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3000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1348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526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330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3000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3000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552起,占案件总数的18%,涉案人数达933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2001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260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2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185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200多名医生有140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3000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5年以上的占26%(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16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1990年至2005年受贿294次704万元,另有81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1994年到2004年受贿295万元,另有260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1999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39.2%(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1004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250余万元、港币26.2万元、美金1.9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6次非法收受38个单位和个人钱财860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2001年1月至2005年1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138万多元、港币21万元、美金4000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3000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5年收受回扣1118.5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113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500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60万元。在526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548人、重伤344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32%,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22%。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5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56%。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60%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4000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92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243件,占统计总数的61%,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3.28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30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4.83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2005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22%。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230件276人,涉案总金额高达11.48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1502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60%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2000年至2003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11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17次套取80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67万元、挪用46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200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
第二篇: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作者: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玉华 戴延伟 王志斌发布时间:2011-05-20 10:33:30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
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
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
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
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
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
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
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
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
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
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
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
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
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
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
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
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
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
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
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
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
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
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
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
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
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
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
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
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
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
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
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
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
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
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
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
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
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
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
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
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
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
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
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
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
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
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
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
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
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
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
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
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
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
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
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
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
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
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
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
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
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
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
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
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
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
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
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
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
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
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
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
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
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
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
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
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
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三篇: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特点
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内容提要】
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新规律及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笔者认为:作案主体多元化、家族化,违纪违法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违纪违法主观方面往往利用“合理化”、“合法化”的形式作掩饰,违纪违法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隐蔽化、智能化,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主要特点。分析其原因有主客观二方面,主观方面: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爱慕面子虚荣,滋生攀比心理;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明知故犯敛财,试图侥幸漏网。客观方面:干部的培养教育淡化,对干部的监督乏力,制度的落实不到位,预防工作凸显薄弱。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对策:一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二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三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破案规律;四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防范规律,第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第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第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第五,建立测评预警机制;第六,理顺监督机制,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隐藏较深的违纪违法分子被挖了出来,受到法纪的严惩,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体制和市场经济转轨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不同阶层、不同行业领域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案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和规律性特点的案件逐渐暴露出来。如何把握近年来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现象脉络,做到蛇打七寸,攻其要害,有效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已成为各级执纪执法机关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
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标志。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区别于其他案件主体是前者拥有一定的权力,利用权力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显著特点。
1、作案主体多元化、家族化。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腐败的多元化突出表现在:“公贿”现象(公对公贿赂)、集体截留、私分公款、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集体以权谋私。此类案件一般涉及人员众多,权位重大,呈金字塔式纵向发展,横向蔓延。作案主体职位高,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增多;法人的违纪违法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垂直系统的领导干部腐败增多。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以一些领导干部为核心,以其家庭为中心的家族化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家族腐败”的特点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清正廉洁,暗地里却唆使、纵容、默许自己的亲属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亲属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影响力)为其牟取暴利。
2、违纪违法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趋向财产化。当前的违纪违法现象已不是个别部门、个别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各部门、各领域的普遍现象,违纪违法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违纪违法所侵害的客体涉及到: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声誉、公共财物的所有权等。违纪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广泛,作案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突出表现在:(1)公权部门的公款消费、公产创收、接受“奉供”和乱收费等行为;(2)商业领域的商业贿赂,在项目审批中的明码回扣、串通投标等,形成商业运作的“潜规则”;(3)性贿赂呈上升趋势,“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并驾齐驱。据权威披露,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破坏了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更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4)在企业改制中利用企业改制、重组,侵吞、窃取、私分、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5)在教育领域,挪用教育经费、高考舞弊、昌名顶替上大学、买卖文凭等;(6)在医疗卫生领域,药价回扣、收受红包,造成群众就医难、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7)组织人事方面,招工招干、职称聘任、参军、调动、分配、安置、提拔等环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纪违法现象;(8)截留、挪用、私分、国家各种专项资金的情况比较普遍。
