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
明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
周向阳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 湖州313000)
摘要：法律控制是明代打击邪教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明朝国家大典《大明律》及修订的条例的“礼律”、“刑律”等篇目中，有着惩治邪教的多款法律规范。而且，明代皇帝还通过颁发敕令、谕旨等特别规范，加重对邪教的打击力度。从而形成了以《大明律》为基础，各种法律形式加以补充、完善的关于惩治邪教的严密的法律网络。关键词：明代；邪教；法律
中国古代的邪教指的是宗教理论上邪恶、妖妄、怪诞不经的宗教教派。但在法律上，则是指不容于政府的一切非法宗教，邪教通常不仅拥有体系化的异端理论、怪异的法术以蛊惑
[1]大众,而且还拥有严密的组织以威胁政府与社会的安全。因而在古代，邪教一直是法律严惩的对象。而明朝是借助于白莲教这种宗教组织而取得政权的。作为曾经利用过宗教教派夺取政权的统治者，朱元璋更切身体会到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有组织力的邪教教派对帝国的莫大威胁。再加上“治乱世用重典”思想的指导，明朝更是把法律作为打击邪教的重要手段。本文拟就明朝政府惩治邪教的法律措施及其特点略予述评，以求为当代反邪教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进路。
一、明代惩治邪教主要的法律规范
（一）“谋反大逆”
中国古代邪教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入世”色彩，国事犯罪是其犯罪的重要类型。由于各种原因，邪教组织往往进行以危害现存政治秩序为对象的谋反、谋大逆、谋叛等性质严重的犯罪活动。对此,明代适用《刑律》下最为严厉的“谋反大逆”律加以惩治。其具体规定是：“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官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2]（P143）成者，俱不追坐。”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谋反大逆”的法律始终是惩罚
邪教进行政治性犯罪的重要的法律规定。
（二）、“造妖书妖言”
所谓“妖书妖言”，指借鬼神之口制造和散布对政权不满以煽动民众的异端邪说。邪教组织为了增加本教的神秘性、权威性和吸引力，往往制造一些异端邪说，如灾劫说、末世说等等，以此来神秘化本教，从而吸引人们入教。这些异端邪说，对民众来说，往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通过这些思想煽惑，邪教组织能够将平时各自为阵的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引起叛乱活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此种犯罪行为的惩罚。
“妖书妖言”罪首设于秦，汉代吕后废“妖言令”，文帝时复设。以后几经存废。唐宋时期，将此一罪名进一步细化，分为制造妖书妖言、传用妖书妖言和私存妖书。明代继承了前代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大明律》修订时即把“造妖书妖言”罪放入其中。《大明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皆者，谓不分首从，一体科罪。）。若
[2]（P135）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与唐宋律相比，明代对这一犯罪的法律规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在内容上，把制造、传用谶纬也作为犯罪进行惩罚。所谓“谶”，是一种“诡为
[3]（卷6）隐语，预卜吉凶”的宗教预言，又叫“符谶”、“符命”，有的既有文字，又有图，叫“图谶”。所谓“纬”，是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神学化的解释。“谶”本是巫师们牵强附会阴阳家的学说编造出的谎言，但又托名是周公、孔子所造，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纬与谶在实际含意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纬书和谶一样，都是变相的隐语，可由人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其内容相当复杂，包括天官星历，实异感应、谶语符命、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知识、文字训诂，旁及驱鬼镇邪、神仙方术及神话幻想，可以说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图谶之学”是两汉时期十分流行的神学迷信，特别是东汉时，成为皇帝所崇信的重要国典之一。东汉末年，谶纬式微，到隋炀帝时，被正式禁毁。谶纬神学被邪教组织应用，成为其吸引教众，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明代法律中将其列为禁止的对象。
其次，刑罚更加严厉。明代法律加重了对“妖书妖言”罪的处罚。如，对于制造、传用妖书妖言者，唐宋时期法律规定处以绞刑，《大明律》则处以斩刑。虽同是死罪，但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中，斩刑比绞刑更为严厉。宋朝对于“私有祆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4]（卷13，P329）害者，杖六十，”而明代则不管言论有害无害，均处以杖一百，徒三年之刑。此外，唐宋还就传用“妖书妖言”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只有惑众者才适用绞刑，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而明律将这一区别模糊化了。虽然《大明律》中也规定了对妖言惑众者的处罚，但并没有规定对并未惑众者的处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尚未惑众者往往与惑众者的处以相同刑罚。对邪教惩罚的加重，是明代重典治乱世思想的又一体现。
（三）、“禁止师巫邪术”
巫术与邪教组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据学人刘平的考察，中国古代教门仪式中的巫术倾
[5]（P166）向十分明显。有些教门的聚会仪式，与民间巫术形式几乎一模一样。鉴于巫术与邪教的密切关系，明代在吸收前代惩治邪教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师巫邪术”法律条款。该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
[2]（P89）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
由于《大明律》定稿颁布后，明太祖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6]（《刑法志·刑法一》）乱祖制之罪。”因此，作为祖宗之法，《大明律》在颁行之后，历代奉行不变，从未敢进行过修改。但是，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僵化的法律条文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此后明代一般通过增加条例来解决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邪教犯罪的惩治上，明朝中后期，修订的《问刑条例》在“禁止师巫邪术”下增补以下几条例文：
“各处官吏军民僧道人等，来京妄称谙晓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一切左道乱正邪术，煽惑人民，为从者，及称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缘作弊，希求进用，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若容留潜住及荐举引用，邻甲知情不举，并皇
[2]（P388-389）城各门守卫军官不行关防搜拿者，各参究治罪。”
“凡左道惑众之人，或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为从者，及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并军民人等，不问来历窝藏接引，或寺观住持，容留披剃冠簪，探听境内事情，及被诱
[2]（P389）军民舍与应禁铁器等项，事发，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 从以上“禁止师巫邪术”的律文及修订的条例看，明代此款法律重点打击的是邪教组织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或同未经官方批准的神灵发生效的行为。政府对于正统的祭祀活动并不禁止，对于个人正常的巫术行为，也并没有规定严厉的惩禁措施,法律打击的重点是煽惑、聚集民众，并以夜聚晓散方式活动的师巫邪术行为。因此，法律以列举 2 的方式，明确把有组织性的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作为邪教列为打击的对象。原因在于通过巫术的欺骗，邪教能够比较容易地将盲信的民众聚合起来,这对现政权及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明代惩治”师巫邪术”的规定,在中国反邪教立法史上，在国家法典中明令禁止邪教,这尚属第一次。
同时，法律还对打击邪教司法活动中有关法律使用的具体问题作了规定，即在重刑处罚邪教犯罪的总的原则下，对首恶与协从区别对待：对于为首者，适用死刑，为从者，适用杖刑及流刑。此外，还就民间迎神赛会及祈禳与邪教等“左道乱正之术”作了一定的区分。这使各级司法机关在处理邪教案件时，能更好地掌握法律界限，较为准确地定罪量刑。
