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中国水利)

第一篇：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中国水利)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吴晓兵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 洪泽 223100）摘 要：1128年黄河夺淮以后，由于历代对黄河采取北堵南疏的治理方针，黄河河床逐步南移，至明万历年间，洪泽湖逐步形成。隋唐以来，历代对大运河漕运依赖度不断增加，洪泽湖处于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之处，因此，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也多有变化。本文以明代对洪泽湖治理思想为中心，研究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以期对当今的洪泽湖管理和保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

明代；洪泽湖；蓄清刷黄；黄河；漕运 概述

湖泊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蓄洪水、提供水源、水产养殖以及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护生态多样性、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湖泊管理保护，维护湖泊健康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区域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水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苏省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湖泊管理与保护的省份，自2008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不断强化洪泽湖管理，建立健全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制度，大力打击非法圈圩和非法采砂，为维护洪泽湖健康生命，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洪泽湖的形成虽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明代以前，洪泽湖无论从湖泊的面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来看，都不是十分显要，直到明代中叶后期，由于黄河的南流、淮河的失尾以及漕运的中断，洪泽湖的地位和作用才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明代是洪泽湖迅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洪泽湖大堤初具规模，洪泽湖面积迅速扩大。由于受到黄河泛滥、运河漕运等因素的影响，这段时期对洪泽湖的治理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由于明代对黄河、淮河以及洪泽湖的成功治理，使得黄河在270多年间顺畅入海，直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北归。洪泽湖概况

2.1洪泽湖名称由来。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游江都，途经破釜塘，时久旱逢雨，破釜塘扩大，遂更名为洪泽浦，“洪泽湖”三个字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修的《明史》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才有洪泽湖正式的统一名称，而洪泽湖作为这一区域诸湖的总称才被确定下来。

2.2洪泽湖概况。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处于淮河中下游结合部，淮河河床的组成部分，位于江苏省西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淮安、宿迁两市境内，地理位置在北纬33°06’—33°40’，东经118°10’—118°52’之间，一般蓄水面积为1497平方千米（据2005年《江苏省洪泽湖保护规划》）。

进入洪泽湖的河道主要在洪泽湖上游，主要有：淮河、漴潼河、濉河、安河和维桥河，这些河流大多分布于湖的西部，此外还有怀洪新河、池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老汴河等，汇水面积为15.8万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流入量占流入总量的70%以上。淮河入江水道为洪泽湖的主要泄洪通道，湖水60%-70%由三河闸工程下泄，经入江水道流入长江。另有淮沭新河、入海水道和苏北灌溉总渠，分别经由二河闸、二河新闸和高良涧进水闸排泄洪水。明代以前洪泽湖形成及治理开发概况

3.1宋以前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自古以来，洪泽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宜农宜渔，有着悠久的治理和发展历史，但是对于洪泽湖的治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典农校尉陈登筑破釜塘，并筑捍淮堰30里（今洪泽湖大堤之北段），以障富陵之水，可以说是开洪泽湖治理开发之滥觞。

3.2宋元时期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北宋年间，自末口至汴口，在淮河南岸，先后开凿了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作为漕运河道。此时，在淮河南岸分布着众多的小湖泊，主要有万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破釜塘以及白水塘等，这些小湖泊即为洪泽湖的前身。为防止陂塘威胁漕运，宋代在洪泽湖地区的屯垦规模大为缩减。到了元代，由于建都大都（现在的北京），先后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漕运改道，洪泽湖区屯田开发再度兴起，最大面积达353万亩，创洪泽湖地区古代屯垦的最大规模。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黄河南徙之初，淮河尾闾尚深广能容，但是淮阴以下淮河水位已经被大幅抬高，而且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淮河形成沉淀，导致淮河河床逐渐被垫高，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淮河产生顶托，淮河（其实即黄河）出水日益不畅。出水不畅导致黄河决口频繁，黄河的频繁决口给明朝的漕运带来极大影响，而洪泽湖由于处于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点，因此，到了明代，由于和黄河、运河的复杂关系，洪泽湖治理也被朝廷提上议事日程。

4.1明代影响洪泽湖治理的主要因素。洪泽湖在明代之所以得到重视和治理，是由这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1)明代治河的思想。明代治河思想的核心是“保漕”。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南京，以汴梁开封府为北京，以凤阳为中都。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

众所周知，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明代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对漕运尤其依赖，据《明实录》记载，自1416年起至1625年，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基本都在400万石。为维护漕运的需要，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置了专职的总河，负责河道和运道治理，1578年，更是将总河府衙设置在黄淮交汇附近的淮阴。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朝廷诏刘大夏治河，诏书中说：“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至误国计，……”这就指出了，保证漕运是治河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国计”，这其实也是明清两代治河的最高指针。(2)黄河夺泗入淮。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统计，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1946年2548年间，黄河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明朝有7次，占了27%。由于黄河泛滥会阻断淮安到徐州间运河的漕运，因此，对黄河的治理是保证漕运畅通的重要前提，而由于黄河不断南侵，洪泽湖也不断受其泛滥影响，因此，对黄河的治理，一直贯穿明王朝的始终，并给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洪泽湖也在明代时期被纳入对黄河治理的重要因素。

