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朝的铁路
清朝的铁路
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其在中国的掠夺,竭力抢夺筑路权,修造由他们控制的铁路。洋务派为与列强夺利、抗争,也积极自建铁路。
列强在华建筑铁路的阴谋与我国自建铁路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扩大经济掠夺,纷纷开始了在华修筑铁路的阴谋活动。他们一方面以伪善者的面目,对清政府进行“劝诱”、“说服”,乃至利用修约进行讹诈,企图将中国筑路权抓到手;另一方面则开始在中国进行强行筑路的准备活动。自同治初年英国翻译梅辉立阴谋修筑广东到江西铁路以来①,先后有英、法、美三国拟筑苏州到上海的苏沪路; 英人史蒂文森规划中国主要干线;英国拟筑滇缅铁路;英人私自勘察北京至大沽铁路等活动,企图实现其控制交通命脉的目的。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列强的筑路要求。但他们仍肆无忌惮地开始强行修筑铁路活动。同治四年(1865)秋,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曾铺设一条小铁路,哄动京师,旋由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①;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火车,以广招揽。不过,这两条铁路只是作为演示、推广而用,还称不上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真正铁路。列强在华强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的“吴淞铁路有限公司”擅自修筑的“吴淞铁路”。它以买地修路为借口,偷偷建造了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约30 里。全路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 年12 月1 日)正式通车。面对列强擅自筑路的侵权行为,清廷表示反对,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英国签定《收赎吴淞铁路条款》②,决定由中国以28.5 万两白银的代价,收归国有,并令将其拆毁。列强在修筑铁路上的种种行径,暴露了其控制我国路权的野心。
早在列强兴办吴淞铁路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已发出自筑铁路的倡议。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又相继倡言自筑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倡议在台湾筑路。光绪六年(1880),清廷向俄国索还伊犁谈判陷入僵局,为筹备防务,淮系将领刘铭传又重提修筑铁路之议。这一切努力,均因守旧派反对与经费困难而作罢。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难以起步的窘境。
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鸿章取得了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的支持,嘱其“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①。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 年6 月9 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0 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中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后虽连续遭言官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②。
① 《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6 页。又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 页。② 具体条文载《交通史路政编》第1 册,第8—9页,《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 册,第54—55 页转载。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
中法战争后,清廷特设海军衙门以加强海防,由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曾纪泽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奕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中法战争中,因奕为首的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罢斥,奕得以“隐握朝纲”③,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台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光绪十七年(1891)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光绪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 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扩展至阎庄,1 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 万两,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铁路。李鸿章、奕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高潮。
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慈禧太后本无定见,见状愈发犹豫,遂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奕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同时,奕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机,从法国买进机车、钢轨,在西苑修起了铁路,让慈禧太后实际体验火车的作用,促其早下决心,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 年8 月27 日),光绪皇帝依据慈禧太后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清廷肯定修路举措时,中国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具体线路上,搁置了津通路,却肯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首在筹款、制轨。张之洞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①为指导,首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修成28 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芦汉铁路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则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抵制俄国,清廷立即决定修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 公里。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铁路,仅有由天津至关外中后所,时称为“畿辅铁路”(其中天津至古冶为中国铁路公司筹资兴办的“商路”,古冶至中后所为清廷拨款的“官路”)和台湾铁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运矿铁路而已,合计约483 公里。
② 《交通史路政编》第1 册,第11—12 页。
③ 刘体仁:《异辞录》卷2。
① 《张文襄公奏稿》卷18,第3 页。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发展与西方列强抢夺路权活动甲午战争后,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中国境内延伸。清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企图独立发展铁路事业。对此,列强难以容忍。它们乘清廷战后财政竭蹶之机,纷纷争当债权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通过《中俄密约》,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取得修筑东省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又通过《中俄会订条约》取得东省铁路南满支路的修筑权,使之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旅顺,从而控制了贯穿东三省南北的主要干线,并取得优质良港。是年夏,两线同时开工,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全线竣工通车,连同附属支线,总长达2556 公里①。
在山东,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利用“巨野教案”,强迫清廷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特权。该路于次年动工,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形成横贯山东半岛由青岛至济南以及张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线,全长440.7 公里。此外,德国还极力扩大铁路投资范围,于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二年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进行贷款,使其贷款额达1220万英镑。津浦路全长1009.5 公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动工,宣统三年(1911)完成铺轨。
在华南和西南,法国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通过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取得在我国雷州府属之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修筑铁路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通过签订《滇越铁路章程》,取得由法属越南经中越边界老街到达云南昆明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2 其中,越南境内称越段,光绪二十九年修成;中国境内称滇段,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工,长469.6公里,宣统二年(1910)完成。此外,法国还通过借款,染指京汉铁路及其支线。