虽然，明代尚未使用“邪教”一词，但已采用了相近的“邪术”这一关联的法律语词，这在惩治邪教的立法史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较之”左道惑众”、“妖书妖言”惩治邪教犯罪而言，这一法律规定更加明确化。就邪教犯罪构成要件来看，明代法律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科学的规定，但比起前代的法律，却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禁止师巫邪术”条款是明代惩治邪教犯罪在法律上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应当注意的是，“师巫邪术”罪和“造妖书妖言”罪两者中，明代更加重视“妖书妖言”的思想犯罪。这从两罪所处的不同篇目就有所反映。“造妖书妖言”条置于《大明律·刑律》篇目之下，而“师巫邪术”条置于《大明律·礼律》之下。在《大明律》中，《刑律》所规定的犯罪普遍比《礼律》下规定的犯罪性质更加严重，其社会危害性也更大。而且，对“造妖书妖言”者的刑罚明显重于“师巫邪术”罪。“师巫邪术”犯罪者，区分首从，首恶处以绞刑，协从者从轻处罚；而触犯“造妖书妖言”律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斩刑。这可能是因为包括邪教教义在内的“妖书妖言”具有强烈的煽惑性，较“师巫邪术”更加危险。从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明代惩治邪教犯罪重在其“教”而轻其“邪”。也即明代政治邪教重在其政治性而不是其宗教性。
二、明代打击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
（一）、从严从重打击邪教的政策
由于认识到邪教组织对现存政权的严重威胁，明初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对邪教的打击坚决从严从重，尤其是对白莲教的打击毫不手软。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多次表示出对“白莲教”这一邪教组织的憎恨和仇视，将治理邪教提到了与国家治乱兴衰、天下兴亡与否的高度，从而为其日后严禁邪教作为明显的暗示。明朝建立后，洪武三年，中书省臣奏：“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表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这一
[7]（卷53）奏折正合朱元璋之意，于是欣然同意，“诏从之”。
《大明律》对邪教的处罚规定比唐宋时期本已加重。但是，在治理邪教的过程中，明代皇帝出于个人憎恶，往往又就具体的邪教案件颁布敕令，任意加重对邪教犯罪者的惩处，于《大明律》外另施酷刑。太祖时，鄞县有白莲宗僧人，并不是白莲教，也被不分青红皂白抓[8]（P433）到京城杀了。据祝允明《九朝野记》记载：“高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9]（卷掘的埋其躯，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1）这里虽然没有说这些犯罪僧人是邪教教众，但应该不是一般犯法的僧人，可能是白莲教徒，否则不会处以如此酷刑。又有“上尝使人察在京将官家有奸者，时女僧诱引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将二家妇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既不必谳鞫定罪，[10]（卷27）亦不须刀锯行刑，尽付洪波。”这里所谓西僧、金天教法，是否喇嘛僧、喇嘛教，语焉不详，但很显然明太祖是把这一案件当作邪教案处理的。
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作乱，遭到官军镇压后逃匿，“当是时索赛儿急，尽逮山东、北
[6]（卷158）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为了一个唐赛儿，株连竟达几万人之多。可以说，明初对邪教的惩罚达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非理性地步，充分体现了从严从重打击邪 3 教犯罪的倾向。不过，这种残酷的措施只是出于明初这一特殊时期。这也许是明初统治者是要用这种残酷刑罚来抵消元末以来兴盛的邪教的社会效果，来对抗邪教组织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混乱。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历代皇帝均十分笃信宗教，宗教政策趋向缓和，对邪教的控制也相应地松弛。各级官吏对于一般邪教组织玩忽视之，不告不理，因循贿纵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对于那些传教又有左道妄乱行为的，也多只以“妖书妖言律”加以惩处，而不象之前多以“逆案”办理。更有些统治阶级中人由于认识不清，把一些邪教教派当作缁衣黄冠之教，帮助邪教组织进行宣传。当然，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承认邪教组织合法。终明一代，邪教组织始终是非法的。
（二）、自首从宽与分化政策
1、自首从宽或免罪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礼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法律具有浓厚的道德化特征。自首制度就是法律道德化这一特征的重要体现。对违法犯罪者自首从宽或免罪的思想渊源甚早，据古代学者考证，《尚书·康诰》中的“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思想，是“后世律文自首[11](P66)者免罪之条所自出也。”自此之后，秦以下历代法律皆有其条。明代虽然实行重典治世，但也仍然鼓励犯罪者主动自首，对自首者予以减罪或免罪。
《大明律·犯罪自首》条规定，“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但又规定：“私习天
[2]（P13-14）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律”。这与《唐律疏议》的规定是一致的。唐代法律规定：“私
[12]（P370）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在中国古代社会，天文历法乃是国家之大事，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掌管，民间个人严禁私自学习，否则要受到刑事惩罚。“按唐制，太史局掌天文，严禁私习。《大唐六典》卷10‘太史令’条：‘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职制律》‘私有玄象器物’条：‘诸玄象器物、天文、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注云：‘私习天文者，亦同。’”唐代法律之所以限制“私
[12]（P376）习天文者”自首，“盖此一犯罪，其行为结果已不可挽回，虽欲改过而无由也。”这同样说明了明代限制“私习天文者”自首的问题。
如按照犯罪的性质，邪教犯罪活动有许多与“私习天文”是非常近似的，有些邪教组织甚至还改换历法，如黄天教、收元教等邪教的经书、歌教均有这方面的记载。按犯罪的严重程度来说，这已经远远超过了“私习天文”这一行为。按照明代法律类推的原则，明代应该是不会允许邪教教众自首的。《大明律》也并没有就邪教自首问题做出相关的规定。但是在实际中，明代是鼓励邪教教徒自首的。成化十年正月，宪宗谕都察院，“因愚民捏造妖言扇惑人心，屡犯刑宪，虽已榜禁而冥顽之徒不改前非，犯者愈众，宜申明禁例，再揭榜示众，今后官吏军民僧道人等，但有收藏妖书、勘合等项，榜文到日，限一月以里，尽行烧[13]（卷128）毁，与免本罪。”对于“私藏妖书、勘合”的教徒，只要在限期内将其烧毁，就“与免本罪”。这较之自首减罪或免罪的规定更为宽松。弘治十七年二月，吏部尚书马文昇上奏孝宗皇帝：“乞敕都察院出榜下各巡抚巡按官翻刊谕众，但有收藏谶纬妖书者，许半月内首官，其书即许烧毁，官司有私录者，厥罪惟均。仍令地方人等访有以妖术妖言惑众者，即捕
[14]（卷208）送于官。”最后，得到了孝宗皇帝的批准。“都察院覆奏，从之。”可见，邪教犯罪者的自首是允许并加以鼓励的。
为什么明代法律不允许“私习天文者”自首，却却鼓励犯有性质更严重的邪教教众自首呢？这应该是由于参加邪教组织的人实在太多，官府根本无力真正进行管制和惩罚，只好采取了这种政策。而且，许多邪教教徒是被诱骗入教的，对于邪教组织并不真正了解，其立场也不坚定。如果一味严禁，不许自首，可能会官逼民反，导致不好的后果。而给以自新之路，许多受骗的教众自会脱离，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马文昇的奏折就说明了这点：“法司每秋后会审重囚，其中坐收藏妖书惑众，问拟重刑者甚多，传信妖言多系愚民，与其诛于已犯，[14]（卷208）不若禁于未然。”应该说，允许邪教犯罪者自首，是明代防治邪教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2、区分首、从
明代在处理邪教组织的事务时，实行区分首、从的原则，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对受蒙骗的民众不予追究或从轻治罪，而对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严惩。《大明律》中，对触犯“禁止师巫邪术”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2]（卷11）在实际中，也是这样执行的。天顺元年，府军前卫军余王斌祝借用邪教发动叛乱，“斌等及数百人俱被擒„„上命诛斌及同谋者四人以徇，谓余者皆愚民被胁，发充军及宁家。”[15]（卷277）正德十一年六月，“山东平原县人胡文智以妖术往来卫辉等处，造为变世歌与丧赋诸幻妄语以惑人，与其党王得厚、冯端、杨净和等转相传播。文智自称元帅，伪授韩伯川等官职，给与黄票招集人马聚于卫辉神庙，将图不轨，为辉县知县朱乡所收捕，逮赴河南镇抚官鞫问得实，以狱上都察院，议覆，文智、得厚、端、净和皆凌迟枭首，所属财产没官，伯川
[16]（卷138）等四十九人以谋叛未行坐，较及流者有差。”
（三）、奖励告奸的政策
明朝实行奖、惩两种手段，鼓励官民告发邪教，强化官、民打击邪教的责任和义务。《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
[2]（卷11）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事实上，邪教组织由于受到政府打击，往往转入秘密活动。民间的“迎神赛会”的活动形式很容易被邪教组织利用以进行活动，因此，对于民间的迎赛活动，法律规定里长必须告发，否则予以惩罚。这强化了里长在告发打击邪教方面的义务。而对于一般民众，法律也规定不得与进行邪教活动者进行联系和接触。如军民人等对左道惑众之人，不问来历窝藏接引，“事发，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2]（《问刑条例·礼律一》P388）民。”当邪教犯罪上升到发动叛乱活动时，官民的告发义务和责任更加强化。“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
[2]（P143）捕获者，止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宣德十年，张普祥叛乱被镇压后，朝廷“以贼功升锦衣卫指挥佥事刘源为指挥同知，监察御史韩伟真定府通判，杜棠柏乡县刘[15](卷12)宗等升当有差。”但是，对于防治不力的官吏，朝廷的处罚也是相当的重的。唐赛儿之事发后逃逸，总兵柳升以“追剿不力”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等12人更坐以“纵盗”罪被处以死刑。
