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俄国民粹主义关系再认识

第一篇：列宁与俄国民粹主义关系再认识

列宁与俄国民粹主义关系再认识

夏银平

2012-11-19 16:14:50 来源：《社会科学家》(桂林)2007年1期

作者简介：夏银平，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夏银平(1963-)，女，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苏俄哲学。

内容提要：俄国民粹主义在苏联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本文揭示了列宁对待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态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然后再殊途同归的历程。分析了列宁理论和民粹主义理论的关系，从而说明了列宁无法拒绝民粹主义独特的遗产。

关 键 词：俄国民粹主义 跨越论 一国胜利论

纵观这几年我国学术界对民粹派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讨论中，我们也可看到学者的评价基本囿于列宁早年的评价框架之内。而列宁和俄国民粹主义真实的关系及列宁思想的发展历程，学者较少提到，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必须搞清列宁和民粹主义的真实联系，从而正确认识俄国民粹主义。

列宁和俄国民粹派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我们一般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列宁的思想来源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其二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这样的说法在苏联未解体前，在苏联和我国的教科书中一直是正统的说法。但是西方的学者一直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接受了斯拉夫主义思想文化传统，[1] 他们认为列宁的哥哥作为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者，不能不对年轻的列宁发生影响。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他哥哥的命运》一文中，这样写道“毋庸置疑，他深深地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2]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理论的核心是主张依靠暴力革命在俄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典型的继承了民粹派的衣钵。列宁自己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的思想家看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承认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并且相信：“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头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3]

一、“人民之友”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列宁早年对民粹主义的评价

19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幻灭，震动了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也使得俄国思想文化界一度陷入迷途的境地。俄罗斯向何处去？是继续发动革命，还是与政权和解？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民政治上极端保守的情况下，哪个阶级能够承担革命的使命？这一系列问题是摆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重要问题，也是导致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再次进行政治分野的关键问题。

列宁登上历史舞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问题。就这一问题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大讨论。此时的民粹主义已经从革命民粹主义向着自由民粹主义转变。如果说80年代以前民粹主义理论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那么到了列宁登上历史舞台的90年代，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最新的垄断和落后的农奴制并存，俄国近代工业体系已经初具规模。这个时候再来谈论利用公社直接到达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所以列宁认为在俄国“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扫清封建残余。”[4] 和民粹派理论相反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资本主义尽管“引起种种惨状，但比前一种(封建主义)支配却是进步的，它启迪工人的思想„„这一斗争从资本主义条件本身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成功。”[5] 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同西欧一样，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只有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即机器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具备了“物资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低级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不存在的。”[4]“俄国是个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6] 必须首先让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然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还需要其它一些条件。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等到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才有可能，“那时候欧洲的革命设法就反过来影响俄国”[7] 同样，俄国的民主革命要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它的胜利将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它才会促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开辟西欧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而欧洲社会主义又反过来援助俄国。

在列宁看来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是俄国生活的基本背景，根本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这一段时间由于列宁希望沿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序言里的“铁的必然性”思想，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思想和民粹派思想不一致，而民粹派在当时俄国思想界占绝对主流地位，尤其民粹主义中出现了米海洛夫斯基这样的在青年中有相当影响的导师，列宁这样的初出茅庐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想夺取思想阵地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所以年青的列宁首先与“合法马克思主义”携手批判的民粹主义。

列宁激烈批判民粹主义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在1900年开始的政治斗争中，由民粹派组建的社会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社会革命党坚持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认为这种竞争严重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列宁登上历史舞台的1893年发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开始，到1905年列宁文章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的。1895年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里，列宁把19世纪60年代的具有启蒙遗产的特点归纳为：

1、对农奴制充满强烈的仇恨。

2、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

3、启蒙者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列宁认为第3个特征是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8] 接着列宁对民粹派特征作了这样归纳：“

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

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

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越出轨道’”。列宁认为高度评价60年代的遗产，把他们称为俄国文化的精髓，而对于民粹派评价过低，认为“遗产的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8]

早年的列宁为了革命的需要批判民粹派，人为地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主义的先驱从民粹派中剥离出来，认为他们属于启蒙主义者，不属于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是那些“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的‘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4] 列宁否认自己继承了民粹派的任何东西。但是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任何人都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完全割裂。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书中，这样评价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十九世纪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者试图建立一种与民粹主义相反的革命运动。一旦工业化终于迈出了实验性的第一步，有望打破俄国停滞不前的外壳时，他们便转向产业工人。但是，尽管他们否定了19世纪的革命运动，并嘲弄它的代表人物是反科学的、浪漫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其实他们无法拒绝自己这份如此独特的遗产。(黑体字为作者加)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斯基以及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是赫尔岑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主义者的合法继承人。即使他们的纲领和倾向与前辈有别，他们仍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也表现出知识阶层的长期性问题，也共享着其批判和拒绝传统的荣誉。”[9] 的确，列宁早年虽然批判俄国民粹主义，但他自己不能割断和俄国历史文化的联系。在民粹主义者中，列宁自己承认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影响最大，但为了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民粹主义中分离，仅仅把他当成启蒙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启迪着列宁，实际上，列宁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不仅自己也写了《怎么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一生都以《怎么办？》小说中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为榜样的。

