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管理思想研究

第一篇：东方管理思想研究

东方管理思想研究

—兵家用人思想

一、兵家思想的统筹包括

兵家思想包括了非常多的管理思想，和一系列的管理哲学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又还强调了人的重要作用。人是生产力中的最活跃因素，决定着事情成败的关键，对人这种最活跃因素的利用就是管理。并将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二、兵家思想中先进的用人制度(一)以人为本的选材标准

《孙子兵法•计篇》提出了选才的五条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1．智，即智谋才能。

《孙子兵法•谋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

2．信，即信用、信任、威信。

“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

3．仁，即与人为善，关心下属。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4．勇，即勇敢、果敢。

“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

5．严，即严格。

企业管理者就必须善于运用科学严密的管理手段。

除此之外，孙子对将帅的使命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确保社稷安稳，将

帅一定要有一种“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使命感。同样，企业的发展也需要管理者具备这样的使命感。

(二)以人为本的用人策略

兵家在用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几个方面的相机抉择。

1．适

就是给优秀的人才以充分的信赖和适宜的工作环境，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其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避免设置各种障碍、束缚，让人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例如《韩非子》的“饰罂困马”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延陵卓子要乘马出行，不仅车子极其华丽考究，连拉车的马都装扮得与众不同，马的前后布满了错钩铜锥。由于对马的动作制约过于严格，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当这马想要逃脱这种不合理羁绊时，竞被驾车者砍去马蹄。为周穆王驾驭过八骏的造父看见卓子这样对待骏马，竟难过得哭了，连饭也吃不下。此事比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使用，被任用者就像“饰锥”中的马那样，因进退不能、不知所措而无所作为。

2．恩

对人才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特别右后的待遇，使其知恩图报，把个人的目标融合到组织的目标中去。这需要组织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公平的竞争机制、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领导者要有为群体或个人作出牺牲的奉献精神。“吴起吮毒”和“昭辛旧事”这两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带兵征战的将领，吴起在发现兵士得病的时候，却能不避污秽，亲自用嘴把疽毒中的脓血吸出来。当兵士的母亲听到这件事后竞伤心地哭了。因为这个士兵的父亲曾在吴起的军中当兵，也曾被吴起用嘴吸伤口的毒液。为此他父亲感恩戴德，奋勇杀敌，最后捐躯沙场。正是这种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吴起成为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昭辛的老板借他结婚之机，明为苛刻，实际花了一大笔钱，把昭辛的婚事办得十分妥当，使昭辛在一怒一喜中感激涕零，死心塌地。这些都是对“恩”的巧妙应用。

3．威

威是恩的对立面，恰当地运用个人的威望和手中的权力，对有作为却桀骜不驯的人才进行压制、强迫，使其为我所用。据《资治通鉴》记述，唐太宗李世民有匹骏马，性极暴烈，无人能驯服。武则天自告奋勇，担保此任。条件是给她三件武器：铁鞭、铁棍和匕首。若铁鞭不能驯服，便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武则天达到了策动、使用各类人才的目的。

4．恕

就是要宽以待人。在一定条件下，对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员，不予追究，并加以宽恕，从而赢得人心。三国时期，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兵败，由于仓促败退，很多军机文书未来得及带走，被曹军收缴。其中竞有不少是曹军将领和朝中大臣与袁绍勾结的来往书信。许多谋士建议曹操设立专门机构，严加追究，但曹操不仅不加以审查，反而下令一把火烧掉了。于是一些因参与此事而惶惶不安的官员，都为曹操的宽宏大度如释重负，感激不尽，以致“全军上下，欢呼雀跃”。