(3)泗州及祖陵安危。泗州城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曾经是历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它处于洪泽湖西岸、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济位置。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镇，洪泽湖西畔的淮河入湖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明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工作经常受到来自朝廷官员及“民间浮言”半公半私的攻击。最为著名的一次就是1580年，以常三省、李纪、高尚志为代表的泗州籍官员，多次上书朝廷，借泗州水淹之机，大肆渲染，广播谣言，企图中伤治河成果，甚至弹劾有关治河官员，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4)朝廷的支持。1570年以后，明代治水功臣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在朝廷内得到越来越多官员的认可，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修筑河堤，束水攻沙，主治黄河，运在其中。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治河，向朝廷上了著名的《两河经略疏》，立即得到了批准。4.2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要弄清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过程，因为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直接影响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据历史资料分析和自身的分析研究，不妨以隆庆四年（1570年）为界，将明代的治河活动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这个时期的划分和史学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划分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就治水思路而言。

(1)明代前期治河思想——北堵南疏保运道。和历史上大多数朝代一样，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占据了明代治水的大部分内容，也占据了《明史﹒河渠志》记载的大部分篇幅。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淮运的交汇之处，因此，明代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思想直接影响了对洪泽湖的治理。

从明代历次治河工作来看，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北岸筑堤堵塞以保护运道，南岸新开、疏浚支河以宣泄洪水，这样做的结果是运道安全了，但黄河不断向南泛滥，河床不断向南移动，距离淮河和洪泽湖越来越近，整个淮北地区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2)明代后期的治河思想——束水攻沙保通畅。明代后期的治河以潘季驯为代表，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就也最为卓著，这来源于对黄河认识的深化和洪泽湖进入治河者的视线。

隆庆四年（1570年）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工作，主要是解决黄淮并溢，运道大堵的问题。这次治河在历经千难万险，完成堵口筑堤工作之后，开闸使河水重入故道，此时，潘季驯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河水流到新开的相对狭窄的河道以后，水势猛涨，流速加快，强大的水力像热汤化雪一样，迅速冲开并带走了两岸的泥沙，使河道迅速变宽变深，远比人工疏浚的速度快、效果好。这次的发现令潘季驯激动不已，一个新的治理黄河的思想在逐渐形成。

1570年潘季驯主持治河获得成功以后，他的治河思想逐渐在朝廷得到认可并获得支持。1576年起，洪泽湖已经进入治河者的视线，加高洪泽湖大堤的意见也在讨论之中。

4.3洪泽湖是明代“保漕”的关键。古清口是泗水入淮之口，郦道元《水经注》称，淮泗之会，所谓泗口也。古泗口，在今淮阴区码头镇和杨庄一带。黄河夺泗入淮后，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淮河入黄之口便称为清口。其后由于黄河的顶托与高家堰大堤的拦蓄作用，洪泽湖逐渐扩大，淮河与之相合，清口成为洪泽湖洪泽湖（亦即淮水）的主要出口。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河与淮河的交汇点，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者黄河多沙，清口淤塞，将导致漕运受阻，洪泽湖排泄不畅，洪泽湖水位增高，威胁高家堰安全。二者由于黄河河床日益抬高，黄河经常由清口倒灌入湖，导致清口淤塞日趋严重，高家堰南段设有减水坝，必要时将向东分流，顺运河南流入江，或由射阳湖分注入海；入高家堰溃决或者减水坝失控，将导致漕运阻断，黄河趁此更大规模倒灌入湖，形成恶性循环。三者如高家堰溃决，洪泽湖不能储蓄清水，又失去借清水冲刷清口和黄河淤积的作用。如此交互影响，必将导致黄淮形势的日趋恶化，因此，清口（亦即洪泽湖出口）与高家堰成为明代最为关心的两处工程。

4.4“蓄清刷黄”是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经论及，历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都是以屯田形式进行的，而屯田离不了围堰的修筑，因此，在明代以前对洪泽湖的屯垦中，在其周围，尤其是东部地区，就筑有围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家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河道都御史曾钧、河道都御史连鐄等再治河计划中提出“将高家堰增筑长堤”，这是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第一次出现在皇家档案里。

