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党员干部违法生育特点分析
当前党员干部违法生育特点分析
2008年以来，全县纪检监察组织共查处党员干部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案件102件，占总案件数的54.55%。通过分析,当前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农村党员干部案件违法生育居高不下，占据全县纪检监察组织所查办案件的50%以上。造成以上特点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各级各部门依法行政，以人为本，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本身发生了变化，由孕前管理向超生后处罚转变，轻管理重处罚给群众造成计划生育放松了，只要交了罚款超生无所谓的错觉。
二是违法生育的党员干部几乎都是农村基层党员。原因在于农村党员违法生育受到的党纪处分较轻，除情节严重给予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外，一般都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少数农村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对党纪处分不屑一顾，抱无所谓态度。如：大妙乡顺和村党员陈某因违法生育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处分期满，陈某至今未交社会抚养费，当组织上找到他时，他对恢复党员的权力无所谓，反而说“我不当党员了，把我开除了就是”。
三是超生多胎现象时有发生。原因在于部分农村党员仍然存在“生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1
如：蟠龙乡新安村村民苟某某违法生育被开除党籍一案，苟某某计划内生育一女后，为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接连超生二女，通过将女儿户口上到他人名下等方式逃避监管，直到第四胎方生育一男孩。
四是存在入党前违法生育，入党后被查处现象。原因在于有的村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入党人员未严格审查把关。如：桐梓镇云峰村村主任许某某非婚生育三胎后，于2008年隐瞒违法生育行为申请入党，该村支部书记高某某未认真调查核实许某某的基本情况，就充当许某某入党介绍人，该村支部也未按党章规定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未严格审查，就吸收许某某入党。后群众举报，县纪委调查核实后，许某某被开除党籍，高某某也因失职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第二篇：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特点分析
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特点分析
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市、区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社会生活加速向多元化发展，农村经济社会随之快速发展，紧随而来的是征地拆迁、集体资产分配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当前农村村组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呈高发态势，并且明显呈现出集体违纪违法的趋势。2013年宛城区纪委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36件，其中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59件，占全区查办案件总量的43.3%。农村基层村干部违纪违法不仅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
一、当前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现状
（一）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现状
1、个别农村基层干部以权谋私，办事不公。有的农村干部在土地承包、出租和工程发包等工作中谋取私利，搞权钱交易；有的依仗权势，为自己和亲友谋取利益，搞特殊化；有的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损害了党的形象；有的甚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捞取个人私利的资本，想尽办法侵占集体利益，存在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
2、个别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混乱。“村财乡管”制度虽然推行多年，但仍有个别村干部利用职权乱批乱支乱用，再加上财务管理混乱和不公开，没有透明度，群众意见很大，容易引发了一些信访举报案件的发生。
3、少数农村干部作风不实，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些农村党员干部自身素质不高、形象不佳、作风不正、工作漂浮。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关心不够，解决不好，脱离了群众，背离了党的宗旨；有的干部法制观念和纪律观念淡薄，作风简单粗暴，不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的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两张皮”，搞内讧和“分庭抗礼”，削弱了党的领导。
4、权力过于集中，权力监督不到位。个别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俨然一个“土皇帝”，工作中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群众意识和民主意识不强，决策不民主，搞“一言堂”和“家长制”，集人权、事权、财权于一身，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也是监督者，权力太集中，监督难到位。
5、制度不健全和制度落实不到位。村务、财务公开工作虽然实行多年，但有的村因制度不全或制度落实打折扣，仍然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该公开的没公开，或公开的内容不真实、不及时，粗枝大叶，使群众看不清弄不明，导致群众对村务、财务公开不满意，乃至产生误解和猜疑，民主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影响了农村的安定和团结。
（二）当前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现状
1、队伍不强，业务不精。农村基层纪检干部多是半路出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兼职，没有接受过系统全面的业务知识培训。同时，由于基层工作的不确定性，经常由于岗位调整、人员经常变动等原因，造成纪检工作的脱节。加之农村各基层党组织无纪检工作机构，使得基层纪检工作队伍不同程度存在着业务水平低，专业素质不强的问题，难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工作需求。
