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画片的发展经历了6个时期

第一篇：中国动画片的发展经历了6个时期

中国动画片的发展经历了6个时期。(1922～至今)87年了

1922～1945年是萌芽和探索时期。

1918年《从墨水瓶里跳出来》等美国动画片陆续在上海登陆，使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对神奇的动画片着迷。抱着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动画片的信念，以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动画人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动画片的开山祖。经过他们艰苦的探索与研制，1922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之后，1924年中华影片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狗请客》、上海烟草公司摄制了动画片《过年》。这两部影片是中国最早的动画片。但它们都没有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是万氏兄弟于1926年绘制的《大闹画室》。1935年，万氏兄弟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1941年又推出中国第一部长动画片《铁扇公主》。

1946-1956年是中国动画片的稳定发展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生产力木偶片《皇帝梦》（1947）、动画片《瓮中捉鳖》（1948），为建国后的生产奠定了基础。1950至1956年这一时期，中国动画片的创作和生产呈现以下特点：在题材上，用童话的故事服务于少年儿童，拍摄了《小猫钓鱼》（1952）等；风格上，踏上民族化的道路，制作了木偶片《神笔》（1955）、动画片《骄傲的将军》（1956）；技术上，由黑白片向彩色片转化，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木偶片《小小英雄》（1953）、第一部彩色传统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

1957-1965年是中国动画片第一个繁荣时期。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建立，使中国有了第一家独立摄制美术片的专业厂。在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艺术家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使中国动画片生产进入繁荣昌盛的发展时期。产量上升，在艺术上和技术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平，不少影片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形成了被世界公认的中国动画学派。这一时期，生产出享誉世界的经典大片《大闹天宫》(上下集，1961、1964)。新片种不断问世：1958年，第一部中国风格的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试制成功；1960年，创作出第一部折纸片《聪明的鸭子》；1961年，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诞生，为世界动画影坛增添了最能代表华夏风范的新片种；1963年，又拍出水墨动画片《牧笛》，用水墨表现人物、家畜和山水，扩大了水墨动画片的表现领域。此外，题材多样化，也是这一时期动画片生产的一大特点。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7年、1969年和1970、1971年这4年时间全国的动画片生产厂家都“停产闹革命”。197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率先恢复生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共摄制动画片17部。这一时期的动画片，如《小号手》(1973)、《小八路》(1973)、《东海小哨兵》(1973)等，都以描写建国前的革命战争，描写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歌颂工农兵为内容。在表现手法上，遵循写实主义。1976年摄制的水墨剪纸片《长在屋里的竹笋》，将中国的水墨画与民间剪纸巧妙结合，为世界动画片的百花园地又增添了一棵新苗。1976～1989年是中国动画片第二个繁荣时期。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动画片最繁荣的年代。这10年间，涌现出多家新的动画片生产部门，改变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枝独秀的局面；全国共生产电影动画片219部，产生了批代表中国动画片最高水平的优秀影片，如 《哪吒闹海》(1979)、《天书奇谭》(1983)、《鹿铃》(1982)、《山水情》(1988)，以及《狐狸打猎人》(1978)、《我的朋友小海豚》(1980)、《雪孩子》(1980)、《猴子捞月》(1981)、《南郭先生》(1981)、《鹬蚌相争》(1983)、<蝴蝶泉》(1983)、《火童》(1984)、《金猴降妖》(1984—1985)、《草人》(1985)、《夹子救鹿》(1985)、《女娲补天》(1985)、《鱼盘》(1988)、《不射之射》(1988)等；首次生产电视动画片；首次生产动画系列片，也产生了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的优秀的作品，如《葫芦兄弟》(1987)、《邋遢大王历险记》(1987)、《黑猫警长》(1984～1987)、《阿凡提的故事》(1981～ 1988)等；题材更为广阔，出现多部内容深刻、讽喻尖锐、针砭时弊的艺术动画片，如《三个和尚》(1980)、《超级肥皂》《新装的门铃》(1986)、《牛冤》(1989)等，对纠正“动画片即儿童片”的偏见，扩大动画片的受众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动画片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声誉也大幅度跃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990～2002年是中国动画业陆续扩大规模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动画片开始走上有别于传统的道路。与国外动画片生产厂家的经验交流，数字生产手段的大量介入，各种体制的制作单位的多元发展，一专多能动画人才的不断成长，等等，这些都使中国动画片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出现了飞跃。尤其是从1995年起，中国电影放映公司对动画片不再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将动画业推向市场，改变了动画片生产状态和经营方式，逐步确立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观念。90年代国产动画片的一大特点是大型动画连续片系列片盛行。中国从影院动画艺术短片唱主角，转入电视动画片大型化、连续化、系列化的国际潮流。在制作方面，国内电脑动画技术实力也明显增强，电脑绘制背景技术已较为普及。三维和二维电脑动画发展迅猛，形成了从策划、创作、传播到系列产品开发的“大动画体系”新概念，从而推动了动画业的腾飞。

