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三农工作新跨越__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第一篇：实现三农工作新跨越__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实现三农工作新跨越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常州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紧紧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全力实施《新北区新农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14.04亿元，同比增长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万元，同比增长17.4％。主要工作体现为“四先”：

1．万顷良田领先建成。全力以赴把万顷良田打造成全国“万村整治”示范工程，尊重群众意愿，实施万顷良田动拆工程，引导规划区内2700余户农民进入镇区集中居住，成为全区速度最快、矛盾最少、执行政策最好的动迁项目之一。按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组织12个行政村、4060户农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逐步提高土地流转费标准，增加农民土地分红收入。建成高标准良田2.17万亩，新增耕地面积5013亩，争取用地指标1628亩。沟渠路林桥涵闸和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土地复垦工作顺利通过省国土厅验收。万顷良田工程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成为目前全省规模最大、建设最快、效益最佳的土地治理示范工程，并作为全国农村土地整理的先进典型在国土资源报上刊登。

2．现代农业率先转型。集中精力把新北现代农业园区创成全区首家省级农业园区，大力提升园区载体功能，引进大娘水饺、菜根香、丰土农科等9家高品质农业龙头项目，发展现代农业。

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也是推进《新北区新农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攻坚之年。对照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三农”工作是高新区的短腿，我区将突破重点、攻克难点，不断放大“四大效应”，努力形成后发优势，着力打造农业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先行区。

1．围绕社会建设创新，放大改革利民效应。社会建设创新是安民利民惠民的重要举措，是打造平安和谐高新区的重要抓手。一是启动行政村优化合并试点工作，按照 3000人/村左右的规模，加快建设中心村、撤并弱小村、发展重点村、培植特色村；坚持“区域相邻、规模相当、资源相通”的原则，按照3000户/社区左右的规模，科学规划调整社区布局。二是全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出台撤村建居、户籍管理改革、规范村（社区）工作、加强物业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实施意见，全面实施以“三证”（股民证、房产证、土地证）齐全为重点的户籍管理改革工作，实施以社会养老保险为重点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工作及以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重点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三是加快实施村级“四有一责”建设，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规划，实现生产经营向资产经营的根本转变，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采用股份、合作、联营等经营方式，使村级组织拥有一部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全面消灭集体经济收入低于50万元的经济薄弱村。

2．依托万顷良田创业，放大强农富民效应。加快农业现代化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挑战更是希望。一是依托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万顷良田，建设集生态高

好政府有效引导与群众广泛参与的关系，在行政推动、有效引导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支持并参与到康居乡村创建工作中来。三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把财政支农项目与康居乡村创建相结合，不断加大创建投入；同时积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形成人人关心、个个出力、踊跃投身康居乡村创建的良好局面，真正实现“村容村貌更加整洁、生态环境更加优良、乡村特色更加鲜明、公共服务更加配套”的创建目标。

4．着重水系规划创优，放大水利泽民效应。水利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民生保障工程。一是以水利重点工程建设为契机，按照水利现代化建设要求，注重民生优先、人水和谐，把水利建设作为城乡建设的优先领域，按照“水安全、水生态、水资源、水文化、水经济”五水联动要求，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水资源管理机制，全力提升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二是结合高标准良田和全市“双百万亩”工程，全力推进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区建设，重点实施汛期中存在的险工隐患工程和群众呼声较高的生态水利项目，大幅提高农田水利灌排效率。三是深化孟河镇、西夏墅镇、罗溪镇整体发展规划，借助新孟河拓浚工程，高起点规划建设滨水景观，用好用足有关政策，结合老镇区改造、新镇区建设和乡镇工业园区开发，加快建立系统化、现代化的中心镇基础设施主框架，推动城乡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环境等基础设施实现共建共享。

第二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刘卫红

政策背景：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马克思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就会改变。城乡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与农村这两大经济社会系统从相互对立、相互隔离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我国，十七大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八大进一步指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标志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

实践背景：在实践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从试点阶段进入普遍实行的阶段。各地积极推进实施，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江苏苏州、四川成都和湖北鄂州的实践，被称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三大样本。

一、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一）内涵

1、含义

由于城乡一体化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各个方面，因此对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就有诸多不同的理解，至今还 没有统一的定义。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差距，城市乡村融为一体。经济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 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规划学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结合部做出统一一规划。环境学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

目前比较认可的概念是：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从而构建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城乡关系演变的最终目标。

具体来说，第一、在发展目标上，最终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开放互动、优势互补、共同繁荣、让农民与市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形成新型城乡关系，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这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在发展战略上，摒弃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的发展战略。第三、在发展体制上，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各种制度障碍，赋予农民公平的 国民待遇、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第四、在发展机制上，改变以往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奉献城市的单向发展机制，建立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新机制，城乡二者在功能上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和进步。

2、主要内容

（1）城乡规划一体化。在城乡各种规划中，坚持 “一体化” 的指导思想和思维理念，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建设和统筹布局，真正克服、摒弃城乡二元观念，这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依据，就是要形成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面覆盖的全域规划体系，“三个一”：即实现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一张图”，城乡发展规划“一盘棋”，城乡建设规划“一揽子”。有效促进资源在城乡优化配置、产业在城乡优势互补、人口在城乡有序流动。

（2）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指城乡以各自资源禀赋为前提，通过促进三次产业在城乡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城乡产业优势互补，推动三次产业互促融合。一方面可以通过业态创新促使产业融合，比如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另一方面通过均衡发展理念推动产业互促协调发展城乡产业一体化主要是要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最为基础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中山市的具体做法：推动产业下乡（工业产业链条乡农村延伸、发展现代农业）、资金下乡、要素下乡。

（3）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立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一体推进的机制，实现网络化城乡交通体系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向农 村覆盖、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和城乡信息服务一体化，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城乡居民用电同网同价、城市自来水和天然气覆盖农村、村（社区）垃圾集中处理等，着力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差异。

