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

第一篇：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

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 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陈东晓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局势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中国外交因此而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国际格局 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2010年是新世纪头十年国际局势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 1 11年 第1期

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或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其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家庭“去债务化”进程尚未完成，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复苏的强度仍然较弱。世界经济“双速”复苏成为2010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②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复苏的势头没有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差异会缩小。原因是新 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幅有望达到4.8%。其中，发达国家集团中美国的增幅预计2.6%，日本为2.8%，德国为3.3%。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中国增幅为10.5%，印度为9.7%，巴西为7.5%、俄罗斯为4%，南非为3%。详见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Oct.2010, http://。③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总产出中，2010年新兴经济体占世界总产出为22.44%，发达经济体占比67.22%。其中，2010年，中国占世界总产出7.51%，俄罗斯1.87%，印度2.26%，南非0.51%，巴西2.4%，http://www.xiexiebang.committee to 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0, pp.1-10.7 11年 第1期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2010年也是中国新世纪20年机遇期头十年的最后一年和新十年的承上启下的年份。中国头十年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国际环境的有利态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总体①环境仍然对中国有利。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②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 ① 分别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温家宝总理所作《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以及郑必坚：“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② 王在邦：“论创造性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庆典特刊2010年）》，第48-53页。

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因此，如何预防、削弱各种内外挑战的叠加、积聚乃至倍增的负面效应，防止局部性的挑战破坏整体的外部环境，将是我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 9 11年 第1期

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大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在国内要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统筹考虑中国的外交原则、利益边界、国际地位、能力范畴以及对具体领域问题的影响力，平衡把握“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应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其次，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当前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管理好中日关系，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以及我与其他新兴和地区大国的关系。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 10

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同时大力增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和有影响的地区力量在国际秩序共建方面的共享理念，推动与其他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选择优先领域，制订行动计划，逐步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总之，在实施我大国外交中应不断突出“议题”的引领、关注合作中“权益”的互利、重视对各国政策的实际“效应”。

第三，升级地区战略，在新一轮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在经贸领域，中国应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模尚小、影响有限之际，通过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通过中韩自贸区推动中日自贸区直至中日韩自贸区的实现，继续加快10+3合作的机制建设，同时积极探索10+3与TPP之间以及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互动的阶段性目标和行动方案。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非传统促传统”的路径，加强和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来促进和相关国家的国防和防卫合作，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战略互信水平。中国要努力把树立“互联互通”是“共赢互利”的共识作为加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与各国官方和民间的协调，使其成为地区共同的事业。在解决海洋、陆地等争端的时候，中国要探索新的思路，有机结合中国长远利益和国际海洋权益的一般发展态势，把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统一。

第二篇：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2010年是新世纪头十年国际局势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或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其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家庭“去债务化”进程尚未完成，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复苏的强度仍然较弱。世界经济“双速”复苏成为2010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②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复苏的势头没有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差异会缩小。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需要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延长减税政策将促进短期内的经济增幅加快；欧洲债务危机与紧缩财政政策会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速；日本经济也将因外需下降而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将降至4.2%，其中发达国家总体由2010年2.7%的增幅降至2.2%；而发展中国家也由2010年7.1%的增幅将至2011年的6.4%。③其他一些国内外权威机构也都相应调低了对2011年经济增幅的预测，尽管具体数据不尽相同。④

世界经济保持“双速”和“温和”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三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第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呈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不断攀升的态势，从而助推了国际力量格局朝着多极化、均衡化的势头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局的统计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年均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达到世界总产出30%以上，其中“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占比就接近15%。⑤同时应该看到，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仍处于“量变”阶段，发达国家仍处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历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由新产业周期本身带动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消费也尚未重新进入扩张期。总体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实体基础在短期内仍处于休养生息过程，且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期，将经历10-1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全球仍在为2025年前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奠定物质基础。各国因此纷纷加紧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例如，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了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美国似乎也在告别依靠过度信贷促进消费和依靠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同样，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共性之一就是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力争在新一轮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占得先机，保持领导地位。

