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第一篇：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关于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腐败被称之为‚全球灰色瘟疫‛、‚腐败癌症‛。正如有些学者所讲：无论是在少数发达的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被看作‚典范‛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是脱胎于前东欧的新‚民主国家‛；无论是在自称为‚高度法制‛的国家，还是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国家，腐败的存在无一例外地象瘟疫一样，极大地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破坏着经济发展，腐蚀着政治清明。特别是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国外称之为‚公务员犯罪‛或者‚白领犯罪‛。在我国，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亵渎权利的集中表现，是最为严重的腐败形式，其危害居各种腐败现象之首，它使社会公共原则和政府管理秩序遭到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被扭曲，国民的凝聚力被涣散，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和国家巨额资产浪费，效益下降，民心丧失，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心腹之患。所以，从古至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且把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颁布严厉的专门法律，组建权威的惩防机构，动员广泛的群众参与，取得了明显成效（透明国际、英国之行）。我们党也是一样，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建 党之日起，就把‚反对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臶上。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更加重视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关系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表明：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积极开展各项预防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透明国际的评价：我国从98年至08年，由2.5上升到3.5，其他国家则用了数十年）。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加之一些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以权谋私导致腐败现象易发、高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势头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得到有效

遏制。

一则案件数额越查越大，全国检察机关90年查处的百万元以上案件仅17件，94年上升到367件，96年上升到575件。然而到了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查处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平均每年7051件。最高案值也在不断刷新，如河北省机械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因受贿47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其单笔受贿金额最高是1600万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1.1亿多元，其单笔受贿最高是8250万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等等。二则贪官职务越查越高。全国检察机关93年至97年，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90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而2003年至2007年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3929人，其中厅局级干部930人，省部级干部35人，分别上升了380％、251％和400％。三则顶风作案现象比较严重。我省近两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年或继续作案的占78％；我市2005年至2008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年或继续作案的占53.1％。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们侦破能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犯罪分子藐视法律，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四则‚一把手‛犯罪突出。山东省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700多名县处级干部中，担任‚一把手‛的占57％。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受贿案，牵出40多名‚一把手‛；马德、韩桂芝、田凤山受贿串案，牵出50多名‚一把手‛；李大伦受贿窝案，牵出76名‚一把手‛；孙楚寅受贿案，牵出30多名‚一把手‛等等。‚一把手‛犯罪社会影响大、造成危害大、查办难度大，这是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

二、渎职侵权犯罪对社会的破坏力日益凸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973件/42010人，渎职行为共造成14049人失去生命，2033人严重伤残，直接经济 损失达439.8亿。2008年又立案侦查各类渎职侵权案件7240件/8939人，其中重特大案件3211件，县处级以上犯罪大要案307人。有关部门作了一个对比分析，1998年至2002年间，平均每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是18万余元，而同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是245万余元，二者相差近25倍。由此可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如2007年至2008年，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18起特大事故案，造成680人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有136人因执法者监管不作为而构成渎职侵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有350多人因失职渎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二是滥用职权，违法从事公务。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旦权力到手就狂妄自大，为所欲为。某地法院院长听到背后有人骂他，就命法警将骂人者捆绑毒打；某县县长对几名干部举报其违法行为不满，就指使政法部门将举报人定罪判刑；有的因单位或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就利用职权，以‚查税‛、‚查费‛、查账‛、‚查假‛等手段报复执法对象。还有四川省成都市住房改革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人，因滥用职权，造成住房公积金损失2亿余元；湖南省娄底市原常务副市长等人因滥用职权，造成住房公积金损失8200万元。据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推算，我国每年因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元，占GDP的6%左右。三是徇私舞弊，权钱交易。近年来，查办的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绝大部分与土地征用/房地产开发以及国家管控的重要资源、重要项目、重要 配额有关。如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李嘉廷、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插手经济活动，为自己和亲人牟利。广东省安监局原副局长胡建昌，受贿4万港币，便违规给一家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煤矿发了生产许可证。不到两个月，该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夺走了123名矿工的生命。四是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如海南省琼中黎族自治县法院一副院长，在缺乏执行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竟批准拘留85名被执行人；河南省周口市一个住户，仅因对一名法院书记员的姐姐说了一句牢骚话，竟被公安局三个民警殴打致死，情节恶劣，令人发指。

