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

第一篇：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

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共和

2011年12月08日 本站原创 我要评论(0)【字体：大 中 小】 浏览数：1435

吴嘉斌

内容提要：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历程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早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到中期“三民主义”的形成，再到后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提出，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变化以及中国革命方向的演变。本文通过探索、研究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贡献，揭示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程的影响以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1911年武昌首义，正式宣告中国五千年封建王朝的终结，民主革命浪潮席卷中国，民主共和制度随之深入人心。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将民主共和思想贯彻到革命活动的始终，并随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发展、扩展，对我国民主革命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探索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清末民初仁人志士对民主共和的探索

“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原始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而在古罗马政治体制当中，民主的概念是公民权利的重要部分，强调公民有公开、自由地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权利。作为人类民主的雏形，古罗马民主制后来被代议制民主所取代。而“共和”一词最早见诸于周朝，共和的概念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由公众通过投票、协商等方式平等地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综合起来看，民主是共和的基础，共和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将两者概念融合，派生出“民主共和”的概念：人民平等、自由地运用国家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投票、协商等方式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

“民主共和”一词在中国是舶来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民主思想也在这个时候通过中国被迫开放的门户传入中国，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共和思想被赋予中国化的理解和诠释。中国的民主共和思想萌芽于清末民初，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开始引进和传播西方政治体制。第二次鸦片战争，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的改良派敏锐地认识到“以中国之伦理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只是舍本逐末，建立英国式的宪政政体才是富强之本，因此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民主体制，中国的民主思想开始萌芽。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开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使民主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得到了宣传。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的大胆尝试。康有为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可先实行“君主立宪制”。在宣传过程中，为减少来自清朝统治者的阻力，争取更多的支持，康有为并没有提及兴民权、开议院的主张，这是实施策略的需要。然而，维新派没有面向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深入宣传变法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造成主导变法的力量无法与守旧势力抗衡。另外，由于变法缺乏轻重缓急的统筹过程，也没有注意广泛团结大多数不甘于忍受落后挨打命运的有志之士，更没有团结那些有改革意向又担心改革削弱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旧官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维新派没有团结有实力的资本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是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使改革的措施流于形式。当时中国的国情不同于日本、英国，清朝的统治在政治体制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照搬日本明治维新或者英国“光荣革命”的模式到中国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无政治权力且没有具备团结大多数支持或同情改革的人，更不具备统筹改革的政治素质，因此改革注定失败。

如果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方式的问题，那么清末“新政”的失败就是一个骗局的流产。慈禧死后，傅仪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利用新政立宪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更加集权的“皇族内阁”。在这里，资产阶级在“预备立宪”的运动中所积极倡导的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被专制者偷梁换柱变成了皇权专制的象征，专制统治者到德国留洋期间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民主政治，反而向德皇学到了抓紧兵权的绝招：不仅削弱了许多汉族官僚的兵权，还把大批北洋军阀调到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以此来保证自己封建集权的实力。这种偷梁换柱式的“新政”只能骗骗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满清当权者，在历史的潮流冲击下，清朝“新政”骗局只能以败局收场。

不甘于落后挨打的命运，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奋起探索民主共和之路以图救国图强，历次在推进中国民主共和进程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说明两方面的道理：一方面，腐朽的满清专制统治者不允许中国搞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之前，中国尚未具备能够凝聚各方面进步力量以抗衡满清统治的条件。

二、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孙中山对民主共和理念的探索。

孙中山作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深刻认识到自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不仅是一场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而且是一场思想上的彻底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但帝国主义与满清统治中的封建主义元素相结合，又以残酷的统治妨碍中国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封建主义，形成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阻力。因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阻碍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两大重要因素。孙中山所探索的民主共和理念就必然围绕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展开。孙中山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失败得出结论，政体是关键，政体不能改变，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迅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必然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孙中山认为，首先要追求民族独立，其次是追求社会民主，没有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这“两件宝贝”，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办不好，中国只有实现彻底革命，才能实现民主共和。

孙中山尖锐地指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所需要的是一个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而不需要把国家变为个人私产的封建皇帝。所以，孙中山强调：“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很显然，孙中山的意思是既然要从清政府的手里夺取政权，就非革命不可，既然要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那就只能成共和国，不能成立宪国，尤其不能搞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民主共和制度之后，在保护海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下，“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鼓励外商到“中国兴办实业”，促进中国进步，改良社会环境，“令中国大富”，这是孙中山建国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谋求实现中国民主共和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础。所以孙中山把革命视作“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和神圣的伟大事业，完全是从清政府反对改革，反对中国进步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因此，孙中山将西方民主理念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有机结合，将民主共和理念量化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这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第一次飞跃。