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动画片生产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生产的优秀动画长片有：《宝莲灯》(1999)、《熊猫小贝》(1999)、《马可波罗回香都》(2000)；优秀动画短片有： 《鹿与牛》(1990)、《雁阵》(1991)、《医生与皇帝》(1991)、《抬驴》(1991)、《眉间尺》(1991)、《十二只蚊子和五个人》(1992)、《麻雀选大王》(1992)、《鹿女》(1993)、《音乐船》(2000)等；优秀系列动画片有：《大盗贼》(1990)、《舒克和贝塔》(1989～1992)、《葫芦小金刚》(1993)、《蓝皮鼠与大脸猫》(1993～1994)、《哭鼻子大王》(1994)、《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1995)、《自古英雄出少年》(1995—1996)、《l的旅程》(1997)、《傻鸭子欧巴儿》(1997)、《学问猫教汉字》(1998)、《海尔兄弟》(1998)、《怎么来的》(1998)、《西游记》(1999)、《霹雳贝贝》(1999)、《的笃小和尚》(1999)、《中华传统美德故事》(2000)等。

进入2l世纪，中国的动画公司、生产企业和动画片产量持续增长。至2002年全国动画制作公司(包括相关企业)已有120多家，比上世纪80年代末的20多家，增加了5倍。2001年中国共生产动画短片7部，系列动画片42部，总产量约18000分钟，比2000年增长5000分钟；2002年共生产53部动画系列片及短片，总产量共约17300分钟，接近2001年的水平。多年被忽视的艺术性动画电影短片，2001—2002年有一批作品问世。如： 《回想》《谁的丈夫离得最远》《诚信漂流记》《大梦敦煌》《黑猫》《射线》《塘》等。电脑动画和网络媒体动画飞速发展。电视系列片《蓝猫淘气3000问》全部通过电脑完成制作，2001年推出的《小虎斑斑》是中国第一部全三维制作的动画片。各种动漫网站十分活跃，尤其Flash动画，已在青年学生和动画爱好者中流行开来。动漫创作和展播活动十分踊跃。动画教育发展迅猛，到2002年底，开办动画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超过70所，在校学生共约5000余人。动画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文章著作层见叠出。这一时期，动画片生产仍以系列片为大宗。主要有：《小虎还乡》《可可、可心一家人》《千千问》《我们的家园》《西西瓜瓜历险记》《白鸽岛》《小将狄青》《我为歌狂》《城市野战排》《中华上下五千年》，等等。

据统计，从1922年万氏兄弟生产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起，至2002年，中国共生产动画片1168部。