甲午战争后,地处南北干线的芦汉路受到中外广泛重视。清廷不仅将它作为“富强兼资、势不可缓”的要政②,而且开始筹划其南部粤汉铁路的兴办。清廷无款兴办,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96 年10 月20 日)决定改归官督商办,准设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督办,并决定铺设双轨。第二年,铁路总公司设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各设一分局。开办伊始,请部分官款为开办经费,同时请各地方官帮助招集商股,使之据有1300 万两资本,又几经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比利时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订京汉全路完工应用小借款合同》,借款12500 万法郎。此后,该路从南北并举,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4 月1 日)正式建成通车,改名为京汉铁路。其间,还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两条支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过《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向俄国贷款4000 万法郎,使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后改为正定至石家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竣工。光绪二十九年(1903)通过《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向比利时借款2500 万法郎,使汴洛铁路(由开封府经京汉线至河南府)于1909 年12 月竣工。
① 金士宣、徐文达:《中国铁路发展史》,第47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78,第19 页。
粤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以来,美方先后违反3 年乃至5 年竣工的承诺,所修铁路无几且费款巨大,并私自吸引比利时入股,引起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广大绅商公愤,强烈要求废约自办。清廷被迫与美国交涉,于光绪三十一年与美国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将粤汉路收回自办。
在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英国于光绪二十年向清廷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答应了除津镇路以外的全部要求,致使英国顺利获得以上诸路贷款权。津镇路因与德国在山东利益发生冲突,后双方妥协达成共同修筑、共同管理协议,改为津浦路。广九路于光绪三十三年动工,宣统三年(1911)竣工。山西经河南到长江的铁路由英国福公司承造,于光绪三十一年修成道口至柏山段,后由清廷收回自造展至清化,为道清路。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我国重要铁路干线的兴建都是在举借外债的条件下开展或完成的,或多或少地丧失了权益,遭到了一些爱国官绅的极力反对。光绪二十四年,在戊戌维新爱国运动影响下,清廷于七月初一日(8 月17 日)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对铁路的管理。在该局制定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将维护路权,提倡商办,限制洋股、洋款作为重要内容。它规定各地铁路公司“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同时将批准举借外债的权力收归中央,明令凡举借洋款,必须由总局和总理衙门批准①。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华北、东北等地铁路遭到破坏,列强纷纷将铁路据为己有。其中,突出的是英国占有京津、津榆线,俄国独占东北铁路,日本也想染指。后经艰苦交涉,清廷才与英、俄签订收回以上诸路章程,但沙俄拒不兑现从东北撤兵。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强行修筑安奉路(安东—沈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完工。日俄战争后,东北铁路遂为俄、日所控制。日本遂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南满洲铁路公司”于东京,设支公司于大连,不顾清廷一再反对,加强对南满铁路控制。其后,日本又迫使清廷允许其继续经营安奉路,架设鸭绿江大桥与朝鲜铁路相接,对原路展宽使之成为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光绪三十一年,日本还强行修筑新奉路(新民—沈阳),并以强行提供贷款方式霸占吉长路(吉林—长春)修筑权。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在东北;日本、美国、德国、葡萄牙等国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法国在两广;英国在西藏、云南等地进一步展开掠夺路权的阴谋活动。
面对列强瓜分中国路权的阴谋,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权斗争,要求民间承办铁路。清廷被迫允许商人设铁路公司自办,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①。
《铁路简明章程》受到广大爱国绅商欢迎。他们以挽回“利权”相激励,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03—1907),先后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广西、陕西、河南、黑龙江等15 省设立公司,纷纷招募商股,雇工聘匠,察勘线路,兴起一股全国性的收回路权、商办铁路热潮。
① 《路矿总局暨总署会奏矿务铁路章程疏》,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527 页。
① 《轨政纪要初编》卷1,第5—6页。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925—928 页。
最早申请商办铁路并获得清廷批准的是侨商张煜南。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获准创办公司,筹办潮汕铁路。该路于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全长39公里。光绪三十年(1904),广东新宁绅商陈宜禧等要求承办新宁铁路获准,至1913 年筑成。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赎回粤汉铁路后,准粤、湘、鄂三省共同承担。其中,广东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兴建,到宣统三年由广州至黎洞106公里建成通车。1916 年又展筑至韶关。在湖南,宣统元年开始动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1 年1 月29 日)株洲至长沙段建成通车①。湖北则在张之洞主持下,粤汉、川汉两路兼筹,开始筹集资金及勘察路线。与此同时,四川也大规模设公司,筹资兴办川汉铁路,至宣统元年共集股达1175.9 万余两②。此外,江西从光绪三十年始筹划九江至南昌铁路,于宣统元年修成九江至德安50 多公里③。福建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动工兴建漳厦铁路,宣统二年建成嵩屿至江东桥段28 公里。山西同蒲铁路公司至宣统三年修筑成15 里轨道和70 里土工④。黑龙江于宣统元年修成由齐齐哈尔至昂昂溪45 里的齐昂铁路⑤。
商办铁路最有成效的是浙江和江苏。光绪三十一年两省绅商提出废除清廷与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签而未办的《苏杭甬铁路草和约》。经反复交涉,清廷废除该草约,将铁路归两省自办,并将线路改为以上海为起点,成为沪杭甬铁路。浙江省到宣统元年集股达925 万余元,江苏省到宣统三年集股达409 万多元③。浙江省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工,至宣统元年建成杭州经嘉兴至枫泾线;江苏省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工,至次年十月建成上海至枫泾线(嘉兴属境)。至此,上海经嘉兴至杭州线于光绪三十四年完全开通。此外,浙江省还于光绪三十三年修通江干至拱寰桥线;在收回路权、商办铁路时期,清廷兴办了京张铁路。
①《湖南省志》第1 卷,第245 页。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42—1043 页。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96 页。
③同上书,第982 页。
④同上书,第1124 页。
⑤同上书,第1147 页。
⑥同上书,第1108 页。1914 年又修通宁波经慈溪、余姚至百官铁路,使甬曹线开通。
鉴于京张的战略地位,清廷事先向觊觎已久的英、俄两国声明:“将来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承造”①。为此,清廷动用关内外铁路余款,任用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勘路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中途经八达岭等处,山峦叠嶂,地形复杂。詹天佑不辞劳苦,带领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创造性地设计用“人”字形路线,便于机车爬坡,亲临指挥开山凿洞,使该路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 年10 月)兴工至宣统元年八月(1909 年9 月)全线201.2 公里顺利通车。京张铁路是我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创举,不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民族、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
① 《袁世凯请留詹天佑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916页。
