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讲义1稿(古建筑)

第一篇：教学讲义1稿(古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鉴赏》讲义

序 言

建筑（architecture）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创造的比较固定的活动空间或构筑物，包括从古代的都市城镇、宫殿民宅、苑囿园林、寺庙宫观、衙署馆舍、陵寝墓室、桥梁道路、堤闸沟渠、井栏围棚等到现代的各类建筑物。人类的建筑创造活动，比房屋的历史更悠久。

建筑是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标志。建筑的功能首先取决于人类的基本需求与自然条件的关系。而建筑的创作和应用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建筑有很强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即建筑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等，越是古老的建筑，这类特征越显著。

中国建筑是指中国境内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建筑。中国古代建筑一般指清代及以前的建筑，它在世界建筑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传统建筑一般指具有古代建筑典型风格特征的建筑。历史建筑一般指某地区一定时期的建筑代表作。文物建筑专指依法保护的建筑，它是信息量最大的一类文物。

建筑因其信息和价值的多样性与重要性，是建筑学、文物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科技史与旅游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对象。

建筑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建筑空间艺术创作成就，也包括建筑物上的雕刻和壁画等艺术成就；建筑的科技价值，主要指建筑所能反映的一定时期的建筑工程成就，包括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加工和装修技术等；建筑的社会人文价值，主要指建筑所能反映的功能、使用方式或使用过程等的重要信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和仪俗等；建筑的经济价值，主要指法规规定的权利主体、使用和交易等价值。

在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的《世界遗产名录》和风景名胜中，绝大部分属于古建筑。

绪论：古代建筑的发展与演变

建筑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发展。中国建筑从以下方面体现了这种文化特性：

1、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都要遵循礼法。其形式讲究对称、均齐、庄严。

2、在崇孝的主张下，对陵墓建筑极为重视。

3、对宅居，则要求“五世同堂”，形成中国大家庭制度下的民居特色。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一、原始社会建筑

原始人随水草迁徙，居无定所，选择天然巢或穴为居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兴起。农业需要定居，定居需要住宅，居住建筑随农业生产而出现。

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带有榫卯的梁柱板等木构件，表明人们当时已掌握了构架房屋的技术，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推测这是架空而居的干阑式建筑。

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以住宅为主，另有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规模从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住宅有深穴、浅穴和地上居，浅穴和地上居用中央大柱支撑屋顶，用木柱编扎墙壁骨架，用草泥土敷壁体、地面与屋顶，经火烤使其陶化而坚固。

穴居与巢居，代表着我国早期两种不同体系的居住方式、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穴居与旱地、小米农业、夯土编木技术等为一系，巢居与湿地、水稻农业、榫卯架空技术等为一系。它们是人们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见证。

二、奴隶社会建筑特点

从夏朝开始，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商朝后期，奴隶主们已经开始建造大规模的宫室和陵墓。到了西周以后的春秋时代，统治阶级营造了许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这些城市的城壁用夯土筑造，宫室则多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过商、周以来的不断改进，从此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

三、封建社会建筑 1）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中国大约在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从战国开始，中国城市的规模比原来更大，高台建筑更为发达，而且还出现了砖和彩画。迄今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城市遗址有燕下都、赵邯郸、齐临淄、曲阜鲁城、郑韩故城、淹城等。燕下都是现存战国城址中的最大者，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的易水岸边。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王朝后，则修建了空前规模的宫殿、陵墓，以及万里长城、驰道等举世震惊的庞大工程。首先是秦始皇时对咸阳城的不断扩建。其次是中国历史上体量最大的陵墓一一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临潼骊山，由3层方形夯土台叠置而成。另外，早在战国期间，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并各筑长城以自卫。秦统一中国后，为把北部的长城连成一个整体，西起甘肃，东至辽东，建造了大规模的长城，长达3000余公里。

东汉的建筑发展较以前各代更为迅速，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个独特体系，就是在汉代基本形成的。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有了显著进步。其 突出表现就是木构架建筑渐趋成熟，砖石建筑和拱券结构有了发展。

我国的石建筑主要是在两汉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是石墓，其次是大量的宗教建筑，特别是佛教建筑。

2）封建社会中期建筑

隋、唐至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有巨大发展和提高。唐代建筑主要有以下成就和特点： 第一、规模宏伟的城市规划。

第二、建筑群体的布局有了空间感。

第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第四、砖石建筑有了进一步发展，佛塔采用砖石构筑者增多。

第五、建筑艺术日臻成熟。

宋代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北宋时期——与辽对峙于华北北部，南宋时期——被灭辽的金压迫到淮河以南。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第一、城市结构和布局起了根本变化。

第二、木构架建筑建立了古典的模数制。

第三、建筑装修与色彩有很大发展。

第四、砖石建筑的水平达到新高度。

此外，宋代的园林艺术更加兴盛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并影响以后元、明、清几朝的建筑。元代时期，在建筑方面，仍是继承宋、金的传统，但在规模与质量上都不及两宋，尤其在北方地区，一般寺庙建筑作工粗糙，用料草率，常用弯曲的木料做梁架构件，许多构件被简化了。当然这些变化产生的后果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两宋建筑已趋向细密华丽，装饰繁多，元代的简化措施除了节省木材外，还使木构架加强了本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明清时期，建筑有了相当的进步，建筑业趋向程式化、定型化，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但建筑装饰也变得琐碎繁复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砖已普遍用于民居砌墙。

2、琉璃面砖、琉璃瓦的质量提高了，应用面更加广泛。

3、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了。

4、建筑群的布局更为成熟。

5、官僚地主兴建私家园林蔚然成风，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一带，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别具特色的园林佳作。

6、官式建筑的装修包括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等级分明。

在建筑上，清袭明制，但也有自己的一些发展。首先是园林的建造达到了极盛。其次是喇嘛教建筑的兴盛。再有就是对单体建筑设计的简化，以及装修水平的提高。

由此看来，建筑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书，上面记载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经济、思想状况，同时也是我们了解本民族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第一讲、古代建筑的基本结构与造型

我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严谨而精巧，基本上就是木构架结构体系。这种结构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完善，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与西方古典建筑的石砌结构体系相比较，自有其独特的 构造原理与外观造型。

（一）基本结构

中国古代木构架共有三种不同形式：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

1、抬梁式

至迟在春秋就已使用，后成为古建筑结构型制中最正规的一种。它主要由柱、梁、枋、檩［桁］与椽等五大类构件组成。它的特性是柱上架梁，梁上再竖矮柱，再架短梁，如此层层叠筑，形成一个三角形屋架。若干品屋架之间，用枋联系柱，用檩［桁］联系梁，形成整个屋架，然后用排列紧密的木椽联系上下檩［桁］，形成屋面骨架。

抬梁式结构的主要特点在于，屋架荷载通过梁、枋、檩等水平构件传至柱子，垂直构件较少，室内空间与围护结构布置灵活，适用于大殿、厅堂等规格较高的建筑。但抬梁式用料较大，材性要求较高。

2、穿斗式

至迟在汉代就已成熟，并在南方广泛使用。它主要由柱、穿、檩与椽等四大类构件组成。它不用梁，而用穿联系柱子，形成一个屋架。若干品屋架之间，用檩置于柱端，檩上再承椽。

穿斗式结构的主要特点在于，屋架荷载通过檩条直接传到柱子，结构比较简单。柱距紧密，用料较小。但空间布置局限性大。主要用于民居。

3、井干式

井干式的应用范围不广，它采用木头围成矩形木框，层层叠置，形成木头承重的墙体，这样消耗木材较大，主要用在盛产林木的林区。

4、斗拱

谈到我国木构架建筑的基本特点，必须要涉及的就是“斗栱”。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木结构建筑的承重结构体系，术称大木作。

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具特征的木构件之一。它以增加屋面出挑为基本功能，后逐渐演变为装饰性构件。有斗拱的建筑为“大式”，等级高；无斗拱的建筑属于“小式”。它由坐斗、翘、拱、斗与升组成，根据在建筑物中所处的位置，有平身科、柱头科与角科三类。

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结构，包括其方法、取材、形制、用料等问题，主要是依照当时所使用的“法式”、“做法”及“定制”等来决定的。其中被官方认定并颁布的有宋代的《营造法式》、明代的《营造飞式》、清代工部的《工程做法则例》等，而民间个别工匠按个人经验总结成书的有《木经》等。

《周礼·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有关建筑技术的记载和规定，它说明中国古建筑的建造倾向于建立统一的规定和制式。而且在以后的各种形制中，这种规定越来越详尽，方法也越来越灵活。比如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标准以及“模数制”，其中“以材为祖”。到了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将“材”的标准改为了“斗口”，这种“标准”的范围就更为扩大，内容也更为细致严谨。

以我国古代建筑坡屋顶的结构为例，由于我国古代建筑主要采用坡屋顶形式，其基本结构的做法就比较关键了。“举架”就是屋顶坡面曲线的做法(宋称“举折”)，这种曲线是由于梁的不断加高、檩子的不断上升而形成的。在清式建筑木构架的做法中，檩子之间的水平距离基本都相同，各举架的高度都有一定的规定，一般视建筑物的进深和屋面材料而定，如五檩举架为五举、七举，七檩举架为七举、九举等等。

由此看来，我国古建筑的结构和构造技术的“标准化”、“模数化”倾向，与几千年后西方现代建筑的倡导者勒·柯布西埃所提倡的“工业时代的建筑应该标准化和模数化”观念，倒有很大的不谋而合之处。

（二）基本外形

一般说来，我国这种木构架建筑的体形基本分为三大部分，即屋顶、屋身(柱墙)、台基。所以看一般宫殿的外观，通常是在巍峨的屋顶下，红色的墙面承座 在层叠高大的台基上。

从屋顶的形式上看，虽然都是坡顶，但变化十分丰富。为了解决排雨水和屋内采光的矛盾，汉代的能工巧匠发明了“飞檐”，也就是使檐口向上稍翘，这样即满足了实际需要，又产生了轻盈的飞跃的艺术效果。我国古代建筑屋檐的转角处，不是一条水平的直线，而是四角微微翘起，叫做“起翘”；屋顶的平面也不是直线的长方形，而是四角向外延伸出的曲线形，叫做“出翘”。

古建筑屋顶的曲线不只在翼角和飞檐部分，其实在整个屋面上都呈曲线状，这种曲线的形成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举架”在起作用。

历代举架的高度都有所不同，在宋、辽以前，建筑屋顶的坡度一般都比后代低缓，自金以后逐渐加陡，到明清尤甚。屋顶坡度的陡缓变化是我国历代建筑演变的一大特征。

现将中国古建筑的几种基本构造形式介绍如下：

1、庑殿。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最高形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形式常用于宫殿、坛庙一类的皇家建筑，并且有“单檐”(一层屋檐)和“重檐”之分。

2、歇山。在形式多样的古建筑中，歇山建筑是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建筑形式。歇山建筑屋面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它既有庑殿建筑雄浑的气势，又有攒尖建筑俏丽的风格。无论是皇家宫殿、王公府邸、城垣鹊楼、寺庙园林及商埠店铺等各类建筑，很多都采用歇山这种建筑形式。

从外部形式来看，歇山建筑是庑殿(或四角攒尖)建筑与悬山建筑的有机结合，仿佛是一座悬山屋顶歇栖在庑殿建筑上。

3、悬山。悬山建筑的屋面仅有前后两坡，而且两山屋面悬于山墙或山面屋架之外，也称挑山式建筑。一般多用于民居，有正脊和垂脊，两面坡。

4、硬山。硬山建筑的屋面也是前后两坡，左右两侧山墙与屋面相交，并且檀木梁架全部封砌在山墙内，也多用于民居，在我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地区应用广泛。它的形式与悬山差不多，只是屋檐不悬出山墙罢了。

第一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基础知识

5、攒尖。攒尖建筑的屋面在顶部交汇为一点，形成尖顶，它的形式很丰富，既有单檐、重檐之分，还有圆形、方形、三角、五角、六角、八角等形式。古典园林中各种不同形式的亭子，多属于攒尖建筑。

第二讲、城市与街巷 一）古代王城

城，本义指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高墙。一般分两重，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城市是人口密集的聚落一种，是阶级社会中因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原因而形成的区域管理形态，通常是周围地区的中心。都城是城市的一种，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以政治功能为中心，又称国都、国城、国邑等。城市或都城是信息量最大的一类建筑。都城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聚落或村落，用河道与壕沟。河北省澧县城头山夯筑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前，据说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古城址。西安半坡遗址位于浐河东岸台地上，居住区位于高地，中心是大房子，布局有条理，南边临河，北边有壕沟。壕沟外北边是氏族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聚落各处散布着窖穴。临潼姜寨遗址，西边临河，北东南三面是壕沟环绕，临河为制陶工场，壕沟以东有氏族公共墓地，村落中部是空地，周围分布着大小住宅。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私有制与阶级开始产生，氏族聚落用城墙。河南安阳后冈遗址有夯士墙。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有东西两个城堡遗址相连，城墙用土与卵石夯筑。河南淮阳平量臺城堡遗址，城墙有收分，残高3米，板筑土墙。南北两墙中间有城门和路面，路面下铺陶质排水管道，这是现知最早的城市排水设置。

商都城大致有以下特征：宫室区设在城内东北区；有城壕、城墙与河道等防御设施；居民区与农业、手工业区相结合；有居民管理制度；有别都之制。山西下县东下冯遗址，位于河两岸台地，有壕沟两圈，住宅为靠崖窑式，有城墙残存400米。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城墙方约1600多米，夯土板筑，东北部有夯土台基数十处。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城墙平面近方形，墙外有壕沟，东北部有高大台基，上有密集的大型建筑群。河南安阳小屯村殷虚遗址，有宫室、居住区、作坊与墓葬等，宫室区位于河湾内，东北部、西南有城濠。宫室区以南为祭祀区，北为贵族居住区。都城的发展

古代都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行政中心：有宫城、皇城与廓城三重城墙，按轴线和中心形态布局，等级明显，以宫城为中心。（2）宗法中心：有先君之庙的城市。（3）守备安全：有城郭沟池等设施，封闭性强，守卫帝王。（4）饮食养生：有完备的道路与漕运、市肆贸易、商业街和工场作坊等。（5）管理居民：囤聚军民，有里坊制度等。

古代中国的城市建设思想，是受封建礼制和等级观念影响最深的。因此，大到城市道路划分，小到每家每户的开门方向，都有着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些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中国古代城市只要地形平整，就会按照中规中矩、整齐划一的构图进行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变迁，我们已很难从现存的城市中寻觅到古代城市形制的细枝末节。幸好古人留下了一部关于工艺形制的书籍，让我们对远古时代城市建设有据可寻，这本书就是《周礼·考工记》。据考证，《周礼·考工记》成书约在春秋战国之交的齐国。其中记载的关于建设城市、建筑布局的种种制度，还未完全被考古所证实，但它的确对中国历代城市建设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考工记·匠人》中曾经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考工记》中按照封建等级，规定了都城的大小，其中的道路宽度也不同。还规定天子的柱瓦用丹色，诸侯用黑色；王室贵族的住宅要分“前堂后寝”等。对这些制度，在以后的城市建设中又不断完善发展。

下面从以下几座都城的实例中窥见古人建设城市的“方针政策”。1．曹魏邺城(今河南安阳)首先，城市有明确的分区，将统治阶级与一般居民严格分开，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对立以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防范。其次，整个城市布局将道路正对城门，干道丁字相交于宫门前，这样就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从一般的建筑群扩大应用于整个城市。

2．南朝建康城(今江苏南京)最早的城址是春秋末年所建的越城。后按照山坡的自然地形规划建设。东晋时期形成宫城、东府城、西州城鼎足之势。建康城整个城市平面呈不规则形，是我国古代大城市不规则平面的典型。但其中的宫城部分仍按照一定的规划制度建设，比较方正。

3．隋、唐长安城(今陕西西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也是古代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在8300余公顷的城墙内，划分了109个里坊，街道网方整如棋盘，许多里坊里中充斥着占地大、排场奢华的贵族府邸和寺庙。整个城市平面方整，皇城居中，每边开三个门。其中对称布局，用中轴线突出宫殿。从整个城市布局中可看到该城对《周礼·考工记》中王城制度的继承。4．北宋汴梁城(今河南开封)由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发展成首都的。城内河道纵横交错，有“四水贯都”之称。城市平面的并不方正规则。汴梁城共有三套方城，最内是皇城，也称大内(紫禁城)；第二重是里城；最后是罗城(外城)。在里城、罗城外还控制有宽阔的城壕，显示了当时为防御外侵所做的准备。

汴梁城有着浓重的商业气息；还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内城的宗教建筑也很多。5．元大都(今北京城)城市的建设，一开始就有周密的规划和设计，从选址、勘测地形，到铺设地下水道，再到营造宫殿，有条不紊。同时又吸收了许多传统城市的规划手法，如 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布局等等，致使元大都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之一。

元大都是自唐长安城后，平地起家新建的最大的都城，它继承、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

6．明、清北京城 明代北京城的特点：

（1）皇城布局继承了历代都城规划的一贯传统，整个都城以皇城为中心。规划布局完全符合“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 的传统。

（2）在城市布局方面主次分明，运用中轴线的规划方法，形成了宏伟壮丽的景象。

（3）明北京的商业区分布与元大都不同，除鼓楼外，又向南有所发展。明清北京城是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二）古代街巷

我国传统城市的街道布置，虽然也有江南水乡的幽弯曲折和西南山城的迂回婉转，但大部分地区都是方整平直的棋盘形式。这种方格网式的街道形式主要来源于古代的里坊制。

在周代王朝中，除天子王城外的地区，每25户人家为一基本单元，称之为“闾”、“里”。其结果是城市布局规格化，每一方块用地相等，这一封闭的方格用地就是“里”或“坊”。

早期的里坊制管理非常严格，除皇族显贵外，居民一律不准沿街开门。城市街景也因此显得单调而无生气。由于街巷制度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居民要求，因此，到了宋代，便出现了汴梁城的“街巷制”。

汴梁城的街道不象长安城那样砥直，反映出改建旧城的特色。皇城前御街很宽，两旁有御廊，街面用杈子分隔为三股道，中间一股为皇帝御道，御道两侧还有御沟。不仅城中到处临街设店，相国寺内还有每月开放五次的庙会和集市。由此可见，从宋代时起，街道已不再枯燥单调，显得生机勃勃，有了人情味。

元朝时，利用中都部分宫室建造了其首都——大都城。这时的城市街巷又有了不同，全城道路分干道和“胡同”两类，干道宽约25米，胡同6～7米。胡同都是东西向，前后两条胡同间距约50步，在两胡同的地段上再划分住宅基地。这种有规律的街巷布置和唐代以前一里见方的里坊形成两种不同的居住区处理方式。

在南方水乡，街巷制早已普及，许多城市水道与路网并行，甚至许多人家前门临街、后门沿河。

第三讲、宫殿

自古以来，皇城与宫城的建筑设计都最受重视。无论是在以前皇宫的基础上加建，还是另兴土木，历代皇帝都会为自己的居所竭心尽力，建造出在当时是最 有气魄、规模最大的建筑群。

皇宫的建设，自从周代就有了一整套组织形制。比如，《周礼·六宫》提及的“六宫六寝”制度、《周礼》的“三朝制”。聂崇义在《三礼图》基础上所描绘的“周代寝宫图”，反映了一种礼制，并对历代皇宫建造产生了很大影响。

宫殿是宫城及殿堂的总称，是帝王生活起居和听政理事之所，具有居住和行政建筑双重特征。宫殿的出现

宫殿是一定社会制度下一定居住者使用的建筑。先有住宅，后有宫殿，宫殿是高级住宅，高级住宅不一定都是宫殿。原始社会聚落遗址显示，部落首领用大房子，商周时期有了比较成熟的宫殿。

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是现知最早的实例，院落式，周围有廊，正面设门，有宫的雏形。夯土台基4025米，残高0.8米，殿堂面阔八间，进深三间，规模甚巨，柱网排列规整，是夯土台基上木架房屋的最早实例。

河南安阳小屯村晚商宫殿遗址，位于河边高地，宫殿位于遗址中部，南北轴线布局，规模较大。宫室介绍

宫殿与住宅的格局基本相同：封闭院落，中轴线对称，前堂后室，前朝后寝，其特征在于：朝重于寝，多重宫门，庄重威严。周朝宫室制度，主要表现在“三朝五门”、“前朝后寝”，对后世宫殿格局有深远影响。外朝为询视众庶，议政之所；治朝为帝王每日视朝听政之所；燕朝为休息之所。天子五门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毕）门。诸侯三门。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西咸阳秦宫殿遗址，高大夯土台基，建筑组群利用台基高低错落自由布局，无轴向。有殿堂、卧室、浴室、地窖等。室中有火坑、壁炉和地窖等。有陶管排水系统。