第三，世界经济短中期内面临三大风险并与世界经济长周期相互交织，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财政政策的收缩，将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欧洲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信心危机，势必对全球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蝶振”效应。二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大量产能利用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其在继续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与担心公共债务难以为继之间进退两难。特别是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继续刺激经济计划的矛盾突出，已成为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⑥三是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可能引发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并加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造成严重负面后果。⑦总之，随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和不平衡的持续，在经济政策方面，不仅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也在拉大，各国在平衡国内发展议程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困难增加。特别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及行动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实质性损害，从而进一步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⑧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何去何从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其次，大国关系加速调整，起伏前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治理发展和地区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各主要力量加速各自对外战略调整，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对外战略进入了战略重点转移和战略实施阶段，力争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和南亚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处于收缩期；在欧洲以稳固北约、重启对俄关系为中心的战略处于巩固期；美国恢复和加强其亚太影响的战略调整尤其引人注目，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亚太战略正处于成型期。⑨日本政治在2010年孕育着新的动荡。民主党执政后推行的“亲美入亚”路线受到美国打压，菅直人团队对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亲美疏中”的失衡状态。俄罗斯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打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创新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与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总体上俄罗斯已经走出2008年俄格冲突后被西方孤立的战略困境，突出务实外交。⑩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也日益强化对外关系中的本国利益和本国立场，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多元化，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11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新兴大国从地区走向国际、实行多元化外交的新格局。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国家”、12“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同步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大国合作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挑战已经成为各大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不断宣示的中心思想。但另一方面，合作协调议题大多停留在口惠层面，实质性层面进展有限。与此同时，大国间围绕地区影响力、货币利益、贸易优势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夺日益明显，并有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趋势，相互视为威胁的可能性上升。两重性反映了大国关系中固有的规律，这不但出现在中美之间，在其他大国之间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反映了在国际体系行将发生改变之际，大国维护重大/核心利益的决心明显强化，争夺利益、巩固和强化自身地位的态势在上升，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团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增加了大国相互之间的合作、互谅、让步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难度。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于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构建产生了复杂影响。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机制改革虽已进入谈判阶段，但主要大国的利益差距和立场分歧将使得谈判异常艰巨。以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催生下加快了步伐。但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的意愿明显衰退，新兴大国在危机期间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了更加艰难的常态博弈期。国际社会也从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了“协商疲劳期”。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激烈。13以G20峰会为例，在以应对危机为主题的伦敦峰会和匹茨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随着危机的高危期过去，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成员的利益分化、分歧增加的矛盾开始显现，也预示G20开始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向协调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管理机制艰苦转型。14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甚至反复的过程。第三，中国因素/中国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超出外界和中国自身的预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定位和相互调试的矛盾又凸现出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都提前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敏感期和摩擦期。譬如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2010年也是中国新世纪20年机遇期头十年的最后一年和新十年的承上启下的年份。中国头十年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国际环境的有利态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总体环境仍然对中国有利。15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因此，如何预防、削弱各种内外挑战的叠加、积聚乃至倍增的负面效应，防止局部性的挑战破坏整体的外部环境，将是我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大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在国内要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统筹考虑中国的外交原则、利益边界、国际地位、能力范畴以及对具体领域问题的影响力，平衡把握“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应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其次，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当前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管理好中日关系，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以及我与其他新兴和地区大国的关系。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同时大力增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和有影响的地区力量在国际秩序共建方面的共享理念，推动与其他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选择优先领域，制订行动计划，逐步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总之，在实施我大国外交中应不断突出“议题”的引领、关注合作中“权益”的互利、重视对各国政策的实际“效应”。

第三，升级地区战略，在新一轮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在经贸领域，中国应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模尚小、影响有限之际，通过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通过中韩自贸区推动中日自贸区直至中日韩自贸区的实现，继续加快10+3合作的机制建设，同时积极探索10+3与TPP之间以及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互动的阶段性目标和行动方案。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非传统促传统”的路径，加强和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来促进和相关国家的国防和防卫合作，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战略互信水平。中国要努力把树立“互联互通”是“共赢互利”的共识作为加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与各国官方和民间的协调，使其成为地区共同的事业。在解决海洋、陆地等争端的时候，中国要探索新的思路，有机结合中国长远利益和国际海洋权益的一般发展态势，把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统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晓）

第三篇：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

2012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

特点一：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世界的基本态势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40.1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达11.75万亿美元，占了近30%，第二是日本，约4.62万亿美元；接下去是德国2.67万亿美元，英国2.13万亿美元，法国1.99万亿美元，中国和意大利都是1.65万亿美元，加拿大0.97万亿美元，西班牙0.96万亿美元，韩国0.66万亿美元。