(1)“蓄清刷黄”思想的提出。万历初年，黄河决崔镇而北，淮河决高堰而东，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片淤沙，清口以下的黄淮入海尾闾也被严重淤塞。潘季驯经实地勘查后提出堵塞崔镇决口，大筑黄河两岸遥堤缕堤，修筑高家堰大堤，拦淮河水尽出清口，流入黄河，以达到冲刷清口的淤沙和下游入海河槽的治理方案。“蓄清刷黄”的思想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借淮水之“势”来冲沙，二是借淮水之“清”以刷黄。

于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总理河道，提出并坚决实践“蓄清刷黄”的治理黄、淮、运河的思想，把修筑高家堰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便修建了从武家墩至越城的长达60里的高家堰，并将原有土堤改建成石工墙，切断淮河汊流，抬高水位，迫使淮河出清口，冲刷淤积的泥沙。

(2)“蓄清刷黄”思想符合泥沙运行规律。从河流动力学的观点来看，用清释浑的思想是符合泥沙运行规律的。引清水河流入黄河，不仅增大了整个河床的流量，加大了流速，从而提高了河流携沙能力；同时，由于加入了清水，使整个河流的含沙量相对减小，提高了对河床的冲刷能力。所以，蓄清刷黄的思想被实践以后，清口及清口以下至云梯关河道的淤积速度大为减缓，黄河近300年时间内无大的决口和改道，运道也因此畅通300年。

(3)“蓄清刷黄”的配套措施。蓄清刷黄的思想得到实践的检验并获得成功之后，成为明代治河的不二选择，洪泽湖大堤在不断得到增高、培厚和加固，洪泽湖水位也逐渐抬高，成为悬在里下河地区人民头上的一盆水，“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就是对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为保证蓄清刷黄思想的贯彻，必须实施配套措施，一来保证蓄清刷黄的效果达到最佳，二来保证洪泽湖大堤东部的淮安、扬州的安全。

a.设置减水坝。明代开始，在洪泽湖东岸的洪泽湖大堤上即设有减水坝，当洪泽湖遇到特大洪水时，清口一旦宣泄不及，洪泽湖水位急剧抬高，会危及洪泽湖大堤的安全，此时就可以由减水坝向东宣泄部分洪水，而一旦洪水消退，就仍然可以使其北注清口。

b.建立报讯制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黄河报讯已经制度化，开始时仿照边疆军情的传递系统采集上报水情。由于当时黄淮运相互纠结，因此黄河、淮河的汛情须及时传到淮安清河，以便必要时堵塞运河上的南运口，保住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通道不被冲毁。后来，潘季驯又提出了一套新的防汛报警方式：河防一旦除险，必须以挂旗、挂灯和敲锣等方式予以通报，以便下游地区及时作出回应和进行防护。

c.修筑石工墙。明万历八年（1580年）始建石工墙，天启元年（1621年），因风浪袭击等原因，石工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修复时砌石中采用丁顺相间的方式，两块石间连接用铁锔镶嵌，使石工墙的整体性比万历时有了提高。

d.建立防护制度。明代对防护制度特别重视，强调防重于治，建立一套完整的防护制度，做到“日防、夜防、风防、雨防”的“四防”。还动员沿堤群众参与防守，建立所谓的“官守”和“民守”的“二守”制度，以保护洪泽湖堤防的安全。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启示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萌芽、发展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中历经了黄河多次的泛滥成灾，运河的多次通断曲折，几代治水人的思考实践，更经历了千百万人民的磨难和血泪。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一段治水风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感慨，更要有思考和总结。

5.1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明代治河，由于京师官俸军食每年有400万石以上的需要，因此，确保漕运畅通为当时第一要务，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民生只是附属要求，治河官员只能根据朝廷赦令的要求开展治河工作，由于一味坚持北堵南疏的方针，在“分流”与“束水”中摇摆，在分黄导淮等浮言中犹疑，使得黄河长期泛滥成灾，老百姓不堪其苦，这就要求我们今天治水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要深入治河地点进行调查研究，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湖泊管理工作。

5.2要保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明代对洪泽湖之类的过程中，数位官员勇顶压力，前赴后继，在各种严峻的形势下，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再厥再起，不屈不挠，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的治理之路。而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以及水利、渔业、航运、发电等部门、行业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和矛盾，全力推进洪泽湖的管理与保护工作，全力维护洪泽湖的健康生命和洪泽湖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3要采用科学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成果。从明代对黄河以及洪泽湖治理方法探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依靠千百年来古老的经验。治水官员出自用经史子集、诗词策论等方法选拔出的进士，参考的资料也是历史上对事实的记录和经验的记载。明朝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明朝政府依然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不到在国内应用。传统经验对治水的认识是定性的、概念性的，这样就不能正确、准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几代人如盲人摸象般地进行治水工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作用，经济社会要发展，水利要先行，而水利要先行，科技必先行。

作者单位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 作者姓名

吴晓兵 出生年月

1969年9月 性别

男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

水利史

水文化 身份证号

***03x 单位地址

江苏省洪泽县瑞特大道46号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39631558@qq.com 参考文献：

[1]洪泽湖志编撰委员会.洪泽湖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武继羽.洪泽湖通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3]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马雪芹.大河安澜—潘季驯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5]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4.11.[6]淮安市政协文史委.洪泽县政协.百里文化长廊洪泽湖大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11.[7]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7.

