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共五篇]

第一篇：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本书是田冰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明代官员谥号。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用表格形式列出有明一代得谥官员的姓名﹑出身﹑最高官职及官品﹑卒年﹑谥年等，梳理出明代官员给谥因素﹑给谥类型，在此基础上以不同时段的官员谥号为考察对象，结合附表，采用一般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不同时段得谥官员所具有的的时代特征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期对推进明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主要通过对明代官员谥号的研究，探讨官员谥号与明代国家政治的关系，总结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的运作规律。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就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概念﹑范围进行界定，导出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通过对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官员谥号赐予概况及特点的探讨，梳理出明代以前官员谥号的发展脉络，以探寻其对明代官员谥号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明代影响官员谥号的因素的分析，从横向比较中认识明代官员谥号复杂多变的特点，探寻影响明代官员得谥的诸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说明明代皇权政治的随意性；第三章通过对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分析，探讨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多样性在强化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第四章通过对明代不同时段官员谥号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阐释明代官员谥号与国家政治的动态关系。结语部分，主要围绕明代官员谥号传承的儒家名节观﹑对前代官员谥号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和申论。

未读此书之前，我对谥号的概念也非常模糊。隐隐约约知道它是古代帝王子孙为避先人讳，在先人死后取的名字。至于庙号﹑年号﹑谥号，傻傻分不清楚。比较熟悉的谥号也就“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猜猜他是谁？简称“唐明皇”。对了，他就是唐高宗（庙号）李隆基。因为此书引用的书也比较的庞杂，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容，我也翻看了一些它所引用的文章﹑用到的史料，了解了一些关于谥号的基本概念及常识。但是我发现，知道的越多，反而疑问越多，我还在解疑中，以下是目前了解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疑问。

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往往采用年号。如汉惠帝是谥号，宋太祖是庙号，乾隆则是年号。

说到谥号，便离不开谥法。谥法，古称“易名之典”，是为地位尊崇或生平贡献值得社会提倡的死者定尊称的一种制度。（潘洪刚《论清代谥法》）谥号是根据谥法而来的。谥号强调的是人死后之称谓，相对于生前之名而言；谥法强调谥号的评定细则，即谥号之依据。（田冰《明代官员谥号研究》）

谥号的起源。研究谥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几乎所以文章都提到了。林德春的《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刘仕平《谥法的起源﹑种类与研究谥法的意义》等有详细地考证，如今公认的观点是：谥号起源于周公说不可信，但肯定源于西周。关于谥号起源与演变的过程，我觉得林德春先生的一句话概括得既准确又形象：（谥号）源于周，废于秦（还记得秦始皇说的那句“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行于汉，盛于唐宋，严于明清，复废于民国。

得谥对象：帝王﹑后妃﹑宗亲﹑皇子公主﹑百官﹑列女﹑藩国主，几乎每朝都有。各朝也有特谥对象，唐朝尊奉道教，追谥李聃为“太上元元皇帝”，宋朝给佛教徒谥号，元明两朝皇帝乳母得谥。据本人所查史料，明代公主得谥的只有两位，宋代几乎成年公主皆有谥号。

得谥方式：官谥和私谥。以上的谥号皆由官方给予，是为官谥。而自东汉起，一些文人士大夫死后，其门人、亲友故旧为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怀念，也予赐号，是为“私溢”。如东汉陈基身后，被溢为“靖节征士”