除了《大明律》有奖励告奸的规定外，历代皇帝还不时发布上谕，进一步强调这一规定。成化十年五月，孝宗发布上谕，命天下官吏军民僧道等，自动烧毁所藏邪教经卷等，并对能告发邪教犯罪者给予奖励。“敢有仍前，捏造、收藏、传用惑众者，许诸人赴官首告”，[13]（卷128）“首告得实之人，官量给官钱充赏，优免杂泛差役三年。”万历十五年，神宗因“朝午门外缉获诡服三人„„谕京城内外及各省直地方，但有学左道煽惑人心，缉事巡捕严行访
[17]（卷182）拿究治，地方敢有隐匿，一体治罪。”在明代全权政府的模式下，治理邪教的重任就落在了政府的肩上，而政府的运转又主要依靠各级官僚尽职尽责。因此，强化官吏打击邪教的责任与义务是必要的。同时，由于邪教主要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活动，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在邪教壮大或蔓延之前及时发现，强调民众举发邪教的责任，可以及时发现邪教组织，在其形成威胁之前就加以惩治，从而对邪教进行有效地打击和控制。
三、明朝惩治邪教法律措施的特点及评价
明代通过常规立法和皇帝的敕、谕令，构筑了一套惩治邪教的法律体系。其中有些的法律规定，表明了明代对邪教认识的深化和反邪教立法技术的进步，如“禁止师巫邪术”这一罪名的入律，是中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的第一款专门法条，为清代引“邪教”这一罪名入律奠定了基础。这有利于有效地打击邪教。但是，由于认识的不足和立法技术局限，明代惩 5 治邪教犯罪的法律体系从总体上看显得粗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足与缺陷。
（一）、法律缺乏对邪教有效的事前控制
为了全面打击和治理邪教，明代特别是明初的统治者注意对邪教犯罪发生之前的预防。如强调保甲制度、对民间各种酬谢神灵的祭祀活动予以严格的限制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些措施，有的最终流于形式，有的也不是真正对邪教倡立之前或进行犯罪之前进行预防的措施，而只是在邪教建立以后防止其扩大影响、进行活动的措施，说到底也是惩于已然，而不是禁于未然。
要真正用法律来预防邪教犯罪，就要在其成立之前或之时对其进行有效地了解和掌控，但是，社团登记和监控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的缺失使中国古代历代政府根本无法做到这一[1]点。毫无疑问，有组织的群体的出现，是每一个专制政权所极端害怕的。因此，中国历代政府无不对聚众、结社的行为加以禁止和严厉打击。明代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处于贫困状态下的中下层民众对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根本无能为力，他们需要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以得到解脱，而且，还可以利用组织的力量互相扶持帮助。还有不少人则希图借助社会组织和团体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因为，在古代社会中，由于身份的限制非常严格，社会垂直流动性非常少，下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往往也加入和利用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同时，在专制王权之下，强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身在高位的人动辄得咎，如履薄冰，心神不安。所以，无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有着加入宗教团体的强烈愿望，这是任何禁令都没法阻挡的。因此，自东汉起，在中国社会中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宗教团体，如白云宗、白莲宗等等。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宗教组织。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登记和管理制度，这些宗教团体组织都被置于法律的监控之外，而其中就包括众多的邪教组织。因此，多数时候，明朝政府只有在邪教组织壮大，威胁到社会甚至于国家安全后才能发现并加以惩治，这就大大增加了控制的难度和成本。
（二）、“邪教”界定的不确定性使打击邪教的法律措施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明代法律引进了“师巫邪术”这一邪教组织重要的活动形式，从而使邪教组织的特征进一步明朗化，但遗憾的是，明代的法律并没有进一步向前迈进，特别是根本没有引进“邪教”这一法律概念，更没有就邪教的概念、邪教犯罪的构成要件等进行具体的界定、解释，这导致各级官吏和民众根本不能清楚地区分邪教与正统宗教、民间正常宗教活动。这种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一方面，民众因为不能确定什么样的教派是邪教组织，哪些活动是邪教活动，往往身陷邪教而不自知，而且，有时即使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却被官府认定为邪教活动受到处罚而毫无办法，可以说是动辄得咎。另一方面，这也使各级官员在打击邪教时可以上下其手。有时，把明显的邪教案件当作正常的宗教活动看待，而有时，为了应付朝廷的重大压力，又任意扩大打击对象，将正常的民间宗教活动上升为邪教案定罪。这种邪教界定的模糊性，使得明代对邪教的惩治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有些时候，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在许多地方，甚至酿成民众的暴动和武力抗争。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
[18]（P7-8）应。最后„„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程序也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去考察明代惩治邪教犯罪的法律时，我们也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出发。不管从现在看来，当时的法律表现得如何的出色或粗疏，它都是当时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小农经济的经济形态、君主专制的集权政体、疆域辽阔的大国等各种状态共同铸就了这一法律体系。而且，不可否认，法律控制只是众多控制邪教犯罪的手段之一，无论其怎样的精良和严密，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邪教的扩张和蔓延。要真正实现对邪教的有效控制，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性的、多方位的措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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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Xiang-yang(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Abstract: The control of law was one of important way to cults in Ming dynasty.In order to eliminate cults, The Ming government formulated many laws.These laws contructed a law system of punishment to cults.The law system was comprehensive.Key words: Ming dynasty;The heretical crime;law system
作者简介： 周向阳：（1974-），男，湖南长沙人，湖州师范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2005级法律史博士，邮编：100088 电话：010-59844457；*** E-mail：zhouxys@126.com
第二篇：古人如何惩治“庸懒散”？明代官员缺勤打屁股
古人如何惩治“庸懒散”？明代官员缺勤打屁股
要了解古代治“懒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下班的。古代上班时间比现在早，《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由此可见，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
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4时下班，秋冬下午3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是因办公和生活区相隔远，又没汽车，所以走回家就是“逼夜”了。
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属最高国务会议。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级以上官员。朝会内容两项：一是皇帝做出决策，征求大臣意见；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项，需报请皇帝批准。“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
明朝因赶早班，官员落水身亡
上午九点“散朝”后，各官员在宫门外吃完皇帝恩赐的“早点”后，就各自回衙门，或落实皇帝在“朝会”上的最新旨意，或处理日常工作。这是京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与京城大同小异。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
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
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当天早上因雨雪路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代迟到扣工资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第三篇：关于惩治FLG邪教份子的实施方案