商办铁路的兴起,激发了广大爱国官绅的热情,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列强攫取我国路权的野心。然而,由于民族资本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商办铁路成效并不乐观,大多省区或集股有限难于开办,或仍限于筹议之中,徘徊不前,成效不大。个别商绅乘机骗取钱财,甚至任意挥霍股东钱财,引起民众不满。清廷当时正在筹划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实现国家控制干线,遂乘机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 年5 月9 日)颁布上谕,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继而于四月二十二日(5 月20 日)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两湖地区内粤汉铁路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 万镑以缓和财政困难,同时派员南下接收铁路。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该路所在省份民众权益,立即引起全国人民反对,纷纷掀起保路运动,并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辛亥革命。
清末自光绪七年(1881)修筑唐胥铁路始,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止的30 年中,建成以北京为枢纽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四条官办铁路干线,以及华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胶济;江南的沪宁、沪杭、萍株、株长以及华南的广
九、潮汕、漳厦;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办各线,总长约达9292公里①。其中列强利用各种方式侵夺路权在华建筑的铁路达3718 公里,占铁路总长度的40%以上;自建铁路达5574 公里,约占铁路总长度的59%。
民国初年铁路建设趋向停滞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力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孙中山致力于实业建设思想,委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负责“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立即于10 月14 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筹划。孙中山鉴于清末华北、东北及长江以北和东南沿海铁路略有规模的现状,拟重点发展华南、西南和西北,提出三条铁路计划:1.由广州经广西、云南与缅甸铁路相接;2.由广州经湖南、四川展筑至西藏;3.由长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抵达新疆伊犁。
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拟在10 年内修20 万公里铁路。当时不仅外国资本家无意帮助他实现修路计划,袁世凯集团也暗中阻挠、破坏。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后,被取消筹办铁路之权,其发展铁路计划落空。
袁世凯、段祺瑞等控制的北洋政府继续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他们当时既无力修路,也无钱争战。为实现其扩充实力、排除异己、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遂以修筑铁路名义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据统计,在1912 至1916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与日、法、英、德、俄、美等国达成修筑13 条铁路借款,包括“四洮铁路”、“同成铁路”、“沙兴铁路”、“高韩铁路”、“顺济铁路”、“钦渝铁路”、“宁湘铁路”、“广赣铁路”、“广潮铁路”、“广西境内铁路”、“滨黑铁路”、“株钦铁路”、“周襄铁路”①,其中11 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0273.77 公里。1916 年6 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继承其衣钵,继续以修路名义举借外债,到1919 年与日本共达成修筑6 条铁路借款,计“长洮铁路”、“开海铁路”、“吉海铁路”、“洮热铁路”、“高徐铁路”、“济顺铁路”,其中前四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366.23 公里。②
①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
①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第826—830 页。
应当指出的是,北洋政府的对外铁路借款不仅丧失的主权远较清朝为多,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内战的军费开支,并不关心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从中国攫取大量铁路建筑权,但无力兑现,致使大量线路搁置不修,只有少量几条铁路得以兴筑和扩展。
京张铁路建成后,清廷开始筹建张绥(张家口—呼和浩特)路。宣统三年(1911)已由张家口展筑至山西阳高。1914 年到达大同。不久,京张、张绥连为一路,统称京绥路,继续向西发展,至1923 年修至包头。
在陇海线上,比利时于1912 年9 月夺得铁路贷款权,1913 年3 月开始从东西两端同 5 时开工,至1915 年秋,相继修成开徐段和洛阳至观音堂段,共306.4 公里。
在粤汉线上,英国银行团按照宣统三年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定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继续交付贷款,于1918 年9 月修成了粤汉铁路湘鄂段,即武昌至长沙间365 公里铁路。此外,商办铁路继续发展。1912 年粤汉铁路广韶段黎洞至连江通车;第二年8 月展筑至英德,1916 年6 月广州至韶关段224.2 公里全线通车。
综观民国初期铁路,除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稍有成效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12 到1919 年,新修铁路总长仅1634 公里①。至此,我国铁路总长达10926 公里,其中西方列强兴建的有3755 公里,约占总长度的34.4%。
②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表
(二)未成各路》估算。① 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载《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计算。
第二篇: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世纪之交的清朝
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世纪之交的清朝
摘 要:甲午一役,辽东半岛之割让,遂引发了“三国干涉还辽”。此为沙俄再次侵占我东北之祸源,亦为清廷卷入国际争端漩涡之始。为了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并取得远东地区霸权,沙俄政府经熟虑之后,决定修筑横贯满洲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成立中东铁路护路队,将势力延伸到满洲境内。护路队从成立之初就与清政府、民众甚至胡匪多有牵涉,最终在1900年中俄交恶的义和团事件中转变为正规军,护路队在东北地区中俄关系的演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晚清;中俄关系;护路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46-04
甲午一役,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沙俄认为此事对其权益损害极大,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采取武力胁迫日本放弃辽东的行动,此国际干涉事例,致使日俄交恶。沙俄此举的目的在于,“凭借俄国主导干涉还辽的声势,调度财经的力量,以外资输入中国的方式,去垄断中国腹地铁路的修建和工矿业的兴办”[1]。早在1892年就被正式确立的大铁道计划终于要付诸实施了,是时沙俄政府财政大臣维特(一译微德)认为,“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2]。在清廷方面,这场战争不仅葬送了清王朝三十年来苦心经营的洋务事业,还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中日矛盾的激化,迫使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上开始推行“联俄制日”的政策。李鸿章为首的朝臣大吏,耻为日本所败,纷纷主张联俄制日,以救危亡。连一向亲英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俄国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以实受其益,日人凶锋,借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趁此力加联络,厚其友谊,与之订立密约”[3]。
一、《中俄密约》与中东铁路护路队
沙俄实际取得铁路修筑权的想法与清廷希望“联俄制日”的策略,终于在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最终实现了。做为清廷内最坚决的亲俄派大员,李鸿章应邀前往圣彼得堡。访俄期间,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洛夫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中俄亲善,并最终达成《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根据该约第四款{1}的规定,同年九月,驻俄大使许景澄与俄道胜银行代表乌赫拖姆斯基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2}十二款,并成立中东铁路公司。{3}
随着铁路修筑经过满洲问题的解决,{4}如何抵御胡匪和当地居民可能的敌对行为、保护铁路职员的安全、保障铁路修筑和将来的运务问题成为沙俄首要的和最急切的任务。依国际法规定,“‘条约是国家间关于他们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是国际社会交往的法律形式”[4]。中俄之间既已达成条约,当有维护条款实现之义务,但按照《合办东省铁路合同》,俄国并没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利,维特为避免因直接派驻军队到中国满洲将引发的反对和冲突,并将东省铁路置于财政部管理之下,力排众议,最终决定采用雇佣兵制度,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守备队――护路队。1896年12月16日,沙俄政府批准施行《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其第八款对中东铁路的防护问题做出了规定:“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5],借机取得铁路护路权。这支“东省铁路特别护路军”隶属于沙俄财政部,由东省铁路公司直接领导,不编入正规军的序列。它在名义上不是正规军,但实际上起正规军的作用。