秦朝“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大朝在渭南信宫，象天极，为咸阳各宫中心，其“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信宫前殿甘泉宫，为避暑和太后居处。渭南上林苑建朝宫，前殿阿房宫，夯士台遗址东西一公里，南北半公里，残高7-8米。

西汉大朝未央宫，周垣8900米，利用尤首山岗地削成高台。狭长形平面的前殿，大朝居中，左右日常朝，为东西厢之制，属汉宫室特点。长乐宫在秦兴乐宫基础上所建，太后所居，宫城周垣万米。北宫在未央宫之北，为太子居所。建章宫在长安西郊，是苑囿性质的离宫。

魏晋是宫室制度“转型”时期。三国魏都洛阳，改“东西厢”为左右“东西堂”，前殿大朝为太极殿，这种格局流行于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废止。东魏邺城在旧制上再加“三朝”。唐宫殿因袭隋址，承袭周制，是宫室制度成熟时期。唐太极宫在长安城北端中央，东西长2800余米，南北1500米，中轴线对称布局，按“三朝五门”之制，设甘露门、两仪门、朱明门、太极门、承天门，外朝承天门、中朝太极殿、内朝两仪殿，两翼殿门基本对称。

唐大明宫，始建于公元634年，位于长安城外东北的龙首原高地上，居高临下，可以俯看全城。宫城平面成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五里，东西三里，从正门丹凤门到北门玄武门为宫城中轴线。大朝含元殿，常朝宣政殿，便殿紫宸殿。含元殿庑殿顶，台基残高10余米，殿面阔11间，进深3间，周围廊柱网布局。紫宸门以南为行政区，称为“省”，建筑布局对称规整。紫宸门以北为生活区，称为“禁中”，建筑布局灵活自由。

太极宫承天门和大明宫含元殿，前有两阁，用曲尺廊庑相连，构成凹形格局，似城墙与台基合一的城楼式，高大威严，围合感与对称性很强，称“门阙之制”。

含元殿是大明宫主殿，踞龙首原高处，高出平地10余米，殿11间，前有长达75米的龙尾道。殿阶局部用永定柱平坐，这种较古老的方法自唐以后逐渐淘汰。唐代建筑较少用琉璃瓦，造型明朗，其宫殿形制影响及至日本。

明清北京故宫，又名紫禁城，我国现存最大的古建筑群，明成祖永乐五年兴建，南北960米，东西760米，典型的院落，建筑上和礼制上集历朝宫殿大成，附合“三朝五门”、“前朝后寝”之制。中轴线上主要建筑物有：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钦安殿、神武门、北大门、景山（延春阁、寿皇殿）。

故宫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功能区。外朝为处理政务之处，从午门到保和殿一区。午门为宫城正门，颁布诏令之殿宇，重檐庑殿，面阔九间，门阙合一的城楼建筑。太和殿是我国现存量大的木结构单体建筑，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周围廊，面积2374M2，总高26.92米，台基高8.13米，正吻高3.4米。楠木结构，金柱支托的大梁为七架梁，金柱与老檐柱之间三步架，通进深十二步架，上檐斗拱单翘三昂，下檐斗拱单翘重昂。重檐庑殿，出檐短而翼角厚重，坡度陡峻，屋脊平直，端庄而凝重。和玺彩画，屋面用黄琉璃瓦。太和殿广场3万平方米，是大朝所在。中和殿五开间方形平面，单檐攒尖，为大朝前休息之所。保和殿面阔九间，重檐歇山，殿试进士之所。三大殿位于三层工字形平面的汉白玉须弥座钩栏大台基上。

内廷为帝王生活区，从乾清门至玄武门一区。乾清门为内廷宫门，乾清宫是皇帝寝宫，坤宁宫是皇后寝宫，交泰殿是朝贺之处。三大殿位于单层彩色釉面砖砌的女儿墙台基之上。坤宁宫之北为御花园，其后景山为游乐区。

第四讲、陵墓与坛庙 在我国古代，对死后的认识是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灵魂不死。陵墓建筑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存在的“世界观”。正是这种观念，致使帝王的陵墓建 筑犹如宫殿、住宅一样，功能齐备、奢华完美。陵墓的组成，一般分为地下部分——陵寝墓室，和地上部分——供举行祭祀之用的建筑。陵墓

一、陵寝的出现

商周中原地区无坟有墓，墓上建寝，作为灵魂饮食起居之所，如殷墟小屯村“妇好墓”。墓室普遍采用井干式木椁，深埋，有“羡道”，椁有雕刻彩绘。江南地区在平地之上铺卵石和焦土等，上置坟墓。

地主阶级家族观念和新的爵位等级制度，促进了陵寝的发展。春秋晚期出现的坟丘，战国坟丘流行，有“丘墓”、“山陵”之说。魏、楚、秦、中山等国已有陵、庙、寝的格局。中山国王墓在河北平山县，有封土及陵寝建筑，其中有铜版的“兆域图”，这是现知最早的建筑平面图，五间为寝，周垣两重，上覆斗形夯土台，并有回廊柱础。墓室深埋，木椁数层，榫卯构造，外侧面涂漆。椁下填石版，设阴沟，周填砂、炭或白土，夯实。少数墓用空心砖。

二、陵寝的演化

秦庙与寝分离，陵旁建庙，墓侧建寝。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陵墓，以“陵”为山，陵园仿咸阳城建，陵墓、宫城皆位于西南角，坐西面东，两重城垣，里周长3公里，外周长6公里。陵体夯土台三层见方。陵园东侧为兵马俑，兵马俑南侧有陪葬墓，其北侧有鱼池。墓室以铜为椁，墓顶画天象图，下有水银九州之胜。

西汉陵墓少数位于渭水南岸，多数在咸阳以西、渭水北岸。高祖长陵在咸阳，其庙在长安城东街。惠帝将高庙移至长陵渭北，即陵旁立庙之制。长陵沿用秦始皇陵格局，两重城垣，以东门与北门为主要通道，寝殿在陵园南部中央，坐西面东，寝又有“寝殿”与“便殿”之别，与都城型制同。景帝后陵寝的基本格局均为一重城垣，陵旁之庙，园中建寝，后陵与帝陵分院，多数在帝陵东侧，少数在西北侧，以武帝茂陵规模最大。西汉墓室结构广泛使用木椁墓，空心砖由大变小，小的用于墓壁、大的用于墓顶。后又有折拱形、半圆形结构。西汉另有崖墓，系石墓一类，以四川乐山为最大。

东汉陵墓是陵寝制度确立时期，明帝对陵寝制度进行了改革：陵寝的“元议会”朝拜成为“上陵礼”；陵寝推行“酎祭礼”；建立“太庙”；陵寝建筑扩大，有大殿、钟架等祭祀功能。西汉后期，豪强贵族势力发展，“上坟”活动受到了重视，东汉流行“墓祀”，民间流行“升墓”、“上墓”习俗，丧葬讲究仪式，多祠堂、石阙之类建筑。墓室结构由砖筒拱发展为砖穹窿。砖有条砖，楔形砖、企口砖等，拱券有单层和多层。

汉陵寝流行用阙、华表、石刻群等。阙又称“门观”，“象魏”，原用于布告法令、登高警戒、表示身份等。春秋有木阙，汉有单阙、两出阙、三出阙之分，以石制为主，如高颐西阙。华表又称“表木”、“和表”等。原为木柱，顶部有横木，用于宫殿、宗庙、停邮、大道、坟墓等前的标志。西汉流行墓道用木华表，东汉墓地开始用石柱，标识神道。石人与石兽等石刻群置于墓前，现存最早的是霍去病墓，现有14件。石人是警卫和侍从。石兽是象征吉祥，驱邪除鬼。

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不筑坟防盗墓。流行葬术。魏文帝毁魏武帝高陵的祭殿，其作寿陵首阳陵，要求“因山为坟，无为封树，无立寝殿、建园邑、通神道。”东晋恢复上陵礼，寝室简陋，墓多在半山腰南坡，不起坟。南北朝因袭东晋，但起坟渐多。南朝有神道、石兽、石表等。北魏陵寝集中，多起坟，上陵，建祠庙、石兽、石阙、石碑以及佛堂与斋堂等。

唐代陵墓不同前朝的特点是利用地形，依山挖洞，位于陕西渭水北岸的大部分唐陵都是利用天然山五丘修建的。现存的18座唐陵中，仅3陵(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位于陕西乾县北梁山上的乾陵，是唐高宗(公元650～683年)与皇后武则天合葬的陵墓，是唐陵的代表。唐永泰公主墓在乾陵东南2.5公里，陵台为底边55米、高11.3米的方形截锥体，夯土筑成。

宋代墓室一般都不大，因为要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动工修建，7个月后就必须入葬，所以营造时间较短。而且多用砖刻表现建筑形象。

明、清的陵墓制度始创于朱元璋。一般以一座山为兆城，范围很大，内植松柏，结合自然地形，形成气象宏廓而肃穆的整体。明代迁都北京后，在昌平的天寿山建造了陵墓区，称“十三陵”。与过去的唐、宋陵不同，首先明十三陵的墓室都挖地而建，上伏黄土堆为宝顶，与地面建筑组成完整系统。其次明皇陵虽与宋皇陵一样都集中建造在一起，各皇陵自成体系，但又互相有联系。13座陵墓有一个总的入口，一条总的神道。

总体上看，明代皇陵的基本格式就是一座大殿与一座碑楼相连，外加若干座门与配殿组合成三进院子。长陵与其它1 2座陵都是如此。长陵是十三陵中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一处，它的最高级殿宇——棱恩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之一，它的用料和工程质量就是故宫的太和殿也无法与之相比。

清朝入关以前建造的陵墓，形制大体仿照明陵，但仍有自己的特点，并对入关后的清朝各陵有影响。清朝也象明朝一样，经营集中陵区，其各陵形制一致，尺度亦相仿。所不同者唯在构造本身的用材、雕饰方面的差别。自帝后而下，亲王、公主等级别形制相当严格。所以，清朝陵墓程式化是其一特点。坛庙

用来祭祀的建筑，一般将其划分为：

首先是帝王使用的，包括祭天用的天坛、奉土地神的社稷坛和祭祖先的太庙。其次，祖先也是至高无上，必须尊敬、供奉的。所以，封建帝王为表示对各神、各祖先的尊敬，修建了大量祭祀性建筑。北京的天坛就是明代统治者为祭天所建。

太庙是皇家的祖庙。

除了皇帝的宗庙，祭祀建筑中第二类就是孔庙。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而孔子则是万师月表。所以后人们祭奉他，以不断巩固他所提倡的思 想、行为准则。北京孔庙(亦称文庙)是仅次于曲阜孔庙园国内第二大孔庙，是元、明、清三代京都祭祀孔子的地方。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公元1302年)，直到1916年才完全竣工。现为首都博物馆。

祭祀建筑中有些是祭祀圣贤的，如湖南汨罗的屈子祠、四川成都武侯祠及福建福州的林则徐祠等。

第五讲、宗教建筑

一、佛教建筑

（一）寺 院

我国是以佛教为主，而兼容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因此，除佛寺外，同时还存在着其它宗教建筑，如宫观、喇嘛庙、清真寺等，但为数不多，在宗教建筑中未占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实，我国正式宗教建筑的产生是在佛教传入之后。相传汉明帝时，佛经自西域由白马驮来，于是便有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佛教初入中国时，寺为方形，中央为塔。北魏永宁寺由塔、殿、廊院组成，绕以围墙，以塔为中心。同时，因舍宅为寺，前厅作佛殿，后堂为讲堂。隋唐佛寺以殿堂为主体，位于中轴线上，寺之后或一侧另有塔院，或寺门之前建双塔。唐以后佛寺型制遂增完善，如五代有罗汉堂，南北朝有转轮藏殿，宋有戒坛，明与鼓楼等。明清以来的佛寺，中轴线上有佛殿、法堂、天王殿、山门（金刚殿）、方丈室等；东侧轴线上有的钟楼、斋堂、观音殿、药师殿、土地堂等；两侧有鼓楼、禅堂、伽半殿、祖师堂等。

山西五台山自唐代起就是我国的佛教中心之一，建有许多佛寺。佛光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木建筑，其中的砖砌佛座和佛像，都是唐代原物。

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始建于隋代，原名龙藏寺，至今仍保持着宋代风格。

藏传佛教寺院有汉院落式，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寺），北京雍和宫、甘肃合作县札木喀尔寺、河北承德须弥福寿庙等，均以大讲室为中心，建筑形式为汉藏结合；有藏雕房式，如西藏布达拉宫、河北承德普陀庙；有两者结合式，自由布局，建筑单体汉式，如甘肃夏河清拉卜楞寺。布达拉宫位于西藏拉萨市西布达拉山上，相传建于公元八世纪，五世**于清顺治二年重建，属行政、宗教、生活多功能建筑。平面不规则形，由红宫与白宫两部分组成，主体中央上部为红宫，有经堂、佛殿、政厅、灵堂。白宫位于红宫以东大部分，有**经所、会客厅、餐厅等生活用房。附属建筑有佛象佛具制造所、印经院、监狱、喇嘛住宅、扎巴（众僧）住宅等，功能分布明确。立面高200余米，外观十三层，实九层，因地制宜，依山而建，为典型藏族碉楼，白壁镶红边，顶部五金塔三金殿，色彩明快，气势雄伟。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也称“外八庙”，是清代帝王为了笼络蒙、藏等民族的上 层分子建造的。

（二）佛塔

佛塔是集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于一体的佛教建筑物。因其造型精美，常用金银、玛瑙等加以装饰，内藏佛骨舍利，故又称为“宝塔”。

塔是中国建筑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国的塔来源于印度，史学中将中国佛塔划分为五类，即楼阁式塔、密檐塔、单层塔、喇嘛塔及金刚宝座塔。

楼阁式塔，中国佛塔的主流，其造型结构即楼阁，多层而已。如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又名应县木塔、应州塔），辽代建造，塔身八角形平面，直径30米，内外两圈柱包在夯土墙中，檐柱外有回廊。南北轴线上开门，中设佛像。台基两层。结构体系与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相似。塔身有收分，总重约7430吨，总高67.31米，外观五层，施腰檐平座。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木塔。江苏苏州虎丘五代云岩寺塔，砖结构，八角形平面，有塔心宝、塔心壁、回廊和外壁，双层塔壁。塔身七层，逐层收进，四层以下斗拱五铺作双抄，以上四铺作单抄，顶部窟窿砖叠湿。残高47米，每面辟门，有平座无腰檐。

单层塔，山东济南隋代神通寺四门塔。平面方形，每面一拱门，石构，檐叠涩五层，四攒尖顶，塔刹山花蕉叶托相轮，高13米。

密檐塔，印度早期佛塔的常见形式。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塔壁十二边形，塔心室八角形，无斗拱，全部叠涩出跳，门用拱券。塔心中空，以木板分为十一层。高40米，分上下两部分，下段塔身高两层，上段于叠涩上建15层密檐，收分柔和，白色。

喇嘛塔，源于印度。北京元代妙应寺白塔，尼泊尔人阿尼哥设计，白色，高53米。平面凸字形台基，亚字形须弥座两层，由此而上是：覆莲线条、宝瓶塔身、塔脖子（须弥座）、十三天相轮、宝盖、塔刹。

金刚宝座塔，源于印度。北京明代正觉寺塔，平面矩形，南面拱门，五层须弥座和佛龛，上建密檐方塔五座，居中一塔13层，其它四塔11层。这是我国最早的金刚宝座塔。

中国的佛塔可以说是“楼”的一种发展，用塔作楼的标记，称为塔刹。楼阁式塔是中国塔的典型式样，一般位于佛寺的中心，不但埋有佛骨，还藏置佛经和其他遗物。后来干脆在塔内供奉佛像，便于佛徒们膜拜。其平面常以方形、八角形居多，层数一般为单数，含有吉祥的意思。

福建泉州的开元寺石塔，原是木结构，南宋时改为石建，塔高5层。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塔的平面采用八角形，塔高8层。在我国仿木的楼阁式砖石塔中，用双层塔壁的以此塔为最早。

山西应县城内的佛宫寺释伽塔，又称应州塔，是国内现存唯一的木塔。在结构上因增加了梁柱间的斜向支撑，使其虽经历过多次地震，仍安然无恙。

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定喇嘛教为国教，封高僧巴思八为国师。一次他在西藏 修佛塔时，对尼泊尔青年匠人阿尼哥的技艺非常欣赏，便将他带回大都城。

北京西城妙应寺白塔就是阿尼哥的作品之一，它的造型显然带有浓郁的西亚风格。

北京西直门外正觉寺塔，又称五塔寺塔。

此外，还有一种用以宣扬佛法的纪念性建筑物——经幢，是在八角形石柱上刻经文，始见于唐，到宋、辽时颇为发展，以后又少见。一般由基座、幢身、幢顶三部分组成。唐代经幢形体较粗壮，装饰也较简单。宋代经幢高度增加，比例较瘦长，幢身分为若干段，装饰也更加华丽。

（三）石窟

石窟来源于印度的石窟寺。一般都是一窟数室，或者四壁通雕小龛。它的特点就在于它象古代佛教的艺术展览馆一样，其中多有精美绝伦的壁画、雕塑和石刻等艺术品。因为这种“寺”是由石头构成的，十分结实，不易摧毁，所以有许多石窟被很好的保存下来。

虽然石窟寺来源于印度，但在汉代时，我国就有开凿山崖修建崖墓的建筑技能，到南北朝，开崖造寺之风遍及全国。这一时期的石窟保留至今，很多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和文化遗产，如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此外，还有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等。

建筑史学家按石窟的发展将其分为3种类型：

1、是早期石窟，平面是椭圆形，洞顶呈穹窿状。洞内石壁雕一巨大佛像，左右壁还雕有许多小佛像。

2、为稍后时期的石窟，平面多为方形，规模大的还有前后两室。窟内壁面刻满雕像和壁画，其中包括佛像、佛教故事及建筑装饰花纹等。

3、是在它的洞前有一种列柱式的前廊，或者是在它的前室雕两个大柱，象一个三开间的房屋。洞内的多数雕像还加有各种形式的龛，使得雕像不那么密集。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是我国最早的大石窟群之一。

此石窟建造时，还处在我国石窟发展时期，吸收外来影响较多，如印度式的塔柱、希腊的卷涡柱头、中亚的兽形柱头等。由于石质较好，所以全部用雕刻而不用塑像及壁画。早期的平面呈椭圆形，顶部为穹窿状，前壁开门，门上有洞窗，后壁中央雕大佛像，布局比较局促；后来的多采用方形平面，规模大的则分前后二室，或在室中设塔柱。

甘肃敦煌莫高窟，佛像多用泥塑和壁画。敦煌地僻人稀，气候干燥，作品得到长期保存。北魏时期凿的窟，壁画题材多为本生故事或经变，色彩以褐、绿、青、白、黑为多，构图及用笔较粗犷，其中人物、佛像、飞天的面貌、衣纹等受外来影响较多；隋唐时壁画题材虽也有佛教故事，但多用大型寺院、住宅、城廓等作背景，对建筑的细部都有较详细和准确的描绘。

二、道教建筑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创立于东汉。信奉老子为教主，始于老子的《道德经》。其思想曾对我国古代文化起过很大影响，但道教在我国宗教中的历史地位，仍居佛教之后排第二，其建筑形式也未形成独立风格，大体仍为佛教建筑的体制。

道教建筑也有一些与佛教建筑不同的特点。道教相信仙人喜欢居楼，得以接近天宫，所以楼阁成为其建筑特点之一。道教祭神的场所称为“观”，观就是一种楼阁。其中很大的观叫宫，较小的观称道院。

山西芮城元朝永乐宫，当地相传为吕洞滨的诞生地，唐有“吕祠祠”，金扩建称“道观”，元称“大纯阳万寿宫”。从元太宗始建主体，到至正年全部建成。总平面狭长纵深，五座殿门。三清殿面阔七间，进深八间，庑殿顶，柱有侧脚升起，脊和檐有曲线。斗拱六铺作单抄双下昂。

宫观大殿一般都是高脊飞檐，正大侧小，红楼绿瓦，颇有飘飘欲仙之气。著名的宫观多坐落在名山中；依山傍岩，层层叠叠，形成居高俯视之势。在青城山、武当山的一些道观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三、伊斯兰教建筑