最近，邾城街一批“FLG”邪教份子无视国法，猖狂活动，他们的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由串联改为分散，资料由手写改为机印，甚至公然开辟地下复印场所，制作光盘、软件，美化“FLG”，攻击共产党和党的高层领导，散发宣传资料，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形成了不安定的社会因素。邪教的抬头，活动方式的改变，活动量的增大，恰恰说明了我们打击邪教的力度不够，实施帮教没有到位，整治工作出现了漏洞，为此，七月三日，街党工委、办事处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认真反思和研究，xiexiebang.com并就如何整改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连日来，我们作了如下工作：
1、街党工委、办事处认真听取了分管领导的汇报，着手在近期召开全街反邪教动员大会，发动社会力量，号召全民参与，掀起了反邪教高潮。
2、进一步健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网络，明确了相关责任。
3、街道与街属各单位签订了反邪教责任书。
4、制定并落实了“三帮一”工作方案。
5、开展了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
6、建立防治邪教信息网络，各社区、村建立了信息小组，小组成员3—5名。
7、对程湖村主要负责人及街包村干部进行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并通报全街。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
1、继续深挖隐藏的邪教分子，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2、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追缴、销毁邪教宣传品。
3、加强对已掌握的“FLG”顽固分子的监控。
4、积极做好帮教工作。
5、对脱离邪教的人员从生活上、工作上给予人道帮助，做好稳定工作。
下段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1、严格实行领导责任制。各村、各社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负总责，全街上下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包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职。
3、加强巡逻控，打击处理工作。各村、社区街属各单位要成立强有力的工作专班，加大对重点村、重点人、重点地区、重点路段巡逻布控，守候抓获现行工作力度，及时打击、查处“FLG”等邪教组织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实行抓获现行举报查实有奖制度。
4、建立健全反邪教信息网络。各行政村、社区、街属各单位确定3—5名信息员，在基层大力宣传国家反邪教的政策，法律法规，并及时举报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5、强化教育转化，防范监控工作。实行国家干部、包村居委会，村、居委会干部包对象的责任制，国家干部所包村、社区责任共担。对尚未转化的“FLG”习练者，采取社区、单位转化与法教班转化相结合的办法，强化“三帮一”措施，对“FLG”顽固痴迷者由街综治办、派出所、安保服务队、“三帮一”责任人定期或上门训诫教育和监控。
6、加大侦破案、打击查处力度。派出所要在布控抓获，出重拳打击的同时，深挖“FLG”地下组织和印制“FLG”反动宣传标语、条幅及书册的窝点，决不放纵违法犯罪。
7、坚持“日检查、周巡视、月通报”的工作制度。各村、居委会、各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街成立检查专班，负责检查，督导、通报情况等工作制度，明确责任，落实奖惩，发现问题，迅速整改。
8、加大处理力度。对本单位干部职工中极个别“FLG”顽固分子，要严格按按照中央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坚决给予组织处理经济处罚。
9、健全信息，要情上报制度。各村、居委会、各单位每月向街综治办上报反邪教工作各种信息资料、及时报告要情，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0、要运用各途途径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邪教斗争。
严明纪律，强化责任追究。
依照湖北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主汇聚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和失职追究的意见》（组发[2005]1号）文件精神，结合邾城街的实际，实施如下责任追究：
（一）凡发现所辖区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对该单位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即时“一票否决”，并依照党纪政纪严厉追究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1、“FLG”习练者进京或赴省、市、区等上级机关滋事的；
2、“FLG”反动宣传节目插播的；印制反动宣传品等；
3、“FLG”违法犯罪活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xiexiebang.com
（二）街综治办、派出所、安保队在巡视和检查中第一次发现辖区内有3条以上“FLG”反动宣传标语、条幅的（包括覆盖不彻底），或有“FLG”习练者3人以上聚练功的，所包村、居委会的国家干部向街党工委写出深刻检讨，村、居委会、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样写出深刻检讨，并实行党纪、政纪处分在全街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因整改不力，第二次出现此类问题，街党工委并视其情节轻重和社会影响程度，给予党纪、政纪、撤职等处分，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驻点干部不换点不调动，不提拔，不晋级、不评先。
第四篇：中国古代文学史-明代总结
明代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历史演义（名解）：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于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二、苏轼《志林》卷一《怀古》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尊刘贬曹”思想已出现。
三、《三国演义》的版本：嘉靖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
四、《三国演义》主旨：
版本一：长篇历史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形象地反映了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元）社会生活，描写了汉末、三国时期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给人民生活造成的苦难，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所写的人物有四百多个，成功地塑造了以曹操、诸葛亮、张飞、关羽、刘备等为代表的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书中积累了较多的古代政治、军事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对智慧和勇武精神作了十分出色的描写。“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长坂坡、赤壁之战、空城计等章节，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特别是大小战争场面的描写，千变万化，各具特点，很少雷同，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全书事件复杂，情节曲折，头绪纷繁，结构宏大；剪裁精细，取舍得当，脉络清楚，布局严谨。既有史实为依据，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实，有所虚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小说尊刘抑曹，表现了封建正统观念。对黄巾农民起义采取污蔑态度，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偏见。人物性格缺少发展，有些描写似嫌过了。
《三国演义》创造了两个最中心、最成功的典型人物，就是诸葛亮和曹操。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他的形象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过小说也有把他神化的缺点。作者笔下的曹操是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在他身上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诸多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小说还塑造了关羽、张飞、刘备、赵云、张辽、周瑜、鲁肃、陆逊等人物，他们都有鲜明的形象与个性特征。在一部小说里能塑造出这样众多的成功人物形象，这是《三国演义》突出的成就。
版本二：作为历史小说，符合历史小说的要求：基本上展示了100多年历史的真实风貌，描绘出历史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合理地解释了历史现象，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还原了历史真实，表达了民众的朴素愿望。这些是一部历史小说应该完成的主要任务。
1、深刻地揭示出统治阶级的本质。（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是贬曹倾向形成的原因）
其一，残忍和奢侈。残忍的本性和糜烂的生活。（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两者之间也存在必然联系。）
残忍：曹操的人生格言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杀吕伯奢一家充分说明之。其父死于徐州，便要杀徐州人以报父仇。