纵观列宁早期思想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所做的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移植到俄国，而没有结合俄国自身的特点，不仅如此，列宁反而把坚持俄国特殊性的民粹派当作不可拒绝的遗产加以抛弃。列宁理论核心只有一个，即是：俄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性，只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遵循“铁的必然性”。列宁坚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的观点，也即是1876年以前的马克思。至于马克思晚年写给查苏里奇的信及其草稿，发表于1924年，列宁毕生都不知道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俄国土地所有制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和马克思晚年思想相左，实际上，作为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列宁从来也没有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教条加以接受，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10] 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更多考虑的是俄国革命，而并不是纯粹学理性的批判。

二、民粹主义的英雄们，虽然是乌托邦，但在世界历史上，却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重新评价俄国民粹主义

1905年开始列宁对民粹派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他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有了改变。1895年他写作《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论证在农业中占优势的是资本主义地主农业，俄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列宁得出这个结论，我认为更多是从革命角度出发：必须首先让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然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到1907年前后，列宁修改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的，而且农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11]“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些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11] 他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实际上和民粹主义的分析一致。

其次，他对民粹主义态度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民粹主义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民主和反资本主义。1907年，列宁批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粹主义的错误态度。“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主义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时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俄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11] 文章还批评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理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作了目光短浅的非历史性的评价。他认为民粹主义理论包含着那个时代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在《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列宁赞扬民粹主义称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是“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了社会主义。”[17] 1912年，列宁首先发表了《纪念赫尔岑》后发表了《两种乌托邦》对民粹主义进行高度评价“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们。”[3]“民粹主义的乌托邦也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它却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特征。”[3] 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民粹主义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3]“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主义乌托邦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3]

到1915年，列宁开始考虑落后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问题。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3] 实际上他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有所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次提出“一国胜利论”。1916年9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条件下也只能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3]

20世纪初，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一直没有充分发展。但它成为了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就为俄国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终于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走向了社会主义。后来普列汉诺夫和苏汉诺夫等人反对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在经济上落后、无产阶级在居民中只占少数的国家里，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考茨基甚至把十月革命比喻成早产儿。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规律。列宁在最后之作《论我国革命》中，指出“他们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0]“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的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的进程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的。”[11]“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看法：即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和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

列宁在这一时期，承认俄国社会发展具有和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特殊性，从这一特殊性出发，列宁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

三、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民粹派的“跨越论”的异同

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迄今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从它胜利的那天起，到今天一直是俄罗斯和西方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和一些“路标派”代表人物一致认为，列宁是民粹派的合法继承者。而正统的前苏联学者则认为民粹主义和列宁主义是死敌。我们认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民粹主义思想既有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首先，从两者的理论基础看，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是俄国具有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和公社制度。而俄国公社不同于古代按照血缘关系建立的，而是按照地域关系建立的。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具有集体主义的传统，适合社会主义。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我们有独特的公社，可以在利用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列宁也强调俄国落后，认为落后的俄国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有其特殊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处断裂。由最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赫克认为“列宁和他的革命党人继承了这些传统(民粹主义)，虽然他们在社会哲学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相信，俄国不需要通过资本主义阶段，能够跳过它，把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古代农民公社直接衔接起来。他们认为，俄国统治阶级是微弱的。作为资本主义脊梁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因此，甚至微小的，然而完全革命的、有阶级意识、引导得法和组织精良的无产阶级，就能轻易战胜贵族和资产阶级，而且，凭借建立临时的专政，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组政府和社会秩序，并建立共产主义类型的文明。受到这些信念的激励，趁沙皇制度垮台后的混乱，列宁夺取了政权。”[13]

其次，从理论的出发点看，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视角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俄国。民粹主义的创立者像赫尔岑、巴枯宁等人都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亲历者，他们既理解俄国的国情，也了解资本主义的苦难。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在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展示了其惨无人道的一面以后，在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条件下，民粹主义的理论家既结合本国国情，又参考世界历史领域最先进的成果，提出利用农村公社直接绕过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列宁十月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也是考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强调东方和西方生产力发展的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平衡必然导致在其最薄弱处断裂。

再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列宁和民粹派都没有把“铁的必然性”当作“一般历史哲学”到处套用。民粹主义思想家虽然很尊重马克思，多次征求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意见，马克思在晚年受到民粹派的影响，提出社会发展具体道路多样性的思想。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从自己国情出发，把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列宁在1915年后也不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当作每一个国家必经历的固定模式。列宁在批判苏哈诺夫时说“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的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的进程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的。”[10]“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看法：即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和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

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看到列宁和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列宁与民粹派是有根本区别的。

民粹派强调村社的落后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先在条件。列宁则认为仅仅是落后并不能导致俄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让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是说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展；民粹派强调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天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农民。列宁则依靠的是俄国刚刚兴起的产业工人(尽管这些所谓的产业工人也是刚刚脱下农民服装)；民粹派提出的是在农村村社基础上的直接跨越，而列宁的跨越则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民粹派提出的是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列宁十月革命跨越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

列宁和民粹派的根本分歧在于：民粹主义从本质上属于伦理社会主义，他们继承了康德的道德伦理学，即从所谓“善的意志”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资本主义邪恶，应当绕过这个阶段直接走向美好的社会主义。从这样的先验的假设，设想未来的社会制度，最终不免流于唯心主义的乌托邦。而列宁针对民粹派“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4] 列宁详细研究了俄国经济如何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搞清了俄国19世纪末期的俄国国情。列宁在谈到自己研究、探索的起点时说过，应当把研究起点“从‘可能’和‘应当’这种毫无裨益的臆测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正是及时从俄国不断发展的现状入手，列宁高于民粹派，为研究俄国未来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了列宁的伟大，同样也证明了民粹主义的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参考文献：