中国的动画大师和有成就的动画家主要有：万籁鸣，主要作品：《铁扇公主》(1940，合作)、《大闹天宫》(1961—1964。合作)；万古蟾，主要作品：《铁扇公主》(合作)、《猪八戒吃西瓜》(1958)、《渔童》(1959)、《人参娃娃》(1961)、《金色的海螺》(1963，合作)；万超尘，主要作品： 《铁扇公主》(合作)、《机智的山羊》(1956)；特伟，主要作品：《骄傲的将军》(1956，合作)、《小蝌蚪找妈妈》(1960，艺术指导)、《牧笛》(1963，合作)、《金色的大雁》(1976，合作)、《金猴降妖》(1984，合作)、《山水情》(1988，合作)；阿达，主要作品： <哪吒闹海》(1979，合作)、《三个和尚》(1980)、《蝴蝶泉》(1983，合作)、《三十六个字》(1984)、《三毛流浪记》(1984，合作)、《超级肥皂》(1986)、《新装的门铃》(1986，合作)；唐澄，主要作品： 《小蝌蚪找妈妈》(1960，合作)、《大闹天官》(1961，合作)、《草原英雄小姐妹》(1965，合作)、《鹿铃》(1982，合作)；钱家骏，主要作品：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合作)、《一幅僮锦》(1959)、《牧笛》(1963，合作)(1963)、《九色鹿》(1981，合作)；靳 夕，主要作品：《小小英雄》(1953)、《小 梅的梦》(1954)、《孔雀公主》(1963)、《画像》(1965)、《西岳奇童》(1984，合作)、《神笔》(1955)等；王树忱，主要作品： 《过猴山》(1958)、《哪吒闹海》(1979，合作)、《天书奇谭》(1983，合作)、《选美记》(1988)、《独木桥》(1989)；钱运达，主要作品：《丝腰带》(1962)、《红军桥》(1964)、《张飞审瓜》(1980)、《天书奇谭》(1983，合作)、《女娲补天》(1985)、《邋遢大王奇遇记》(1986～1987，合作)；虞哲光，主要作品： 《崂山道士》(1981)、《聪明的鸭子》(1960)、《湖上歌舞》(1964)、《三只狼》(1980)、《小鸭呷呷》(1980)；尤磊，主要作品：《半夜鸡叫》(1964)、《小八路》(1972)、《大橹的故事》(1975)、《愚人买鞋》(1978)、《喵呜是谁叫的?》(1979)、《蛐蛐》(1981)、《老猪选猫》(1983，合作)；詹同，主要作品：《真假李逵》(1981)、《假如我是武松》(1982)、《擒魔传》(1987)、《八仙与跳蚤》(1988)、《一半儿》(1990，合作)；胡进庆，主要作品： 《长在屋里的竹笋》(1976，合作)、《丁丁战猴王》(1980)、《淘气的金丝猴》(1982)、《鹬蚌相争》(1983)、《草人》(1985)、《葫芦兄弟》(1986～1987，合作)、《葫芦小金刚》(1989—1990，合作)、《螳螂捕蝉》(1988)、《强者上钩》(1988)；何玉门，主要作品：《善良的夏吾冬》(1981)、《长大尾巴的兔子》(1987)、《木头姑娘》(1958)、《小鲤鱼跳龙门》(1958)、《小溪流》(1962年)、《渡口》(1975)、《好猫咪咪》(1979)、《狐狸列那》(1989)；张松林，主要作品：《蜜蜂与蚯蚓》(1959)、《小燕子>(1960)、《谁的本领大》(1961)、《没头脑和不高兴》(1962)；林文肖，主要作品：《雪孩子》(1980)、《摔香炉》(1981)、《金猴降妖》(1985，合作)、《夹子救鹿>(1985，合作)、《不怕冷的大衣>(1987)、《舒克和贝塔》(1990，合作)；戴铁郎，主要作品：《母鸡搬家》(1979)、《我的朋友小海豚》(1980)、《小红脸和小蓝脸》(1982)、《黑猫警长》(1984—1987，合作)、《森林小鸟和我》(1990)；周克勤(1942．3．28～)，主要作品：《猴子捞月》(1981)、《小熊猫学木匠》(1982)、《长了腿的芒果》(1983)、《水鹿》(1985)、《葫芦兄弟》(1986—1987，合作)；严定宪(1936．9．12～)，主要作品：《我们爱农村》(1965)、《放学以后》(1972)、《试航》(1976)、《两只小孔雀》(1978)、《哪吒闹海》(1979，合作)、《人参果》(1981)、《金猴降妖》(1985，合作)、《舒克和贝塔》(1989～1990，合作)；阎善春，主要作品： 《老狼请客》(1980)、《网》(1985)、《邋遢大王奇遇记》(1987，合作)、《山水情》(1988，合作)；胡雄华，主要作品：《萝卜回来了》(1959)、《等明天》(1962)、《差不多》(1964)、《东海小哨兵》(1973)、《狐狸打猎人》(1978)、《咕咚来了》(1981，合作)、《狐狸送葡萄》(1982)；常光希，主要作品：《蝴蝶泉》(1983，合作)、《夹子救鹿》(1985，合作)、《奇异的蒙古马》(1989～1990)；马克宣，主要作品：《大扫除》(1986)、《新装的门铃》<1987，合作》、《超级肥皂》(1987，合作)、《山水情》(1988，合作)、《十二只蚊子和五个人》(1992)；方润南，主要作品：《愚人买鞋》(1979)、《大盗贼》(1990)、《瓷娃娃》(1982)、《鱼盘》(1988)；王柏荣，主要作品：《抬驴》(1982)、《老鼠嫁女》(1983)、《火童》(1984)；曲建芳，主要作品： 《阿凡提的故事》(1981～1988)；钟泉，主要作品《牛冤》(1989)、《雁阵》(1991)。