三、群体犯罪导致地域性窝案串案增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形式，带来的是多环节、多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使得每一个环节都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因而容易形成一个腐败链。再则，不少‚一把手‛犯罪造成的上行下效、交叉感染，加之金钱诱惑，很容易导致‚一窝蜂‛式的犯罪。从掌握的情况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地域性窝串案越来越多，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广，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等犯罪被判处死刑后，《中国新闻周刊》以《广西现象》为题，披露了广西地区的腐败犯罪问题，仅2000年1月至9月，广西检察机关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998件。其中贪污贿赂案件883件1020人；渎职案件115件145人。从当时看，查处腐败分子之多、层次之高、领域之广、个案金额之大是绝无仅有的。辽宁省慕绥新、马向东案件中，涉案人员400余人，其中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正局级11人、副局级7人、县处级100余人，包括沈阳市原市长、常务副市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和2名副院长、市政府秘书长和3名副秘书长以及9名局长，已收缴和扣押的赃款赃物、非法所得共计2亿多元。黑龙江省马德案牵出了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绥化市市长王慎义等260名官员。这一连环腐败案，涉案面积大、范围广、影响深，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马德作为市委书记，向下受贿，向上行贿。下面县长便上行下效，使贿赂下线延伸到乡镇一级，形成了一个跨省、地、县、乡在内的纵横交错的腐败生态链。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牵出158名官员。李大伦因受贿140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因受贿310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市长周政坤因受贿12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副市长雷渊利因受贿23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犯罪行为带坏了一大批干部，导致大面积腐败盛行，给党和政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四、权色交易成为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的一大毒瘤。近年来，作为贪腐共生现象的权色交易呈现出蔓延扩展的趋势。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调查表明，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中，95％以上有情妇。他们由权入色、由色入贪、贪色兼容的堕落轨迹惊人的相似。《南方周刊》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其中36名被曝拥有情妇。原中国建行董事长张恩照的辩护律师说他本人当过39个副省级以上高官的 辩护人，只有张恩照一个人没有情妇。《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应谨防哪些诱惑？‛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美色诱惑和性贿赂‛。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近几年来，三次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将作风建设上升到党性修养高度。权色交易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有：1.腐蚀了一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以权谋色首先导致了以权谋财，使色官变成贪官。2.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可以设想，我国每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500人左右，95％以上有情妇，就按每个情妇花销在50万以上，加起来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据说，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情人身上花费3千多万元，张家港市烟厂原厂长李国庭在情人身上花了2千多万元，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9个情妇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仅在一个黄姓女人身上就花了1500多万元。3.严重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秩序。贪官包养情妇和接受性贿赂以后，必然要滥用职权或采取其他手段为其谋取不法利益，如违规审批、违规放贷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卖官买官、干扰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以色拉拢司法干部、导致司法腐败等等。如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为回报情妇，先后违规批准贷款18亿，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4.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一些地区黄色屡禁不止，贪官贪色是一个重要因素。再则，贪官贪色诱发许多不安定因素。如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梁冠中杀‚二奶‛后碎尸、原云南省昌宁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情妇、原山西省阳泉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长王俊平雇凶杀死‚二奶‛母女焚尸等等，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的稳定。总之，贪官贪色腐蚀的是党的干部，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形象，损失的是人民群众的巨额财产，摧毁的是人们思想道德防线，败坏的是社会风气。

五、家庭成员共同犯罪同堂受审成了职务犯罪的一道法制教育的风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廉洁自律，又放纵家人，导致亲情扭曲、防线失守，家庭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据有关部门对3000多起案件进行分析，家庭成员共同犯罪有510起，约占17％。职务犯罪家庭化是腐败的一个新动向，它是由领导干部个人实施腐败犯罪向以家庭血缘关系为背景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转变，是职务犯罪通过家族关系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标志，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隐蔽性。主要分为以下情形：一是丈夫主动型。做官的丈夫主动贪污受贿，老婆孩子收钱窝赃。如重庆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受贿2200余万元，其老婆帮他收钱，并一起装了8个箱子，隐藏在购买的新房内，晏大彬被判死刑，老婆被以窝藏罪判刑。二是妻子主导型。主要是指那些‚惧内‛的官员，他们对妻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妻子则以吹枕边风，百般恳求等手段，为丈夫腐败推波助澜，硬是把丈夫一步步逼上犯罪道路。原宁波市委书记许某就是经不住妻子的再三劝导，帮助别人解决贷款，结果受贿400万元，给国家造成损失数千万元，结果夫妻双双进了监狱。三是共同参与型。就是家庭成员齐上阵，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甚至批条子、打招呼、收受贿赂一条龙作业，形成了以官员为核心的职务犯罪圈子。有的夫唱妻随，有的父子联手，有的公媳合作，有的翁婿互助，有的全家动员等等。如河南沁阳铝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因受贿等犯罪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儿 子、女儿、女婿一家十口人也因涉嫌贪污、受贿、包庇等罪名入狱。还有韩桂芝，她的妹妹、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共六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四是分别腐败型。夫妻双方都是领导干部，各有各的腐败渠道和方式，分别实施犯罪，结果殊途同归，一起走进了监狱。五是子女强迫型。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员并无腐败之心，倒是他们的子女时时觊觎着父母的权力，并且千方百计地强迫父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昌达，从教师到副省长，一生谨慎，结果因为受女儿之逼，利用职权违规批准一家公司挪用429万美元，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而被判刑。腐败的家庭化、家族化发展下去，就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和资源集中，形成以家族为代表的少数财富家团，直接腐蚀、瓦解其他官员，加速权力系统的腐烂速度和腐败程度，影响社会公德和国家的经济基础。