2、监督不力、约束不强。从目前我区农村来看，个别村还存在着村民自治我说了算、办事优亲厚友、随意施政等现象。就其原因，一是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推广落实，镇纪委的监督对象村干部逐级演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多数是农民，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约束国家公职人员的条条框框，大都对他们不管用。加之目前基层政府的职能正由管理型到服务型、指导型的转变，基层政府干部纷纷抱怨村干部不好管理，同样纪检监督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监督不到位，约束力不强的问题。可以说建立完善基层农村权力监督机制刻不容缓。
3、教育不深、宣传不广。当前，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口头教育和书本教育上，教育内容单一，教育形式陈旧，加之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大都是村级干部，本身知识水平有限，偶尔搞几次宣传教育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形成良好的效果，长此下去，教育的基础地位得不到加强，使一些干部很难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和不当利益的诱惑，甚至有的个别农村基层干部思想道德防线一触即溃，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亟待扭正。
4、制度不全，落实不力。目前，我区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手段均不够健全和完善。特别是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在财务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例如个别村在集体资产管理上存在账实不符、土地转让不按游戏规则办等问题，在债权债务上存在个别干部利用职权长期占用集体资金，在收支方面存在收支混乱、公款私存等问题，这些由于制度未跟上形势发展所产生违法违纪现象，严重制约了村集体经济新一轮的更好更快发展。
5、环境不优，势单力薄。现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压力大，部分乡党委政府对抓纪委工作存在片面认识，认为抓的力度大、查的案件多就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损害当地形象，从而造成基层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时受到很大程度的掣肘，怕纪检监察工作得罪领导、怕影响人际关系，所以对农村基层的纪检监察工作，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尤其是在案件调查不是很积极，从而产生对可查可不查的案件便不了了之等现象。同时，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纪检组织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同其他业务部门一起做好其他如拆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量之大，甚至可以占到所有工作量的80%以上，而哪一样干不好，基层纪检人员都要受到批评，这从另一角度来说，客观上削弱了纪检人员查办案件的战斗力。
二、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特点分析
一是违纪主体以“三个重点人”为主。“三个重点人”是指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财务人员，村干部违纪涉案主体往往以这“三个重点人”为主，他们往往相互勾结，以权谋私、合伙违反财经纪律、非法转让土地、违法收取费用、贪污挪用公款、失职渎职等。例如，2006年经宛城区汉冶街道钓鱼台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常某、会计常某恒、民兵连长兼任出纳余某、妇女主任袁某等人的两委班子研究，决定对本社区的超计划生育户，除由办事处按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社区另外再收取每户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协调费。2006年至2013年，由常某经手，该社区共违规收取计生协调费10.63万元，主要用于补贴该社区办公经费等方面开支，其中余某经手收取6.68万元；1998年以来，经由钓鱼台社区支部书记常某、原社区主任邢某同意，在未履行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将集体资金15.373万元借给部分困难群众，其中，常某恒经手借出公款14.773万元，社区原出纳余某经手借出6000元，但借款止今未能收回。四人因强令他人履行非法定义务错误和违反财经纪律错误分别被宛城区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再如2011年宛城区纪委查处新店乡竹园寺村村支书李某、会计黄某以群众名义领取退耕还林补助款103932.10元，滥发奖补23940元，挥霍浪费8926元。2011年5月宛城区纪委给予村支书李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村会计黄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二是贪污和乱收费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从宛城区立案查处的村官违纪违法案件来看，当前村干部集体违纪违法方式无奇不有、花样不断翻新，但是涉及贪污、乱收费方面的案件仍在违纪案件中占据主体地位。据统计，2013年宛城区涉及村干部违纪的59件案件中，贪污类案件10件，违规收费类案件16件，这两类案件共占村干部违纪案件的44%。其中10件贪污案件中，贪污截留社会抚养费有3件，有7件贪污案件同犯滥发奖补错误；乱收费案件中，违规收取建房费、土地补偿金12件，违规收取计生协调费4件。由于截留社会抚养费、违规收费环节较多，且需多人参与，村干部单独作案的比较少见，他们往往整个班子集体作案，利用各自的职务之便合谋实施、上下联手、联合作案。例如宛城区高庙乡大石碑村支部书记刘某合伙村委3名干部截留社会抚养费12000元，每人非法贪污其中3000元。宛城区溧河乡十里铺村原支部书记李某伙同村会计卢某合伙贪污公款13800元，用于支付包括治保主任在内的三人的协调费和为两人各自家中安装的净水器，其中李某贪污5400元；村委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用村4亩实验田抵给包工头勾建富结算了新建村部的剩余工程款109806元；集体滥发奖补74650元；集体公款旅游210858元；还有18600元公款卢某利用管理补偿款的职务便利据为己有，卢某共计贪污24000元，2013年10月宛城区纪委分别给予李某、卢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三是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比较突出。由于对村干部管理不到位和缺乏有效监督等原因，部分村干部不按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要求，资金使用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造成了村集体“家底”不清，账目不全，账物不符，有的甚至无账可查。2013年宛城区查处的农村违纪案件中，违反财经纪律类案件10件，占22.7%。财务审批制度不严，白条自批自支、公款私存、收费不开收据等现象在村级财务管理中屡有发生，导致部分村干部利欲熏心，继而出现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或者用公款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个别村干部甚至以工资名义套取转移支付款，私设账外“小金库”等。例如，宛城区瓦店镇焦营村朱某自2005年6月任支书以来，焦营村集体收支没有正规账目，财务管理混乱，实际收入都存放在帐外，平时收支只有会计焦某在笔记本上记流水账。经审计核实：焦营村2006年1月至2013年10月总收入708909.82元，核算中心暂付款29088.48元，总支出730618.3元，结余7380元。焦营村将集体收入708909.82元帐外存放。