5．严

《孙子兵法•计篇》中把“法令执行”作为比较敌我双方力量强弱的“七计”之一。严是一个组织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保证。对那些公然藐视法纪、抗拒权威而胡作非为者进行严肃处理，从而起到震慑他人、令行禁止的作用。《宋裨类钞》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宋初年间纲纪法令不正，社会风气败坏，有个叫张咏的人，去四川崇阳当官，发现一个管钱库的小吏，在鬃边系了一个小钱，一问竟是从库中偷出的官钱，便下令责打。可由于平时蛮横惯了，不仅不服责打，还出言不逊，说不过这点小钱，你就责打我，还敢杀我吗?张咏听罢立即下笔写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穿石”，亲自动手斩杀此人。从此之后，当地的社会风气一改以前的颓势，为之一振，受到老百姓的广泛赞扬

(三)人力资源的柔性化管理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意思是说：激流飞下，能够冲走石头，是因为迅猛的水势所造成的，并且提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因此。如何动态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平台，取得更大的竞争势能，就成为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任务。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柔性化管理，正是顺应了“择人任势”的需要，成为未来管理理论发展的方向，是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对象特征变化的必然选择。

三、兵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兵家的许多内容现在已经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并对现在的企业管理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诸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居安思危”、“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神速”等等

四、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应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一)建立新型的企业人际关系

1．要建立有利于人际沟通的企业制度。企业应该通过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合理化建议制度、人事商谈制度等，广泛吸取员工参与企业管理。

2．提倡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双向沟通。一个企业组织只有形成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传递方式，员工在工作中才能很好地理解上级的意图，在相互交流中提高认识、更好地协调行动。

3．要优化人才群体结构，减少工作积极性发挥的阻力。

(二)高度重视工作的再设计

组织中的工作设计应注意考虑体现个人的意愿及价值，为防止工作的枯燥无味，特别是满足人们为应付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而越来越需要灵活性的要求，在不断丰富或增加员工工作内容、为员工提供更多工作轮换机会的同时，可逐步实行弹性工作制。企业管理者只有从工作本身高度重视工作再设计，尽可能地为员工创造一个既安全又舒畅的工作环境，不断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使工作多样化、完整化，并富有自主性和挑战性，使员工觉得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能在工作中大显身手，充分实现自我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善于运用形象管理

成功的管理者必然是有效的管理者。这种管理的有效性，除了运用岗位赋予的权力进行经济驱动和制度规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岗位之外的非权力影响力，即靠自身较完美的形象，在被管理者心目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在信任与鼓舞中努力工作，这就是“形象管理”。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形象管理的重要性，全面提高自己的管理素质，运用好形象管理的影响力，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四)培育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在激烈的现代企业竞争中，一个企业只有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为全体员工普遍认同、遵守和奉行的共有价值观念、经营理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才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企业文化环境．有利于从根本上调动全体员工为企业奉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使员工心情舒畅地为企业工作。

小组成员及分工:

崔晓婷------收集资料 扈健------收集资料 沈夕惟------PPT制作、讲演

第二篇：东方管理人谋思想研究

东方管理思想研究 摘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存在着差异.东方的管理思想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发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包括有易经的阴阳学说、道家的无为学说、儒家的仁爱学说、佛家的慈善学说、兵家的用人学说、法家的崇发学说等,这些思想构成东方管理思想的渊源。其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大量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在管理实践中以“人本”思想为主,组织中成员之间关系和睦联系紧密,强调组织文化,集体感强,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的判断对决策过程有较大的影响,主观色彩比较重。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思想最早发端于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和民族,其文化的发展形成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亦是古希腊文化本质特征,即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西方的管理思想最终在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的理论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定性定量地分析具体问题,决策按照一定的流程和步骤,制度完善,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比较冷漠,突出个人的作用和能力,权责清晰,赏罚分明。东方的管理思想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以人为本，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中摩擦和直接冲突较少，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主，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管理思想。西方的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来约束组织中的每个成员.1研究背景

人谋是东方管理学独具特色的谋略与战略管理行为,是东方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管理者对中国情境下的组织战略环境和战略目标进行分析和预测,并综合运用计谋和策略等方法手段!技巧达到预期目标的行为。