第二篇：明代宗族研究

明代宗族研究

提要：明代的宗族发展是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宋明理学家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的具体实践。在本文中我们会探讨祠庙祭祖制度在明代的平民化过程，了解宗族结构的组织化乡约化，了解明代宗族发展特征。

关键词：明代，宗族，祠庙，族规

学术史简介：

关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居于主导，李文治发表了《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论文，作者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常建华发表《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对左云鹏、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庙禁限的观点重新考释。曹凤祥《论明代族田》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认为大礼议导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变化，尊祖观念成为最重要的宗法原则。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世族论”》探讨了士人宗族论的一种形式“世族论”，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阶段，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王惠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举族进行祠墓祭祀活动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区域与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的形成原因，其中有关于徽州与广州福建的研究比较多。

明代的宗族祠堂发展与祭祖权的平民化：

明代非常重视祠庙祭祖问题，多次对此进行讨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则，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而家置一庙矣。”朱熹《家礼》列

入国家典制，使祭祖的身份进一步放宽。洪武六年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这可看出新的家庙规定还是沿袭朱熹《家礼》的祠堂之制。洪武十七年，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也有祭祖的内容，需要讨论，里面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 《教民要款》还针对民间规定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允许庶民祭祀四代祖先。

明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认为品官应只立一庙，不许违制多建，还应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提出三议“请定功臣配享仪”“乞诏天下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议”“请诏天下臣工家庙议”夏言建议采纳程颐的主张，在节日祭祀始祖、先祖：另一方面禁止百姓建立家庙，以防逾分。嘉靖十五年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祭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允许在家庙设临时祭始祖的纸牌位，加上又允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则不迁”。嘉靖十五年诏令规定使崇拜祖先进一步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进入的家庙中设置远祖牌位，政府也无需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宗祠遍天下。小结：明代是以官方传播朱熹家礼的时代，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是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明官方正式的祭祖礼制一成不变，但诸朝的一些祭祖礼制的变动却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远祖，更在客观上位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明代宗族的形态特点：

明代宗族主要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来加强宗族内部联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学的兴起与族田的管理使得宗族更加兴盛。

1、族谱：明代修族谱的修撰非常频繁，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有十年一修的传统，修族谱使得族谱体例完善，族谱体例加强教化。明代族谱重视对族人的劝诫，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万历时福建建阳《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说：“尊祖莫先重谱，重谱莫先表贤。”除了教化功能，士人们还把族谱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明代的一些士大夫视修族谱、宣传族谱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修谱，读谱，记录族人善恶之行，通过“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通过族谱的修撰，建立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社会结构，以确定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地位，从而增加宗族的一体化。明代族谱还加强了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及对族人充当贱业等行为的削名，将伦理法制化，如方孝孺在本族族谱中对族人行为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天伦也。天伦者，天之所诛，人之所弃，生不齿，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谱不书其名。”明代族谱体例成熟，尤其是万历以降的族谱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志”的内容，还增加了族规家训，祠产的具体内容。除此外，会通谱，统通谱的出现也是族谱体例完善的表现。2、3、4、乡约与族规：明代宗族组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宗族乡约化，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度宗族规范，设定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明代的乡约初见于洪武年间的《教民榜文》，改造于王阳明，重建于嘉隆万时期。明代的乡约相当程度也是官府与宗族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持，是宗族组织化，由此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东风互动关系。明代乡约与宗族互动十分明显。像温州府要求宗族各自为约，统一设立《族范》。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总之，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乡约化全面展开。宗族乡约化也表现在族规的兴起明代族规通过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圣谕教化及乡约制度是族规的政治保障。族规一方面惩恶，另一方面扬善。如提名和推荐旌表之人族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族人行为，移风易俗，反映了风俗变坏的现实和宗族采取的对策。族规赋予了祠堂族长以宗族司法权力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解决宗族内部各种纠纷。而到明中后期，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