初谥﹑加谥﹑追谥﹑改谥﹑夺谥等情形。简单点说，初谥就是第一次赐予谥号，加谥就是在原有谥号基础之上加字帝王之谥一般会加到很多字。但最典型的是孔子之谥和关公之谥。关羽死后，蜀主赐说为“壮缪侯”，宋徽宗时加溢为“忠惠公”，元文宗又加谧为“显灵义勇武安济王”，明神宗复为其加说“协夭护国忠义大帝”，清朝诸帝也屡次为之加说，至清光绪五年（1879），关羽之溢已长达二十六字之多，即“忠义神武灵番右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翔赞宣德关圣大帝”。孔子卒时，鲁哀公亲诛孔子称“尼父”，汉文帝加谧孔子“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谧孔子为“文宣王”，元成宗加溢孔子为“大成至圣宣王”，民国时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关羽的由侯而公，由公至王，由王而帝，以及孔子的由尼父至公、至王直至至圣先师。）（林德春《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追谥就是人死后给予他谥号，“魏武帝”曹操就是曹丕追谥的。改谥是觉得用字不当，换一个字，如宋太祖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初谥“贤靖”，后改谥“贤肃”。夺谥是收回对某人的谥号，代表着一种惩罚手段。所以谥号在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取向上作用很大。

谥号字数：从一字到多个。但谥号用字多寡与褒贬之意没有直接联系。

用字褒贬：谥号用字的褒贬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详论，记得《史记》后面也有引注。例如“慈惠爱民日文”=汉文帝刘恒，“好内远礼曰炀”=隋炀帝杨广。但杜建民先生在《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周人创立谥号的初衷是“尊宗敬祖，神事先王”，并无美谥、恶谥之说，所谓“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的“周公谥法”纯系后人伪托。“辨行迹，明善恶”的立谥说产生于春秋初期，最终形成于战国《逸周书·谥法解》。

我个人对女子谥号比较感兴趣。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作为弱势群体，有资格得到谥号的不多—后妃、公主、列女、特谥（如上举例，元明两朝皇帝的乳母）。后妃谥：明太祖朱元璋马皇后“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公主谥：宋太祖同母妹，秦国大长公主，赐谥“恭懿”；列女谥：洪武十七年，故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妾郑氏自尽死，谥“贞烈”；特谥：明宣宗（宣德）乳母谥“惠靖”。

由于阅读过程中受知识面的限制，很多都不能深刻的理解（例如官员职称），而且读越多疑惑越多，所以还有待我多读书，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篇：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

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

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既是当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明代官员的假期包括：例假、赐假、事假和病假。

官员的例假即法定的休息日，包括法定的假日和节日。法定的假日也称为休沐。《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沐，假如他们要在休息日出行的话，还有太监和卫士随从服侍。就明代的休假制度而言，庶吉士似乎是一个特权阶层，除此之外，尚没有史料能表明其他的阶层也有五天一休沐的待遇。国子监的学生每月初一和十五休假，如《明史·选举志》中所说，“惟朔望给假”。皇太子和诸王们同样是朔望给假，其余的时间都要坚持读书写字。明以前，有些朝代实行旬假制度，官员们十天休假一次。旬假制度对明代也有影响，《明会要》卷44记载，明宣宗曾仿照古制，在每年岁首的时候，许百官旬休。法定的节日也是国家规定的休息日。据万历《明会典》卷80“节假”条载，明代有元旦、冬至和元宵三大法定节日。元旦从初一开始，文武百官放假五天，冬至节从当日开始，放假三天。永乐七年（1409）春，成祖朱棣定元宵节从正月十一日开始，为期十天。元宵节放假的规定从此开始，并成为定制。法定的节日和假日里，官员们一般都要休息，特殊情形下，他们仍要办公。比如明成祖朱棣定元宵节假十天，同时又规定遇外官进京考察的年份，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相关人员都不能休假。弘治三年（1490），全国处处灾荒，明孝宗命文武百官修身反省，取消第二年元宵灯节，像这样因为异常或灾荒而取消元宵灯节的情况在明代多有发生。