战略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最新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企业在追求经营绩效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方法创新,而且应更加关注企业整体的战略创新“历史一再证明,企业通过战略创新可以获得竞争优势,从早期通用汽车划时代的组织结构改革,50年代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大力创新,到当前互联网时代微软,英特尔,思科,谷歌,华为,百度等企业的崛起,都带来了崭新的战略管理思想和独特的经营方式,它们通过战略创新成为业界领袖,竞争力的获得与战略创新同步,它们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企业不仅获得了竞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贡献了独特的管理与战略思想。

中国企业的发展己经进入到战略管理阶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所流行的整个管理学理论都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产物,战略管理理论也不例外”而真正的战略产生于中国,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方谋略思想与西方的战略思想虽机理相通,却不尽相同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情境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战略思维路径,当代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深受其文化渊源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科学!理性!制度等;当代中国战略管理理论也应当建立在东方管理人本和谐、重道、权变、柔性、包容及圆融等文化情境之中,东方视角下的中国战略管理理论是在融合中国古代谋略思想和西方战略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在东方管理哲学指引下所形成创新的中国战略思维体系,在创新和超越中体现中国战略思维的现代价值,因此,什么是适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以及如何进行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己经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或者说,为什么西方的战略管理理论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屡屡遭遇水土不服,什么才是适合中国企业取得长久竞争优势的战略理论?

东方管理谋略思想正是在中国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所孕育的深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方式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博大精深的东方管理思想,从宏观整体的视角以战略性的眼光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是东方谋略思想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大多数也都是谋略思想家或谋略家,他们提出了众多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重要谋略管理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战略管理实践,这种谋略管理思想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战略思维特征,在这种东方特色的战略思维框架体系指导下,形成了与西方不一样的东方特色的战略决策模式,从而在制定和实施等战略过程中具有东方特色,然而,东方谋略思想大多存在于古代思

想家的经典著作之中,很少有人专门从战略管理视角系统地去解读这些思想,因此,分析,梳理出东方谋略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当代中国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从东方管理的谋略思想中提炼出战略元素,古为今用并加以升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企业战略决策模型,依据该决策模型,进而制定出中国特色的竞争战略类型,为中国企业在/中国情境下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竞争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教授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核心思想,并以“三为”思想为核心在东方管理谋略思想的研究中开创性的提出了人谋管理理论,东方管理的“三为”思想相互结合并落实到具体的人谋管理中,为我们研究中国企业战略决策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本质

目前的管理学理论都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产物,而战略管理理论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不例外。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深受其文化渊源、哲学思想的影响,必然带来由于文化局限性所导致的战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误区,当代战略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己经说明了西方谋略存在着逻辑上的一些不足,未来的战略管理研究应当建立在东方文化和谐、共生、共赢、大同的土壤上,充分考虑人谋行为的哲学基础、思维规律和心理活动规律。人谋谋略的目的正是冀望融合中国古代谋略观和西方战略经典理论的基础卜,形成创新的当代谋略理论,在创新和超越中体现中国古代谋略的现代价值。管理学强调人本理念,强调竞合而非竞争,追求的乃是共赢之道。与此相适应,人谋的本质性特征表现为:

一是战略与战术的相结合。

战略是相对长远的、宏观的、大局的,战术则是相对眼前的、局部的、具体的。没有战略的正确,战术只能盲人摸象;没有正确的战术,战略只是空中楼阁。人谋要求我们既要立足战略的正确性,又要确保战术的准确性。

二是竞争与合作相结合。

竞争是万事万物前进的动力,垄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无畏损失;仅有竞争也不够,还必须强调合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由合作体现的团队精神很重要。为此人谋强调竞合,而非简单的竞争。

三是谋略与道德相结合。

谋,并非都是贬义,事实上,谋分阴谋和阳谋两种,划分标识是道德,包括过程道德和目的道德。在谋的背景下,过程的道德性往往是难以保证,因此结果的道德性就成了人谋思想与行为的重要指针。人谋是人类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本能策略的一种智慧性活动。它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是一种辩证性思维,与思维活动方式休息相关,其心理特征突出,有独特心理活动规律。原则