四是违纪违法案件向多个领域发展。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日益重视，上级拨付涉及民生方面的专项资金越来越多，但监督管理不到位，致使部分农村干部集体利用职权截留、骗取专项资金的违法违纪案件不断出现，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例如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宛城区河街居委会支书马某及班子成员，利用职务之便，以餐饮费、办公用品等名义虚构事实，骗取财政资金20572.84元，用于缴纳养老统筹个人部分；以收取垃圾处理费、资料费、修路配套费等名义收取163134元，隐匿帐外，由马某个人保管，以端午节、六一儿童节、年底补助等名义私分帐外资金36500元，最终宛城区纪委给予支部书记马某党内严重警告，班子成员甘某等6人党内警告处分。
五是失职渎职案件日渐增多。随着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受拆迁补偿利益诱惑，一些城乡结合部的违法建筑也日益增多，导致违建方面的失职渎职案件也逐年增多。2013年宛城区共查处的村干部违纪案件中失职渎职类案件8件，占村干部集体违纪案件总量的18.1%。如宛城区溧河乡胡寨村党支部书记邱某、主任李某监管不力、失职失责，造成该村6个村民组未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出售宅基地338处。该村在未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无收费依据的情况下，擅自以“三通费”及拆除押金的名义，向建房户收取费用共35笔合计151400元，入村账用于集体开支，二人构成失职错误和强令他人履行非法定义务错误，被宛城区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当前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教育，培养党员干部良好的党性修养 基层纪委要利用例会、宣传栏、远程教育设备等各种形式加强对乡村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和学习。组织各种专题讲座、党员学习等活动，着力构建思想防线，从源头上杜绝腐败思想和行为，加强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组织宣传学习先进党员事迹，促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工作观，培养无私奉献和大公无私、严格控制功名欲望和物质需求，节俭清廉的政治本色和人生态度。进一步抓好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将廉政文化融入到干部日常生活点滴中去。
（二）强化职能，以权力约束权力
从体制改革入手，成立起农村基层纪检组，业务上由镇纪委直接领导，赋予其相对独立行使权利的职能，具有与农村基层组织相对等的权利主体地位，财务经费管理与统计财政脱钩，由上一级财政按单位预算，单位提出用款申请，经上级纪检、财政审核后，划拨使用。纪检组独立行使执法办案的权利，从根本上解除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其能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三）完善机制，构筑农村基层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途径，所谓治本抓源头，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实施。故而，我们要结合好农村基层工作特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深化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绩效考证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强化民主评议、诫勉谈话制度，创新建立巡视督查、联查联办案件制度，在制度建设和落实上下狠功夫，真正做到靠制度管理人、靠制度约束人，充分发挥好制度建设在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中的作用。
（四）更新观念，筑牢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大量案例表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之所以会走上腐败的路，往往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因此，思想教育是基础，所以我们要取得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新成效，就要从教育入手，不断充实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拓展教育渠道，要大力推进教育制度化，全体受教育化的倡廉教育工作大格局，既要改进和加强口头教育、书本教育、又要依靠制度，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教育；既要引导干部加强自我教育，又要加强组织对干部受教育情况的有效监督，如党内谈话、民主生活会等，把反腐倡廉教育同监督惩处密切结合，使干部不能不进行自我教育，也不能不接受教育，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五）强壮根基，提高农村基层纪检监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是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开展的根本所在。在队伍建设上，首先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形成依法办事的理念。其次业务上要精益求精，要通过一级抓一级的方式，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知识素养。并要通过参加实践锻炼、调查研究和经验交流等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再次要加强农村基层纪检监察人员的交流，可采取内部和外部交流，横向和纵向交流，上级和下级交流的办法，改善队伍结构，使基层纪检干部队伍结构更趋合理、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六）拓宽渠道，形成防腐倡廉社会化、全民化大格局 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就是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强化专门监督机构以外的监督，即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舆论的监督及不断扩大社会各阶层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各项工作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将党的一切工作臵于阳光之下，以体现对权力监督的社会性、民主性和广泛性。而强化约束手段，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保障，强化权力监督及约束手段应贯彻和体现如下原则：