族学：为了提高族人的文化素质，达到科举入仕的目的，提高社会地位，明代许多宗族都提高设立义学来培养宗族知识分子。总之不想是从宋代就沿袭下来的，宋代以降社会的上层流动主要通过科举实现，纵谷要强盛不衰，必须多出科举人才，进入政界，并带来经济利益，是宗族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甚至成为地域社会的领袖。族学对学生来源有一定要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面向一般族人的，而是面向本族内因贫困无力上学者。族学具有宗族所有性质。在聘任教师方面，主要看是否聘任族人。宗族学校多设在祠堂内，一般是小孩虚岁七八岁入初级蒙馆，主要教授协助和基本知识，更深一级的是十五岁入学，为了应付科举及从事学问而设。族学的教育内容大致学《二十四孝》、《孝经》、千家诗》、《三字经 》、《弟子规》之类儒家伦理政治类书籍。族学的管理较为严格，宗族里有相应的规定来维持族学秩序，宗族内海定期举行考试，检查学生的学业。族学的兴办为下层社会成员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是造成社会流动活化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族田：用族田来赡养赈济族人，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贫困族人生计，是族人不至于成为游民而铤而走险，这是维护宗族声誉的措施。明代的族田氏宋元族田形态的延续，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也超过了前一个时期。族田的来源主要有：一是族人捐置，捐田最多的是官僚，也有地主和商人；二是遗产入公；三是分家的提留，在闽北地区，为祭祀某一祖先，后人在分家之际提留土地；四是族产收入的续置。族田收入的发放由一定原则，原则之一是赡养老弱病残及贫族，另一原则是一句族人的亲疏关系而定。族田一般另设管理机构来管理，它的收入用途主要有完纳赋役、祭祀祖先、赡养族人、资助族学、储粮备荒等方面。宗族设置族田除了通过赡族以收族外，也是土地所有者保证地权稳定性的手段。设置族田可使私有土地所有权稳定化，子孙就可自享收获。

明代宗族的特征：

明代宗族是宋元宗族形态的延续，但是随着宗族的发展及明代特有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环境，宗族形态又有不小变化。其一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明清宗族组织普遍出现，尤其是盛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民间可以自主祭祀始祖，宗族的规模必然扩大，强化了宗族的凝聚力。宗祠民众化，使得宗族形态了有了新变化。其二是宗族群体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宋元时期讲求小宗法，而且受人口繁衍规律限制，规模不大。自明代以降，最终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构成已是普遍现象，拥有上千人的宗族不在少数。其三是宗族的政治化及于政权互相作用的加强。宗族的普遍化及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乡里组织，这自然引起当时政权的重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权对基层社会方的控制势必与宗族组织发生相互这样。明政府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齐家，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要求族人忠君爱国，缴纳赋税，培养顺民，为政府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宗族作为血缘与地缘想结合的基础社会组织，家庭和地方的利益时第一位，所以难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结论：

宗法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标志着这一群体出现的是宗族祠堂的建立，祠堂是祭祀、族人集会、族尊施政的场所。宗族活动继续冲击宗族制对祭祖权的规定，使得政府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五世祖。宗族公有经济比宋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很多宗族有各种用处的自留田。宗族广泛参加祈神赛会等宗族活动，编撰家谱成了宗族活动的重要活动。明清时期是宗族进一步群众化的时期，它与前代的宗族有许多新变化。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宗族乡约化，族规的大量出现，宗祠与族谱也大量出现，而且重构祖先世系，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展的需要。

第三篇：1明代思想概况

明代思想

一 明代思想概况

1.明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每一种思想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探求每一种思想原理出现的原因，我们必须研究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由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研究历代思想必须注意的问题。

朱元璋在元末大起义中，从一个义军的战士升晋为大元帅，并建立了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经过南征北战，终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他在攻克元朝大都以后，逐渐统一了中国。

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看到元贵族无度搜刮，肆意敲剥和常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转而采取与民“安养生息”的政策。他认识到，如果过分压榨农民，便会激起重新暴动。他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否则“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在告诫各级官吏不得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肆意扰民。他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毛，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为了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他便下令农民归耕，允许农民开垦土地，免除三年税租。还大兴屯田，组织无田农民进行民屯，组织兵士搞军屯。还注意兴修水利工程。这些对于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朱元璋统治三十多年中，明政府推行了某些适应生产的措施，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努力，而使农业、手工艺、商业都有了发展。当时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字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足见，当时政府储备粮食较多。，到了明成祖、明仁宗时，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政治方上，朱元璋总结了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衰亡的教训，采用严刑峻法，严惩滥杀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文臣武将，都是祸患，予以铲除。即使那些辅佐他开国有功的文臣武将，也很少有谁能够善终保全。朱元璋极力加强对封建专制统治，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衣钵，大搞宦官专权，特务统治，党同伐异。整个明朝的政治，都是腐朽黑暗，明英宗统治以后，明朝便逐渐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早在名宣统统治时期（1426-1435年），封建官僚地主、贵族、藩王、王室、皇帝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如江南苏州地区的官田占田亩总数的14/15，民田只占1/15。明英宗统治之后（1436-1449,1457-1464），腐朽本质愈加暴露，土地兼并空前激烈，皇帝带头圈地，在京内各地设置皇庄，掠夺土地。公元1502年，全国官田占田亩总数的七分之一。孝宗时，境内有皇庄5处，占地一万两千八百余顷。武宗时统治时期（1506-1521年），皇庄竟增至三百多处。除了皇帝之外，还有藩王，勋亲、宦官及“权豪之人”、“势要之家”等都大肆“强夺田亩”，霸占民田。如宪宗时期的宦官汪直占田两万余顷，武宗时期的宦官谷大用占田万顷。外戚王源占田2200余顷。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在江南：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则是地租和赋税的加重，以及各种徭役的增多，许多地区的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却不够缴纳租税，不少农民是“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除了均瑶、里甲和各种杂役外，官吏还任意加派，致使“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逼三四处”。在各种租税、徭役和高利贷的打击下，广大劳动者已经无油水可以榨取了。在这种情势下，虽然有张居正等政治家的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一时缓和了当时的矛盾，但由于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来自塞北蒙古的贵族统治集团的不断侵扰，而使明朝统治步入了颓势。

