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教案

第一篇：《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教案

《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教案 复燃强上传于2011-11-22|(4人评价)|372人阅读|30次下载|暂无简介|举报文档 在手机打开

学习内容：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和为贵——孔子的管理智慧 第三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的管理智慧 第四章 王道兼霸道——荀子的管理智慧 第五章 公道——墨子的管理智慧 第六章 使贫者富 富者贫——商鞅的管理智慧 第七章以力服人——韩非子的管理智慧 第八章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孙子的管理智慧 第九章无为而治——老子的管理智慧 第十章攻心为上——《战国策》的管理智慧 第十一章统一之光——《吕氏春秋》的管理智慧 第一章 导论

一、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内涵

二、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内涵

（一）基本概念

1、管理解字探义 《说文解字》：管，竹制的管状乐器，类笛、六孔；理，制玉也.使用¡管必须要有嘴、手指、呼吸相互配合，因此管就有了协作、配合、和谐的意义；理雕琢玉器，具有不可逆性、不可重复性，因此¡°理¡±就包含了事先要有精心的策划、事先精心的部署。

2、管理的现代含义： 管理即是管辖、治理的意思。我国学者一般则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和利用组织的人力、物力、财力、社会信用、时间、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管理的基本职能¡ª¡ª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协调职能。

3、智慧与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含义：（1）是指人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2）从实践得来的聪明才干。中国传统管理智慧： 是指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经由春秋战国“轴心时代”所创立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的有关管理的理论和谋略的逻辑体系精髓。

4、研究对象 本课程主要研究中国“轴心时代”的最有影响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杂家等流派管理思想的智慧及其现实价值。

（二）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内涵 1．顺“道”。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 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他对弟子注 重 “四教：文、行、忠、信”。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中国的十大商帮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吕氏春秋》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 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8．节俭。中国的传统管理，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三）、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特点 1．“一体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协调的统一体.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在具体操作上，这种管理整体观表现为以计划为依归，以组织为工具，以领导为中心，以控制为根本，以训练为起点，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管理系统。

2、“中庸” 化 要想达到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行为与观念、人道与天道、“人欲”(社会)与“天理”(道)的高度和谐，交融合一，就不能走极端。管理行为上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过犹不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中国管理过程的标准和规范，是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凡事要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个人行为上，则表现为凡事不为先，“外圆内方”之类的行为方式。

3．道德伦理化 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在中国，“家国同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礼的核心是“仁”“仁”的要义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孝悌为仁之本” 不仅是作为管理的道德规范，而同时是营造某种感性管理心理的情理结构。

4、管理手段上以德治理、礼法交融、儒法互用 道德修养不仅是基于血缘基础的宗法家族需要，而且是社会管理对人的德行要求，同时它又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终极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为精炼地概括了传统管理下人生道路的特色。“以孝治天下”。把具有现实情感的“孝”注入到社会政治体制里，主宰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改变了原法家(如韩非)追求形式的普遍有效性的理性立法方向，转为重人伦、重实质、重情感、重社会关系、重权变的伦理立法。首先要“合情‟，其次才是“合理”。形式上，制度、“法”居主导地位，实质上“礼”渗入“法”中，成为“法”的基础“法”由此而演变为道德法、伦理法。

5、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 “经”与“权”是中国传统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指规范、原则性；“权”指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经与权，即所谓原则性与灵活性，坚持按原则性办事与适当

变通之意，它们相互补充，相反相成。经权观，一方面要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产生条件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 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

二、学习价值

1、中国管理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文化基因的亲和力与吸引力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超过1千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曾经通过自己的独特管理智慧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政治体制的完备、科技的发达、组织的高效、文化的辉煌等等，都是我们祖先聪明才智的结晶。

因为我们都生存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包括合作伙伴和顾客都是按照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做事。这就是人的文化基因，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这种文化基因就转变成了企业基因。中国的发展，到底是“全盘西化”？还是“固守传统”？ 答案是：走吸收其他国家文化长处、并继承自己文化优良传统的的适合中国国情崭新之路！

2、是提高现代领导水平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中国传统领导理论仍有广泛的现实意义。现代领导者学习领导理论无非有三条途径：一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摸索；二是学习现代西方的领导理论；三是学习中国传统领导理论。前两条途径无疑是重要的，但后一条途径具有更加容易接受和掌握的特点。因为古代领导理论虽然存在了二千多年，也有语言的障碍，但毕竟是同一民族的思想，有着鲜明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同现代中国人属于同一种思维类型。学习和研究起来，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更容易操作和实施，更易产生领导效果。现代领导者应该在眼睛向外，学习西方领导理论，勇于实践，善于总结领导实践经验的同时，认真学习中国人自己的领导理论，并在实践中使之发扬光大，让古老的理论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