奢侈：董卓建眉坞别墅，役民二十五万，其规模如长安城，囤积粮食可用二十余年，选民间少女八百余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不计其数。曹操修铜雀台费时三年，耗费巨资，为的是以娱晚年。
其二，功利和虚伪。（廉耻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政治上的功利性和道德上的虚伪性。在一个社会**、权势欲膨胀的时代，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对功利的追逐取代了一切。《三国演义》中，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已丢弃了温文尔雅的外衣，暴露出赤裸裸的狰狞面目。在他们之间，崇高、友谊、善良、真诚等传统道德都出现了危机。取而代之的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等一切，都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利益争夺所取代。甚至，连神圣的爱情和婚姻，也成了斗争的卑贱的奴婢和手段，一切美的东西，都在相反面对蜕变。王允献貂婵，就是用貂婵的婀娜多姿和甜言蜜语离间对手吕布和董卓，进而除掉董卓，达到清除奸臣的政治目的；袁术同意儿子娶董卓的女儿，是为了借吕布之手杀刘备，以消除自己的威胁；曹操嫁女儿给献帝，是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达挟榭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刘备东吴招亲，孙权是为了控制刘备，索回荆州。
2、歌颂理想政治和健全人格。（反映出社会心理和人民愿望，尊刘贬曹倾向明显）这主要体现在蜀刘政权上，作者把一切美好的、理想的东西集中到刘备集团上，反映出尊刘反曹的倾向在小说中的影响。三国之争中曹的天时、吴得地利，刘得人和。
其一，仁德和仁政
自从儒学设计了那套“民为邦本”和仁政王道的蓝图后，就逐步沉淀为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广大民众向往不已。刘备打出的就是这张牌。刘备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刘备没有什么特长，智商一般，武艺平平，家境贫寒，虽有皇室血统，也早已远离了政治权利的中心，实际作用不大。他的制胜的法宝，就是不同于曹操的仁德和仁政。（在找到诸葛亮之前，犹如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闯，其势力不但无法与曹、孙相比，也员不及刘表和刘彰。）具体的如下：
第一，聚义。义是仁的一种外在形式。刘备建功立业的起点就是从义开始的，即“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抱定的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理想踏上奋斗征程的。这样的“义”，从此就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行为准则。他们兄弟三人用一生在演绎“义”的内涵。义使他们的集团有了凝聚力，也有了号召力。
第二，爱民。“仁者爱人”这是最权威的解释。刘备用行动又不断地为这句话作诠释。刘备的一生几乎是爱民的一生。刘备初为安喜县尉时，就以爱民而民声大噪。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再为新野牧时，更是推行爱民政策，深得百姓好评。刘备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仁政和仁德的胜利。
其三，平等的政治关系。
与部下、大臣的关系是君臣——兄弟——朋友，以义维持，以诚感人。对兄弟、大臣表现出大度和信任。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他的身边，就是基于这种平等和信任。白帝城托孤的临终嘱托，令多少人泪流满襟。刘备曾自我总结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以操反，事乃可成。还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
其四，人格上重忠义
道德评判，是《三国演义》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三国演义》在人格的建构上，恪守的是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全书写人论事，都是以忠义作为尺度，区分善恶、评定高下。一般不问其身处何方，也不论贵贱贫富，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孔明的“忠”，关公的“义”，著者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了理想人格的化身。孔明竭尽忠诚，为刘氏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病死沙场。关公的义更是被渲染到了极至。这样的道德标准，比较多的体现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五，才能上尚智勇 《三国演义》中评价能力的一个标准是崇尚智勇。这是作为个人立身之本来肯定的。在乱世中，要走出乱世，成为强者，必须具有智和勇，作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小说中写的最多的，称颂的最多的除忠义者外，还有两类人：智者和勇者。各个政治集团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
3、展示战争历史。其一，战争类型。进攻战、防御战、阻击战、心理战、新闻战、（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单骑突入、十里埋伏、短兵相接、铁骑漫卷、围而不歼、打而不追；以弱胜强、以强制弱；先胜后败、败中取胜；火攻水淹、虚张声势。离间计、假降计等等。
其二，战略经验。在美国此书曾被译成《智慧之书》，元末起义领袖，曾以此书作为军事教科书。大量的战例告诉了人们：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外交、智勇多种因素的综合。如奠定曹操在北方统治地位的官独之战，改写历史的赤壁之战，安居平五路的外交战，还有从必然死亡中脱险的心理战空城计。
五、（看课本第三节）
1、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2、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人物塑造典型化，类型化，不真实
3、历史演义体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六、《三国志演义》的影响（看课本第四节）促进了历史演义的繁荣。
1、余邵鱼《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明冯梦龙将他增补改成《新列国志》，蔡元放《东周列国志》。
2、《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是明代较早的两部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
3、《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
第二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这一类小说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异同：前者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而后者是由“讲史”话本演变而成；前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而后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或几朝历史；前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后者比较注重依傍史实。这些不同也就是前者有可能突破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的生活和普通的人。
二、版本：（看课本第一节）
翻本系统：最早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袁无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 简本系统：汪道昆《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五才子书是耐庵水浒传》
三、主题：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看课本第二节）
四、写作手法：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看课本第三节）
五、《水浒传》影响（看课本第四节）《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一、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
高启《青丘子歌》诗中所描绘的这位“青丘子”，显然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化身。登览怀古的题材《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二、宋濂的“以道为文”的文道观 《环翠亭记》“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莹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冲瀜于北南，洋溢乎西东。莫不绀联绿涵，无有亏欠。”
三、刘基：语言散文《郁离子》
四、台阁体（名解）：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是指当时的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之作；题材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台阁体是明代政权相对稳定和统治相对严酷的时代产物。