皇帝赐假没有定制，完全是一种优恤和恩宠。洪武年间，朱元璋体谅镇守皇城城门的卫士日夜劳苦，准许那些父母俱病、家无余丁的卫士们回家侍养，等父母病愈后仍进京镇守城门。《皇明诏令》卷9记载，宣德年间，“寰宇肃清，时和岁丰”，宣宗曾五次在法定的节日之外赐假给文武大臣。两次在冬至节三日假期外，赐假七天，共给假十天。三次在元宵节十日假期之外赐假，其中宣德九年（1434）元宵节假长达一个月。皇帝还经常赐假给一些得宠的大臣。张居正回乡探母，返京后，万历皇帝对他百般慰劳，赐假十天让他休息调整。张在朝廷的地位无人能及，因此所受恩宠也无人能及。

明代官员事假的范围很广泛，省亲、祭祖、迁葬、治亲生父母丧、送老亲、送幼子以及完婚等都可作为事假的事由。通过万历《明会典》卷5“给假”条可看出，明代的事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请假手续：洪武年间，内外官吏欲请假省亲迁葬的，都要自行备文上奏，由皇帝定夺。此后的两百多年间，明代官员请事假的手续基本如此。到隆庆五年（1571），南北两京请事假省亲、送子、迁葬的官员，改由本衙门的掌印官“勘实代奏”，方能准假。随后又规定在掌印官中无人代奏的情况下，准许官员自行上奏。在此之后，请假手续再无大的更改。

资历限定：明初，官员请事假并不注重资历。宣德元年（1426），规定外官九年考满到部听选的，可以请假省亲迁葬，升迁就任新的官职以后即不许，官员请事假开始有了资历的限定。成化年间，对官员的事假资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官离家十年的方许省祭；两京文职官员中离家六年的，准请假省亲。嘉靖后期，对官员请假迁葬也提出了须在三年考满之后的资历要求。

事假期限及违限处罚：明初，对官员请事假的期限以及违限的处罚并没有统一而具体的规定，官员得到皇帝准假后，由吏部根据路程远近来限定时间，违限日久不回的官员，送官府审问。到弘治年间，对官员的事假期限及违限的处罚有了具体规定：两京给假回乡省祭的官员，除往返路程外，准许在家两个月。违限一年以上，停俸五个月，一年半以上，送交官府审问。“官吏监生妻故，送幼子还乡”，经查实后，许在家两个月，违限半年以上的，送官府审问。嘉靖时议准，迁葬官员违限三年以上者革职。

丁忧：文武百官请假为父母守丧，称丁忧。丁忧不同于其他事假，一般没有附带条件，也没有资历的限定。丁忧的期限达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有些官员父母去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工作，皇帝就会“夺情”，特批他在任守制。但夺情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因此常常会引起非议。万历《明会典》卷11“丁忧”条专门记载了丁忧的种种规定。

明代官员的病假制度分类之细致、手续之繁琐、防范之严密都是前所未有的，万历《明会典》卷13“事故”条对此有详细叙述。首先，针对不同的职务和职位做了细致的分类。明政府对京官、御史、五城兵马司官员、进士、外官等分别实行不同的规范，他们所享有的病假权利也是完全不同的。

京官：明政府在建立之初，就明确了京官患病休假的权利，京官患病经查实之后，一般都能准假。

御史：明初旧例，在京的各衙门官员患病，都可以回原籍调治。天顺初，英宗下旨：今后御史再不许养病、省亲。此后，其他官员生病可以回乡休养，御史患病的，只能留在京师自行请医调治，不能请假回家养病，他们的病假权利基本被剥夺了。御史在京任职，大多没有亲人跟随，患病之后无人请医送药，不少人因而病死。到成化年间，情况越发严重，湖广道监察御史李麟、龚谦，河南道御史伍骥，都因患病不能回乡，或者缺少医药费用，或者无亲人照料，导致身亡。成化初，政府终于允许御史患病可以还籍调理，但只限于“久病”之人，御史病假权利只是部分地得到恢复。