3、是提升人文素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内涵，对于今天新世纪的年轻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于即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栋梁的群体，人文素养的提升，尤为必要与紧迫！而对于长时期全盘背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逆流来说，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学习，是重新认识自己祖国文化真谛的重要途径。

4、中国式管理的时代已经来临！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正像马克斯²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一样，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离不开传统管理思想的支撑。

应该说是日本企业家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商用价值。

在中国式管理智慧得到社会普遍关注以前，有一批具有哲学素养的学院派学者开始了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应该是功劳最大者，他旗帜鲜明地高举东方管理学派的大旗，并在复旦大学以二级学科申请到东方管理学的硕士 和博士点。从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派”、黎红雷教授的“儒家管理哲学”到葛荣晋教授的“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路走来。但他们更多是书斋的，学院的。

时下，一些图书的畅销使中国传统管理从专业走向普及，由学者走向民间，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成为炙手可热的富矿，“中国式管理”从一个专业词汇变成了流行词汇。成君忆是以其“水煮”的形式取得成功的。他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融合到管理学中，出版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等畅销书。他的这种“水煮”写作方式，与时下流行的网文结合起来，与时下人们的阅读方式契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让从来没有接受过管理学教育的普通读者知道，原来中国也有管理。曾仕强继他的《中国式管理》以后，出版了《中国式领导》等很多畅销书，特别是他那每听一次课两万元的听课费都能让人“趋之若鹜”！世界五百强中更多的出现中国企业的身影！

第二篇：谈中国传统学派的管理智慧

财公院 公管班 徐亨元 学号2010110010 谈中国传统学派的管理智慧

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

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先秦时期。的确，先秦各学派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是后来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源头。

先秦各学派中，与管理行为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我们将以极简略的形式，从上述四家中析取最精华、最具现代价值的成分，希望能够对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被管理者、合作者或是竞争对手，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有益的。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目的已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求胜”，而更重“双赢”。）

一、儒家。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字面意思是对人际关系及身心和谐的关注，用现代语言说，儒家管理是基于人性的管理。相应地，管理手段是“为政以德”，即使在施行法律的时候也不忘道德教化的结合使用，始终强调人性关怀、伦理亲情的感化、劝谕功能，强调“诚”、“信”、“忠”、“恕”等品质的培养、塑造。儒家管理的推行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从自我管理开始，再到家庭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几个过程的关系既体现为逐层演进又表现在彼此的相互渗透印证中。总起来说，儒家管理是强调自我责任、注重和谐、注重整体利益的管理。近几十年，日本是运用儒家智慧最成功的例子。被称为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有《论语讲义》，解释儒家管理思想，并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以此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在日本，非常多的企业家自觉学习儒家经典，并力求化为己用。实际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思想、行为、性情的主线，无论其优劣，他总是在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二、道家。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作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表面看来，管理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必做，但自己的组织却被整饬得井井有条。道家同时也创建了一整套管理艺术，如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处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取先予、以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常乐等。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倡导的“自动化管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管理”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同样致力于避免干预、提倡自由、鼓励下属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从道家的管理模式或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对科学管理的崇尚、对个人创造能力的尊重及对管理绩效的追求。道家管理艺术中，如“见微知著”、“欲取先予”等，更是经常被企业界人士所津津乐道。

三、法家。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四、兵家。兵家管理的领域主要在于军事，但其中蕴涵的管理战略、策略、方略，对其他领域无疑也有借鉴价值。在管理战略方面，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定。在管理策略方面，兵家提出要“因变制胜”，强调“变”的因素，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新求变，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人。在管理方略方面，兵家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要想管理很多人像管理很少人一样轻松，就须依靠组织和编制的作用；要想形成富有效率的组织，就须以严格的纪律、法令进行层层控制，辅以思想教育，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形成特定的层级制度，以做到首尾一致，令行禁止。兵家因擅于计算、预测，强调变数而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环境中，兵家思想将大有用武之地。一些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在关注中国文化背景时，也确实将兵家学说放在了重要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上面四家思想的论述，仅是我个人所理解和感兴趣的部分，绝非其全貌。并且，在历经千年的治国、管理实践中，儒、道、法、兵四家的理论也绝不是截然分开、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彼此充实、互相吸纳地被结合起来运用。我们今天所要考察、研究的，也不应止于对各家学说的分判，而要力求将这些先哲智慧的结晶，融汇起来，转化为有利于现实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徐亨元

2011年5月29日

第三篇：中国传统四大智慧解读国学

中国传统四大智慧解读国学

1、大道至简——大道理是极其简单的，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世上的事情难就难在简单，简单不是敷衍了事，也不是单纯幼稚，而是最高级别的智慧，是成熟睿智的表现。完美的常常是简单的。简单就是真理，简单就是聪明，简单是厚积薄发的力量。学会了简单，其实真不简单。