目前，中国动画片的主要生产部门有：上每美术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中心动画片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青少年中心的动画片部，等等。

在世界动画舞台上，中国动画学派以独特的风姿，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强调思想性，重视以健康的内容引导观众，是中国动画片突出的优良传统。中国动画片是一片净土这里没有血腥，更没有色情。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动画片做不到的。而坚持民族绘画传统，则是中国动画片显著的艺术特点。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民乐、剪纸、皮影、年画等民族民间艺术，都为各种类型的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例如，《鹿铃》《山水情》等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等传统动画片，借鉴的是中国古代寺观壁画；《渔童》《金色的海螺》《牛冤》等剪纸片，吸取的是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南郭先生》《火童》融合了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刚健风格； 《三个和尚》中，人物的举手投足，清新的背景音乐设计，均采用中国戏曲，《骄傲的将军》《医生与皇帝》，将京剧脸谱赋予角色；中国动画片中描写的神仙、鬼怪、法术也完全本土化，像峨冠博带、行走驾云的太白金星，时而钻出地面、爱管闲事、矮得像地缸似的土地爷，穿着红兜肚、脚蹬风火轮、可以变成三头六臂的白胖童子哪吒，手持如意金箍棒、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能辨别忠奸、善恶的獬豸、谛听，还有顺风耳、千里眼、人参娃娃……这些植根于中国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动画形象，全然土生土长，别无依傍，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美等国的神祗、魔鬼、魔法、巫术迥然不同；即使绘写现代生活的动画片，从服饰习俗、环境描绘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纯然是一派中国气概。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对本土现实生活的提纯，使中国的动画片呈现地道的中国风貌。此外，形式不拘一格，也是中国动画片的特点。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不同风格的中国动画家，带来了中国动画片百花齐放的格局。即便同是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用的是齐白石的画意，《牧笛》取的是李可染的笔法，而《雁阵》掇的是贾又福的墨趣。捃摭各殊，造境相异。这使中国动画片在形式上，无仿无循，千姿百态，从而得以独树于世界动画之林

第二篇：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多年的发展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随着中国公民人均收入的日渐提高，旅游观念的日益成熟，中国旅游者的需求和消费行为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旅游消费市场不断增长，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态势。传统的团队观光旅游已经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旅游者从传统的团队观光游，逐渐转向深度游、休闲度假游等休闲型消费方式，自由行和个性化旅游成为旅游发展趋势。我国旅游行业已进入旅游消费升级阶段。尽管目前我国公民旅游还以国内游为主，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出境旅游人次、出境业务年收入、毛利在“三游”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出境旅游消费处在不断升级阶段，出境游需求相当旺盛，出境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市场发展最为迅速表现最为活跃的市场。同时，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将进一步有利于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其他国家的人有所不同，出境旅游消费基本上属于储蓄型消费，经济危机对中国人的出境消费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更多的仅在心理层面，使得游客的消费变得比较谨慎。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也在一定程度激发国人的出国意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出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亿人次。从各出境旅游目的地市场来看，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好转，以及中国旅游者对欧洲的向往，业界对未来欧洲旅游市场持乐观态度。就大洋洲旅游、非洲旅游及东南亚旅游市场而言，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保持增长态势。从需求和供给来看，美国旅游等新兴市场有

着巨大潜力。

第三篇：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那几个阶段范文

第一章作业

1、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那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

答：一 电子管计算机，特征：采用电子管作为计算机的逻辑单元。

二 晶体管电路电子计算机，特征：逻辑单元逐步由电子管改为晶体管，内从大都是使用氧磁性材料制成的雌蕊存储器。

三 集成电路计算机，特征：逻辑原件采用小规模集成电路和中规模集成电路。

四 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特征：计算机逻辑器件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2、按综合性能指标分类，计算机一般分为几类？请列出各类计算机的代表类型。答：一 高性能计算机，代表：“曙光”“深腾”。

二 微型计算机，代表：台式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平板计算机、超便携个人计算机。

三 工作站，代表：WingdosPentium。

四 服务器，代表：Web服务器、FTP服务器、文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3、信息与数据的区别什么？

信息：既是对各种事物的变化和特征的反映，又是事物之间相互作和联系的表征。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数据是有意义的。

4、是么是信息技术？

答：信息采集、加工、从出、传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每一种技术都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一般是以系列与计算机等相关的技术。