1897年5月22日,中东铁路公司决定成立护路队,委派第四外里海步兵营营长恩格罗斯上校为护路军司令,招募志愿哥萨克,编成若干骑兵连。1898年1月7日,第一批护路队在恩格罗斯率领下抵达海参崴。士兵的装备与边防军一样,配有龙骑式的来复枪和军刀,下辖5个骑兵连,总计750人。随着中东铁路工程的推进,特别是在沙俄强占旅大,并取得中东铁路南支线修筑权之后,原有的护路队难以满足需要,于是沙俄在1899年3月向满洲派遣第二批护路队,下辖10个连队,总计1390人。1898年12月,当哈尔滨成为铁路建设的中心后,为了守卫铁道管理机构和设施,沙俄政府从外阿穆尔河岸军区抽掉了250名士兵组建了一个步兵连。按照当时中东铁路副理事长盖尔贝茨的计划,“该连与预计在俄国组建的其他七个步兵连一样,负有双重任务,既是劳动队;又是战斗队”[6]。随后,护路队先后又扩编了三个梯队,“到1900年,护路队已有八个步兵连和十九个哥克萨骑兵连,如按编制计算应有两千名步兵和二千五百二十七名骑兵”[7]。至此,护路军组建任务基本完成。{5}
到1900年6月前,近5000名俄国武装,以护路为名,盘踞在黑龙江、吉林和盛京三省要地和铁路沿线,建立连队基地和铁路哨所。护路队所及之处,均有沙俄势力入侵,致使清政府、民间甚至胡匪与其冲突不断。
二、护路队在东北(1897.05―1900.06)
护路队刚刚到达满洲,就与红胡子和地方居民发生了冲突。红胡子,旧时东北地区活动在深山野林中结伙打劫的人,按照人数的寡众,分为游动的和定居的。前者人数较少,缺衣少弹,没有固定的势力范围,主要依靠流窜抢劫为生;后者人数较多,装备精良,有组织,有纪律,敢于公开对抗官府,对于其势力范围内的居民课以税收,保一方“平安”。他们大多来源于贫苦大众,虽然有时也抢劫普通居民,但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一部分被铁路当局夺取土地而加入匪帮的农民,对沙俄殖民者最为仇恨。
1898年,在松花江河谷和乌吉密到―面坡一带,以及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和松花江河谷到昌图府车站之间,红胡子不断伏击过往的哥萨克护路队,或者突然夜袭哨所。最具代表性的有“马凤云事件”和“昌图府车站事件”。马凤云,绰号马老五,拥有武装40余人,控制了流入松花江的蚂蚁河河谷一带,他曾率领部众在东宁县以北地区同沙俄殖民者进行过多次战斗,颇有名气。1898年12月中旬,俄当局抽掉两连骑兵会同清军,对这股红胡子全面搜捕。因为当地居民及时报信及清军管带的搪塞、阻挠,毫无结果。在南部支线,“12月7日晚8时,一大群中国人向帐篷(根据筑路需要,切尔诺夫步兵大尉在昌图府车站附近宿营)频繁射击”[8]。南满支线护路军司令捷尼索夫为此事到长春府要求中国地方官员出面解决,但中国当局似乎是在回避,拒绝接待,对城里居民与哥萨克发生的冲突袖手旁观。
随着中东铁路全线工程的开展,沙俄殖民当局试图以凶残的行动反对当地居民来表明自己的统治,使1899年护路军与民众和清朝军队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1899年2月3日,“貔子窝刘家店村民2000余人,在马成魁率领下,冲向俄国设在该地的税卡,反对俄人横征暴敛。这是俄国占领旅大后当地人民掀起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俄斗争”[9]。7月初,中东铁路西线护路队第五步兵连的一个哨所被全歼,沙俄护路军于次日派出两支骑兵连越出路区进行追剿,在不知会中国当局的情况下,毫无根据的抓走了四个蒙古族平民。在铁路东线,民间武装经常进攻铁路沿线哨所,在绥芬河车站至牡丹江车站之间他们的活动尤为频繁。在铁路南线,因俄国人踏坏禾苗后拒不赔偿,民众以此处有圣神不可侵犯的龙脉为由,屡次反对修筑铁路,当俄国人在铁岭车站标定轴线时,近郊的乡民会手持锄头和扁担跑来进行抵抗。7月26日,俄铁路工程师谢列金斯基率领铁路工程人员和护路队到南满支线铁岭支线进行勘探,与村民发生武装冲突。这次战斗是在铁岭当局支持下有组织进行的,参加战斗的有几个村子的村民、民团和部分化妆的清军,他们使用了步枪,还准备了大炮。8月9日,发生了中国工人反抗护路队的事件,四名无辜工人被杀害。次年又发生了梨树县团山子人民反对俄占地筑路的斗争和辽南烟台煤矿附近坎儿山村民掀起反占地、反掠夺矿藏的抗俄斗争。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的加剧,清军从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很快发展到与护路军直接武装冲突。1899年5月7日,双方在老少沟村因沙俄追捕民众而冲突。6月24日,列兵马金因辱骂中国官兵被杀。7月15日,双方因面粉失窃在东线细鳞河车站冲突。8月9日,又因传教士问题争执不下。
在1900年6月东北拳匪之乱开始前,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中国各方势力冲突不断。这些冲突虽然规模较小,但表现出更多地只针对俄国人的排外趋势。这一时期,为了保证中东铁路的顺利修筑,俄国护路军的活动基本比较谨慎,但护路队的侵略本质和活动特点,使其一踏上满洲土地,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对立物。诚如列宁在1900年12月《星火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对沙俄通过护路队入侵中国东北的行为作了深刻地揭露:“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爪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10]。一方面,“(护路军)在各村屯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欺骗和榨取钱财,掠夺财产,用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以种种手段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他们在俄国人的欺压下而无法生活”[11]。俄国当局不仅在租借地内要他们纳税,而且因铁路需要而强征农民耕地的行为势必引起当地民众的憎恨。另一方面,清政府处于被列强宰割的屈辱地位,不能正面同沙俄武装势力发生正面冲突,但“暗中支持或怂恿对侵略者无所畏惧的居民起来反抗俄国侵略者,然后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对居民予以保护”[12]。这一点俄国人也有所察觉,“中国当局背信弃义,置自己的所有保证于不顾,事实上对俄国人极不友好,而且为了本身的利益,在地方乡民中尽可能多地培植敌对份子”[13]。以上事件反映出,随着沙俄对东北地区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俄双方的斗争逐步升级。从最初中国居民与俄国护路军的冲突,发展到村、乡、县级政权起来同沙俄侵略者作各种各样的斗争,一场席卷东三省的抗俄风潮到来了。
三、护路队与1900年满洲事件
中国民众对沙俄不满的最高形式就是义和团运动。自1901年1月11日,清廷发布上谕,承认义和团是“保卫身家”的团体后,它从山东、直隶一带迅速蔓延到东北地区。5月中旬,营口、长春、齐齐哈尔出现义和团,到处撒布“揭帖”,号召“扶清灭洋”。“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开始比华北各省要晚,边疆行政当局奉到清帝6月8日关于多方协助义和团{6}的诏书后,才发展为真正的战争”[14]。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各国宣战,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抵御外敌。其斗争锋芒直指沙俄侵略者,铁路当局、特别是沙俄护路军,首先成为运动集中打击的目标。当事变的消息传到俄国,陆军大臣罗帕特金激动地对维特说,“这次骚乱是我们夺取关东半岛的结果。就我来说,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领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15]。为了镇压义和团以完全占领满洲,沙俄政府紧急扩编了中东护路队。“至1990年6月1日,中东铁路护路队组成如下:八个步兵连、十九个骑兵连、一支独立侦察营,计六十二名军官、一千九百五十名步兵、两千四百五十名哥萨克骑兵、两千零五匹马”[16]。6月15日,维特奏请沙皇将护路军兵力扩大到6000人,并责令东省铁路董事会组建1000人的后备基干大队。随着义和团进一步发展,到7月19日,“我在北直隶的战斗部队,共拥有步兵6250名、轻炮16门、野战臼炮6门、机关枪8挺和骑兵377名;在南满的部队共有4850名步兵和骑兵,配有28门大炮”[17]。1900年6月至8月,清军与沙俄护路队在辽阳车站、烟台车站、熊岳城车站、盛京车站和铁岭护路军南满司令部等处展开了激烈的战斗。{7}
饶有趣味的是,在战斗正酣的同时,清政府内部和俄廷内部对于这些冲突的解决都存在着分歧。清政府方面,朝野上下受民族主义影响,充斥着强烈的排外情绪,一批大臣认为民心可用,希望借“扶清灭洋”将半世纪积累的怨气发泄出来;另一方面,不少封疆大吏认为,“义和团实匪而非民,亟宜痛剿,以维大局”[18],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对沙俄亦战亦和。随着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路上,下令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除”。沙俄政府中的主战分子认为这是对整个华北建立完全统治的好机会,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认为,“对于俄国重要的是向前推进灭亡北京”[19],派遣十五万军队来华作战。以财政大臣维特为首的和平征服派虽然认为,“由于各式各样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用种种方法和中国维持友好的邻居关系”[20]。但中国东三省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了维特的预料,1990年7月29日,维特奏请沙皇向东北派驻正规军,协助护路军镇压义和团。“鉴于护路队兵力不足以应付其承担的义务和需要向满洲派兵,应使护路队全体官兵在战斗调遣方面属于罗格杰科夫陆军将军”[21]。这是沙俄政府东北政策从“经济征服”到“武装占领”的转变,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东北义和团运动走向低谷。
满洲事件中,护路军不能平息义和团运动,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1901年2月1日,中东铁路护路军正式升格为正规军,隶属于俄国边防军独立兵团,驻扎在满洲铁路沿线。这一举动使中国政府向日本和其他在远东有权益的国家求助,这些国家遂联合要求俄国撤兵。这反映着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联俄制日转为联日抗俄,此后远东局势更为复杂,对数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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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中俄密约》第四款载:“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专使李鸿章与俄外部大臣罗拔户部大臣微德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2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13-2414.)