五城兵马司官员：按旧例，五城兵马司官员患病，只准退休，不许请假。到隆庆五年（1571），准五城兵马司官员养病，此时明王朝已建立二百多年了。

进士：进士患病，弘治时令在京调理，两个月后仍不愈，经太医院诊断后，由各办事衙门官员会同办事进士和医士提供担保，许请假回乡调理。万历初，令患病进士在京调理三月，如果真病，由各办事衙门掌印官亲自验实，才能准假。

外官：外官患病请假的权利有如昙花一现。洪武间令在外大小官员不许养病。成化六年（1470），奏准外官称老病的，只能辞职。嘉靖二十三年（1544），奏准外官在任患病，可以回籍休养。万历三年（1575）再次规定，外官有病的照旧例辞职，外官患病休假的权利前后只维持了三十年。

其次，请病假的手续十分繁琐。明代官员请病假的手续有三个重要步骤，即上奏、查验和保结。患病官员首先要向皇帝上奏病情，请休病假，然后由有关部门核实病情，有时是先查实病情，后向皇帝上奏，有的还要由同乡官和（或）同僚官提供担保。当然不同的人员请病假的手续也有所不同。

京官告病：嘉靖年间规定由吏部查验核实，隆庆时改为先呈送本衙门掌印官，经查勘属实后，由同乡和同僚官共同担保，方准上奏。

各边督抚、兵备等官患病：不许自奏，由巡按御史勘明转奏。

御史养病：御史养病的权利于成化年间得到认可，到嘉靖年间，其请假手续多次反复。先是，巡按并别差御史，如果患病不支，不许自行上奏，由地方官员具实奏闻。后又规定巡按御史告病，必须回道自行具奏，由巡抚官员代奏的不准假。不久又改为御史在差患病，由巡抚或巡按官员代奏的，仍然准许回籍调理。万历时令巡按御史养病，由巡抚官代奏的，必须由都察院查勘属实后，方准上奏。

最后，严厉禁止官员诈病混假和病愈不赴任。明代官员常常以休病假为借口，企图获得较高的职位或是逃避不愿就任的职务。《典故纪闻》卷17记载，嘉靖初有人指出，读书人多沽名钓誉，以退为进，“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都是为“异日拔擢计”，并且“往往卒遂其所欲”。针对这种现象，明政府从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罚两个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事先预防：成化初奏准内外文武官员患病三个月以上，即日停发俸粮，等复职之后才能继续领取。万历年间，明政府又规定京官请病假次数达到三次，就只许告休，不再准假。虽然对那些确属久病不愈的官员，以上措施难免不公，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减少了借病混假、不办理公务的现象。

事后处罚：即使政府严厉禁止，官员借病混假的行为仍然无法杜绝，因此事后处罚的规定也很重要。嘉靖年间，官员借病混假的现象特别严重，明世宗不得不亲自过问，处罚的力度也一再加大。嘉靖初年，世宗下旨：大小官员凡是借故养亲、养病在家坐等超升而不愿就职，都要革去职位，不许起用。后来干脆实行追问连带责任的办法，京官托故诈病，和病愈不肯赴任的，连同当初提供担保的官员，都要罢职。除京官外，各处御史患病请假的，“或系推避，就令致仕”。隆庆时又规定，各边督抚、兵备等官托病避难的，由该科和巡按御史参奏处治。

综上所述，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十分完备，特别是事假和病假制度，既保障了官员的权利，同时也有效地减少了不法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三篇：明代宗族研究

明代宗族研究

提要：明代的宗族发展是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宋明理学家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的具体实践。在本文中我们会探讨祠庙祭祖制度在明代的平民化过程，了解宗族结构的组织化乡约化，了解明代宗族发展特征。

关键词：明代，宗族，祠庙，族规

学术史简介：

关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居于主导，李文治发表了《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论文，作者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常建华发表《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对左云鹏、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庙禁限的观点重新考释。曹凤祥《论明代族田》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认为大礼议导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变化，尊祖观念成为最重要的宗法原则。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世族论”》探讨了士人宗族论的一种形式“世族论”，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阶段，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王惠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举族进行祠墓祭祀活动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区域与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的形成原因，其中有关于徽州与广州福建的研究比较多。