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的统治，除了加强政治统治外，朱元璋还通过学校和科举两条途径来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在京师设置了国子监，国子监的生员在官员的子弟中招收，由地方学校举荐。国子监授课的内容，主要是朱元璋自己撰写的《御制大诰》，再有就是《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的《说苑》等。除了《御制大诰》外，朱元璋还写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内中列举了所杀官民的罪状，警告官民不要轻举妄动，犯上作乱，要求广大百姓老老实实纳田赋、出差役，服从统治，任其压迫。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礼部给国子监正官下文，要求严厉监督国子监诸生熟读讲解《大诰》，违抗者以违抗皇帝的圣令处罚。同时，钦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必读书目。朱元璋当面告谕国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各级科举考试，都在规定的学习范围内出题，答卷只能根据指定的经书和注解做文章，并要用故人的语气来写，这种文章逐渐成为固定的格式，即八股文。这种以八股文为标准的取士制度，成为做官为宦的唯一途径。八股取士的制度和方法，就是要求人们服服帖帖的按照皇家规定的条条框框去做事，不准学人有自己的见解和新颖的内容，其目的是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和为明朝培养统治人才。2．明代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概况：

明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奉为法定的官方哲学思想。

由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集中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特点，对维护封建专制极为有用，经过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则成为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明代统治者以“以理学开国”，使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因此，使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请奏休书，以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洛（指程颐、程颢，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作为治国之端，明朝开国伊始，并没有把儒家思想和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的。解缙认为，周、程、张、朱之书，濂、洛、关、闽之学，则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学，而为太平制作之一端，故应将唐虞三代至周孔，下及濂、洛、关、闽之学书，“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统治思想。解缙的建议实为明代编纂、汇集理学著作的开端。

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胡广等人奉命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了宋元以来若干儒家学说，于此同时，又命胡广等人编纂了《性理大全》。该书所采宋儒之说一百二十家，多为宋代理学家。其中自成卷帙（zhi）的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张载的《西铭》一卷，《正蒙》二卷，邵雍的《皇极经卷》七卷，朱熹的《易学启蒙》四卷，《家礼》四卷，蔡元定的《律吕新书》，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二卷，采集诸家言论，分为：理气、鬼神、理性、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诗、文等十二个部分。明朝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理性大全》，并颁行天下，旨在“倡明六经之道，继承先圣之统”，使“人皆由于正路”，“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佩道德而服仁义”。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和胡广等人的进书表里的这些话，说明了他们的编纂目的。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

从此以后，明代的理学家不仅继承宋代理学家的思想，而且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明代理学直接继承宋代理学，故称宋明理学。明代统治者则以孔孟、程朱之是非为是非，来强化其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从明初“以理学开国”，到明成祖命胡广等儒臣编成三部《大全》，确立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后，人们对理学的笃信、尊崇，不能怀疑，非议。明朝统治者不许人民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有自己的见解和理学不相符的观点。如果发现有与理学相异者，就要招致杀身之祸，以至株连九族。明王朝制造了许多起文字狱，杖杀了许多有见识的学人。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饶州朱季友，因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而被“声张杖谴”，尽毁其家所著书。《明史》卷六《成祖本纪》载：“秋七月壬戌，鄱阳民进书毁先贤，杖之，毁其书”，说的也是朱季友被杖责，毁其书之事。

由于明王朝的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而造成思想僵化、学术停滞、思想懒惰，人才空乏。人们规行矩步，笃信程朱。

明初的理学家有：宋濂、刘基、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他们的思想主旨都是宗理学的。在明代开国初期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由于三部《大全》的钦定颁行，统治者的提倡强化，理学家的加工阐扬，而使理学占据统治地位。