五、茶陵派（名解）：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诗文逐渐衰落与消退，此时名高一代的是茶陵派，最重要的诗人是李东阳，他论诗宗法杜甫，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和抒情作用，反对既写模仿。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因所处的时代还免不了歌功颂德，但他们所歌咏的内容突破了台阁的局限，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也发抒于笔端，以及他宗法杜甫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突破台阁的局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六、八股制义文（名解）：“股”即对偶的意思。因此八股文的重要特点是对偶性。明代兴起的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重要的写作方式。八股文有一套性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均取自《四书》《五经》，尤其以《四书》的命题占多数，论述要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旨，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称作大结。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有两排排比对偶文字，共为八股，所以成为八股文。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一、前七子（名解）：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除此之外，文学都不值得称道。因此在创作方面，他们把学古当成拯救时弊唯一的一个途径，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要进行模拟，模拟的越像越好，一切以古为尚。前七子的主张对于打破台阁体的束缚效果明显，但过分地拟古，又使他们又陷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的窠臼。
二、后七子（名解）：随着前七子影响的忽见衰退，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上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瞩目。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声誉最大。后七子在理论上与前七子如出一辙，比前七子更加重视复古的具体化，对于创作法则规定得十分具体，细密。这种理论，必然会束缚创作者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受到严厉的批判。
三、唐宋派（名解）：是指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以反驳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都列入此派。唐宋派真正推崇的是宋代的理学而不是文学，所以严格地说唐宋派实际上是宗宋派，即道学派。创作主张注重“文以明道”，把文学再次归入道学的附庸，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判。
四、归有光散文特点：其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篇或记述平常事件，或抒写亲人之情，具有描写质朴自然、抒情真切感人的特点。
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冯梦龙和“三言”: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序中指出“三言”命名的用意：“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可见“三言”编辑的目的，在于劝谕、警戒、唤醒世人，有明确的社会功能。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也有一些根据文人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凌濛初和“二拍”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基本上都是个人独立的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因此“二拍”已经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创作专集（拟话本）。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言”和“二拍”怎么写商人、婚恋和官吏？
反映工商业者的发家史和价值观，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小说写商人的发家史一般有三种模式：
1、由手工业者演变为工场主。《施恩泽滩阙遇友》
2、弃儒经商、囤积居奇以致富。《叠居奇程客得助》（二拍）
3、到海外冒险、暴发之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二拍）商人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正面的形象，进而成为时代的新宠：
1、写出了商人经商的智慧和艰辛。
在“三言”中，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些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他们有见识、敢冒险，靠勤奋辛苦致富。小说写出了商人的艰辛，表现了“富贵本无根，尽从勤处得”的观念。如果说“三言”在写商人还十分重视道德的话，“二拍”则更重视商业行为中的机遇和投机。
2、作者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三言”中，商人在经商在过程中重友情、讲信义、有道德。“三言”中，商人在追求“利”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义”，这使“三言”中的商人所获之“利”被蒙上了传统道德的“义”而显得温情脉脉。《施恩泽滩阙遇友》《徐老仆义愤成家》“二拍”则更重视“利”而不求“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未写他们具有传统的美德，但他们并不损人利己，从经商（而非道德）的角度获利。
3、商人获利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
儒家以言“义”为操，以言“利”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还是重“利”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魏晋以来君子一直以谈“利”为耻，这种状态到明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贽主张不要避讳言“利”，说：“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私利之心”。“三言”“二拍”中作者对商人态度发生了与传统大异其趣的变化，既有哲学基础，也有社会风习的影响。
展示了青年男女的情爱史和婚姻观
歌颂婚恋自主，肯定真情敬重、平等互爱的爱情观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相悦成婚，礼以义起”。《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和莘瑶琴
“二拍”中《通闺闼坚心灯火》罗惜惜与张幼谦。“三言”“二拍”在恋情的问题上，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简单诠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2、展现了摆脱节烈观束缚的新的婚姻观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时，重视表现女性的内心世界，尊重女性的情感，女子在情感上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意识。
《满少卿饥附饱扬》（“二拍”）中有这样的议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二拍”）
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塑造出具有市民色彩的“清官”形象。
1、“三言”主要暴露了科考的虚伪和科场的黑暗
《老门生三世报恩》作者把那三场考试，写得如同小儿捉迷藏。如此荒唐的科举，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士子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白日梦。《钝秀才一朝交泰》
2、“二拍”更多地描写了官吏的昏聩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
《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
3、塑造了一批具有市民观念的清官形象
那些贤明的“清官”，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并且“清官”在精明公正、为民做主的过程中，也不忘济私，《藤大尹鬼断家私》。这些官员不再道貌岸然、死板僵硬，他们与常人一样有情欲和私欲，但他们又不是作者否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的价值取向。
“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写作手法
1、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得迷离恍惚、波澜起伏。《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2、运用一些贯穿始终的“小道具”，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突破了单线结构的模式，而尝试用复线结构、板块结构和变换视角。《张廷秀逃生救父》
4、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作一种“奇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明代文言小说（填空）
瞿佑的《剪灯新话》、《娇红记》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童心说”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童心”的产物。“童心” 即“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P172）
