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研究现状

第一篇：安乐死研究现状

安乐死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塑造自我，优化人生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生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了对死的优化，于是安乐死问题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对死亡进行公幵、认真、广泛、深入地讨论研究。我国对其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学界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不胜枚举，并伴随“安乐死”热点事件的出现而激烈非常。通过细细检索这些纷纭的讨论，我们将中国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①从观点来看，超过八成的学者对安乐死合法化持肯定或积极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了否定或者保留意见。

②从内容来看，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基本由安乐死概念界定，安乐死合法性论证以及安乐死立法建构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安乐死的概念界定分歧最大，且主要集中于安乐死适用主体，如未成年人、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能否适用安乐死？其次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问题，如安乐死与听任死亡、缓和医疗、辅助自杀的区分〖(1)对濒死病人, 尽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后, 为免除濒死病人饱受痛苦煎熬, 而中断无益的或过分负担的医疗装备, 使病人顺乎自然地死亡(注意: 在此状况中, 撤除医疗设备并未导致病患死亡);(2)对临终病人采取减缓病痛的治疗方法, 如给予止痛药, 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而非以缩短生命为意图, 只是治疗过程中不免伴随缩短生命的危险(注意: 在此状况中, 药物、治疗的给予, 其意图不是为结束病患生命)〗其它的争议如是否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死亡标准的界定等等，总之, “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 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且对于每种类型, 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安乐死合法 性论证部分，学界主要从国内外趋势、伦理道德、法学理论三方面来论证，从国内外趋势而言，安乐死的立法实践已经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日本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涉及安乐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民众要求立法呼声很高。而从伦理道德来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宗教教义以及医德要求是否定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理方面，有的学者从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如死亡权、人性尊严、生命权等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究，而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角度进行论证，如安乐死的合宪性研究、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安乐死作为民事权利是否可诉？等等。安乐死的立法建构方面，由于有世界范围内的较为丰富实践，除适用主体外学界分歧不是很大，特别是程序法上相对完善，成果显著，它基本由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等程序组成，其共同点是机构、人员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以及风险监控的严格化，典型的如安乐死委员会、安乐死医师和顾问的设置、生前遗嘱和代理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见证，冷静期的设置，“裁执分离”制度，无条件撤回制度、监控执行等等，然而由于安乐死主体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若申请主体得不到有效限制，则滥用的风险将非常大。③从不足上看：

1、总括：许多讨论只是在浅层次上重复言说，殊少理论创新，而且讨论虽然一直不断，可是针锋相对的争鸣几乎没有，从而不能将安乐死研究向更深更细微的层次推进。

2、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很少有人区分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只关注所符合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与所符合的法律的实质内容不涉，是实证主义法学路线；实质合法性更为追究法律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是自然法学路线）。其次，许多论证面临“二次正当性论证亏空”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我们发现在安乐死的正当性论证上, 各种正当性论据纷纷粉墨登场, 可是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安乐死论证到底。当生命素质论遭到生命神圣论的反驳时转而诉求个体自决论（心理学上，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有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而个体自决论又会遭遇到社会责任论的诘问, 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部覆盖安乐死问题。一种理论不能独立地支持所要论证的命题, 这反映了“一次正当性论证”的无效。其次, 悖谬的是, 竟然可以从同一论据出发推出不同的结论。如人道主义是支持安乐死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之一, 但也有论者同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而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 杀人就是不人道, 因为它将活生生的人弄死, 尽管他们有时也承认杀人与谋杀的区别, 但他们还是坚持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谋杀, 因为它是故意地结束一个没有罪过的无辜生命。又如尊严论也是支持安乐死的有力根据, 可是也有人认为, 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 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 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 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由此, 尊严论据也会推出两面的结论。一种理论内部包含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 种自身的不协调也反映了 “一次正当性论证”的缺失。