六、经济建设热点领域成了职务犯罪的‚重灾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建设热点不断变化，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也随之调整了进攻方向，把黑手伸向热点领域，直接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是土地系统和房地产行业职务犯罪案件高发、多发。2008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在该省土地管理系统就查办贪污贿赂、渎职案件50人，仅市、区局长就有30余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会诊房地产领域‚腐败综合症‛。他们认为，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腐败大案的多发‚重灾区‛。如重庆地产窝案，有10名厅级干部因受贿而落马。该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受贿1796万 元，副局长梁晓琦受贿1589万元，分别被判死缓。还有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和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一个被称为‚炒房区长‛有14处房产，一个向开发商要钱低价买了多处房产，两人分别被判死缓。广州市花都区国土局原局长谭斌因违规转让6000亩土地使用权造成损失高达3.4亿元，被绳之以法。二是工程建筑领域成了实权人获取高额回报的领域。近年来，不少贪官利用手中权力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十分突出，涉案人数占整个案件的40%左右，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已查处的交通厅局长中，95%以上是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而从中收受贿赂。成克杰、陈希同、刘方仁等高官也都是插手工程大发横财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岛市规划局长也是利用批准房地产规划项目之便收受贿赂860万元。三是开发区成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如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赵国利鲸吞公款2000多万元案；常州市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许和平、副主任赵锦土、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沈剑平、开发区贸易发展局原局长戴建华等40多名犯罪分子，鲸吞公款数百万元。我市沌口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耀源，因受贿罪被判刑8年。重庆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四是国有企业改制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最后的晚餐。郑州电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丁继平、副总经理张向武、朱培春等10人采取虚列项目、打白条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达800余万元，10人分别被判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哈尔滨一家原本拥有35.28 亿债权的国有企业，由于主管部门及企业领导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竟然以1.65亿元的价格‚打包‛转让，中间商获取暴利，国家却遭受重大损失。

（二）关于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对策研究

上述职务犯罪的实证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腐败的发生发展规律和态势及其危害性。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一、充分发挥司法的控制作用，彰显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的声威。

严肃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是直接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势头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威慑效应。即通过案件的查处，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震慑违法犯罪人员，以儆效尤。二是挽救效应。即通过查处，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三是鼓励效应。即通过案件的查处，增强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激励群众反腐败的热情。四是维护效应。即通过办案，纯洁党的组织，维护党的纪律。要把这四种效应发挥到极致，关键要看惩治犯罪的力度，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真正实现‚凡腐必惩‛。严肃党纪国法，坚决查办违法犯罪案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这些年，贪官似乎越抓越多的怪现象说明，我们的刑罚的威慑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职务犯罪的黑数还大量存在。某省检察院搞了个900人参加的问卷调查，有29.2％的人认为职务犯罪被查处数与实际发案数的比例在10％以下，有44.8％的人认为在20－50％之间，有26％的人认为在60％以上。我市2006年至2008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33.2％是自行发现的。所以，我们不能迷信‚杀一儆百‛的效用。如果在100个贪官中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人又能有多大威慑作用？难怪有的专家说五十年代杀了张子善、刘青山，管了30年，现在年年在杀，也没有那时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刑罚最大的威慑力不在于它的残酷性，而在于它的及时性和必定性。如果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刑，那刑罚的作用将是巨大的。‚凡腐必惩‛就没有人敢腐，‚伸手必被捉‛就没有人敢伸。事实说明，办案才是硬道理。这就要求我们检察机关，还有纪检监察部门一定要充分履行职务犯罪监督职能，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提高侦查水平，加大查办案件力度，通过严查，最大限度地减少职务犯罪黑数，彰显惩治的特殊作用。

二是必须突出反腐败的重点，加大惩治领导干部腐败的力度。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多次要求突出查办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大案要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又再次强调：‚要严肃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种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把领导干部作为查办和预防的重点对象，这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因为他们掌握的权力越大，腐败的几率就越大，造成的危 害就越大，产生的影响就越大。依法严厉查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不仅能向公众表明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坚强决心，而且能够有力地震慑其他职务犯罪。但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具有智商高、权力大、反侦查能力强等特点，所以，加大领导干部惩治力度，一则体现在敢于查处上。对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要依法严惩，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则体现在抗干扰上。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领导集体或个人干扰执法，以权压法和为犯罪分子提供保护伞。三则体现在除恶务尽上。就是他们的同案犯或者利用他们职务之便作案的其他人，主要指他们的配偶、子女。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女，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犯罪案件就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因此，不仅要坚决查办案件，而且要使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痛不欲生。‛以彰显法律的威严。

三是必须充分发挥刑罚的制裁功能，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控制腐败犯罪行为的发生，就必须设法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而刑事制裁是提高腐败犯罪成本最有效的措施。首先我想谈谈对行贿人的处理问题。记得2006年，香港发生了内地研究生陈静行贿老师买考题的案例。陈静希望得到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给香港一大学老师送了1万港币，结果被香港法院以行贿罪判处陈静即时入狱六个月，1万贿款充公，并且被开除学籍，人生将被记上永远抹不去的贿赂犯罪污点。该案从发生、举报、完成调查到法院判刑仅用了9天时间，其威慑效果、教育效果是巨大的。反思我们在对行贿人的查处上，的确有一个 打击处理太轻的问题。有一个贪官在监狱里曾说过‚行贿人象蚂蟥一样叮着我，周围的人像赶鸭子一样把我送进监狱。‛不少的当权者，特别是‚一把手‛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围追堵截‛，光靠良心、靠信念来抵抗，是软弱无力的。发生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以原副院长柯昌信、胡昌尤为首的受贿窝案，牵扯20多名法官，而行贿者中有40多人是专攻法律、有较高的政治和法律素质的律师。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副主任、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接受207人334次的贿赂。207个行贿人遍及37个乡镇，行贿率达100%。行贿不灭，受贿猖獗。因此，一定要充分认识严肃惩处行贿犯罪对于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受贿犯罪的重要意义，在继续严肃惩处受贿分子的同时，对严重行贿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肃惩处，坚决打击。其次，我想谈谈‚轻刑化‛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免刑和缓刑的比例从2001年的51%上升到66%；特别是渎职侵权案件，则由2001年的52%激增为82%。如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矿难等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嫌疑人629人，法院对249人作出刑事判决，免刑131人，缓刑107人，两项人数占总人数的95%。2006年底，山西左云矿难渎职案件中，12名渎职官员，有9人被判处缓刑，3人被免予刑事处罚，而这起事故却造成了56名矿工死亡。这种‚轻刑化‛危害很大：它打击了人民群众同腐败作斗争的满腔热忱，放纵了腐败分子，挫伤了反贪干警的积极性，损害了公平正义。正如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主席敷田捻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所讲：当前最重要的是完善各国的审判制度。如果刑事审判 制度得到很好的完善，犯罪后能逃避处罚的概率降到很低水平，将会给犯罪分子以最大的威慑。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实。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保证。思想教育特别是廉政教育，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觉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其作用，使每个党员干部进入一种自律形态，即‚我应该廉洁‛、‚我要廉洁‛和‚我想廉洁‛，关系到反腐倡廉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总体成效，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着重大意义。