伊斯兰教大约是在公元10至11世纪传入新疆的，在元代陆续传入内地。伊斯兰建筑形式经过中国匠人们的吸收融化，创造出了中国的伊斯兰建筑。

中国的伊斯兰建筑有清真寺(礼拜寺)和麻扎建筑，它们也同中国的其它宗教建筑一样，是由许多功能不同的单幢建筑组成的。

清真寺建筑形式多为阿拉伯风格，造型活泼、装饰精美。

著名的有福建泉州清真寺、陕西西安华觉巷清真寺、还有新疆喀什阿巴伙加玛札、新疆苏公塔礼拜寺、甘肃兰州解放路清真寺邦克楼等。

第六讲、园林建筑

园林或庭园，由建筑、山水、绿化等构成。中国古代有皇家园林、文人园林、宗教园林等类型，以崇尚自然，托物寄情为特征。园林的兴盛

园林是建筑成熟之后的产物。商周时期，郊外有域禽养禽兽的囿，城中有种植菜果、调习车马的园。其中有台榭等建筑，设专人管理。

秦汉皇家与贵族园林，规模宏大，以仙境立意，以山水为主，有建筑、禽兽、植物等。秦上林苑“作长池，引渭水，筑土为蓬莱山”，这是人工土山之始。西汉上林苑，周三百十里，容千乘万骑，离宫七十所，三十六小苑，养百兽植物，昆明池周四十里，池中有岛，岛上有殿有观。西汉富户袁广汉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积沙为洲，养珍禽奇兽，名木异花，重阁修廊，房屋连属，构石为山，这是人工石山之始。

魏晋南北朝，贵族园林盛行，如北魏张伦园，重岩复岭、深溪洞壑，高林巨树，悬葛垂罗。西晋石崇金谷园，柏林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 鱼鸟。晋室南迁，贵族园林流行于江南。文人造园兴起，推崇老庄，提倡隐逸，以自然立意，注重陶治性情，随便架立，不图广大，园林小型而朴素。

隋唐在宫内筑苑，隋大兴城有大兴苑，东都洛阳有西苑，周二百余里，以人工湖为主，湖中三岛，岛上有楼阁。汉长安有东内苑、西内苑和南苑。太极宫、大明宫等内苑有太液池、蓬莱山和楼阁廊亭等。唐文人园及郊墅别业流行，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业等，有平台、池塘、书楼、瀑布等。

北宋徽宗在汴梁造艮岳。北宋洛阳、南宋吴兴等地贵族与文人私园众多。明初至中叶，百官第宅制度禁止构筑亭馆池塘。正德，嘉靖后，禁令松驰，逾制造园者渐多。拙政园、寄畅园、瞻园、清华园等均建于此时。清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有静明园、畅春园、避暑山庄、圆明园等。乾隆建颐和园等，并扩建圆明园等，创造了世界园林艺术的奇葩。中国园林的主要特点：

1、师法自然而又独具匠心的造园手段

2、“虽由人作，宛似天开”的艺术构思

3、诗情画意的意境表达

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它用泉池、花木、竹石、峰峦、涧谷、亭阁、曲径、桥梁等组成实物环境来再现自然美。这当中又通过对意境的强调而达到诗、文、画、园几种文化艺术的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中国园林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方园林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含蓄”。园林中的道路，具有封闭景色、扩大空间、转换视点之用。强调自然景物在园林规范中的重要性。

在古代，园林最初级的形式是统治阶级以狩猎和欣赏植物为目的，将某块自然景观好的、有山有水的地方据为己有而圈定的“苑囿”。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曾在渭水之南建造的上林苑，就是苑圃式园林。早期“苑囿”实际上就是当今的动植物园，只不过不向公众开放罢了。

到了三国、两晋以后，统治阶级开始在园子中挖池堆山，收集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对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进行模仿。当时庞大的运输花木石头的工程，被称为“花石纲”。这座皇家园林“楼台殿阁不可胜数，堆土叠石筑成千岩万壑，”其结构布局之精妙，一时被称为绝胜。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最为兴盛和完善的时期，也是皇家园林登峰 造极的时期。当时封建末期的统治阶层主张修心养性的遁世思想，其中不少贵族、文人不仅吟诗赋画去影响园林的建设，有的还亲自参与到造园设计当中去。比如康熙和乾隆就被认作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园林建设的创意者。

由于空间的限制，当时的园林不再有足够的地方放置类似于真山真水的景物，于是就出现了园林的抽象化、微型化，造园的技巧也就有了新的突破及发展，如造景、借景、摄景等手法的运用。比如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许多景致。

在北京西郊，有京都著名的三山五园，即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和畅春园以及圆明园。再加上附近的蔚秀园、朗润园、勺园(以上三园在今北京大学内)、熙春园、近春园(以上二园在今清华大学内)等，方圆几十里，园园相通、楼阁相望，成为历史上空前的宫廷园林区。

圆明园的特点： 1、平地造园，并以水为主。、园中造园，融南北园林风格于一炉。、园中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极富变化。

除各种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外，乾隆时期还在长春园的北部集中建造了一批西洋形式的石头建筑，被称为“巴洛克”式样，成为中国园林中独一无二的景致。

另外，在现存的传统园林中，寺观园林的数量远远多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总和。园林建筑的组成

园林的四大元素是山、水、植物、建筑。园林建筑就是运用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手法，取得与山水、植物相协调的建筑形式。

首先，它的体量不能太大，要点缀环境；其次，在造型上要协调环境，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风貌，形成各自园林建筑的不同风格。

园林建筑的种类，常见的有厅堂、轩馆、楼阁及榭、廊、亭、肪、台等。除少数园林建筑外，一般均围绕山池、花木布置，房屋之间常用廊子连通。建筑形式随机多变。建筑装修比较灵活。建筑空间开敞通透，使环境达到很高的境界，故园林建筑的内外空间有机相联，融为一体。

（一）厅堂

厅堂是园林中的主体建筑，一般置于居室和园林的交界部位，用来会客、议事之用。从厅堂往外望，应该是全园最主要的景观面。

厅堂有四面厅与鸳鸯厅等。一般厅堂多采用四面厅，为了便于看景，四周绕以回廊和大片格扇、长窗，不设墙壁。鸳鸯厅是在内部以屏风、格扇等分为前后 两部分，梁架、装饰、陈设各不相同。

轩在古时指车上边较高部分。建筑上取其虚敞高举之意，一般建在高处，周围环以游廊、花墙，可自成一体。

馆原为做官之人游览或做客舍之用。

斋在宗教上有斋戒的意思，指和尚、道士、居士的斋室，一般指书斋，相对独立，是修身养性的地方。

室则在厅堂的两边或后部，可为主人吟诗作画之用。体量较小，常和庭院相连。

（二）楼阁

楼阁一般两层或两层以上，因体量较大，凌空高耸，故在园林造景中占有重要地位。经常是整座园子的构图中心或重要景观点。楼阁运用到园林中以后，在造景上起到很大作用。首先，它常建于建筑群体的中轴线上，是整个园林构图的中心。其次，楼阁还可以独立设置于园林中的显要位置，成为重要景点。

（三）榭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台上的木结构建筑叫榭，它的特点是只有楹柱及花窗，而没有四周的墙壁。

榭是“借景而建”，用来观景之用。在南方私家园林中，水榭的尺度不大，装饰素雅精致，非常简朴，具有江南水乡的情调。而在皇家园林中，除保留榭的基本特征外，又增添了北方宫廷建筑的色彩，风格变得厚重宽大。有的设计成一组建筑群体，造型上更为丰富。

（四）廊

廊是一种线形建筑，“宜曲宜长为胜”。它用列柱顶一个不太厚实的屋顶，造成一种通透、“虚”的空间形式。在园林中常利用廊的迂回曲折、高低错落，增加景观的层次，丰富游园的趣味，并引导人们观赏景色。廊的布置不用拘泥于地形地势，无论平地、山间或水边，都可以依顺环境，形成直廊、回廊或曲廊等形式，是园林中重要的“纽带”。

廊的结构比较简单，古时常为木构架，屋顶多用坡顶或卷棚顶形式，内部都不设天花，皇家园林的廊中还饰有彩画作装饰。

廊的类型丰富，从剖面看有双面空廊、单面空廊、复廊、双层廊等；按形式分有直廊、曲廊、波形廊等数种；按位置分有沿墙走廊、爬山走廊、水廊、回廊等。

单面空廊一般依附于墙体或其它建筑，形成半封闭状态，并常在墙上开漏窗。

复廊是在空廊中设一道墙，形成两侧都是单面空廊，墙上也开漏窗。

双层廊又称楼廊，供游人从上下两层观赏园景。

曲廊多途通曲折，仅一部分依墙而建，其他部分转折向外，廊与墙之间构成若干不同形状的小院。爬山廊建于地势起伏的山坡上，仅可以使上下建筑之间有所联系，而且廊子有高有低、起伏变化。

水廊一般驾于水面之上，能使水面与空间半通半隔，增加了水面景深。

（五）舫

舫又名不系舟，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划动的、象船形的建筑，主要是供人游赏、观景之用。在我国江南地区，船是一种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往往被饰以彩画，装饰成画航，供文人雅士游乐宴饮之用。而江南园林恰恰是以水面为中心的，画舫自然就被借用到园林中来，进而产生了园林建筑中所特有的“舫”。

舫的基本形式与船相似。如北京颐和园中的石舫

（六）亭

亭是园林中最为常见的建筑类型。早在隋、唐时期，就有“逍遥亭”之说。到唐、宋时得到普及，明、清时得到大发展。亭最初的功能是游人驻足休息的地方。后逐渐成为重要景观点。亭的结构比较简单，造型与时代及各地的传统习惯有关。

传统的亭在造型上有南北之分。南方亭轻巧、玲珑；北方亭端庄、稳重。

（七）台

台是中国园林建筑中出现最早的一种。高而平的建筑叫台。一般筑成方形。第二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

（八）墙

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墙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主要功能是分隔空间，或对景物起衬托与遮蔽作用。

墙的形式变化很多，有平墙、梯形墙、波形墙(云墙)等；在构造上则有白粉墙、磨砖墙、板筑墙、乱石墙等。园林中的墙上常设漏窗，使墙面活泼而富于变化。

第七讲 民 居

住宅格局的确立

龙山文化开始出现私有化的住宅，如西安长安县客省庄住宅遗址。经过漫长的历史，形成了家庭化的住宅。

中国古代住宅以院落式为特征，它由房屋、庭院与围墙构成，是家庭的主要财富，也是住宅私有化的标志。陕西岐山凤雏村早周建筑遗址是已知最早的四合院，二进院落，朝向东南，影壁、门塾、庭院、前堂后室、两厢、廊轩等中轴线对称，有序而严谨，显示了成熟的院落格局和使用规则。

春秋以后，居住礼制更加严谨，规范了居住行为，也制约了住宅的变化。制度越稳定，住宅型制就越稳定。商周以后，院落式住宅成为中国汉文化地区住宅的主流，其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内外封闭，轴线对称，南北进深，功能分区，秩序严谨。尽管有地方差异，但型制基本上是统一的，包括苏杭住宅、徽州住宅、云 南一颗印住宅、四川山地住宅、岭南客家住宅等、北京四合院以及黄土高原的窑洞住宅等。

北京四合院一般由大门、影壁、前院、倒座、垂花门、大院、抄手廊、正房、耳房、厢房、罩房等组成。多抬梁式、硬山与厚墙。

苏州住宅一般由门屋、轿厅、大厅、楼厅、堂房等构成中轴线上的主体房屋；两侧辅轴线上一般由客房、客厅、船厅、鸳鸯厅、园林等组成，或由仆佣房、书塾、帐房、书房、藏书楼、女厅、楼房等、厨房、杂什间等组成。以轩廊和备弄为院内交通网络。多穿斗结合抬梁、空斗墙与调饰。不同民族的住宅

住宅的不同，有自然或地区因素，更有文化因素。不同民族会有不同住宅，不同居住者会采用不同住宅。

南方少数民族常用干阑式住宅，以木或竹为结构，板、竹或草席为围护，底层架空作椿米、牛阑、燃料、杂什、厨灶之所。楼层为卧室、起居室、火塘、神龛、廊与晒台等。其中火塘被视为神灵之处，是家庭的象征。

藏族住宅有固定的雕房和可移动的帐篷两种。雕房格局没有轴向性，采用密肋结构，外墙用石或砖，女儿墙作露台栏杆，木构件用暗红色，墙面用土黄色。土司或头人的堡寨有碉楼。帐篷有冬帐和夏帐，帐用柱支撑，冬帐蒙牦牛皮，夏帐蒙布。帐外有短柱拉绳，用石或草垒成防风矮墙。

蒙古哈萨克族毡包，又称为“穹庐”，三五成组，有土围墙圈养牲口。毡包有移动和固定两种。移动毡包一般直径4-6米，地面铺羊粪和地毡，周围挖排水沟，用沙柳木条编方形骨架作为固定外墙，设门窗和天孔窗，外覆羊毛毡。室内火塘居中，门右侧放鞋，门左侧堆燃料，主座后左侧供佛龛，右侧置箱柜。固定毡包一般用柳条泥墙，开小窗。帐外设置炉灶，有院落，内有起居室、卧室和厨房等。

新疆维吾尔族住宅布局自由，喀什地区多用囤顶，夯土墙。庭院为起居、接待、用餐和工作等主要活动场所。室内用壁炉、火墙和土炕等，多壁龛、木雕等线脚装饰。伊梨地区因湿寒雨雪，多用木构坡顶。

第二篇：陋室铭讲义稿

一、导入：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如刘郎倜傥》

（附后）

二、解题

陋室：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后来就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一般是押韵的，且多为骈句，句式较为整齐，朗朗上口。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的座右铭）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的座右铭）

称述功德的，如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题中柳子厚即柳宗元。文章着重论述其治理柳州的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柳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

三、朗读与背诵

1、朗读

陋室铭

唐代：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xīn）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tiáo）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dú）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2、背诵

陋室铭

（唐代）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xīn）。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tiáo）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dú）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

三、试翻译

四、课堂研讨

核心问题：“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作者说“斯是陋室”，请问“陋室”之“陋”表现在哪些方面？

文中原句：

我的理解：

2、作者说“惟吾德馨”，请问“吾”之“德馨”表现在哪里？

文中原句：

我的理解：

3、试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并说说作者在文中表达了怎样的志向或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4、理解“托物言志”的写法。

预设如下：

1、陋室之陋

（1）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苔藓爬上阶梯，足见环境潮湿（阴暗）；草色入帘，可见居所荒草萋萋。这两句又使人联想到这里人迹罕至，与被贬的诗人交往者甚少。

（2）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从句中可以看出，室中只有一张素琴，几卷佛经等必需的物品。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2、“吾”之“德馨”表现在：

（1）尽管居所潮湿阴暗，荒草丛生，可是乐观豁达的诗人却看到了勃勃生机：绿苔点缀台阶，草色染青了屋子。

（2）诗人因为被贬，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们自然避之唯恐不及。作者不在乎，他不屑于和这些宵小交往。他所交往的，是那些博学的人，品德好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交往对象可以反观作者本人也是一个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

（3）从“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可以知道，作者被贬到和州，名为刺史，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流放的人，被监管、被排挤、无权签署公务（一如当年被贬黄州的苏轼），尽管如此，作者仍然保持着豪迈的情怀，高阶的情操，他不屑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也不留恋权力去攀附权贵们；从“调素琴，阅金经”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虽然相当清苦的，但他怡然自乐，弹弹那把素琴，读一读佛经（而非升官发财之类的书！）。

（4）虽身居陋室，作者却引以为自豪。他把自己的陋室与诸葛庐和子云亭相提并论，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借孔子的话“何陋之有”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尽管居室简陋，我毫不在意，我依然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

五、当堂检测（用原句填空）

1、本文主旨句：

2、体现陋室环境清幽，突出景色之雅的句子：

3、体现作者交往之雅的句子（或从日常交往方面写出“陋室不陋”的句子）：

4、体现作者活动情趣的句子：

A正面写：

B反面写：

5、作者以古代名贤自比的句子：

6、全文中画龙点睛的句子：

7、与“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意义相同的句子是：

8、文中运用了类比手法的句子是：

（1）

（2）

9、文中有两处运用了虚、实结合的的写法：

第一处实写：谈笑有鸿儒

虚写：

第二处实写：

虚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如刘郎倜傥》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如刘郎倜傥

（来自微信平台：桃李国学苑）

大唐诗坛，是个笑傲江湖一般的存在。高手辈出，俊采星驰，各自有各自的风流，各自有各自的传奇。

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

这，是狂放不羁的诗仙太白。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

这，是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这，是从容闲雅的诗佛王维。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

这，是惊采绝艳的诗鬼李贺。

与他们比肩的，还有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说陌生，是因为在列举大唐诗坛那些传奇高手时，我们往往会忘记他的名字。说熟悉，是因为说起他的那些诗句，我们又总是亲切如故友重逢。

他，可以傲然自负——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清新俏皮——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可以沧桑沉郁——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是的，他就是刘禹锡。唐诗江湖中的诗豪。

元和十年，春，长安。

正是满城烟柳，陌上花开的时节。一路红尘，香车宝马，都是从玄都观看花归来的显贵。滚滚人流中，一个逆向而行的孤独身影分外触目。

他，就是刚刚流放十年归来的刘禹锡。

十年前，意气风发的他，与一群同道中人，以帝师王叔文为中心，在刚刚登基的顺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然而，不足半年，在宦官集团的打压下，变法即告惨败。顺宗被逼退位。参与革新的中心人物全部被贬远地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刘禹锡，即为其中之一。

他，被贬到湖南朗州。

一去十年，终得归来。

长安依旧，人事全非。

许是寂寞，许是无聊。这个春日，他来到城中著名景点——玄都观。

这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人流如织。

满目繁华之中，他写下了这样四句诗

——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的题目叫《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帮大家翻译一下——

大路朝天啊红尘滚滚

看花归来啊意气洋洋

玄都观里桃花千树啊

都是我离开后才栽上啊。

或者，我们还可以再直白一点——

你看这长安城里，桃花灼灼，满目繁华，不正像那些炙手可热、趋炎附势的小人？

我呸！

想不到我刘禹锡一去数年，京城竟是妖孽横行。

三个月后，他再度被贬。

这次，被贬到遥远的广东连州。

论拉仇恨技能，刘禹锡实在是开挂一般的存在。

二

太和二年，春，长安。

刘禹锡又回来了。离他上次写下那首桃花诗，已经过去了十三年。

然后，他又来到玄都观，又写了一首诗

——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叫《再游玄都观》。

再翻译一下——

百亩庭院中啊半是青苔，桃花没了啊菜花又盛开。

种桃花的道士你在哪里？

我刘禹锡今天又回来了！

世事翻覆，白云苍狗。昔日攀附权贵的小人，早已销声匿迹；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又何处去也？但我刘禹锡，依然是刘禹锡，我，又回来了。

我在这里，你们在哪里？

这一年，他56岁，贬谪生涯合计二十三年，前后熬死了三个皇帝。

一声长笑，万丈豪情，依旧词锋犀利，依旧睥睨（pì

nì）众生

——

这，就是刘禹锡。

喜欢刘禹锡，喜欢他誓不低头的倔强，喜欢他一笑千古的豪情，更喜欢他无人能敌的嘴炮。

事实上，即使在贬谪期间，他的嘴炮技能也依旧满点。

第二次贬谪期间，他从偏远的连州被调到安徽和州。

和州知县见他被贬而来，便降低住房规格，安排他住在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没有埋怨，他写了一幅对联——

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于是，知县怒了，将他的住所由城南调到城北，并把房屋规格从三间缩小到一间半。新宅临河，杨柳依依，刘禹锡又写了一幅对联——

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于是，知县再怒，把他的住房调到城中，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这次，刘禹锡也怒了，他不再写对联，写了一篇短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

是的，这就是名垂千秋的《陋室铭》。

满满的自负，满满的傲岸，满满的你奈我何。

这，就是刘禹锡。

二十三年，一路贬谪，半生困顿，他从不曾低首折服，不曾呼天抢地——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半生流离，命运多舛，他依旧豁达而豪迈。

他眼中的世界，依旧千帆竞发，万木争春。

无论命运如何残酷，但你不能打败我，更不可改变我。

无论世界如何黑暗，但你无法摧毁我，更无法扭曲我。

假如一场暴风雨袭来，诗人们会如何？

李白，定是一只大鹏，他会愤怒地振翅长歌——

这风，为什么打湿我的翅膀？

这雨，为什么迷住我的双眼？

太阳啊，你快快升起吧！

我相信，我一定会飞进你的光明……

苏轼，大概是一只闲雅的沙鸥——

你看这风，有风的从容；

你听这雨，有雨的潇洒。

就这样，在风雨中悠悠地飞，你看，世界是如此美丽。

而刘禹锡，绝对是一只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他迎风长笑——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或许，暴风雨过后，他还会倔强地抖一抖身上的雨水，冲着远去的暴风雨，再吼一嗓子——