理学虽然在独霸明代论坛，但由于其远人事而尚天道，尚空疏而不务实际，而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为了功名利禄，只能死背周、程、张、朱之书，空谈天理性命之学，对已经世致用，利济苍生之学，却不甚了了，面对这种思想统治局面，许多思想家对理学产生了异议，发生额怀疑。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剧，政治危机的加深，而使得明王朝陷入衰败的境地。对此，王守仁则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今 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他认为，明朝已病入膏肓，行将断气，哎这种形势下，如果在继续“笃信程朱”、“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肯定不能玩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他说“今夫天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因此他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守仁把“天下之不治”归于“学术之不明”，“士风之衰薄”，即看成是程朱理学的舒服，为了治天下，明学术，变士风，王守仁以“心学”取代程朱理学。因此，使得心学在明代中期以后得以复兴和发展。应该说明代心学的发展得益于陈献章，由于陈献章的开端，其后王守仁的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理学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抗衡。

其实明代心学，由陈献章继承陆九渊的心学而其开端，由王守仁而集大成，所以说陈献章的心学是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的中间环节，王守仁则使心学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与理学分庭抗衡礼。

在理学的衰颓、心学复兴的同时，则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在批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未流“近世好高迂腐之儒”谬论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元气本体论的哲学传统，阐发了元气一元论的思想，并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并存而立，这边是明代的气学思潮，这一派的哲学家则由罗钦顺、王廷相开其端，吴廷翰、吕坤等继其后，从而使明代思想呈现出多色纷呈，纷繁复杂的思想局面。

第四篇：明代青花瓷的制作技艺研究

明代青花瓷的制作技艺研究

【摘要】：青花瓷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是一颗璀璨明珠,尤其是明代青花瓷,曾通过郑和下西洋大量输往世界各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花瓷始创于唐代,成熟于元代,衰退于清代,在它的历史上,总共有三次高峰,分别是：元末明初、永乐宣德、明末清初。明代能够横跨三次青花瓷的历史高峰,说明明代青花瓷制作工艺十分发达；至今,明代青花瓷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博物馆都跻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证明了明代青花瓷在青花瓷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明政府把手工业提到重要地位,先后建立了58座御窑厂,景德镇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享誉世界的瓷都,成就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千年辉煌。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坯、施釉、烧瓷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才有了真正瓷制品的出现；古代埃及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随着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日本制瓷工业的发展和明代中期五郎大夫在景德镇苦学五年制瓷技艺后返回日本开窑烧瓷密不可分。由此可见,明代青花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从明代初期(洪武、永乐、宣德)、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明代晚期(嘉靖、隆庆、万历)青花瓷制作工艺的时间周期入手,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特征,对明代青花瓷的烧制技艺、制胎施釉、造型设计、纹饰方案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研

究分析,着重对明代三个重要时期青花瓷的制作工艺进行系统的梳理,攫取明代各时期青花瓷的特征,并尝试总结《天工开物》中提到的明代青花瓷制作的七十二道工艺,为还原明代青花瓷的制作工艺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以给明代景德镇官窑青花瓷鉴定的基础和今后青花瓷鉴定的标准提供一定方向。【关键词】：明代青花瓷制作技艺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N09 【目录】：中文摘要8-9Abstract9-11引言11-15第一章明代青花瓷的七十二道制作工艺15-291.1青花瓷制作流程探究15-171.2明代青花瓷的七十二道制作工艺17-29第二章明代早期青花瓷的制作技艺29-472.1烧制技艺29-302.2制胎施釉30-322.3青料选择32-382.4造型设计38-432.5纹饰方案43-47第三章明代中期青花瓷的制作技艺47-593.1烧制技艺47-483.2制胎施釉48-513.3青料选择51-533.4造型设计53-563.5纹饰方案56-59第四章明代晚期青花瓷的制作技艺59-714.1烧制技艺594.2制胎施釉59-604.3青料选择60-624.4造型设计62-694.5纹饰方案69-71结束语71-73参考文献73-75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75-76致谢76-77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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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本书是田冰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明代官员谥号。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用表格形式列出有明一代得谥官员的姓名﹑出身﹑最高官职及官品﹑卒年﹑谥年等，梳理出明代官员给谥因素﹑给谥类型，在此基础上以不同时段的官员谥号为考察对象，结合附表，采用一般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不同时段得谥官员所具有的的时代特征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期对推进明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主要通过对明代官员谥号的研究，探讨官员谥号与明代国家政治的关系，总结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的运作规律。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就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概念﹑范围进行界定，导出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通过对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官员谥号赐予概况及特点的探讨，梳理出明代以前官员谥号的发展脉络，以探寻其对明代官员谥号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明代影响官员谥号的因素的分析，从横向比较中认识明代官员谥号复杂多变的特点，探寻影响明代官员得谥的诸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说明明代皇权政治的随意性；第三章通过对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分析，探讨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多样性在强化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第四章通过对明代不同时段官员谥号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阐释明代官员谥号与国家政治的动态关系。结语部分，主要围绕明代官员谥号传承的儒家名节观﹑对前代官员谥号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和申论。