[1]古•威特尔，张翼星.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M].重庆人民出版社，1992.71.[2]A WALICKI.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M].153.[3]列宁选集(第2卷)[M].1995.301；299；300；301；554；722.[4]列宁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673；80；1；86.[5]列宁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84(2)：202.[6]列宁全集(第21卷)[M].人民出版社，299.[7]列宁全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2)：12.[8]列宁全集(第2卷)[M].395；405.[9](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75.[10]列宁选集(第4卷)[M].1992(3)：775；775；776；775；776；775.[11]列宁全集(第16卷)[M].(2)：390；388；203.[12]列宁全集(第9卷)[M].(2)：1984.176.[13](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学林出版社，1999.162.

第二篇：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个贯穿中国发展的话题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导读

摘要

列宁针对孙中山的一篇名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文章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提出孙中山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似，同时也指出，孙中山主张的防止资本主义以及平均地权的思想正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纯粹的方案。列宁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本文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之上对孙中山文章中的“上海”等词的进行了辨析，最后阐述了民粹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关键词

列宁

民粹主义

民主主义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防止资本主义土地国有化

主观社会主义

历史评价

个人思考

当代价值 正文

列宁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且通过在政治方面退出一战，领导内战，在经济方面，实行全俄电气化，战时共产主义1，以及后来的新经济政策2等一系列政策，使苏联这样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迅速地得到巩固。同时，作为一个杰出的理论家，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他的一生是辉煌的，在他死后，就连坚持反共主义立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评论说：“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列宁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所以说，列宁对于世界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先来简要的简要介绍一下民粹主义，尤其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亦称平民主义，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他们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这种思潮及其实践对俄国革命是有害无益的。对列宁来说，虽然他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但由于俄国大多数的农民都支持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导致革命的成果差一点被民粹主义者夺取。因此，这样一次经历让列宁对民粹主义实质有了 又称“军事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苏俄政府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摘自百度百科）新经济政策，其内容： ①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许农民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工。②在工业方面，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恢复私人小企业。③在流通方面，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④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摘自百度百科）更深入地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倡导“人民优先”，这使得它和民主主义有了某种相似之处，使人误以为民粹主义者也是民主的倡导者、推进者。列宁对民粹主义有着很深的见解，所以他在他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要谈一谈孙中山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此文写于1912年。此时，孙中山刚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文中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虽然富足文明但是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只有少数资本家享受快乐，劳工群众依旧是赤贫的，因而革命的思潮不断涌动。但是，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实现社会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此，他认为在中国是有必要也有能力预防资本主义进攻的，通过防止资本主义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第二，平均地权问题——按照土地优劣进行定价，由国家按价收税，土地价值的增值额归公。在文章的结尾，孙先生说“中国正处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的商业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孙中山的这次讲话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三个多月后便被译为俄文发表。列宁立即与之互动，并对文中孙中山的这些主要的观点进行了辩证性的批判。在当时远非今日可比的信息传递和通讯条件下，确是相当奇特的现象。

介绍完了文章的成文背景后，我们就来着重介绍一下列宁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列宁认为，俄国资阶级民主派都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作为中国民主派代表的孙中山在思想和许多说法上都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关于这个想法，他提出了四个问题，并且对他们一一作答。

首先，列宁将孙中山提出的纲领与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相对照，发现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本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文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然后紧接着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比较东西方国家，我们不难发现，相对而言，西方的总统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梦想，他们是“娼妓化了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孙中山则是一个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他的纲领中处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并且是带有建立共和制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而他的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只有这种民主主义的高涨才能激励人们摆脱奴隶地位求得真正的解脱，才能激发劳动人民创造奇迹。列宁认为，东方已经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中国人将在这种高涨的民主主义的带领下会为了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梦想而努力，而西方的早已腐朽的资产阶级终将会被无产阶级代替。简言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激励人民摆脱封建的束缚，走上共和制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列宁认为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是同社会主义空想，避免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治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思想体系也是和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产生这两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列宁首先分析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即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中国的民主派反对压迫农民和剥削群众，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同情，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们必然产生主观社会主义。而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同当时西方所面临的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同的。中国民主派主张推翻造成这种剥削的制度——封建制度，但是没有改变这种封建剥削的根源——土地对于农民的种种束缚。因此，中国民主派必然只是主观社会主义，而主观社会主义正是产生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

其次，孙中山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就会比较容易实现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可以防止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仅仅只是一种空想。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孙中山就提出“中国商业将大发展”，“五十年后将出现很多个上海”列宁指出，“商业”“上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孙中山自己不得不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因此，孙中山只是用“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来制定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认为其社会意义也就在于此。

最后一个问题，列宁提出孙中山所说的既漂亮又模糊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是很简单的，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单一税1实现土地国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国有就是尽量产出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也就是说，孙中山的经济改革恰恰是最完善纯粹的资本主义改革。

