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饮食在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

第一篇：论述中国饮食在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

论述中国饮食在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

（一）商周时期 有许多有关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饮食文化的记叙。战国末期又出现了专门的烹饪著作——《吕氏春秋·本味篇》，篇中记叙了商汤以厨技擢用伊尹的故事及伊尹说汤的烹饪要诀，该烹调理论成为中国以后几千年饮食烹调的理论依据。

（二）秦汉时期 追求长寿等道术的流行更进一步促进食疗理论的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菜肴的品种和烹饪方法明显增多，已达20多种，尤其是“炒”，这种旺火速成的烹饪方法的出现，对中国菜肴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隋唐宋时期 开始注重饮食、医疗保健、娱乐等方面的研究。

（五）元明清时期 中国菜在世界各地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西洋饮食也传入中国，在大城市出现了不少西菜馆。中国菜肴在中外文化的交融之中得到新的发展。

（六）中华民国时期 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休，饮食文化研究进入“文化荒漠”时代

（七）当代中国 菜肴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更新期，制作技术与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新原料、新能源、新设备和新技术在菜肴制作中广泛应用，形成了一股挖掘传统菜、创制新品菜、重文化、讲科学、求艺术的社会风气，中国菜肴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景象。

第二篇：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特点

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

特点

诗 先秦诗歌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原始歌谣

中国古典诗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这可能是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这是诗、乐、舞的结合。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诗经》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标志是公元前6世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先秦称为“诗”“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

至今。

《诗经》汇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内容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土风、民歌，包括了 “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的篇章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重章叠句。《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极其

深远。

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极具楚文化特色的新诗体——楚辞。楚国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开创的这种诗体，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是楚辞的代表诗人，创作了《离骚》（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天问》、《九歌》、《九章》等不朽篇章。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富变化，多用“兮”字。楚辞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追求诗情的内在美和语言外在美的统一。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

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

西汉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体诗歌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和《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在文学

史上并称“风骚”，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

汉魏诗歌 汉乐府民歌

乐府原是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

简称乐府。

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生活气息，句式以五言和杂言为主。《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代表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古代现存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被誉为“长诗之圣”，与北朝乐府民歌并称“乐

府双壁”。文人五言诗

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得名)。这是一组由非一时一人创作的抒情五言短诗，言短情长，情调感伤，质朴精炼，委婉含蓄，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一字千金”

（钟嵘《诗品》）。

建安诗歌

建安年间，“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文人诗歌却呈现出“五言腾跃”的大发展局面。“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刘勰《文心雕龙》）。建安诗歌以曹植的成就最高，钟嵘《诗品》赞其诗歌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诗歌代表作有《白马篇》等。

正始诗歌

“正始”是三国时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不过习惯上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公元240—265）的文学风貌。当时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懿父子为了篡夺政权，对曹魏宗室和进步人士实行残酷屠杀，造成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强权政治的高压下，不少文人罹祸遇难，影响了作家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

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两晋诗歌 太康诗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诗歌追求丽辞缛采，开我国诗歌雕琢堆砌之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

思风力”之称。

陶渊明 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诗坛才骤添异彩。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其田园诗风格自然冲淡。代表诗作有《归园田居》（5首）等。钟嵘《诗品》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

宗”。

南北朝诗歌 南北朝文人诗歌

南朝代表诗人是谢灵运、谢朓、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以大量山水诗打破了东晋玄言诗的统治。谢脁的山水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二谢”；又因谢脁与谢灵运同宗，故又称“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诗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代表作是《拟行路难》18首。

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后他奉命出使西魏时梁为西魏所灭，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可以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他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是南北朝诗歌之集大成者，为唐诗的繁盛做了铺垫。《拟咏怀》27首是他留仕北朝后的代表作。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乐府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北朝乐府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敕勒歌》。

隋朝诗歌

隋诗是从南北朝诗歌向唐诗过渡的阶段。当时诗坛上多为齐、周旧臣或从南朝入北的诗人，浮靡诗风仍占主导地位；但当时初步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当时少数诗作也具有一点刚健的气息，这自是实现了南北、汉胡之间的融合的反映。在诗歌声律上,较南北朝末期更趋成熟,进一步格律化,预示着律诗的走向定型和唐诗繁荣兴盛的美好前途。卢思道、薛道衡和杨素成就较高。

唐朝诗歌

唐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品量多质高，据《全唐诗》存录，诗有4.89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4个阶段。

初唐诗歌

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诗风绮丽婉媚而空洞，以“上官体”为代表，主要诗人有上官仪、上官婉儿、李世民等。直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