未读此书之前，我对谥号的概念也非常模糊。隐隐约约知道它是古代帝王子孙为避先人讳，在先人死后取的名字。至于庙号﹑年号﹑谥号，傻傻分不清楚。比较熟悉的谥号也就“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猜猜他是谁？简称“唐明皇”。对了，他就是唐高宗（庙号）李隆基。因为此书引用的书也比较的庞杂，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容，我也翻看了一些它所引用的文章﹑用到的史料，了解了一些关于谥号的基本概念及常识。但是我发现，知道的越多，反而疑问越多，我还在解疑中，以下是目前了解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疑问。

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往往采用年号。如汉惠帝是谥号，宋太祖是庙号，乾隆则是年号。

说到谥号，便离不开谥法。谥法，古称“易名之典”，是为地位尊崇或生平贡献值得社会提倡的死者定尊称的一种制度。（潘洪刚《论清代谥法》）谥号是根据谥法而来的。谥号强调的是人死后之称谓，相对于生前之名而言；谥法强调谥号的评定细则，即谥号之依据。（田冰《明代官员谥号研究》）

谥号的起源。研究谥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几乎所以文章都提到了。林德春的《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刘仕平《谥法的起源﹑种类与研究谥法的意义》等有详细地考证，如今公认的观点是：谥号起源于周公说不可信，但肯定源于西周。关于谥号起源与演变的过程，我觉得林德春先生的一句话概括得既准确又形象：（谥号）源于周，废于秦（还记得秦始皇说的那句“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行于汉，盛于唐宋，严于明清，复废于民国。

得谥对象：帝王﹑后妃﹑宗亲﹑皇子公主﹑百官﹑列女﹑藩国主，几乎每朝都有。各朝也有特谥对象，唐朝尊奉道教，追谥李聃为“太上元元皇帝”，宋朝给佛教徒谥号，元明两朝皇帝乳母得谥。据本人所查史料，明代公主得谥的只有两位，宋代几乎成年公主皆有谥号。

得谥方式：官谥和私谥。以上的谥号皆由官方给予，是为官谥。而自东汉起，一些文人士大夫死后，其门人、亲友故旧为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怀念，也予赐号，是为“私溢”。如东汉陈基身后，被溢为“靖节征士”

初谥﹑加谥﹑追谥﹑改谥﹑夺谥等情形。简单点说，初谥就是第一次赐予谥号，加谥就是在原有谥号基础之上加字帝王之谥一般会加到很多字。但最典型的是孔子之谥和关公之谥。关羽死后，蜀主赐说为“壮缪侯”，宋徽宗时加溢为“忠惠公”，元文宗又加谧为“显灵义勇武安济王”，明神宗复为其加说“协夭护国忠义大帝”，清朝诸帝也屡次为之加说，至清光绪五年（1879），关羽之溢已长达二十六字之多，即“忠义神武灵番右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翔赞宣德关圣大帝”。孔子卒时，鲁哀公亲诛孔子称“尼父”，汉文帝加谧孔子“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谧孔子为“文宣王”，元成宗加溢孔子为“大成至圣宣王”，民国时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关羽的由侯而公，由公至王，由王而帝，以及孔子的由尼父至公、至王直至至圣先师。）（林德春《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追谥就是人死后给予他谥号，“魏武帝”曹操就是曹丕追谥的。改谥是觉得用字不当，换一个字，如宋太祖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初谥“贤靖”，后改谥“贤肃”。夺谥是收回对某人的谥号，代表着一种惩罚手段。所以谥号在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取向上作用很大。

谥号字数：从一字到多个。但谥号用字多寡与褒贬之意没有直接联系。

用字褒贬：谥号用字的褒贬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详论，记得《史记》后面也有引注。例如“慈惠爱民日文”=汉文帝刘恒，“好内远礼曰炀”=隋炀帝杨广。但杜建民先生在《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周人创立谥号的初衷是“尊宗敬祖，神事先王”，并无美谥、恶谥之说，所谓“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的“周公谥法”纯系后人伪托。“辨行迹，明善恶”的立谥说产生于春秋初期，最终形成于战国《逸周书·谥法解》。

我个人对女子谥号比较感兴趣。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作为弱势群体，有资格得到谥号的不多—后妃、公主、列女、特谥（如上举例，元明两朝皇帝的乳母）。后妃谥：明太祖朱元璋马皇后“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公主谥：宋太祖同母妹，秦国大长公主，赐谥“恭懿”；列女谥：洪武十七年，故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妾郑氏自尽死，谥“贞烈”；特谥：明宣宗（宣德）乳母谥“惠靖”。

由于阅读过程中受知识面的限制，很多都不能深刻的理解（例如官员职称），而且读越多疑惑越多，所以还有待我多读书，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