文章的最后，列宁指出，虽然，孙中山的纲领有空想和反动观点，但是他提出的纲领的内核——通过政治上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是正确的复兴中国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列宁对上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列宁是最早评价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的外国人。他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国内对中国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评价的准绳。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国际依旧认为孙中山实际上是要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这种小资产阶级路线是走不通的。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许多学者对于列宁对孙中山思想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类人，坚持认为列宁精准地评价了孙中山的纲领中的进步性和落后性，与历史观点一致；但是也有相一部分学者对此评价提出了质疑，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1，列宁称孙中山为民粹主义者是有根本性错误的。因为，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通过发展农村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提倡的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个人资本，将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全社会共享。因此，该部分学者认为称孙为民粹主义者是不正确的。2，有些学者认为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有真知灼见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偏颇的。他们指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并不激进也不是纯粹十足的资本主义土地土地纲领；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依据不足；列宁是以俄国社会主义为参考来评价孙中山的，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还是接受了列宁的这一观点的，只是对孙中山民粹主义的浓淡色彩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读完《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后，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确带有一些民粹主义者的色彩，但是他和俄国民粹主义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希望国内民众可以避免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杀人流血似的社会革命。这一点可以从他在演讲中比较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的革命道路问题时看 亨利·乔治在《贫困与进步》（1879）中认为，应当通过对土地征税来为政府融资，这种税收能在不损害效率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

出。他强调“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孙中山的初衷。他希望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途径来发展中国经济。因此，虽然孙中山表面上看来是民粹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本质和民粹主义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第二点，我觉得孙中山所提到“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的“上海”与列宁认为的“上海”实质也是不同的。孙中山希望五十年后中国会出现很多个上海来带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他赋予“许多个上海”的含义是一个在经济和实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土地国有制，使得很多地方的土地资源增值，以此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的地方。这是以发展经济为前提的。而列宁认为的上海则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同时也是受欧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他眼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代表。正是这样一种认识的分歧，使得列宁得出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必将出现资本主义的结论。而这与孙中山的本意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列宁的文章依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尤其是文中反复提及的民粹主义。当下，有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大兴民粹主义。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很多民众在所谓的爱国宣传的鼓动下，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大量破坏日系产品，很多使用日系产品的国人也受到了身体上的经济上的极大的损伤，但他们本身是无辜的。本来爱国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建设的。但是在钓鱼岛事件中有些人却做出了不利于国家发展，伤害自己同胞的事情。很显然这完全不是一种理性的爱国的行为。对于一些国人在钓鱼岛事件中做出的过激的行为，我认为，一方面，国人的素质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隐藏在爱国面具下的民粹主义也是我们需要重视。因此，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最大的区别，识别出那些带着爱国主义的面具，甚至是一些与民族主义合流的民粹主义，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失去了社会基础，才能够彻底的消灭民粹主义。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对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辨析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一话题始终是贯穿着国家发展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明白并且辨析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实质。引用文献

孙中山<著>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26页。列宁<著> 《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

刘建飞<著> 《民粹主义：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 《 中国青年报 》（2012年12月05日02 版）李玉贞<著> 《列宁眼中的中国革命》[ 来源：中华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10-10 |] 瓦尔特 <著> 《列宁论孙中山》

刘贵福 <著> 《循名责实:对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5年02期

第三篇：社区文化与物业管理关系的再认识

社区文化与物业管理关系的再认识

一、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是满足居民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物业管理一般的清洁、绿化、安全服务，而是希望工作、生活在一个更富有文化色彩、更关注个性发展的环境之中，从而得到更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精神上的满足。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正是创造这种环境、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的重要手段。

二、社区文化是实施物业管理的润滑剂

物业管理公司只有同业主充分沟通，启发业主自律和参与意识，相互配合，才能使物业管理从“一人管百人”向“千百人管自己”转变，形成双向共管的局面，使物业管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社区文化正是建立这种沟通的润滑剂。

三、社区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和物业管理相联系

社区文化是一种手段，通过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应该使物业管理水平更高、效果更好。因此，社区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和物业管理有所联系，管理中体现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又反向推动管理水平升级。比如，通过环境文化的塑造，促进物业管理整体形象提高。

第四篇：自然辩证法论文-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再认识

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再认识

杨洁

摘要：随着进入21世纪的高新知识时代，科学与技术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科学是探索自然、寻求真理从而形成知识体系的过程，而技术是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所造的方法和工具，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和相对独立性；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反过来，技术又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认识和正确把握科学与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科学 技术 联系 区别 一体化

随着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与技术越来越趋向一体化。科学

是对事实真理的客观反映，与事实真相密不可分。而技术是从科学到生产的中间环节，是把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技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科学原理的指导，许多新兴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就直接来自于现代科学的成就。科学是技术的升华，技术是科学的延伸。从历史上看，技术先于科学，科学源于技术，技术是科学之母；从近代后期以来看，科学上先有重大发现，技术上才有重大突破，科学是技术之父，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延伸和应用[1]。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因此错综复杂，二者既有原则性的区别和相对的独立性，也有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

一、科学与技术的概念

要了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译自英文的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知识”，是理性地、系统地探索自然，目的是寻求真理、发现新知识；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规律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认识活动，从而对事物产生正确判断。科学是人对自然界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个方面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般由五部分有机构成：实验事实、基本概念、原理及定律、演绎体系及理论体系应具备的逻辑和谐性、可预见性和可检验性。技术译自英文的technology，由希腊文的“艺术或技巧”和“学问”两个字根构成，是生产的物质手段，是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人有目的地运用科学理论和技能，借助物质手段，实现自然界人工化的社会活动过程。但是，新技术不一定马上能成为产品。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品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需要经过多次的循环、反馈和反复，也需要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开发三方面的科学和技术人员脚踏实地地工作，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对技术，不