2、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初期，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势迫切要求三民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民主革命政纲的进一步完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是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最科学的纲领和方案，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又处于不断完善发展当中：民族主义高揭“反满”这面具有广泛动员意义的旗帜，力求避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共管的厄运；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为摧毁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而以国民革命为主要手段；民生主义则涉及“土地与资本问题”，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深刻体现了民主共和理念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前进方向，并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主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唤醒了还对清政府抱有种种幻想的民众，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彻底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影响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障碍，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实现复兴中华的目的，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无疑是当时各种救国图强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尤其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编排和架构方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优秀理论：

第一，权能区分理论。立宪主义者一般均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论，反对全能政府观。但孙中山却提出了一个“万能政府”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孙中山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和以德国为代表的19世纪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组建一个由“专门家”管理的“万能政府”;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识到当时中国国情，即中国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倍受外国列强压迫，民不聊生等。因此，孙中山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摆脱中国弱后的现状。孙中山指出：“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当然，孙中山也认识到，“万能政府”论与当时流行的主流观点“有限政府”论相冲突，也意识到“万能政府”论有可能出现消极现象，即政府无法被人民控制。为此，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他指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把“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由人民行使，而“治权”则由政府(专门家或贤人)行使，实行“权”与“能”的分开。孙中山认为，要利用有本领的专门家管理公共事务，就不能限制他们，否则容易出现“政府无能”的问题;人民掌握“政权”主要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来行使直接民权，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以此来控制政府的“权”。孙中山认为，“权能区分”理论既能够保障政府的“能”，又能够确保人民通过四项直接民权控制政府的“权”。

“权能区分”理论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政府无能”和“一盘散沙”的现状，思考如何改变其现状，强化政府力量，同时又思考人民如何管理和控制国家政权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探索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权贵能区分”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定了人民行使“政权”的条件，即只要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就不要限制它。但问题是如何判断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又由谁判断?对此，该理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二是如同孙中山所言，“权能区分“理论就像”刘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即把人民比做阿斗，政府比做诸葛亮，很显然这是儒家思想“贤人政治”的继承与延续，强调了“公仆”道德的重要性。对此，有学者评论到，“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把民众比做刘阿斗，把政府比做诸葛亮，叫人民把一切的权都交给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传下的选贤与能的政治思想之新修正。”

第二，五权宪法思想。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同俄国人该鲁学尼交谈中，第一次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他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之所以如此，旨在纠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模式也有缺陷，一切官员由选举和任命产生，在政党控制议会的情况下，难以产生称职的“公仆”，故考选权应独立出来;监督权归属议会，则容易造成议会独裁，以此要挟政府，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要么议会太弱小，无法行使监督权，故纠察权应独立出来。后来，他将“考选权”和“纠察权”改为“考试权”和“监察权”。直至1924年孙中山明确提出“权能区分”理论后，五权宪法思想最终得以完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这是孙中山制宪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在政体构建方面的重要体现。

根据“权能区分”理论，国家“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治权”由政府行使，在“治权”内又分为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同时，这五权是一种分工、相互独立以及相互合作的关系。孙中山指出：“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孙中山认为，政府的五个治权是五个做工的门径，但分工之后，还要有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又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五权宪法思想实际上是“权能区分”理论的延伸，是在“政权”的前提下的“治权”范畴下的五权，虽然强调五权的分工与独立，但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无能”，造就“万能政府”，达到高效地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并提高人民对国家大政的参与程度的目标。

1919年，孙中山写成《建国方略》，它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资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部分组成，这是孙中山心目中民主共和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设想。他的《建国方略》既“取法乎上”，又“登高自卑”：在政治构想中，设计《民权初步》的细致而微，军政、训政、宪政的循序渐进；在经济战略上，振兴实业，突出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实行开放主义；在文化道德建设上，重视“改造人心”，从心理建设入手，先解决认识论上的偏差。这些无不体现出孙中山勾画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国的现实性特点。如今，《建国方略》中的许多构想已成为现实，并不断被超越，深刻地体现民主共和的理念。

三、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内容包括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文化教育近代化，以及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各种主张和实施方案。孙中山提出的“社会变革必先变心（转换思想）”、“以革命开民智（启蒙与救亡）”，以及改变政制与改变社会的“双改变”模式，无一不是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近现代化发展必须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跟本国国情相适应，通过鼓吹“全盘西化”，亦步亦趋走西方人的老路不行，通过宣扬回归传统，沿着中国的老路走也行不通，必须探索在吸收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对文化进行创新。因为文化的近代化同社会的近代化息息相关，社会的近代化与文化的近代化必须同步进行。社会的转型，首先要文化的转型，社会的近代化需要以文化近代化作为先导，文化的近代化又必然以社会的近代化为依归。因此，只有先提倡文化的创新、观念的进步才能启发民智，进而形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不解决，近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也就没有解决。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指精神文化越出传统文化的规范，从封建文化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转化，它基本上是指思想面貌、人情风尚、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而带动社会向民主共和方向的发展。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对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经历了从融合到创造，从创造到发展的过程，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传统中有创新，吸纳中有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孙中山的主张。