一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形成全社会的反腐败氛围。腐败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力量才能解决。著名法学家王牧说过‚犯罪学理论发现：归根结底，犯罪根源于社会。因此，最有效的犯罪对策存在于社会之中，这就是犯罪的社会预防。‛反腐败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既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对腐败危害的感受最真切，反腐败愿望最强烈，他们又是反腐败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最高。所以，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我们反腐败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反腐败的法律意识和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反腐败。二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牢固树立敬畏法律的观念。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不少贪官有一个共性，他们在忏悔时往往把‚不懂法‛视为他们走上腐败之路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四川乐山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曹桂芳忏悔时说：‚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直到被逮捕，才知贪污是重罪。‛四川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忏悔时说‚深刻剖析自己犯罪教训时，我发现自己最致命的问题是不知法，不懂法。‛云南澄江县政法委书记何久能在忏悔中说‚我走到这一步，是不学法的结果，是不学法害了我。‛浙江绍兴县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志峰，具有博士学历，在庭审时，他也忏悔道‚如果有来生，我会认真学法。‛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只是个托词。再如商务部法条司巡视员郭京毅、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神华集团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副董事长、法学博士王杨、湖南省法院系统‚明星法官‛唐吉凯、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等等，他们不会不懂法，可也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事实告诉我们：腐败与是否知法无关，关键是要有敬畏法律的观念。否则，即使是法学专家，资深法律工作者，也会成为犯罪分子。就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忏悔的那样‚要时时刻刻把法律之剑悬于头顶，用道德之绳捆住双手，用理想之光照耀心灵，才不至于丧失党性，迷失方向。‛这也提醒我们，在强化廉政教育时，不仅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懂得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之后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更要使他们知道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触犯性，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从而达到‚不敢犯‛的效果。三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首先，加强干部的廉政教育，必须以坚定我们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为重点。很多贪官就是因为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理想信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迷失了方向，滑向犯罪深渊。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等人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走向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法号。他们烧香拜佛，寻求保护，张恩照还专门请了一位‚半仙‛给他算命，说他晚年一定顺利，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敬神拜佛花费达几十万元，但最后都没有逃脱牢狱之灾。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了余地‛，他给家人都办了护照。山东泰州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有的贪官总结说：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应该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正如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忏悔时所说：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飙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其次，加强廉政教育，必须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贪官们把官和钱看得太重了，私欲严重膨胀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中行原行长刘金宝受贿8000万，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可他的母亲和一个傻弟弟却住在一个四五十年的破房子中他也不管。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的看病费用，也拿到单位报销。河北省机械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受贿4700多万元，大都放在家里，每天回去 都要数一数、摸一摸，他还告诉记者‚这叫静静地欣赏‛。河南省交通厅三名厅长‚前腐后继‛的第一任厅长曾锦城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还是大家拿，不拿白不拿。台上有人给你钱你不要，等你下了台就再也没人给你送了‛；第二任厅长张昆桐说：‚党内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现在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关键是看招数，只要别撞到枪口上就行‛。他们认为‛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分不清主流与支流，结果走向犯罪深渊。