一是坚持民主，就是在设定监督形式和手段时、要尽最大可能保证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并赋予群众监督意志的权威和效力，比如群众听证会、外聘纪检监查员等方式。
二是实行公开，公开是一种最好的监督形式，包括工作程序、职能权限、财务收入、重大事项的决策等各项工作都应该尽可能的进行公开，并逐步规范完善。
三是规范程序。程序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坚持程序就可以避免以权谋私，如：农村拆迁集体资产分配，村级项目建设工程招标制。
四是对村两委会实行换届审计制，确保给老百姓一个明白，给村干部一个清白。
总的来讲，从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等方面分层入手综合治理才是当前农村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克服弊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有效发挥职能作用，服务群众，造福社会的正确出路。
第三篇：浅析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
浅析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西方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制约，仅靠自我约束很难奏效。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反腐败斗争就将是一项长期任务。2009年1月—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18362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数增长4.7%，立案件数增长4.5%，处分人数增长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16.6%。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0.8%，处分贪污贿赂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9.2%。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分85353人，给予政纪处分29718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2009年，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涉嫌违纪违法被严肃查处。这是党的新闻网上公布的一系列数字和让人难以忘记的名字。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9204件24514人，其中大案12888件，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527人；侦查终结13560件17254人，起诉11271人，有罪判决9158人。数字是冰冷的，它让我们看到腐败在我们国家在我们党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数字是沉重的，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数字是发人深醒的，展现的是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总结教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的社会形势，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腐败现象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三高一低（高学历、高智商、高职位、低龄化）呈常态出现。纵观近十年的违纪违法案件，县处级、厅局级干部作案很一般以至于不胜枚举；省部级领导违法违纪的事例并不新鲜，如田凤山、郑筱庾、王有杰、于幼军、皮黔生„„；甚至副国级领导干部过不了几年就有一例，如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违纪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因此，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主体的职位、学历和违纪违法行为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高职位、高学历、高智商是当前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主要特点和今后的主要趋势。此外，传统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多是到退休前一年发案，有人称这为“难以克服的五十九岁怪象”，然而近期有许多刚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也肆无忌惮地走上违纪违法、背离人民大众厚望的歧途。，可以说49岁、39岁犯案的大有人在，如李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不到40岁）、董黎明（今年42岁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开发试验区原财政局局长）、王国华（河南省许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不足50岁）。更令人震惊的是，个别“70后”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像曹刚（1972年出生，34岁就已是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赵威（39岁，重庆市万盛区政协副主席）也疯狂地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