美国军费开支最多，2005财政达到4162亿美元，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科技实力也很强，每年研发经费近3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3。2003“全球1000强企业”中，美国有487家，占了几乎一半。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安全和外交战略，把反恐、防扩散和确保本土安全列为首要政策目标。但是，多数国家不赞成美国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美国的盟国也有不同意见。

仅在伊拉克，美国就付出了很大代价。据美国官方统计，伊拉克战争从爆发到2003年5月1日主要作战行动结束，美军共死亡139人。但之后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截至2005年3月4日，美军已有1502名士兵死亡，1万多人受伤。美国在伊拉克的军费开销也很大，预计今年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伊拉克战争支付2000多美元。

世界上其他力量逐步壮大。俄罗斯经济增长加快，连续6年增长，国力逐渐恢复，2004年经济增长7%。普京总统2004年连任后，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加速，去年5月1日扩大到25国，经济总量达到12.48亿美元,超过美国。政治联合进入新的阶段,去年10月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欧盟还在进行共同防务建设，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国际影响进一步上升。

日本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逐渐走出经济长期停滞的阴影,正在努力争当政治大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发展势头强劲，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图强，整体实力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这种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经过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劫难，今天的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和时代的进步。

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特点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我国街上跑着许多国家多种品牌的轿车,国际互联网进入我国城乡千家万户。同时,亚、非、拉、美、欧等许多国家的超市都有中国商品。有人估算，平均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件中国产的服装，美国人用的许多电脑、彩电，直至圣诞树，都是中国制造。经济全球化就发生在大家身边。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经济。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 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一架波音747飞机有450万个零部件，共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协作生产，其中包括不少中国企业。生产药品的德国拜耳公司，同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由拜耳提供中间产品，其他企业加工成最终产品。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原来在一个企业进行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组装和总装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截至2005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的有效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已达160多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一趋势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在很多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把握得当，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增加了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仍不合理，其重要表现是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在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不少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是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但也经常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根据联合国去年12月的统计，世界上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超过5.7万美元，最低的只有86美元，两者相差666倍。人均预期寿命，高收入国家为78.3岁，低收入国家只有49.1岁，两者相差近30岁。换句话说，不同国家的人一出生面临的预期寿命就不平等，这是西方人权专家通常不愿提及的一个简单而严酷的事实。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部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为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主张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而关键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坚定贯彻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针。

特点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印巴矛盾、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看上去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其中，恐怖主义威胁尤为突出。去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近1700起恐怖事件，特别是西班牙“3·11”爆炸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举世震惊。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等也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特点四：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世界上60多亿人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属于2500个民族，讲着6000多种语言。有名目繁多的宗教，也有许多无神论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多样性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丰富多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个别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这是对别国人权的侵犯，违背了民主潮流，也导致世界上一些地方矛盾激化。

特点五：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9%。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十倍多，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卫生保健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己经从1949年的39岁提高到现在的70岁以上。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共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壮举。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中国是20年来对全球扶贫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为全球扶贫行动提供了范例。

过去2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比世界快6个百分点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2%。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带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两年国际上那么关注人民币汇率，正说明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中国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广阔市场和合作空间。2004年，我国进口总额达5613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2010年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市场容量至少在今后十年还将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加强对华合作成为各国普遍的政策取向。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450多家在我国投资。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全部进入中国，世界信息产业100强中已有90多家进入中国。外商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超过30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急邻国之所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对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都表明我们朋友多，他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世界上开始出现学习汉语的热潮。l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大约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35个国家的87个城市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在美国，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在加拿大，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以外，使用汉语的人最多。在澳大利亚，汉语是第一大外语。

结 论：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第四篇：浅论当前政法工作特点

浅论当前政法工作问题及发展

山阳区委政法委书记 刘俊峰

胡总书记要求政法机关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部政法工作实践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担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神圣使命的政法机关，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系重大，结合当前政法综治工作的实际，对当前政法工作特点、问题及发展作一浅谈。

一、当前政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1、社会矛盾

(1)执法不公问题。执法人员素质和理念以及“关系网”因素，少数执法者涉及到关系时，不秉公执法或回避，甚至偏向关系户、还帮忙出主意、想办法，导致执法不严肃、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等问题，引发社会矛盾。