（4）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基本目标。，最能体现以人为本、共创共享的制度安排，大力推进公共服务改革，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制和经费筹集、财政投入机制，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市公共优势资源向农村覆盖，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农民生产生活及居住方式的转变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成都市针对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制定了六个目标: 办学条件一体化、教学质量一体化、城乡教育规划一体化、教师配置一体化、教育经费一体化、评估标准一体化。努力做到经费投入、师资配置、教育设备、教育质量基本一致。如开展名校下乡百校结对、指引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市级财政设立专项项目奖励经费以鼓励城区学校老师到乡村学校任职，以解决乡村优质师资的短缺现实。

（5）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是根本动力。统筹城乡发展，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力量，更要重视市场的决定力量，积极推动两个分割市场的不断弥合，建立各类商品特别是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市场体制。

（6）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是保障。消除城乡共同发展的制度障碍，从而实现城乡制度相互衔接、生产要素市场开放互动、产业发展关联密切、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无缝对接、城乡空间功能鲜明布局合理。

总之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之间的差别永远都有，特别是在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各具特性。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城乡融合，包括市场融合与制度融合。第一，城乡之间各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第二，在城乡之间搭建统一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目标对城市和农村都市一套，不是双轨制。制度融合，就是给农民更多的权利，过去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民的权利。第三，从目标上看，要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最终形成新型城乡关系。

（二）现实意义

城乡一体化是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各级政府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

1、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补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普遍性的趋向。”为什么要提“两个趋向”? 从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要站在整个国民经济 的全局高度来通盘考虑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工农关系和共同繁荣的城乡关系，逐步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将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阶层将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将日趋复杂化，如果及时扶持农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就会协调发展，就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农村，就会导致农业萎缩，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动荡和倒退。例如，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快速城市化，不仅造成了失业增加、城市拥挤、社会紊乱、收入差距扩大等诸多“城市病”，也导致其农村凋敝，城乡发展失衡等严重后果。

2、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促进产业的融合与发展，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补足最大短板能够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过程中被“忽视”的农村是最大的短板。此前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第一次“改革红利”后，吃饭问题解决掉了。但此后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劳动力大迁徙、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农村发展到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释放积压劳动力的阶段

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区域竞争实力，既取决于城市，也依赖于 农村，没有城乡的协调发展，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其区域竞争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比如沿海地区包括苏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它们的区域竞争力为什么长盛不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注重城乡统筹互动发展。

3、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格局没有彻底打破，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3.3:1，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更大，在有些省份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广大农民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城乡一体化要实现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市场体系、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本质上讲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一体化，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让农民享有与市民一样的权利、一样的地位、一样的利益，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事实上长期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问题,真正获得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获得同样的利益，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客观要求。城乡发展上的悬殊差距带来的城乡关系的失衡，造成了城乡两方面发展的阻力和障碍，造成社会的不公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成为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严重问题

4、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乡一体化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 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致力于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但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过分悬殊和不断扩大，“三农”问题依然是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主要原因是，过去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他单元的有机关联，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单独加以研究，因而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战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是要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跳出“就三农论三农，就三农抓三农”、“以农言农”的传统思路，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通过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就是要改革旧的城乡关系，建设新的城乡关系，从政策性调整阶段，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走过了单纯解决城乡矛盾和化解城乡关系危机阶段，而进入主动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新阶段，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二、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回顾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清楚了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也率先得到实惠，那几年城乡差距是缩小的，但进入上个世纪的90年代，农村要进行第二步改革，触及到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就改不下去了，只好打外围战，虽然中央和地方，花了很大力气，但问题得不得解决。

（一）西方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结构说”最早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结构是指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国民经济结构，即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这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的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城乡差距会缩小。市场成长、分工深化是城乡分离、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市场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城乡关系变迁概括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实际上西方世界城乡关系的发展就是这条道路。工业革命的进行不仅大大加速了城乡分离的过程，这种城乡分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崛起，西欧经济的快速恢复和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西方出现了城乡融合的新局面。

（二）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

形成原因：我国的二元结构形成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 制度变迁的产物，是政府主导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1952年中国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仅为25.3%，工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只有6%，依靠农业难以支撑起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振兴工业才是最主要的目标。重工业的发达被当作国家富强的标志，以及当时苏联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给了中国强烈的示范效应。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国家实施了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要素流动控制等一系列的城乡关系政策与制度。这些制度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完备的刚性制度体系，确保了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长期而巨大的贡献，且这种牺牲农业的行为被制度和法律不断固化。第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就是政府压价收购农产品，有加价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一压一加，剪出一笔差价，为工业化积累资本。所以农民一直穷。第二，统购统销制度。为了维持“剪刀差式”，就必须把农副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通的大门关上，由国家把住流通的关口，统一以计划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又统一在城市分配农副产品，同时还管工业品下乡。1954年，《统购统销命令》规定，“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这样，农民无权自由卖农产品，城镇居民无权自由买农产品，工厂 也无权自由买工业品，由政府决定购量、购价、销量、销价。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可想而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可能高，1977年邓小平讲中国经济，有一句“8亿人高饭吃，结果饭还不够吃”，那不是自然原因。第三，农业生产集中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随着土地革命的胜利完成，全国开展了一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实现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更好地支持工业化战略。具体形式和组织方式开始是通过农业合作化来进行的，随后是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第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流动控制政策。195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形成，导致了城乡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城乡居民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通过户籍制度及由此派生出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阻碍了中国“三农”的发展，导致城乡分离和分割的局面日益加深：一是农业相对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萎缩；二是工农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农业联系被人为割断，工业化被限制在城市范围内独立运行，而没有带动农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三是城乡二元化政治和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并固化；四是城乡差距继续被拉大。