3、违纪违法主观方面往往利用“合理化”、“合法化”的形式作掩饰。违纪违法对象在实施违纪违法行为时总是借助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合理合法的借口,使人很难明辨是非。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举报违纪违法者,理由是维护部门形象和保护发展环境;搞地方保护,理由是保护投资环境;袒护骗子,理由是维护社会稳定;搞“一言堂”,理由是民主集中制;开设黄赌红灯区,理由是解放思想等等。这些颠倒谬论,混淆是非黑白的不正常现象,正是那些腐败分子运用荒谬理论武装的结果,很有迷惑性。这些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地方领导干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违纪违法人员主观方面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增强,违纪违法前他们打着“公平”、“合法”的旗号执行职务,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违纪违法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可以骗取领导和同事的支持;违纪违法后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执纪执法部门的调查,利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行开脱罪责,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作案动机从消费享乐型渐渐向资本积累型转化。
4、违纪违法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隐蔽化、智能化。违纪违法作案手段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违纪违法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有的还熟悉电子信息技术,对自己职务范围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体制和机制中的漏洞,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规避法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作案方式由利令智昏、不计后果的“冲动”型,转变为处心积虑、预谋在先的“智能”型。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三是赃款“漂白”。一般是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概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原因
人与权力、利益的结合,为什么会产生腐败?这是因为:其一,人的天性是有缺陷的,在一系列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心理活动中,有一根本特征,即占有和支配心理。这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其二,权力本身蕴含着导致腐败的因素,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扩张性、支配性,权力的这种本性往往与人类自身的弱点联姻,从而使双方互相强化,并诱惑人们去扩张权力。当没有外部制约或制约不力的时候,其腐败因素随时可能恶性膨胀,走向另一面;其三,高回报的利益是引发腐败的催化剂。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无不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腐败行为的演变过程往往循此路径发展。
(一)主观方面
1、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剖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纵观其人生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成长之初或任职之初,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政治思想是可靠的尚具有一定的党性观念,工作上勤奋敬业,积极努力。但是随着政治上的进步,地位身份发生了变化,加之长时间不注重理论学习,放松自我教育。在一些公务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思想麻痹松懈。从开始的受之有愧到习以为常,从谨慎行事到肆无忌惮,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导致思想滑坡、人格蜕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哲学。将人民交给的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使公共权力异化成了私有权力,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
2、爱慕面子虚荣,滋生攀比心理。大凡在领导干部中有一个“领导形象”的概念,有些领导干部能把这个“形象”与党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而有些领导干部却把这个“形象”与个人的虚荣面子狭隘地混为一谈,往往以“看看人家”又想想自己,滋生攀比心理,造成心理天平倾斜,并从另一方面产生“武装形象”的欲望和念头,唯恐寒碜自己。甚至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利用权力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封妻荫子,结帮拉派,于是,着手实施“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和“千里做官为求财” 的人生信条。
3、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有的领导干部一旦做官掌权,便贪图安逸享乐,失衡心态造成自我补偿心理,羡慕他人灯红酒绿的“气派”转而“傍大款”,与个体老板打得火热,搞权力共享、利益分享,疯狂敛财,包养情妇,认为“天老大、我老二”,目无组织、心无群众、专横跋扈,追求腐败奢侈生活。
4、明知故犯敛财,试图侥幸漏网。在违纪违法领导干部中,多数是明知行为不轨而为之。其中的缘由就是侥幸心理作祟,有的自以为隐蔽而忘乎所以;有的以不一定能查到自己头上自我安慰;有的以“关系网”、“保护伞”撑腰而有恃无恐;有的以早已订立的攻守同盟做好自我保护准备;有的甚至东窗事发仍负隅顽抗试图侥幸过关。
(二)客观方面
1、干部的培养教育淡化。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加大了力度,推进民主选举,加强任前公示,严把考察程序,增强透明度,扩大知悉面。又通过党校培训和平常组织的政治学习来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的确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但是,在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在继续成长过程中的培养教育却往往被忽略、被淡化,甚至把对干部成长过程中的培养完全等同于提拔重用或泛泛的学习教育。如果对领导干部重任用、轻培养,就如同只注重栽种树苗,而不注重施肥、浇水和防病灭虫,最终就会枯萎、死亡。并且培养教育的形式不多,内容有限,效果不佳。
2、对干部的监督乏力。我们把干部的政绩纳入任期管理考核,往往在理解上偏重于“只讲收获、不看耕耘”。其实,看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其创造政绩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忽略了过程,也就相应弱化了环节中的监督,一级管理一级,一级监督一级的两个作用显得失调。于是,造成拉关系、浮夸、搞假政绩的现象滋生,腐败的温床随之应运而生。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3、制度的落实不到位。这些年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以及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纪违法的制度应该说不少,某些违纪违法的干部对相关制度也是了解知悉的,关键在于落实上缺乏力度,存在“死角”,制度形同虚设,导致干部首先不遵守制度而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
4、预防工作凸显薄弱。预防腐败工作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工作职能、职责尚未健全落实,惩防体系的建设工作还存在不够主动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等。
三、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对策