[2]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古时手工劳动时代，技术被看成是个人的技能、技艺；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认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马克思主义将技术的本质界定为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和改造作用。

二、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提到科学的本质，人们往往会想到技术，毫无疑问，科学和技术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经常被连起来使用，简称“科技”。但是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名词，具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性质，在许多问题上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科学与技术在本质上都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但它们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科学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知识形态，是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间接生产力或一般生产力；技术则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现实形态，是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直接生产力。

其次，科学与技术的目的和任务不同。科学属于认识范畴，其目的和任务在于认识和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它侧重回答自然现象“是什么”、“为什么”和“能不能”的问题，并建立起相应的知识体系。而技术属于实践范畴目的和任务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控制、利用和改造，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它主要解决针对客观世界（作用对象）“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有什么用”的[3]问题，并建立起相应的操作体系。一项科学活动的目的是逐步建立知识体系，对某种现象做出解释，为一些事件提供一个真实的描述，判断一些状态的性质；一项技术活动的目的则是为实现人类的愿望提供便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研究一种二进制计算方法替代十进制的计算方法，是一项科学活动；而用二进制的计算方法设计一种计算机，则属于技术活动。

其三，两者的可预见性程度不同。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比如，抗生素青霉素就是偶然被发现的。1928年的一天，弗莱明在他的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导致人体发热的葡萄球菌，由于盖子没有盖好，他发觉培养细菌用的琼脂上附了一层青霉菌。这是从楼上的一位研究青霉菌的学者的窗口飘落进来的，使弗莱明感到惊讶的是，在青霉菌的近旁，葡萄球菌忽然不见了，这个偶然的发现深深吸引了他，他设法培养这种霉菌进行多次试验，证明青霉素可以在几小时内将葡萄球菌全部杀死。弗莱明据此发明了葡萄球菌的克星—青霉素，造福了人类，对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并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

最后，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形式、肯定方式以及评价标准不同。科学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例如报告、论文、著作等；技术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例如产品、装置、设施及控制软件等。在肯定方式上通常把科学上的突破叫做发现，对重大科学发现可以冠名，例如牛顿运动三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等；而技术上的创新叫做发明，重要发明不仅可以冠名，还可以申请专利，如诺贝尔一生获得了299项专利，同样，爱迪生在一生共获得了1000多项专利。在评价标准上，科学进步的标准在于能否完善科学理论，扩大知识的储备；技术提高的标准在于是否能生产出新的和更好的产品。正是科学与技术的多方面差异，人们才得以对它们分别研究，建立起相应的技术体系和科学体系。

[5]

[4]

三、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 科学和技术总是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是科学发展的手段。我们知道，科学与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地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

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是基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形成要有科学的根据，科学为技术提供理论基础，指明发展方向甚至具体道路。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同时，科学也依赖技术。科学理论的成立要经过技术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手段，科学的发展要靠技术提供物质手段和操作体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科学实验和仪器设备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先进，可以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而，科学的发展需要技术的不断推动，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为科学发展提供经验材料和认识课题。由此可知，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是科学发展的手段，科学提出发展的可能，技术变可能为现实。技术的革新促进

[7]

[6]科学发展，科学的成就推动技术的进步。因此，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然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来是不平衡的，技术有时走在科学前面，推动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诞生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科学有时也走在技术前面，带动技术的发展。

当人类社会跨过二十世纪中叶的门槛之后，随着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仅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高新技术革命，更是使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科学与技术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且发展态势已经明显呈现：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先进而又复杂的技术手段，如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自动化检测仪器、电子计算机等，为现代科学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现在科学重大课题本身也普遍具有工程技术的内涵，需要各类技术人员的共同合作。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进步，许多新兴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就直接来自现代科学的成就，技术活动越来越科学化，因此现代技术也可称为物化了的现代科学。总之，可以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升华，技术是科学的延伸。科学与技术的内在统一和协调发展已成了当今“大科学”的重要特征。首先，科学的技术化过程。科学的技术化是指在总体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包含着大量的技术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作为其辅助部分。虽然科学也受到从生产实践里形成的技术的推动，但在古代，技术对科学的促进作用极其微小。进入16世纪，科学开始真正具有了实验的传统，科学实验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20世纪以来，科学实验规模的日益增大，所用仪器设日益复杂，实验方法也日益多样化。科学实验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正由于科学实验在科学领域的重要作用导致了科学更加依赖于技术，以技术为后盾，表现为科学的技术化趋向。科学技术化的主要表现在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以先进的工艺技术为条件、为后盾的。没有现代的高技术便不会有现代的科学。天文学的研究离不开高倍数的射电望远镜, 生物学的研究离不开高倍的显微镜和其他仪器设备，新型材料的研究也离不开可以观察材料微观组织的电子扫描镜和透射电镜。这些高性能的现代化仪器设备制造又依赖于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发展。