5、为是么说微电子技术领域的基础？

答：晶体管成为集成电路技术发展的基础，现代微电子技术就是建立在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各种半导体基础上的高新技术。

6、信息处理技术具体包括哪些内容？3C的含义是什么？

答:一，指对话取得信息进行识别、转换、加工，是信息安全的存储、传输，并能方便的检索、再生、利用或便于人们从中提炼知识、发现规律的工作手段。

二，把通信技术、计算技术和控制技术和成为3C。

7、试述当代计算机的主要应用？

答：有科学技术、数据处理、电子商务、过程控制、CADCAMCIMC、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

第二章作业

1、简述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计算机系统：

一，硬件系统：分为主机和外设

主机：运算器、控制器、RAM、ROM、cache

外设：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外存。

二，软件系统：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系统软件：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程序、实用程序。

应用软件：通用应用软件、专用应用软件。

2、计算机硬件包括那几个部分？分别说明各部分的作用？

答：一，运算器：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二，控制器：指挥计算机的各个部件按照指令的功能要求协同工作的部件。三，内存储器：用来存储放欲执行的程序和数据。

四，输入设备：用来接受用户输入的原始数据和程序，并将他们转变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形式存放到内存中。

五，输出设备：将内存中有计算机处理的结果转变为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六，外存储器：用来长期存放“暂时不用的”程序和数据。

3、指令和程序有什么不同？试述计算机执行指令的过程。

一，指令：能被计算机识别并执行的而精致代码，他规定了计算机能完成的木一种

操作。

程序：计算机指令的所有集合。

二，执行指令的过程：取指令、分析指令、执行指令。

4、指令的串行执行和并行执行有什么区别？

答：串行执行：在任何时刻只能执行一条程序。

并行程序：可以在同一时间执行多个程序。

5、什么是流水线技术？

答：在执行某一条程序过程中，每一条指令都在同时执行。

6简述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区别。

答：系统软件：控制计算机的运行，管理计算机的各种资源，并为应运软件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一类软件。

应运软件：利用计算机的软硬件资源为某一专门的为营运目的而开发的软件。

6、简述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各自的特点。

一，机器语言：能被机器直接理解。不需翻译，所占空间少，执行速度快，但编程工作

量大、难学、难记、难修改、通用性差。

二，汇编语言：使用一些反应指令功能的助记符来代替机器语言的符号语言，易读、易

改，编成质量高，所占存储空间少，执行速度快。

三，高级语言：接近于自然语言和数学公式的程序设计语言，可以对硬件编程操作，编

程效率高。

第四篇：中国法治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中国法治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答：

（一）准备（1978——1993年）

我国法治建设开始准备的时间，也许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许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应当确定在1978年3月我国1978年宪法的公布。因为法治准备的开始应当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动的根本性法律的产生作为标志。1978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了必须发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宪法的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它为社会主义法治作出了经济、政治、法制三方面的准备。

随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得到了党的政策的升华。这次会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中共党史誉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这交会议使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被进一步确立。

1982年宪法及其1988年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一准备阶段法治发展状况的标志。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它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它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这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与此相适应，它还具体确认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这国经济体制在的一位和作用。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扩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与组织，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了省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从1978年 3月开始准备，到1993年开始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阶段历时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步点在哪里，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产生。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为宜。因为没有这一修正案，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就开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这一修正案将宪法原有第15条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作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启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及其发展中的法治建设。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法治建设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并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见《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将于何时形成，这是中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要确定其形成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绝对准确的时间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法治发展的进程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发展受阻或搁浅。2010年这一时间，是以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场经济发展预期进程，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确定的。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计划中的时间表，其实际状况如何，还有待历史发展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法治形成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并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不断重复“从相对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过程，直至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主义法治也就辉煌而终。

问：我国要建立法治国家，请问法治国家有何特征？

答：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专制、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

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

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什么是法治国家？

答：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善法恶法观念：以正义为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标准，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并且具有抵抗恶法的意识，该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满足了实质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法律至上观念：该观念要求消除特权，立法者和统治者守法，法律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不论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在凡有权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随执掌权力者的意志被随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连形式法治都不能实现。

第三、权利文化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以来人们追求人格独立、身份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必然结果和普遍共识，而权利文化观念则是其中应有之义。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为义务，其次还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同意让渡的部分权利，为公民更好地行使权利服务，如果权力行使背离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权通过法律改造之。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还必须在制定具体的宪法和法律等国家基本制度时坚持如下的现代法治原则： 第一、分权制衡原则：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到控制就会走向专制和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控制权力的最好方法不外乎权力分立和以权制权。只有在法律上确定这样的制度和原则，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而不是权力破坏法律。