1.信息原则“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说的就是决策前要尽量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信息是决策的基础。若竞争者双力一信息不对称,则胜者往往是那些信息较为充分者。对于经营管理而言,不仅要收集自己、对方的信息,还要收集市场上的其他信息特别是消费者的信息。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己经开始重视市场调查,并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来制定产品和营销决策,然而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对消费者行为、消费者需求研究并不深入。而国外企业大都非常注重市场研究,有研究表明,美国大公司的市场调研费用占销售额的3.5% 鉴于信息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现在许多企业都设立了首席信息官(CIO)我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商,采用总号分号的经营方式,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各地商情,从而在长途贩运中收益甚丰”这充分说明信息收集对于决策成功的重要的作用。

2.利益原则“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一原理换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决策要讲求经济效益原则。而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一直追求产量或产值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一般会去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即便是市场经济,仍然会有部分职业经理人为了个人的成就感或名声,会去追求市场占有率最大化、规模最大化,也仍会有部分国有企业追求预算最大化。决策的利益原则告诉我们: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时刻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准则。

3.满意原则”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讲的是如何在众多备择方案中作出选择,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选择最佳的方案。然而,任何方案都有利弊,有时人们没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人们一方面不可能掌握所有完备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亦有限。有时,决策是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作出做出的,而仔细收集信息和挑选最佳方案要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这种搜索成本的存在也可能使最佳选择很难得到。这时,我们就应以满意原则来取代最优原则。

4.纳言原则"

谋贵众,断贵独。说的是领导决策时要注意多去征求他人的意见,尽量多做些备择方案以供选择。虚心纳言是决策成功的基础。巨人集团的陨落、太阳神的没落、爱多VCD的衰落无一不说明一点:一人包打天下实在太容易决策失误。如何纳言呢?勿妄而拒,勿妄而许。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管子 九守)不要轻易拒绝,也不要轻易许诺。在现代经营管理中,发挥智囊团的功效也很有必要。不过,对于领导者而言,始终要明白一点:谋是谋、断是断,谋划时吸收众人意见,决断时则应独立思考。

5.权变原则

因利制权,诡道致胜。说明的是领导应该具有创新精神,要根据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市场情况,制定出各种应变的计划,以立于不败之地。变,是世界的本质。现在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日益加快,很多企业就是因为其计划决策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的步伐而惨遭失败。传统的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威胁己经被快鱼吃慢鱼的速度威肋-所取代。对于企业来讲,惟一的方法就是因敌制胜、践墨随敌。

.要灵活地掌握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方式和融合程度。矛盾是有特殊性的，不同的民族，国家，企业有不同的背景，面临不同的问题，如果将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方式定性、定量化或者标准化、流程化，也就意味着把这种融合建立在西方管理思想的逻辑体系上，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是一种新的逻辑，既不是原来东方管理思想的逻辑，也不是西方管理思想的逻辑，因此，不能完全套用东西方管理思想原有的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应该是坚持东西方管理思想共同的基础，在管理实践中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融合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来为组织服务。

第三篇：东方管理思想根植于东方管理文化

小组成员：庄操、袁杰、张杰、马原

东方管理思想根植于东方管理文化,汇集了东方各族人民的智慧，其研究范围覆盖渊源于亚洲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恒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它是东方民族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极大的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东方管理思想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古典管理哲学为渊源,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本质特征,形成了以治国学、治生学、治家学和治身学为核心，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的目标的东方管理思想体系。

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儒家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支撑的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从大处说，东方管理思想提倡的“以德为先”思想与“以德治国”方略内在统一