明代的宗族祠堂发展与祭祖权的平民化：

明代非常重视祠庙祭祖问题，多次对此进行讨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则，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而家置一庙矣。”朱熹《家礼》列

入国家典制，使祭祖的身份进一步放宽。洪武六年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这可看出新的家庙规定还是沿袭朱熹《家礼》的祠堂之制。洪武十七年，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也有祭祖的内容，需要讨论，里面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 《教民要款》还针对民间规定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允许庶民祭祀四代祖先。

明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认为品官应只立一庙，不许违制多建，还应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提出三议“请定功臣配享仪”“乞诏天下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议”“请诏天下臣工家庙议”夏言建议采纳程颐的主张，在节日祭祀始祖、先祖：另一方面禁止百姓建立家庙，以防逾分。嘉靖十五年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祭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允许在家庙设临时祭始祖的纸牌位，加上又允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则不迁”。嘉靖十五年诏令规定使崇拜祖先进一步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进入的家庙中设置远祖牌位，政府也无需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宗祠遍天下。小结：明代是以官方传播朱熹家礼的时代，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是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明官方正式的祭祖礼制一成不变，但诸朝的一些祭祖礼制的变动却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远祖，更在客观上位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明代宗族的形态特点：

明代宗族主要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来加强宗族内部联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学的兴起与族田的管理使得宗族更加兴盛。

1、族谱：明代修族谱的修撰非常频繁，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有十年一修的传统，修族谱使得族谱体例完善，族谱体例加强教化。明代族谱重视对族人的劝诫，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万历时福建建阳《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说：“尊祖莫先重谱，重谱莫先表贤。”除了教化功能，士人们还把族谱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明代的一些士大夫视修族谱、宣传族谱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修谱，读谱，记录族人善恶之行，通过“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通过族谱的修撰，建立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社会结构，以确定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地位，从而增加宗族的一体化。明代族谱还加强了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及对族人充当贱业等行为的削名，将伦理法制化，如方孝孺在本族族谱中对族人行为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天伦也。天伦者，天之所诛，人之所弃，生不齿，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谱不书其名。”明代族谱体例成熟，尤其是万历以降的族谱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志”的内容，还增加了族规家训，祠产的具体内容。除此外，会通谱，统通谱的出现也是族谱体例完善的表现。2、3、4、乡约与族规：明代宗族组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宗族乡约化，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度宗族规范，设定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明代的乡约初见于洪武年间的《教民榜文》，改造于王阳明，重建于嘉隆万时期。明代的乡约相当程度也是官府与宗族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持，是宗族组织化，由此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东风互动关系。明代乡约与宗族互动十分明显。像温州府要求宗族各自为约，统一设立《族范》。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总之，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乡约化全面展开。宗族乡约化也表现在族规的兴起明代族规通过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圣谕教化及乡约制度是族规的政治保障。族规一方面惩恶，另一方面扬善。如提名和推荐旌表之人族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族人行为，移风易俗，反映了风俗变坏的现实和宗族采取的对策。族规赋予了祠堂族长以宗族司法权力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解决宗族内部各种纠纷。而到明中后期，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

