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第一篇：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主持临时中央局，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国民党对苏区“围剿”中，红军被迫长征后，受“左”倾路线领导者打击与排斥，被留在中央苏区，突围转移香港途中被捕，牺牲于福建长汀。因被押期间写下了《多余的话》，引发一段公案。

中共早在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明：“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诽谤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把瞿秋白说成是“大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1982年中纪委在对中共十二大进行工作报告中说：“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瞿秋白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多余的话》似乎调子有些低沉。但这是一个气质“文人”与“政治家”发生冲突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的内心独白，是一个政治上遭受打击，“被拉出了队伍”，对苏区被毁、革命受挫，党存在多种病状的“心忧”书。瞿秋白在狱中，对敌人的劝降予以回击：“实际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让我活下去的”，“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行刑时他是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走向罗汉岭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沉着，镇定，挥笔写下了多首诗词，在《多余的话》中留下的是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苦闷、困惑、坚定等等。《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往思想的升华，是思想文化伟人之最后形成。虽然有低沉情绪的漩流，但在就义前夕的特殊境况和内疚心理状态下的思想，倒比作者在其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高峰期的思想更深邃，更有启迪力量了。《多余的话》取助于鲁迅彻底“反虚伪的精神”，发展了作者原有的求实崇真的思想，成就了一位没有虚伪的共产党人和文化伟人瞿秋白。对他的笔调低沉，我们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党内极左思潮泛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生前如此，死后还要遭诬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蒙受不白之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其教训是深刻的，应当记取。

第二篇：《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今年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杨尚昆语）瞿秋白烈士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刊出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以表纪念之忱——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1899—1935年)在福建上杭被俘。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即电令其在闽西的部属协助蒋军第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并诱迫瞿秋白投降，未逞。6月上旬，中统派人多次劝降，也遭失败。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七十多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感悟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某些伦理与人性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多余的话》是一篇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

一、《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一年半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约4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瞿秋白就义后九天，6月27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密电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绥靖主任蒋：有未法电敬悉。靖密。瞿匪秋白临刑前及枪决后之照，各两张，及在杭之自供一份，呈报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自供一份，多余的话一份，苏维埃组织概要一份，及未成稿之目录一份。已遵于感日密封邮呈，乞察核为祷。

职宋希濂叩。感申印。

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而言中。

《多余的话》的思想情感和语言风格，与瞿秋白入狱前和狱中所写诗词散文书信笔供相比较，都契合相通，具有承接关系。经众多学者多方考辨证明，《多余的话》确具原真性而没有被篡改。宋希濂不止一次说，瞿秋白讲的那些事，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懂得。别人谁也写不出来，实事求是地说，是没有改过。宋希濂此语真实。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以及中统特工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没有人能达到“篡改”瞿秋白文字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中那种凄清伤感、坦荡真率的深意，以及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清正本色。

二、“求生”说是荒谬的

瞿秋白何以写《多余的话》？社会上对其写作动机有种种判断和揣测。

最早来自中统《社会新闻》编者按语，说《多余的话》“颠倒黑白”、“狡猾恶毒”，表明瞿秋白“至死不变”，宣传中共思想，与国民党为敌。国民党中也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求生。但是对于这种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

“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变节自首”、“叛徒自白”的谬说，导致了席卷全国的“讨瞿”行动。“文革”后，“自首”、“叛徒”说被否定。随即又有“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检讨”和“悔过”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都各有可取之处。而重复“文革”的“求生”说，或者变相的“求生自赎”说，则完全是荒谬的。

“求生”说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对敌人有所“求”的，其根据是《多余的话》中一个“假定”：“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一“假定”是什么意思？故作解人者以为这是“动摇”或“乞降”，“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其他研究者则往往绕过这个难解的问题。

瞿秋白“拒绝用脑”的说法，情绪固然不无消极，但并非纯粹消极的行动。《多余的话》写作就是“用脑”，就是“出自心裁”的，哪里是“拒绝用脑”呢？在确认敌人要杀害他的时间之前，他虽然自度必死，并已作出面临“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的判断，随时准备就义。但作为一个习惯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也会想到国民党不会立即杀害他，而继续监禁“若干时候”。如果这样，他将做什么呢？在《多余的话》写完6天后，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心愿”：“只有俄国文学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多余的话》里所说“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也主要是表示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

