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

第一篇：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

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

近日，北京西城法院甘琳法官结合审判实践和理论研究，总结梳理了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维权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等三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一、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

（一）案件审理的时间节点管理

（二）程序问题的处理

（三）实体审理中的常见抗辩事由及处理思路

二、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民刑交叉情形下的受理

（二）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认定

（三）伪卡交易情形下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责任认定

（四）无卡交易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责任认定

三、维权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主体资格的审查

（二）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三）增值业务效力的认定

一、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

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指以发卡行作为原告，以持卡人作为被告，以持卡人经催收仍欠款不予偿还为基础诉讼事实，以要求持卡人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本金、利息、手续费、超限费及滞纳金为诉讼请求的信用卡合同纠纷案件。当前，欠款类银行卡纠纷已经成为困扰银行的一类高发纠纷，也成为基层法院近年来审理数量较大的一类案件。近年来，欠款类银行卡案件数量增长迅猛，并呈现出标的额不断增加、公告送达比例高、被告到庭应诉率低、案件审理成本高等特点，特别是人口流动加剧人户分离现状，虚假填报申领表导致冒名申卡现象突出等问题的出现，给此类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案件审理的时间节点管理

欠款类银行卡案件在诉讼主体、诉讼基础事实以及诉讼请求等要素上相对固定，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但由于案件数量大，送达困难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量大，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注重提高效率，形成规范化的审理流程。为此，我们制定了审理此类案件的时间节点管理流程图及相应的具体工作要求。

1、收案后5天内完成： 初步整理卷宗，对案件进行分类、筛查、标注；

在高院身份信息查询系统中查询并打印当事人的户籍信息；

向被告所有联系地址邮寄起诉书、证据材料、到庭传票，完成首次邮寄送达； 拨打被告所有联系电话，并做好相应电话工作记录。

2、收案后5-20天内完成：

对户籍地在北京市内的被告进行上门送达；

在高院裁判文书数据库中搜索被告有无在先的刑事判决，准备向仍在北京市内监狱服刑的被告进行送达；

筛除无身份证信息及无申请表原件的案件后，制作批量开庭公告稿,向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

3、开庭公告见报后至开庭前完成： 委托外地法院送达的全部手续； 拨打被告无人接听的电话；

核实原告提交的证据原件，如信用卡申请表原件、交易明细，甄别是否存在伪冒办卡情况； 向被告户籍地邮寄开庭传票，完成第二次邮寄送达工作； 整理卷宗内文件，核查邮单有无漏寄情况； 准备批量案件的开庭笔录； 草拟批量案件的裁判文书。

4、开庭后7天内完成：

批量案件的裁判文书校核工作； 系统报结工作。

5、案件报结后完成：

向被告户籍地邮寄送达判决书；

制作批量宣判公告稿，向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 裁判文书上网工作； 60日内完成卷宗归档。

（二）程序问题的处理

1、管辖权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对于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管辖，由于信用卡领用合约中一般均有约定，故应按约定进行管辖。少数案件如冒名申卡案件中，被告与银行并未成立合同关系，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应是在案件实体审理中才能确定的事实，因此仍可按领用协议中的约定管辖协议进行管辖。

2、主体资格的审查

各银行的审核发卡机构一般为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由于部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并不具备独立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发卡行多以本市分行一级的银行或者总行营业部作为原告进行诉讼。司法实践中，发卡行作为起诉依据的信用卡申领表上大多只有被告的签字，没有银行的盖章，领用合约中也没有表明与申卡人签订合同的具体主体。由于负责审核发卡的信用卡中心系隶属于分行或总行营业部的机构，故实践中一般认可提起诉讼的分行一级的银行或者总行营业部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但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对于被告的身份信息，一般应将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中所列被告身份信息与证据中记载的被告身份信息进行比对，审查两者是否一致；如当事人信息中含有身份证号的，应在身份信息查询系统中进行核对，如在身份信息查询系统中查询不到被告身份信息，应通知原告在一定期限内补充提交正确的材料。如果原告在一定期限内无法补充提交正确的材料，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3、送达的效力

在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中，大量案件存在送达困难的问题。发卡行提供的被告地址一般为持卡人的户籍地或者办卡申请表中被告填写的地址，但是由于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人户分离现象突出、申领人虚假填写地址等原因，银行所提供的这些地址使得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失效。为了预防信用卡业务风险，防范持卡人躲避透支信用卡后拖欠债务，及时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益，部分银行在信用卡领用合约上约定了法律文书送达地址、送达方式及送达后果。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能否按照上述约定的方式及约定地址进行诉讼文书的送达，且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实践中面临诸多复杂情形，各地法院做法不一。