3、国情认识不足：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息息相关，许多学者研究讨论了我国的民众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但并不细致，而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却很少进行讨论和细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问卷调查报告，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存在较大的问题。这里有一段在网上和论文中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安乐死调查的报告:“ 据调查, 我国目前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给200 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 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 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这段话中所说的调查报告, 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 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1.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本身不十分清楚。如前所述, 安乐死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 当一个人被问到是否赞同安乐死时, 可会能因为这个术语的动听而做肯定答复, 但当问到是否赞同“ 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 “仁慈杀死”时, 可能就犹豫不决, 要做谨慎考虑了。2.有关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许多调查问卷只给被调查者提供赞不赞成安乐死两种选择, 如果同时还提供诸如临终关怀, 在医生和群体(病友、社会团体等)的支持、帮助下与病魔抗争等其他选择,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3.被调查者的地域有很大局限性。被调查者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 而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关于死亡的观念也不尽相同, 因此, 以地域性很强的群体代表全国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4.被调查者与身临其境的末期患者还是有心理差距。波斯纳举例说, 他母亲在65 岁身体健康时, 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非常虚弱的老年妇女, 曾表示, 如果变成那样, 宁愿选择死亡, 可是20 年后, 她真的变成了那样, 却没有表示想死的任何愿望。而且在美国, 有调查显示: 认为可以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死去的美国人比例, 随着年龄增加而直线下降。这些都反映了旁观者与身临其境者的心理差距, 因此, 简单地询问是否赞成安乐死的调查, 其可信度不高。

第二篇：论安乐死的研究1

安乐死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适用对象 程序设计

一、安乐死的概述

“安乐死”源于希腊，英文是“EUTHANASIA”，因而直译就是好的死亡（更为褒义的译法是“善的死亡”），它与恶的死亡，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对立，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处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人是在极度病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 1

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

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安乐死的分类一向纷杂，常见的有毁灭型、杀害型、消极型、治疗型等种种安乐死之分类。在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基本分类。一种常见的分类是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不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人本身愿意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非自愿安乐死又可称仁慈杀死，是指当事已经失去了选择生或死的能力，但被仁慈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不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这实质就是谋杀。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不是被杀，而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合法化的根据

无论是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原则，还是从生命质量、生命尊严；无论是从个体自决还是从社会效果方面看，安乐死都有其存在的正当化根据。

1、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但是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结束痛苦死亡的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的普遍认同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2、安乐死符合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无人能免。人类在这方面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得到的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3、过多无意义的治疗是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的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症状，但却无法杜绝其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基于道义、碍于社

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不错，生命确实是宝贵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医治的，也有无法医治的。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显然，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不少人生前遗嘱明确表示：宁肯尊严地死去，而不愿意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以为正是人道精神的体现。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社会要求的。社会上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

危害性、刑事犯法性及应受到刑法处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我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我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择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

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其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

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

四、建立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虽然安乐死制度对那些无法治愈、痛苦万分的人而言，是一种体面的解脱，但毕竟是一种消灭人生命的行为，故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人利用或被滥用，制定严格、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确认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是个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有着一定的分歧。例如对于植物人、严重缺陷新生儿等的安乐死处置，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故在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就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由于我国对安乐死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社会文化差别较大，对安乐死接受心理程度不同，我国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应当以现阶段生存质量差且无可能改变为限，总结起来应包括以下几类：

1、患有严重疾病，处于极度痛苦且无治愈可能的病人：（1）、晚期恶性肿瘤患者；（2）、晚期艾滋病患者；（3）、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转者、无法移植的；（4）、因各种疾病或伤残致使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5）、具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6）、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本人已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等，经长期治疗不能恢复正常的可能者；以上疾病患者，生存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负担，适用安乐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

2、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且无恢复正常的可能者。

3、老年痴呆患者、高龄重病者和重伤残者。

（二）、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对于主动安乐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是身患不治之症且进入濒死阶段属临终病人的；

2、是肉体极端痛苦的；

3、三是在法定场合自己而不是委托他人能三次以上清晰准确地表达自愿安乐死且不反悔的。这几个条件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对于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能力的高度老年痴呆病人、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傻子”、严重畸形儿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等，他们或者没有感觉能力，或者不能开口正确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只能采用被动安乐死，它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

1、个人必须失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且无恢复的可能；

2、必须由其直系亲属申请。因为对被动实施安乐死的人而言，主要尊重的不是他们，而是对其家属利益的保护。

（三）、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

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考虑。审查程序应当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是首要程序，待确定后再进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者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是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机构，由他们负责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审查结果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执行程序由司法机关负责，由其指定的医院负责实施，司法机关必须派人到场监督，实施安乐死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或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四）、安乐死的警戒机制：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利用或滥用，还应当设立必要的警戒机制。