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检查工作,既是一个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总结规律,发现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新特点、新规律,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1、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通过分析和研究已经办过的案件,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发生在哪些方面进行树型分类,如工程建设领域(含房地产开发、道路、桥梁、铁路、厂房、绿化工程、旅游设施和房屋拆迁等),其问题一般表现为受贿、挪用和虚增工程款等,涉案人员通常包括涉及政府建设、规划、交通、土地、财政等权力部门及工程招标方和银行、中介机构等;各种类型的问题又有哪些人是“易感人群”,又有哪些地方是“易发领域”,又有哪些节点是“易发环节”,他们的作案时间、作案手段、作案方式、作案动机、作案条件又有哪些共性特点等,又是怎样翻新花样来掩盖问题的,从中找出一般性规律来。如在经济案件的查处上,我们要善于从奇异数字中发现问题,根据奇异数字大小、正负方向变化、精确度中发现疑点。作案者往往通过数字分解、往来方向、会计科目方面做文章,最终实施作案。在受贿案件查处上,作案一般选择在某项目开工前、施工结束后及重大节日之前实施,现在还出现一种对抗调查的受贿方式即双方约定等其退休后再行支付。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特点,在调查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实现突破。再如受贿中礼金难确定的问题,我们只要掌握受贿的要素构成,就能破解作案者混淆视听的手法。
2、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分析和把握发案规律,既有利于提高我们突破案件的效率,也便于我们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问题的发生。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一些案件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现的,线索的来源是什么?哪些是通过群众信访举报发现的?对群众举报的,还要作具体分析,看是否是因泄私愤而举报,是否是夸大其辞;哪些是通过执法检查发现的?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线索,一般具有可查性,但也不能忽视证据不足的问题;哪些是经过审计发现的?经济审计中的线索,要注意作案者往往依据现行财务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模糊作案的特点;哪些是通过案件查办过程中带出来的?要充分重视查案中发现的线索,这些线索往往成案率较高;哪些是查案以后通过类比分析得出的?哪些是我们从与权力行使、利益挂钩的各种反常、不正常现象中找出的等等。把握了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自觉主动挖掘线索、拓展线索和经营线索,为深入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奠定基础。
3、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破案规律。突破案件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活动,一般来讲,每个案件由于发生的领域不同、作案人员个体情况不同等,突破案件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因案而异。但在突破各种不同案件的背后,也有其一般的规律可循,只是分类的要素比较多,揭示规律的难度就会更大、更复杂。只要这种规律存在,迟早要被发现的。因此,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要树立科学的态度,根据某个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发生发展的规律,结合具体案件进行研究,周密制定破案计划。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反复学习揣摩,树立合理怀疑理念(合理怀疑是指在预防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工作过程中,根据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发案原因、特点、发展趋势和特定单位、部门、行业、系统、工作岗位在教育、管理、制度、监督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漏洞、缺陷的分析,对特定预防对象可能发生违纪违法的预测)。同时,要加强犯罪心理学、思想工作学、法律法规、财务知识、管理知识等学习思考。当前破案要坚持关口前移,以外围取证为主,突破当事人为辅的工作思路,争取调查突破的主动性。
4、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防范规律。预防腐败案件的发生,这是落实惩防体系的必然要求。围绕教育、制度、监督主线和环节,建立健全以下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作案规律、发案规律,探索和研究操作性强、效果最佳的防范规律。
第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一是实行跟踪式教育。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是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机关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增强干部对权力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三是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出对党纪法规的学习和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善于监督、敢于监督的能力和胆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出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出于公心履行好岗位职责;四是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能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圆;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第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工作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人、定权、定责。其三,设置权力行使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在内容设计上,要围绕权力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按照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精实管用的要求,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在结构设计上,要做到总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相配套,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发挥制度建设的整体合力,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按制度规定行使权力;要加强制度落实的督办检查,纪检监察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定期不定期对干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纪律等措施,予以严肃处理;对在制度贯彻落实、监督管理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借鉴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与时俱进是制度的基本要求,而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哪些“异”动,必须要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的预警性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当前应尽快制定或完善这些法规制度:《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推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完善公务员从政道德规范体系,规范职务消费制度,建立廉政公积金,实行“中薪保廉”,引入信用监察制度(每年对领导干部进行考评时,要求被考评人就一年来有无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申报,对申报没有违纪违法行为的领导干部,今后如查出其有一件违纪违法行为,就宣布对其进行干部信用否决,记入干部档案,并将此作为对干部任免的重要考核标准),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跟踪问效制,规范央(国)企管理人员和村干部的待遇等。
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权力运用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帐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祥细记录。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做到全面、真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力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第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分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因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思想认识、方式方法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实落实一把手的“一岗双责”制。探索建立用权终身负责制。
第五,建立测评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亲属(含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同时,明确规定党政一把手的亲属不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含入股),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二是建立规范的廉情数据收集统计网络,进行深度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为决策与预防提供依据。三是实行行业、部门预防违纪违法廉政指数分析平台制度,一旦出现危险指数信息适时向行业、部门发送预警信号,敦促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或采取纪检监察手段对涉案人员进行查处。四是实行“釜底抽薪”策略,即充分运用测评预警信息资源,服务廉政共建单位。探索实行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重点工程建设部门等行贿记录档案制度和执纪执法机关建立“行贿案件公示(查询)系统”和“廉政准入”制度,让行贿人充分体会到违法的高额成本,使其主动放弃行贿行为。