作。

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盛唐诗歌 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

“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包融）以文辞俊秀驰名京都。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七绝圣手”）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诗仙”李白的名作，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诗圣”杜甫的诗，沉郁顿挫，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被称为“诗史”。杜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

中唐诗歌

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

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元白诗派”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孟诗派”（“苦吟诗派”）韩愈、孟郊、李贺、贾岛则以奇险峭刻见长。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很突出的。

晚唐诗歌

晚唐诗风渐趋纤巧，感伤气氛浓厚。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

晚唐前期的代表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被称为“小李杜”。李商隐以无题诗见长，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七言绝句也很有功力。杜牧以七绝见长，其诗声情流美，伤时忧国，哀怨深沉。与李商隐齐名的还有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时称“温李”。黄巢起义前后，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晚唐后期40多年间，唐诗日渐衰落，出现了一些沉湎于歌舞声色或隐遁于山水田园的诗人，如韦庄、司空图。

唐诗成就

唐代诗歌体制多样，“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胡应麟《诗薮》）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都未超出它的范围。唐人古体诗由于受近体诗影响，或融入律句，或有意反律，皆不同于晋、宋以前古诗的纯任自然。五古在唐初犹承齐梁变体，经陈子昂的变革，张九龄、李白的发扬，至杜甫而堂庑顿开；七古则是不入律的歌行、古诗与精工整炼、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的双轨并行。乐府是古体诗中特殊的一类，唐人乐府多不合乐，或借旧题写新意，或立新题记新事，以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成就为最高。五七言律诗是唐代新兴诗体。五律经王绩、初唐四杰至沈、宋终于实现体制规范化；七律沈、宋、杜审言始有成篇，经王维、李颀和高、岑等人的发展，到杜甫境界大开，至晚唐李商隐，七律的音调美和语言技巧，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境地。唐人绝句用来和乐歌唱，创作之盛，终唐之世未衰，以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牧、李商隐

最为擅长。

五代十国诗歌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混战，祸乱相继，诗坛更加萧条，仅是晚唐诗歌的尾声，诗歌风格以效法白居

易和贾岛为多。如张泌、和凝等。

宋元诗歌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取胜。

北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人的诗称“西昆体”。梅尧臣、苏舜钦并称“苏梅”，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而缺乏社会内容的诗，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属于“江西诗派”，而能自成一家，而数陆游成就最高。陆游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文天祥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元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

明清诗歌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接着兴起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

主张。

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行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盛，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是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

词又名诗余、长短句、曲子词，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词 中唐时，蓬勃发展的民间曲子词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一些著名诗人开始涉足词坛，如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经过他们的提倡，词逐渐由民间走向文坛。

晚唐五代词

作为文学的词的历史，是由晚唐的温庭筠开始的。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的词在内容上主要抒写妇女的相思离情，但语言绮靡华丽，抒情深隐细致，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开启了文人词的传统，对五代乃至后来词坛产生较大影响，人称“花间鼻祖”。

五代十国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后蜀赵崇祚将温、韦等十八人词编为《花间集》），作品多写男欢女爱，风格浓艳香软。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词主要是南唐二主（中主李 璟、后主李煜）和宰相冯延已的词。情调伤感而意境开阔，结束了“花间”，开启了北宋词。

晚唐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

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

北宋词

以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时期。上承五代词风而有变化，形式上以令词为主，风格多婉约绮丽，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晏殊在宋初词坛影响最大，是词从晚唐五代过渡到北宋的关键人物，他不但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而且在词的表现内容、表现手法、音调词格等诸方面都有重要贡献。欧阳修作为诗文大家而享有盛名，然而其词中的艳媚风格，适与他谨严的古文成为鲜明对照。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柳永是宋代词坛第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对宋词进行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多从都市生活中取材，但仍以男女的爱恋相思、个人的羁旅愁怀为主，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以苏轼为代表的时期。苏轼的词作可以说是继柳永后宋词发展史上的另一座重要里程碑。他以诗为词，冲破了“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以及音律的束缚，使词的内容，风格都得到很大拓展，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和地位。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

情诗体。

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时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讲求词的音乐格律，词风典雅工丽，代表人物有周邦彦、秦观、贺铸。周邦彦的作品声律严整，音乐性强，且语言精丽工巧，长于刻画描写，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他精于乐理，自度新曲，巧妙地采取古典诗句以入词，以致被称誉为“字字皆有来历”。他的词在形式与表现的一切方面，将历来词的手法采入无遗，达到了词的集大成的地步，因此被称为“词家正宗”，成为南宋婉约派词人的最高典型。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