四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净化每个党员干部的心灵。廉政教育不同于其他手段，不具有强制性，不一定立竿见影。但‚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人们的思想，使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具体就是要把好‚四关‛。首先要把好初始关。比如说现在的行贿人，他们行贿时都一再‚包装‛，即使你第一次拒收，他也要看你拒收的脸色是‚晴天‛还是‚多云‛，他也要捉摸你拒收的态度是坚定还是犹豫，他还要再三判断你拒收的原因是嫌少还是当时的环境不好等等。有的人为了掩人耳目，总是要寻找和等待多种机会和借口。如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如此等等，就这‚十二下‛，对你能否坚守住底线，把好初始关，就是个严峻的考验。只要你接受一下，哪怕是偶尔疏忽，那就成了‚湿手抓面，想甩也甩不净‛。李真的贪念是从一条烟开始的；巫山县的晏大彬受贿2226 万元是从一条领带开始，重庆规划局长受贿1796万元是从第一次收红包50元开始的。由此可见，把好初始关是十分重要的。其次要把好交友关。一定要瞪大眼睛交友，千万不能让那些心怀鬼胎的势利小人钻了空子。当他给你送礼或请你吃饭，心里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特别是那些商人，他们信奉的是无谎不成媒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他们看上的是你手中的权，梦寐以求的是用他的钱买你的权，用你的权换取他们更多的钱。根本谈不上交朋友。所以，沈阳市原财政局长李经芳在监狱里深有体会地说：‚往往是铁哥们把铁哥们送进了铁笼子。我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送了钱打死不说的，从来没有。交待最及时的往往是情人，揭发最彻底往往是哥们。‛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渎侦局原局长根红苗正，多次被评为全国和省市先进。由于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交上朋友，上了贼船触犯刑律被判刑。他无比悔恨地说‚我之所以走上犯罪歧途，主要是因为交友不慎。‛第三要把好道德关。有句话说得好：‚贪如水，不止则滔天；欲如火，不遏则燎原‛。特别是色欲，即权色交易。我们要探索有效遏制权色交易的新举措，严肃党纪国法，严厉查办官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职务犯罪案件；强化对官员私生活的监测，把官员生活作风的监管纳入反腐败视野，使反腐败趋向精细化；创新教育方式和内容，注重提升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商并有效干预其心理健康，使他们远离权色交易腐败。第四要把好权力关。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但是权力是可把‚双刃剑‛，一旦变异，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就是对权 力的亵渎，最终被权力所伤，甚至丢掉生命。如成克杰、胡长青、王仁杰、王怀忠、郑筱萸、李真、李有灿、戚火贵、晏大彬等一批贪官，正是在玩弄权术，以权谋私中走上了断头台。所以，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也就是要讲官德，以德从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三、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推动反腐败斗争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反腐倡廉和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是确保反腐败斗争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我国的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同志也讲过，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我们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工作规划》，不断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和预防职务犯罪法规制度。

一要注重制度制定的前瞻性和及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出台了一批有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制度规章，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发展中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分析不透，预测不准，导致有些制度相对滞后，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制定规章制度，一定要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适应党的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通过对各项工作的及时分析和准确预测，尽早制定相关制度规定，尽快规范各种从政和经济行为，从而阻断某些党员、特别是手中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钻制度的空子，以权谋私，违法犯罪。

二要注重制度制定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关反腐倡廉建设的法规制度有7000多个，仅国企方面就有制度规定10000至12000项，但由于不配套，有些制度刚性不强，只规定了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没有规定违反了制度应该如何处理；有些制度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有些制度弹性过大，让人无所适从，缺乏可操作性，制约了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要克服在制度方面的无序状态，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而制定各项制度，并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修订已出台的法规制度，从具体事件上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保证各项制度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要注重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更要靠人去执行。苏格拉底在讨论政治秩序时认为，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当前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遵守制度的精神。若没有守法精神一以贯之地支配人的行为，指望通过不停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如贵州茅台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有句口头禅‚人情大于王法，关系重于制度‛。有一个法院院长说：‚老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正是这种践踏法律、藐视制度的心理，前者受贿3000多万元，后者贪赃枉法，皆成为历史的罪人。因此，一定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不管是谁，都不能有凌驾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权，要树立制度执行比制度制定更重要的观念。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执行和落实。制度越完善，执行越有力，产生腐败的机会就越少。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模范遵守和执行各项廉政制度，坚决制止违反廉政制度的行为，真正体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四、充分发挥监督的制约作用，堵死滋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通道。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强化监督。然而，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监督权往往与被监督权在司法中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具体监督人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在有些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处于一种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准监督的尴尬境地。正如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总结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时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就是最好的例证。最后一任厅长石发亮总结说‚对权力的行使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手段，是我们三任厅长落马的共同悲哀。作为一把手，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拨款一支笔，招投标一个条，用 人一句话，决策一手拍。最容易滋长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最容易出现临时动意，个人决断；最容易出现随意表态和当场说了算的现象。那么腐败的产生，官德的丧失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程度深浅问题，罪恶大小问题。我们的悲剧说明，任何不要监督，缺乏理智、法纪和良心的‘绝对权力者’最后都会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因此，一定要把权力运行全方位臵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监督贯穿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政党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行政内部监督。

政党监督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专门监督，也包括了党组织内部上下级和同级党组织内的监督。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是杜绝个人说了算、专制独裁现象的最有效的监督手段。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查办案件中，我们发现很多领导干部犯罪特别是‚一把手‛犯罪，都是因为领导班子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不够，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领导成员之间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制止的不制止，甚至对有的领导成员胡作非为、蜕化变质的罪行也不敢揭露而造成的。如云南烟厂原厂长褚时健提出要私分300多万美元时，总会计师明知不对也不敢坚持原则，使褚犯罪得逞。再如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的第一任厅长曾锦城，一位市领导请他吃饭要请他多拨点交通建设款。曾 指着酒杯说：你喝一杯，我给你增加一百万。不会喝酒的市长硬是喝了九杯，曾当场指示计划处长‚明天给他们市增加九百万。‛还有第二任厅长张昆桐，在一个贫困县检查工作，中午吃饭时，精明的县委书记说‚为了表达对你的欢迎，我们特地把慈禧太后用过的铜火锅供你涮羊肉。‛没想到一句最普通的假话，让张激动不已，他当场对计划处长说‚冲着县委书记的热情劲，明天给他们追加拨款800万。‛试想，如果在场的人有一个敢提出反对意见，如果真正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他们就不会这么嚣张。