其次，技术的科学化过程。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开始加强，科学逐渐成为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过去，主要是科学得益于技术。现在。技术主要是科学的受惠者，科学理论成了技术改进和突破的思想指南。例如，[8]原子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促进了原子弹和原子能技术的产生，罗伯特-奥本海默正是基于原子物理的研究，与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才使得“曼哈顿计划”研制成功，对结束太平洋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技术 的科学化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即指已有的技术上升为技术科学，技术被理论化、规范化。如工程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发展使建筑工程师不必像古代工匠那样反复用试错法才能找出新建筑的最佳结构, 只需运用该学科形成的技术科学体系就能设计出新的最佳结构；还有基因武器的发明，是在遗传学的高速发展下实现的，与核武器、化学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威力更大，更难防难治。现代的尖端技术都是以坚实的科学理论为前提的, 离开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重大技术的发明几乎不可能。

最后，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相互作用而产生整体效应，并显示出更多的社会功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新技术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规律和相互联系，而且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向学科和综合学科。科学、技术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有些领域既是科学的同时又是技术的，有些学科很难严格地说清楚是属于科学的还是技术的。科学与技术连成一体后，科学对技术、技术对科学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一方面使得各自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引起新的革命;另一方面,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相互交融,统一发展,不仅前次革命与后次革命的界限不清,而且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分界也难以辨识,因而人们统称为现代科学革命或当代科学革命。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方式及发展速度、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不断推动社会的向前进步。

1978年3月，伟大的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在前沿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就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10]

[9]。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有助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在现代生产发展中，科学和技术日益结合为一个体系，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高度渗透，已使科学技术成为现实的直接生产力，使科技发展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知，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的统一体，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两者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有原则性的独立和区别。科学阐述知识体系，技术提供应用这些知识的方法。随着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总之，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升华，技术是科学的延伸。

四、结论

随着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与技术越来越趋向一体化。技术与科学的联系就越紧密。科学与技术总是共同存在于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科学提供知识，技术提供应用这些知识的手段与方法。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社会的整体性变化。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在现代，在“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一体化的社会实践中，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科学日益技术化，技术日趋科学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了。正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作为一个词汇已经习以为常地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了。

参考文献

[1] 巨乃岐，刘冠军.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看科学向技术转化的实质与要求 [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2] 傅扬.科学、技术、生产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研究》，2006.03.[3] 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84.[4] 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84.[5] 张宗明.自然辩证法概论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6] 石萍之.科学与技术 [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7] 黄志澄.关于科学、技术、工程的相互关系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8] 王东明.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看科学的功利主义.《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4.09.[9] 杨生,肖学杰.论科学和技术的关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科学哲学研究),2001.01.[10] 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第五篇：俄国革命中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理论论证

俄国革命中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理论论证

蒲国良

2012-11-19 16:11:21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7年1期

作者简介：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一方，而且分歧也主要来自这里。广大劳动群众也在行动中表达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在苏维埃问题上的分歧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已存在，这种分歧在1917年革命中更加扩大了。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直接创造者，那么发现苏维埃的意义，从理论上赋予它议会民主制替代物之地位的则是列宁。

关 键 词：苏维埃 苏维埃民主 列宁 俄国革命

一、布尔什维克内部关于苏维埃地位与作用的分歧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广大劳动群众也在行动中表达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对于苏维埃的作用，不仅沙皇政府与立宪民主党人与革命政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在革命队伍一方，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也不一致。[1] 即便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对于苏维埃究竟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苏维埃在1905年革命中一出现即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注意，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明确表示要积极组织苏维埃并参加其活动，但也有不少人对苏维埃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2] 争议首先和主要的是如何看待非党组织的苏维埃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问题。一些人反对苏维埃作为一种处于党之上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认为只有一个奉行阶级路线的强大的党才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并维护其纲领的统一性，而工人委员会一类的不确定的政治混合物是无力承担这种任务的。有人甚至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无权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党必须退出这种组织，因为它们的存在会损害社会民主运动，甚至担心它会与党抗衡。因此，苏维埃要么作为一种工会组织存在，要么就根本不应存在。党应当采取三种对策，即布尔什维克应努力促使苏维埃限定自己只发挥工会的功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使苏维埃声明接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随后苏维埃将自行宣布解散，因为它作为与党并存的一种社会民主组织是多余的。[3] 有人还以“苏维埃抑或党？”为题发表文章，认为苏维埃只能指导无产阶级的特殊行动，解决联合整个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但它应当明确自己的政治倾向，应当申明自己承认哪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领导者和奉行什么样的政治纲领。社会民主党北方委员会也通过决议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只应在那些党组织还没有别的手段来领导无产阶级的行动和那些需要把群众从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地方建立起来”。它应当成为党对群众实施政治领导的工具，因此监督苏维埃并使他承认党的纲领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领导权是必要的。[4] 不过，也有布尔什维克组织明确表示要积极组织和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如莫斯科委员会就曾呼吁“让所有工厂和车间的代表们集合起来结成一个全莫斯科的代表苏维埃，这个苏维埃将集合莫斯科的全体无产阶级，它将为工人反对其敌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必要的团结和组织”[5]。