特点：首先，是制度变迁的产物。由于我国的二元结构内生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所以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其次，是“双二元结构”。我国的二元结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 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包括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1）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户口在性质上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镇居民被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不能自由转换为非农业户口。在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下，大量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也大部分时间不在农村居住，但并不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和融入城市，无法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人。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人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人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3）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在地位上的差别,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在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今天农民仍然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强度明显低于城镇，农村低保标准、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社会养老保险补助水平明显低于城镇，特别是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进城务工农民的覆盖度较低。在土地征收和交易制度方面，城市国有土地可以直接上市交易，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补偿，而是按照土地的原有用途收益补偿，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由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资源不能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等，使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使得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生活、教育、社会保障和政治生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三）我国二元结构的深化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二元结构在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得以续存和强化。有学者把改革开放前因政府行政干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把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资源重新积聚所带来的城乡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而级差式发展方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使得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和国家优惠的改革政策先富起来，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水平。2013年，中国第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90%,但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只有52%,中国城乡融合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中国有更多的人不能充分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好处。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1978-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此后，改革重点逐渐转向城市，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了1989年的绝对负增长，此后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持 续 扩 大。第三，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开始形成，2.6亿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因此,靠工业化发展的自发力量不仅难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会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凸显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深化累积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厉以宁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政企不分和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及城乡生产要素分割和农民没有明确产权的城乡二元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前 30年，我们着重于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在30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尽管国企体制改革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但大势已定，改革已不可逆转。今后30 年，改革的重点将是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继国企改革之后另一项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推进城乡一体化，包括改革和发展两大主题。改革就是要打破城乡体制机制上的二元结构。发展就是要推动城镇和农村共同发展、协 调发展，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发展的结合中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推动区域城乡一体化的现实路径。

（一）产业化路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城乡一体化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立足于农村发展，产业化路径重点是农业现代化，这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未来30年最大的金矿——农业。农业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爆点。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企业家，王健林、刘强东、朱新礼、柳传志，从去年开始全部把目光一致盯上了现代农业！万达的王健林斥资数亿在延庆种菜，京东的刘强东，圈了几千亩地高调进入农业，富达林果业的张国祥、汇源的朱新礼在北京郊区运作了一片有机区域，从果农变身菜农，褚时健和柳传志合作开卖“褚橙柳桃”。这些资本巨头为何不约而同盯上农业及食品领域？以上企业家的行动发布了一种信号，农业将是下一个金矿！传统农业因低价值、慢运作的方式一直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以现代生产方式、加工方式和经营方式运作的现代农业，却是一个潜力无限、财富巨大的庞大产业，一个继互联网之后的“新兴产业”。首先发展现代农业做为国家战略，政策放开打破了许多发展瓶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承包者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市场大，来源于由传统农业晋升为现代农业的强大转变和升级潜力，来源于消费者对农产品不断上升的高端需求，来源于初级农产品升级为深加工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更来自于从传统经营转向现代营销难以估量的高 额附加值。这是国家政策、社会与经济环境、产业规模、技术条件、竞争环境、消费者需求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的现象。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农业革命到来了！

实现农业现代化十八大提出了新思路，就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基于我国农业发展现代化进程缓慢、农业劳动力流失、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现实国情提出的。

1、基本特点

相对于过去的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经营规模”上，更加突出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生产过程”中,更加追求生产工艺与流程的标准化；“产业链条”上，更加强调农业产业链条的拓展延伸；“生产组织”上，更加强调服务的社会化。其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四化”——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1）集约化

集约化是相对粗放经营而言。集约化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和投入结构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力资本、现代信息、现代服务、现代发展理念、现代装备设施等创新要素的密集投入及其对传统要素投入的替代；三是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包括要素组合关系的优化和要素利用效率、效益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能力。集约经营的目的，是从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得更多农产品，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2）专业化

专业化是相对兼业化而言。是指农业生产向专门化、集中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如鼓励“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向专业化发展，形成“小而专、专而协”的农业经营格局，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培育信息服务、农机服务等专业服务提供商，也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如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区域规模经济。专业化的深化，有利于更好地分享分工协作效应，但也对生产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

（3）组织化

组织化是相对分散化而言。组织化经营要解决的是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散和弱即难以与市场对接的问题。组织化既包括横向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属于此类，旨在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也包括纵向产业链条的延伸，“公司+农户”的模式属于这一类，旨在降低市场风险。当前农业组织化经营的重点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同时也努力促进一定区域范围内、相关产业链上各主体间的业务合理分工。

（4）社会化

社会化是相对个体而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突出表现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广泛参与；二是产品的社会化，即农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而不是自给自足。现阶段突出强调社会化，主要就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使农户克服自身小规模经营的弊端，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2、具体路径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1）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基础

当前，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但是农户群体逐渐分化，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成长壮大，这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从组织属性上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分为三类:

家庭经营型主体。家庭经营型主体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主要分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家庭经营不仅是传统农业也是现代农业最基本的经营方式，是必须坚持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近年来,我国农村在兼业农户大量增加的同时,专业农户也在兴起壮大，专业农户是指家庭劳动时间大部分用于农业中的某一产业，且收入占全部收入80%以上的纯农户，估计我国的专业农户数量已超过1亿，专业农户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家庭农场也是家庭经营的一种类型，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发展家庭农场，引起不少关注。家庭农场在国外很普遍，和一般专业大户相比,家庭农场在集约化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生产经营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 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家庭农场是个发展方向，但相关制度必须跟进，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农业服务体系、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农业劳动力充分转移。

合作经营型主体。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农民技术协会、农民专业协会等多种形式出现,直到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才获得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户间的联合,解决了小规模家庭农户的规模经济缺陷,通过技术、资金等合作,推动了农户生产的集约化水平。截至2012年底,全国经工商注册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1.6%。但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以某一个专业、某一个品种为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农户需要，还要求农民合作社担负起农民生活指导、权利维护和社会诉求等社会职能,为此,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支持发展社区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联合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日本的农合组织)企业经营型主体。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农业企业以社会化生产的方式,形成了与农户间的分工体系,并主要在农业产业链的下游经营,引领农户进人市场,发挥市场组织者作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目前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1万多家,销售收入5.7万亿元，每年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骨干作用。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比较优势以及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作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产主体，承担着农产品生产的功能，发挥对小规模农户的示范效应，应注重引导其向采用先进科技的生产手段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应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主要经营组织，发挥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促进其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龙头企业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成，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应主要在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的作用，并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生产性服务，加强技术指导和试验示范。