公安派：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成就最高）。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他们强调诗歌要真实地表现作者个性化的思想和情感，要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也反对一味地模拟，这是一种受到“童心说”影响的观点。公安派的理论主张对明代中期复古运动是一场变革，使文学终于回到了抒写性情的本位。但过分地追求随意，也使其作品有过于率真浅俗之病。（名词解释）
竟陵派：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但他们也看到了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与公安派不同，竟陵派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作品之“厚”，但又不像前后七子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要用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体会古人的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就己的。（名词解释）
小品文：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其特点是体制短小精悍，重视表现自我（此与性灵说有密切联系），完全区别于传统所看重的用散文来阐释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题材上的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散文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的状貌和趣味，渗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议论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名词解释）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三个文集）
复社与几社（填空）
复社：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取名复社。几乎与复社同时，松江人陈子龙与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办了几社，与复社相呼应。
第五篇：明代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评价[范文模版]
一、明代对宋代书法和苏轼书法艺术的否定与抨击
朱熹的理学思想和崇尚汉魏古法的书学理论在明代初年正为皇家的政治需要所用。《东书堂集古法帖》中，自晋至元，凡名迹皆广收罗，独独宋人书法之代表苏黄米蔡皆弃之，宋代书法仅收入苏易简摹《兰亭序》一件。
对宋人尚意书风的遏制，及对元代赵孟頫书法的推重。一方面使得元末以来崇拜赵孟頫的书法风气，不仅未像元代文人画风那样因朝廷推重宋院体画而受到重创，反 而得以发展，使赵孟頫书法在整个时代都占据着上风；另一方面，由于反对宋人崇尚意趣的书法观，使书法的发展走上少意味、重功利的方向．明初台阁体书法的滋 长，有着程、朱理学的因素。
在明代，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贬低，以项穆、谢肇涮为最。董其昌则持扬米(芾)抑苏(轼)的观点。但对苏轼的某些具体作品，董其昌十分赞赏。但他似乎更喜欢米芾。
项穆(公元1596年前后在世)。在《书法雅言》中云：“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模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择长而师之，所短而改之，在临池之士玄鉴之精尔．”
这段话里对苏、黄、米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所用比喻更令人觉得色彩浓艳、夸张。但项穆也非一味捧斥，“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指明苏、黄、米毕竟能够进入其评论视野之中。在书中他还说：“苏、米之迹，世争I晦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l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项穆还是看到了苏、米的长处。而且认为朱熹所谓“字被苏、黄写坏，并笔法悉绝之言，两语皆刻矣．数公亦有笔法，不尽写坏，体格多有逾越，盖其学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指出苏、黄也有笔法，但“逾越”了，功夫还是不到家． 项穆论书同朱熹相近，是从儒家观念出发的，自始至终围绕“中和”二字论书，他称：“评鉴书迹。要诀何存?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以此标准，尚意书法 的创新元素，自然会被看作异端，看作“逾越”，看作“超规越矩”：“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札云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尝见古迹，聊 指前人，世不俱闻，略焉弗举。如桓温之豪悍，王敦之扬厉，安石之蹑率，跋扈刚愎之情，自露于毫楮间也．他如李邕之挺竦，苏轼之肥欹，米芾之努肆，亦非纯粹贞良之士，不过啸傲风骚之流尔。”以此标准，项穆认为：“君谟之书，宋代巨擘，苏、黄与米，资近大家，学入傍流，非君谟可同语也．”他推重蔡襄，当然是在宋“四家”范围内。
项穆主张，如要学米，需。先柳入欧，由欧趋虞。白虞入褚．„„十年之后，方以元章参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长矣．”
项穆贬低宋书，是“事出有因”的，如他自己所说：“自祝、文绝世以后，南北王、马乱真，迩年以来，竞仿苏米．王、马疏浅俗怪，易知其非；苏、米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子舆距扬、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
从上面的话里，也可看出明代学苏米者大有其人．
谢肇涮与董其昌一样在宋人中推重米芾．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琵于自轰一家者多矣．
——谢肇涮(约1607年前后在世)《五杂俎》卷七
在此，谢肇澍对苏黄之书大加否定，言苏字如“堆泥”，黄字更不堪，不知“收”，“返”．
幸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九入，人非生之，岂能师心白甩，暗舍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齐致生此． ——谢肇涮《五杂俎》卷七
第一段话是拿苏轼、黄庭坚与米芾作比较．米芾书法成就的确很高。苏轼评其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黄庭坚评其书：“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一．第二段话讲苏轼临池不够、书论观点错误。
米芾(公元105l一1107年)曾对唐人书法下过功夫，不以为满足，又越唐追晋．他对唐人书多有微词。常口吐狂言，视颜、柳书为“丑怪恶札之祖。”欧、虞之书：“古法亡矣”。张妲书是“变乱古法”。怀素书是“仅趋乎淡为盲医。”他对张旭、怀素书法的评价与苏轼惊人的一致．在书法上，苏东坡以自己多年的学书经验，引导米芾学书应摆脱唐法，以晋人为尚方是。米芾采其意见，弃唐入晋，体会晋书之高雅气韵，进而钻研之，成为研究晋书的专家，对其日后书法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米苏二人相差十五岁之多，但基于二人对文学与艺术的共同喜好，竟能成为相知相惜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米芾在书法上比较专攻，较之苏轼用力更多，后世学米者甚夥。他们同为宋代尚意书法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也不能说苏轼于书学研究不深，于书法是胡乱涂鸦，一堆烂泥。苏东坡的艺术价值取向与创作心态是和积学深至、不断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相辅相长．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变革求新思想．他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氏的创新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强调法度又敢于和善于超越。苏东 坡在学习传统方面下过很大功夫．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鲁公、杨风 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苏东坡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苏东坡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然而苏东坡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知法而变，勇于和善于创新，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学古人轻形求意，明确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极力称扬尚意书风。对尚意书风的追求必然是不计工拙，自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正如欧阳修因为撰修《集古录》，获得了成为书家的有利条件(他说：“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一样，苏轼在学书过程中，也曾经历了临摹过 程，他曾为黄庭坚临写过多幅颜真卿的字帖．黄庭坚云：“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然不逮子瞻甚远．子瞻昨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入人 家子孙，虽老少不类，皆有祖父气骨。„„”“又(子瞻)尝为余临《与蔡明远委屈》、《蔡兄濠州刺史》、《侄季明文》、《记军容坐次帖》、《乞脯天气殊未佳 帖》，皆逼真也。“苏轼亲自“操刀”，为黄庭坚临摹示范。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是苏轼诗《题二王书》．古人论学书，讲。质、知、力”。质为天资，知是学养，力指功夫，其中只有学养和功夫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人只有在学养和功夫上努力，才能获得书法艺术成就．这一点苏轼是很明白的．