第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不论哪种权力主体，只要其启动了权力，就应当为其预设责任，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或不履行义务。

第三、司法独立和中立原则：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排除干扰与利诱，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规则办事，即保持独立和中立。另外，由于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中的终极性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和最权威的，这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如果不能保持独立和中立，司法公正就会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也就荡然无存，而没有了社会公正法治国家也就不复存在。

第五篇：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时期

论文题目

《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小说》

姓名：谭孟春

年级：11级历史二班

学号：110301067

完成时间:2013/4/22 摘要：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发展初期，是被人们所不懈的。然而，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洗涤，慢慢的由萌芽发展到了成熟，无数文人也留下了家喻户晓、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大家反复揣摩、欣赏。尤其发展至明清时期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达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巅峰！

关键词： 明清

小说产生、定义

文学文体

明清小说分类、分期

话本

拟话本

“三言”

“二拍”等

在现代汉语中，“小说”一词指的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而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 其於大达矣！”这里的小说是指卑微琐屑的言谈, 属於贬义词。

究竟什么是小说呢？翻开各种权威的大辞典，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它是一种文学文体。和诗、词、戏曲、散文等一样，它是中国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小说的童年是在唐代，而那些文人写作的“传奇”才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小说，或者说是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小说才有了文体独立的意义。但大家都看到，在唐代以 前，己经有许多小说在社会上流传。例如：《搜神记》、《穆天子传》、《燕丹子》以及《汉武故事》等等，甚至是《山海经》中的有些作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可以归为小说。著名的《韩凭妻》、《李寄斩蛇》、《东海孝妇》等等，有人物、有情节，故事的叙述有头有尾，其发展变化曲折有致，己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没有区别。因此认定唐传奇是中国最早的小说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在早期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著录有许多有关“小说”的文字记载。例如，人们熟知的《庄子·杂篇·外物》、桓谭和《汉书·艺文志》等所说的小说概念，和上述辞典记载的并不符合。也有人望文生义，把“小说”和“说”混为一谈，认为小说就是说故事。其来源很早，大概和诗歌等的产生一样，是古代人民在劳动中产生的。然而他们又无法拿出具体的作品来说明，因此难定一是。

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小说的产生必然是在我国的文字产生之前。而我国文字的产生，根据己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它不可能出现在我国原始社会。虽说目前对苍颉造字的说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说文字的产生大约在我国的殷周时代，还是较为可信的。换言之，今天我们讨论的小说，必须是有文字记录的作品。否则,一切就无意义了，也是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讨论的。其次，我们应当肯定，小说与“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所谓小说是指“小”的“说”。在古代，“说”曾经有过某种文体意义。如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写过诸如《说难》之类的文章。正如后世的柳宗元有《捕蛇者说》之类。这里的“说”,显然己是指一种文体了。把“说”扯上某种文体意义，可能与此有关吧„„其“说”而小，可能在当时这种己有某种文体意义的“说”,并不很重要。相对于“小说”，也必有“大说”。这也就是《庄子》所言“其于大达亦远矣！”。既“于大达亦远”，自然难进其法眼喽。可能也有些统治者比较聪明，认为在这些“丛残小语”中有“可观之辞”，至少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启迪。也正因此如此，他们在朝廷设立稗官，犹如从民间采风那样，专门从街头巷语中收集那些“道听途说”之事，因为其中“如或一言可采”，也是“刍荛狂夫之议也”。然而这等工作,毕竟不是正途，所以“君子弗为也”，然而它也不会被消灭。小说家的存在,将会把这类人或事记载下来,专门献给统治者使用。关于这些都不是我要谈的内容，重点是繁荣时期的明清小说。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这个时期的小说的特点有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从明代开始，小说创作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其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 2 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④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⑤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而清代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到乾隆时期，才达到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而清代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明清小说发展的又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独立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这三部小说都是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故事的跌宕起伏、语言的粗犷豪放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等方面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痕迹，但在规模、思想和艺术上都大大超过了话本，是话本小说之后中国古代的一次飞跃。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二阶段除了产生《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大量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而外，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此外，《聊斋志异》的出现还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登上了艺术高峰。这一阶段的小说现实性更强，作品风格更加为一致，生活细节的描写更加细腻„„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