第六,理顺监督机制,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一是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管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提高执纪执法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用人机制。二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对信访举报有功人员实行奖励。三是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二院”的监督,把权力运用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大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五是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加大对有监督职能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同时,建立健全落实惩防体系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明确职责,保障专项工作经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不断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第四篇:浅析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终稿)
浅析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
特点及预防
年
级
2011级
姓
名
袁静
专
业
法学
指导教师
刘耀彬
2011年11月1日
摘
要
职务犯罪是最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它直接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法律统一实施,毒化社会风气,危害极大,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亟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特点以及对预防的构想,其特点表现为:犯罪领域广泛化;犯罪群体化;作案手段多样化、智能化;犯罪跨区域化、国际化。针对这些特点,本文提出了完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强化监督机制,注重权力制约;增强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科技含量;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力争反腐国际化等对策,以期能为我国当前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职务犯罪 危害 特点 预防对策
Summary The duty crime is the most serious social corruption, it directly violated state organs of norm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and office staff honest behavior,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countries,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reaking the law implemented uniformly, spoil social atmosphere, great harm, has become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socialist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studying deeply, but also needs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uty crime and to prevent the idea, its characteristic: crime areas, Crime groups;Means diversification, intelligent, Cros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e.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esents a 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prevent position crime,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pay attention to the power restriction, Strengthen and prevent position crime technology content, Learning experience abroad, strive for anti-corrup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he current prevent and punish crimes to provide some useful work of reference and.Keywords: Jobbery crime harm features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引 言
众所周知,职务犯罪是社会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该行为直接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法律统一实施,毒化社会风气,危害极大,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客观上讲,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推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人民群众对我国在职务犯罪预防和惩治工作领域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并予以认可的,对此,国际社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当前职务犯罪在我国某些领域内呈易发、高发趋势,大案要案的遏制还不理想,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必须花大功夫,下大力气来发现并认识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的方案。
一、职务犯罪概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按照法律规定,职务是行为人因依法或受委托从事公务而取得的法律身份,是以执行相应的公务员内容,职权和职责构成职务的基本内容,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 严格意义上来讲,职务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研究者对于职务有关的犯罪的统称。但又由于研究者的着重点和侧重点不同,到目前为止,国内刑法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职务犯罪概念。但诸多观点中,笔者颇为认同孙谦教授的观点:“职务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活动,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
回顾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朝代的衰亡几乎都与政治腐败和国家工作人员丧失职业道德、滥用职权、违法犯罪等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简单地认为职务犯罪的危害性仅仅局限于经济损失的层面,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陷入严重的金钱、利益崇拜,如果支撑这个国家或社会大厦的中流砥柱——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或者滥用职权,欺压百姓,那么它所带来的恶果,必将是物欲贪念横行,道德意识沦丧,理想信念毁灭,社会风气败坏。具体而言,职务犯罪的危害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的危害
首先,它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密切联系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础之上的。虽然,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公权牟取私利的人数、金额越来越多,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职务犯罪是
腐败最严重的表现形式,它的滋生蔓延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可见,职务犯罪已经成为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其次,它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国家工作人员的根本职责在于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不折不扣地严格依法办事。国家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利用职权践踏法律,必然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损害社会主义法制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严重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使权力制约形同虚设,进而滋生和助长更加严重的犯罪现象,严重阻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延缓甚至扼杀国家法治进程。