这一“假定”和“心愿”，不应予以责备。瞿秋白自五四运动前后即热爱俄国文学，并有译作问世。此后虽投身政治活动，仍不忘翻译俄国文学。1929年，莫斯科大学发生派别纠纷，身为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萌生退意，写信请求中共中央撤销他的职务，专门做翻译工作。1931年四中全会瞿秋白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米夫找瞿谈话，要他从事“非独立的”“政治性工作”。瞿秋白当即拒绝，表示他“更乐意从事翻译”。在信仰、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只要不是向敌人乞活，只要不投降，考虑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这是人之常情。反之，“趁早结束生命”的想法，却是更带消极成分。

总之，《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它的写作动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系统，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三、多层面的心忧之言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所述“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多层面的心忧之言。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面对暴虐不公，他责问的是自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的很苦。《多余的话》写于狱中，最后要被敌人拿去看，但从全文内容、语气、情感看，特别是从《代序》和《告别》看，既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战友而写。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这篇遗文的“知我者”读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情，带有他的性格特征：执着，正直真诚，具有创造性，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从《多余的话》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困惑、无奈和悲观，也会看到其中隐含的坚定、乐观、积极、反思的诗人兼哲人的气质和风度，革命家兼文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闪光、统一发展而达致的境界。那是他生命交响曲中人的至性真情的最终张扬。

四、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他的二元人生观，表现为“出世”和“救世”。少年时代的“厌世”、“避世”，躲避现实，远离政治，谓之“出世”。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社会主义，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是为“救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经历多次党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继陈独秀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第一个替罪羊之后，瞿秋白则因执行莫斯科的盲动路线而成为斯大林的第二个替罪羊。他先是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继而奉命纠正“立三路线”后竟被冠以“调和主义”、“两面派”，逐出中央政治局。当他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学运动取得辉煌成绩时，又被“左”倾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驱赶到中央苏区担任一个闲职。而当中央红军大撤退时，他竟被“左”倾分子当作包袱甩在即将沦陷的绝地，卒被国民党军俘获。在斯大林和“左”倾分子那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已被变成“左”倾分子用以排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派性，而专政和暴力则被用来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刘少奇同志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时所揭露的“党内斗争的黑幕”(刘少奇语)，我们就不难明白瞿秋白对“生命没有寄托”、“中年以后的衰退”、“十足的市侩”等哀叹的深意。摆脱了党内斗争对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性格扭曲，他又回到那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多余的话》不免低沉情绪的旋流，却比作者在他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巅峰期的思想更深刻，真正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共产党人和文化精英的瞿秋白。

《多余的话》来自一个书生革命者的自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瞿秋白的最后遭遇及其遗文，是一个坦诚的共产主义者最后对于如何确切弄请共产主义并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提出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对于全体共产党人显然并不是“多余”的。瞿秋白所置身的情境，使他面对邪恶时不能明白宣布他的抗争，而只能以一种深意的曲笔，将他对自己曾有过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失落、扭曲的思索和抗议隐晦地留给了后人。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没有读懂它。但是历史进程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智慧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历史已经对瞿秋白作出了结论，但对《多余的话》的不解和争议也许还会延续。对于成全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来说，《多余的话》不免“多余”；然而对于心灵探究，它永远言而未尽，绝非多余。当人们以真诚的同情和理解面对它时，就会感到悲慨万端的沉重，而每一细读总会体味其新的意蕴。

《多余的话》或许在一般人心中不能为烈士的形象增添光环，却成就了一位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也启迪和引导后人面对那令他至死心忧的一切，继续他那过于沉重的思考。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刘福勤《心忧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吴小龙《悲剧·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随笔》2002年第4期；《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我看瞿秋白》，《东方》1996年第4期；吴江《中国知识分子特点和境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第三篇：“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文史哲精要·文学写作

“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蔡蕾蕾 历史文化学院 2012011173

1935年7月5日天津《大众报》上有一则报道，是这样记述的：

长汀通讯-瞿秋白系共党首要。本年三月中旬，于长汀水口地方被保安十四团钟绍奎将其俘获，当时瞿犹变名为林琪祥。拘禁月余，莫能辨认。后呈解长汀，经三十六师军法处反覆质证，彼乃坦然承诺。于是优予待遇，另辟闭室。时过两月有余，毫无讯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