对于此类案件，我们认为，首先应当按照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进行送达；如果没有找到，应当按照被告的户籍地址送达；在穷尽上述手段后，仍然无法联系被告的，应当告知银行，进行公告送达。公告期满被告仍然没有应诉的，依法进行缺席审判。

此类案件，应当注意穷尽各种送达方式，并且将各阶段的送达情况告知银行，并制作工作笔录备查。这种方式将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作为首先送达的地址，有保留地认可约定效力，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再采取其他手段。司法实践中，在决定采取公告送达前，承办人员需要与原告方进行最后一次核实，询问其是否能够提供被送达人的其他有效联系方式，告知其公告送达的法律后果及公告费的负担等情形，确定送达穷尽后启动公告送达。

（三）实体审理中的常见抗辩事由及处理思路

1、如持卡人称身份证曾丢失，本人未填写过信用卡申请表，信用卡申请表上持卡人签名系伪造，本人未收到过信用卡且未使用过信用卡进行过消费。针对此情形，需要持卡人提交身份证丢失的证明，审查申请表上填写的信息是否真实，申请表上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必要时需要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如签名确非持卡人所签，再无其他证据证明涉案信用卡与持卡人有关，则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2、持卡人到庭后答辩称他人基于某种原因要求持卡人协助办卡，持卡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并填写信用卡申请表，收到信用卡后交予他人或者指定邮寄地址要求发卡行将卡片直接邮寄给他人，由本人或者他人开卡，他人持卡消费后不还款，持卡人认为本人未实际使用信用卡故拒绝还款。针对此情形，因持卡人系信用卡实际申请人，客观上为他人开卡及用卡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与实际使用人之间的信用卡借用关系不足以对抗发卡行基于信用卡领用合约对持卡人的付款请求权，依照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持卡人应对涉案信用卡欠款承担清偿责任。

3、持卡人到庭后答辩称虽填写了信用卡申领表，但并未收到过信用卡，信用卡消费与其无关。信用卡的申领、使用流程一般为申请人从发卡行的分支机构或者代办机构处取得信用卡申请表，申请人填写信用卡申请表并向发卡行分支机构或者代办机构提交信用卡申请表，发卡行分支机构或者代办机构按照批次将信用卡申请表交由发卡行信用卡业务部门（信用卡中心，持独立营业执照）审核，发卡行信用卡业务部门审核申请表及申请人信用记录，审核通过后发卡行信用卡业务部门按照申请人选择的邮寄地址向持卡人送达信用卡卡片、持卡人收到卡片后使用留存的固话或者手机开卡。针对持卡人提出未收到信用卡的情形，一方面要求发卡行就向申请人适当履行送达信用卡卡片义务提供证据，发卡行可以向法院提交向申请人送达卡片的挂号信、特快专递的底联，或者提交能够证明发卡行按照申请人留存的邮寄地址邮寄卡片有人签收的证明，同时按照时间或者逻辑顺序提交能够证明信用卡开卡或者信用卡消费或者信用卡挂失等等与申请人有关的证明，证明发卡行向申请人履行了送达信用卡卡片的义务。

4、持卡人到庭后答辩称虽填写了信用卡申领表，也收到了信用卡，但实际并未开卡，信用卡消费与其无关。根据对上述3中信用卡申领及使用流程的描述，针对持卡人提出信用卡收到了但并未开卡的情形，一方面要仔细核实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有效开卡电话是否是申请人提供，是否与申请人有关，一般情况下只要申请人在信用卡领用合约签名确认处签字确认，即视为对有效开卡电话的认可。同时要求发卡行就开卡申请是通过申请人留存的指定固话或者手机提供证明，后即使经过录音辨认实际开卡人确不是申请人本人，但由于实际开卡人确系使用了申请表中指定的固话或者手机开卡，这实际造成了足以使发卡行相信其就是申请人本人所为或者实际开卡人有代理权的表象，根据表现代理的相关理论，开卡的法律后果应由申请人承担。