再次,它妨碍着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国家行政权力是由国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必然导致国家的法律、政令得不到执行,公平和正义难以实现,公众利益得不到保障,国家行政管理软弱无力,政府运行效能低下,行政改革难度加大等,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首先,它不利于政府的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实施。职务犯罪使国家工作人员丧失了公共目标和公共责任感,挖空心思利用权力中饱私囊,必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阻碍政府政策法规和发展计划的公平高效实施。任人唯亲,跑官买官的职务犯罪行为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拒之政府门外,国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政府的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就必然要扭曲变形甚至落空。
其次,它不利于国家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投资。职务犯罪行为常常使国家和集体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失去了本应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宝贵资金,对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大投资产生破坏作用。
再次,它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把供应紧缺的,由国家专控的物质控制起来,在分配资源时不是根据企业的实际能力决定,而是根据对方支付贿赂的数额多少来决定,从而导致国家资源配置上的巨大损失和浪费。
最后,它不利于吸引外资。吸引外来投资和外来贷款是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但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的严重程度,常常是影响外来投资者决定投资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不愿意用“富国穷人”的钱来养活穷国的富人。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还把外国投资者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故意刁难,外国投资者望而怯步。
第三、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首先,它降低了公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凝聚力。少数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得到惩处和控制,就会动摇坚守廉洁奉公、道德规范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决心,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道德标准降低,政府威信下降,在民众中失去了公正感和权威感,无法再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
其次,它加剧了社会的失范状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保证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受侵犯的重要手段。国家工作人员不遵守这些规范,就会降低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会导致不道德和不法行为剧增,犯罪率不断上升,使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混乱失范的局面。
二、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发案范围点多面广,涉及社会各个领域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马海滨曾在预防职务犯罪研讨会上详细分析过我国当前职务犯罪发生、发展特点。他介绍说,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所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经济管理、资源分配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环节、行业和领域。以前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文化、科技、教育系统甚至殡仪行业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据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初至2002年3月,南京共查办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39件,其中高校案件就有21件,涉案金额高达100万元。1999年高校职务犯罪仅1件,2000年猛升至4件,2001年增为8件,2002年头3个月查办8件”。据相关报道,在2004年里,随着震动盐都的自贡市殡仪馆原馆长韩峰特大受贿、挪用公款案侦破工作的进行,一批行贿者纷纷浮出水面。个体户周某为了长期在殡仪馆“独家”经营摄像服务,七年来共向韩峰“上贡”12万元。某骨灰盒销售业务员李某、韩某某为了长期向殡仪馆销售骨灰盒,以“回扣”送给韩峰2.3万元。墓材销售商谭某仅在2002年8月19日,就一次送给韩峰10万元的“好处费”。某工艺厂老板高某按付款金额的40%给韩峰回扣,共送给韩峰23万元。摄像、骨灰盒、墓材、墓穴、工艺等等,可以说韩峰没有忽视他权力的每一个细节,将每一点权力都转化为经济利润。
(二)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职务犯罪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漏洞,所以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逃避法律的手段越来越狡猾,其作案手段也越趋于智能化。
例如,职务犯罪案件中,有的犯罪分子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犯罪分子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犯罪分子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犯罪分子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慨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三)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务犯罪也不断地区域化、国际化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后,职务犯罪也开始跨越国境,而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犯罪手段也不断国际化。职务犯罪嫌疑人跨国(境)作案、与国外不法分子共同勾结作案,或者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好处,作案后向国(境)外转移赃款,甚至事先将家属和财产转移境外,已经成为当前职务犯罪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犯罪“黑钱”大量转移海外;二是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归个人所有,中饱私囊;三是内外勾结,里通外国,化公为私。大量的黑钱外逃,使犯罪嫌疑人几乎可以终生高枕无忧,对国内消费也是釜底抽薪。而黑钱外逃,去国外消费,则无异于用自己同胞的血,去浇灌人家的花园。
除此之外,一些加入外籍的华人以外商的身份又回国投资,既能受到当地政府高接远迎,又能充分利用国内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而国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打起招呼批起条子来,还冠冕堂皇,振振有辞。这些人盯住国有大型企业,为之购买设备,低价作高,给国内的他们以回扣,是海内外犯罪分子同流合污的惯用伎俩。据相关资料统计,上述几个方面造成的资本外逃,据保守估算,“在1985-1994年总共402.87亿美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到了
52.3%”。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
三、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预防的现状及困境
由于职务犯罪滋生和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其预防本身就是涉及社会多个方面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防止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对策,在立法、司法和社会预防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反应。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预防职务犯罪并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所预想的效果,职务犯罪依然呈现以下发展态势:第一,职务犯罪的人数有增无减;第二,犯罪数额不断扩大;第三,犯罪职务级别越来越高,人数逐年增加;第四,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下降。有鉴于此,要真正搞好职务犯罪的预防,就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党内外共同努力,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多方面齐抓共管,实行综合治理。