{2}《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内容详见(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2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17-2419.)
{3}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中华帝国允许我们在它的领土以内沿赤塔和符拉迪沃斯克之间的一条直线修筑一条铁路,但这条铁路必须由一个私营公司掌管。我原来提议由俄国财政部来修筑或管辖,而李鸿章坚决拒绝接受。因此我们不得不成立一个私营公司,即所谓中东铁路公司。这个机构是完全属于政府的,但因为名义上它是一个私营公司,所以受财政部的管辖”。((俄)С.Ю.维特著;(美)A.亚尔莫林斯基编;傅正译.维特伯爵回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70.)
{4}围绕西伯利亚铁路修筑方向问题,俄廷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三种不同意见。最后沙皇采纳了财政大臣维特的意见。他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通过满洲的方向较诸为同一铁路设计沿石勒喀河及黑龙江方向有重要优势。(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169.)
{5}1898年10月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据维特奏折,允准东省铁路公司可将护路军人数增加到5000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董果良译.义和团资料丛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卷.第1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2.18)
{6}义和团是“相互忠枕自愿结合”的团体,反映了中国人民各阶层对外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强权势力的不满。八国联军1900年6月4日攻占大沽炮台后,清帝在6月8号的诏书中谕示:“义和团大公无私为帝国而战,连幼儿也受其鼓舞而手执棍杖……战后朕将封以官职及其他赏赐”。(诏书引自杰姆琴斯基的《俄国在满洲》,载《政治公报汇编》,1908年,第113-118页。)
{7}这一系列战斗详情参阅: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3-56页。
参考文献:
〔1〕李齐芳.中俄关系史[M].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0.253.〔2〕〔20〕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57.169,226.〔3〕署江督张之洞今日救急要策莫如与俄立密约以结强援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16)[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307.〔4〕李育民.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1.〔5〕东省铁路合同成案要览.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354-358.〔6〕〔7〕〔8〕〔13〕〔16〕B.B.戈利岑、H.M.奇恰戈夫.李述笑,田宜耕译.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年满洲事件纪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20,39,59,11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编辑部.中东铁路历史编年(1895-1952)[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11.〔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4-215.〔11〕〔14〕B.阿瓦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帝国主义在满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2,51.〔12〕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41.〔15〕С.Ю.维特;A.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3.〔17〕佛鲁格上校自旅顺口致总参谋部(1900.07.19.No:140).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义和团资料丛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三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2.70-71.〔18〕全权大臣李鸿章奏义和团实匪而非民亟宜痛剿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44)[M].2758.〔19〕代理外交大臣上沙皇折(1900.06.30.No:209).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9.〔21〕1900.06.26.NO202.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一册)[M].57.(责任编辑 王文江)
第三篇:浅谈清朝玉器
摘要:清代是中国玉器制作的又—鼎盛时期,它集历代之大成,总结发扬数千年的雕刻技艺,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玉器,用途之广,雕塑之精,设计之妙,创新品种,达到了高峰。关键字:玉器的发展 玉器的制作 玉器的纹饰
玉器的文化含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各种工艺美术空前繁荣,其中玉器艺术更为突出。
清代是我国古代玉器最为发达的时期,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较以往有超越性的突破。此时,制玉作坊遍布各地,由宫廷直接控制的作坊便有十处。南方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南作玉”和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作玉”,是此时最具代表的两大流派。清代初期的玉器制造主要在民间,宫廷制玉较少。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喜好,原料的丰富以及工艺的进步,宫廷制玉发展较快,不仅出现了大批礼器,还制成一批体积庞大、雕琢复杂的玉山,一些乾隆御书的题记、诗文,还被琢刻于玉册之上,置于精巧别致的紫檀匣中收藏。乾隆之后宫廷制玉有所衰退,但晚清民间市场仍十分活跃,不断推动清代制玉的发展。
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爱重。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仍是苏州专诸巷,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工艺后来居上,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所以清代玉产地主要有除了苏州、扬州还有宫廷,呈三足鼎立趋势,各具特色。
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繁多,以陈设品和玉佩饰最为发达。陈设品有按青铜器为祖型的仿古形式器皿及各种仁兽,瑞禽的造型,新增的品种有山水、花鸟玉山,浮雕图画式的玉屏等。玉佩的品种更为丰富,成为各阶层民俗事项和服饰广泛佩戴使用的装饰品和吉祥物。此外兼有实用功能的各种玉器皿,文房用品数量和品种也较历代多有增加。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时代为分界线,前期治玉重视选料,由于开采条件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材质的精美,为这一时期能产生许多珍宝性艺术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艺加工方面,琢工精巧,光工细腻。乾隆时代的玉器皿的轮廓线都极规则,横平竖直外缘及子口转折严整挺拔。棱角多呈劲挺锋锐状。起凸的浮雕图案边缘,也处理成锋利边线,观之剔透,触之扎手。在抛光工艺上也很讲究,一般细光处看不见琢镞的痕迹,细光能达到玻璃光亮度。
清代中期以后,玉器生产渐入衰落,不但规模减退,工艺制作上取巧偷工造成规格越益粗糙。如所琢树木花草枝梗,不再精到的琢出圆润的,符合生态的形象,仅以两面削琢的角形凸起代替。花卉图案也不再细致地琢出枝叶穿插、花叶翻卷的形态,太多取平面的浅浮雕