5、持卡人到庭后答辩称虽填写了信用卡申领表也向发卡行递交了信用卡申领表，但是在未收到信用卡卡片前即通知发卡行信用卡客服要求停办信用卡，持卡人与发卡行并未建立信用卡合同关系。后卡片被发卡行寄出后开卡消费，持卡人不同意承担还款责任。处理此种情形，首先应对信用卡申领各环节中相关行为的法律性质有所认识：发卡行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出信用卡申请表的行为视为要约邀请；申请人接收信用卡申请表、按要求填写信用卡申请表，表示接受信用卡领用合约相关条款的约束并签字确认视为要约；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故申请人填写的信用卡申领表到达发卡行信用卡业务部门时生效，在此过程中可以参照合同法中关于要约撤回和要约撤销的相关规定处理；发卡行信用卡业务部门收到信用卡申请表审核予以批准视为承诺，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发卡行信用卡业务部门将信用卡邮寄申请人指定的地址，申请人收到卡片即表明收到承诺的通知，信用卡合同关系即成立。因此，要充分参照上述各行为的时间点以确认申请人与发卡行的信用卡领用关系是否成立。再此基础上，根据3、4的处理思路进行进一步处理。

6、持卡人到庭后答辩称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相关条款系格式条款，要求确认该条款无效。对于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应综合分析，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九、十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发卡行应对其已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持卡人抄写信用卡申领表中关于“已阅读并了解免责限责条款，并同意接受上述条款内容”等声明并签字的，可以认定发卡行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持卡人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形除外。发卡行虽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格式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情形的，应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7、如果持卡人以信用卡被盗刷为由，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法院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法院确实认为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审理需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中止审理；如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十条的规定处理，即“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8、如持卡人称其持有的信用卡透支消费确系其本人所为，但由于其信用卡诈骗的行为已经被公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持卡人已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并判决退还赃款，且赃款已经退回发卡行，故不同意支付透支消费产生的利息、滞纳金及超限费等费用。一方面，持卡人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发卡行主张信用卡合同有效，法院应予支持；持卡人因信用卡诈骗的行为被追究刑责不能对抗发卡行向其主张的民事权利，发卡行作为债权人仍可向持卡人主张给付透支款本息；另一方面，法院在查明赃款确已退回发卡行的前提下，可在判决时在本金部分予以扣除。

9、如持卡人称发卡行提交的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为发卡行自行打印后加盖印章的证据，不认可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的证明效力。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因此，发卡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是证明持卡人拖欠银行卡相关款项的证据，也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应当认定其证明效力。持卡人若有异议，应当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0、如果持卡人称其最后一次透支还款后，发卡行长期未向其主张权利已经超过2年诉讼时效，要求法院驳回发卡行的诉讼请求的，一般可以参照以下情形处理：一是发卡行在持卡人关联账户直接扣划欠款本息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是持卡人关联账户中无余额可扣，发卡行采取按约定在账户中增加透支额计息的方式主张权利，记载该内容的对账单寄送持卡人的，诉讼时效期间中断。三是发卡行按照持卡人在银行卡领用合约上留下的电话、通信地址催收债权，持卡人未通知发卡行电话、通信地址变更导致上述催收通知没有实际到达持卡人的，应认定催收行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是发卡行将银行卡债权打包后委托专门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催收的，受托人以发卡行的名义或者持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是为发卡行催收的，催收行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二、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主要指因不法分子盗刷银行卡的行为而引发的持卡人要求发卡行承担给付借记卡内被盗刷资金本息，或者返还被发卡行扣划信用卡本息责任，或者抗辩其不应偿还被盗刷信用卡本息的银行卡纠纷案件。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卡片介质存在的银行卡盗刷案件，如伪卡交易案件。另一类为无卡片介质存在的银行卡盗刷案件，如涉及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第三方支付的银行卡盗刷案件。近两年，因银行卡盗刷而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的收案数量增长迅速，由于缺乏统一的司法政策指导，各地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归责原则适用、裁判尺度上亦不一致，给审理此类案件带来了较大难度。

（一）民刑交叉情形下的受理 在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中，实施盗刷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是第一责任人，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逃亡下落不明，难以向其主张权利，故持卡人往往以发卡行、特约商户、收单行等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其承担给付被盗刷款项本息损失的责任。在银行卡纠纷案件中，同一主体之间，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违反了民商事、刑事法律的规定，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受理和审理。

在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中，由于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因申领银行卡行为而建立了民商事法律关系，故无论持卡人是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还是侵权法律关系诉请发卡行承担卡内资金损失责任的，由于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存在着民商事法律关系，则该案件均应作为民商事案件受理，而不能因为涉及到刑事犯罪而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如案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将刑事犯罪嫌疑材料移交公安、检察机关处理，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当事人一方以追赃程序未完成为由主张民商事纠纷案件不应受理或者受理后应中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二）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认定