可以认为苏轼之所以笑章子厚，并非是笑他每日临习《兰亭序》本身，而是他认为书法要有创新和自家风貌，不能食古不化，拘泥成法，循规蹈矩．
总之，谢肇涮的一些言论不无道理，但稍显偏颇．再如他说：“书名须藉人品，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停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他把人品问题看得过重，把人品、官德、书品混为一谈了．
东坡书笔俱重落，来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用笔》。
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
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自唐以来，未有能过元幸书者，虽赵文教亦于元章叹服日：“今人去古远矣．”今海内能为襄阳书者绝少．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
从纯粹书法艺术(不论文坛的综合地位)的角度来讲，董其昌的说法具有一定道理．米芾在书法上的专攻可能胜于苏轼．他们所走的艺术道路有些不同，苏轼倾向于“顿悟”，更强调“无意”、“意造”；米芾则是“积古出新”，与苏轼比较，更是渐惨得来的功夫，更是专攻结出的硕果．
董其昌还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东坡书有病笔，唐人无此．”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苏轼书法信笔之处是偶或有之的．
二、明人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肯定与追慕(一)明代“苏体”的追随者们
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又开始向宋人学习．台阁体只能把书法艺术逼入死胡同，使书法失去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不能称之为“书法”．明中期以后人们开始了反思，开始了对宋代书法的再认识和再学习。例如：
吴宽(1435一1504)的书法传世作品主要为楷行．学苏东坡，似苏字以外一步不窥。王鏊曾《震泽集》云：。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这种自得，虽然在外观上未脱去苏子面目，然而他以一种肥厚有重量感的书法，异于苏州 一带书家追求秀丽的常貌，也明显地远离了明初以来染于元人书法的一般面貌。他的书法与沈周一样，有直接单纯只学宋人一家之特点，欲超越宋人是困难的。需要 指出的是，吴宽虽学书东坡，但其书学观尚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中，其《题宋四家书》跋云：“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型，而谓黄，米书有欹倾狂怪 之势。故世俗甲乙日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日；蔡、苏，黄、米。”。吴宽引述了朱熹、沈周的观点，语气中透出认同．这种认识似乎与他本人学苏、黄、沈周相悖。„„所以吴宽的书法认识尚为时代所局限．但他与沈周的书法面貌都直接宋人，其实践确为当时书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陈继儒(1558-1639)于书法主攻苏、米，尤喜苏东坡，于苏书虽断简残碑，必极力搜集，并手摹勒石，刻为《晚香堂帖》二十八卷，是历史上苏帖的重要资料。
徐渭(1521-1593)对于宋人的书法，有他独到的爱好，他认为米芾书“潇散爽逸”，“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黄山谷)之匀耳．”„„他评苏东坡云：“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以其人之潇洒，何耶?”关于媚，徐渭在论书中多次提到，对“媚”的认识亦颇有独到处，他认为，“媚者”“姿态”也，“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苏东坡)宽之以侧笔取妍”。
如果说吴宽书法一生胎息于宋人苏东坡，那么沈周则专法黄庭坚，为明代中期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重新向宋人学习开辟了新径。
明代在实践中向苏轼学习的还有祝允明(1460—1526)文征明(1470-1559)倪云璐(1593—1644)、吴历(1632一1718)等。(二)“宋四家”及其捧名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明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说：“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丽，米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这是尊蔡者的言论；有贬蔡者，则云，蔡襄本来就是凑数的，本来应该是蔡京，因为他是奸臣才被拿下．
杨加深《北宋“书法四大家”的组成及排序问题考》一文认为：就“苏黄米蔡”的排序来说，除苏黄米蔡的传统捧序外，还有五种说法．即1.主蔡苏黄米说，代表人物有明人徐灼卿清代的钱泳。徐焰蜕：“宋初善书者四家，日苏黄米蔡，愚窃以为蔡当居三公以上．”钱泳说：“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镜；宋人门类少，蔡苏米黄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2．主蔡苏米黄说，以明人沈周为代表．3．主蔡黄米苏说，以清人杨宾为代表。他说：“余则以为苏冠于黄米之前，亦未允当，遂于《书要》更定之日：蔡黄米苏．”4．主米苏黄蔡说，以明人祝允明为代表。《祝枝山集》云：“南宫、眉山、豫章、蒲阳擅声宗室，近时学者，寡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5．主苏蔡米黄说，代表人物不详。元人宇文谅云：“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家，并驰海内，纵横于夷岛之间，只字片楮不可得„„京北宇文谅。”
以上为诸家对宋四家人员组成及排序的看法，问题集中到三点上：一是蔡为何人；二是“苏黄米薛”和“蔡薛米黄”的冲突；三是苏黄米蔡四人的座次。杨加深分析研究认为，蔡为蔡襄，四人排序应为“苏黄米蔡”。
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应居首位。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碑学方面，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的新风貌，擅为碑者有宋一代苏东坡乃一大家。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道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之意。赵孟頫谓《醉翁》、《丰乐》二亭记“绵里裹铁”。在帖学方面，苏轼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在书学理论方面，苏轼也有独到之处，冯班认为：“东坡谈书皆笃论，过于黄、米。米老喜作快口语，不知者执之，多为所误．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笔者认为，苏轼的书学理论确有开风气和高标独立之处。
这是从艺术水平因素作为依据。参照非艺术水平因素，苏轼艺术全才和文坛领袖的声誉，在宋四家中也会荣登榜首．这个参照因素，有时作用巨大。(三)“态浓意淡”及其他
明人对苏轼书法艺术持褒扬态度的为数仍然不少。对于苏轼墨浓而态肥一点进行辨析和反证的，如：
前辈尝评东坡乏书云温润丰腴，如绵中裹铁，现此信然．学之者，宁可失其绵要得其铁乃可耳．
——张弼固跋苏轼《答钱穆父诗帖》
苏轼书法刚健婀娜，绵中裹铁。刚健指刚直骨气，婀娜指跌宕风采。初学者应从骨力入手，不可过早仿其丰姿。
世传苏文忠喜墨书，至有“墨猪”之诮．而此实用淡墨，盖一时革草弄笔，而后世遂宝以为奇玩．„„
——文征明(1470—1559)《甫田集》卷二十一
苏东坡偶用淡墨，让人惊奇．
赵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浓墨，太浓则失笔意。”然羲之书，墨尝积三分，何也?东坡真迹，墨如漆，隐起楮素之上．山谷齐谓其用墨太丰，而风韵有余．然则松雪所云特楷书耳，行书则不然． ——李日华(1565一1635)《六研斋笔记》卷四
李日华认为行书是可以墨浓一点的。墨浓而风韵不减。
王世贞(1526-1590)在《艺苑卮言》中评宋人书：苏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戡。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行草稍自解构，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王世贞不仅重古法，也同样重视书法的意趣．
坡公书内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秀伟．公诗有云：“守骏莫如跋．”盖言其所自得于书者如此．此卷为北归时答谢书．予所见公遗迹，独鬈楚讼帖》用笔与此相类．彼似少纵，而此则稳重，皆可想见纯棉裹铁也．„„ ——娄坚(1567一1631)。《学古序言》卷二十三
绵中裹铁是苏轼自己的书法艺术追求，娄坚认为苏轼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董其昌评价《新岁未获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云；“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惟此二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张孝思评价《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讥之可也。”张王二人评点甚当。
李日华比较薛绍彭。与苏轼书法说：
薛绍彭书法从《兰亭》秀整绵密中入，譬之道脉，则中行之士也．而变化雄杰之气笼少，是以不能不逊苏，米．现其监太清宫，见二苏上清词，悦之，不自挥翰，盛求坡书以入石，则其服膺眉山深矣!„„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114> 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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