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

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

南宋词

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

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元明清词

进入元代，由于曲子盛行，作词的人不多。明代写词的人不少，但成就却不高。

词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曲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三篇：浅析中国新闻教育在初期发展时期的特点

浅析中国新闻教育在初期发展时期的特点

——以燕京大学新闻系为例

摘要：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后，按照其发展历程进行历史分期，从前至后可分为八个阶段。本文主要叙述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特点，来展现中国新闻教育在初期发展时期的特点。中国新闻教育能出现今天的繁荣局面，是各个不同时期新闻教育发展积淀的结果，是新闻教育界数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是新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不断自我完善的结果，是新闻教育顺应和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新闻教育；初期；特点；燕京大学新闻系

新闻教育的兴起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2 年，这一年中国报界俱进会首次提设立新闻教育机构，引发了社会对新闻教育的关注。

其中燕京大学就是初创时期新闻教育的代表。作为中国最早创办新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燕京大学创立于1916年。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后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确立其在民国新闻教育中的地位,被称为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最优秀者”,堪称这一时期中国新闻教育的典范。

与初创时期的其它新闻院系相比，燕京大学新闻系不仅在教学诸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新闻教育坚持的时间也长，这一切使该系成为了初创时期的代表院系之一。

一、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发展特点

（一）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燕京大学新闻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具有“专精”与“广博”的知识结构。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之初就提出:“培养报界人才,授予广博之专门技能。其他与报业有切近关系之学识,亦莫不因时施教,俾学生得分途发展,各尽所长。”强调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力求将两者融合贯通,协调发展。所谓“专精”,核心是强调通过新闻专业教育,培养学生掌握熟练的新闻技能,精通新闻业务。在教学实践中,燕京大学新闻系极为注重对学生采、写、编、评的新闻业务训练。

在专业教育之外,燕京大学新闻系将通识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实现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发展。新闻工作的复杂性要求从业者仅具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应掌握更多的“杂学”。蔡元培曾指出:“外国新闻„ „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栏目,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学有关„ „根据是等科学应用于新闻界之特别经验,是以有新闻学”,强调综合学科背景对于新闻工作的重要。为此,燕京大学新闻系确立了“重视与报学有关系之学科”的人才培养方针。

（二）重视实践训练的职业化培养模式。

如果仅注重专业的书本教育,却缺乏实践技能的锻炼机会,新闻专业学生仍难以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将实习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推行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培养原则。

燕京大学新闻系将实习分为三种。(1)课内实习,讲授课程过程中让学生接受采、写、编、评的训练。(2)报纸编辑管理的校内实习。

培养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如果仅仅注重技能职业训练,却忽视对新闻人才的道德塑造,那么大学新闻教育就只能停留在“读书只为稻粱谋”的低级层面。新闻机构乃社会之公器,从业者的道德水平、思想境界对整个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之初即提出“新闻教育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重大关系”,教育目的除了“职业训练外,还要注意人格培养”。

（三）培养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

如果仅仅注重技能职业训练,却忽视对新闻人才的道德塑造,那么大学新闻教育就只能停留在“读书只为稻粱谋”的低级层面。

1934年～ 1937年,梁士纯担任系主任期间,进一步提出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新闻行业德才兼备的“领袖”人才。他认为:“今日中国报界所缺乏的不只是新闻人才而已,其最重大的缺陷还是领袖人才:有远见、有魄力、有主张、有伟大天才的人才。”

（四）开放多元的办学环境。

燕京大学的创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作为一所具有美国背景的教会大学,该校确立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受此影响,新闻系在办学中也鼓励学术自由交流,形成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教学氛围。该系仿照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每年举行新闻学交流年会和讨论周的做法,定期邀请国内报界名流参加新闻讨论会。

燕京大学新闻系开放的教学理念,还体现在教师身份的多元构成上。据统计,1932年-1933年间,该系共有兼职和专职教师11人,其中90%具有外校学缘。其中,出身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的教师有6位,占全部教师的55%。其余分别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北洋大学、岭南大学等知名学府。

当时,中国的新闻教育虽“始具雏形,然大都简陋”。即使“处于优越地位”的燕京大学新闻教育也曾多次因缺乏资金而面临停办的窘境。在困难的环境中,燕大学新闻系能不断壮大办学规模,保证教学质量实属不易。作为民国年间新闻教育领域发展最好的学校之一,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新闻人才。