第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同时抓。党和政府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时刻不忘精神文明建设，提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因如此，我国在经济实现世界接轨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得到发扬光大，全国掀起“国学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被金钱化、庸俗化，反而变得更加和谐。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的思想在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中早有体现。他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建设必须同步进行。孙中山在著作中谈到“文明”时，先后提出了五种文明，即物质文明、教化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心性文明。其中，教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属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包括在心性文明之中，属于观念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产物，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无论如何必须作为首要任务，但其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方法，不能循西方文明之旧路而行。物质文明不进步，精神文明也不可能进步；精神文明进步了，物质文明也随之得到增益。中国必须推行“物质建设”和“心理建设”的计划，才能把中国引向富强和文明。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所谓以人为本，其基本含义是：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孙中山确立了“学问为立国根本”，树立以人为本、重视科教兴国的社会氛围。孙中山强调，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革命需要学问，建设更需要学问，中华民族“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所以，他要求学界中人，要研究学问，要担负起培养和造就人才的重任。为了建设一个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中国，孙中山认为培养人才是第一重要的任务。晚年，孙中山将兴学育才与革命建国、与振兴中国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认为教育是建国的基石，“学问是立国的根本”，而学问又以人为本。正由于孙中山将人的素质和学问大小视为近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为他立志建设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经济发达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伟大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思想在今天得到了发扬。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通过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生态优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好地体现人的权利和价值；要通过长期不懈的教育和训练，不断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技术技能、创造才能、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给予人民更广泛的自由权利，提高人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的参与程度，从而推动国家科学发展，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开创了一个崭新革命的时代。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离不开其对“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革命理念的认识，更是源于时势的影响。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百日维新败后，自立军、义和团亦一败再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大局似已不可挽回。凡观历史传统中推动政治鼎革的农民起义和“黄袍加身”式的政变方式，不是没有效果就是重蹈覆辙，反而是西潮拍岸引领新思潮涌动，革命志士们经历迷茫后以忘我一搏的悲情，推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骤变、大变的快车道。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孙中山为中国民主共和奋斗不息的伟大情操和感染力。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思想，为建设和谐社会多作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篇：中国的民主进程

中国的民主历程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沧桑的历史；一段迷茫的历史；一段摸索的历史；一段执着的历史。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国的前途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未来的方向。他们已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但是青山不改，绿水长青，能穿透岁月的帷幕擦亮后人眼睛的，永远是那些与民族同在尊严，因为他们为黑暗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民主之灯，积极地宣传民主，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与希望，今天，我们实事求是地解读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意识到：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其实，真正关心个人前途命运的有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大问题：个人该走向何方？关心物价就业看病的无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大问题：共产党该走向何方？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大问题：中国该走向何方？有产之士在移居海外，以备中国内乱，无产之士在多存钱物，以备忍饥挨饿，防备经济危机，有识之士该怎么办？能不能讨论出一个社会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让所有诚实正直的中国人，所有勤劳富裕的中国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能够恢复对社会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强食的竞争信条，形成共度危机的强烈愿望，从而化危为机，甚至成为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真正的和谐社会。

为了这一愿望的实现，我们必须解读历史，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回首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步履蹒跚却异常坚定地向我们昭示着两个字：民主。民主乃立国之根本，只有民主的道路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民主的原意是“民众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主要是指政治民主，现在指由公民选出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制度。民主分为两类：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又称纯粹民主，是指公民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古希腊民主是典型的直接民主，他只有在人数及地域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行。代议制民主，又称为间接民主，是指公民不直接通过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通过自己所选出来的代表参加政府实体或会议。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民主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㈠民主竞选，指国家或地区领导人通过由选民定期自由公正地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有选民罢免的职责。民主竞选是民主的主要方式和内容，也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志。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权利之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因此选举的制度决定了官员是对他的领导负责还是对百姓负责。㈡分权制衡，为了保证主权在民，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民主的实质就是制衡政府，保证公民的各种权益，孟德斯鸠曾这样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制约政府，防止独裁和腐败的办法。㈢舆论监督，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物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也是人权的根本，所以有了舆论自由公民才能享有言论自由。㈣结社自由，即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自由地组织社会团体进行活动的权力，它是维护人权和制约政府的重要机制。㈤地方自治，即地方官员不由中央任命而是在制定地方宪法的基础之上由当地公民普选产生，并划分地方和中央事权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㈠民主是民权的保障机制，其目的是保护人权，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权，而没有人权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一个人的人格也是不完整的；㈡民主能产生巨大生产力，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根源于每个公民之中，而民主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使个人的思想、智慧、创造力等能得