处理。尤其是器皿轮廓线大多拖泥带水,转折含混。许多该作圆雕处理的玉陈设品、玉人、玉山,甚至小件玉佩、玉附的背面,也采取用工极少的粗处理方式。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仿古玉器。乾隆帝对收集到的古玉,满意者,赋诗、作文,大加赞赏,不满意者命清宫造办处改头换面,重新琢镂。乾隆对琢玉高手倍加爱护,对姚宗仁尤为赏识,经常与其切磋仿古玉技艺。宋元时期仿古玉已初显端倪,明代仿古琢造已达相当水平,清代更上一层楼。
仿古玉是玉匠、收藏家对前人创造的仰慕、憧憬和追求,需运用智慧与技巧,仿中有变化,仿中有创意,因此清代宫廷仿古玉有很高的美学价。
清代玉器用料主要是温润细腻的新疆和田玉和晶莹剔透的缅甸翡翠。清康熙年间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年间西域的分裂割据和叛乱得到平定,又打通了新疆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这两点都有效地解决了清代玉器制作的玉料来源问题。
清代玉器,纹饰内容广泛,以民俗题材为主,有人物、飞禽、走兽、昆虫、山水花卉、亭台楼阁等,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如马背蹲一猴为“马上封侯”, 猴背上又一猴为“辈辈封侯”,雕一只鱼意为“年年有余”,三只羊意为“三羊开泰”,还有传说故事、携琴访友、太白醉酒、赤壁夜游等。清代仿古玉的品种多种多样,其用途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除上述剑饰、鸡心饰佩等仿汉代器外,还有璧、璜、蝉、块、佩饰等,上面的纹饰似古代纹样,却带有本朝特征,有的纹样全是本 朝的。仿古玉器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不仅是为了满足玉器品种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迎合人们崇古的心理。清代宫廷提倡复古器,特别是在乾隆时期,这时的民间同 样流行,从礼器到各种装饰品, 均有玉仿制品,从而促进仿古玉器的发展。但是民间有的仿古玉器是以假充真,欺人牟取暴利,其千方百计、煞费苦心地将伪品做得与真品相似。《玉纪补》记载民间玉器乍伪法很多,有火烧,沁、煮沁、卤提、里入地下等,上述介绍的就是清仿汉代五剑饰与鸡心佩。若细心观察就可发现与汉代的差别,首先没有汉代古拙感, 带有近代雕刻玉的特征,例如螭纹不是较大幅度的“S”形弯曲状,四肢力感不足,没有前伏后蹬的神采飞扬气势。细部也有差异,五官不同,总之汉代的螭纹是一 种健壮、饱满、豪放的气质,流畅自如,潇洒。汉代雕刻的特征正如明代高濂所说:“汉人琢磨,妙在双勾,碾法婉转流动,细如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 严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这种游丝毛雕阴刻线是汉代玉器显著的特征。清代仿品,从造型、纹饰与刀法均不同,带有明显隽秀、温和的清代特征。如玉文带背面 的方孔能明显看到铊痕迹,不是汉代先用钻打小孔,再用线锯锯成长方形穿孔,并留有线锯直道痕迹。剑首饰上的三孔,也不似汉代中间孔大,两侧斜直孔与中间大 孔相通,用于在剑首端起固定作用,而清代器上面三孔中两侧与中间孔不通,仅仅是“样子”。总之,这时出现的仿古玉器已世俗化,成为人们的使用品或装饰品。
清代玉器吉祥图案有仙人种佛像动物、植物、器物有的还点缀着禄、寿福、吉祥、双喜等文字。清代玉器中吉祥类图案的大量出现、流行,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现象的鲜明的反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希望借助于玉器来祝福他人、保佑自身、向往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态。
传世的清代玉器,不同时期,特征不同,清代早期玉器较少,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玉器生产得到恢复,其特征表现在玉表面的光泽比明代的光 亮,但不同于清乾隆以后的蜡质光泽。雕刻纹饰工细圆润,没有明代古拙、奔放,也没有清乾隆以后险峻露峰的特征。乾隆及嘉庆时期,玉器生产数量大,雕刻受当 时工艺的影响。以青玉、碧玉为主,白玉次之,玉表面有蜡质感。纹饰分阴刻、浅浮雕、高浮雕等。高浮雕层次多,立体感强,雕刻的山水可分远景、中景与近景, 形成不同的画面,纹饰见棱见角,突出明显。清代晚期,玉雕纹饰繁缛,显得零乱。仿古器的纹饰呈现拼凑,带有本朝特征,没有古拙感,缺乏浑厚的气势,线条柔 软纤细。总之清代的玉器在全面继承历代雕刻技艺基础上,同时吸收当时绘画、瓷器、漆雕、竹刻等工艺,又有发展,玉器上的图案与山水、花鸟、人物画的构思布局、气韵一样。动物立体雕取材广泛,雕刻精细,对于一个飞鸟来说,根根羽毛清清可数,玉的表面处理也独具特色,到了晚期随着社会的衰落,玉雕工艺也走下坡 路了。
清代宫廷用玉直接受清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其做工严谨,一丝不苟。有的碾琢细致,如雕似画,有的在抛光上不惜工本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玉质美。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爱重。民间用玉以两江产量最多也最精。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玉器的精与美。以乾隆宫廷玉器为代表的清代制歪风格,皆可用“精、“美”来代表。“精”相玉器材质、雕琢、抛光的工艺之精;”美”相玉器质色、造型、纹饰的艺术之美。格与美代表了清代崇玉文化的最高成果及其审美的最高标准。
造成玉器形式主义用美意趣主要原因是,清代上层统治者缺乏信仰观念和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心理、故而促使玉器的文儿内涵不足,贫乏苍白。在封建特仪制度的影响下;艺术作品单纯为了满足帝玉贵族的审美要求,因此作品的品位特殊且不面更以繁宫为贵,琐华为美,致使艺术品越发趋向矫柔造做,内力活力不足,反而得以时髦。虽观之易理解,也能乐在其中但也易忘却,得不到深刻的艺术享受。在这种文化艺术观念的制约下,创作者们的热情,也会受追去屈从于技艺与技巧的极尽发挥,并以此来使得统治阶级的肯定。
总的来说,清代玉器艺术形式特点是,单凭直观的感觉,就可欣赏到作品的全部,而未能隐含层层的这的文化内涵。清代玉器能宗法前人,而又极富人情世俗、小农趣味,尤注重文玩格党、要求艺米形式纤细繁琐,富丽精玉,这正是清代玉器的形式主义又夹杂浪漫风韵对正统古典主义的一种叛离。
文化的可继承性,决定了清代玉器是数千年传统玉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它能在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与创新。“综合”指它注重遵循与吸取传统(主要是宋、元、明)玉文化的创作法则和精髓,把玉器制作推向最后的高潮;“创新”指着意于精品价值取向,使精美的玉器获得超值宝物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尽管清代玉器不可璜兔地要受到时代文化大背景的制约,在审美意义上,偏重形式的追求而较少深层的思想与文化内涵的表现。妩而,清代玉器以高度华美的技巧与形式美,为传统玉器的艺术体系,作了最后的总结;它在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上,达到了空前发展、高不可及的巅峰,是中国古代玉文化史上最后的辉煌。
第四篇:清朝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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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资格考试
童试:又称县试、小考,录取者为生员,俗称秀才,雅称入泮。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是一较长的时间段,期间有多次考试。
生员分三类:刚考上的,为附生。再进一步是增生。最高级别是禀生,禀即米粮,由政府提供伙食。禀生有一定名额,只有空缺出来,成绩优者才可增补,故称补禀。
岁试、科试:正式科举资格考试。成绩分六等,一等二等与三等前十名,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因故未参考者,或未录取者,还可以再参加“录科”和“遗录”考试,成绩优者,亦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称考遗才。
正式科举考试
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为大比之年。秋季八月在各省省府举行,所以又称秋闱或府试。乡试考中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便有了当官的资格。
会试:亦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即乡试后的第二年为会试之年。春季二月在京师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或春闱。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前十名称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称会魁。贡士再经太和殿复试,优者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在会试之年四月二十二日举办。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