族学：为了提高族人的文化素质，达到科举入仕的目的，提高社会地位，明代许多宗族都提高设立义学来培养宗族知识分子。总之不想是从宋代就沿袭下来的，宋代以降社会的上层流动主要通过科举实现，纵谷要强盛不衰，必须多出科举人才，进入政界，并带来经济利益，是宗族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甚至成为地域社会的领袖。族学对学生来源有一定要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面向一般族人的，而是面向本族内因贫困无力上学者。族学具有宗族所有性质。在聘任教师方面，主要看是否聘任族人。宗族学校多设在祠堂内，一般是小孩虚岁七八岁入初级蒙馆，主要教授协助和基本知识，更深一级的是十五岁入学，为了应付科举及从事学问而设。族学的教育内容大致学《二十四孝》、《孝经》、千家诗》、《三字经 》、《弟子规》之类儒家伦理政治类书籍。族学的管理较为严格，宗族里有相应的规定来维持族学秩序，宗族内海定期举行考试，检查学生的学业。族学的兴办为下层社会成员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是造成社会流动活化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族田：用族田来赡养赈济族人，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贫困族人生计，是族人不至于成为游民而铤而走险，这是维护宗族声誉的措施。明代的族田氏宋元族田形态的延续，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也超过了前一个时期。族田的来源主要有：一是族人捐置，捐田最多的是官僚，也有地主和商人；二是遗产入公；三是分家的提留，在闽北地区，为祭祀某一祖先，后人在分家之际提留土地；四是族产收入的续置。族田收入的发放由一定原则，原则之一是赡养老弱病残及贫族，另一原则是一句族人的亲疏关系而定。族田一般另设管理机构来管理，它的收入用途主要有完纳赋役、祭祀祖先、赡养族人、资助族学、储粮备荒等方面。宗族设置族田除了通过赡族以收族外，也是土地所有者保证地权稳定性的手段。设置族田可使私有土地所有权稳定化，子孙就可自享收获。

明代宗族的特征：

明代宗族是宋元宗族形态的延续，但是随着宗族的发展及明代特有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环境，宗族形态又有不小变化。其一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明清宗族组织普遍出现，尤其是盛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民间可以自主祭祀始祖，宗族的规模必然扩大，强化了宗族的凝聚力。宗祠民众化，使得宗族形态了有了新变化。其二是宗族群体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宋元时期讲求小宗法，而且受人口繁衍规律限制，规模不大。自明代以降，最终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构成已是普遍现象，拥有上千人的宗族不在少数。其三是宗族的政治化及于政权互相作用的加强。宗族的普遍化及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乡里组织，这自然引起当时政权的重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权对基层社会方的控制势必与宗族组织发生相互这样。明政府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齐家，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要求族人忠君爱国，缴纳赋税，培养顺民，为政府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宗族作为血缘与地缘想结合的基础社会组织，家庭和地方的利益时第一位，所以难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结论：

宗法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标志着这一群体出现的是宗族祠堂的建立，祠堂是祭祀、族人集会、族尊施政的场所。宗族活动继续冲击宗族制对祭祖权的规定，使得政府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五世祖。宗族公有经济比宋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很多宗族有各种用处的自留田。宗族广泛参加祈神赛会等宗族活动，编撰家谱成了宗族活动的重要活动。明清时期是宗族进一步群众化的时期，它与前代的宗族有许多新变化。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宗族乡约化，族规的大量出现，宗祠与族谱也大量出现，而且重构祖先世系，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展的需要。

第四篇：读行政学研究有感

读《行政学之研究》有感

马建伟

（苏州大学政治与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0104202117）摘要：通过《行政学之研究》的学习，我对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现代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文章中，它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本文主要从行政科学的产生及发展、行政管理的产生及研究目的以及公众舆论的行政监督方面展开阐述。

关键词：行政科学；政府职能；行政管理；公众舆论

我们要理解威尔逊在文中所阐述的行政学思想，首先要了解《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所发表的时代背景。《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于1887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第2期之上。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多，大大拓展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领域，政府职能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管理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政府如何有效的执行和在哪些方面执行这些持续增长的职能就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结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在美国国内，到19世纪70年代，建国初期所订立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原则受到严重的冲击，导致立法权的威望直线下降，行政力量日益被民主运动视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而得到重视。因此我们可以说，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著成的，为加强行政权利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在《行政学之研究》这篇文章中，威尔逊不仅比较深入地分析论证了建立行政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生及其研究目的，从而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和实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说“今天是我们全部过去的一种协力结果，明天也将是这样。对于管理学家来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把过去的研究作为一个序幕”。威尔逊开创了行政学研究的先河，其代表作——《行政学之研究》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为行政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原则和规律。同时，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目前的行政学之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当今的政府管理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1]