到很好的发挥，所以民主是最大的竞争力，最大的创造力，最大的生产力，没有民主的国家是没有创造力的国家：㈢民主是腐败的克星，没有民主最最大的害处就是腐败丛生，因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铁的法则，是政治学第一原理，诚然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但民主国家出现的是个体腐败而非集体腐败，即使出现个体腐败，人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媒体及时揭露并通过选举把他更换下去，这样腐败可以得到及时有力的遏制，正如金大中总统所说：民主是维护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㈣民主能提升人的道德素质，由于不存在实质性约束，专制下当权者人性的丑恶就会肆意释放，极大地破坏社会道德，而民主政治能充分体现人权、人性、博爱、宽容，实现人人平等相处，公平竞争，容易培养人的诚实、正直、坦荡、勇敢、务实、负责、宽容的品质并且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公民的道德文化水平；㈤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在民主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利用军队国家化维护国家统一，利用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充分地体现民主的强大意志。民主他并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它所带来的巨大价值，给我们敲响时代的警钟。正是民主自身的这种特殊价值和政治功效，所以成为世界各国强烈追求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地奋斗。

站在历史的海岸，漫溯那一道道历史的沟渠，我们可以发现先贤们已经达成共识：民主乃立国之本。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然而只是从经济上进行改革，无法也不能避免旧瓶装新酒的悲剧。洋务运动的失败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1898年的戊戌变法，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除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几个问题展开。进行了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把民主之风带到中国；清朝的预备立宪使中国形成了民主社会的雏形，立宪就是以宪法为根本，以民主为核心，以保护人权为目的的社会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派人考察西洋宪政，设立专职机构，颁布宪法大纲，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等。预备立宪失败了，却瓦解了大清专制的统治，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为中国民准备了资源积累了条件；1912年到1928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被称为“大陆迄今为止最民主的时期”，议员和总统由选举产生，并在1912年底和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全国首次国会议员选举，这次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的真正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制度，颁布的宪法都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保障；正是由于言论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民主的启蒙，涌现出大量进步的思想，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民主深入人心；1920年到1925年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联邦主义的实践，联邦制是若干单位组成的多中心、非集体的统一的国家的制度，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因为它把权力合理地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社会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防止了专制独裁的发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却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价值的政治尝试，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病源；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主张并进行实践与创新，提出主权在民，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探求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其说是共产党的胜利，不如说是民主的胜利。

漫长而短暂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然而对民主的探索和追求永远没有过时，今天我们走进民主国家，了解民主，解读民主并不仅仅是满足一种合理地 好奇心，我们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可以从中受益地启示，不是单纯地看到一个民主空壳，而是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真实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因为民主的崛起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其实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媒体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投票这些机制，我们早已通过课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从小受到的道德教育却是把这些词汇揉成一团，扔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箩筐里，不予正视。西方的民主全部都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奇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寻找任何理由还因此而洋洋得意。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了，许多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留学、旅行和出差，但是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仍然认为民主是可怕的。精神和思想的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去接受，去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和一点好奇心，暂时搁置政治、地域和阶级上的判断，真正出于对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实际事务上去了解，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发现它的闪光点，为我所用而不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当今中国存在很多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之争，生存权和人权之辩，可是这些往往是假问题，如果左派真想治理腐败，推进平等，维护民主，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右派所倡导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由权问题。自由之不存，平等将焉附？其实民主化的过程中，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不是自动出现的，都经历了无数来自民间的抗争，而不是来自开国之父和开国元帅们的恩赐，这种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节节胜利，也依赖于制度提供的空间，可以说这空间就是自由的空间，自由是平等之母，正是斗争的自由才使得平等的成果变为实实在在真实存在的东西。由此可见：中国如果想走上民主的道路就必须提供一种自由的制度。政治自由和市场自由并鼓励竞争，鼓励多元，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让自由之花开遍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而今天的中国，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分化的利益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理由也更有条件生长民主。