二、违纪违法现象广布于社会全方位，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如国土、交通、煤炭等成为重灾区。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房价高涨，投机获利机会加大，房地产自然也就成了腐败案件的多发区。2009年7月，中央作出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并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2009年1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33643件；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0年4月底，全国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举报线索17269件，立案9188件，结案8656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241人，其中地（厅）级57人，县（处）级61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058人。诸如：河南省郑州市原副市长兼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王庆海插手土地开发收受贿赂案；广东省江门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崇中滥用职权插手土地出让收受贿赂案；江西省新余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建华受贿案；四川省成都市原政协副主席周学文受贿案；武汉大学原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原副书记龙小乐违纪违法案；江西国土厅三位副厅长同时落马无一例外都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
因为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誉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的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更让人惊目于“黑金”带来的`巨大“黑洞“。郝鹏俊，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局长，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以其为代表的“官煤”式腐败，折射出煤炭领域的制度和监管漏洞终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山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煤焦反腐运动，查处了河曲县阳坡泉煤矿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案；蒲县外贸局原局长乔怀亮违规入股煤矿案；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家岭露天煤矿矿长董典志受贿案等一系列腐败案件；截至今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到处分。
湖南、重庆等省、市一些涉煤案件也浮出水面。湖南郴州原煤炭局长曾宪明受贿、玩忽职守案；重庆市万盛区赵威案等等。
三、涉案金额触目惊心。
上世纪80年代查处的轰动全国的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违纪违法案，涉及金额也就是几十万元人民币，但他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而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尽管为了减轻“影响”及负面作用而压缩案值，公布涉案金额几百万元仍属常见，动辄上千万几千万元，涉案金额超亿元的也能随时出现。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涉案金额为人民币4109万余元；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受贿1196万元;原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涉嫌受贿955万元人民币，另有1184.5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河南省主政煤矿和非煤矿山等企业安全生产的“双料局长”李九成被指控涉嫌受贿超过2000万元；河南省漯河市刘炳旺等三任原市委书记，涉案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中石化齐鲁石化催化剂原厂长王斌案，违纪违法金额达1.4亿元；前文所提及的郝鹏俊涉案金额3.05亿元。
四、窝案、家族腐败案频发。
今年6月1日，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检查科科长、执行科科长梁丛林，检查科主任科员凌伟，财务科副科长梁敏进，涉嫌单独或结伙收受他人贿赂被提起公诉。看到这一消息，让人不由想起震惊全国的国家药监局郑筱萸腐败窝案刚查处，又出现了张敬礼腐败窝案；民航系统李培英被判死刑仍没阻挡住后任张志忠、宇仁录、黄登科、匡新等窝案的脚步；广东省盐业系统沈志强腐败窝案涉案72人，其中厅官2人，处级干部3人。
应该说，贪官受贿开“夫妻店”，互相帮助进牢房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如原铁道部建设司副司长严健薛兰英夫妇、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陈立华夫妇、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盘丽艺夫妇、原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王兴豹文献兰夫妇，都是最典型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例证。5月底最引人瞩目的典型家族腐败案的核心人物广东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中纪委“双规”，在涉案的十多人中5人来自李启红家族，包括李启红夫妇，李的一个弟弟、弟媳和妹妹，据称其家族财富达20亿。
五、期权腐败掀开面纱，成为腐败新特点。
先办事后收钱是当前腐败越来越隐蔽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这种获得好处所延后的时间可能会很长，看不出收钱与办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享受权力回报，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一起被称为“权力期权化活标本的”事件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一座水库的堤坝上，两座超规划建设的别墅违规矗立了近一年之久，修建时还将水库堤坝主体铲低了约1.5米。据了解，镇江市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因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刑满释放后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申请修建了这两栋别墅。多年的官场人脉苦心经营，沈柯章早已编织起路路畅通的人际关系网，即便不在其位，其权力影响还在。由于“期权化腐败”实施过程十分隐秘,较之传统腐败手段更为高明, 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以“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 而“期货”效应增加了腐败的时空跨度,难以收集有形证据，因此“安全”系数更大,加上政策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完善,所以逐渐成为愈演愈烈的腐败难点问题。领导干部之所以会背离人民寄予的厚望、背弃党给以的信任而走上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道路，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常识告诉我们，追求福利最大化是人的天性，拥有权力而要让他不利用自由裁量权为自己谋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权始终与钱、色交织重叠、形影不离，党员干部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崇拜金钱、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仍相当浓厚，这种思想上的过渡期相当长。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经济尚不发达，物质基础、物质待遇不厚，分配上实行的仍是按劳分配，而且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分配上的不公、不平等，这就给贪欲者造成想贪、有机会贪或不择手段贪。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入我国，为党员干部的“腐败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