(2)贫富差别问题。在社会转型期间，因企业改制而下岗职工人数相对较多，有一技之长的可以挣点生活费，有钱和门路的可以经商办企业，而无技术又无钱投资的、有老小的，连小本生意都无法填饱肚子，加上市场垄断等，使本地小本生意也无法经营，就此产生贫富差距和生存问题，造成社会矛盾。

(3)分配不公问题。社会变革引发的利益重新分配凸显分配不公问题，因工作职能以及贫富差距，在职能划分与利益分配不相适应，少数有钱的单位乱发、多吃、多玩，钱少的心理不平衡，导致相互攀比，引发公务人员和社会不满。

2、内部问题

(1)认识问题。少数干警缺少政治鉴别力，看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环境，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不到位，没有发挥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稳定的作用。

(2)能力问题。少数人法律素质和解决事情能力差，缺乏依法解决和快速平息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加上处理问题简单，导致工作被动，关系处理不好。

(3)执法问题。存在形式主义，少数干警不深入基层，走马观花，不了解群众疾苦，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同时对政策掌握不够，工作指导和执行法律不到位，一些小矛盾久拖不决或解决不利造成上访，把问题引向社会。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工作发展思路

目前中国改革发展到了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冲突加剧，全面提升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对政法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行使政法委指导协调作用。政法委与同级政法部门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协调、指导关系，具有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的组织功能作用，能够有效整合基层资源、力量，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在第一时间。其重点一是抓管理职能。在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建设上配合上级有关部门配齐配强各级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协助党委和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任用、管理政法部门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实现管人与管事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在队伍建设上打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护稳定的队伍，确保执法公正，增强公信力，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在维稳基层建设上解决维稳机构编制，配齐配强适应工作需要的力量，使维稳办事机构职能得到准确的定位和规范的运行。二是抓资源整合。有效整合区乡两级综治、司法、法庭、公安和信访等力量，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衔接，建立排查、调解、管控、疏导体系，完善联动调解和联动处臵机制，形成政法委领导，乡村组调解组织排、访、调一体化，司法所、派出所参加，纠纷多发领域的行政部门相互配合，法院指导、提高诉讼案件调解率、依法确认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联合联动调解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调解在单位内部。三是抓平安建设。政法委既是专政机关的领导者，也是社会治安标本兼治、打防结合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推进平安建设，落实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其一票否决权制还是要以责任制为龙头，以目标管理为载体，以一票否决权为抓手，坚持对突出犯罪及时严厉打击，治安秩序混乱地方坚决治理，社区、学校、特殊群体建立治安防控体系，重点要害部位、娱乐场所、商业网点、出租房屋、外来人员进行严格管理，达到发案少、治安秩序好、人民群众安全感高的目标，使政法委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指挥部和指导协调中心。

(二)发挥打击前沿阵地作用。公安机关担负着国家治安、保卫职能；检察院负有自侦、批准逮捕和法律监督职能；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检法都处于打击违法犯罪的前沿阵地，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是公检法执法为民的基础，因此公检法在履行职能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对多发的、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及时组织开展专项斗争和整治行动，遏制违法犯罪的高发势头，并通过侦查、批捕、审判，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三)凸现防范促安保稳作用。居安思危，是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是政法机关的职责，更是司法行政机关职能所在。要深刻认识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深化司法行政工作仍需争取上级的支持。做为公务人员、特别是法律工作者，尊重法律、信仰法律至关重要，中国古代有尊重权威的传统，没有尊重法律的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从树立法律信仰入手，强化教育和管理，增强法制观念，形成法治精神，并在工作中加以宣传，这也是通过职能作用，培养公民尊重法律和信仰法律的有效途径和保证。强化培养严格执法和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力度。内提素质，外树形象是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只有强化培养队伍严格执法、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执法技巧，按照法律法规来执法，为民解困，办实事，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达到严格执法与为民服务的最佳结合。强化培养联系群众和化解矛盾的思想意识力度。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作风，为群众谋幸福、排忧解难是司法行政工作职能所在，应有责任，新形势下培养联系群众，化解矛盾思想意识，不断提高干部职工为民务实、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至关重要，只有在工作中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化解矛盾、带头执法，净化社会风气，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着力发挥法制宣传促进和谐的教育作用。司法行政工作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预防性等特点，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自身优势，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营造全社会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浓厚氛围，提高全民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为妥善调处社会矛盾创造有利条件，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好法制基础。着力发挥法律服务促进和谐的公平正义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有力的法律保障，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和安臵帮教等职责具有平息矛盾、引导功能，人民调解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事前预防机制到发现、跟踪和调处纠纷程序，直至化解矛盾纠纷，保一方稳定；社区矫正通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到社会上进行教育矫正，有助于减轻罪犯的社会对抗心理；通过刑满释放人员的安臵帮教，引导改过自新，实现就业过度，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达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五篇：浅谈当前家庭教育的特点