对中国民主我们要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展望中国的民主，相信有一天：㈠中国会有权力的制衡机制，有类似于国会、政府、法院的三权分立，形成各个权力的相互掣肘的局势，政府可以提案，但是国会必须比准，国会可以立法，但是国会可以宣布法律违宪独立判案，但是法官却不由自己任命，这种未来的格局形成了“你拽住了我的头发，但是我踩住了你的脚，他扭住了你的胳膊，但是你拧住了她的脖子”的复杂格局，使得任何一个权利都不敢恣意妄为，轻举妄动，而通过权力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使政治矛盾缓和；㈡中国会正视政治的集团利益，而不是再单纯的使用“人民群众”这一模糊概念，因为农民是人民群众，企业员工同样也是人民群众，北京市民是人民群众，保定市民同样也是人民群众，永远不可以，也不能够用一个整体概念代替所有的人。所以民主的中国必将不再用一个政治势力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而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团体都可以自由的表达心声；㈢类似于联邦制，会有联省自治来制约中央政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权力分工，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交给地方政府，不再去干涉地方自治，在同一个领域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必再保持统一步调，可以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㈣民主的中国会有活跃的公民组织，因为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民主才能正常运行，公民组织越发达，民主越健康；㈤民主的中国，媒体和文化产业会迅速发展，让记者不再敢怒不敢言，可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敢于发现问题，并且敢于说出来，在自由的土壤上，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呈现，这样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㈤民主的中国，投票机制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作用，而不是内定，暗箱操作之后，采取形式主义的投票，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举是万万不能的，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见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的过程所激发的公共生活，它可以带动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促进草根民间的公共意识，并加入其中，总之，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真正的选举也不仅仅是投票，而是一个无数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过程，这过程对中国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土壤。

我们今天可以对中国的民主进行合理而美好的展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的挫折，民主也会有失灵的时候，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不断的完善，其实很多今天在中国引起民怨沸腾的现象都曾惊人相似地在民主的美国上演过，美国的军队不是没有开枪射杀过示威游行的群众（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美国也有过野蛮的强制拆迁（18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的印第安人拆迁法）美国煤矿工人也遭遇过层出不穷的矿难，美国19世纪末也出现过买官卖官的现象，这一系列的事件，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往往忘记了白天鹅也有丑小鸭的历史。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些挫折，坚持不懈地为民主为自由抗争。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对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充满信心，而且要认识到途中的艰辛，坚持民主，关心国家的命运，心系社会的发展，树立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是产生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的动力，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努力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站在人民的立场，拒做“愤青”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不再为专制独裁辩解，不能“逢西必反”应该认识到民主的普世价值，拒饮“狼奶”。

我们感谢中国近代，各位先贤对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各种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历史为中国树立起民主的灯塔，给了后人鉴往知来，以史为鉴的机会，为后世的民主指引了光明的方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民族的脊梁，沿着为民主而奋斗的先辈们的脚步，不懈的追求民主，担负起实现百年民主之梦的历史使命，每天都要反省自问，我为民主的实现做了点什么？贡献了什么力量？承担了什么责任？相信通过你、我以及更多有识之士的努力，终有一天中国会走上民主的道路。

对于民主的追求尚未实现，同志们仍需努力。

第三篇：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怎么一回事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怎么一回事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连续剧《辛亥革命》。剧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是袁世凯。以袁世凯为首的守旧派主张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那么，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一疑惑，我对国家政体有关知识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现形成本研究成果，供今后学习之用。

一、国家政体的概念及分类

国家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世界历史上形式多样的政体，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君主制与共和制。

君主制是以君主（皇帝、国王、大公、苏丹和沙皇等）为国家元首的政体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政体形式。君主一般是世袭的，终身任职。君主制根据君主的权力大小又分为两种：君主专制制（无限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有限君主制）。现代世界上已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共和制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君主制相对。共和制也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制与民主共和制。现代世界上已不存在贵族共和制。民主共和制按多数人直接还是间接掌握国家权力，可分为直接民主共和制与代议民主共和制（亦称间接民主共和制，顾名思义由代表议政）。现代世界的民主共和制都是代议（间接）的。

现代国家政体只有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

二、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

（一）君主立宪制的概念及特征

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国家以世袭君主（国王、皇帝）为国家元首，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和议会不同程度限制的政体形式。它的产生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分享权力、互相妥协的结果。君主立宪制又分为两种：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简称二元君主制。其主要特征是：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拥有实权，由君主任命内阁成员，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和1889～1945年的日本是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20世纪80年代，约旦、沙特阿拉伯、尼泊尔、摩洛哥等少数国家仍保留这种制度。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简称议会君主制。其主要特征：一是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拥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二是君主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其职责多是礼仪性的。三是政府（内阁）掌握行政权力，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实行这一政体的国家有：英国是最早实行议会君主制的国家；还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瑞典、挪威、加拿大、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

此外，与君主立宪制不同的还有君主专制制。君主专制制是实行君主独裁的政体形式。主要特点是：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依靠官僚军事机构，维护其专制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制国家普遍实行君主专制制，如古代埃及、巴比伦、中国的夏商和西周。君主专制制也是封建制国家最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是世界上实行君主制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从公元前21世纪夏代奴隶制国家建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4000多年间，基本上都实行君主专制制。