1、备案制度：对于任何申请安乐死的病人或家属，都必须提供全部材料给相关司法机关，由他们在实施完毕后存档备案，该档案存档期不少于20年。

2、定点制度：由司法机关指定医院负责安乐死的实施，司法机关负责对其监督。定点条件由司法机关负责制订。对于不能规范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司法机关有权撤消其资格。

3、专家库制度：能够开展安乐死服务的人员应当是医学专家，由司法机关聘请并建立专家库。在实施安乐死时，由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负责，同一医院的专家应当回避。

4、惩戒制度：对于利用安乐死制度实施不法行为的，一旦查清应当从重处罚，可以按照故意杀人来定罪，以此来防止安乐死制度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

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陈礼国 《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 2002年5月

2、王利明 《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

3、张田勘 《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 版 1998年1月

4、王晓慧 《论安乐死》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5、王志亮《刑法分则案例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第三篇：关于安乐死的研究综述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浅议

【摘要】

安乐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重病患者在不可逆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医学手段只能使人的肉体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而社会科学可使人的精神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本文从伦理价值及中国现状对安乐死的可行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立法

“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其本质是重病患者在不可挽回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其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要使不可逆转地趋向死亡的患者从痛苦状态向安乐状态转化。使不但生要生得好，而且死要死得好 实施安乐死，“也就是要把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推进到死亡过程这一领域，克服对待死亡上的愚昧观念和愚昧行为，以‘科学的死’，代替‘愚昧的死’”[2]。1安乐死：世界关注的话题

随着医学的进程，人类对“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l7世纪，弗兰西斯· 培根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无痛苦致死术”。2O世纪3O年代，欧美许多国家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安乐死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甚至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只是由于德国纳粹人介入，盗用安乐死名义，屠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使得安乐死声名狼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6O～7O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化，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安乐死的实践意义日益突出，安乐死又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安乐死不仅涉及伦理、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们对人生、生活、死亡的看法和理解，而且也引发出一系列法律问题。直到现在，人们对安乐死仍褒贬不一。支持安乐死的人看重生命存在的内容、方式，重视安乐死的权利，认为安乐死一是可以减轻重危病人的痛苦，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对他们更人道；二是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三是可以节省有限的医药资源，对社会也有利。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安乐死不仅与医生的职责相冲突，而且还可能被滥用，成为病人子女、配偶等亲属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或为了瓜分遗产等其他原因变相杀人的借口。但总的说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赞成安乐死的人的比率越来越高。尽管如此，但是否要制定安乐死法予以保护，不少国家还是审慎的。因为，在没有法律认可的前提下，用安乐死停止人的生命，有关医生和病人家属会不会导致法律上的责任；即便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地位，为防止滥用，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出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2O世纪7O年代以来，安乐死先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化。1976年，美、英、日、荷等国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安乐死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要求尊重“生的意志”和“尊严的死”的权利。1980年，成立了“国际死亡权利协会联合会”。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这是迄今为止在安乐死方面最为自由开放的举措。可见，尽管安乐死问题步履维艰，但不可否认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3]。

[1]2安乐死的面临的伦理困惑

安乐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重视来世彼岸的幸福。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任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的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摩鲁士在《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休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也可以缩短生命。尼采甚至提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自杀。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1938~1942年，由于纳粹的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名义杀死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提出了安乐死问题，安乐死立法运动也得以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是世界上主动安乐死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国家，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5, 6]。而在中国，古时候，人们就提出了这么先进的论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也”。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21世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该接受安乐死的时候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首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好死不如赖活”，要求人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尽可能延长生命。这些构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然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也需要 “优死”。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死亡时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解决死亡的质量问题。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出于孝亲、亲情，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7]。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则否。如果把有限的资源花在无可挽救、苟延残喘的绝症患者身上，实际上是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与效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医德是救死扶伤，对于垂危病人，不管其情况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职尽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人们对生活数量的要求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给传统医学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美国一位92岁高龄的女病人需做胃溃疡手术，但病人拒绝手术，医生仍坚持手术，结果病人手术后吃尽苦头，中风而亡。实施手术的医生自责：“我战胜了胃溃疡，但打败了人道地照顾临终病人的一仗”。