社会监督即群众监督是我党加强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夺权—新生—衰败—灭亡‛的历史‚周期律‛时，就决然的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也强调：‚要有群众监督机制，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实施纲要》从制度上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最具体、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但目前，实现群众监督存在一些障碍：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管；二是怕遭受打击报复，不敢管；三是对查办结果失望，不屑管等等。一定要教育群众树立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做到敢于监督；同时，努力在党内、党外营造民主监督的氛围，通过开展行风评议活动，搞好听证质询、实施公开承诺制，建立保障群众监督的制度机制，引入群众评价体系等形式，使广大群众及时的无所顾忌地对党和 政府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监督。

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是揭露和打击腐败行为的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西方社会将舆论监督视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由于他们奉行的是‚新闻自由‛‚新闻独立‛制度，所以舆论监督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如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等等。这些权力的具体运用，的确为惩治各国的腐败现象出了大力。如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尼加拉瓜前总统波拉尼奥斯、孟加拉国前两任总统、柬埔寨前首相拉那烈、波兰前副总理等人腐败案，还有日本内阁成员腐败导致安倍总理被迫辞职等等，新闻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新闻媒介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舆论工具，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在于‚组织舆论宣传，推进反贪倡廉；实行舆论监督，促进为政清廉；开展法制教育，重在启迪人的良知；着意新闻指导，鼓舞人民同贪污行为作斗争。‛这些作用的应用和发挥，为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实施纲要》中规定：‚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改进工作。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媒体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当好‚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廉政的守护者‛。

行政内部监督通常由自我监督（即行政组织内部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了解、督促、指导和控制）、行政监察（即行政监察机关 对所属部门的行政工作实行的专门监督）、审计监督（即国家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各种经济部门和经济单位的财政、财务、资金收支实况等进行的审查和监督）这三部分组成，是最直接、最迅速和最有力的监督形式，对于发现、揭露、查处和抑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活动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审计监督，2005年审计长李金华一份审计报告揭开了全国电力系统犯罪窝案的盖子，38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再比如我们在剖析贪污贿赂犯罪时，发现不少单位和部门有大量的小金库和巨额帐外资金，有的竞高达上千万上亿元，不少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如果我们加强了行政内部监督，使各级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臵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就可以及时堵塞漏洞，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消除在萌芽之中。

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利国利民，千秋功德。我们一定要准确把握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特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臵，认真查找滋生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仔细探求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还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形成拒腐防变的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努力把腐败降低到最低限度，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第二篇：浅析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终稿)

浅析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

特点及预防

年

级

2011级

姓

名

袁静

专

业

法学

指导教师

刘耀彬

2011年11月1日

摘

要

职务犯罪是最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它直接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法律统一实施，毒化社会风气，危害极大，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亟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特点以及对预防的构想，其特点表现为：犯罪领域广泛化；犯罪群体化；作案手段多样化、智能化；犯罪跨区域化、国际化。针对这些特点，本文提出了完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强化监督机制，注重权力制约；增强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科技含量；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力争反腐国际化等对策，以期能为我国当前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职务犯罪 危害 特点 预防对策

Summary The duty crime is the most serious social corruption, it directly violated state organs of norm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and office staff honest behavior,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countries,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reaking the law implemented uniformly, spoil social atmosphere, great harm, has become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socialist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studying deeply, but also needs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uty crime and to prevent the idea, its characteristic: crime areas, Crime groups;Means diversification, intelligent, Cros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e.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esents a 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prevent position crime,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pay attention to the power restriction, Strengthen and prevent position crime technology content, Learning experience abroad, strive for anti-corrup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he current prevent and punish crimes to provide some useful work of reference and.Keywords: Jobbery crime harm features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引 言

众所周知，职务犯罪是社会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该行为直接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法律统一实施，毒化社会风气，危害极大，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客观上讲，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推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人民群众对我国在职务犯罪预防和惩治工作领域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并予以认可的，对此，国际社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当前职务犯罪在我国某些领域内呈易发、高发趋势，大案要案的遏制还不理想，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必须花大功夫，下大力气来发现并认识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的方案。

一、职务犯罪概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按照法律规定，职务是行为人因依法或受委托从事公务而取得的法律身份，是以执行相应的公务员内容，职权和职责构成职务的基本内容，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 严格意义上来讲，职务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研究者对于职务有关的犯罪的统称。但又由于研究者的着重点和侧重点不同，到目前为止，国内刑法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职务犯罪概念。但诸多观点中，笔者颇为认同孙谦教授的观点：“职务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活动，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

回顾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朝代的衰亡几乎都与政治腐败和国家工作人员丧失职业道德、滥用职权、违法犯罪等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简单地认为职务犯罪的危害性仅仅局限于经济损失的层面，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陷入严重的金钱、利益崇拜，如果支撑这个国家或社会大厦的中流砥柱——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或者滥用职权，欺压百姓，那么它所带来的恶果，必将是物欲贪念横行，道德意识沦丧，理想信念毁灭，社会风气败坏。具体而言，职务犯罪的危害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的危害

首先，它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密切联系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础之上的。虽然，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公权牟取私利的人数、金额越来越多，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职务犯罪是

腐败最严重的表现形式，它的滋生蔓延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可见，职务犯罪已经成为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其次，它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国家工作人员的根本职责在于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不折不扣地严格依法办事。国家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利用职权践踏法律，必然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损害社会主义法制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严重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使权力制约形同虚设，进而滋生和助长更加严重的犯罪现象，严重阻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延缓甚至扼杀国家法治进程。