在探讨关于“人为”管理思想时，首先涉及到了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孔子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修己安人”；荀子的观点与西方近代管理学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我们在研究行为科学时，可以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存在“行为科学”的雏形。“人为为人”从哲学观点看是义与利、激励与惩罚、人为与为人的统一，是人的心理、行为、方法的统一，是管理学本质的核心问题。每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的处于激励状态下从事工作，并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信息时代强调双赢竞争、超越竞争，也是“人为为人”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宝贵财富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就会去追求，追求就会引起争夺，争夺就会引起混乱，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真是有理有据！

二,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

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

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儒家的管理规则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仁”即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儒学精义的所在，而《论语》中“仁”是商人视为经营管理的“黄金法则”，“终身行之”可以掌握自己经营的命运，并且能获得他人的帮助，从而达到商业上的成功，反之会遭受失败，所以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是不容忽视的。

仁爱，体现的是人道原则。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管理理论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儒家思想里面有句话这样说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企业领导者爱惜员工，赢得员工的尊重，使得他们忠于职守，忠于企业，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企业内部容

易协调一致，能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和整体力。

“民为邦本”的人本思想。儒学中有等级思想，但儒学思想其中也有强调民本的。《尚书》中有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谈治国之道时说：“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证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儒学这种以民本得民心，从而达到稳定、兴旺发达的思想，我们抽去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这一消极方面，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能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做到“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这样才能上下同舟共济，企业才会有所发展。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激励人们要向日月星辰永远运转那样，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关键在于“自”，强调自立、自爱、自重。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常会面临挫折与困境。对此，管理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以求再发展。

“诚信为本”的企业信念。《论语》中多处讲到“信”，《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任何人都要讲信用，无信不立。有信用的人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戴。企业在处理与外部关系时，也要强调信誉，企业信誉是一项无形的资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还要重要。企业在处理内部人际关系时，也要强调信誉，主要是管理者要守信，一旦失信于民，就会失去了威信，管理便难以实施。因此，管理者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必须要做到言行一致。

“和义取利”的价值观。在后人的眼里，孔子只讲“义”而不讲“利”。其实，孔子也讲“利”，只不过孔子讲的“利”是“义”的基础上的“利”，并不是见利忘义，而是见利思义。孔子的儒家思想利义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企业是经济组织而非慈善机构，企业必须旗帜鲜明地去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应该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而无需毫不言利。儒家思想在此给企业提供了追求利益的正确思想指导。

现代企业管理就是通过对人、财、物、时间、信息的组织、协调、运用等以期获得最终的利润目标。管理在企业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决定一个企业在竞争中的实力、条件的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管理的内部环境，意即企业内部对管理活动发生影响，的诸因素的总称，包括管理的主客体、组织气氛等，也就是指企业的内因。儒家的“仁”、“中庸”思想对于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的内部环境，增加企业竞争的内在实力有着积极重要意义。

首先“仁”的关爱思想具体到企业管理中，要求企业管理者关心爱护企业的职员,不论贫富贵贱，对待职工要一视同仁,关心他们的疾苦,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而且要着重于真正把他们当作组织和社会的主人，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其次，“仁”的人本观、人才观在现代社会，不仅未过时，与现代化矛盾对立，相反却是现代企业管理充分重视的重要思想。人本观要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使每个职工都成为组织管理的参与者，使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从而全身心地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纵观中外企业在管理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立足于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现代企业如何用人，选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能发挥出企业员工最大的潜能，创造企业辉煌。

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处理事情要坚持原则、坚持标准、不偏不倚、恰当适度，避免偏激、矫枉过正，确保人心稳定。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又对管理的内部环境因素中的组织气氛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企业而言，则要求管理层正确处理及调和管理者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要“以和为贵”，管理者与职工要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职工之间要达到相互关心、和睦相处。认真领会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精神,创建良好的企业组织气氛,构建团结向上的组织文化，这是关系到企业管理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现代化并存，并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