[8][3][4]3安乐死的伦理价值 安乐死符合生命自主原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生命自主(自我决定能力)意识不断加强。生命自主原则作为一条最本质、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病人自身的要求、自主的决定，并成为一种实践。这一原则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突出表现为充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尊重不治之症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病人自主权(autonomous right)是病人权利中最为基本的一种权利，是体现病人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作为临床医患关系和伦理学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病人在医患交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就有关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做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价值观的决定，并据此采取负责的行为。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已成为许多医务人员的共识和医疗实践中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作为病人自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病人做出决定的前提，没有知情同意，也就没有选择和决定的可能，也就难以自主。《执业医师法》中规定：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的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情况及预后有知悉权或了解的权利。病人自主权和知情权也是体现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在安乐死的实践中，表现为尊重濒临死亡患者选择尊严死亡状态的权利。对医学上无法挽救且存在极大痛苦，自愿要求解除痛苦的病人，同样具有选择以安乐方式死亡或使自己的死亡状态安乐化的权利，这是其自主权的体现

[10, 11]

[9]。

4安乐死伦理价值的保障

主张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律不能将他们纳入可以允许安乐死的人群之中。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在人权保护上人人平等，不得基于任何原因(譬如贫穷)而给予任何人任何歧视。否则，在法理上就会讲不通。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本方法是靠发展生产力。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社会医疗保障法，通过法律手段保证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强制实行、平稳运作和健康发展。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扩大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扩大医疗保险基金规模[12]。在社会医疗保障法中，应明确医保基金的筹集方法、渠道、管理，基本医保的范畴与水平，对涉及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安乐死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探讨

在我国，安乐死以隐秘或者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且社会各界支持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应然与实然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对于安乐死问题，必须在条件具备达到应然程度时，才能为其立法加以规范。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目前从社会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看，我国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和完备，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诸多问题[13]。

首先，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法制状况不完善首先，从我国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实际上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是相悖的。首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并未对公民的生命自决权作出规定。对于生存权，通过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生存权是受宪法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权利。但是，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是否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将安乐死权写入宪法，从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更是遥不可及。

其次，从刑法理论上来看，虽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本质上不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安乐死行为从客现角度来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由此可见，我国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具备相应的法制环境，且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次，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社会少数群体享有公费医疗或者参加医疗保险外，占社会大多教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退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则处于自费或半自费医疗的状态，高昂的医疗开支使许多患者及其亲友对医院望而却步，大量的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剑充分，有效的治疗与救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的绝症患者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原因而自愿放弃治疗，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成为决定人们生存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必然导致对生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

再者，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安乐死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其伦理、文化背景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它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要理解和接受这种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桕悖反的新观念，存在较大障碍，也面临重重阻力[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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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论文摘要]：安乐死是一个全社会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难题。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安乐死的分类及施行安乐死的条件，分析了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并阐述了安乐死在中国推行的限制因素及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安乐死 历史 现状 中国 未来发展

[正文]：

一、安乐死概述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致死措施。

（一）、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可分为被动与主动、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消极的安乐死，停止治疗和抢救措施，任晚期病人自行死亡；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由医务人员采取给药加速死亡，结束其痛苦的生命，让其安然舒服地离开人世。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或同意采取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施行安乐死，如有严重畸形的婴儿、脑死亡(整个脑机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停止，脑神经没有反应、感受、运动和反射等)病人，他们无法表示自己的愿望，由别人提出安乐死的建议。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和争论的应指的是积极安乐死。

（二）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一直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2.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3.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4.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5.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6.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然而，何为不治之症？怎样算是极端痛苦？这个标准是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如何看待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所以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及相关伦理学问题还是存在很大争议。

下面将从安乐死的历史及发展现状两个部分来分析安乐死的相关问题。

二、安乐死的历史发展及分析

（一）、安乐死的兴起及衰落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19世纪中叶，安乐死被看作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至此，世界上第一次安乐死兴起。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并谋求法律认可。1937年，波特尔(C.Potter)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但在1938—1942年间，因为德国纳粹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的名义杀死了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已种族达数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