一、行政科学的产生及发展

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对早期政府的职能做了简单的阐述，他说：“在很早的时代，麻烦的事情几乎都出现在政府结构方面。因此，结构问题就成为吸引人们思考的焦点。当时，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少或完全没有遇到麻烦问题，至少没有引起行政官员注意的问题。那时候政府的职能很简单，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简单。政府靠行政命令形式，驱使着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征询人们的意见”。

[2]概括起来讲，早期政府的职能可以阐述为：（1）政府的麻烦来自内部，即政府结构问题；（2）强调行政命令而不是民主或者公民参与；（3）行政手段是主要的政府管理方式；（4）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很少，因此“小政府”成为可能。随着政府活动过程中行政问题的逐渐产生、增加和饱和，以及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职责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政府的职能日益复杂化，这就要求必须在调整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明确政府的职责，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加强和纯洁政府组织结构。正如威尔逊所说的“政府部门不再是对朝廷唯命是从，必须遵循全民的意见，满足公众的需求，政府的公共取向明显增强”。

为了使政府少走弯路或者不走弯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完善政府的组织结构，行政科学应运而生。行政科学的研究起源于欧洲，早期行政学的博士都产生在欧洲。威尔逊认为行政科学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欧洲是因为“在欧洲政府不依赖国民的同意，它所要做的工作是统治；想使政府保持垄断地位的愿望，使那些垄断者对于发现尽可能不激怒民众的统治方法深感兴趣；此外，这些垄断者人数甚少，便于迅速采取各种手段。”后来行政科学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求相适应的，美国在此基础上，在形式、语言、思想、原则、目标等方面加以美国化，使之适合于美国的权力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

二、行政管理的产生及其研究目的威尔逊通过对当代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制度史的分析判断，指出在现存最充分发展的政治体制中，政府主要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其它所有政治体制也是如此。这三个时期主要包括：第一个是绝对统治的时期；第二个是法制和人民控制的时期；第三个是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

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指出“一些现在在行政实践方面成为表率的政

府，在现代政治的曙光照临之时，它们的统治者依然享有绝对权力却同时又很开明。在这样的政府当中，行政管理是按照为促进公共福利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并且具有仅仅完成单一意志所规定的任务才可能具有的那种简便和效率。”可见，在美国行政管理是为公众谋福利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有效率的。

美国是一个重视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它将宪法的地位捧得很高，因此资本主义统治才得以发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者也提倡“公仆”理论。威尔逊认为在美国阻碍其引进既有自由精神又有熟练实践能力的行政管理科学的重要因素是人民主权。对于民主国家来说，组织行政管理要比君主国家困难的多。在民主制国家公众舆论被捧得很高，然而在公众舆论的统治下面。要想使主权者在执行任务的熟练技巧方面或者在使政府职能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方面，接受任何速成的训练，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正是由于强调人民主权，使得政府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是因为威尔逊认为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些自私、无知、固执和胆怯的人民，没有一个决策者。威尔逊在文章中指出“统治者的思想并没有确定的发生地，而只不过是存在于千百万个投票人的大多数头脑之中。”同时，他指出“统治者的思想也同样是被‘宠物’所影响的，这种宠物并不是人，仍然只不过事先就抱有的意见，也就是种种偏见，但她却并不因此就失去这个词旧有的真正含义。”总之，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当公众舆论被作为政府的最高原则时，其实际改革必然是缓慢的，并且一切改革都必然是充满妥协的。为了很好的搞好行政管理，就要求我们对行政管理有一个透彻的理解。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处理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从外延上来看，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采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管理一开始就定义在“事务性”即操作的应用上。但是，行政管理却时又不是纯粹的技术细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又大大高于这种水平，其事实依据就在于通过它的较高原则，它与政治智慧所派生的经久不衰的原理以及政治进步所具有的永恒真理是直接相关联的。