（2）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核心

从国外经验看，世界上凡是农业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基本上都走过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道路。从国内经验看，规模经营搞得好的地方，农业发展就快，现代化水平就高。规模经营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科技普及、转变生产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核心是循序渐进推进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重点要解决：

一是土地的适度集中。农村土地的改革进程直接影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首先要尽快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在法律上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目前相关的《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一直未做相应修订，同时，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全面试 点已进展几年，虽有明显进展，但依然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如果承包经营权赋权、确权不到位，农民就很难安心放开土地，规模经营就成了空谈。其次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流转，发挥市场在配置农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鼓励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发展产业化经营。

二是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业规模经营中，不管那类主体都不可能包揽农业经营中的每一个链条或环节，其经营都有赖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持。下一步，政策要聚焦在多元化多类型的服务主体、经营性服务的突出短板、农民欢迎的服务模式上。在主体培育上，要把农资经销企业、农机服务队、农技服务公司、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作为各级政府加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抓手。在服务领域上，要拉长产后服务这一短板，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和宣传、农业综合信息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在服务模式上，要挖掘实践中农民最喜欢、生命力最强、成本最低的服务模式，重点发展 “公共服务机构+农资农技服务公司+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基地”、“农资经营公司＋农户＋基地” 等服务模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化服务。

（3）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

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前提是，毫不动摇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当前，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是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切实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 益比例，切实保护农民的集体资产权益。在坚持的基础上完善。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但当前的城乡要素流动中，人才、资金、土地等发展要素总体上仍然是由乡村往城市流动。要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更多向农业农村流动，为农村发展奠定物质技术人才基础。

二是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环境。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务农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和农村内部的带头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来源，要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引导和鼓励他们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他们的学历、工作背景以及各自优劣势不尽相同，需要分类指导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使他们“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有发展”。

三是建立农业退出和进入机制。建立传统农业经营者的退出机制，前提是坚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土地和集体资产权益。农业进入机制和规则，重点是处理好进入者和退出者的利益关系，进入者资格与能力的认定，进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择优，进入者经营行为和经营领域的控制。如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问题，既要引导工商企业规范有序进入现代农业，鼓励工商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投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又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土地，更要防止企业租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倾向。四是完善政府扶持农业的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平台性设施等的公共投入和政策扶持的力度，完善农业公共政策和公共投入的绩效考核 ；另一方面，农业政策调整要处理好几个相互关系。既要扩大经营规模，又要重视社会化服务；既要构建微观组织，又要重视整个经营体系的培育；既要引入社会资源，又要维护农民的优先权；既要利于务农者种好地，又要有利于更多的农民非农化；既要保证农民长久承包权益，又要激活土地资源。

（二）制度化路径：推动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乡格局并非仅是自然与经济技术因素引起的分工差异，更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性根源，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要靠制度创新来推动。

1、改革户籍制度。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民拥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这一时期，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而粮食总产量特别是商品粮产量的增长赶不上城市人口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8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就形成了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演化为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一系列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体制，在城乡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学、当兵、招工曾经是摆脱农民身份的仅有渠道。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外出还有个不雅的称 号叫“盲流”。改革开放以后，“城门”逐渐打开。城门时如何打开的？是一步步拱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进城务工大势所趋。1983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2000年十五计划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012年提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二是提出了多样化的户口迁移政策。《意见》根据中国城乡区域的差异性，务实地提出了多样化的户口迁移政策，大体有四种不同政策：城市将按人口分为4个级别，执行不同的落户标准。建制镇、小城市，只要有合法稳定住所，不分租赁还是购买，都全面放开落户条件。中等城市、大城市，可对社保缴费年限提 出要求，但最高要求不得超过五年。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建立透明、完善的积分落户制度。积分分值主要考量工作年限、居住年限、参加社保的年限、专业技能等指标。

可以说，此次户改对有意进城居住生活的农业人口而言，是一个重大利好。另一方面，此次户改也给了中国经济增长无限的想象空间。

第一、改革不是不要农民。有人说户籍改革后就没有农民了，这是对户籍和农民概念的误解。户籍是国家以户为单位记载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公民的重要身份证明。取消农业户口，不是取消农民。农民是占有土地并从事农业经营的人，体现的是职业特征。只要有农业存在，只要有人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就一定有农民。过去身份意义的农民随着户籍改革而消失了，未来的农民主体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镇居民同等的非农就业权利，农民不再是唯一的职业选择；同样，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可以来源于任何愿意从事农业又有从事农业能力的人，这样就实现了职业选择的开放性和伴随职业活动的迁徙自由。

第二，户籍改革不是强迫农民进城。取消户籍界限，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但是这种转化首先是建立在尊重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只有农民在城镇有了稳定职业，有了住房，解决了医疗、养老、子女就学等问题，具备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他们才愿意离开乡村到城市居住，进而转化为市民。不顾客观条件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进城与限制农民流动一样，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其次，城镇化是建 立在对乡村价值认识基础上的。城乡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城镇化不是以消灭乡村为前提，而是要充分发挥城乡各自优势，实现其功能的互补。除了引导农民进城，还有就地城镇化、就地市民化的道路可供选择。

第三，户籍改革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有人担心取消了农业户口，农民的土地权益就会丧失。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也就是说，现阶段农民工可以“带地进城”。上述规定，其出发点显然是为了鼓励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后不管是否在当地落户，在跟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公共服务的同时，还能继续保留“三权”带来的额外农村福利。但从长远来看，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农民土地退出机制。

可行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努力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这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城市户口有了足够的吸引力，农民自然就会愿意放弃农村的那点土地。现在只是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而在中小城市里，就业不足，养老还不能统筹，教育和医疗又不能完全对接，农民当然不愿意。第二，建立有偿退出土地的补贴机制。与曾经试点的“土地换社保”、“土地换住房”制度类似，国家可以对自愿退出农村土地的农民实施货币补贴。

2、改革土地制度。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城乡分治，在土地所有权上是国有和集体所有权并存，农村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是集体所 有，城市建设用地是国有，集体土地不上市交易，国有土地可以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进入市场交易。那么，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