有本事，再来一场！！

第三篇：《目标管理》老师讲义稿

第1页：

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头马和一头驴子，它们是好朋友。贞观三年，这匹马被唐僧选中，前往印度取经。17年后，这匹马驮着佛经回到长安，便到磨房会见它的朋友驴子。老马谈起这次旅途的经历：浩瀚无边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炽热的火山、奇幻的波澜„„神话般的境界，让驴子听了大为惊异。驴子感叹道：“你有多么丰富的见闻呀！那么遥远的路途，我连想都不敢想。” 老马说：“其实，我们跨过的距离大体是相同的，当我向印度前进的时候，你也一刻没有停步。不同的是，我同大师有一个遥远的目标，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向前行，所以我们走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你被蒙住了眼睛，一直围着磨盘打转，所以永远也走不出狭隘的天地„„”

设问：“马有没有目标？当然有，驴子有没有目标？可以连问学员几次后，再”话锋一转“引出以下观点，马和驴子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目标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则寓言启示我们：企业或团队有目标不等于有好目标。好目标一定要结合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特点来制订。彼得·杜拉克说：“目标并非命运，而是方向。目标并非命令，而是承诺。目标并不决定未来，而是动员企业的资源与能源以便塑造未来的那种手段”的路径

第2页：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必须有自己的目标，只有大家认同的并为之努力的目标，才能充分调动全体人员的激情和智慧，大家请看，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目标要与现实情况挂勾，脱离了实际的目标，只是空谈，是白日梦，是骗人的把戏，是无法打动人的，是无法团结人的，是无法取得战斗力的！

注意：提问学员不同时期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什么？

第3页：猜一猜，他们是谁？他们心目中肯定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关于鼎盛的发展目标，今天，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请我们的领路人，告诉我们“关于鼎盛的发展目标”，好吗？下面掌声有请。。。

是的，一个有前途的企业，一定有清晰的发展目标，它是企业所有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在此，忠心祝愿我们的目标一定成功！请你们以自己的双手来表示你们的自信和期待吧！

第4页：很多企业，喜欢引进绩效管理，于是乎，市面上关于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的书，就层出不穷了，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再于是乎，许许多多的企业就引入了绩效这种管理模式了，因为绝大多数企业老板好这口，你想想，有好的管理模式啊，抓住几个关键指标，既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能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做好做坏，一考核便有答案。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事实是，中国企业做绩效管理，失败的远远多于成功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许多企业并没有一个可供考核者和被考核者准确理解的目标！”

第5页：朋友们，你们爱做梦吗？爱做白日梦吗？大家笑什么？是的，在我们的传统理解中，白日梦是一个贬义词，它往往与异想天开连在一起的，告诉我们不切实际的意思。但是，各位，大凡成功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都是喜欢做白日梦的。只是，他们的白日梦是与现实紧密挂勾的，白日梦加上现实，你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如果您再给这个梦想加上一个期限，那就便成一个目标了。有了梦想和目标，还差什么？（问3~5个学员），差您的努力。各位，梦想加上目标再加上努力，这就是人生，您在演绎您的人生吗？

第6页：你演不演绎，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目标的人和没有目标的人，这两种人有不同的人生结局，一种人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另一种人为有目标的人达成目标！（再说一遍），收到了没有？各位，收到了就给自己一些掌声！

第7页：人的一生啊，至少需要在六大领域设立自己的目标，哪六大领域呢？大家请看，请大家课后对照这六个领域，检查检查自己的目标，好吗？看看你有目标吗？或有清晰的目标吗？

第8页：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了，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企业、一个人，都需要有目标，那什么是目标呢？如何设定目标和管理目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目标管理的一些知识！第9页：个人介绍，就略了！

第10页：在上一次课时，已经与各位约定了我们的课堂纪律，大家还记得吗？上次表现得很好，希望继续保持！

第11页：由于时间的关系，今晚我们不可能就目标管理作太深入的探讨，这个课程，正常的授课时间需要12小时，也就是两天。相信以后有机会，如有需要，我们可以适当展开！或大家在工作中运用目标管理时碰到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我提出来，大家一起探讨。今天，我们要达成如下目标。。。。第12页：为达成以上目标，本次课程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与大家一起学习，即。。。

第13页：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版块，在这个版块中，我们需要明白两点“目标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目标？请大家务必弄明白这两点，以后我们会考试到这些知识点的！

第14页：一说到伟大的公司，一说到百年老店，一说到世界500强，一说到中国500强，他们的背后总有那么几个关于管理的故事，其中都有宏伟而清晰的目标，也就是企业战略，很难想象，一家战略不明的企业能走多远，能做多大？这样的公司应该是不存在的。比如海尔，它的发展战略在1984年就已很清晰了，当然后来经过许多次的调整和修正，但这个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企业目标。所以，伟大的公司因目标而伟大！第15页：讲解PPT 第16页：讲解PPT，哈佛大学曾做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对一批学生进行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在受访学生中，27%没有目标，60%目标模糊，10%清晰的短期目标，3%清晰的长期目标，25年后，有了结果。。讲解完后，要求学员一起大声朗读上面那句话！后几页都要求朗读！第17页：讲解PPT 第18页：说到灯塔，大家都不陌生，水手在看到灯塔的那一刻，心中的感觉，大家能猜到吗？特别是远航归来或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父子俩在雪地上玩耍，朝着远处的树走去，比谁在雪地上踩踏出的脚印，连成的线最直。结果如何？为何父亲走的直呢？因为父亲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目标，也就是那棵树；而儿子呢，走着走着，就把目标给忘了，等发现走偏了，只好重新矫正，反复多次，就形成了一些曲线。各位，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走错几步，走一些弯路，可怕还是不可怕？（此处反复问学员），在后接着讲解，但要注意话锋要争转，以便拢场。

第19页：美国有一位传奇篮球人物，叫比尔，有保留自己评分卡的习惯。他在打完每一场球之后，用一张满分为100分的评分卡为自己评分。在他的篮球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得过65分以上。很多人说：“可怜的家伙，打了1200多场的球赛，从来没有达到过自己的标准！”然而，就因为他拼命要达到自己的标准，他成了最杰出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第20页：常言道“将军赶路不追小免“，也就是说，企业或个人的目标一旦确定后，与目标无关的干扰因素，尽可能排除，不要贪恋虚无的沿途美景！要把自己稀缺的时间和精力用到该用的地方去，进而调动所有的能量，挖掘所有的潜力，全力以赴于对目标的追求

第21页：讲解PPT，各位，思考一下，我们是先有工作才有目标呢？还是先有目标才有工作？（反复提问学员，然后拢场方式讲解）

第22页：我们简单回顾和小结一下，这一版块我们探讨的知识点。。。。

第23页：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版块，关于目标管理的一些知识，主要包括“目标管理的由来、什么是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的好处及缺憾”

第24页：彼得·

德鲁克（Peter Drucker）是美国管理大师,被誉为世界级管理大师中的管理大师,于1954年在其名著《管理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其后他又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目标管理提出以后，便在美国迅速流传。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由恢复转向迅速发展的时期，企业急需采用新的方法调动员工积极性以提高竞争能力，目标管理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遂被广泛应用，并很快为日本、西欧国家的企业所仿效，在世界管理界大行其道，已成为当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25页：也正因为包括“目标管理”在内的这些成就，老先生于2002年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足以显示他成就之卓越，也彰显出目标管理这个方法的价值！全世界学术界、企业界、咨询界给予德鲁克及他的目标管理极高的评价！如惠普老板所说的。。。

第26页：目标管理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请大家举一个目标管理的例子。。。

第27~28页：讲解PPT导航仪的功能：明确目的地：目标管理，结果导向；定位：先定位才能有导向，目标推过程；设置路线：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所有成本的节约归根结底都是时间的节约；偏离轨道：及时纠正路线，需要持续性测试、过程监控、结果评估，最终到达目的地

第29页：当然，任何的管理方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有积极可取的一面，同时也有一些需要规避的地方，企业需要扬长避短地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这个方法 第30页：回顾与小结

第31页：接下来我们探讨今天课程的最后一个版块，包括“如何设定总目标、如何分解目标、如何实施目标”

第32页：关于管理者最重要的两件事，以后我们考试时可能要考到的知识点，大家务必牢记在心，多体会 第33~34页：讲解PPT 第35页：讲解SMART原则，并请每组按SMART原则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分享！第36~39页：讲解PPT 第40页：课程到此，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目标管理是绩效考核的前提，而绩效考核是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两者之间互为补充，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许多管理方法是相通的，是互相关联的，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应结合企业实际，理出一套适合企业发展的组合拳，才是企业管理的王道！

第41页：回顾与小结

第42~43页：全课程总结：各位，今天我们在开心坦诚的氛围中，就目标管理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进行了探讨，首先，我们弄明白了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个人或组织所期望的工作成果；

我们为什么要有目标？因为没有目标就没有收获，目标使我们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可以焕发我们激情，激发我们的潜力，我们时刻关注目标就可以少走弯路，对于企业管理来说，目标是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所以我们需要目标；

然后，我们了解到目标管理是如何来的？德鲁克老先生；什么是目标管理？是指在企业员工的积极参与下，自上而下地确定工作目标，并通过对目标完成情况的检查和奖惩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实现公司经营管理目标的一种管理方法

最后，我们学习了如何设定总目标，特别是学习到制定目标的黄金准则即SMART原则，有了目标，我们如何去分解，在目标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去检讨和修正，要让目标管理落实下去，还得与绩效考核挂勾，所以我们说目标管理是基础，绩效管理是保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结束语：

综合前面我们的讨论，我们已十分清楚地知道目标是行动的导航灯；今天的生活状态不由今天所决定，它是我们过去生活目标的结果；明天的生活状态将是我们今天生活目标的结果。没有目标我们就不会努力，没有目标我们几乎失去机遇、运气、别人的支持。所以说目标的威力就是：

1、给人的行为设定明确的方向，使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每一个行动；

2、使自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助于合理安排时间；

3、迫使自己未雨绸缪，把握今天；

4、使人能够清晰地评估每一个行为的进展，正面检讨每一个行为的效率；

5、使人能把重点从工作本身转移到工作成果上来。

6、使人在没有得到结果之前，就能“看”到结果，从而产生持续的信心、热情和动力。

让我们一起为了心中的梦想而努力！让我们一起将追梦的行动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中！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开始之前，写下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标，每一天结束之前，记下我们今天的收获与感悟！梦想的小船，载着我们驶向彼岸，当我们到达终点时，我们会感谢今天的我们所做的一切！

第四篇：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讲义稿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讲义稿

导 论

一、教学目标： 通过导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文献”的由来，知晓“文献”古今含义的异同。理解“征文考献”的作用和意义。知道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及任务。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文献”的含义：古代“文献”的含义；古人强调“征文考献”的作用及意义。现代“文献”的定义。

（2）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及任务。（3）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概况。2，教学难点：

中国古典文献的起源与性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现代意义。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2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1，“文献”概念的起源、定义及其内涵的古今变化。“文献”起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按：文指文章；献指贤（贤才），谓博学多闻、娴熟掌故之人，约相当于今日之谓“活字典”。

司马迁亦有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视为“文献”之明显表现。其撰著《史记》，一方面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国家藏书），一方面游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文献”由“典籍与贤才”到专指“典籍”：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现代定义：

“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料。„„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光盘等）。”——《辞海》1999年版

附：什么是古籍（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古籍2001）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2，“古典文献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向。

古典文献学：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

亦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1980s以来，古典文献学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分支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如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文献目录学等。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1，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范围：目录、版本与校勘及其定义。目录、版本和校勘为传统文献学的三大主要内容。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和收藏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的工具。目录学即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目录学向来被看成治学之门径和指南，为学中第一要紧事。

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版本学即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其真伪高下的专门之学。学习研究，一般以选择善本为上，引用文献同样必须注意版本。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原貌。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之学。

2，古典文献学的其他内容：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辨伪，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生，张舜徽称：“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参半。”

辑佚，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工作。

对阅读者而言，古典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古人著书无标点，读书人须断句、标点，此乃阅读古籍所必备之入门学问。古籍注释是为更好地阅读文献提供帮助，含古注、今注和古注之今注。现代以来，为普及文献而出现的文献翻译工作，也逐渐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内容。文献检索，科学、准确、高效地检索各种所需文献的方法，其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3，辨别古典文献，研究、利用古典文献以从事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从事学习研究必须要掌握处理各种文献的能力。学习古典文献学不仅是更好地接受、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未来学习、工作、研究的需要。文献学是方法之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好文献学，必将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传统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承担着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重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因之，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谓显而易见。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1，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就。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历史同样久远。殷商中后期之甲骨文为现今所见之最早出土文献。《尚书》、《周易》、《诗经》为最早之传世文献。《国语·鲁语》：“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正考夫为见诸史籍的最早一位文献学家。

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考校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卓越。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都有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对后世文献学影响深远。孔门第子及后学对文献整理继续作出贡献，子夏尤其突出，传《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传自子夏。

秦为控制思想而行的焚书坑儒，对文献破坏非常严重，随后项羽火烧咸阳，又致使秦国家图书馆文献遭到劫难。

西汉建立，部分文献逐渐得到恢复、整理，尤其是儒家典籍被广泛整理、注解和传播。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等对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刘向广搜异本，仔细比勘，除去重复，校出脱讹。又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又对每部文献就作者、内容、学术源流等方面写作叙录，汇编为《别录》，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重要意义，开创中国各地目录之重要范式。

东汉学者继续整理、注解文献，尤以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兼及纬书，对各种文献作注释兼校勘的工作，并作《三礼目录》、《毛诗谱》等文献学著作。郑玄堪称两汉文献学集大成者。

另，司马迁作《史记》，广采文献，搜罗异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众多史籍辨别取舍，提出文献互证的方法：“《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又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整理文献之方法与对待文献之态度均有可取之处。且《史记》以汉代通行语言改造古奥之《尚书》，亦是开辟古籍翻译之典范。

后汉熹平（173－178）年间刊刻之熹平石经，亦是文献传播之大事。

2，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分裂**，对文献破坏严重，但文献整理亦有较突出成就。文献注释仍较普遍，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均为文献注释之范本。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献之翻译与整理普遍，四声的发现与反切的运用对古籍注音释义意义重大。

图书分类方面，由《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之六分法逐渐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并成为中国各地目录划分之主流。

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刊刻之三体石经在当时文献传播和后世文字校勘学方面价值突出。而西晋太康元年（280）左右汲郡发掘之战国魏襄王冢中文献，共16种75篇，至今流传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为重要之出土文献，在校勘学、史料学和文字学方面均有很大价值。

隋唐之交的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汉魏六朝以来230多家有关儒家经典之古注、旧注音义，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成就极高。稍后之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确立了对儒教经典的权威解释。

诗学文献方面，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均价值极大。刘知几《史通》注重文献辨伪，在文献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文献版本印刷方面，一般认为最早可靠的雕版印刷本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金刚经》。而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

3，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郑樵《通志》200卷，为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史，其有关文献学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文献考辨著述。

元代成就突出的文献学家有胡三省、马端临等。胡三省由宋入元，隐居不仕，其《资治通鉴注》在考证、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越。现代陈垣有《通鉴胡注表微》。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

4，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的辉煌成就。

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由解缙等奉诏编纂《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3.7亿文字，收录大量古书之片断或全文。其正本神秘失踪，副本毁誉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之乱。现辑录者不及原书5％。

佛教典籍《大藏经》编纂，自宋至清，前后近20次。但明前编纂基本未完整保存。今存最早之完整《大藏经》为金代刊刻。明代于英宗正统五年（1440）刊刻之《正统藏》影响最大。道藏方面，现存最早之完整者为正统十年（1445）刊刻之《正统道藏》。

明代刻书也发达，刻书流传也较多，嘉靖前较严谨，万历后改窜古书成风。明私刻图书最突出者为毛晋，其藏书与刻书极多，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

明文献整理与研究大家有杨慎、焦竑、胡应麟、方以智等。

清代文献整理工程最大者为《四库全书》之编纂。乾隆组织360余名学者以10年时间编纂，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共收书3461种（一说3503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既是对典籍的大整理、大搜集，也有对典籍的大禁毁（焚毁）、大破坏（删削或篡改）。

附：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乾隆年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回归‛和‚穴结‛伴随‚盛世‛而悄然出现。而最能展现这一文化风貌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省）人。他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成为中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书籍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全书分装成36000余册，约7．7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正式开馆。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举荐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陆锡熊（1734-1792），上海人。乾隆52年隆冬，他终因心力交瘁而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四库馆的学者们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达360多人，另有抄写人员3826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八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七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又称‚北四阁‛。而藏在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的三部，又称为‚南三阁‛。底本存放于京师翰林院。七部《四库全书》中现完整保存下来的仅三部。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自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提要》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当时的大学者朱珪在《纪晓岚墓志铭》中也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对该书有着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虽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就曾‚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给纪昀等莫大的压力。

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据说乾隆帝时不时会驾临四库馆。有一年夏天，汗流浃背的纪晓岚忽然见皇帝来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穿上衣，遂赶快躲到桌子下面。其实此时乾隆帝也知道他在桌子底下，最后就装着没看见走了。皇帝出门以后，纪晓岚问身边人：老头子是否走了？恰好被跟着的和珅听见，他以此来问罪纪昀，你为什么敢称乾隆皇帝是个‚老头子‛？这个野史里说得更是有声有色。纪昀说，‚老，万寿无疆则为老；头，万民之首则为头；子，昊天之子则为子。‛他解释得非常圆满，乾隆帝当然也很欣赏。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余嘉锡曾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宋明人著作涉及辽金元少数民族史实，一概在查禁之列，投降清朝之人的文集因其人无节操在禁毁之列，一些戏剧、小说因为事关风化也不许留传后世。最糟糕的是，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而根本不加任何标注，现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些书籍的可靠性遂成疑问。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的书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约八万块。同时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据《清文字狱档》记载，《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清代为宋代后文献学发展之又一高峰。清儒长于考证，小学基础扎实。清代考据亦称清代汉学，尤以乾嘉时期成就最著。

语言文字方面，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成就最著，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康熙年间之《康熙字典》、阮元主编之《经籍纂诂》为影响极大之字典工具书。

经学方面，主要成就为经传的整理与考辨。著作极多，大家辈出。历史文献及周秦诸子文献整理方面同样成就不菲。史学上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大家。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著名史学理论著述。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等均成就突出。

清代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亦大。

清代著名文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纪昀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章学诚等等。

晚清（近代）文献家著名者有龚自珍、魏源、廖平、皮锡瑞、俞樾、孙诒让、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罗振玉等。

5，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期问题。

1930s，蒋元卿《校雠学史》分五期：发轫时期（先秦）、建立时期（两汉）、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复兴时期（唐宋元明）、鼎盛时期（清及近代）。

1990s，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分六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

其他分法（略）。

六、思考题：

1，如何理解“文献”一词古今含义的演变？

2，现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内容较之古代有何变化发展？ 3，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现实意义究竟如何？

七、参考文献： 1，洪湛侯著：《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孙钦善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一、教学目标：

通过绪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了解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认识掌握古典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性质。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2）古典文献的主要类型。2，教学难点：

中国古典文献主要类型的区别及其性质。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1，甲骨文的时代及其文献价值。

甲骨：龟甲。兽骨的合称。甲为龟甲的腹板；骨为牛肩胛骨或胫骨（也包括猪、羊肩胛骨）。

甲骨文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典文献与系统文字。其内容为记载殷商时代王室占卜及其相关记事。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又称“殷墟书契”或“殷墟卜辞”。

甲骨文于1899年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后为刘鹗（字铁云）所得，拓印出版名《铁云藏龟》，为著录甲骨文之第一部著作。后罗振玉、王国维等陆续搜求整理，董作宾、郭沫若等贡献亦多。罗、王、董、郭合称“甲骨四大家”，亦称“甲骨四堂”（罗号雪堂，王号观堂，董字彦堂，郭笔名鼎堂）。

1959年社科院编辑《甲骨文合集》13册，后由中华书局1978－1982年间出版，为甲骨文研究之权威文献。

1970s-1980s，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发掘出土周代甲骨1000余件，有文字者约300多片，共刻文字约900个。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含拓片）14－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者不及一半。

甲骨文对研究商周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之文献价值。王国维、郭沫若等利用卜辞考索殷商制度、文化与历史，均取得丰硕成果。甲骨学已成为与古文字学、古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分支学科（参第十章之“甲骨文献及其整理”）。