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

一、关于《多余的话》

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青年，在行刑前的那个晚上，在那个他待了数月的监闭室里，挥动手中的毛笔，看似铿锵有力。他将自己的内心深度剖析，丝毫没有掩饰与遮挡，将心中的苦闷、疲惫、脆弱与真诚留在了这将近两万字里。《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的绝笔，他终于可以拥有“甜蜜的”“伟大的”“可爱的”休息了。我反复读了《多余的话》五遍，内心强烈地感受到了瞿秋白这十几年在政途上的衰惫与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对世界的热爱与不舍，“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他毕竟是一个将行之人，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吧！

《多余的话》是几页快被翻烂了的书，历史上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最好的定性莫非陈铁健了，他在他的《重评〈多余的话〉》中对其有深刻的理解：“其实，《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1要的，灰暗是次要的。”若在不了解瞿先生的生平的情况下初次阅读此稿，的确会产生误会，因为书中句句表现出来的皆是瞿秋白内心的一种无法抑制的痛苦、疲惫、脆弱、孤独之感，这就很难让人将瞿秋白行刑前那慷慨赴义的形象与书中表达出来的这个近似“悲观主义”的一个“离开了队伍好久了”的狱中形象结合起来，但是现实中的瞿先生并非如此“堕落”“懦怯”，相反，他对党和同志一片赤诚，在革命斗争中不遗余力，将毕生消耗在这里，但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总是如此难于调和，因为革命事业，他几乎很难将精力放在那个“家”——文学。

可惜在过去的70多年里，瞿先生在天堂过得并不安稳。正如瞿先生自己所说的“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在《多余的话》中，他吐露心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在众人之下，坦诚的说话，而不是自我评价。在这本绝笔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 1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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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真诚的检讨，他在学术上谦虚的态度，在人生走到尽头时的一种对回到文学之“家”的渴求，毕竟是一个书生，却要在这个“历史的误会”中，扮演着政治上沉重不堪的角色，于我，看完内心已是感到不忍重负，甚至觉得这一声枪响是一针安乐剂。可是他亲笔写下的“白纸黑字”竟然成了他“叛徒”罪名的唯一证据，甚至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掘坟抛尸，这位伟大的忠诚的革命家的英魂该如何安放！这位把评判权交给他忠心的党与同志们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竟是得到了一个不齿的“叛徒”的称号。“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毕竟瞿先生已经身陷囹圄不能自保，未来历史的是是非非他已经不想思考，对他而言，不再思索就是一种休息。所以他并非悻悻离去，但他也一定未曾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吧，不然他为何在开头就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他以为，就算不说，他的真心已经昭然若揭，他说的这些“多余的话”，乃是内心疲惫、苦闷、孤寂与痛苦的宣泄，乃是正话反说，乃是对他热爱的党与马克思主义最真挚的告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这方面，他是坚定的拥护者。依然是那句话“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当瞿秋白的叛变案被渐渐平反，瞿先生的亡灵才有了慰藉。

二、关于“多余的人”

瞿先生对俄国文学有着特殊的热爱，在绝笔最后还提到“屠格涅夫的《罗亭》„„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他对罗亭曾评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这里的鲁定即罗亭。我们其实很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喜爱罗亭，因为他在罗亭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瞿先生就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不停地奋斗的一个形象，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叹息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他觉得对什么都学过一点，读过一点，却都没有专注研究，也缺乏经验，看到现实的弊病，却无力改变，自己只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但一旦说到这个问题，在听完赵强教授的关于“清福”的讲座之后，我很受启发，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瞿先生的形象。虽然赵强教授讲座中的内容涉及的是晚明时期的文人士阶层的“清福”体会，偏重的是物质与精神的一种平衡的追求，但我想，“清福”的含义是没有时间局限的，用在瞿先生这一生的话，可能这个“清福”并不是他所一直期待回的那个“家”——文学，而是对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追求。在这里就不能从物质生活来衡量清福的重量了，因为瞿先生在他有生之年，除去对文学的热爱，另一件他所孜孜不倦的事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共产主义的追求，在此我要说他真的很伟大。为何？他过得疲惫的原因即他必须“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他有他的浪漫的情怀，有对文学艺术的一种美好向往，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条鸿沟，也许文人与政治家这两种角色真的不能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因而他内心痛苦，必须有所权重，可当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投放于政治上时，也许是缺乏对政局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因此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让他认为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可当此时再想投入“自己的家”时，却已经太晚了，因为他的毕生精力已经献给了革命事业，精力耗尽，非常疲乏了。