（二）、安乐死的再度兴起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成立了“安乐死教育基金会。” 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美国40个州都曾提出、辩论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至1985年，美国已有3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立法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死亡这前生效遗嘱的法令，承认在法律上病人有权对自己未来的治疗作出书面指示。1974年，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组织，1976年，在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以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涌现出大量志愿安乐死团体。1976年9月3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这实际上是为安乐死取得了合法地位。

三、安乐死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分析

（一）、国外安乐死现状

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而荷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安乐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于1985年，根据荷兰安乐死国家委员会关于安乐死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安乐死是由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动。至此，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不过该法律安乐死的规定也相当严格：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

人的治疗等。不过，澳大利亚除了北部地区外，其他州或地区仍认为实施安乐死是犯罪。

在丹麦，1992年10月也颁布并实施了一项有关安乐死的新法。乌拉圭已立法允许主动安乐死。英国某项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民赞成某种情况下的安乐死。法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85%的公民赞成安乐死。可见，接受安乐死这一优死方式已成为世界趋势。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才不构成犯罪。这例案件，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医学和法律范围，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曾经对请教死亡问题的学生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于是避而不谈。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恶也”，认为生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死则是人极为厌恶的。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生死问题上的主旋律是：忌讳谈论死亡而崇扬生命，注重养生之道追求健康长寿，爱惜生命不轻言死亡。二千多年的封建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重生恶死的伦理道德思想，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这些都使得安乐死在中国难以推行。

不过，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由此安乐死立法问题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目前我国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还不深人，对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安乐死的实施条件以及安乐死立法的伦理学依据等的研究都还不够。我认为，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应该针对相关问题，借鉴国外的部分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研究和论证，为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奠定基础。

安乐死的争论，涉及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命观、死亡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从争论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当社会文明、人道、法治、医疗、福利水平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的时候，安乐死就有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安乐死，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

关于安乐死的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事实终究会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但不管怎样，我们珍惜这活着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许士凯等著.安乐死启示录[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邱仁宗著.生命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3]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4]徐天民著.中西方原学伦理与比较研究[M].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5]楚东平著.安乐死[M].上海文化出版社.

第五篇：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前言】 泰戈尔曾经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安乐死正映衬了这句话，它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可以减少痛苦。但安乐死目前却成为了社会上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究竟该不该对绝症病人安乐死呢？这是目前社会上争执不休的热点话题。现在就让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回顾一下安乐死的历史发展，以及现状问题。

【关键字】安乐死的定义，历史发展，现状问题，支持，反对

【正文】

一． 何为安乐死？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根据安乐死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地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两种，积极安乐死又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出治疗措施，任其死亡。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目前，除了少数的几个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之外，其他各国都对安乐死持有不同的态度。

二． 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他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问题。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本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支持这种做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资源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这可能是适宜的，但当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普遍了。在东方，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的自然死亡，“圆寂”、“坐化”等是佛教徒梦寐追求的死亡方式，同时也是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在西方，“安乐死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话题，近代大规模的安乐死运动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兴起的。19世纪，安乐死被视为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而被运用于现实实践中，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由此开始。193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利用“安乐死”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对于非日耳曼种族的屠杀，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医疗措施的进步，是的治疗过程相当冗长，这样一来就增加了病人临终前的痛苦，甚至会带着痛苦死亡。于是就有了受不了病痛折磨而哀求医生提前结束他的生命的事情发生。因此，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就在当前社会中层出不穷了。

自上世纪50年代起，西方一些法律理念先进的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实际上，对安乐死问题的争论，其内在核心仍然是“该不该非犯罪化、合法化”和如何非犯罪化、合法化“这两个方面的问题。1976年9月30日，没过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自然死亡法》，首次为被动安乐死的实施确定合法地位，揭开了人类安乐死立法的序幕。目前在美国40多个州制定了类似的自然死亡法。然而，直到目前，在全美的50个州，任何形式的主动安乐死都被视为非法。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队消极安乐死没有异议，而对积极安乐死往往持反对态度。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在经过长期的争论之后，率先同故宫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承认主动安乐死的法律---《晚期病人权利法》，并于1996年7月1日开始生效，如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2000年1月28日，荷兰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10日，该法案又获得参院通过，从而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2年9月23日，比利时开始正式实行安乐死。从而继荷兰之后，比利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以法律形式准许安乐死的国家。