浅谈当前家庭教育的特点

当前，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的内容多元、形式多样、家长与子女关系多重、家庭教育差异性突出、功利性和外在性越来越明显等。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浅谈当前家庭教育的特点，希望有所帮助！

一、家庭教育内容多元

家庭教育内容多元是指由重视德育转变为德、智、体、美各育并举。自古以来，家庭教育以人格养成为主要内容，重视对子女的伦理道德、交往礼仪、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教育，家庭是儿童人格养成的主要场所。我国古代有关家庭教育的著述，从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到清朝的曾国藩对家庭教育的精辟见解，可以看出，都以性格培养和习惯养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中指出：“早年教育的任务在于训练本能，使它们能产生一种和谐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热情的而不是阴郁的，它又是勇敢的，坦率而聪明的。”可见，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德育。这种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观对我国的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塑造儿童的性格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强调竞争、注重效率已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而且在现实中逐渐强化。“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几乎已成了广大家长的共识。为了增强孩子的竞争力，很多家长积极地给孩子创造教育条件，家庭教育已远远不仅是传统的人格教育，家长对孩子智育特别是知识教育的投入大大增加。家长热衷于给子女选购教辅读物，辅导功课，检查和布置作业，把本应主要由学校教师承担的责任也揽了过来。家庭对孩子所进行的体育和美育主要是一种竞技能力的教育，其主要目的除了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艺术表现力和身体运动能力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孩子参加各种竞赛，在同龄孩子中脱颖而出，为今后参与更激烈的社会竞争打下基础。家庭教育内容的多元化突破了过去家庭教育以德育为本的局面，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但是也相对弱化了家庭作为培育孩子人格的天然场所的作用。

二、家庭教育形式多样

当前，家庭教育的形式由单个家庭独立进行转变为与联合家教和请专门的家庭教师等形式并存。长期以来是以单个家庭内部进行为主要形式，父母对亲生子女施行家庭教育具有空间上和情感上的天然优势。在儿童早期，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作用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教育都无法取代的。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可能偏于保守僵化，家长素质的局限性无法满足孩子多方面智能的发展，孩子因交际圈子的狭小而不易看到自己与同龄人的差距等。现在，一种新的家庭教育形式——联合家教正悄然兴起。所谓联合家教，是让几个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孩子的家庭联合起来，让孩子们定期到家长具有某方面特长的家庭中去学习知识、技能，由这位家长担当起家庭教师的重任。联合家教是一种家长自发组织起来的教育联合体。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教育观，能发挥多个家庭的教育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可有效地弥补单个家庭教育的不足，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兴趣。作为单个家庭教育的补充，联合家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联合家教对家长的素质要求很高，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尝试。

给孩子请家庭教师非常普遍。这种形式的家庭教育是一个教师面对一个或多个学生，进行文化课的补习或特长训练。家庭教育形式的多样化为儿童的发展拓展了空间，能适应儿童的个体差异性。但是，过多的家庭教育形式也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家长不顾子女的兴趣、需要和能力，盲目给它们加压，那只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和精神负担，导致厌学情绪，削弱教学效果。