以上为清朝科举简介。
一、对我们研读《增》书中求名章各节,应有所帮助。
求名章各节分别为童子试、岁考科考、占禀、考遗才、发榜挂榜、殿试、乡试会试,都不出上述范围。
二、对我们理解《增》书中考试占的卦例,应有所帮助。
例
1、进退神章
申月癸卯日,占乡试,得雷风恒变泽天大过。
申月癸卯日(旬空:辰巳)
震宫:雷风恒震宫:泽风大过(游魂)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白虎妻财戌土、、应妻财未土、、螣蛇官鬼申金×官鬼酉金、勾陈子孙午火、父母亥水、世
朱雀官鬼酉金、世官鬼酉金、青龙兄弟寅木父母亥水、父母亥水、玄武妻财丑土、、妻财丑土、、应
断曰:酉金官星持世,旺相当时,卯日冲之而暗动,又九五爻申官化进神,得其拱扶帮助,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后果得联捷。
案:这是乡试前占的一卦,乡试在秋八月,明年会试在春二月,故有“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之语。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1
例
2、、随鬼入墓章
戌月甲寅日,占会试能联捷否?得雷山小过变艮
戌月甲寅日(旬空:子丑)
兑宫:雷山小过(游魂)艮宫:艮为山(六冲)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玄武父母戌土×妻财寅木、世
白虎兄弟申金、、子孙子水、、螣蛇子孙亥水官鬼午火○世父母戌土、、勾陈兄弟申金、兄弟申金、应
朱雀妻财卯木官鬼午火、、官鬼午火、、青龙父母辰土、、应父母辰土、、断曰:世爻随官入三墓,动墓,化墓,又入月德之墓,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不独连登,定中状元。日月与世爻合成官局,旺相当时,卦之全美,如玉无暇。果然传胪三唱。
案:四土之年为会试之年,二月考试,三月发榜,故有“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之语。
又案:乡试秋八月,会试春二月,殿试四月二十二日,指的是阴历日期,与我们用的寅月,卯月等不尽一致,但差不了几天。说阴历三月为辰月,大体不差。
三、对我们现实的考试占,应有所帮助。
正式的科举考试与现在的高考很相似,历年的考试时间是定的,成绩公布、录取时间也一样。所以考试占,多为吉凶卦,即不必考虑应期。
清代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会试以官爻为用神,而秀才们的各类考试以父爻为用神。现在的大学生至少名义上是国家干部,高考亦以官爻为用神,考初中、高中皆以父爻为用神。而研究生有一定的补贴,以官爻为用,兼看财爻。
四、最后,再看一下朱先生所解的第十九卦例。
1、举人、进士,虽有了当官的资格,和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样,仅具学位上的意义,至于能不能当官,当多大的官是两码事。、此卦官爻为用神,日建作官星生世,是此卦的要点。
3、辰月己巳日,占会试。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卦是会试考后,成绩未公布前占的一卦,作为吉凶卦,应验的只是考上考不上。因接着就是殿试,不会等太久。
朱辰彬答复:
可以肯定的是,童试、岁试、科试、乡试等均属于资格性质考试,并不与官位授予直接挂钩,并不是靠上了就一定能当官,应以父母爻为用神考取了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才以官鬼爻为用神是否殿试录取者,即进士者,都要授予官职呢?若是,考殿试应以官鬼爻为用神。
网友答复:
官鬼既有官职之意,也有名声,名望之意,所以参加科举考试也称考功名。在古代,乡试中举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况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用神以官爻为妥。其实这一点,看《增》书卦例就可知。
这和现在的高考相似,高考便用官爻。歌手参加大奖赛类,想亦应以官爻为用,因能一举成名。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2
第五篇:清朝官职制度
清朝官职制度
一、清朝宗室爵位
和硕亲王、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一等镇国将军、一等镇国将军、二等镇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一等辅国将军、二等辅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一等奉国将军、二等奉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奉恩将军。笔亲王至公均为超品,镇国将军为正一品,辅国将军为正二品,奉国将军为正三品,奉恩将军为正四品。
“和硕”、“多罗”、“固山”都是满语转音。“固山”就是“旗”,“多罗”指一角,“和硕”指一方,都是指所担当方面范围的大小,以“和硕”为最大。封爵分功封与恩封。功封是因功而封,可以“世袭罔替”——辈辈长子承袭爵位不降级。满族人入关后,有睿、礼、郑、豫、肃、庄、克勤、顺承八家功封的和硕亲王是“世袭罔替”的,俗称八家铁帽子王,后又增加恭亲王,怡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恩封的爵位则是长子承袭时,辈辈经父亲下降—级爵位。但是亲王之子孙降到镇国公为止,不再下降;郡王的子孙降到辅国公为止;贝勒的子孙降到不入八分镇国公为止;贝子的子孙降到不入八分辅国公为止;镇国公子孙降到镇国将军为止;辅国公子孙降到辅国将军为止。亲王年俸白银1万两、郡王5000两、贝勒2500两、贝子1300两、镇国公600两、辅国公300两。
二、清朝官员等级
清朝入关后,清朝官职有九品,每一品又分正和从。称为“九品十八阶”,九品以下是未入流。九品以上是官,九品以下是吏。正一品:【正国级】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荣誉官职,相当于人大、政协之类的】殿阁大学士【政治局常委】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北京军区司令】、掌銮仪卫事大臣【中央机关事物局、安全局长】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正国级减】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荣誉官职,相当于人大、政协之类的副职】
协办大学士【政治局委员】、各部院尚书【副总理兼部长】、督察院左右督御史【中纪委书记兼最高监察长】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北京卫戍区司令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八旗军大军区司令】、都统【八旗军首都及陪都军区司令】、提督【绿营军区司令】 正二品:【副国级】
文职京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荣誉称号,相当于总工会主席】、各部院左右侍郎【国务委员兼副部长】、内务府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职外官:各省总督【大区书记,如以前的东北局、华北局等】
武职京官:左右翼前锋营统领【中央警备团司令】、八旗护军统领、銮仪使【中央仪仗队】
武职外官:副都统、总兵【绿营集团军司令】 从二品:【部级】
文职京官:内阁学士【国务委员】、翰林院掌院学士【社科院院长】 文职外官:巡抚【省委书记】、布政使司布政使【省长】 武职京官:散秩大臣 武职外官:副将 【副军长】 正三品:【副部级】
文职京官:督察院左右督御史【中纪委副书记】、宗人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信访办主任】、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文职外官:顺天府府尹【北京市长】、奉天府府尹【直辖市长】、按察使司按察使【省纪委书记】 武职京官:(奉国将军、一等侍卫:绣豹)、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骁骑参领、王府长史【军级军队领导】 武职外官:城守尉、参将、指挥使 【师长】 从三品:【副部级减】 文职京官: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文职外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
武职京官: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王府一等护卫
武职外官:游击、五旗参领、协领、宣慰使、指挥同知 【副师长或是旅长】 正四品:【厅级加】
文职京官:通政使司副使【中央信访办副主任】、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外交部长】、督察院六科掌院给事中 京职外官:顺天府丞【北京市副市长】、奉天府丞【直辖市副市长】、各省守巡道员【地委专区书记】、武职京官:(奉恩将军、二等侍卫:绣虎、)云麾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贝勒府司仪长、侍卫领班
武职外官:防守尉、佐领、都司、指挥佥事、宣慰使司同知 【团级】 从四品:【厅级】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中央党校校长】