（二）民主共和制的概念及特征

民主共和制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体。按照不同职能机关和职位的地位和权限，特别是主要按照议会、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关系，可以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共和制主要有两种：议会制共和制与总统制共和制。这两者的根本区别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议会制共和制的主要特征：一是议会是国民的代议机关，拥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等权力。二是政府（内阁）由占有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当议会对政府通过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三是总统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实行议会制共和制国家有：意大利、德国、芬兰、奥地利、印度、新加坡等。总统制共和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统总揽行政权力，统率三军。二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对独立，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其议员不能兼任行政职务，而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官员，也不能兼任议员。三是由当选的总统组织政府，资产阶级各政党能否上台执政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获得议员中的多数席位，而再于在总统选举中能否获胜。实行总统制共和制国家有：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亚等。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是代议民主共和制，具体表现形式也有多种（包括曾有过的），如苏维埃（前苏联）、代表团制（前南斯拉夫）、人民会议制（朝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

三、不同类型国家政体的比较

1．英国

英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最高司法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形式上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军官、各属地的总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国圣公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等，并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媾和等权力，但实权在内阁。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贵族院）包括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大主教及主教组成。上院议员将由专门的皇家委员会推荐。下院也叫平民院，议员由普选产生，采取最多票当选的小选区选举制度，任期5年。但政府可决定提前大选。政府实行内阁制，由女王任命在议会选举中获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向议会负责。

2．美国

美国政体是“总统制共和制”。美国政体从大的方面说，没有君主，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美国共和制的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中，又以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统为核心。美国常被称作是一个民主政体，但更确切地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联邦共和制。“宪政”是指美国政府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不仅确定联邦和州政府的结构，而且确立了政府的权限。“联邦”体现在美国的体制是由一个全国政府和五十个州政府组成。“共和制”则是指一个由人民掌权、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执政的政体。

3．德国

德国政体为议会共和制。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的执行，选举联邦总理，参与选举联邦总统和监督联邦政府的工作等。联邦议院选举通常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拥有组阁权。德国实行两票制选举制度。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联邦总理为政府首脑.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部长若干人组成联邦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实行多党制。

4．法国

法国政体是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就是说总统和议会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总统和总理都有行政权，总统拥有任命总理和组织政府、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公民投票、控制军队及签署条约的权力；总统掌握大政方针，总理负责具体行政，总理听命于总统；总统的施政重点是国防外交，总理的施政重点在内政经济；总统的重要文件、命令要由总理副署。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七年。总理由总统任命并组织内阁。立法部门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法国是一个多党制国家。宪法规定，总统直选产生，任期7年。2002年9月24日经过全民公决，总统任期由7年改为5年。国民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成员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5年。参议员由一个选举机构选举产生，任期9年，参议院每三年更换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参议院的立法职能受到限制；当两个议会意见不同时，国家议会拥有最后裁决权。政府对议会的议事日程有很大影响力。竞选总统成功者所在党派即成为执政党，总理由总统任命。

5.俄罗斯

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同年１２月２５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只有指控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十分严重罪行并经最高法院确认后才能弹劾总统。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一名来自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主要职能是批准联邦法律、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等。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立法机构，由４５０名代表组成，每４年选举一次，其中半数席位由全国２２５个大选区各选一名代表产生，另半数席位则由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５％的竞选党派按得票多少分配产生。根据俄宪法规定，任何没有跨越５％得票率“大关”的党派不仅不能参与党派竞选席位的分配，而且该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在地方选区当选的代表也无权在国家杜马中单独组成议员团。国家杜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和制定国家法律、审议总统对政府总理的任命以及决定对总统的信任等。国家杜马下设国际事务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等２０多个委员会。（国家杜马最早成立于１９０６年，是沙俄时代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１９１７年３月被解散。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6．中国

中国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中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定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我们的国家元首称为主席；行政首脑称为总理；党的最高领导称总书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重要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吴邦国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

一要充分认识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议会党团，也不以界别开展活动。无论是代表大会，还是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都不按党派分配席位。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民主党派成员或者无党派人士，肩负的都是人民的重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二要充分认识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本质区别。中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各国家机关分工不同、职责不同，都是在中共领导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

三要充分认识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的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人大代表，有各自的工作岗位，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宪法法律的贯彻实施情况体会最深刻，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解最深入。人大代表，是通过会议的方式依法集体行使职权，而不是每个代表各自直接去处理问题，各级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是代表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

吴邦国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中国政体已成为影响世界的政体模式之一。那种认为不实行“多党制”、“全民票决”、“三权分立”，就叫“独裁”、“专制”、“不民主”的政体观，属于“西方政体意识”，在21世纪全球文明大综合时代，已经是非常落后非常保守的政体观。世界上从不存在统一的政体模式。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综合模式”，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华盛世”。应当说，中国政体已经成为世界性政体模式。