一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反对腐败,惩治职务犯罪的态度都十分坚决,目标十分明确。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对反腐败的认识和具体执行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些地方对违法违纪各种不正之风和不廉行为的认识不深刻,查禁力度不够;一些地方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惩罚执行不彻底,打“折扣”;一些地方不同的反腐败力量在配合中存在一定的脱节;一些犯罪分子对抗查处,进行“自我保护”,给检查犯罪制造了阻力;一些地方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对查处职务犯罪产生不良影响;一些地方重视打击而轻视预防,预防职务犯罪的理念和措施不到位。对于这些问题,从八十年代人们对贪贿十几万感到忧虑和震惊到现在对贪贿百万、千万竟变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种麻木无奈的心理的背后潜伏着一种危机,这种心态的滋生和蔓延的不断增长,将造成人心向背,将严重威胁着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党的兴旺。
四、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预防的对策构想
预防职务犯罪是必然,它的核心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可以减少和抑制职务犯罪率上升的趋势;二是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三是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四是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职务犯罪乃是腐败最为严重的表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对于反腐败、维护党的威信,巩固国家政权,维护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正常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是:适应新世纪依法治国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按照“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精神,积极探索建立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专门预防和系统预防、检察机关预防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虽然,我国历次的反腐败斗争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针对目前的现实,笔者深感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任重而道远,预防职务犯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预防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没有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性立法,甚至连规范政府和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文件也没有;二是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刑事实体法和刑
法中职务犯罪的法定刑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作特别的规定,这显然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活动。
针对立法上的疏失与官员腐败间的某些联系,从立法上探索相应的惩防腐败对策当属必要。为此,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
第一、在宏观方面采取调整类罪排序和设立类罪专章等方法。
第二、在微观方面采取修改贪污罪、受贿罪等的立案及刑罚标准的方法。
(二)强化监督机制,注重权力制约
首先,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一是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二是强化行政监督。主要是要扩大监察机关的权限,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相对独立行使监察权。三是强化经济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主要是指国家授权经济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督机构,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纪律对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防止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手段。四是健全干部职务正常的晋升机制。积极建立健全干部选拔工作的各项制度,解决好“无章可循”的问题;大力维护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权威性,解决好“有章不循”的问题;增强干部选拔工作制度的可行性,解决好“有章难循”的问题;通过健全干部职务晋升机制,分解用人决策者的“垄断权”,降低“自由裁量权”,强化责任。
其次,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三)增强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科技含量
随着经济领域行业分工的细化和高科技含量提高,经济犯罪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和行业特点,高科技、智能性犯罪日益增多。面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增强办案的科技含量。越来越智能化的职务犯罪,对侦查职务犯罪提出了严峻挑战。只有与先进科技手段相结合,充分借助视听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才能制服犯罪。二是要重视对举报人员的保护和奖励,切实做好对举报人员的保密工作,使群众敢于举报,如检察机关要采用开通电子网站方式受理群众举报,为举报人员提供了较为安全的举报环境,不断地提高了群众的举报热情,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三是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作用,建立科技预警系统,有效防范某一类型、某一系统职务犯罪。
(四)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力争反腐国际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也给了腐败分子进行跨国合作的可乘之机。一些政府要员和其他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境外的黑社会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进行洗钱活动;也有一些腐败分子经常利用国外资金帐号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同时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非法的便利条件,慷国家之慨;还有的勾结外国反动势力非法进出口各种货物,而事情一旦败露,就利用国外的关系迅速逃离本国,或者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等。因此,预防职务犯罪一是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使反腐国际化;二是要借鉴一些预防职务犯罪较好的国家或地
区的有效经验、做法。如香港廉政公署采用了对即将出台的政策法规事先审查,防止出现可能诱发犯罪的薄弱环节,从政策法规的制定上及时堵塞犯罪漏洞,这种审查或咨询的预防方法,也值得内地借鉴。又如当前不少地方正在实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公务接待货币化制度在实践中有效地预防了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
参考文献
[1]张穹主编:《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2]孙谦著:《职务犯罪监督轮》,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8年3月10日 贾春旺),[4]《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5]柳唏春主编:《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的理性选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6]《自贡:殡仪馆长韩峰受贿案中一行贿人被判刑》,[7]陆洪生:《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载于《法律适用》2000年第4期,第21页。[8] 《监察部:多部门官员联手腐败频酿重大贪腐窝案》,[9]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载于《改革》1996年版,第5期,第21页。[10]金波 梅传强主编:《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
[11]卢建平著:《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人民检察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08页。
[12]张俊霞 郝守财主编:《渎职罪的理论与司法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页。
第五篇: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作者: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玉华 戴延伟 王志斌
发布时间:2011-05-20 10:33:30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