做事情复杂繁琐往往是因为智慧没有到位。再大的事情，“一分为二”就很简单了，再难的事情从简单入手，循序渐进就能做成。因此，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去做，简单的事情要重复去做，重复做的事情要用心去做，长期坚持下去，这样世界上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大道至简，悟在天成。

2、大智若愚——常言道：聪明反被聪明误，指的是耍小聪明。学习郑板桥“难得糊涂”，这才是大智慧。“愚”是表面糊涂，心里明白，小事糊涂，大事精明。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之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大智者遇事心态平和，沉着冷静，胸有丘壑，无为而治，韬光养晦，胸藏百万雄兵，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行事中深谙变化之道，而非处处锋芒毕露，逞一时一己之强；时时斤斤计较，谋蝇头小利之得。

三国时杨修聪明过人，可惜用错了时间、地点、对象，终落得可悲下场，反误了卿卿性命。智者与人沟通注重倾听，尊重他人，有礼有节。多听少说，既有涵养，又没人当你是哑巴。话不投机，逞一时之痛快，滋生祸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知己知彼，方能克敌致胜。聪明过分，人人害怕；精明过度，便是愚蠢。把握人生尺度，恪守“中庸之道”，小心物极必反。

3、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永不干涸。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里能撑船。鸡肠小肚永远难容事容人；坐井观天，永远是孤陋寡闻。空杯能容至真至纯之美酒，白纸能画最美最好的图画。量小非君子，妒忌生祸心。原谅有过错之人，就可成为朋友；心中常想着朋友，便可成为手足、知己。做人大度，方能大气；胸怀博大，可容世界。

4、上善若水——此乃做人的至高境界。“水利万物而不争”。最高的善行就象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是生命之源，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水是勤劳的，大自然的水总是在固态、液态、气态之间转换，反复循环，无穷无尽。水对人公平，从不偷懒；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做人也应象水一样，与人为善，抛弃恶行，多行善事，不图功利，长久坚持。正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远离邪恶之源，便是光明之路。勤奋之根本，万物泽被而永生。

当我们在为做一件事情左右为难或心不在焉之时，当我们心生恶念、心浮气躁之时，当我们功成名就滋长虚荣心、功利心之时，就去想想水的德行吧。德积够了，便可“厚德载物”，便是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第四篇：观《中国传统处世智慧概说》有感

观《中国传统处世智慧概说》有感

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壮；四十曰强；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寥寥数句却写绎出百年人生之沧海桑田。浮沉随浪记前朝，更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教诲。

人生如戏，人来人往多少事。

圣者，以省·慎于己，以忍·让修身，以宽·恕待人，以经·权处事，以施·报为己任；以诚·信立天下，以中·和铭道之道。

欲做精金美玉，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之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一念错，便觉百行皆非。一省、一慎之间，方显是非烦恼之源由。多行不义，多言不义。有失不戒，有益不劝，玩物丧志，人之通患。何意？尚尊贤之教诲，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笑谈人世沧桑，何呼。

以忍修身，以让明礼，仕之志也。世路崎岖，人情反复，行不去处，须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处，务加让三分之功。若人皆为之，皆为仕之。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若人皆为之，则天下安泰。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亦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恕。宽者厚也，厚者恕也，仁也。何以为之宽，何以为之恕。古人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亦是，不以己能病

人，不以人所能愧人；亦是，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亦是，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不可不忘。得此，可得宽恕。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皆有经者，亦有权也。经者道之常，权者道之变。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实则，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权。

圣者，以诚·信立天下。诚者，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又不能以不信而成物，有况乎人事？知诚者，以诚感人，人亦以诚应。非诚者，以诈御人，人亦以诈应。

百年人生，苍苍茫茫。谓之，何意笑谈，致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此文之感悟，吾之感慨，不足以明道。人不可狂狷，亦不可萎靡，应省慎、忍让、宽恕、经权、施报、诚信、致中和。此皆为为人之源，处事之本。

第五篇：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中国早期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一、顺道

“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五、对策

“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六、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演变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3］。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5］。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其他

管理，虽是近现代才在中国长期使用的术语，但相关思想，则早在人之初就已出现。中国古代学术以人文为主，管理是其主要内容。管者，古乐器名，泛指细长圆形中空之物，衍义枢要、管制、包容、包管；理者，治玉也，衍义治理、治疗、温习、义理、道理、法则、名分等。管与理结成管理一词，其义精深明确。管以理，以理管。从先秦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如何管理社会、协调人际关系上尽心尽力，形成丰富的管理思想。但这是集权官僚制的管理，其经济基础和对象，主要是小农经济。