再次，它妨碍着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国家行政权力是由国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必然导致国家的法律、政令得不到执行，公平和正义难以实现，公众利益得不到保障，国家行政管理软弱无力，政府运行效能低下，行政改革难度加大等，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首先，它不利于政府的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实施。职务犯罪使国家工作人员丧失了公共目标和公共责任感，挖空心思利用权力中饱私囊，必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阻碍政府政策法规和发展计划的公平高效实施。任人唯亲，跑官买官的职务犯罪行为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拒之政府门外，国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政府的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就必然要扭曲变形甚至落空。

其次，它不利于国家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投资。职务犯罪行为常常使国家和集体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失去了本应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宝贵资金，对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大投资产生破坏作用。

再次，它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把供应紧缺的，由国家专控的物质控制起来，在分配资源时不是根据企业的实际能力决定，而是根据对方支付贿赂的数额多少来决定，从而导致国家资源配置上的巨大损失和浪费。

最后，它不利于吸引外资。吸引外来投资和外来贷款是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但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的严重程度，常常是影响外来投资者决定投资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不愿意用“富国穷人”的钱来养活穷国的富人。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还把外国投资者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故意刁难，外国投资者望而怯步。

第三、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首先，它降低了公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凝聚力。少数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得到惩处和控制，就会动摇坚守廉洁奉公、道德规范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决心，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道德标准降低，政府威信下降，在民众中失去了公正感和权威感，无法再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

其次，它加剧了社会的失范状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保证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受侵犯的重要手段。国家工作人员不遵守这些规范，就会降低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会导致不道德和不法行为剧增，犯罪率不断上升，使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混乱失范的局面。

二、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发案范围点多面广，涉及社会各个领域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马海滨曾在预防职务犯罪研讨会上详细分析过我国当前职务犯罪发生、发展特点。他介绍说，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所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经济管理、资源分配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环节、行业和领域。以前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文化、科技、教育系统甚至殡仪行业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据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初至2002年3月，南京共查办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39件，其中高校案件就有21件，涉案金额高达100万元。1999年高校职务犯罪仅1件，2000年猛升至4件，2001年增为8件，2002年头3个月查办8件”。据相关报道，在2004年里，随着震动盐都的自贡市殡仪馆原馆长韩峰特大受贿、挪用公款案侦破工作的进行，一批行贿者纷纷浮出水面。个体户周某为了长期在殡仪馆“独家”经营摄像服务，七年来共向韩峰“上贡”12万元。某骨灰盒销售业务员李某、韩某某为了长期向殡仪馆销售骨灰盒，以“回扣”送给韩峰2.3万元。墓材销售商谭某仅在2002年8月19日，就一次送给韩峰10万元的“好处费”。某工艺厂老板高某按付款金额的40%给韩峰回扣，共送给韩峰23万元。摄像、骨灰盒、墓材、墓穴、工艺等等，可以说韩峰没有忽视他权力的每一个细节，将每一点权力都转化为经济利润。

（二）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职务犯罪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漏洞，所以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逃避法律的手段越来越狡猾，其作案手段也越趋于智能化。

例如，职务犯罪案件中，有的犯罪分子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犯罪分子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犯罪分子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犯罪分子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慨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三）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务犯罪也不断地区域化、国际化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后，职务犯罪也开始跨越国境，而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犯罪手段也不断国际化。职务犯罪嫌疑人跨国（境）作案、与国外不法分子共同勾结作案，或者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好处，作案后向国（境）外转移赃款，甚至事先将家属和财产转移境外，已经成为当前职务犯罪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犯罪“黑钱”大量转移海外；二是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归个人所有，中饱私囊；三是内外勾结，里通外国，化公为私。大量的黑钱外逃，使犯罪嫌疑人几乎可以终生高枕无忧，对国内消费也是釜底抽薪。而黑钱外逃，去国外消费，则无异于用自己同胞的血，去浇灌人家的花园。

除此之外，一些加入外籍的华人以外商的身份又回国投资，既能受到当地政府高接远迎，又能充分利用国内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而国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打起招呼批起条子来，还冠冕堂皇，振振有辞。这些人盯住国有大型企业，为之购买设备，低价作高，给国内的他们以回扣，是海内外犯罪分子同流合污的惯用伎俩。据相关资料统计，上述几个方面造成的资本外逃，据保守估算，“在1985-1994年总共402.87亿美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到了

52.3％”。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

三、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预防的现状及困境

由于职务犯罪滋生和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其预防本身就是涉及社会多个方面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防止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对策，在立法、司法和社会预防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反应。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预防职务犯罪并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所预想的效果，职务犯罪依然呈现以下发展态势：第一，职务犯罪的人数有增无减；第二，犯罪数额不断扩大；第三，犯罪职务级别越来越高，人数逐年增加；第四，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下降。有鉴于此，要真正搞好职务犯罪的预防，就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党内外共同努力，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多方面齐抓共管，实行综合治理。