征地制度改革。《决定》对征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要求：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同时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并明确要求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世界各地采取的办法大体为两种：一种是土地的增值收益归土地所有者，然后由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另一种则是根据法律规定农民所得的比例。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动态变化的，规划调整、农用地转用、土地整理等会影响到不同用途土地面积的变化，征地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不能将其等同于原来的乡镇企业用地(因为乡镇企业用地早已允许入市流转)，农民承包耕地经营体制的改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保障农户作为土地承包者的权利。稳定农村土地集体承包关系并 保持长久不变，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在农业用地的农用耕地用途不改变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使农业在现代化道路上更快发展。坚持让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2012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7 916 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 3 533 元，占 44.6%；工资性收入 3447 元，占 43.5%；财产性收入 249 元，占 3.1%；转移性收入 687 元，占 8.7%，可见，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决定》指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扩大了土地的权能，不仅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而且赋予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能。过去法律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单独用作抵押。改革了征地制度。征地制度既是国有建设用地市 场建设的基本制度，关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的空间，更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切实维护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民本思想。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特别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事关全局、政策性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法制建设、用途管制、确权登记、市场管控、共同责任等方面整体设计、配套推进。

重庆土地改革的案例——地票制度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具体实施有四个环节：复垦——交易——落地——分配。

3、改革金融制度。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学者普遍认为农村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金融供给矛盾。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域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农信社也是多存少贷，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数据显示，每年通过正规金融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3000亿元以上。从现代 29 农村发展看，金融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资金需求期限变长，体量变大，需求主体也从农户转变为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在产品、服务和流程上做出创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对经济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流动，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要求。要培育多元化农村金融主体，建立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提高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覆盖面。二是农业发展银行应重新定位,使其从单纯的“粮食银行”转变为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四是完善农村信贷政策。五是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六是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降低农民生产经营风险。

围绕农业专业经营组织形式的特点，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积极探索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农村基础设施使用权抵押等金融服务，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实施办法。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农村金融风险保障机制。建立农村金融的资金回流制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资金短缺问题，必须发挥财政资金、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政策导向和引导作用，构建激励机制，综合运用担保、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商业银行、合作金融和其他社会资金流向农村、农业。

（三）城镇化路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都是在城镇和农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发展城镇化，在城镇建设发展基础上，实行以城带乡即通过城镇带动和促进农村的建设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普遍做法。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要重视农村建设发展，而且要重视城镇建设发展。把农村建设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落脚点，把城镇建设发展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牛鼻子。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经济聚集，经济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为什么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决定》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

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这为我国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1、核心：以人为本。

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加快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以人为核心就意味着不再像过去的造城运动，而着重农民的市民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问题。城镇化实质上是社会结构调整与进步的过程。

2、发展道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多元城市生态的思想已融入到《决定》中，跟过去单一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思维不同，如果说已有的城市化重点是人口和土地“化”到城市,那么进一步的城市化重点是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决定》明确的我国城镇化基本方略。大城市有节约土地、劳

动生产率高的优势，小城市有农村人口转移成本低、宜居条件好的优势。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是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发展道路的，在积极发展大型城市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比如，目前德国的城镇化率是97%，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大概有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小城镇。德国小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这些小城镇具有多种就业机会，便于居民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住房、学校和其他文化服务设施。另外，小城镇的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而且自然环境优美，甚至具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德国经验：德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避免一个城市发展为支配性中心城市，而是形成若干功能互补的多极城市群。德国的“多中心”城市圈发展模式，通过统筹城乡，将小城镇有机地组合进城市圈，注重城市圈内各个组成部分功能明确、分布合理、互补共生、均衡发展，其实质就是一种城镇组团式发展形态。美国主要有三个集中居住区：一个是洛杉矶为中心的，加州的集中居住区；一个是纽约为中心的，东海岸的居住区；一个是五大湖、密西根为中心的居住区，即使是这么集中的居住，仍然有28.77%的人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德国的小城市是以小城镇与小村镇是为主的，他们的聚落形态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到89%，但大部分人口在分散的居住。印度的大城镇化，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里面，孟买的贫民窟，很多人生活在铁皮管、垃圾堆里面。巴西的城镇化超过80%，但是只 33 是贫困人口的空间平移，简单的把农村贫困人移到城市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生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尤其是一些省会城市，脱离实际追求发展特大型和大型城市，导致要素资源畸形流动，资源错配，成本价格畸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因人力、资金、技术要素资源流入不多而发展后劲不足，即使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也难以得到较快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适度集中，城镇化走向大城市不是唯一的道路，城镇生态有多种。五种类型都应该合理布局，可能的城镇化布局是多层次的大的、中的、小的，小村镇，要考虑人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让农村的人口适度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基础上，铺设公共服务，把它当作一个城镇来看待，那么这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平移人口，带来这么高社会成本。

3、产业与城镇融合

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城市发展积累因果理论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因为这一产业将会派生出新的产业，而新的产业又能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及其派生出的新产业。这种累积和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将推动城市不断向前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以往产业都是城镇化的‘配角’，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新型城镇化旨在实现人们在家门口就业、‘高也成低也就’的愿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总之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文化、空间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是城乡关系的高级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篇：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摘要】中共十八大之后，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3―0051―08

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就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作了许多论述。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决心和总体思路，是中国共产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习近平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的主要观点

（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是要将“二元”变成“一体”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意思是能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要看农业能不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和农民能不能实现小康。这里的“老乡”就是农业、农村、农民。习近平在视察工作的时候，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曾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句话来表述“三农”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2103年4月9日，习近平在海南省考察工作，他对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经营玫瑰花、示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贯彻落实好，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1]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同部分村民进行座谈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2]他说，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3]

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讲话全文没有在媒体公布，但官方媒体对会议精神的报道应当与习近平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报道称“会议强调”：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4]

在现阶段，“三农”问题仍在严重阻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习近平2013年11月16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5]而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明确作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的判断，并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6]根据这一判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包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