2，金石文字的历史与“金石学”的主要成果。金，指青铜器（铜、锡合金）。铸于青铜器上之文字即金文，与石刻文字合称金石文字。殷、周均有金文，又称铭文、铭辞。现存最早之石刻文为秦刻石鼓文，为刻于十方鼓形石头上之十首四言诗。秦始皇巡游天下，先后刻有泰山、琅邪、芝罘、碣石、会稽等七处石刻，现存唯琅邪石刻。后汉“熹平石经”、曹魏“三体石经”亦是著名石刻文字。

金石研究起源颇早，至宋代形成专门之学“金石学”。学者对青铜器及金文拓本搜集整理、金石文字考释方面成果卓然。有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近现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社科院编《殷周金文集成》，另有金石学者编纂《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3，竹木简牍及出土主要简牍文献。

竹，竹简；木，木牍。合称简牍。简牍或在殷商即已出现，但出土文献显示主要集中于战国至汉、晋时期。东晋以后，纸张基本取代简牍。

竹简剖开成片后，为防蛀和便于书写，需用火烤干其水分，谓之“杀青”，亦称“汗青”。

一般单支竹片为“简”，连缀后为“策（册）”，多以帛或丝连缀，亦有以熟牛皮（韦），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是。竹简一般长二尺四寸，长短或有不同。连缀成册者为一卷，长篇者多一篇一卷或分卷，短篇者亦可数篇合卷。

木牍一尺见方者称“方”。《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即百字以内者多书写于木牍。单片木牍多书写公文、函柬等，汉代标准长度为一尺，后世因称书信为“尺牍”。木版大者称“业”，后世“肄业”、“毕业”亦由此而来。

西晋太康年间（281），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凡书75篇，10万余言。后整理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1930s西北发掘居延汉简，1970s山东出土银雀山竹简均意义重大。

4，缣帛的优劣与重要帛书文献。

缣（jiān）帛，即丝织品。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之优点如轻柔、易于卷舒、便于剪裁等，但其价格昂贵，亦不便长久保存，故缣帛文献出土相对较少。

1940s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一批著名帛书后流失国外。1970s长沙马王堆西汉王陵再次出土重要帛书，有《老子》等，价值极高。

纸张出现后，缣帛亦逐渐退出，但至唐代亦有缣帛书信。

5，纸质文献的历史沿革。

纸，原指漂洗蚕茧时附于筐上之絮渣，先秦即有“絮纸”记载。后来缣帛有时也称为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可见丝织纤维在前，植物纤维在后。

中国造纸历史悠久。1933年于罗布泊发掘之中国早期植物纤维纸，早于蔡伦造纸150余年，此当为西汉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成本，使纸张普及成为可能。

纸张价廉物美，作为文献载体，其优点多而缺点少，故最终取代了其他载体而成为文献载体之主导。纸张普及自东晋开始，南北朝更趋流行，宋代随着印刷术之发明，造纸水平也不断提高。宋以后，图书文献基本一统天下。造纸术堪称文献载体之一大革命，亦是人类文明史之一大革命。

6，当代电子文献的时代特色。

电子载体的特点：一是“无形”，二是“存储量大。

电子文献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使用和收藏方式。电子文献逐渐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相结合的多媒体形态，且以更大容量、更便捷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服务。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

1，由口头传抄到书面文献：文字诞生的重要意义。

未有文字之前，人类传播信息基本靠口耳相传，即所谓“献”。早期的神话与歌谣即是靠口头传播下来的。

文字的发明，使文献传播有了赖以固定和长久保存的基础。文字传抄不但使文献得以久传后世，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口耳相传造成的“失真”。《吕氏春秋·察传》所谓“数传耳白为黑，黑为白”，所谓“以讹传讹”，确是口传文献的明显缺陷。

2，历代文献传抄形式的演变及其意义。

文献载体大致经历了由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电子的不同时代，与之相一致，传抄方式也大致经历了刻写－书写－印刷－拷贝（copy）四个阶段。

刻写为最初、最原始的方式，因受载体及刻写速度等的限制，刻写文献文字数量有限、总量不大，规模较小。

书写直到现在仍是文献传抄的最重要方式，电子拷贝不能代替书写，将来也很难完全代替。书写工具由传统的毛笔发展为现代各种更便捷的书写工具，载体也不断更新发展。

由书写到印刷是文献传抄史上一次质的变化。造纸术和印刷术均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尤其是印刷术，给文献整理和流传带来革命性的意义。刻写、书写均属“一对一”的传抄，而印刷则是“一变多”的传抄，它解决了大量生产和流传的问题，以高效、便捷的方式传播文献，又为人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而电子拷贝的出现则是文献传抄史的第二次质变。它使文献存储方式和存储容量发生空前变化，其传抄速度更加迅速，随着网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文献传抄将在时间上接近即时，空间上达到无限。电子文献拷贝存储量巨大、无纸化传抄的方式正给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全新的思路与发展空间。

第三节 古典文献的类型

1，总集的性质、分类与发展史。

总集是汇合两人以上作品的合集，它可以为一个朝代或多个朝代作品，可以是一种文体或多种文体，可以为作家全部作品或部分作品。一般以诗、文或诗文合集为多。

《诗经》我我国最早之诗歌总集，后来归入“经部”。刘向编辑《楚辞》，后世有称为“总集之始”。而晋代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为早期之诗文总集，未能流传至今。萧梁太子萧统主持编纂之大型诗文总集《文选》为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对其研究后形成专门之学“文选学（选学）”。

总集按编辑时段和体裁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通代的有选择的编集多种文体作品的总集。如《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等。

二是断代的有选择的编集多种文体作品的总集。如宋姚铉《唐文粹》，宋吕祖谦《宋文鉴》等。

三是通代的不加选择的专门文体作品总集。如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代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

四是断代的不加选择的专门编辑一种文体的全部作品的总集。如清董诰等编《全唐文》，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等。

五是通代的有选择的专编一种文体的作品总集。如梁徐陵编《玉台新咏》。六是断代的有选择的专编一种文体的总集。如清吴之振等编《宋诗抄》。七是按作者地域群体或宗派关系编集之作品总集。如北宋杨亿之《西昆酬唱集》，五代赵崇祚《花间集》，元方回《瀛奎律髓》等。

总集文献价值重大，尤其是通代或断代的全集更为学习、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目前正在整理的全集尚有《全宋文》、《全明诗》、《全清词》、《全清诗》等。

2，别集的性质、命名、编纂体例与文献价值。别集为搜集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之著作。

刘向整理群书已有别集，当时有集之实而无集之名。

东汉以后，别集渐多，其名称亦繁多。张舜徽《旧学集成》曰：“凡自褒所为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者，大抵沿前世旧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类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或曰遗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类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分，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抄，或曰文录，或曰文编，或曰文略，或曰遗文。名目繁多，不可胜数。”

别集编纂体例主要有分类、分体、编年三种。分类，即按作品内容分类编排，宋人多类编别集，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分体，即按作品体裁、文体编排，如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按古赋、古诗、乐府、古近体诗、序文、记颂赞、铭碑祭文等文体编排。编年，即按作品写作年代顺序编排，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别集流传情况复杂。唐以前别集的宋刊本基本失传，元刊本有少量流传，多数则为明清以来翻刻本。因翻刻而出现讹、脱、衍、倒等文体较多，选择善本、精校本可减少讹误。

别集数量多，价值大。其收录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为研究作家生平、背景、思想等的主要依据。别集之序、跋以及相关资料为研究作家作品提供很多便利。别集也是总集、丛书编纂的基础。

3，单行文献与别集的区分及其分类。

单行文献，指单独印行的一个或几个作家的一种作品或著作，又称单行本。单行本与别集区别：别集作者只能是一位，作品可为全部，也可为部分；单行本作者可为一位，也可为多位，但只能是一种作品或著作。单行文献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单行的文论文批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二是诗、文、词、曲、小说等单行作品，如《战国策》、《世说新语》、《水浒传》、《桃花扇》等。三是从某种著作中选出之一篇或一组作品，如《离骚》（从《楚辞》中抽出），《古诗十九首》（从《文选》中选出）。

4，丛书的种类、发展与文献价值。

丛书，即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理念与体例编校，冠以总名，以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的文献类型。

“丛书”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笠泽丛书》，此书并非后来意义之丛书，只是陆龟蒙个人诗文集。现一般认为南宋俞鼎孙、俞经编辑的《儒学警悟》为最早之丛书。南宋左圭编纂《百川学海》则为大规模综合丛书之先声，其收书达100种，170余卷。

丛书应在印刷术发明的基础上方能产生的一种文献类型。

丛书种类按内容有综合性丛书和专科性丛书。前者最著名即《四库全书》，后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后者专收某一学科、某一文体或某一类别之书。如文学方面，明无名氏编《唐五十家诗集》，为最早的唐代诗集大型丛书。清朱孝臧编《彊村丛书》，收书179种，含唐至元词总集5种，别集174种，为后来之《全宋词》奠定了基础。明毛晋编《六十种曲》，为明传奇戏曲丛书。清何文涣编《历代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为诗话方面代表性之丛书。

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献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集”；上海古籍编“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等均有重要影响。

丛书文献价值明显，能相对满足读者对特定文献的要求，便于阅读、研究。张之洞《书目答问》单列“丛书”类，并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

5，工具书的性质、类别与使用。

工具书为搜集一种或多种资料，按照一定编排体例和检索方法编写的、主要供人查阅的知识型文献。工具书与普通文献的界限是相对的，“查阅”的含义也是相对的。

与古典文学文献相关的工具书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书目、索引。为查阅文献的自然状况的最常用工具书。文献自然状况包括书名、作者、篇数、卷数、版本、内容提要、类别等。我国最早的书目为刘向、刘歆编辑之《别录》、《七略》（后亡佚）。《七略》部分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汉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为重要的书目文献。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意义。

索引又称“通检”、“引得”（index音译）。书后编写索引为西方学术传统。索引通常含四方面内容：按一定的排列法编排；有明确的索取范围；有特定的检索对象；注明标目在文献中的位置。索引可帮助迅速查找所需之资料。索引种类又可分为专名索引、印书索引、篇名索引、词语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

二是字典、词典。为最普遍常用之工具书。中文字典、词典编纂与汉字特性密切相关。古代以训释字形为主的称字书或字典，如《说文解字》；以训释字义、词义为主的称训诂书，如《尔雅》；以讲字音为主者称韵书，如《广韵》。现代字典、词典一般按照字序（形序或音序）、部首、笔画、四角号码等编排。

《说文解字》为最早之字书；《尔雅》为最早之词典。今人常用之字典、词典有《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

使用工具书要明确工具书的类别，了解工具书的性质、熟悉编排体例，尽量使用权威工具书，对疑难字词可多种字典、词典参互使用，鉴别取舍。

三是类书、政书。类书为古代分类式资料汇编的工具书，多采辑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可分若干子目，供读书写作时查阅、征引。类书搜集资料广泛，内容丰富，被成为中国古代之百科全书。古代类书还可为科举考试之参考资料。

最早之类书为三国曹丕时所编《皇览》（已佚）。南北朝类书也基本亡佚。现存类书多为唐宋以后所编。唐代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明代有《永乐大典》、《经济类编》等，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类书保存大量文献资料，为辑佚、校勘提供极大帮助，亦是今人研究古典常用之工具书。

政书为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它搜集历代或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加以编排和叙述，具有制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性质。最早之政书为唐刘秩的《政典》，杜佑扩充为《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为极重要之典章制度史，后有“九通”、“十通”。另外，会要专记断代典章制度，唐苏冕为创始，著《会要》（宋王溥修订为《唐会要》100卷），王溥又编《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编《两汉会要》，宋政府组织编纂《宋会要》，后有《明会要》、《春秋会要》、《战国会要》、《秦会要》、《三国会要》等。

四是历法、纪年。（略）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

附：干支常识

中国古代用干支纪年、月、日、时。天干地支简称‚干支‛，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注：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以甲子始，以癸亥终，周而复始。古人以此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叫‚干支纪法‛。

传说早在中华始祖黄帝建国时，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金木水火土)，始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为纪历之符号。根据《五行大义》中记载，干支是大挠创制的。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枝干名也。‛

我国历法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29.5306天）为一月，以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365.2419 天）为一年，为使一年的平均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相符，设臵闰月。据记载，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开始采用十九年七闰月法协调阴历和阳历。

天干地支，是古人建历法时，为了方便做60进位而设出的符号。对古代的中国人而言，天干地支的存在，就像阿拉伯数字般的单纯，而且后来更开始把这些符号运用在地图、方位及时间(时间轴与空间轴)上，所以这些数字被赋于的意思就越来越多了。

古人(一说黄帝)观测朔望月，发现两个朔望月约是59天的概念。12个朔望月大体上是354天多(与一个回归年的长度相近似)，古人因此就得到了一年有12个月的概念。在搭配日记法(十天干)，产生阴阳合历，发展出后来的天干地支；较为成熟时应该是在夏商周三代。

五是地理、方志（地方志）。（略）地理类主要有历代史志《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我国记载某一区域（地方）自然与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地方文献即方志（地方志），为地方史与地理的结合。方志著作极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地方志有8000多种，类别以府志、州志、县志最多，另有以全国为对象之“一统志”，以省为对象的“通志”，小范围的乡镇志、边关志等。

六、思考题：

1，古典文献载体形式的演变有什么特征？

2，印刷文献与电子文献的出现在传抄史上分别有何重大意义？ 3，总集和别集的关系如何？

七、参考文献： 1，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徐有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目录学的悠久历史与主要成就，了解古典目录的分类与沿革。认识掌握目录学是治学的重要门径及如何利用目录学著作。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目录学的历史发展与主要成果。（2）古典目录的分类及其利用。2，教学难点：

如何引导学生利用目录学著作为学习和研究服务。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目录与目录学的定义。

所谓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目录在古代有“录”、“略”、“志”、“叙录”、“解题”、“提要”、“考”、“记”等异名，而汉晋以后，“目录”已成通名。

目录学则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之学，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2，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的区别。

一书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书的篇名和该书各篇叙录（或只有篇名没有叙录）。一书目录出现较早，《诗》、《书》之序，《周易》之《序卦传》就可看作早期之目录。而《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则为更典型的一书目录。一书目录多是一书的组成部分，附本书以行。古人多撰成全书然后编定目录，故目录通例在全书之末。

群书目录为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图书的书名和叙录（也有无叙录者）。它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成帝时，刘向校定群书，作《别录》，后刘歆作《七略》，均是群书目录的范例。

群书目录因著录众多文献，比一书目录作用与意义更大，其编排、著录也往往复杂和艰难。因之群书目录为目录学研究之主要对象。

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与主要目录学著述。

中国古代目录学萌芽于先秦，而正式兴起于西汉。随着汉代重视文献与文化的发展，散失文献得以集聚收藏，整理工作也应运而生。汉初即有张良、韩信等序次兵法，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又广搜遗书，并名学者刘向遍校群书，编写篇次，撰写撮述全书大意之叙录，汇成《别录》。刘向开创了叙录体目录的范例。叙录现存《战国策叙录》、《晏子叙录》等八篇。哀帝时，刘歆又在其父基础上，“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虽不存，但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

东汉继续重视图书整理与目录学工作，班固《汉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先河。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继续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官修目录十余种。唐宋目录学蓬勃发展，官修目录质量提高，史志目录有较大发展，私家目录也开始兴起，并有目录学理论的探讨研究。《隋志》、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古今书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为目录名著。

元代目录学相对欠发达，有《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与钟嗣成《录鬼簿》（元杂剧专科目录）。

明清为目录学繁盛时期。明代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等较为著名，吕天成《曲品》为明代传奇专科目录。清代目录学最盛，《清史稿·艺文志》载各类目录百余种。数量多且内容、体例有开拓。《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为目录学史上巨著。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之洞《书目答问》亦为目录名作。

第二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1，古代书名的特征。

书名项为著录文献的名称、篇（卷）数以及作者姓名、附录等内容，反映图书的外貌特征。例：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隋书·经籍志》）书名项为目录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没有书名不能成其为目录。早期文献大多没有篇名和书名，现有篇名和书名为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如先秦诸子著作《墨子》、《孟子》等，《孟子》有“梁惠王”、“公孙丑”等七篇均取各篇开首数字。

书名有时反映了文献主旨或著作形式等内容。如《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

2，叙录的源起与体例特点。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

叙录为古代图书目录中最重要的结构部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叙录起源于刘向，其整理群书，所作《别录》，今存《战国策叙录》等数篇。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为叙录体目录。

如《郡斋读书志》卷二“毛诗正义”条：

《毛诗正义》四十卷。右唐孔颖达等撰。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后，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清《四库全书总目》为叙录之集大成，所作提要灵活多样，简明扼要，堪称古代提要目录的代表。如《柳宗元集》提要：

臣等谨案：《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韩醇音释。醇字仲韶，临邛人，其始末未详。宗元集为刘禹錫所编，其后卷目増损，在宋时已有四本：一则三十三卷，为元符间京師开行本；一則曽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献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即禹锡原本。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禹锡作序，称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见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参校，独据此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于后，盖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为之笺注，又捜葺遗佚，别成一卷附于《外集》之末，权知珍州事王咨为之序。醇先作《韩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书盖与张敦颐《韩柳音辨》同时并出，而详博实过之。魏仲举《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说。明唐觐《延州笔记》尝摘其《南霁云碑》，不知汧城凿穴之奇句，本潘岳《马汧督诔》，是诚一失，然不以害其全书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古代目录书的叙录，写作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如《四库提要》即根据各书内容特点即版本、校勘等情况各有侧重，灵活变通。目录学家有所谓“传录体”和“辑录体”之说等。

传录体叙录，始于刘宋王俭《七志》。王俭偏重于作者传记而不述图书内容主旨，《隋书·经籍志》批评其“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因其不能全面揭示图书内容及其价值得失，而不受目录学家推重。

辑录体叙录，是辑录诸家评述和其他书内有关资料而成的叙录。其特点是不由叙录撰写者自己直接介绍评述，而是广泛汇集已有相关资料。其萌芽于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之“总经序”，而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马端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价值颇大。辑录体叙录对目录学史影响深远。

3，类序的种类与学术意义。

类序包括各大类（略、部）之序和小类（种、类）之序两种。目录学有称大类之序为“大序”或“总序”，小类之序为“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

类序为古代目录中介绍某一类图书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叙录一起，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类序起源于刘歆《七略》之《辑略》（后佚）。《汉志》继承《七略》，而将其分散于各略、各家之后。此后多仿刘、班体例。

例：《汉书·艺文志》关于诸子之小说家著作之小序：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关于诸子著作之大序：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蹵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书名、叙录、类序三项，为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但不同体例的古代目录，有时三项俱全，有时仅具一两项。大致而言，有下列三种体制：一是部类之后有类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三项俱全者。如《郡斋读书志》、《四库提要》等。二是有类序而无题解的，如《汉书·艺文志》，《隋志》同。三是类序、解题均无，仅有书名一项。如《新唐书》、《宋史》、《明史》等艺文志。

第三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1“六分法”与“七分法”的基本情况。

“六分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创始于《七略》。西汉末年，成帝令刘向等整理群籍。刘向领衔，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李柱国校方技。后刘歆继续整理为《七略》，含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为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不是图书分类。实际为“六略”（即“六分法”）。《七略》基本为《汉志》继承，据《汉志》，其“六略”类目如下：

（1）六艺略（九种）：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2）诸子略（十种）：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3）诗赋略（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4）兵书略（四种）：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5）数术略（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方技略（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六略（六分法）将各类典籍分门别类，条理井然，开创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先河，确为文化学术史上的伟大创造。其后学者多沿用六分法。魏晋南北朝之时，又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七分法。

刘宋王俭为秘书监丞，依《七略》别撰《七志》，据《隋书·经籍志·序》，其分类名目如下：

（1）经典志，（2）诸子志，（3）文翰志，（4）军书志，（5）阴阳志，（6）术艺志，（7）图谱志。附道经、佛经二类。实为九类。图谱及道经、佛经为其新增。

萧梁阮孝绪撰《七录》，斟酌王（俭）、刘（歆），分内外二篇。内篇五录：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佛法录，仙道录。

《七志》、《七录》均继承《七略》传统，而又反映魏晋南北朝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

2，“四分法”的演变历史。随着学术和文献状况的发展演变，图书分类法也在不断加以调整或改革。由《七略》六分法到四部分类并最终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其本身就是一部学术史的折射。