要的现代价值。

三 儒家思想的“礼”为企业提供生存的力量

（一）以“礼”为基础的经营管理特色：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企业体制的合理化，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礼乐来规范企业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敬业、敬人的企业氛围，激发人们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各司其职，使企业上上下下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与其角色、职务相称，做到其“实”与其 “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防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样的角色或职司的紊乱，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来约束企业成员。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意即用礼制来约束之，犯错误的人就少了。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样必造成治理体制的紊乱。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企业氛围：敬重自己的角色或职司，敬重上司，尊重下属，使企业内秩序井然，这样企业就能成大事。可见孔子的治道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可见，以礼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能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取得可观的利润。

（二）“礼”也是企业茁壮成长的必然选择：“礼”既是一种内在管理，也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竭诚为公众服务，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和发展的条件。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经营观，一个独到的为消费者设想的见解，一个温情的微笑，无不展现出企业非凡的魅力。企业形象并不是空中楼阁，企业形象建立在员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上。员工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形象。企业只有竭诚为公众服务，对用户采取以礼相待，热情周到地提供服务，尽力满足顾客的需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肯定和赞誉，才能增强新老用户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才可维持企业的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换句话说，企业发展壮大离不开儒家思想中“礼”的引导。

三, “天人合一”能成为现代企业的文化根基

（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否取得成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之一，是维系企业内部团结的重要因素，能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既然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如此重要，因此，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可以现代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借鉴，最终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作用，能在企业中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为企业管理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二）“天人合一”是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要顺应而不违背自然规律。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这些儒家思想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关系，强调“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所以，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对于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而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庸之道

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

理。日本“企业之神”松下幸之助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有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再看我们当今社会之状况，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所以社会的发展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也由此常常朝令夕改；由于缺乏中庸之道，给了左派和右派极大的空间，这种空间超越了宽容的尺度；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我们的社会就缺乏宽容。由此这个社会也总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到头来倒霉的总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真正的中庸之道，是以人性为主体，照时下的说法是“以人为本”，以尊重其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

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中庸之道」，有四点意见：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没有工作，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当然要勤劳，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后做事就畏难、畏苦，就不能长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大都制定八小时上班制，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有一个时间性；甚至每个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现在还实施「周休二日」，这就是要我们不要太辛苦。第二、享欲不要太乐：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适度的物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有的人享用过度，过份的放纵五欲之乐，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绫罗绸缎、住要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等。过份的追求物欲之乐，甚至浪费无度，则如银行里的存款，用得太多，总有一天会负债，所以福德因缘还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与人相处，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设想。尤其身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如果待人严苛，或者是过份放任，都不是处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对于日常用物，有的人好买，平常没事就喜欢逛街购物，并且乐此不疲，有的人则非名牌不用。其实东西能用、够用就好，不要太过豪华、奢侈，物质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谓「人为物役」，物质太丰，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中庸并不等于碌碌无为也不等于毫无原则的退让，更不等于人前人后两个样，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人一向说起中庸之道很容易，但要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四 总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至今仍然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意义，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终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企业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修炼内功，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品德修养。因此，现代企业管理可尝试以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为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我们要把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优秀管理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建立起优秀的管理组织，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杰出代表。

第四篇：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文化。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归纳起来，基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管理思想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

一、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二、以家为生活及日常活动的中心

三、以计谋为交往的中心

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主宰，是天地间最为灵秀的生物，是万物之灵。但是要强调人的重要性，首先是通过宣扬天的重要，然后用天的权威来证明人的重要，这即是天人合一。中国的哲学就是以追求人身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命题的哲学，所有关于自然社会规律的探讨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所以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对于人的研究，以及对于人如何适应统治者需要的规范，中国文化是有着独到之处的。首先是人要听命于天，天的代表者是天子，那就听命于天子，这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儒家提出了大量的规则和道德规范。如“克己复礼”，通过自身的修养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总体上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奴性文化，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伺候主子的文化。但同时它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个人如何克制自己来适应统治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却要对国家具有雄才大略，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志向。这两方是矛盾的，在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何使之得到完美的统一，这就是这种文化的艺术之所在。用好人去伺候一个坏人，而且坏人还掌握好人的生死大权，同时道德规范了好人不能违背坏人，这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于是好人就只有几条路走了，一是好人变成坏人；一是坚持还是好人，这样得到好名声而结束自己生命；再就是既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也不坚持自己是个好人，而且使坏人向好人转化，又让他感觉不到，同时又实现了自己治国安邦的宏伟大志。因此，中国人的最有办法是中庸。21世纪，是管理学理论全新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日益频繁．也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融合。