一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反对腐败，惩治职务犯罪的态度都十分坚决，目标十分明确。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对反腐败的认识和具体执行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些地方对违法违纪各种不正之风和不廉行为的认识不深刻，查禁力度不够；一些地方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惩罚执行不彻底，打“折扣”；一些地方不同的反腐败力量在配合中存在一定的脱节；一些犯罪分子对抗查处，进行“自我保护”，给检查犯罪制造了阻力；一些地方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对查处职务犯罪产生不良影响；一些地方重视打击而轻视预防，预防职务犯罪的理念和措施不到位。对于这些问题，从八十年代人们对贪贿十几万感到忧虑和震惊到现在对贪贿百万、千万竟变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种麻木无奈的心理的背后潜伏着一种危机，这种心态的滋生和蔓延的不断增长，将造成人心向背，将严重威胁着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党的兴旺。

四、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预防的对策构想

预防职务犯罪是必然，它的核心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可以减少和抑制职务犯罪率上升的趋势；二是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三是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四是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职务犯罪乃是腐败最为严重的表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对于反腐败、维护党的威信，巩固国家政权，维护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正常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是：适应新世纪依法治国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按照“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精神，积极探索建立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专门预防和系统预防、检察机关预防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虽然，我国历次的反腐败斗争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针对目前的现实，笔者深感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任重而道远，预防职务犯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预防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没有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性立法，甚至连规范政府和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文件也没有；二是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刑事实体法和刑

法中职务犯罪的法定刑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作特别的规定，这显然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活动。

针对立法上的疏失与官员腐败间的某些联系，从立法上探索相应的惩防腐败对策当属必要。为此，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

第一、在宏观方面采取调整类罪排序和设立类罪专章等方法。

第二、在微观方面采取修改贪污罪、受贿罪等的立案及刑罚标准的方法。

（二）强化监督机制，注重权力制约

首先，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一是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二是强化行政监督。主要是要扩大监察机关的权限，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相对独立行使监察权。三是强化经济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主要是指国家授权经济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督机构，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纪律对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防止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手段。四是健全干部职务正常的晋升机制。积极建立健全干部选拔工作的各项制度，解决好“无章可循”的问题；大力维护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权威性，解决好“有章不循”的问题；增强干部选拔工作制度的可行性，解决好“有章难循”的问题；通过健全干部职务晋升机制，分解用人决策者的“垄断权”，降低“自由裁量权”，强化责任。

其次，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三）增强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科技含量

随着经济领域行业分工的细化和高科技含量提高，经济犯罪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和行业特点，高科技、智能性犯罪日益增多。面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增强办案的科技含量。越来越智能化的职务犯罪，对侦查职务犯罪提出了严峻挑战。只有与先进科技手段相结合，充分借助视听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才能制服犯罪。二是要重视对举报人员的保护和奖励，切实做好对举报人员的保密工作，使群众敢于举报，如检察机关要采用开通电子网站方式受理群众举报，为举报人员提供了较为安全的举报环境，不断地提高了群众的举报热情，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三是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作用，建立科技预警系统，有效防范某一类型、某一系统职务犯罪。

（四）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力争反腐国际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也给了腐败分子进行跨国合作的可乘之机。一些政府要员和其他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境外的黑社会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进行洗钱活动；也有一些腐败分子经常利用国外资金帐号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同时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非法的便利条件，慷国家之慨；还有的勾结外国反动势力非法进出口各种货物，而事情一旦败露，就利用国外的关系迅速逃离本国，或者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等。因此，预防职务犯罪一是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使反腐国际化；二是要借鉴一些预防职务犯罪较好的国家或地

区的有效经验、做法。如香港廉政公署采用了对即将出台的政策法规事先审查，防止出现可能诱发犯罪的薄弱环节，从政策法规的制定上及时堵塞犯罪漏洞，这种审查或咨询的预防方法，也值得内地借鉴。又如当前不少地方正在实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公务接待货币化制度在实践中有效地预防了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

参考文献

[1]张穹主编：《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2]孙谦著：《职务犯罪监督轮》，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8年3月10日 贾春旺），[4]《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5]柳唏春主编：《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的理性选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6]《自贡：殡仪馆长韩峰受贿案中一行贿人被判刑》，[7]陆洪生：《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载于《法律适用》2000年第4期，第21页。[8] 《监察部：多部门官员联手腐败频酿重大贪腐窝案》，[9]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载于《改革》1996年版，第5期，第21页。[10]金波 梅传强主编：《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

[11]卢建平著：《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人民检察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08页。

[12]张俊霞 郝守财主编：《渎职罪的理论与司法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页。

第三篇：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作者：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玉华 戴延伟 王志斌发布时间：2011-05-20 10:33:30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

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

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

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

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

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

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

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

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

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

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

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

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

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

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

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

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

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

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

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

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

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

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

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

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

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

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

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

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

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

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

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

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

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

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

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

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

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

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

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

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

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

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

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

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

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

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

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

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

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

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

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

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

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

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

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

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

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

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

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

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

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

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

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

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

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

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

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

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

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

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

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

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

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

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

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

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

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四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３３０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５０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２０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１８５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２００多名医生有１４０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贿２９４次７０４万元，另有８１０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３９．２％（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１００４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５０余万元、港币２６．２万元、美金１．９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个单位和个人钱财８６０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１３８万多元、港币２１万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１１３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５００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６０万元。在５２６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伤３４４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３２％，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２２％。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５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５６％。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６０％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４０００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９２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２４３件，占统计总数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３．２８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４．８３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２％。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总金额高达１１．４８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１５０２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６０％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６７万元、挪用４６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２００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

第五篇：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作者：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玉华 戴延伟 王志斌

发布时间：2011-05-20 10:33:30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