现实中，监管缺位、监督无力，是官员腐败的重要因素。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净土”，没有不受诱惑的领域，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有利益就有诱惑，就有被腐蚀和拉下水的可能。这对我们一些“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在很多时候，更容易被“关注”，更有做“交易”的价值，而且，越是位高权重，价值越大，越容易成为出于各种目的的侵蚀对象。一些人当上一官半职后，或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身为公仆，不是比工作、比贡献、比成绩，而是比气派、比享受、比财富；或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居功自傲，肆无忌惮践踏法律“红线”，无视党纪政纪为所欲为，是这些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官员留下的深刻教训。应该说，许多 贪官“出事”前“荣誉等身”。如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家岭就曾是全国优秀企业家，是一个一度红遍全国的风云人物，还有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也曾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然而，这些顶着“明星”“优秀”“先进”桂冠的官员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能严格自律，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政绩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面前，在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侵蚀下，忘乎所以、铤而走险。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坚定理想信念，一心想为家庭儿女多留些钱财，导致全家同流合污，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发家致富”，导致“家腐”走向“家覆”。
通过对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加大从源头上预防犯罪的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一、强化思想教育，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最大限度地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整体思想道德、理论素养，牢固树立法纪观念、责任观念、宗旨意识，以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思想防线，时刻警惕来自各个方面的糖衣炮弹的侵袭，做到以敬畏之心待人，以敬畏之心待权，常怀律已之心，常怀感恩之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二、构建科学合理有效有力的权力制约制衡机制，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将走向腐败，没有制衡的权力必将陷于腐败，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给予了证明。从整个国家的监督体系看，监督权是重要的一环，也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关键。充分发挥体制内、体制外所有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把权力运行真正置于所有目光的监督之下，让权力真正还原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为个别人谋利的手段。唯有如此，权力才不会走偏，权力才不会迷失，权力才不会惹祸。
在我们国家，要形成监督主体呈多层次且相互制约的体系：一是专门监督机构（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责；二是要建立党委、人大、舆论和群众等为主体的多层次监督网络。各个监督主体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一旦发现公权力被滥用，各方主体就会相互支持、相互呼应，融合政治、经济、社会、道德、舆论等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有效制止腐败行为。
三、努力营造一个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勤廉从政环境，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自我约束能力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洁度很高的国家。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廉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廉政文化也是促进新加坡清廉社会的重要力量。有着“廉洁之都”美誉的香港，也凭着“执行处重拳出击，打击腐败，保持高压，让贪腐成为高风险行为，使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心存敬畏，不敢贪污；预防处查找漏洞，严防死守，完善制度，使有便利条件的人士找不到任何贪污受贿的机会，不能贪污；社区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倡导廉洁，净化社会风气，使所有市民都对腐败深恶痛绝，都以廉洁自律为荣，不想贪污”的制度，“三管齐下”反腐倡廉，造就了廉政公署的权威与声望。