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关于苏维埃的分歧再度出现，这种分歧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 从1917年3月27日至4月2日召开的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看，尽管不少人对临时政府的组成及其行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大都并不认为苏维埃可以取代临时政府，最多也只是要求苏维埃对临时政府进行“革命监督”或“最坚决的监督”。如沃伊廷斯基、埃利阿瓦、谢甫鲁克等人认为，临时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管家，应当支持它的一切革命措施。斯大林在会上发言时也表示，“临时政府对革命的发展起多大巩固作用，我们就给予它多大的支持”，他还宣读了3月22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来为自己辩护，该决议要求通过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所有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他说，他并不完全同意决议，而更赞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只要工人阶级、农民和革命军队不断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就可以保证政府服从革命需要，对于革命的需要，临时政府满足多少，我们就给临时政府以多少支持。[7] 与斯大林持相同或类似立场的还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等人。[8] 这说明在苏维埃本身是否可以行使政权职能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不少人包括一些著名的领袖人物是犹豫的。十月革命后在组织“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问题上发生加米涅夫等人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严重事件，也说明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苏维埃政府的组成等问题上的认识远不是统一的。

如果说在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人中间尚且存在分歧的话，那么中下层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一时不能把握苏维埃的实质也就毫不奇怪了。在二月革命后直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十分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9]。人民委员会号召农民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明白，他们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就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最高国家机关”，“农民还不相信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他们还期待政府拿出东西来，忘记了苏维埃不是私人机关，而是国家机关”。[10] 工人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成为国家机关”[11]。在《告人民书》中，列宁特地呼吁：“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你们要团结在你们的苏维埃周围，要巩固苏维埃，自己动手从下面干起来，不要等待任何人”。“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到自己的苏维埃手里”。[12] 此外，列宁还代表人民委员会拍发了大批电报以确立基层苏维埃的权威。如“人民委员会确认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颁布的关于解散莫斯科市杜马的法令”，“解散市杜马和选举新杜马的组织工作由地方、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进行”，“全部权力都在苏维埃。无需确认。你们的任免决定就是法律”等等。[13] 这些事实既说明了列宁对苏维埃倾注的心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权之初的基层群众对苏维埃认识的模糊，往往是已经掌握了实际权力却不知行使权力。

二、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和论证

如果说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直接创造者，那么发现苏维埃的意义，从理论上赋予它议会民主替代物之地位的则是列宁。列宁在苏维埃一出现时就抓住了它的实质和核心，并在此后反复不断地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论证，于是，一个代替那被否定了的议会民主制的新型民主的肯定形式的轮廓便逐渐凸显了出来。

1.俄国革命选择了苏维埃作为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

列宁在1905年11月初回国途中第一次提到苏维埃时就认为，“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14]。针对孟什维克等对苏维埃的态度，列宁反复表示，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议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而是有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15]。“谁也不会为了进行调查，为了发展工会等等而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机关”[16]。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它们不同于在欧洲常见的那些群众组织(工会、社会民主党等)。[17] 对于布尔什维克内部“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的困惑，列宁明确而干脆地回答，“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积极参加非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尽力影响它的活动方向。[18]

1905年的苏维埃是1917年苏维埃的胚胎形式，1917年的苏维埃比1905年的苏维埃更加成熟了。在新的形势下，列宁对苏维埃的论证也更加丰富、具体和完整了。既然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么，苏维埃应该做些什么呢？列宁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这个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原理，恰恰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这一阶段的实际经验加以阐明并且更加具体地加以发挥”，而“沿着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的机构”。“俄国工人在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1917年2—3月，就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接下来的革命中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则应当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方式组织起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19] 要让他们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即使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苏维埃中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也不应当抛弃苏维埃，而只能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去说明、宣传和解释。也就是要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前进，从“两个政权”进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权力。[20] 也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用工人代表苏维埃和他们的受托人代替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和议会。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21]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反复强调，要在全国建立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是生活的要求，别的要求是没有的。苏维埃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那种职业组织，而是政权的萌芽。所以会出现政权危机，就是因为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苏维埃在某些问题上也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如在许多地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苏维埃的作用显得特别大。在这里，单一的政权已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完全被解除了武装，处于从属地位；工资提高了，在不降低生产的条件下工时缩短了；粮食有了保证，开始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撤换了所有旧的当权者，等等。[22] 当临时政府与苏维埃都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二者的权力指向又相左时，政权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两个政权并存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打破这个局面，就必须把政权全部转归一方，这也正是临时政府刻意追求的。而临时政府胜利之日，也就是苏维埃死亡之时。所以，列宁指出，“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玩物”，两个政权并存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23] 要么作为起义的机关、作为革命政权机关实实在在地存在，要么成为无用的玩物，这是苏维埃的命运；而人民革命之所以创造出苏维埃来，这本身已是明确地做出了选择。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的劳动阶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正如列宁在回顾俄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时所说，“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既成的组织形式„„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需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个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诞生得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24]。

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冲突以立宪会议被解散而宣告结束，它标志着议会民主制被废除和苏维埃制度的确立。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各派进步势力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对沙皇专制的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一面旗帜。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强烈要求临时政府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但临时政府却一再拖延。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应该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明确表示，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不过，列宁是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待立宪会议的。他说：“立宪会议的问题服从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局问题。”[25] 十月革命后的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委员会、选举规则都是在革命前制定的。尤其是俄国革命已经创造了苏维埃这一民主形式。“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26] 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保证立宪会议“召开并且开得成功的条件只有一个：增加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的数量，加强它们的力量，组织和武装工人群众。这是唯一的保证”[27]。但立宪会议最终不愿意把自己纳入到苏维埃政权的轨道，从而被强行解散。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苏维埃在1905年一出现，“社会党人就已经懂得，随着这些苏维埃的建立，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形式”[28]。“革命一开始(即从1917年4月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说过，苏维埃是一种比立宪会议高得多、完善得多、适宜得多的民主形式”[29]，“这种民主制高得使旧民主制无法比拟。苏维埃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臆造的”。“能臆造苏维埃的政党还从来没有”。[30]“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它在1905年诞生并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起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新型的共和国欧洲国家现在没有，而且只要那里还有资本的统治，将来也不会有”。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涉及原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任何内容一概取消。代表大会还把苏维埃政府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列宁认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画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标”。[31]