四部分类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曹魏时，秘书郎郑默“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制成国家藏书目录《中经》（失传）。稍后西晋秘书监荀勖因《中经》而著《中经新簿》，分群籍为甲乙丙丁四部，据《隋书·经籍志·序》，其分类如下：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荀勖四部实际即经、子、史、集。此当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开端。又据《隋志》，其后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至东晋，方才重新搜集整理图书。大著作郎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荀勖四部为“五经、史记、诸子、诗赋”。后世经史子集分部顺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志》）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发展荀勖、李充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隋志》分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附加道、佛15类，构成55类图书分类。从此，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正式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3，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文献的概况。（1）经部：

经部著录儒家经典与后儒解经之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儒教经书初为“六经”（《乐经》消亡，实为五经），东汉时增加《孝经》、《论语》，合为“七经”。唐代又分《礼》为《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再加上《尔雅》，共为十二经。至宋代理学家将《孟子》地位抬高，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孟子》列入“经”的行列，“十三经”正式诞生。由《七略》之“六艺略”到四部之“经部”，儒家经学书籍一直列于群籍之首，其数量也可谓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达1773部，20427卷。

（2）史部：

《汉志》无史籍类，而附于“六艺”之“春秋”类中。晋荀勖《中经新簿》始设史籍，后对史籍划分渐细，《旧唐书·经籍志》云：“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后世仍有调整增设。

（3）子部：

《汉志·诸子略》含诸子十家，合并“兵书”、“数术”、“方技”三大类，唐以后又增释家、道书（神仙家）、艺术、类书、谱录等类，使子部内容庞杂，包罗哲学、军事、农业、医药、天文、数学、艺术、手工、饮食、动植物及阴阳五行、风水占卜和类书等各方面著述。其小说类还包括小说一类文学作品。

（4）集部： 以《汉志·诗赋略》为基础不断扩展而来。《隋志》有“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世增设“文史”，《四库全书总目》又增设“词曲”，共为五类。

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为与经学有关之著作，史部专科性较强，集部特点也较明显，而子部相对庞杂，凡难以归入其他三部者，全部归入子部。

4，其他分类法（略）。

第四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1，中国古代国家图书目录概况。

国家图书目录即所谓“朝廷官簿”，一称官修目录，为朝廷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西汉成帝、哀帝时期，令刘向等整理群书，最后编成《七略》，是为国家图书目录之始。后历代多有编纂，主要如下：

魏《中经》，郑默撰，已佚。西晋《中经新簿》，荀勖撰，已佚。东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撰。隋《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牛弘撰，已佚。唐《开元群书四部录》（即“群书四录”），殷践猷撰，已佚。宋《崇文总目》，王尧臣撰，已佚。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明《永乐大典目录》，解缙等撰。清《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等撰。

国家图书目录根据国家藏书而编成，著录图书全面丰富，基本代表各个时期国家藏书水平，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文化学术事业发展状况。这类目录基本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同魏晋以后国家藏书按四部陈列相一致。

2，史志目录的主要著作。“史家著录”，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包括历代正史原有或后人补修的“艺文志（经籍志）”。自《汉书》在《七略》基础上著成《艺文志》（一卷）始，后历代正史原有目录者有：

《隋书·经籍志》（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史·艺文志》（八卷），《明史·艺文志》（四卷），《清史稿·艺文志》（四卷）。

以《汉志》和《隋志》最为著名。因历代正史“艺文志”所缺甚多，后来学者多有补修与补注者。其中有《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撰）、《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撰）、《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等数十种。

1955年始，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十史艺文经籍志，至1982年出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重版洪业等编纂之《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颇便检索。

史志目录多为后代史家根据以前国家藏书目录编制或根据各史列传、旧有目录及其他文献资料补撰而成，并不是严格、全面的藏书目录。所录范围或包括本朝及前代图书，或只录本朝著述（如明、清二志），有些史志目录并撰有叙录，学术价值颇高。

3，私家目录的历史与重要成果。

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或说刘宋王俭《七志》即属于私家目录，稍后阮孝绪《七录》亦是。但二者均非私人藏书目录。

私家目录主要是指私人藏书目录。我国私人藏书历史悠久。《庄子·天下》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汉代私人藏书风气渐盛。其后历代均有藏书大家。

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约起于南朝宋齐时期。见于记载者，以萧梁任昉为始。《梁书·任昉传》载：

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

雕版印刷产生之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日盛。私人藏书目录也愈多。唐代有名者三家：吴竞《西斋书目》、蒋彧《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均亡。

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尤袤《遂初堂书目》 其中前二家尤为著名。《郡斋读书志》撰成于1151年前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全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大序，每类之首又有小序。每书写有提要，介绍作者生平，讨论书中要旨，或评论学术渊源，叙述篇章次第。其上承刘、班，下开陈振孙、马端临，意义深远。

而《直斋书录解题》后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2卷（原56卷），详加校订，即武英殿本。亦按四部编排，无总序和大序，只有七类小序。书目将《论语》、《孟子》并列单设一类，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状况。明代私人藏书目录约有十余家，如周弘祖《古今书刻》、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清代私人藏书大盛，私家目录亦难以计数。著名者有：

钱曾《读书敏求记》等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私人藏书目录为古代目录中最丰富多样的一类，尤以宋、明、清三代为盛。多数著录详细，加以提要，对读书治学极有帮助。私人书目又因收录正统书目不收之小说、戏曲等，因而可补官修之缺。

4，丛书目录及其成果。

丛书为一种按照一定编辑原则汇聚群书的形式，其特点为仍保留各书原名和原有体例，而冠以一个总书记名（如《四库全书》），一同抄刻或印行。丛书便于利用，价值重大。张之洞《书目答问》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因丛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其书目也地位独特。

《四库全书总目》、《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等均是重要的丛书目录。而专门性丛书目录，以嘉庆四年（1799）顾修编录《汇刻书目初编》为最早。“汇刻书目”即丛书目录，此书收录宋元以来丛书260余种，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后有续补之作，如光绪时朱学勤、王懿荣《汇刻书目》，清末杨守敬《丛书举要》。而影响最大者为《中国丛书综录》，由上海图书馆编写，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收录全国41个大型图书馆各类丛书2797种，最为完备，且便于检索。

5，其他目录著作。（略）

主要有：地方文献目录，推荐书目录，专科目录，禁毁书目录，目录之目录等。

第五节 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1，对了解历代文献状况与学术盛衰的意义。目录著述以其特有的形式为人们了解、检阅图书提供极大的便利。各类目录（尤其是官修目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代官藏文献典籍状况，并大致反映了一代学术盛衰情况。

《汉志》著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汉时期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1254篇为西汉之作。据此可知西汉诗赋创作之发展状况，而秦代仅有“杂赋九篇”，没有诗歌，又可见秦代无文的状况。

2，对把握学术流变的意义。

刘、班目录学著述，均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并成为目录学之重要特色与优良传统，目录学因此也被称为“流略之学”。

目录著作对文体兴起、流变、盛衰、得失往往予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显示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对文献类别之产生、发展予以交待；从古代目录的分类及其图书著录情况方面，往往也能窥见学术演变的规律。如《隋志》较《汉志》，增加诸多新的文献种类，包括文学理论著作、佛学、道教著作等，正鲜明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的流变状况。

3，对学习、研究和整理古典文献的意义。

古典目录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使其具有很强的学习研究方面的指导意义。学习研究学术，最要辨明源流，考察得失，否则如在黑暗中摸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明目录，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江藩《师郑堂集》：“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张之洞亦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文献古籍整理，也须借助目录。目录保存关于文献方面大量的原始资料，要整理古籍、考订作家，必须充分利用目录、版本。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举古代利用目录学考辨古籍之六项方法：

一曰以著录之有无断古书之真伪；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如考察“三家诗”流传亡佚情况：据《汉志》，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三家皆列于学官”。《隋志》仅著录《韩诗》与《韩诗外传》，其《诗》类小序曰：“《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仍著录《韩诗》及其《外传》，至《宋史·艺文志》则仅录《韩诗外传》而未见《韩诗》，可见《韩诗》于宋代已然亡佚。考察几部目录学著述，三家诗存亡情况基本可知。而目录学对整理研究古代文献之意义也不言而喻。

六、思考题：

1，中国古典目录学形成、发展的基本线索如何？ 2，古代目录在基本结构和分类体系方面有哪些特点？ 3，如何认识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七、参考文献： 1，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2，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三章 古典文献的版本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籍版本的源流与版本的重要性，认识古籍版本的类别与纸书的不同装帧样式，初步掌握版本鉴别与选择的相关知识。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籍版本的类别与纸书样式。（2）古籍版本鉴别与选择。2，教学难点：

如何鉴别与选择中国古籍版本。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版本的源流及名称

1，版本的定义与现代版本的概念。

版本，严格意义是版刻（雕版）印书出现以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最初印版为木板雕刻而成，故又名“板本”。

而“版（板）”和“本”很早就作为书籍文献的名称在使用，因此，广义版本又指一切形式的书本。

中国古籍历史久远，相传三皇五帝时代即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典籍，多不可信。而《尚书·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或属可信。殷墟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然目前尚未出土殷商“典”、“册”文献。

书籍的载体由甲骨到青铜到石头再到竹木、缣帛等，逐渐向后世严格意义上的书籍方向发展。石鼓石刻已具备书籍规模，简册（简策）则已成为一种正式书籍的形式。

“本”原为木之根，后书籍文献的原本亦称“本”。《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其后简册之制既废，写书者借人之书传录，则称所借者为“本”。《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乃借本讽之。”

版本之称，正式起于雕版印书。《梦溪笔谈·技艺》：“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曰：“唐以前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可见宋人“板本”乃指与“写本”相对之雕版印刷之书本。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雕版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版盛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

随着书籍文献的发展，版本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它囊括了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同时包括雕版之前的写本和之后的抄本、活字本、手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各种类别，也包括新式印刷的各种书本。现在，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电子音像制品，也是一种广义的书籍，同样有版本问题。

2，了解版本的重要性。

重视版本是我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之一。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不同版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读书能获得好的版本，意义十分重大。张之洞《书目答问》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四部丛刊》编辑者则称：“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录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若仅以时代先后论之，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选择版本，是出版高质量文献的保证，也是文史研究者高质量研究的基础。

而现代意义的版本很大程度上又与知识产权相联系。现代法律制度规定，著作者享有著作权，出版者享有版权。而无论著作权还是版权，其物质形态都是某一版本。我们选择某一版本，也就形成了与著作人及版权人的法律关系。因此，重视版本的选择和使用，应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想意识。好的版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研究的便利。

第二节 版本的类别 1，写本的性质与种类。

写本亦称手写本，即成书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为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主要版本形式。唐以前的纸书均为手写本。印刷术发明后以至明清时期，手写本仍然存在。一是刻本面世之前，几乎所有书籍均有写本之阶段，二是有些大型类书或需求量极少的书籍，不便刻印而只能以写本形式流传（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

写本因其性质与作用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手稿本。作者亲笔所写，多增删修改，一般有署名和序跋，最能体现作品原貌，反映作者的创作过程。

二是稿本。非作者亲笔所写，但经过作者校改，一般有作者印鉴。又称清稿本，也能体现作品原貌。

三是抄本。未经作者过目，更无作者笔迹。或从稿本过录，价值仅次于稿本；或为传抄，其价值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一些难得珍本正赖抄本得以流传。时代自唐抄本至清抄本均有。时代难以确定者统称为旧抄本。

2，刻本的历史与分类。刻本指在板木上刻字刷印而成的书籍。刻本始自唐代，分类复杂，因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不同分类。

按时代论，有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刻本等。唐刻本现存极少，现存最早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五代刻本传世亦甚少，国内现存有杭州雷峰塔所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宋代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校勘精审，刻印精美，堪称楷模。现存宋刻本几乎都是精品。元刻本首推学校刻本。明清刻本种类多、层次丰富，质量亦参差不齐，需要加以辨别。

按区域论，可分为浙本、蜀本、闽本（因以福建建宁府建安、建阳为中心，又称建本）、平水本（山西）等。浙本、蜀本重校勘，质量较好；建本多考试书和通俗书，建阳麻沙镇刻本粗制滥造，麻沙本几乎成为劣本之代称。

以刻印主体论，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官刻本因单位不同又有监本（国子监刻本）、经厂本（明内府司礼监经厂库刻本）、藩府本（明藩王府刻本）、局本（清末各地官书局刻本）、书院本（各地书院刻本）等不一而足。家刻本、坊刻本均属私人刻本。家刻本多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目的主要是为了流传善本、保存自己或亲友著作，不为营利，一般质量较高。坊刻本由坊主主持，目的多为营利，刻书质量高低差别很大。

以刻印版次先后论，有初刻本、原刻本、重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修补本、增修本、重修本、递修本、三朝本、百衲本、补配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一般以初刻初印本价值最高。

以版式和字体论，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书帕本、插图本、批校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等。

以印刷墨色论，有蓝印本、朱印本、墨印本、套印本等。大抵明人多蓝印本，清多朱印本。

以流通情况论，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通行本指最为流通的版本。

3，善本的定义与范围。

善本即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属于善本，经过名家精校的版本均可视为善本。

善本的范围，《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列有九条：

（一）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含残本与零页）。

（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含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不含印版模糊、流传尚多者。

（三）清乾隆以前流传较少之刻本、抄本。

（四）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之稿本，以及流传很少之刻本、抄本。

（五）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

（七）印刷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本，或有较精版画、插图的刻本。

（八）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行的图书。

（九）明代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者。

按：如从阅读角度看，足本、精本即是善本。孤本指现存唯一版本。

4，活字本与影印本概况。

写本、刻本之外，还有活字本和影印本。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之书本。根据活字原料，有泥活字本、磁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锡活字本、铅活字本。活字排版技术于北宋成熟。泥、铅、锡活字本图书流传甚少，主要为木活字和铜活字本。木活字本最著名者为清武英殿聚珍版，共印书134种。铜活字最著为清《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雍正四年（1726）。

近代西方活字排版技术引进后，雕版于传统活字技术逐渐淘汰，铅活字本成为近代主要版本形态。目前，激光排照技术已普遍运用，即为电子版或电子活字本。

影印本指采用照像制版等工艺使原书或原稿得以再现的复制本。有石印本、胶印本等。影印本能保持文献原貌，出版成本相对亦较低。但影印本的价值主要依赖其所依据的原本价值。

第三节 纸书的装式

1，卷轴装的特点与优劣。

纸书出现后的装帧形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盛行卷轴装，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流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

卷轴装为写本书的主要装帧形式，其缺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称：“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搜集整比，弥费辛勤。”

2，旋风装的特点与优劣。

为克服卷轴装阅读和翻检的不便，旋风装应运而生。

旋风装即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页纸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书页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成为一本旋风装的书籍。旋风装的卷轴不是装在该卷的末尾，而是装在开头。其打开后似一片片独立粘于卷纸上的叶子，故又称“叶子”。又因其将书页鳞次栉比地相连，看似龙鳞，故又称“龙鳞装”

旋风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增加了卷子的容量，又便于翻检，均优于卷轴装。但其不能完全克服卷轴装的卷舒之难，且其散页卷曲后难以平复，故缺点仍然明显，难以被广泛采用。

3，梵夹装的特点与优劣。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筴”。“筴”即册意，后来演化为“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翻经场有新从外国传进来的佛经，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文字横行。写好的贝叶，约磨厚薄多少，形成一摞，再做成两块与贝叶大小相同的木板，上一块下一块地将摞起来的贝叶夹住，然后在中间穿一孔，或在两端靠里的位置上各穿一孔，最后用绳穿孔，绕捆夹板贝叶，一个梵夹装式就算装帧完了。因其是梵文书写，又因其是夹板穿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称其为梵夹。

梵夹装与中国的所谓的经折装，没有任何相通或相同之处。由于贝叶经梵夹装式的影响，中国纸书也有仿此装式的现象出现。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收藏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唐末或五代时书写的《禅门经》一件，纸为长条状，似仿加工好的贝叶，共19叶38面。其夹板穿绳虽早已失传，但两端靠里部位的穿孔犹存，说明它就是当时中国纸书的梵夹装。

梵夹装的优点是每页独立存在，便于翻检。其缺点是穿绳磨断或页洞破损，易造成书页散失或阅读不便。

4，经折装的特点与优劣。

经折装是将卷轴改为折叠式，书纸仍由多张纸粘起来的长幅，但不用卷轴，而是按一定宽度一正一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页，前后则用两块与折页相同的硬板把折页夹起来，类似于梵夹装。

经折装吸收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的经验，比较便于诵读，古代中国佛道二教经典主要为经折装，经折装之名亦由此而来。但经折装的折口容易断裂，断后亦易造成散页，如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5，蝴蝶装的特点与优劣。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称：“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蝴蝶装也简称蝶装，其具体的装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比书叶略长的硬浆湖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了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这就是蝴蝶装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的根本原因。蝴蝶装始自唐末五代，敦煌文献《王陵变》已是蝴蝶装。宋元时流行。但因当时印书只印一面，翻阅时，有时翻到无字书页，颇有不便。因此蝴蝶装也有缺陷。

6，包背装的特点与优劣。

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框外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也称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背的厚度，双痕对折，做为封皮，用浆糊粘裹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前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的特点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包背装有些类似于今日之无线装订，只是其书页为双页。它是对蝴蝶装的改进，出现较早，而盛行明代。包背装版心向外，插架时容易磨损书口，故改蝴蝶装的直立插架为平放，封面也改为软质，类似于今日之平装书。

包背装仍有版心较易磨损等缺点，而线装书最终取代了蝴蝶装和包背装。

7，线装成为装帧主流及其原因。

与包背装的整纸裹背不同，线装书只在前后各加一张护页，连同正文用线装订在一起，不包书背。线装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克服以前各种装帧的缺点，因而最终成为古代图书装帧的主流。线装书约于宋代已出现，今大英图书馆藏北宋写本《金刚经》即是线装。至明代中叶以后成为主流，至今仍有部分古籍采用线装形式。

西方印刷及装帧技术传入中国后，又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装帧形式，现多数古代文献的重新排印本均采用新式装帧，装帧、印刷均更加精美。

第四节 版本的鉴别与选择

1，如何依据版本形式进行鉴别。

第一，验牌记。牌记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即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版权页。一般认为牌记始于宋代。牌记最初环以墨围，是为了区别正文，引起读者注意。后来为了美观而对墨围进行美化，形成单线牌记、双线牌记和花线牌记数种。一般为长方形，也有钟形、鼎形等。通常为一两行文字，用以说明刻书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牌记位置不定，其信息丰富。概言之，牌记内容可反映：刻书过程；所刻字数；刻书部数及定价强调版权；显示版本类型；表明版本源流等。

牌记虽是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亦不可过分迷信。因牌记具有广告性质，特别是一些坊刻本为牟利而作伪，挖改牌记等时有发生。

第二，考刻工。刻工即刻字工匠。古代刻字工匠以刻板计酬，故往往要求刻工于书板上附刻其姓名（或姓名之一部分）。刻工有时为自我宣传也会刻其姓名。根据刻工及序跋、碑记等，较易断定刻本年代。

版本学界颇为重视刻工问题，中外学者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有宋、元、明历代刻工表等著作。然仅凭刻工鉴别版本仍然不够。一是非所有书籍均附刻工姓名，二是很多刻工姓名不全或古今同名，难以考证，三是明清覆刻宋元本，有时连同刻工一并翻刻，造成混淆不清。

第三，看版式。版式即书板样式，包括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版面指纸面上印版所占的面积。其四周以线包围，称版框（又称版匡）。栏线也称界栏，即版面四周的边线，上方为“上栏”，下方为“下栏”，左右称“边栏”或“左、右栏”。只用一条粗线的称“单栏”，用一粗一细的称“双栏”。不同时期、不同出版人往往使用不同的栏线，因之其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依据之一。

行款即行文款式，包括行格和字数，通常以半页计算。各代刻书行款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不同时代每行刻字多寡不一，横竖整齐度也不一，因此行款可作版本之重要参考。

版心即刻板的中心部位，为两半页的分界处，一般不刻正文，而刻有折叠书页标志的“鱼尾”。鱼尾数量、形状有不同，有“单鱼尾”、“双鱼尾”（上下均刻）、“三鱼尾”（上中下均刻），“黑鱼尾”（鱼尾全黑）、“白鱼尾”（鱼尾全白）、“线鱼尾”（以线条表示）、“花鱼尾”（类似花纹图案）等。宋代通行蝴蝶装，鱼尾朝里，故名版心。后改为包背装和线装，版心朝外，故又称“书口”（有黑口、白口、大黑口、小黑口、上黑口、下黑口等之分）。

版式涉及很多版本学问题，综合考察版式各方面，对于鉴别版本帮助极大。第四，查讳字。了解古代文字避讳制度（分避国讳和避家讳两种），一般认为始于周，行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极于清，直至民国改元。文献避讳常有该字、空字、缺笔、改音等。