（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多次强调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考察，在讲到“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的同时，他强调说：“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7]在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论断。根据习近平讲话精神，会议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为此会议要求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4]

习近平认为，保障粮食安全，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2013年11月27日，他在山东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农业科研机构、农业行政部门、基层干部等有关人员对“三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他说，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8]在山东考察时习近平就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指出：当前，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习近平强调，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8]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对什么是和如何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出了论述：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遵循现代化规律，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会议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涉农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继续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坚持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神；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把方向、管大局、抓重点，地方按照中央“三农”决策部署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问题。[4]这一部署，具体体现了习近平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

在具体操作层面，习近平十分重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在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考察时提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2]根据习近平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关系的讲话精神，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会议从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入手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部署。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4]

关于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对于保障粮食安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为此，2013年12月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解决好这个问题，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要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创造良好务农条件和环境，要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制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经营农业的政策措施。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同时，也要继续重视普通农户的生产发展。[4]

（三）以推进城镇化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城镇化在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10月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说：“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9]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在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根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会议认为，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10]

在推进城镇化的问题上，习近平非常重视城市群建设，他亲自指导和推动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习近平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2013年5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他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11]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必将对加快推进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起到极为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四）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任务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也体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任务、新要求。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论述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密切相关。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是现代化建设全局性的目标，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理念、国策、方针等等也要体现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习近平强调，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这些都是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内容本身。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2]据此，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5]这一新格局也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根据习近平讲话精神，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10]

（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一定要科学规划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作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对于政府来说，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就是要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10]这些会议精神，体现了习近平的一贯要求。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时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13]

（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强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体现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也包括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具体任务是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等等，这些都是对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具体要求。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4]也正如习近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5]农村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也是如此。根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社会治理制度也必将体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就城市的社会管理问题，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上海市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习近平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习近平强调，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16]这里说的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问题，实际上也适用于中小城市以及许多新型农村社区。

就农村社会管理改革创新来说，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要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各方面利益诉求，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4]这里城乡社会治理在具体要求上有所区别，但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体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方向。

（七）要积极进取、加强领导，依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各方面工作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提出了许多明确和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也适用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各项工作。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对如何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了要求。2013年11月下旬，习近平在山东调研期间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军令状已经下达，集合号已经吹响。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改革蓝图有了，现在的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是坚定信心、凝聚共识、落到实处。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难题，不深化改革不行，深化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必须凝聚共识，使全党全社会都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要联系实际、研机析理、解疑释惑，引导干部群众全面准确地把握各项改革举措，不要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不要不明就里、大而化之。要正确推进改革，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准确推进改革，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要善于把自觉维护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8]这里的要求是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的，适用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改革工作。

习近平强调，领导和推进改革，一定要把握大局、审时度势、统筹兼顾、科学实施。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严格按规则和程序办事，坚持集思广益、民主集中，凡是议定的事要分头落实，不折不扣抓出成效。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要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改革措施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要把握大局、扎实推进，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落实下来，要在总体工作思路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17]领导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也必须这样做。

习近平提出，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重点，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对重大改革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决策，要建立社会稳定评估机制。要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对改革效果进行全面评估。[18]推进农村各项改革也应当于法有据。

二、习近平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和工作要求，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政策

习近平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三农”问题对策的提出，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是依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所作出的新概括。“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用的是新词，但对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地位作用的判断，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并无不同。胡锦涛所作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习近平更多采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提法，其涵义也是一致的，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也体现了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

（二）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巨大的政治勇气，积极进取的担当精神和魄力，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作风

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新一届总书记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但前进道路上也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19]，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判断、新思路。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种直面问题、勇于担当、自我加压的做法，凸显了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大胆寻求突破的精神状态，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激发了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就解决“三农”问题来说，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和具体部署，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本和要害，也体现了难得的政治勇气、担当精神和务实作风。习近平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明确提出并坚持致力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这就是一种敢于碰硬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建立其上的体制机制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破除这一体制，最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但这是十分困难的。无疑，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曾经在陕北贫困农村插队7年的经历，从政以后对“三农”工作长期和高度的重视，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等等，都让人们看到了最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希望。

（三）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坚持战略思维，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认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意义、来制定和实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措施。习近平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提出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这也是从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上作出的判断。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坚持辩证思维，就是要以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善于分清主次矛盾和轻重缓急。习近平所要求的“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等等，都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习近平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把农民土地权利细分为三种权利，着眼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合法权益，可以有效地促进土地流转，有利于一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出来，有利于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打破了传统所有制理论对改革的阻碍，促进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对于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政策正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辩证思维的产物。安徽小岗村农民“大包干”的探索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把“大包干”变成为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就是一种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必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基础，但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的感性的经验也必须上升为顶层设计，才能实现摸着石头过河的价值。2013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调研时提出，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五个辩证关系就是辩证思维，不仅仅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也体现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和建设的政策和实践中。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在2013年4月上旬之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①，就是要设置一些不允许突破的底线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习近平2013年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是一种底线思维。[9]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所说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8]，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也有许多“底线”，比如粮食安全是一条底线；把农业看作是“四化同步”的短腿、把农村看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是底线思维；调整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时必须以农民自愿为原则，这也是底线思维。因此，习近平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设置了底线，对于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①这一提法多为一些文章所引述，未见确切出处。如作者署名为慎海雄的《领导干部要善于底线思维》一文（发表于2013年4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写道：“总书记不久前在讲话中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N]人民日报，2013-04-11

[2]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改革发展工作时强调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13-07-24

[3]习近平：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22/c_116642856htm

[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2-25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7]习近平：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21/c_116625841htm

[8]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3-11-29

[9]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10-08

[10]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2-15

[11]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强调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 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27/c_126201296htm

[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5/24/c_124761554htm

[13]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 立足优势 深化改革 勇于开拓 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成绩[N]人民日报，2014-02-27

[14]习近平：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17/c_119373758htm

[15]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16]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5/c_119627155htm

[1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 把握大局审时度势统筹兼顾科学实施 坚定不移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前进[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22/c_119087717htm