第四篇：中国梦 孙中山

“我的中国梦”主题作文写作素材之民族复兴篇 孙中山

孙中山：中国要“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四最”民族。他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世界最文明之民族，也是世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孙中山认为，作为世界最优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一定要有驾于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的大志气。他说：“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1924年6月23日，孙中山在一次谈话中说：二千年前，中国甚强，不独雄踞东方，且威震欧洲。然中国既强，即以和平主义教训世界，彼教各国弥战，营和平生活，但当中国宣传此种教训，他国正在准备巨大陆军海军，遂成今日之结果。彼等见中国地大物博，为商业上之大好市场，而武备缺乏、文弱不振，遂划分其土地，各占一势力范围。孙中山从“群雄争逐”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的教训，揭示了兵力强盛与立国安邦的关系。

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之国”，孙中山制定了气势恢弘的军事纲领，在今天看来，我们仍能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孙中山在纲领中提出：“训练国防基本军事人才三千万计划，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一千万计划。”1912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南昌军政学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今而后深望诸君发愤为雄，研究军学，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当时的中国有4亿人口，孙中山的计划是训练4000万国防基本军事人才和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占总人口的1/10，体现出了这位政治家的军事气魄。

【延伸阅读】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于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著的三本书——《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的合称。《孙文学说》是《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为建设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勾画的蓝图；《民权初步》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

孙中山廉政故事

李文奇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1912年他视察山东时，曾在高密留下过光辉足迹，更第一次提出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现已广泛流传的名言。

1912年8月，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请，已于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9月9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提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于9月10日同北京政府商订铁路经营事项，并阐述自己的政见。17日，孙中山离京启程前往山东。9月26日，孙中山到达他关心已久的齐鲁之邦，亲自视察这里的革命情况，接见各界人士，发表演讲，不遗余力地宣传实业救国。

青岛的政、学、商等各界人士，得知孙中山在济南视察的情形，纷纷邀请孙先生到青岛。但驻青岛的德国当局，惧怕孙中山进行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宣传，不同意接待孙中山。曾经长期在青岛进行革命活动的老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山东支部领导人徐镜心和刘冠三(高密籍)等，赴济南向孙中山先生转达了青岛各界的盛情邀请。当孙中山先生闻知德国驻青岛总督的拒绝态度时，便说:“我本来不准备去青岛，既然德国侵略者不喜欢我去，我就非去不可。”获悉在德国当局统治下的青岛人民为此进行过不懈斗争的情形，孙中山万分感动，当即决定绕道青岛南下返沪。并颇有感慨地表示:“这次北方之行，虽然访问的城市不少，到青岛去，还是唯一的一个受异邦统治的地方，分外需要好好进行考察。”

9月28日早晨7时，在夫人卢慕贞、秘书宋蔼龄及刘冠

三、徐镜心等人的陪同下，孙

中山先生毅然踏上从济南东去青岛的列车。在途中，刘冠三与孙中山并肩而坐正谈话时，突然遇到两名德国人来晋见孙中山。刘冠三打算站起来迎接，孙中山先生掣其衣襟，暗示他不必起立。德国人告退时，刘冠三又要站起来送别，被孙中山使眼色止住。德国人下车后，孙中山对刘冠三说:“帝国主义者是缺乏理性的，你越对他恭敬，他就越看不起你。”孙中山简单的几句话里，却蕴含了浓浓的民族自尊之情，令随行的人都频频点头赞许，感到深受教益。列车快到高密车站时，刘冠三提议在高密停车视察，孙中山高兴地答应了。事前，刘冠三已经通知国民党高密分部负责人、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县农会会长侯芝庭，组织有关人员到车站迎送孙中山先生。列车进站的时候，侯芝庭与几十名学生早已经列队等候。因为将要见到自己一向敬仰的孙中山先生，参与迎送的人员都很激动，现场很安静。孙中山先生身穿深色西服，在刘冠三及另一名随从人员的陪同下下车，与侯芝庭等主要迎送人员一一握手。随后，孙中山先生从学生队列前缓步走过，频频招手、点头，含笑走回车厢。

在孙中山先生的随行人员上车之后，侯芝庭也跟随他们走进了车厢。刘冠三向孙中山介绍了侯芝庭的姓名和职业等情况，孙中山先生连声说:“坐！坐！”接着，孙中山叫人取出一张自己的全身照片，亲笔题写了“高密同盟会留念”，落款署“孙文赠”。同盟会已经于当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但最初一段时间内，党内外一直习惯于沿用旧称同盟会。当时，侯芝庭双手接过照片，激动地对孙中山说:“我也随总理去青岛吧！”孙中山回答说:“不必，学生学业要紧。”侯芝庭想了一下，又提了个要求:“请总理给我们留几句训言吧！”孙中山手摸额头，考虑了一会儿，深有感慨地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孙中山先生启程赶赴青岛，把“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诲留给了高密，更留给了高密学子。孙中山对视察山东的结果比较满意，据在上海的国民党党报《民立报》当年10月4日报道，10月3日回到上海后，孙中山对北方之行评价说:“北京安谧异常……鲁、晋两省现状亦好。”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他的高密之行在内。