由此看来，要营造一个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勤廉从政环境，我们还需要：建立完善公务员合理工资制度；积极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规范行政、执法、专业技术岗位晋职方式与渠道；在完善制度同时，要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加大对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监督，对工作长期没有起色、群众强烈不满的地方、部门、行业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和成员要追究责任，让制度这根“高压线”真正“带电”；下大力气构筑社会诚信体系，培育诚信理念，建立健全诚信管理机制制度。要加强道德规范的引导，制订公务员行为准则，在社会诚信和行为准则上给公务人员两道“紧箍”，减少腐败几率。今年2月，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人们称这“8道禁令52道高压线”，是对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新努力。接着，中央又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两项法规制度的出台，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其努力的方向和传递的信号更让人充满期待。
四、完善立法，规范权力，确保法律制度落实到位 “期权腐败”遭遇取证定性难的窘境，透示着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尴尬。完善反腐败的立法，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完善我国反贪刑法制度，确定贪污贿赂犯罪的构成无最低限额要求。将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罪合并，凡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的，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均为贪污。增加贪污犯罪的经济处罚，提高罚金和罚款额度，使贪污分子贪利目的不能实现。
其次，将禁业规定从民事立法中扩展到刑事立法范围，最好明确禁止特定的人从事第二职业；扩大我国目前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成立的要件中“好处”的内涵：“好处”不仅包括金钱、礼物、有价证券等财产性利益；还包括职位、就业、契约等非财产性利益；不仅既得非法好处是犯罪，而且企图获取非法好处的行为也是犯罪。
再次，加强反腐倡廉队伍建设。在腐败形势仍然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增强调查腐败案件力量，加强反贪人员法律、电脑、现代通信、驾驶、财务会计等实用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反贪人员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的能力和素质。在反贪系统建立比较灵活机动的行政管理层级和薪酬体系。严格工作纪律，对工作散漫、生活作风不检点或有腐败行为的人员要坚决予以辞退或开除。权力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但是也可以毁灭很多，甚至于生命，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铭记。
第四篇：基层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情况调研报告[最终版]
基层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情况调研报告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违法生育原因日趋复杂化。计划生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党员干部本应模范带头执行计划生有基本国策，而少数党员干部无视党纪国法违法生育，严重影响了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损害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当前，如何遏制其继续发展已成为相关部门面临的难点；为此，就我镇党员干部违法生育现状、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点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仅供参考。
一、违法生育的现状及原因
计划生育工作虽然进行到了推行优质服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阶段，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导致部分党员干部群众的生育观念和计划生育意识有所淡化。从调查情况看，全镇党员干部违法生育虽然为数不多，但由于其地位、身份、关系的三特殊，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严重影响到计生国策的贯彻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计生生育政策宣传力度不到位，时效性不强。对农村育龄群众的计划生育宣传效果明显，但却忽视了对党员干部违法生育党纪处分实行从严处理的政策宣传，党员干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知晓率偏低，个别知之甚少。农村党组织对党员的学习教育不到位，教育有效性不强，效果不理想，尤其是缺乏计划生育政策和党纪法规的学习教育。
（二）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要表现为党员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先进性。受我国基本国情和传统思想的影响，群众的婚育观念、生育愿望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之间，仍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养儿防老意识根深蒂固。特别是个别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高，对党员身份不重视，对党纪政纪处分抱无所谓的态度。
（三）党员流动性大，监管存在漏洞。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党员外出务工增多，加大了党员日常管理有效性的强度和难度，导致党员流出地和接收地对党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存在监管漏洞。
（四）调查认定手段单一，调查取证难。目前人口计生行政执法调查认定手段单一，亦受执法权限、调查手段及措施限制，尽管疑点较多，违法生育的可能性较大，在查处时，若遇到当事人抵触情绪强，明确拒绝配合或有意回避办案人员，例如拒绝到谈话地点、不理睬办案单位的通知、拒绝签字等，难以查实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
（五）违法生育监督治理不到位。一是党内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农村党支部更加重视经济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监督。二是对农村党员监管不够完善。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党员的发展，发展中虽然进行了严格的考察，但预备党员转正后就减少了对农村党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致使部分农村党员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而违法生育子女。
二、对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机制，保障工作开展。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计生生育的特点和难点，创新工作机制，构建计生信息共享工作平台，真