[18]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 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2/28/c_119558018htm

[1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4/c_118967450htm

[责任编辑张海波]

第四篇：推动城乡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

东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草案）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镇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三化一业”和“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加快人口、产业、生产要素聚集，逐步达到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就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城镇化，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统一规划原则。必须立足全镇经济和社会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以做实中心镇区、产业集聚区、集中居住区和做优生物工程产业为重点，形成特色村镇和特色产业集群相得益彰、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2、市场运行原则。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强化政府组织协调职能。充分利用小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

少相挂钩的政策，使市场牵引力与政府支持力有机结合，开发资源、聚集资金，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

3、多项互动原则。必须注重发挥我镇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要发挥中心镇区、工业园区对集中居住区的带动作用，推动我镇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农村人口向中心镇区和集中居住区集聚。

4、以人为本原则。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城乡一体化工作涉及到的利益主体较多，要坚持依法行政，保证各项政策措施与上级政策相符，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符，保证程序合法化，做到既重效果，更重过程，避免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要通过实现城乡一体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5、机制创新原则。必须创新思维方式、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推进城乡一体化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总体目标：

根据《大洼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镇实际，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奠定基础阶段（2010—2011年）。在2年时间内，一是要坚持规划先行、政策先行、多种模式试点先行的原则搞好试点工作。我镇制定出分步实施的合村并屯规划、中心镇区、工业园区和集中居住区（社区）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等。到2011年初，启动建设中心镇区和集中居住区。二是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和推进体系。初步建立乡镇教育、医疗、文化等合理布局均衡配置的公共服务体系，镇村（社区）有效衔接、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覆盖全镇的公共就业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阶段：快速推进阶段（2012—2015年）。结合新农村建设，利用3年时间合并村屯15个，通过4年的快速推进，到2015年末，全镇总人口达到2.6万人，中心镇区达到1万人，集中居住区达到0.3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38%以上。完成合村并屯计划的25%以上，中心镇区和集中居住区达到60%；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100%，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100%。

第三阶段：全面实现阶段（2016—2020年）。到2020年末，将镇区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镇区人口达到1.5万人。10年内完成全镇撤并任务，建设五个集中居住区和一个中心镇区，集中居住区分别为河沿、大北屯、黄金带、二道边、叶家。其中：以河沿为中心建设沿河旅游观光经济区；以大北屯为中心建设果菜、河蟹奶牛经济区；以黄金带为中心建设棚菜种植、特色养殖经济区；以二道边为中心建设园区配套服务经济区；以叶家为中心，依托张氏墓园和盘锦生物工程产业园建设旅游商贸服务经济区。每个经济区人口达到3000人以上。以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建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人口达到1.5万人以上。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完成全镇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城乡社会互通融合，城镇居民基本共享现代文明。

二、主要任务：

全面实施全镇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布局等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集群化、城乡一体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

（一）推进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

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科学制定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规划。一是加快镇区扩建改造和功能完善，做大镇区。二是加快工业园区和集中居住区建设及融合发展。三是加快各集中居住区特色产业发展。构筑层次清晰、功能明确、布局合理、发展联动、设施共享的城镇空间发展形态。

（二）推进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

坚持狠抓“三化一业”不懈怠，完善城镇经济体系，加快构筑产业联系紧密、空间布局合理、资源深度整合、区域特色明显和基础设施共享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实施“四子”工程，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1）认真做好规划，建好养鸭小区。2010年秋必建养鸭小区10个，占地面200亩。

（2）广泛发动群众，搞好棚区扩建。实现东风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就地扩张，在原有基础上，再建大棚196栋，总面积达到

2000亩。

（3）发挥传统优势，搞好大蟹养殖。继续在栾家村搞好养大蟹示范项目。

（4）强化农业基础，发展设施农业。积极实施好“基本农田示范区”项目、农业灌区改造项目和农田水利小型工艺项目、万亩标准良田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不断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5）扶持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在扶持做大现有的金昌奶牛养殖基地龙头企业基础上，加速推进“公司+农户”现代农业产业布局建设，并以此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2、按照总量快速增长、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集群带动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强化园区的主体功能规划，突出园区生物工程产业定位。调整园区建设规划，使园区面积由原来的2.75平方公里，调整到8平方公里。规划不同的工业区域，并根据产业的劳动密集度情况科学布局，将整个园区规划为四个区域。一是占地3.54平方公里的生物工程产业区；二是占地1.33平方公里的石油化工产业区；三是占地2.025平方公里的医药、食品产业区；四是占地1.05平方公里的综合服务区。

3、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是要以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为牵动，汇聚人气。在进一步完善全镇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以张氏故居、辽河古渡、驾掌寺古庙等新、老景点的改造和建设为重点，形成一线多点的旅游格局，完善各类旅游要素。以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拓宽领域和增加就业为目标，全面

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各项现代服务业。在恢复辽河古渡上，实施三项工程，（1）将大南线延伸到河沿辽河渡口，2020年后与海城打通，直接沈大高速公路；（2）在河沿和大岗子分别建设两座码头，开发辽河旅游线路，打通西安镇上口子《金色农家》拍摄基地和辽河绿水湾旅游点；（3）在河沿村延主街道两侧，建两层标准四合院，保持老农村的特有风貌；（4）保留大岗子部分搬迁后的民宅，改建成仿古住宅，开展民俗旅游和特色旅游。

（三）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1、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扩建帅乡文体广场，在原4000平方米的基础上，向南扩展，并开建人工湖休闲景点，总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二是完善中心镇区及集中居住区的基础配套设施。

2、完善城镇功能和服务体系。一是要在实现集中供热、供电、统一供水的基础上，实施城镇集中供燃气、集中垃圾处理工程；二是加快农户用沼气建设，支持养殖场和饲养集中区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积极开展沼气综合利用；三是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高绿色能源比重。争取城市公用设施向我镇延伸，最大限度实现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公益事业的统筹发展。

（四）推进城乡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

1、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遵循“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建立和完善劳动者通过