侯芝庭一直珍藏着孙中山赠给高密同盟会的照片。1927年，侯芝庭在北京任职，被奉系军阀抄家，照片不知去向。侯芝庭先生一直谨遵孙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诲，在高密及北京等地任职时努力为人民做事，日伪时期坚决拒绝出任伪职，并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岛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青岛市劳动就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孙中山先生在高密告诫青年学生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应该是这句话最早的出处。他素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图个人的升官发财为耻，所以，当侯芝庭请他留下训言时，他考虑到侯芝庭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有感而发，深思熟虑之后才说了这句话。当时，限于时间紧迫，孙中山未能将这句话的意思展开细说；同时，由于德国青岛当局持反对态度、东去青岛的情况不明朗，大家心事重重，随行人员也未能将这场谈话记录下来。侯芝庭对孙中山的这次会见终生难忘，高密政协和青岛政协的文史资料均收录了他的回忆录，如实地记录了这次会见的情形。

随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孙中山不断地对“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的意义进行补充和完善。1916年8月17日《在杭州督军署宴会上的演说》中，他指出:“凡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做一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接着，他于1920年7月26日在《〈新疆游记〉序》说:“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对“大事”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这是一种观念革命，用意在勉励革命同志踏实做事，彻底做好对社会有益的事，以谋求大众幸福。他对青年学生们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

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在演讲的最后，孙中山更是着重做了强调:“我贡献诸君的，就是要诸君立志，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

至此，“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得到完整、准确的诠释，并由此闻名于世。（来源：《人民武警报》）

孙中山感动世界的语录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其博爱、慈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深深地感动了世人。

1.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3.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

4.政治良否，视人与法。

5.顺天意，应潮流，合人情。

6.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

7.感化人最要紧的就是诚。

8.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要为千万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百人服务时，就为千百人服务，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

9.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10.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11.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

12.不断地奋斗,就是走上成功之路。

13.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14.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

15.努力向学，尉为国用。

16.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17.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来源:语文报青春阅读版）

第五篇：孙中山的民主追求

第22课 孙中山的民主追求

1、孙中山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于20世纪20年代毅然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新”在①反对帝国主义②“耕者有其田”③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④废除满洲贵族的统治 A、①②B、②③C、②④D、①③

2、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最突出的区别是

A.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B.民权为一般平民所有C.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D.节制资本的影响A、①②③④B、①③④⑤

C、②③⑤⑥D、①②③④⑤

9、材料一孙中山在1905年的《民报》发刊词中认为，“罗马灭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华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

3、国民党“一大”期间，宣言审查委员会将宣言中收回略。二则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同年 4月孙中山在《国

租界、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条文删去。孙中山坚持恢复这些条文，并说假如不通过这点，大会就毫无意义。这表明孙中山①把反帝视作“一大”主要内容②把反帝主张同反帝具体目标结合③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强烈愿望④完全接受了中共民主革命纲领 A.①②③B.②③C.①②③④D.①④

4、孙中山遗嘱说：“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 A.三民主义B.新三民主义C.三大政策D.国民党“一大”宣言

5、与旧三民主义相比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A.“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

B.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地权”，一曰“土地国有”

C.“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D.“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6、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对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相同点是①主张社会革命 ②建立劳工社会③主张国共合 ④发动国民革命

A.①③④B.①②④C.②③④D.①②③

7、毛泽东指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中国今日之必须’，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突出特点是

A.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B.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C.明确提出推翻军阀统治

D.体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8、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原因①旧三民主义自身存在局限性②推翻袁世凯独裁的需要③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爆发的启示④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⑤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革命的相继失败⑥受欧美革命

民政府建国大纲》里讲，“其三为民族，对于国内弱小之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治自决，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之地位。”

材料二：只是在20世纪时，他们(殖民地诸民族)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回应，另一方而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指出：(1)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人们)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3)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

请回答：（1）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的1924年的民族主义相对于1905年而言，增加了什么新内容?从1905年到1924年，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什么?

（2）材料二中，作者分析了殖民地诸民族具有民族意识的三个原因，参照作者的思路，运用近代中国的历史史实，分析孙中山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

（3）材料三中，卡尔顿·海斯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个定义，试用一句话综述其核心内容，并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例典型史实论证其观点。

（4）有西方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民族国家的时代可能将终结”。你对这一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请结合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作用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