正实现部门配合，信息互通，协调一致，为发现、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加快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逐步扩大覆盖面，增大对计生家庭的奖励幅度，解决其后顾之忧。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遵纪守法氛围。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加大对党员干部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纪律处分规定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力度，正确引导广大党员树立自觉守法，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努力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同时，加强反面警示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对典型的党员违法生育的案件进行通报，引导党员通过反面典型吸取教训。
（三）加大查处力度，严惩违法生育党员干部。加大党员违法生育查处力度，凡是党内担任了职务的一律给予撤职处分，在职党员违法生育的开除公职；村居党员干部或党员等违法生育的一律开除党籍并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免职，形成从严惩处违法生育党员干部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四）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建立流动党员联系平台，确定责任心强、工作热情高、熟悉情况的支委成员或党员骨干与流动党员一对一或一对多结成联系对子，定期与外出流动党员和流入地党组织联系沟通，掌握其动态。现在农村基层党员超生的绝大部分都在外地打工，取证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乡镇纪委要加大对现行超生党员的查处力度，有条件的，要赴外地进行调查取证，让违纪的受到党纪处
分。
（五）强化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加大目标考核力度，将对党员违法生育及时处理到位问题纳入乡镇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内容。同时，乡镇党委、政府应将党员违法生育治理纳入对村级的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内容，同评优、党员发展等相挂钩，在授予综合性荣誉称号、综合性评先评奖、干部选拔任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的资格予以“一票否决”的制度，以考核督促党员违法生育治理工作。
（六）严明党纪，加强责任追究。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和责任捆绑制，对党员违法生育情况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村党支部、乡（镇）驻村干部、计生人员，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其他相关领导及人员负连带责任，并限期查处党员违法生育事实；对故意拒绝召开党支部大会和不配合组织查处党员违法生育案件的相关责任人，要进行思想教育，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追究其党纪责任。
第五篇：违法生育就是超生吗
违法生育就是超生吗？
有基层计生干部询问：新《条例》加强了对违法生育行为的处罚力度，这体现了我省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但违反《条例》规定的生育行为是否就等于超生呢？我们应如何理解违法生育行为？
【答疑】违法生育、政策外生育与超生，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三个概念。三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不少群众甚至部分计生干部都难以准确地理解和区分。
违法生育，是对各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生育行为的总称，内涵和外延广泛，是政策外生育和超生的上位概念。它具体包括一般性违法生育、政策外生育和超生三种情形。其中，一般性违法生育，是指不能满足《条例》所规定的合法生育的全部要件，但如果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补齐，则不予追究法律责任，并视为合法生育的行为。这主要是针对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仅违背程序性要件且情节轻微的生育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及法律适用中的灵活性。如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胎，当事人在60日内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的；符合再生育条件，未经审批而怀孕，但在生育前完成补办手续的等情形。
政策外生育，是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或相关法律规定，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生育行为，这是一类相对较为严重并应受到处罚的违法生育行为。如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胎，未在60日内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的，按规定基数征收二倍的社会抚养费；符合再生育条件，未经审批而怀孕，生育时仍未补办审批手续的，按规定基数征收2%的社会抚养费。
超生，是指生育子女胎次超过政策允许范围的生育行为，是违法生育行为中性质最严重、处罚最严厉的行为。从规定来看，可分为“超生”和“视为超生”两类。前者是指违反《条例》第19条、21条、22条等有关再生育条件规定以及虽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有第20条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而生育子女的行为；后者是指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两胎以上及有配偶与他人生育的情形，这类情形，当事人不一定超过了政策规定的生育胎次，但他们的生育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的婚姻制度、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育秩序，而处以与超生一样的法律责任。对超生者除了按《条例》第53条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还要按《条例》第48条的规定，开除或解除聘用合同，并在一定时间内限制其政治、经济待遇。（省人口计生委 政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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