劳动力市场竞争、企业用工自主和个人就业自由的就业机制，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就业试点工作，建立城镇统一的就业制度、失业登记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设立劳动保障事务机构，集中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及劳务输出等相关服务。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贫有所济”为目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接轨，让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加快建立以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扩大覆盖面，将我镇辖区内各类企业职工及从业人员（含农垦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农民、失地农民和农村居民按照不同政策逐步纳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体系。

（五）推进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

1、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一是结合小城镇外扩规划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标准化建设，使教育结构趋于合理，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学需求。按照不低于国家城市学校现行建设标准的要求，实施建设学校宿舍、多功能室、综合楼，铺设塑胶操场等配套设施工程；二是推进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以信息化为手段，以应用为核心，以远程教育室系统为载体，不断充实和丰富教育信息资源，实现从课堂化教育到网络化教育的

突破。加强教育信息化硬件、远程教育和教育信息资源三大平台建设，让更多学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实现城乡学生同等管理，同等师资、同等教学。

2、大力发展卫生事业。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为重点，推进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一体化发展。合理配置，全面提升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所的整体功能，全面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和医疗装备水平。每个集中居住区要建成规范化的卫生所，实现城乡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保证居民公平享有付费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

3、加快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每个集中居住区都要建设一座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活动中心。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扩大先进文化向基层的辐射。实现中心镇区有综合文化站、文体综合活动广场、公园，集中居住区有多功能文化活动室和活动广场目标。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保障机制

（一）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改革现行户籍管理体制，以现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按照实际居住地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二）加快用地制度改革

积极推进集约用地，统筹规划城乡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水平。鼓励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出租、入股、置换等各种方式，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大力发展多种

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在推进用地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实施好“增减挂钩”。一是要进行合村并屯和土地复垦。要按照合村并屯的计划，分轻重缓急来实施；二是要把合村并屯腾出的土地指标增到县城、镇区、集中居住区和园区建设上来；三是要在解决群众利益问题上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民。

（三）完善各项配套措施

根据规划先行、政策先行和试点先行的原则，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本《方案》精神，完成下列工作任务：项目建设办公室要牵头完善产业发展规划；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要制定全镇城乡一体化建设总体规划，并牵头制定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相关政策；国有土地管理所制定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政策；农业经济办公室制定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招商引资办公室制定引导项目向园区集中的政策；社会保障办公室制定覆盖全镇居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教育、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文化等部门制定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相关政策，建立覆盖全镇的教育、卫生、人口和计生、文化、科技、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四）强化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领导，镇委、镇政府成立东风镇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常设机构，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落到实处。

（附：东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

东风镇人民政府 2010年7月30日

东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晓敬

党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李欣岷副

组

长：吉

成员：李

党委副书记、镇长

环

公司经理、场长

徐志军

人大主席

常乃柏

党委副书记

李忠营

副镇长 管延军

副镇长

鹏

副镇长、综治委员

刘焕章

副镇长、派出所长 印祥顺

副经理、副场长 黄占胜

副经理、副场长 朱晓国

组织委员 王洪利

宣传委员 刘

楠

纪检委员 徐志江

武装部长

江志国

镇长助理、财政所长 杜焕平

土地所长

黄

礼

司法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

管延军（兼）副主任：

王

铁

乡建助理 成员：

孙宝石

于海鹏

李

冰

栾鹏祥

王瑞庆

宋贤明

王小路

许素艳

经济助理 交通助理 办公室主任 结算中心主任 镇党委、政府秘书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第五篇：推动城乡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

高港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

口岸街道新明村村主任助理徐婷

城乡一体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城乡一体化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加快人口、产业、生产要素聚集，逐步达到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就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城镇化，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城乡一体化的主要任务

全面实施全区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布局等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生态化、农民职业化、城乡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

（一）推进农村生态化

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科学制定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规 1

划。一是加快区扩建改造和功能完善。二是加快工业园区的建设

及发展。三是加快各村、街道特色产业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化，（二）推进农民职业化化

1、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遵循“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建立和完善劳动者通过

劳动力市场竞争、企业用工自主和个人就业自由的就业机制，实

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建立城镇统一的就业制度、失业登记制度

和就业服务体系。

2、扶持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在扶持现有龙头企业基

础上，加速推进“公司+农户”的模式。并以此带动农业产业化

以及农民职业化，使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得到解决。

3、设立劳动保障事务机构，集中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

培训及劳务输出等相关服务。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为他们提供岗

位信息，进行劳动力培训，可以联合劳动保障部门，定期召开大

型城乡招聘会。

（三）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1、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建造文体广场，可以在村

中闲置地区，建造文体广场，为村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二是完善中心城区及集中居住区的基础配套设施。

2、完善城镇功能和服务体系。一是要在实现集中供电、统一供水的基础上，实施集中供燃气、集中垃圾处理工程；二是加

快农户用沼气建设，支持养殖场和饲养集中区建设大中型沼气工

程，积极开展沼气综合利用；三是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高绿色能源比重。争取城市公用设施向我镇延伸，最大限度实现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公益事业的统筹发展。

（四）推进城乡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

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贫有所济”为目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接轨，让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加快建立以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扩大覆盖面。

（五）推进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

1、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工作站

高港在全省率先建立村级社会事业工作站，将劳动保障、民政、计生、综治、残疾人服务等农村社会事业有效整合，实现“一站式”服务，同时，铺设专门网线到村，区、镇（街道）、村（社区）实行网上资源共享，农民不出村就可办理各类社会事务。这项为民服务的工程一定要长期的开展下去。

2、推进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以信息化为手段，以应用为核心，以远程教育室系统为载体，不断充实和丰富教育信息资源，实现从课堂化教育到网络化教育的突破。加强教育信息化硬件、远程教育和教育信息资源三大平台建设，让更多学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实现城乡学生同等管理，同等师资、同等教学。

3、大力发展卫生事业。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为重点，推进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一体化发展。合理配置，全面提升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所的整体功能，全面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和医疗装备水平。每个集中居住区要建成规范化的卫生所，实现城乡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保证居民公平享有付费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