任何管理思想都不是先验的，而是有着一定历史传统的维系。我们祖先的管理思想综合体现了“顺道、重人、求和、法治、守信、预测”，对提高现代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易经》“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易经》分好多支脉，其中“周易”影响最大，此外还有“归藏易”、“连山易”等等。近代有学者考证，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而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无不渊源于“易”。《易经》堪称中国管理智慧的源头，其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经》原 理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许多具体的 经营策略，涉及了预测、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学中所关注的问题。

儒家思想单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举贤任能”。修己安人与中庸思想 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关键。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认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对于管理工作的成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史记》中商鞅“立木为 信”的故事就是这种以信立业思想的最好佐证。孔子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 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孔子提倡在管理时对民众“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过度耗费；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产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贪心；既庄重又不傲慢；既威严又不凶猛。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体现。举贤才与任而能信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居于高位，则民众就会悦服，反之，则民众就不会悦服。这反映了孔子的 任人惟贤的人才管理思想。“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对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应在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用好人才、发挥其才干的重 要条件。孟子则以“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身边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 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身边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 行，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孙子兵法》中的管理科学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闪烁着灿烂智慧光辉的军事科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闪耀着璀璨理性光芒的管理科学全书，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决策、组织、修养思想，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

一 决策得于知、谋、变

“知”是决策的基础。《孙子兵法·谋攻》提出：“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军争》中也有“不知诸候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有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论述，强调知的范围要广，既要了解自然环境也要了解社会环境，既要知已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快捷地收集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知的途径要多，既要观察又要对比。

“谋”是决策的核心。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谋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占有了全面而精确的信息资料，知已且知彼，在此基础上认真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谋划”工作，确定最接近“完美”的方案，这是整个决策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变”是决策的灵魂。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的瞬息万变决定了战略战术的变通性，只有做到了“因利而制权”，应机而动，顺势而变，才能为作战提供科学的指导；同样，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决定了决策的变通性，只有顺应时势，随机应变，才能保证主观决策与客观环境的适应。因此，要善于根据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原有决策进行调整，使决策之“矢”始终瞄准环境之“的” 二 管理贵在德威并重

《孙子·行军篇》中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对部属，用“文”统一思想，有“武”统一行动，文武兼施，德威并重，既要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武”的手段进行刚性管理，也要依靠感召、启发、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文”的方法进行柔性管理。

制定明确的规章。“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明确的规章制度，一方面使得将士明确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增强自我约束力；另一方面使得“法治”有法可依，可以避免领导工作“人治”的随意性，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严格按制度办事。要做到令行禁止，必须对士卒“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又要以强制的军纪、军规约束言行。孙子反对“乱而不治”，认为只有部队编制有序，管理严密，才能“治众如治寡”；旌旗鲜明，号令严肃，才能一呼百应，“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产生强有力的战斗力。

功必赏、过必罚。孙子所说：“取敌之利者，货之”，说的是有功必赏；“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说的是赏罚要把握时机；“赏其先得者”，“赏其厚于间”，既要赏“冒尖”人物激励战功，又要厚待身处危境的间谍以安其心，说的是赏罚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典型；“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说的是不论功行赏是危险的；“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说的是赏罚要有度，赏罚过滥则功效大大降低。要慎用赏罚，力求发挥最大效力。汉楚相争，项羽的兵力是刘邦的四倍，然因“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奖，拔城而不得其封”，终令程平、韩信等离他而去，择良木而栖之，择贤主而事之，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最终也难免演了一幕“别姬”的悲剧。教训是很深刻的。三 谋略重在择人任势

孙子在《势篇》中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求胜之道，贵在把握和创造有利形势，从全局态势出发，选择最适于担当此任的人才。

求之于势。求势的根本是“取势”，在充分把握势态的发展变化中，以势酿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而要“取势”必先“识势”，既要对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超前的认识，又要对自己的取势实力有清醒认识。只有“识之于势”，才可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化胜势为胜算，化胜算为胜绩。

择人而任。有了“识势”的眼光和“取势”的头脑，没有能够担当重任的人，还不免要落入“失势”的境地。诸葛亮对街亭战略地位的卓识和在抢占天时地利的先声方面都胜过司马懿，只因在最关键处错用了一个马谡，造成了几乎难以挽回的不利局势。可见，择人而任，对人才因势而用、量力而用、大胆委任、放手使用，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四 权威来自公上爱下

权威是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保证。孙子认为，管理者要树立权威，必须对上抱以公心，对下投之以爱心。

以公心对上。孙子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道必胜，主曰必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处理对上关系应该顾大局、弃私利，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以爱心对下。“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领导者爱惜体恤部属，部属就会“士为知已者死”，将生死置之度外，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擒龙跟你下大海，打虎随你上高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管理者切忌鲁莽行事，轻易陷部下于困境之中。

以公心对上，以爱心对下，便可这到齐心协力的境界。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