威尔逊在《政治与行政中》指出“行政管理置身于‘政治’所专有的范围之外。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地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布隆赤里说，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威尔逊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是技术职员的事情”。

行政管理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因此，威尔逊认为跟在其他制度之下相比较，也许在民主制度下面，找出分权的最佳准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官员们为许多主人服务，而在其他制度下面，他们仅仅为少数人服务。一切统治者对其臣仆都是怀疑的，而作为主权者的全体人民也完全符合这一规律，绝不例外。在人生一切关系当中，“信赖就是力量”，并且正如同宪法改革者的任务在于创造信赖条件一样，行政管理者的任务在于使行政管理与职责分明这一条件相适应，因为职责分明能保证人民产生信赖感。

三、公众舆论的行政监督作用

行政监督是行政职能得以顺利实施和行政权力得以合理行使的重要保证。随着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行政监督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威尔逊通过对公共舆论与行政管理之间关系进行分析、阐述，比较完整的表述了他的行政监督思想。他指出在行政管理活动当中，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他正确地指出了，作为监督政策实施的一种机制，公共舆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行政研究应当为公共舆论提供一个平台，应当排除各种来自行政中的干扰；政府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威尔逊指出“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共舆论有敏锐的反应”。因此，公众舆论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公共舆论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判断施政措施是否得当的有效标准。在西方国家公众舆论被看作是信息时代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为它对传统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构成的制约在许多方面一点也不屈于三者之间的制约，因而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受人关注。[3]而与此同时，现代政府管理调节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权力在不断扩大，易乱用、滥用

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因而人民寄希望于公共舆论的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的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促使当事人有所觉悟或有关机构及时采取措施，以达到监督和制约的目的，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的服务与大众。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舆论监督由于其参与群体的广泛性因而成为行政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如何使公众舆论具有效力，使我们免遭它的好管闲事之苦。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说“当公众批评直接关注政府的日常琐事和政府对日常工作方法的选择时，它当然会像一个笨拙讨厌的家伙，像是一个乡下人在操纵一部难以驾驭的机器。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行政方面，当对于制定基本政策的更为巨大的力量进行监督时，公众的批评则是完全安全有益的，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应该让行政学研究会发现一些最佳方法，这些方法能给予公众评论这种控制监督的权力，同时使之与一切其它的干扰活动分离。”[4]从威尔逊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公众对管理政府事务缺乏专业知识，但公众的批评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发挥公众舆论的行政监督作用。

[1] 许华义.诘问与辩驳:政治行政“二分法”合理性危机[D].2005

[2] 威尔逊.行政学研究[A].彭和平.国外

[3] 蔡建文.从威尔逊行政监督思想看我国的舆论监督[D].2005

[4] 王宝胜.威尔逊行政监督思想浅析——威尔逊《行政学研究》读书报告[D].2008

第五篇：古人如何惩治“庸懒散”？明代官员缺勤打屁股

古人如何惩治“庸懒散”？明代官员缺勤打屁股

要了解古代治“懒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下班的。古代上班时间比现在早，《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由此可见，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

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4时下班，秋冬下午3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是因办公和生活区相隔远，又没汽车，所以走回家就是“逼夜”了。

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属最高国务会议。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级以上官员。朝会内容两项：一是皇帝做出决策，征求大臣意见；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项，需报请皇帝批准。“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

明朝因赶早班，官员落水身亡

上午九点“散朝”后，各官员在宫门外吃完皇帝恩赐的“早点”后，就各自回衙门，或落实皇帝在“朝会”上的最新旨意，或处理日常工作。这是京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与京城大同小异。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

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

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当天早上因雨雪路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代迟到扣工资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