一、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的管理思想体系之中。随着东西方之间经济的不断融合，东方的管理思想必然会在世纪之交的管理学理论中得到回归。

1、东方管理思想：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 等。

东方的管理思想有其

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而性善，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置于文化、伦理基础上的东方人性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在管理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氛围，重整体，倡导群体的凝聚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道德，注意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以道德作为管理的基础，把人性和伦理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氛围、道德舆论、伦理规范的引导，达到规范个体行为的目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思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2、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与现实意义

近20年来，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加强，英美等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期，而日本等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指导下的却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主流的管理思想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东方“软管理”，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重视企业文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学习型组织被提出并应用。这些迹象都在不断证实：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理理论的指导，主流的西方管理思想因过于强调“理性”和“效率”，在包容性、人本性、柔和性、服务性等方面存在不足。而东方管理思想正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内涵，东方的管理思想的回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是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西方管理思想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大概有两点。一是系统性，讲得比较清楚，重视器用，而不像《道德经》，说了好像没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没有什么作用。另一个是多元化，包括现在国内所推崇的一些所谓的西方管理大师，在国外都没有这么高的名声。比如做营销的科特勒，也不是什么耶酥，只是伟大的教授之一而已。他们的优势只是在于比其他人更成系统，更能自圆其说。我们所要学习的也在于要形成自己的思想系统，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个个问题的点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具有原创性，因此是不能学习、不能模仿的。因为这是一种能力，在长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感知事物、体会事物、表达事物、把握事物以及建立这种关系的能力。在中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得益于西方的管理思想，但他们的优势还是在思想的原创性，比如像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成为他们思想魅力所在、企业文化核心所在。但中国的CEO不是思想家，只能算是经理人。

我认为知识分为工具性的和知识性的。相对来说，工具性的作用更大。有孩子的人最清楚，孩子不会接受你的思想，除非给他体验的机会。人们是在建立器用，然后去体会，再去选择的过程中接受思想的。因此中国企业需要具有系统性的、有助于企业建立新的管理模式的方法论。它应该来自于伟大的思想，来自于器用的思想，比一般工具稍高。所以应该学习更多的工具性知识。我在美国学习的导师也说过，没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掌握美国的公共管理思想，只能学到技术。我称之为可以体验的系统的管理方法。

中国在引进西方的管理思想时有一些偏差，就是对他们尊崇的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关注方法论比关注管理思想从现实性角度说作用更大。这样对推动中国企业重组资源、重组自己的思想方式有更大的益处。

其实很多西方的管理思想我们已经借用了，可能没有意识到。比如像特许经营和连锁经营。发展速度很快、遍布生活各个角落的连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管理思想或一种管理工具。特许经营被称为第三次商业革命，这是在思想上的贡献、突破和创新。第一、二次的商业革命所带来的百货店、超级市场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转变。这种也许准确地称为营销通路、商业模式的手段从思想的突破加快了商业发展的历程。连锁经营突破了原有的经营套路，采取了全新的管理思想，各种经济成分加入到这个体系中，只要遵从这种管理思想，就可以实现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生意的想法。这是通过自己开店的做法所无法比拟的。