三、家长与子女关系多重

家长与子女关系多重是指长幼关系、师生关系、陪练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朋友关系等关系并存。在传统的家庭里，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长幼关系，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并没有过多地集中于成才上，主要是希望子女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将来能找到一份工作成进一步深造。因此，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相对也比较松散，带有明显的顺其自然的色彩。而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升学竞争的激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家庭则将子女考上大学作为对子女的要求和家庭教育的目标，对子女的高期望值使许多家长与子女关系紧张。在不少家庭里，孩子本应享有的玩耍、游戏的乐趣被无情地剥夺，他们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也都由家长代劳了，家长希望子女专心学习文化知识。有的家长不仅平时经常充当“替补教师”的角色，为子女辅导功课或在一旁陪读，甚至还不惜牺牲“双休日”和节假日，送子女奔走于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培优班、竞赛班，这时家长又充当了“陪练”的角色。亲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师生关系、陪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所代替。如果孩子不服从父母的意志，就有可能遭到打骂等惩罚。这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当然，与上述情况不同的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也存在。在一些较为开明的家庭里，家庭关系是民主平等的。家长能破除单纯以家长的意志塑造和要求孩子的观念、尊重孩子的人格独立和正当权益，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以对话、交流、协商的方式教育孩子，准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在这种家庭里，家长不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与子女之间不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子女对家长的教育方式可以提出异议。这样，家长与子女之间除了亲子关系外，还有朋友式的关系。

四、家庭教育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

首先，家庭结构的差异性带来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变化导致的传统型家庭结构的改变，引起家庭教育背景的多元化，独生子女家庭、离异家庭、残缺家庭、隔代家庭、单亲家庭、寄养家庭、空巢家庭以及打工家庭、下岗家庭等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家庭背景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家庭教育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在城市，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独生子女现象普遍，不少家长对孩子的成长具有下赌注的感觉，补偿教育、代受教育、过度教育、神童教育等观念影响着家庭教育。家长这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儿童发展规律。子女不在老人身边的空巢家庭、隔代家庭祖辈对孙辈往往溺爱大于教育，包办代替、百依百顺的情况比较严重，导致这些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孤僻，意志薄弱；单亲家庭、离异家庭的家长心理失衡对孩子心理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家庭教育在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都跟不上。有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质量低于完整家庭，单亲家庭孩子性格发展的某些方面明显滞后，表现力求知欲和奉献精神较低，行为的自觉性和自制力差，缺乏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而且在教育期望方面，单亲家庭要求降低，在教育方式上，单亲家庭简单粗暴的现象更加突出。

其次，父母的文化素质的差异性带来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父母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水平。文化素质较高的知识分子在家庭教育上有自身的优势，表现在父母文化素质高，家庭氛围好，重视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所以孩子一般身体素质较好，思想活跃，爱好广泛，知识面宽。同时，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也存在一些弊端，表现在对子女抱有过高的期望值，对子女的教育过分专制，过分追求事业而忽视子女教育。由此导致子女不能独立地观察、思考、交往和处理问题，独立生活能力较差，容易养成孤傲、怪僻、不合群的性格。

再次，家长教育观念的差异性带来了家庭教育的差异性。有的家长主张应该让子女过艰苦的日子，支持子女住校，培养独立性。有的家长则认为“再苦不能苦孩子”，不愿让孩子受苦，乐于给孩子创造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的家长坚信“棍棒出孝子”，经常体罚子女。有的家长则倾向于“无为而治”，很少干预子女的生活，让他们自由发展。由于观念的不同导致了家庭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差异性，多种家庭教育方式并存有其合理性。但是那种过于主观和武断、单纯以经验为依据的家庭教育方式显然是应该尽量避免的，家庭教育的科学化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走向。

五、家庭教育的功利化和外在性

受市场经济效率意识的影响和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家长越来越追求家庭教育在短期内见成效。比如，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小提琴、古筝等乐器，或者学外语和计算机，让孩子提前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引以为荣。这种教育追求的是标志着所谓教育成效的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如果孩子的兴趣能力适合学这些内容倒也无可非议，但是家长若不顾孩子的实际情况硬逼他们去学，那结果不是适得其反就是收效甚微。家庭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逐渐异化为工业化的生产，越来越功利化。

与功利化息息相关的另一特点就是家庭教育的外在性，即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过去的家庭是一个相对封闭、有隐私的地方，家长素质决定着他们教育子女的内容和方式，家长有自己的较为稳定的教育思路。现在，家庭教育的外在性特征日益加强，这一方面反映了家庭教育突破了保守性和封闭性，具有了开放性。有些家长能积极吸收社会上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反思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改进。有些家长却变得缺乏主见，喜欢“扎堆”，喜欢从众，社会上什么热门、什么时髦就让孩子学什么。家庭教育不再是单门独户的独家经营，更像辐射面广的规模化经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家庭教育中既有对孩子成长有利的因素，也有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家长要权衡利弊得失，理性思考，明智选择，发挥家庭教育的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