讳字可作为鉴别版本之一途，但非绝对可靠。一是覆刻本对原本讳字原样保留，容易形成误判，二是书商有故意利用讳字作伪，三是不同时代避讳制度不同，家刻本、坊刻本有时避讳不严，均可造成误判情况。

第五，看字体。古人刻书颇重书法，一个时期或一个区域流行某一种或几种字体，与时代风气、文化传统相关。不同时代与区域刻书之字体往往具有不同特色，因此亦可用来鉴别版本。

第六，看纸墨。刻板印书所用纸墨一般也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亦可用此作为版本鉴定依据之一。

第七，看装帧。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装帧样式，版本装式同样可以作为版本鉴别依据。不过也需注意历代图书装帧的复杂性。

第八，审书名。有些书名前冠以“国朝”、“皇朝”、“昭代”等，可鉴别是否为本朝刻本。

2，如何依据书籍内容进行鉴别。

第一，读序跋。古籍多有序跋，序（叙）有自序、他序两种。跋（跋尾）约始于唐，为置于篇后或卷后之文字，为序言之补充。跋置后则序居首，渐成惯例。一般年代最晚的序跋与该书刊刻时间较近，因此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参考。但要注意序跋是否完整，是否覆刻，是否伪造序跋。

第二，审内容。因文献刻印时间总在成书之后，依据书籍内容即可断定该书版刻之上限。审查内容包括人名、地名、官名、年代、事件等。审查内容需要细致阅读，更需要丰富的文史知识与敏锐的眼光。

3，如何依据前人成果进行鉴别。

第一，读题识。题识即藏书家或其他人在书上留下的题跋识语。古代藏书家对经手图书多仔细鉴定并留有鉴定意见，即题识。好的题识对于鉴别版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名家题识不仅有助于鉴别版本，还提升了版本收藏价值。历代学者普遍重视名家题识版本。但需注意伪造名家题识的情况。

第二，审藏印。古代藏书家喜在收藏之图书上钤以自己的藏书印之类，表明此书为其鉴定收藏。一般说，该版本刻印的下限应早于鉴藏者的年代。且藏书印各有特色，钤印习惯也有不同，因此审藏印可助鉴别版本。但也有牟利书商伪造印鉴的情况。

第三，查著录。注意前人对该书及其版本的著录情况，含文献名称、卷数、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等均对版本鉴别有极大帮助。

除目录著作外，许多学者在书信、日记、札记、文集等各类著作中往往也论及版本问题，同样值得参考。只是不能完全迷信盲从。

总之，鉴别版本是一项复杂而专业的工作，各种方法应参互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注意文献的每一方面特点，仔细比勘，不可轻下断言。

鉴别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选择：选择购买、阅读或收藏。一般最有价值者为善本、孤本，但普通读者难以目睹，更难以得手。

对新刊古籍，也需择善而从。张之洞曰：“此有一简易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本精工者即佳。”今人整理之传统古籍，须尽量选择名家精校、精注本。

六、思考题：

1，掌握版本知识和鉴别版本有何重要意义？ 2，什么是善本？如何判别善本？

3，鉴别和选择版本有哪些常用的方法？又各有什么局限？

七、参考文献： 1，叶德辉著：《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 2，毛春翔著：《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之版本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第四章 古典文献的校勘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原因及错误类型，掌握校勘的几种基本方法。认识校勘成果的不同处理形式。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主要类型。（2）古典文献校勘的主要方法与处理形式。2，教学难点：

如何灵活掌握中国古典文献校勘的不同方法。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与练习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

1，“讹”及造成文献讹误的原因。讹也称误，为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吕氏春秋·察传》：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以上即是典型的文献讹误。由于古代文献先由手自笔录、辗转传抄，唐代才逐渐有刻板印刷，且即使刻印也有精粗之分，所以年代既久，文献讹误势必难免，有些文献文字讹误甚至极为严重。

2，“脱”及脱文的类型。

文献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脱漏一字或数字称为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脱文现象产生应甚早，且也较普遍。

古代简册因编绳断烂，在重编时失去一简或数简称为脱简，后世也称脱文较多的现象为脱简。古书脱页现象也较常见，如《文心雕龙·隐秀》一篇脱去一页，后人予以增补，已非原貌。黄侃称：“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唯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古代脱文甚至有脱卷的情况，如《汉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可见东汉之时《史记》已有十篇（亦即十卷）亡佚。

3，“衍”及衍文的类型。

原稿所无而传抄或出版过程中误增的文字称为衍文，亦称衍字、羡字。衍一字或数字情况多见。如《淮南子·氾论》：“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王念孙校：“‘诵先王之诗书’，‘诗’字因上文《诗》、《春秋》而衍。先王之书泛指六艺而言，非《诗》、《书》之书也。‘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两‘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闻圣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时之本意。’则‘闻’下无‘得’字明矣。《文子·上义》篇正作‘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衍文也有衍出一句以至数句的，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指出其为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语，正是。

4，“倒”及倒文的类型。

倒指原稿文字并无讹误、衍、脱等，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文字前后次序颠倒错乱的现象。次序被颠倒之文字称“倒文”，纠正之则称乙正或乙转。倒文较多的习惯称“错简”。倒文分字倒、句倒、篇章倒等，目录、表格也有颠倒错乱情况。

字倒之例，如《淮南子·人间训》：“家富良马。”王念孙云：“良马本作马良，与家富相对为文。”

句倒之例，如《老子》第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周祖谟指出：“汉代帛书《老子》乙本作：‘随之而不见其后，迎之而不见其首。’”

5，文献多重错误概况。

文献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错误类型即为多重错误。有既讹且脱、既讹且衍、既讹且倒、既脱且衍、既脱且倒、既衍且倒。既讹且脱又衍、既讹且脱又倒、既脱且衍又倒等情况。

两重错误者，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开元天宝遗事·斗花》：“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王士安”实为“士女”之误。是为既衍且讹。

三重错误者，如《淮南子·说林》：“屠者羹藿，为车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处狭庐。”王念孙曰：“‘羹藿’本作‘藿羹’，‘藿羹’与‘步行’相对为文。诸书多言‘藿羹’，无言‘羹藿’者，此写者误倒也。‘为车者步行’本作‘车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为名，故《考工记》曰：‘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此言车者，犹《考工记》言车人也。后人误以车为车马之车，故又加‘为’字耳。‘陶者’本作‘陶人’，与‘匠人’相对为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误。‘庐’与‘卢’同。道藏本、刘本并作卢，庄改‘卢’为‘庐’，未达假借之义。《太平御览·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是为既讹且衍又倒例。

第二节 校勘的资料

1，依据本书的异本进行校勘及异本的种类。

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称：“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书籍异本一般包括： 第一，稿本。稿本为成书时最初文字记录，保持书籍的本来面目，因此为校勘之最可靠依据。稿本又有初稿与定稿之别，定稿更能代表文献原貌。

第二，抄本。稿本为数甚少，留存更少。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以抄写方式流传；印刷术之后，抄本仍是书籍流传之重要方式。抄本特别是旧抄本价值很高。抄本有简书、帛书、纸抄本之分。

旧抄本保留了文献较为原始的面貌，因此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敦煌卷子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古代纸抄本的宝库，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校勘资料。敦煌卷子对唐诗等的校订作用十分明显。

第三，拓本。将刻石上的文献资料用纸摹拓下来，于是形成了拓本。由于不少拓本所据石刻文献比较原始，因此较为可靠，常被用作校勘资料。拓本越原始、越完整，也越可靠，价值越高。

第四，印本。稿本、抄本、拓本总体不多，故校勘之主要资料还是各种印本，包括刻本和活字本。校勘家特别重视那些既早又可靠的本子。

第五，注本。古籍有多种注释方式，注又通常附书以行。附有注释之文献即为注本。注本为文献异本之一，也是校勘的重要资料。

需注意者，注文同正文一样，也会出现各种错误，有无心之错，有被后人改造成错。校勘必须谨慎。

第六，选本。选本可能是抄本，也可能是印本。不少选本编辑较早，较多保留作品原貌，因此可作校勘资料。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第七，校本。凡经校勘之书称为校本。今人校勘当充分利用前人校勘成果，校本正是前人重要的校勘成果。校本的优点是：一是前人据以校书的某些版本及相关资料可能已经亡佚，或某些资料难以见到，校本将其保存或让我们易见；二是校勘者多为专家学者，校勘成果多值得参考。

2，利用他书的引文进行校勘。

利用他书的引文校勘，引用各书较多者为古代类书、古书注及书抄等。

第一，古类书引文。类书节录各书原文，甚至整部收录，不少类书资料原始，为校勘的较好资料。宋人即已用类书进行校勘，清代乾嘉时期尤为广泛。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就最为突出。

但引类书也要特别慎重，因类书编纂往往对原文有删节改易，也有传抄错误。第二，古书注引文。古代有些注本知识丰富、注释严谨，博引群书，较为接近文献原貌。因此古书注也可作为校勘之资料。如王念孙校《汉书》特别注重利用《史记》、《后汉书》、《水经注》等注释。但古注也有对原始文献进行删节改造，因此也需鉴别。

第三，其他古书引文。其他古书引文虽然情况复杂，检索不易，但仍为校勘参考的重要资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者为书抄。汪辟疆《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云：“书抄在六朝唐初最盛，但抄而不类，故与类书不同。今存者如《群书治要》、《意林》，皆可看。亦因其保存古书至多也。”《群书治要》为魏征等撰，于原文皆无增损，较接近原貌，故王念孙父子尤为重视。此外，古代小学类工具书引文较多，也可作为校勘之资。

需注意者，古人引书方式多样，加之文献传抄、刻印难免出错，因此引文与原典不符者时有。校勘引用尤需谨慎。

3，利用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校勘。

本书异本、他书引文之外，一切相关资料皆可作校勘之资。此类资料与原书关系往往间接，援用当更加谨慎。

一是甲骨文。为古代文献之源头，与后世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勘时常可作参考。

二是金文。三是石刻。四是古印、封泥。古印、封泥亦属原始文献，多涉及官名、地名、人名，对校勘有特殊之借鉴。

第三节 校勘的主要方法 1，对校法及其优劣。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错误的方法。首先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比较，把各本异同记录下来。陈垣《校勘学释例》：“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

对校法优点在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的依据。其发现和改正的错误，均有版本上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武断、妄改原文的弊病；而且若将所有异文汇编成校勘记，则无异于汇聚了多种版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即是此种著作。

对校的第一步是广搜异本，以便对照和选择。在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鉴定，确定底本，并按照各本的校勘价值分他本为主校本、辅校本、参校本等。

底本选择为校勘之起点。其选择标准，张之洞归纳为三：一曰旧本，二曰足本，三曰精本（善本）。其余参校本的选择亦可仿此。

2，本校法及其优劣。

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即本校。陈垣《校勘学释例》：“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一书内容前后相联，语言风格往往一致，故可据此而进行校勘。但有的古籍非出自一人之手，或可能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其内容文字往往本身前后不一，因而本校法亦需谨慎从事，以免以此律彼，增加新的错误。

3，他校法及其优劣。

他校即引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或相关文字进行校勘。陈垣《校勘学释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但我们要对他校的资料的可靠程度作出判断。一般而言，时代越早，越接近原貌，也越可靠。应考虑古人引书之不严的通例。

4，理校法及其优劣。

理校即推理式校勘，是校勘的重要的补充方法。当文献材料存在明显错误，而又缺乏足够资料可供比勘时，可采用推理之法加以合理改正。陈垣《校勘学释例》：“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理校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多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

一是语言。根据字形、字音相近的情况来推断并改正。如陈垣校《元典章》吏部卷五“合无滅半支俸”，校曰：“‘滅半’当作‘减半’。”卷六“年高不任部书”，校曰：“‘部书’当作‘簿书’。”因不明词义而造成之错误，亦可通过训诂来校勘。有时还可考虑语法习惯、修辞艺术等等。

二是体例。古书通常有一定的体例，可据此校勘。阮元称：“经有经之例，传有传之例，笺有笺之例，疏有疏之例。”古书正文与注释常易混淆，但二者体例不同，据此也可校勘错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诸侯年表》：“《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考徐注体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孱入，凿凿可据。”

三是史实。文献如有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则可能有两种情况：原稿本身有误，或者流传时致误。校勘之任务即在纠正后一种错误。对于人物、年代、地点、名物制度等的疑问均要详察实际情况，斟酌取舍。如敦煌曲子词之一首《浪淘沙》有“五里竿头风欲平”句，任二北（中敏）《敦煌曲校录》改作“五里滩头风欲平”。对此，潘重规《天真质朴的敦煌曲子词》分析曰：

第一句‚五里竿头风欲平‛，文义不通，任二北没有看到原卷，所以将‚竿‛字改作‚滩‛；但是改作‚滩‛后，仍然和第二句文义不能贯串。其实伦敦斯二六〇七号作‚五雨（两）竿头风雨平‛，伦敦写本‚雨‛和‚两‛往往不分，……《文选》郭璞《江赋》云：‚觇五两之动静‛，李善注云：‚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立军营中。’许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原来古人测候风力的仪器叫做五两，而五两是系在旗杆之颠，所以这句词应作‚五两竿头风欲平‛。

5，综合考辨法在校勘中的运用。

在实际校勘中，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往往参互使用，以便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戴震提倡理校，但在其校勘实践中，也兼用对校、他校等。顾千里（广圻）强调对校，但同样兼用他校、本校以至理校。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更是广泛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校勘成果。

6，校勘记的撰写方法。

为了同原文有所区别，人们早就注意用不同颜色的笔墨来做校勘工作。从汉代开始，学者就如何写校勘记已形成一定的格式，如遇误字，则在校勘记中用“当为”表示。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归纳历代校勘记的十条方法：

一、凡文字有不同者，可注云：‚某，一本作某。‛（或具体写明版本名称）

二、凡脱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字。‛

三、凡脱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某几字。‛

四、凡文字明知已误者，可注云：‚某当作某。‛

五、凡文字不能即定其误者，可注云：‚某疑当作某。‛

六、凡衍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无某字。‛

七、凡衍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字下无某某几字。‛

八、字倒而可通者，可注云：‚某本某某二字互乙。‛

九、字倒而不可通者，可注云：‚某本作某某。‛

十、文句前后倒臵者，可注云：‚某本某句在某句下。‛ 上述情况之一，有前后数见者，但于首见时注明‚下同‛或‚下仿此‛等字样。

第四节 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 1，定本与定本附校勘记。

书籍经过校勘，分别异同，判断是非，然后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文字记录下来，即成定本。凡重新整理编排的文献常采用定本形式。刘向校书已采用此法。最初定本如刘向等所整理者，并不出校勘记；后来定本则多附校勘记，以便复按。

不附校勘记可简单明了，便于阅读。但短处是有时所定正文未必正确，则校勘记可供读者参考取舍。

因此，写成定本之后，附以校勘记，说明校定的依据或理由，是较为审慎的作法。其方法如朱一新《校本意林跋》云：“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

此一方法长处是既有定本之简明，又不至于使人不知定本文字之所出；既便于阅读，又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各本面目。但因其仍是定本文字，对于读者不免先入为主，且又不能保证其所定为准确无误。

2，底本附校勘记。

选择一个作为校勘基础的底本和其他资料互校，然后连同底本和校勘记一并整理，为发表校勘成果的主要形式。

很多学者主张此一方式。因其优点在能存真，并无改动正文，没有以意取舍，而是详尽排列材料，然后加以判断，甚至不加判断，只给读者鉴别。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既保留宋本原貌，又胪列各善本之异同，并判断是非，其参考价值很大。但缺点是往往文字繁多，对未加判断之文字读者有时莫衷一是。

3，单行校勘记和与注释混合之校勘记。

单行校勘记的出现，或因底本繁重，或因底本习见易得。宋代已有此种方式。清代此类单行校勘记更多，可以卢文弨《群书拾补》为代表。

单行校勘记一般有两种：一是每种校勘记自为一书，二是合多书的校勘记为一书，王念孙《读书杂志》即含《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内篇、《后汉书》、《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楚辞》、《文选》等书校勘记。

此种校勘记写法一是记录各本异同，基本不加判断，二是加以判断，后者带有考证研究性质，对读者往往更有帮助。

这种单行校勘记能集中反映校勘成果，但阅读时不便当下检索原书。

学者作注往往也兼涉及校勘。因此文字校勘时常与注释混合于一起。汉唐学者如郑玄、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多将校勘与注释一并进行，于注解中保留了丰富的校勘资料。这一方式颇便于读者阅读，其整理之后的书题多名为“校注”。

4，笔记载录之校勘记。

前人读书多随文作记，如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等。学者笔记普遍包含校勘成果，自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开始，渐成传统，而清代以笔记、杂记形式载录校勘成果者更所在皆是，而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最为著称。其范围广泛、形式活泼，但散见各书，稽检利用不便。

六、思考题：

1，文献发生错误有哪些类型及原因？ 2，从事校勘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3，校勘中为什么不应轻改古书？

七、练习题：

1，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丹桔黄柑此地无。”“此”一作“北”，试联系全诗判断孰是孰非。

2，某版本郦道元《水经注》：“水流松果之上。”明钟惺以为妙景。逆认为钟说是否可靠，抑或是文字错误所致？

3，《战国策》：“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史记》：“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战国策》、《史记》孰是孰非？请试证明之。

4，某版本《陶渊明集》之《读山海经》作：“形夭無千歲，猛志故常在。”一句五字全误，为什么？

八、参考文献： 1，陈垣著：《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 2，张舜徽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之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第五章 古典文献的辨伪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伪书及其产生原因，了解辨伪的意义并初步掌握辨伪的方法。认识历代伪书存在的价值。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伪书及中国古典文献中伪书产生的原因。（2）辨伪的意义及基本方法。（3）历代伪书存在的价值。2，教学难点： 辨伪的基本方法。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典文献中的伪书

1，伪书概念的界定与伪书的基本种类。

文献学上的伪书是指哪些作者不真、年代不实以及内容造假的古典文献。作者不真，即在书名项、作者项、序跋等文献形态上明确标明的作者姓名是不真实的。年代不实，即文献形态上明确体现出文献产生的年代不真实。作者不真的文献大多也有年代不实的问题。内容造假指具有特定作者和年代的文献中搀入某些非故有或应有的内容，或借助某些文献（多数为亡佚文献）的名称而编造新的内容者。

历代学者讨论具有真伪问题的古书，张心瀓《伪书通考》载录达1104种。对伪书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为明·胡应麟，其《四部正讹·序》将伪书现象归为21类：

1）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 2）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 3）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 4）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 5）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 6）有蹈古人之名而伪者； 7）有惮于自名而伪者； 8）有耻于自名而伪者； 9）有袭取于人而伪者； 10）有假重于人而伪者； 11）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 12）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 13）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 14）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 15）有伪而非伪者； 16）有非伪而曰伪者； 17）有非伪而实伪者；

18）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 19）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世弗悟者；

20）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 21）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佚而伪题者。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又把伪书列为10类： 1）全部伪；

2）一部（部分）伪； 3）本无其书而伪；

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 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作者）皆伪； 7）内容、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作者）伪； 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9）伪后出伪； 10）伪中益伪。

古今对于伪书分类并无统一标准，角度不同，则划分不同。

从行为动机看，伪书基本有三类：主观故意作伪；主观过失作伪；客观因素促成伪书。

从存在形态看，则可分为四类：全伪；真伪混杂；内容真而形态伪；本真而误认为有伪。

从作伪方式看，伪书种类有八：掇拾古人之事而伪；挟辑古人之文而伪；假传古人之名而伪；蹈用古书之名而伪；自隐假托他名而伪；剽窃题属自名而伪；后世臆改妄题而伪；后世增补益附而伪。

2，伪书产生的几种主要原因。

一是因尚古观念而产生的伪书。古代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前贤的心态，一些人为宣扬其学说，博得名誉便采用托古的方法。战国秦汉此风已流行，后世历代不衰。如《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礼》托名周公，《山海经》托名大禹等即是显例。

二是因文献亡佚而产生的伪书。文献大量散佚是伪书产生的重要原因。种种原因导致前代文献大量亡佚，后代统治者多有搜亡补遗之举，投机者趁机欺世盗名以谋取私利。西汉时期正是我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胡应麟称：“赝书之昉，昉自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东莱张霸伪造102篇之《尚书》最为典型。而《古文尚书》、《竹书纪年》（今本）均为因亡佚（或部分亡佚）而导致作伪掺假的显例。