文职外官:知府【市委书记】、土知府【自治市市委书记】、盐运使司运同 武职京官:城门领、包衣副护军参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四品典仪、二等护卫
武职外官: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 正五品:【厅级减】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庶子、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给事中、宗人府理事官、各部郎中【各部司长】、太医院院使【首长医院院长】 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武职京官:(三等侍卫:绣熊)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礮官、分管佐领 武职外官:关口守御、防御、守备、宣慰使司佥事、宣抚使司同知、千户 从五品:【副厅级加】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鸿胪寺少卿、司经局洗马、宗人府副理事、御使、各部员外郎
文职外官:各州知州【直辖县书记】、土知州、盐运司副使、盐课提举司提举 武职京官: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鸟枪护军参领、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印物章京、三等护卫
武职外官:守御所千总、河营协办守备、安抚使、招讨使、宣抚使司副使、副千户
正六品:【副厅级减】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左右春坊中允、国子监司业、堂主事、主事、都察院都事、经历、大理寺左右寺丞、宗人府经历、太常寺满汉寺丞、钦天监监判、钦天监汉春夏中秋冬五官正、神乐署署正、僧录司左右善事、道录司左右正一 文职外官: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 武职京官:(蓝翎侍卫:绣彪)
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骁骑校、委署步军校
武职外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安抚使司同知、副招讨使、长官使、长官、百户 从六品:【县处级加】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钦天监满洲蒙古五官正、汉军秋官正、和声署正、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文职外官:布政司经历、理问、允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土州同 武职京官:内务府六品兰翎长、六品典仪 武职外官: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副营级】 正七品:【县处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国子监监丞、内阁典籍、通政司经历、知事、太常寺典籍、太仆寺主薄、部寺司库、兵马司副指挥、太常寺满洲读祝官、赞礼郎、鸿胪寺满洲鸣赞
文职外官:京县县丞【首都县副县长】、顺天府满洲教授、训导、知县【县委书记】、按察司经历、教授
武职京官:城门史、太仆寺马厂协领
武职外官: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正连级】 从七品:【副处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詹事府主薄、光禄寺署丞、典薄、国子监博士、助教、钦天监灵台郎、祀祭署奉祀、和声署署丞
京职外官:京府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土州判
武职京官:七品典仪 武职外官: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科级】
文职京官:司务、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薄、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协律郎、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寺左右至灵
文职外官:布政司库大使、盐运司库大使、盐道库大使、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士县丞、四氏学录、州学正、教谕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外委千总 【副连级】 从八品:【副科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典薄、国子监典薄、鸿胪寺主薄、钦天监挚壶正、祀祭署祀丞、神乐署署丞、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文职外官: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训导
武职京官: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武职外官:无 正九品:【股级】
文职京官:礼部四译会同馆大使、钦天监监侯、司书、太常寺汉赞礼郎 文职外官: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薄 武职京官:各营兰翎长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正排级】 从九品:【副股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副排级】 未入流:【普通科员】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2清朝与现在的官职对比
六 部:由于过去只有六部,所以其职能往往等于现今多个部门职能的综合。其长官尚书相当于部长,副长官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各司主管称郎中,相当于司局长,副主管称员外郎,相当于副司局级;至于主事权力、地位上比处长要高一些。吏 部:相当于组织部、人事部等部门
兵 部:相当于国防部、、公安部、交通部(驿传)、军委等部门。刑 部、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礼 部:相当于教育部、文化部、宣传部等部门。
户 部:相当于财政部、民政部、商务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造币)、税务总局等各部门。
工 部:相当于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
殿阁大学士:从人数和地位上看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因为这些大学士一般都是军机大臣或是兼任尚书、都统之类的职位,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一般来说,三殿三阁(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共六名大学士,都是当到退休(休致)才空出,由协办大学士递补,除非该人被革职或是死亡。协办大学士就相当于政治局候补。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等:就品级上来说现在似乎没有那么高的侍卫官;就职能来说,可以相当于中央保卫局。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
理藩院:相当于外交部(清末以前的外交一般指对蒙古各部、西藏、新疆、俄罗斯、日本、朝鲜、越南等,主要还是管理蒙古)。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个人认为)兼中科院、社科院。
国子监:相当于清华、北大之类的学校的综合体兼有教育部高教司的职能。顺天府:相当于北京市。
步军统领:相当于现在北京警备区兼公安厅的职能。
内务府: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之类的部门。总 督:军事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各大军区级司令员;还可兼管地方政务。巡 抚:相当于现今的省委书记、省长。驻防将军:相当于现在的警备区司令员。
各省军事:总体来说,清代的武官品级上较历代有了较大的提高。提 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
总 兵:相当于现今的军分区司令员或军长,其统辖的镇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副 将:相当于副军长。参 将:相当于师长。
游 击:相当于副师长或是旅长。都 司、守 备:相当于团级。千 总:相当于营级。把 总:相当于正连级。外委千总:相当于副连级。外委把总:相当于正排级。额外外委:相当于副排级
有些部门只是为某一时代或是统治阶级的需要,现在并不存在相关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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