二、新闻教育发展初期的特点

在新闻教育发展初期，当然不止燕京大学这一个大学有着新闻系，它们在动荡的社会当中，涌现出蓬勃的生机，它们一般拥有如下特点：

（1）办学层次增多。社会虽然在动荡之中，但新闻教育还是在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有正规的新闻教育，也出现了短期培训，函授，夜大等多种教育层次。共有新闻机构58家，其中属于大学本科性质的22家，属于大专性质的16家，这两部分加起来共有38家，占总数的70%左右，是新闻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此外，属中专性质的3家。后面这几部分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满足了各种学历的社会人士接受新闻教育的需要，在职新闻工作者充实提高的需要以及新闻工作单位对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的需要。

（2）办学地点集中，特别是上海、南京、北京、广州、重庆五大城市。（3）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立和发展为标志，中国新闻教育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在此之前，中国新闻教育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前期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较有名气的学校，不是美国教会所办，就是由美籍老师主持主讲。复旦大学新闻系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新闻教育既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又善于接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很好的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取得一定的突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新闻教育体系。

（4）新闻教育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新闻教育的行列中来，随着新闻教学与实践的渐次推进，随着人们对新闻教育规律认识和理解的加深，新闻教育的观点趋于明朗，一些新闻教育理论也屡见报章。一些探讨新闻教育理论的文章的出现，使中国新闻教育有了理论和思想的深度。（5）党政新闻教育开始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了国民党创办的新闻教育，而共产党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起步。新闻教育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两党的新闻教育都强调要为政治服务，只不过性质截然不同，党政新闻教育强调新闻教育对学生进行的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当好党的政治宣传人员。

初期阶段只是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脉络当中的一环，它的发展特点有助于新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新闻教育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 许小明 河北大学 2015（2）《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 北京 京报馆 1923（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勘误补遗——厦门大学早期新闻教育考析》 毛章清 2003（4）《中国现代新闻史》 王洪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5）《中国新闻纪录大全》 刘圣清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8（6）《中国近代史（1919-1949）》 龚书铎主编.北京 中华书局 2010.（7）《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 重庆出版社 2006年

（8）《聚焦与扫描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 丁淦林 商娜红主编 新华出版社 2005年

第四篇：领导人们在各个时期关于党性原则的论述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领导人们在各个时期关于党性原则的论述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概括起来，从三个方面对新闻单位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新闻报道必须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二是在政治上正确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三是在组织上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各级党的机关报和各类新闻单位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发现新闻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更需要遵循新闻价值的规律，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呢？

标准一：事实发生的概率越小，便越有新闻价值。

标准二：事实的发生与受众的利益越相关，越具有新闻价值。

标准三：事实的影响力越大、影响面越广、越能立即产生影响力，便越具有新闻价值。标准四：越具有心理替代性的故事性事实，例如爱情主题、英雄主题、大团圆主题等，越具有新闻价值。

标准五：事实在比较中带有的反差越大，越具有新闻价值。

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是党性原则、政策水平、业务素质、引导艺术等方面的总和，对传媒和新闻工作者来说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做到三个方面：

一是要坚持党性原则，避免新闻报道中出现政治错误。

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民群众舆论的声音。

第五篇：先秦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先秦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先秦时期政治制度主要指中国秦朝以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它包括世袭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和分封制度。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萌芽、雏形时期。其基本特点有：

1、行政制度的特点：

第一，各部门之间还缺乏明确的分工，职、权、责也不很分明。如商代的“多尹”、“御事”等政务官，其具体分工还不清晰，看不出谁是主要长官。尤其司法部门，虽夏有大理或士，商周有司寇，但执行审判和刑罚的事务并不是全归这些部门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得到改变，逐步形成“官府各象其事”，并且实行文武分职。

第二，政权系统和宗法系统紧密结合，行政制度带有浓厚的宗族血缘性质。从甲骨文中看到，几乎所有职官和参与政事的人物都冠以其族名。商为王宗室贵族和一些异姓贵族的“共政”。周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按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大小贵族自然就是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无异是宗族的扩大。到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关系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宗法对君主的约束力也不断被削弱。

第三，“臣仆用事”。在甲骨文中常见的“小臣”，本身属于为王家服役的人员，却经常受王委派，分管某一项政务，逐步演变成为国家行政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西周时期有外廷政务官（负责军事、行政、司法等）、内廷事务官（主要是近侍，权限日渐扩大）。春秋以后的官僚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是以国王的巨仆身份参与治理，对国王负责。

第四，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度，分封制下受封者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时，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要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这与后来的皇权是有差异的。

2、其他方面的特点：

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度；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西周监察职能的官员开始出现；此外，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如商王朝的一切政治事务都通过占卜进行决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和萌芽，它为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