三是因政治相争而产生的伪书。政治斗争中，为制造舆论而不惜造伪以陷害对手。如原题唐牛僧孺撰《周秦纪行》，即为牛李党争中，李德裕门人韦瓘假托牛僧孺之名而陷害对方的。

四是因学术相争而产生的伪书。古代学术亦多有门户之争，同时而才名相当的学者往往互相轻视，彼此攻讦，为抬高自己、取胜对方，伪造古书亦成为重要之手段。曹魏时王肃为贬低郑玄而伪造《孔子家语》最具代表性。

五是因好事或妄为而产生的伪书。好事之徒时代有之，或出于一时之兴，或为邀誉当世，往往不惜作伪。如今本《列子》或为张湛所造，或为他人所造，总之绝非列子本人或先秦著作。后世一般文人有自耻其名者，其著作往往假借名人以行世。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辨伪

1，辨伪的含义（广义辨伪与狭义辨伪）与辨伪的重要意义。

广义辨伪指对一切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伪。凡有真伪问题者如古史、古书、古器物、碑刻、字画等等，均在其辨识范围之内。

文献学所论为狭义之辨伪，主要指辨别古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确定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本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也可称为文献年代学。

文献辨伪通常会有五种结果：一是被认为是“真”的古籍考证后可能被定为“伪”书；二是被认为是“伪”的古籍，考证后可能被恢复为“真”（如《孙子兵法》）；三是被认为是“伪”的古籍，考证后实际可能有伪句伪段；四是被认为是“伪”的古籍考证结果可能真伪参半（如《古文尚书》）；五是被认为全伪之书，考证结果可能有部分“真”的文段。

辨伪意义重大，为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首先是时间概念的限定，其次是空间概念的限定，再次是个体概念的限定。时间阶段、空间方位、个体体现三者间的不断变化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三者的规定性构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而伪书所模糊混淆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与个体。古人称：“伪书滋多于世，„„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郭沫若《十批判书》则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前人对古书辨伪的学术意义的论述，归纳大致有四点：一是不辨真伪则无法确定文献价值；二是不辨真伪无益于古籍整理；三是不辨真伪无法编纂史书；四是不辨真伪无法理清学术源流。

2，辨伪的基本方法（前人方法与今人方法）。

先秦以来学者时有关于辨伪的见解，朱熹、胡应麟等均有辨伪方法之论述。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对辨伪方法更有详细概括：

甲、从传授统绪上辨别，有8种方法：

一、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

二、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

三、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

四、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

五、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

六、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

七、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

八、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乙、从文义内容上辨别，有5个方面：

一、从字句缺漏处辨别（如从人的称谓上辨别、从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来辨别、从后代的事实或法制来辨别等等）；

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

三、从佚文上辨别；

四、从文章上辨别（如从名词、文体、文法、音韵等等）；

五、从思想上辨别（如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

梁启超的辨伪方法相对繁碎，不便初学者把握。今人在梁氏基础上提炼为6种途径：

1）从目录文献入手，考察古籍文献的流传以辨真伪。

2）从历史事件等入手，考察其发生的时间与作者在世的时间以辨其真伪。3）从作者生平入手，考察作者生平事迹和著述等以辨其真伪。

4）从文风语体入手，考察其出现的特定文风、语词、文体等以辨其真伪。5）从征引文献入手，考察其与传本的异同、时代的前后等以辨其真伪。6）从思想内容入手，考察其体现的学术观点、语词文风等以辨其真伪。

3，辨伪的原则要点。

为使辨伪工作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辨伪而不轻率疑古，将原本可信的文献定为伪书，在科学运用辨伪方法之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尊重而不迷信前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存门户之见，不简单从固有观念出发，以求真为最高目的。前贤往往以“道统”作为定真伪的标准，凡是不符道统思想者即加以贬斥，所谓求善而不求真，结论往往难以正确。南宋高似孙、明代宋濂等即是如此。崔述《考信录》虽为辨伪名著，也同样迷信儒家经典，无法真正实事求是，以至有自相矛盾之处。现代“古史辨派”则又完全不信儒家经典，走上另一极端，致使几乎无书不伪，无事不伪。因此，一切以尊重事实为上，不迷信，无偏见，方能使当代辨伪工作超越前贤。

二是分清主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文献流传愈久，与原貌差距愈大，甚至真伪混杂，乃必然之规律。古代文献搀入部分伪作的现象较为普遍，如《苏轼文集》中《飓风赋》、《思子台赋》确属伪篇，但如因此而怀疑《文集》真伪，显然武断以至荒唐。书目文献为考察真伪的一般方法之一，但书目文献未载之书也不能一概断为伪作，当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全面鉴别，方能更加接近真理。要之，辨伪必须对文献作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考察，分清主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因局部有伪而否定主体，不以一般原则代替特殊情况。

三是关注考古新发现，吸取最新研究成果。考古出土各种文献、文物无疑是证明古籍真伪及其年代的最可靠资料，考古新发现不断改变人们对历史文献以至历史的认识。如曾被定为伪书的《尉缭子》、曾受到怀疑的《孙子兵法》都随着1970s山东银雀山出土文献的发现而被确定为真实。某种意义上说，出土文献是辨伪工作的试金石。

第三节 辨伪活动的历史

1，早期（唐前）辨伪工作的主要成就。

文献辨伪大致滥觞于春秋战国。孔门子贡已怀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孟子更明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韩非对儒、墨二家后学立论的真实性直接提出质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馀岁，虞、夏二千馀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汉代学者司马迁、刘向父子、王充、马融等均有各种文献辨伪工作。司马迁著《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多次表达了对文献的信疑取舍态度。刘向父子遍校群书，去伪存真。王充为《论衡》为“疾虚妄”而作。马融以先秦文献所引《泰誓》文字不见于汉代流行之《尚书·泰誓篇》，证明流行之《尚书·泰誓》为伪。汉代学者将辨伪与整理文献相结合，刘向父子成就最著。汉代学者的文献辨伪为后世辨伪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辨伪工作成就突出者无多。唯佛教盛行带动佛教文献辨伪有较大发展。

2，唐宋辨伪的主要成果。

唐宋社会总体稳定、发展，辨伪亦得到较大发展。

《隋书·经籍志》专列部分文献伪书，考辨也较为确凿。刘知几《史通》特设《疑古》、《惑经》，审论史籍真伪。柳宗元以其疑古证实精神较大地推动了辨伪的发展，他对《列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亢仓子》、《鹖冠子》等均作研究，堪称将古籍辨伪作为专门之学的第一人。

宋代疑古风气盛行。辨伪学者比肩而出，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郑樵、洪迈、朱熹、叶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李心传等均有成绩。其中欧阳修、郑樵、朱熹尤为突出。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疑误百余处，又有辨《史记》等文献谬误之作。郑樵《诗辨妄》专斥《毛序》之失。朱熹受欧阳修、郑樵等影响，作《诗序辨说》，以《诗序》为东汉卫宏所作；又作《孝经刊误》指出“《孝经》疑非圣人（孔子）之言”；又认为《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皆伪。朱熹将《易经》与《易传》、《书经》与《书序》、《诗经》与《诗序》、《春秋》与《左传》等经、传分开刊行，意在将两周、战国、秦汉间的文献区分开来，对后代学者认识、评价、使用不同时代史料具有极大启示。

宋代辨伪成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辨伪原则和论证手段。宋人辨伪具有一定的条理化、系统化，为辨伪史之重要阶段，是明清辨伪的前奏。然宋人有时勇于疑古、其“荒经蔑古”之风也造成明显偏颇。

3，明清辨伪工作成熟的标志。

金元辨伪成就较弱，学者主要有王若虚、马端临等人。明初宋濂《诸子辨》一书多取材《文献通考·经籍考》，成为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书。明代将辨伪推向成熟的为梅鷟、胡应麟。

梅鷟为大力考证一部文献的第一人，其《尚书考异》、《尚书谱》搜集丰富材料，多方论证《古文尚书》之伪，认为其为西晋皇甫谧伪造。其《尚书》辨伪工作为清代学者打下坚实基础。

胡应麟《四部正讹》堪称辨伪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四部正讹》也多取材于《文献通考》，但与宋濂《诸子辨》相比，考证扩大至四部，辨别伪书达104种，且对伪书现象、类型加以概括、归纳，书后又专门探讨伪书特征等问题，总结辨伪方法8条，第一次对辨伪作了方法论的阐述。《四部正讹》集前人辨伪思想、方法之大成，是辨伪学史之里程碑式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清代是辨伪理性化、规模化的发展时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万斯同《群书疑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四部正讹》之后的辨伪专著。

崔述则是清代乾嘉后期一位疑古大家，专以疑古、辨伪、考信为业，其《考信录》考订古书所记上古三代及《论语》所记孔子事实，将文献辨伪与史实考证相结合，影响极大。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总结两汉今古文公案，对刘歆所倡《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一一指为伪赝。

专考一书而著称者，以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近代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为首。

清儒辨伪工作不仅在其成果，而且在其精神和方法。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对于古书发生问题，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及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

4，现代辨伪的主要特征。

现代以来，东西学术相互碰撞、融合，一批学贯中西的实证主义历史家应运而生，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有丰富的理论素养。梁启超、胡适等均具有一定的疑古辨伪倾向。实证主义史学思潮一度成为主流，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趁势而起，气势勇猛，影响极大。现代文献辨伪中，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性派风行崛起，以张心瀓为代表的目录学派用工勤勉。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对辨伪有理论阐述。其辨伪方法学术界虽不无异议，但对现代辨伪学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意义巨大。

顾颉刚受胡适、钱玄同等疑古思想影响，以“疑古”、“求真”为口号，系统清理历史文献和古史体系。其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说，即越往后人们附会出的历史就越古远，而居于历史传说中心的人物之材料就越丰富，形象就越大，而其中包含的虚伪就越多，因此必须审慎考察，剔出虚假，别求旁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顾颉刚将其学派论争文章汇编为《古史辨》（共7册），有将前人辨伪著作如《诸子辨》、《四部正讹》等汇为《古籍考辨丛刊》，对辨伪学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极大。

现代还产生了继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之后的一些辨伪目录著作，如顾实《重考古今伪书》、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张心瀓《伪书通考》等。以《伪书通考》为集大成。

5，当代辨伪工作的新进展。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80s以来，辨伪学有了长足发展，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古文献辨伪更加客观严谨，二是辨伪学科建设日渐完善，三是辨伪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文献辨伪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长足发展。如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证明疑古学者怀疑《孙子兵法》等为无稽。出土文献的发现，影响了一批当代学者，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对前代辨伪进行拨乱反正，意义重大。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收录古近代伪书或有作为嫌疑书籍1200种，为目前收录伪书最多的辨伪目录学著作，分经、史、子、集、道、佛六部分。

辨伪学科在当代也不断发展，自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以来，一批文献学专著相继问世，其中包括大量辨伪学内容。在此背景下，孙钦善《古代辨伪学概述》（1983）、郑良树《古籍辨伪学》、杨昶《辨伪学讲义》（1993）等辨伪专著前后刊行，使辨伪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1999）的问世，又真正结束了辨伪学只注重文献考辨而忽略辨伪活动史的研究的局面。

目前，辨伪学仍会大有作为，在新的学科知识——考古学、年代学、文字学、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辨伪工作必将出现新的突破。

第四节 伪书存在的价值 1，保存古代佚书的价值。

伪书虽伪，但并非向壁虚构，多借助当时流行文献。当时文献亡佚之后，则伪书可保存其一二。《列子》虽为伪书，但书中存留较多古代文献资料，如杨朱学说等。《古文尚书》之伪篇也同样具有此等价值。

2，保存古代神话资料。

《山海经》虽非大禹或伯益所作，但其记述古代地理和神话，价值重大，以至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渊薮。

3，保存古代文化制度。《周礼》本名《周官》，托古者以其为周公所作，专记周代官制。《周礼》实非周公所作，且成书年代至今仍无定论，当非周代之书，但其反映周代后期之秦汉政治当为无疑，其价值自不可抹杀。

4，保存古代学术思想。

很多伪书虽伪，但仍然反映特点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如《列子》即为反映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文献价值不可否认。

5，保存古代自然科学。《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髀算经》（托名周公）等作者显然伪托，但其本身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医学著述和数学著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6，保存古代语言资料。《古文尚书》、《周礼》等语言风格、用词习惯均很大程度保存上古面貌，对研究上古语言文字意义不可低估。

六、思考题：

1，伪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如何灵活运用基本的辨伪方法？ 3，为什么要保存古代伪书？

4，试举明清至当代一部重要辨伪著作说明其辨伪成果。

七、参考文献： 1，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中华书局1958年版 2，梁启超著：《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 3，邓瑞全、王冠英著：《中国伪书通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 4，杨绪敏著：《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六章 古典文献的辑佚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散佚的主要原因，了解有关辑佚的基本问题。掌握辑佚的基本方法。了解历代辑佚的主要成果。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辑佚的基本问题。（2）古典文献辑佚的基本方法。2，教学难点：

中国古典文献辑佚的基本方法。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典文献的亡佚

文献学之辑佚，是指将散见于现存图书文献中的散佚、亡佚文献的残篇散句等各种佚存之文字逐一摘录，按一定的方法原则加工后编辑成册（篇），使之集中复现流传的文献整理活动，或以此为手段的研究方法。

狭义辑佚单指辑佚书；广义辑佚有辑佚书、辑佚文、辑佚诗、辑佚书目等。1，历代文献散佚的基本状况。

先秦文献流传到汉代者，多载于《汉书·艺文志》。《汉志》所收文献614种，现仅存87种（其中完整42种，残本45种）。两汉旧籍新书总数约有2000种，而《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仅100种，今存汉人著述（含辑佚本）总约120种。秦汉文献遗存至今实为少数。

魏晋南北朝期间，私家著述渐多，纸墨应用渐广，图书流传较易，私家藏书也得以发展。但社会动荡，战火连年，对保存文献又极为不利。此时文献得以流传者也只有100余部，约仅有当时著述的百分之一二。

隋唐著述繁盛，《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代学者著作28469卷，约6500种左右。《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唐人著作也仅307部，佚书亦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

宋代以来文献数量更为丰富，文献散佚情况尚无明确统计。大概文献时代越远散佚越多。

2，散佚文献的主要类别。

一是亡佚之书。简称“佚书”（初作“逸书”）。指原有其书而后代毁亡、散失不传之书。佚书又分三种情况：全佚之书，缺佚之书，散佚之书。

全佚之书即一页不存的佚书。如晋·王涛著有《三国志序评》三卷，至隋亡佚，只有零星散句为他书所征引。缺佚之书为独立文献尚存，但残缺不全，并非完帙。古籍流传中，缺佚现象十分普遍，且愈古缺佚愈多。散佚之书为原书已不存在，但其某些篇章完整保存于其他文献中。散佚之书以诗文别集最为显著。如曹操有《魏武帝集》梁朝增辑为30卷、录1卷，宋代已散佚，但其诗文有整篇见载于《文选》、《艺文类聚》等图书中，明人张溥据以辑成《魏武帝集》1卷，凡诗文145篇，纂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二是脱佚之文。指形式上似乎完整保存但实际有文句、文段脱佚的古籍。如《容斋随笔》提及《太平御览》所引《史记》、《战国策》文字，“多今本所无”。《战国策》刘向校定为33篇，今传亦为33篇，但有佚文，王仁俊辑录《战国策佚文》1卷，可知洪迈所言不缪。

三是散佚之篇。指编辑诗文总集、别集之时，从多种书里零散搜集出来的那部分诗、文，以及全集编成之后漏收的诗文。漏收情况有二：编辑未知而遗漏；编辑有意弃而不收。如今人对《全唐诗》所做补遗，多数正是当时《全唐诗》编纂时遗漏之篇什。

3，文献亡佚的主要原因。文献亡佚原因，约有六点：

一是书厄造成。各种战乱兵祸、自然灾害以及管理不善均导致大量文献被毁。二是历代对某些文献重视不足致使其难以流传以至“自然消亡”。如大量科技书籍纷纷失传即是如此。

三是雕版印书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对一般书籍抄录极少，因而也就逐渐被淘汰以至消亡。如萧统《文选》一出，前此多家文集相继亡佚；范晔《后汉书》问世，各家《后汉书》也基本不传。

四是雕版印书之后，两种以上相近之图书，往往只有一种广泛流行，其余逐渐被淹没不闻。如欧阳修重修《五代史》后，原薛居正《五代史》被学宫削去不刊，逐渐废止。而清乾隆时期又恢复薛居正《五代史》为正史，其书已不可得，乃就《永乐大典》及《册府元龟》等文献中甄录排纂，尽量按照原书体系，重新整理为150卷，即今日之《旧五代史》。

五是规模过大之书不易流传。如曹魏《皇览》，多达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完书，仅存节本，隋代则节本亦不存。

六是某些官书只存于宫廷秘府，视为秘籍，一旦亡失，即无法恢复。自汉至宋历朝实录，命运往往如此。私家所藏珍秘奇书也多秘不外传，一旦遇祸，命运同样如此。

第二节 辑佚的基本问题

1，辑佚工作优劣的评价标准。

一是辑佚能详考佚书、作者而撰写叙言者为优，否则次之；叙言学术水平高者为优，否则次之。

二是辑佚能博取群书，所辑佚文遗漏少者为优，否则次之。

三是佚文注明出处者为优，否则为劣；出处详明者为优，简略者次之。四是若对互见佚文加以缀合且方法科学者为优，否则次之。五是所辑佚文能详为校勘者为优，否则次之。

第五篇：古建筑测绘实习报告1

内乡县衙屋顶形式

内乡县衙简介

内乡县衙距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内乡县衙的建造背景：

据《内乡县志》记载“县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县尹潘逵始建厅堂解舍”，其后500多年间，县衙几经扩建，又屡遭战火。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钦加同知衔正五品官章炳涛知内乡县事，在任九年，专心土木工程，从而使内乡县衙恢复重建。

内乡县衙位于县城东大街，坐北面南，南北长250米，东西宽80米，总面积2万平方米，现有房屋250余间，均为单檐硬山建筑，杨瓦盖瓦顶，屋脊饰以吻、兽等陶构建。整个建筑以清代地方衙署规制为依据，自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合理，结构谨慎，集中体现了旧时官衙庄重、肃穆的威严气势。

内容大纲：内乡县衙的屋顶形式

根据对古建筑的学习，我了解了古建筑有多种屋顶形式，我对内乡县衙屋顶形式着重讲一下。

排水坡度一般大于10％的屋顶叫做坡屋顶或斜屋顶。坡屋顶的形式和坡度主要取决于建筑平面、结构形式、屋面材料、气候环境、风俗习惯和建筑造型等因素。形式 坡屋顶在建筑中应用较广，主要有单坡式、双坡式、四坡式和折腰式等。以双坡式和四坡式采用较多。双坡屋顶尽端屋面出挑在山墙外的称悬山；山墙与屋面砌平的称硬山。中国传统的四坡顶四角起翘的称庑殿；正脊延长，两侧形成两个山花面的称歇山。硬山顶，即硬山式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双坡屋顶形式之一。

硬山顶，即硬山式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双坡屋顶形式之一。房屋的两侧山墙同屋面齐平或略高出屋面.屋面以中间横向正脊为界分前后两面坡，左右两面山墙或与屋面平齐，或高出屋面。高出的山墙称风火山墙，其主要作用是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顺房蔓延。然而从外形看也颇具风格。常用于我国民间居住建筑中。硬山顶建筑等级最低，低于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而宫墙中两庑殿房也多有硬山顶。内乡县衙为单檐硬山建筑，杨瓦盖瓦顶，屋脊饰以吻、兽等陶构建。

硬山顶是两坡出水的五脊二坡式，属于双面坡的一种。特点是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形成两面屋坡。左右侧面垒砌山墙，多用砖石，高出屋顶。屋顶的檩木不外悬出山墙。屋面夹于两边山墙之间。和悬山顶不同，硬山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两侧山墙把檩

硬山顶结构图

头全部包封住，由于其屋檐不出山墙，故名硬山。

从外形看，硬山顶屋面双坡，两侧山墙同屋面齐平，或略高于屋面。

硬山顶出现较晚，在宋朝的《营造法式》中未见记载。可能随着明、清时期广泛使用砖石构建房屋，硬山顶才得以大量采用。和悬山顶相比，硬山顶有利于防风火，而悬山顶有利于防雨，因此北方民居多硬山，南方则多用悬山。

总结

内乡县衙是政治体制化的产物，布局有很强的中轴线，而且因其所在地自然人文历史背景和沿革史的不同而具有特殊性。但是在不同时代各种建筑都会因其使用者的不同要求以及文化不同而局限，也由此不能使建筑发挥本身的艺术以及多变性，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古建筑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