那么我们能说瞿先生因此真的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却没有享到一点“清福”吗？不是的，我认为他已经达到了他精神的最高境界。他付出了毕生精力，渴望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因为这与他心中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因此斗志昂扬，就算走到生命最后一刻，也在宣扬他的革命思想，虽无“治国平天下”之想，不想做“王者之师”与“诸葛亮”，但他一生的轨迹足以证明他已经为到来的一切做好了准备，也成为了这一伟大理想的牺牲品。

如果此时拿一个话筒在他面前，采访他对于他的这一生是否后悔，他必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因为他在生命的尽头时说过：“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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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悟出这“另外有些意思的话”，瞿先生在天堂一定会对我们会心一笑吧。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写完这个绝笔，在一声枪响中，他淡定从容地就义了。

我不能说我有多么了解瞿先生，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瞿先生，除了鲁迅先生与千千万万参透这句话的人外，此刻您又多了一位知音。

第四篇：读《伟人瞿秋白》有感

读《伟人瞿秋白》有感

我读完了《伟人瞿秋白》这本书。瞿秋白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受益匪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家庭的影响、教育与熏陶，在幼年时他就知道了要把祖国从封建、迷信、任人宰割的坑里拉出来，并且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祖国的国耻。在本书中，有一页就令我难忘：有一年过节，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张灯结彩、载歌载舞过节。但有一个人心中不但不欢乐，而且充满悲愤，他就是年幼的瞿秋白。他一气之下，在他亲手糊的白色灯笼上题了两个字，那两个字力透纸背，令人感到一股悲愤之情。那两个字就是“国丧”。因为在小瞿秋白看来，这一个节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耻辱。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劝降他都不屈服，在监狱中，他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就是他在狱中写下的诗。6月，蒋介石密令杀害瞿秋白。当瞿秋白面对死亡时，他依旧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坐在草坪上，对着侩子手微笑着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瞿秋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党的革命工作，他顾不上诬陷打击，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正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少先队员，我们一定要珍惜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不懈努力，长大了为党为祖国贡献最大的力量，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五篇：读《伟人瞿秋白》有感

读《伟人瞿秋白》有感

南京市竹山小学-戴欣

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家都在用各种行动表达对以前的革命先烈的怀念之情，大队辅导员谢老师推荐我们参加了四好少年读《伟人瞿秋白》的读书活动，读《伟人瞿秋白》有感。起初我还不知道瞿秋白是谁，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对这个名字便从陌生变成了熟悉，并对他肃然起敬！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擅长绘画，母亲知书达礼，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他刻苦求学，当过教书先生，参与领导了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参加李大钊等在北京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寻求拯救和改造中国的途径；他当过记者，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访考察，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是最早见到列宁的中国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描述列宁形象的中国记者。1921年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1927年瞿秋白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主持党中央工作时年仅28岁。1931年1月瞿秋白遭受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但他仍坚持为党工作，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劝降他都坚守革命气节，在狱中，他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读后感《读《伟人瞿秋白》有感》。“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就是他在狱中写下的诗。1935年6月，蒋介石密令杀害瞿秋白，在英勇就义前，他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激动和尊敬顿时占据了我的脑海，满脑子都是瞿秋白为党工作时无怨无悔的模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党的革命工作，他顾不上诬陷打击，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正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知道了：在瞿秋白有生之年，不但写了许多的著名文集，如：《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主编了《新青年》、《前锋》、《向导》，还把《国际歌》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写了《赤潮曲》、《红军歌》等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1916年当他母亲自杀后，他寄居在湖北的姑母家，又患上了肺病，但他还是利用姑妈家丰富的藏书，夜以继日地攻读。深夜，为了使灯光不外露，他在窗上挂上厚厚的布帘。读了这段经历，我深深地感受到瞿秋白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令我佩服，值得我们学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瞿秋白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追求知识，而我们现在呢?我暗自下决心：我们一定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多看书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充实自己和头脑。

书全部读完了，这本书非常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党的发展历程和瞿秋白的光辉一生，是我们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先驱崇高精神的好教材，对于瞿秋白，我从陌生到熟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坚韧和忠诚，我心中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我们要以瞿秋白为榜样：学习他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迎难而上的坚定意志！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对我们的美好期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