具有一种强烈的风投意识。风险投资是这个国家的普遍现象，政府借钱给公民投资，如果失败了，一分钱不用还：如果成功了，只要把最初的投资再加上每年必要的利息还上即可。以色列人的信条里从来只有成功不甘失败，政府在这当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社会对于国人的“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也都能给予包容。也正因为这样，全以色列国总资本超过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业，在全球规模仅次于美国，人均创业风险投资位居世界第一，等于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特色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有永不满足的文化土壤，有乐观向上的国民精神，有鼓励创造的制度环境。这些因素的结合，正是该国今日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更是一个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永动力。
创业国度读后感篇三：
因某些缘分，我看过《创业的国度》这本书。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各章相对独立，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段传奇。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更加发达，几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东西在50年前基本是不可想象的。而高科技的发展必然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比如改变人们购物方式的阿里集团，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18个人，当时情况也很艰难，而现在我们基本离不开网上购物了。这些公司都是通过创业走过来的，其实创业公司能存活下来的还是少数，而我们不能忽视那个时候他们的努力，以及改变一切的梦想。
这本书讲到，以色列的科技发展相当超前，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和，超过全欧洲的企业总和。我们不禁对此发出疑问，“究竟以色列为何有如此魔力?”。哲学上讲，存在即合理。有果必有因，以色列绝对有自己的法宝。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人，首先我们说说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基本都是犹太人，我们对犹太人接触不多，而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的事，我们还是知道的。有人说这是因为犹太人太聪明，而希特勒又不能控制犹太人。真正的原因我们无法知晓，从这本书中我们对以色列人有了一点了解。
以色列人的个人信条：坦率，不惧传统，专注。坦率这一条，可以说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交往，他们有什么想法都会当面说出，不会私底下议论或者说人坏话，这就使人与人的交往变得简单许多，没有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第二条不惧传统，这才是难能可贵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因循守旧也有可取之处，而打破传统，敢于创新在高科技大力发展的今天，显得更加可贵，毕竟新事物总有失败的可能。第三条专注，这是决定事情能否做好的关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成不了事，只有付出努力，我们才能收获甜美的果实。细看这三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也并非偶然，我们有些方面也是需要向他们学习。
少数人的成功是偶然的，而这么多以色列人的成功必然有它的深层次原因，要说以色列人的历史也不简单，自从建国后，众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进行了多次战争，而以色列也从中吸取了经验。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兵役，然后，就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军队，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军人是最优秀的，另一方面也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了不一样的经历，不得不承认，在军队中收获的好多东西在其他场景学不到。而军队生涯让以色列人坚强很多，毕竟在四周国家都不友好的时候，能够活下来是很难的。而正如书中讲到的，军队内部的灵活性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高级军官很少，低级军官就有了很大的责任，他不得不要学很多东西，同时士兵也有更大的灵活性。远离呆板的领导一言堂机制，对于军队来说，难能可贵，因为在战争中，战机是稍纵即逝的，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很可能很快又卷入战争。当有过军事生涯的人回到公司或者自己创业的时候，军队里的这种高度灵活性又给了他们不一样的待人待物态度，让他们应用在创业中。经历过战争的以色列人们又喜欢出去走走，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大部分以色列人在35岁的时候，就已经游历超过12个国家。而看看我们，步入社会后就要为生活所迫，疲于生计。旅游也是一种不错的历练，能够接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人生阅历也是很好的提升。而走出去看看这段经历，也会让他们创业的时候思维更加开阔，服务的是全世界。
正如书中所说的，以色列一开始人口非常少，而且国外的犹太人，都在其他国家受苦受难，以色列展开了一系列营救计划，先后多次把大量犹太人运回以色列，先不说以色列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这种行为很高尚，毕竟是人道救援，而
且是尊重那些人意愿的。当然，以色列这么做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财富一开始并不是那么明显，当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以色列之后，首先以色列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这些人融入以色列的生活，同时一个文化大融合的国家也将诞生。有专家说，美国就是一个文化大融合国家，黑人白人，欧洲后裔，印第安部落，最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所以说，以色列的崛起也不足为奇。文化大融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它的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想，这也为以色列成为现在创业的土壤打下了基础。
以色列高新科技发展迅速，很快就吸引了美国几大巨头进行投资或者收购。如第九章中写到的，谷歌、微软、英特尔还有巴菲特都对以色列颇感兴趣，正如巴菲特所说的，“设备坏了可以重建”，他看重的是以色列的员工以及这家公司的潜力。而以色列人果然没有让人失望，在处于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依然正常上班，为他们的客户完成订单，力争不丢下每一个订单。以色列整个国家及个人对成功的不懈追求——你越是攻击我们，我们就越是会成功。这就是以色利人的执着，就是这份执着，让他们以及国家逐渐强大起来。
唐太宗曾问大臣，“创业与守成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从现在社会来看，守成不易，创业更难。创业需要新的思路，新的人员，做全新的事情，去面对更多未知的可能。当今科技水平高速发展，科技公司未来还有无数可能，而这些，都是创业者们的努力。我相信，发生在以色列的创业者的故事，以后还会有很多，而我们也应该从中学到点东西，让有梦想的人去实现更伟大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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