2.苏维埃民主是议会民主的替代物

列宁在比较苏维埃体制与议会民主制时是以下述基本条件为逻辑起点的，即在苏维埃产生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是剥削制度的最后形式，同样，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也是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苏维埃是后资本主义的民主形态；苏维埃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国家逐渐消亡的时期，至少苏维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32]；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了现代化的大生产和通讯技术——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相当简单，已可以简化成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至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33] 以此为出发点，列宁对议会制与苏维埃作了详细的比较。

其一，就权力来源看，议会民主制下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政府或者直接由议会选举产生，或者按议会通过的特定法律组成。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是以承认和遵循现存的法律秩序为条件的。而苏维埃则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是直接的“夺权”，它是不承认现存的法律秩序的。[34] 在革命年代里，历史的发展和创造采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不承认无论什么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规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实现政治自由，创立政权机关。[35] 世界上历次革命都是如此。苏维埃也不例外，它是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36]

其二，在议会制下，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在苏维埃制下，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表现在：第一，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议会，即单一的议院。[37] 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来维持；工农武装力量同人民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38] 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他们处于普遍的受托者的地位，从领取资产阶级高薪和占据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39] 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对官吏不仅有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有随时撤换的权力，官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是人皆可为的。[40] 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的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而这是以往国家所没有的。[41] 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为‘官僚’”[4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人民群众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这样，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43] 第四，议会制下，人民除了在选举时或较少见的全民公决的情况下，一般是处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苏维埃则依靠它的层层组织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卷入政治领域，“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广大群众的机构。[44]

其三，针对议会民主制中地域代表制存在的弊端，列宁明确提出用苏维埃的生产单位代表制代替之，即在苏维埃制下，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等)划分的。[45] 这种选举办法可以使苏维埃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46] 此外，苏维埃的多级选举制也保证了广大群众与代表之间和政权机关的紧密联系，因为劳动者与基层苏维埃之间、基层苏维埃与上级苏维埃之间及各上下级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

其四，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47]。巴黎公社已开始尝试废除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形式，目的是为了克服由这一形式产生的消极的一面。这种废除是以人民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自己的代表这一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苏维埃力图继承这一传统。新政权规定，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的执行法律的职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48] 也就是说，苏维埃代表要亲自制定和通过法律，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便是列宁设想的作为“工作机构”而不是“清谈馆”的苏维埃。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工作的”机构呢？第一，在经济上，它的成员是工作者；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谈”，而是办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结合；第三，把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结合起来——向消灭国家过渡，就是说，处理国家事务的将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机关，而是国家的全体成员。列宁认为，“现在必须把‘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仅有工厂劳动的换班，而且还有工厂劳动(农业劳动、一切体力劳动)和管理的彼此换班”。这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即高级基础上的“原始的”民主。[49]

其五，资产阶级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在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但实际上当局的实践及劳动者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不可能稍微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能实际地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50]。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这就使群众的集会更加民主百万倍„„它也因而使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51]

三、结语

列宁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在苏维埃一出现就抓住了它的实质和核心，捕捉到了苏维埃这一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论证，凸显了一种迥异于议会民主的新民主模式。不过，这种论证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演，尽管这种逻辑推演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丰厚的革命实践基础上的。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日渐巩固，对苏维埃民主的可操作性的要求也便越来越高，于是，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又依据俄国的政治现实，设计出了多党共存格局下的苏维埃实践模式。[52] 然而，苏维埃体制在随后的发展中没能按照预设的轨道运转，而是出现了游离与滑轨，从而形成了作为后来数十年沿袭一贯的政治体制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蒲国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地位与作用的认识[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3).[2][14][15][18]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5-56，57，120，55-56.[3][4][5]Oska Anweiler, The Soviets: The Russia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Councils(1905-1921), New York, 1974, pp.37-38, 77-78, 79.[6]David Longley, The Divisions in the Bolshevik Party in March 1917, Soviet Studies, Vol.XXIV No.1(July 1972);Tsuyoshi Hasegaw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Vol.XXIX, No.1(January 1977).[7]斯大林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9.[8]托洛茨基自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287.[9][12][19][20][22][27][29][32][34][36][37][38][39]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1-162，62，37-38，53-54，115，123-124，240，378，194，113，161-162，131，351.[10][28][30][3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8，64，79，242.[11][45][51]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9，493，248-250.[13]列宁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1-12.[16][25]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86，21.[17]列宁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55.[21][33][35][40][42][43][49]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5，41，96-97，314-315，318，46-47，105.[23][41][44][47]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7-298，297，48，183.[24][46][48]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7-68，448.[26]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6.[50]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9.[52]蒲国良.列宁与苏维埃的最初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