三． 安乐死的现状

安乐死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虽然目前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也不乏居多的反对声音。各国任然对安乐死采取消极或者中少是谨慎的态度。从伦理方面来看，首先就关系到人们对生命的态度或是对生命价值的批判标准。其中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基于基督教教义的生命神圣观，认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剥夺人的生命。这种文化价值判断在西方有很厚的历史底蕴。其中以康德伟大代表“人并不因为痛苦而霍地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生命是一种神圣的信托。相对立的，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眼中，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身体，当然也就包括选择死亡。但这种学说因为将权利绝对化而经不起推敲。其次从社会整体效果来看，赞同者认为，安乐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学资源浪费，使社会有限的医学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同时，反对者认为，允许安乐死会阻碍医学的新突破。但最重要的是安乐死与生命权的关系。

安乐死的问题之所以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在于从法律上讲国家负有保护公民生命的义务。一般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的三大自然权利。其中生命权又是三者的核心。生命权是法律价值的基础和核心，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生命权保护对宪法的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是法律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生命权的宪法确认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生命权的法律意义还表现在它为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提高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提供了社会价值基础。生命权法律价值的普及过程是推动法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形式。宪政经验告诉我们,生命权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进而无法形成实现宪法的“共同的社会意志”。

在我国，首先，安乐死在道德上的困境。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的重生恶死的生死观对国人影响非常深。安乐死的实施必须符合人道主义观点，在我国，尤其要在道德上加以规范。两千多年的封建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重生恶死的伦理道德思想没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想违背。其次，安乐死与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密不可分，可是我国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本无法提供健全的医疗保障。由于经济原因而对晚期病人放弃治疗的情况大量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些贫困地区对于绝症病人根本不送去入院治疗的情况根式普遍现象，一些晚期病人请求安乐死并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贫穷。最后，我国医疗技术的瓶颈和医生的职业道德有待提高。实施安乐死的前提必须对病人病情进行正确的诊断，而我国目前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检测手段还相对落后，这与安乐死实施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同时由于医疗体制的弊端，导致医生职业到底严重缺失，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安乐死兵力的诊断心存疑虑。尽管医学界也并不乏德艺双馨的好医生，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在医疗技术，医生职业到底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安乐死实现操作。

四． 我国安乐死案例

1986年6月23日，54岁的妇女夏索文因患肝硬化、肝脑综合症而住进汉中市医院；6月27日 晚，患者出现烦躁不安症状，时发惊叫，经安定处理后入睡。第二天，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 在得知母亲已经再也无法康复后，向该院院长请求为免除其母的痛苦，结束其母的生命，但 遭到了院长的拒绝。随后，其子及小女儿又转向住院部肝炎部主任濮连生反复提出同样请 求，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濮开具处方并注射之后，患者于6月29日凌晨5时死亡。1986年 9月，汉中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将两位直接责任医生及夏某的儿子和女儿收容审查。检察 机关在审查此案时，对两位医生的行为形成了三种不同看法：①认为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②认为其行为构成过失杀人罪；③认为其行为没有构成犯罪。由于对该案的意见发生分歧，公安机关将两位医生解除收容审查，改处取保候审。同时，汉中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最后作出有罪判决。这是我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

五． 对安乐死的思考

很多人出于对人权的考虑觉得对人实施安乐死是对病人生命的一种不尊重，然而就我个人而言，当一个人存活对于自己活着家人都是一种负担时，放弃自己的生命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尽管，很多实例中，病人的家属都宁愿自己承受痛苦也想要把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亲人之间的爱是伟大的，无私的。但有时我觉得更加需要尊重病人自己的意愿。但是，安乐死在我国目前为止实施难度太大，对于医生以及病人的监护人的医疗水平和道德都具有极大的考验，想要实现中国的安乐死，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1】张田勤，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 【2】郭锐林，安乐死的刑法问题思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李爱国，现阶段实施安乐死的伦理论证，医学与社会，2007.【5】冯毅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再思考，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6】贺撒文，论安乐死的立法现状、困难及对策，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