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在规律：

第一，把管理的科学、理性方面同感情的非理性方面结合起来。西方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思潮，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在当时没有科学的管理原则，也没有科学的管理依据的情况下，科学管理运动每一次科学地、理性地把管理纳入科学的轨道，使得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次运动，在当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企业的职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实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仅有理性，更重要的还有感情，不但要求获得经济上需求的满足，还要获得感情上、社会地位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需求的满足。这样，行为科学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过于偏重非理性方面而忽略了理性方面，管理绩效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第二，把管理中的正式组织作用和非正式组织作用结合起来。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中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其中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等。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正式的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和体系。泰勒等人在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中主要强调了正式组织的作用，而行为科学主要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途径。

第三，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方面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方面相结合。古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是非常强调管理中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序方面的作用的。而行为科学和权变学派等强调的，是如果因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墨守成规，不顾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得一成不变，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他们非常强调管理的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等方面。但是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

第四，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在精确性方面，管理理论研究已逐渐成熟，如管理理论中的运筹学、数量学、计算机、统计学、会计学方面的发展，使管理的精确性方面越来越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靠算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管理的过程都是由人来操作的，在许多情况下，发展和转化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清楚、不确定、不完美的情况。不能只注重精确性，而忽视事物发展的本质，也不能用模糊的方法描述管理行为，在管理上，只有有效地把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才会好。

尽管在80年代的西方，在探索管理的新思想和方法的过程中出了许多有名的著作，如《寻求优势》、《Z理论》、《企业文化》、《日本的管理艺术》等等，但是西方的管理学者们是否已经解决了现代西方的管理问题呢？由于日本是以东方文化为主的国家，而且日本确实在企业管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方的管理学者们也发现东方的文化所形成的管理思想，在管理的过程中对研究不确定、不清楚、不完美情形下的管理行为有着不同凡响的功用。因此，东方的管理思想在整个世界上逐渐受到重视，而且对西方的管理思想影响极大。后语：

回顾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文化历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人的认识程度和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东西方所形成的相应管理思想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东西方的管理思想也和东西方文化一样，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日本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注意随着环境改变而不断地调整自己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基础，同样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西方在其理性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东方的管理思想，则有可能走向新的辉煌。

第五篇：邓小平同志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研究

社会冲突管理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社会冲突显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管理好社会冲突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采取多种策略、方

法，通过多种途径，有效解决了一些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其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对当前的社会冲突管理有着重大的启示，这里加以探讨。

一、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实践与策略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更多地是站在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因而研究他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学习他管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思路，也只能从他对关乎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着手，并从中把握一些规律。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文革”结束后，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邓小平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准备，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这就既明确表达了中国不放弃使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同时又委婉说明我们可以等到合适的时候来解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在统一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灵活的意见。继邓小平高度概括“一国两制”的内涵后，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到：“我们认为，只要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就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考虑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安全着想，来看待第三次合作的必要。

2.统筹兼顾，从大局着眼。在民族问题上，邓小平致力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他的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1990年7月3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1992年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视察时邓小平谈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3.多种方法并用。在解决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使用多种方法。早在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就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与军事相比政治仍是主要的。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二、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方法

1.调查研究，搞清真相。邓小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与高校卫生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就高校招生制度是继续延用“文革”中的群众推荐制度，还是恢复“文革”前的统一考试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科教界专家的发言后，当场决定：当年就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到，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

2.透彻说理。在涉及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说：“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一件事要靠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

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3.以身作则、带好头。就废除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邓小平从推进党的事业大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并多次表达了自己退休的愿望。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邓小

平郑重提出，要废除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坚决主张并实践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乃至党内民主的意义重大。

4.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历来重视对人民的教育，倡导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89年，他针对右的思潮的出现，指出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不够，他提出，在当代社会，要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强调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倾向，要坚决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途径

1.根本在制度。邓小平历来重视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980年8月，在回答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文革”这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谈到：“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谈到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问题”。他认为，“克服腐败，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也解决不了”。重视制度建设，以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是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

2.依靠群众。邓小平认为，只有经常倾听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接受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他倡导党和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少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休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关于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邓小平这一解决社会冲突的途径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