在盗刷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中，不仅当事人起诉的法律依据不一致，在理论和实务层面也都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申领和发放银行卡，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形成了银行卡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在持卡人或者发卡行基于银行卡合同而起诉对方当事人时，当事人之间构成银行卡合同法律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商业银行法》第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发卡行负有保护持卡人卡内资金安全以及用卡环境安全的安全保障义务。持卡人以发卡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卡内资金损失为由诉请判令发卡行承担侵权责任的，当事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在持卡人起诉发卡行的银行卡盗刷案件中，存在违约与侵权的竞合。笔者认为，持卡人起诉发卡行，请求发卡行承担银行卡被盗刷的责任，宜认定为违约责任。

首先，从立法渊源上看，《侵权责任法》第37条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第37条宜理解为人身权，而非财产权。其次，第37条是一种补充责任，承担补充责任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不宜随意扩大解释。条文明确将“银行”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并列在一起，作为“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定语，应当说这种责任并非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因正常经营或商业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三，侵权责任法规定补充责任的目的在于双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或者合同中并没有对此类责任作出明确的约定，从公平正义上考虑，在产生损害时应当承担一种补充责任。而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显然存在银行卡合同关系，发卡行有义务保障持卡人账户内的资金安全，故不再适用此类侵权责任。

第四，违约责任只需要持卡人证明发卡行违约即可，并不需要证明发卡行的过错，而侵权责任需要持卡人证明发卡行的过错。在持卡人本身举证能力较弱的情况下，采用侵权责任不利于对诉讼能力较弱的持卡人的保护。

（三）伪卡交易情形下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责任认定

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分配事实的真伪得不到证明时所产生的败诉风险。因此，如何确定举证责任，是关系到伪卡交易案件中责任主体的认定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关于伪卡交易情形下，发卡行的责任认定问题，主要有三种处理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判决持卡人承担100%的伪卡交易损失的责任，这种思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持卡人，由持卡人举证证明发卡行具有过错；第二种思路是判决发卡行承担100%的卡内资金损失的责任，这种思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发卡行，由发卡行举证证明持卡人具有过错；第三种思路是按照过错比例判令发卡行、持卡人分担卡内资金损失的责任。

笔者认为，伪卡交易是指他人盗用银行卡信息和密码，通过伪造或者变造银行卡卡片进行消费、取现、转账的行为。

以下几方面事实是判断是否存在伪卡交易的重点：

一是确定争议的交易为哪几笔及争议交易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二是确定争议的交易系伪卡所为；

三是发卡行无证据证明持卡人对伪卡交易具有过错。

在伪卡交易案件中，应当在确定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发卡行与持卡人的经济地位、承担风险的能力和举证能力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在银行卡盗刷案件中，持卡人应当对伪卡交易导致其银行卡账户内资金减少或者透支额度增加的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持卡人提供了其持有的真卡、在涉案时间内的用卡记录、报警记录、挂失记录或者刑事判决等证据材料的几项或者全部，可以判断存在伪卡交易的，应当认定其尽到了初步举证责任。发卡行、收单机构、特约商户应对持卡人未尽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发卡行、收单机构、特约商户不能提供上述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般情况下，具备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属于伪卡交易：

（一）争议交易发生时、发生地的监控录像显示持卡交易人并非持卡人本人；

（二）存在不法分子安装摄像头等设备窃取银行卡信息、密码等行为；

（三）监控录像显示交易中的银行卡的样式、颜色、标记等与真实银行卡有较大差异；

（四）结合交易发生地和持卡人持有的银行卡所在地、交易时间等时空距离判断，持卡人难以使用同一张银行卡往返两地操作；

（五）生效判决认定案涉交易系罪犯所为伪卡交易。以上五种情况基本上可以作为判断存在伪卡交易的情形。

（四）无卡交易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责任认定

无卡交易情形下的银行卡盗刷纠纷，主要指通过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第三方支付等交易方式导致持卡人银行卡账户内的资金被盗刷的案件。在无卡交易的情形下，由于持卡人账户内的资金转移并未以银行卡卡片作为介质，故此类案件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责任的认定上与伪卡交易的案件存在一定的区别。

发卡行应当根据银行卡的种类、交易类型、支付金额等因素，采用具有安全性的持卡人身份认证方式。身份认证方式是否具有安全性，可综合其是否符合《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是否达到行为当时通用技术水平下保障网上交易安全的技术标准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因身份认证不具有安全性而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的，发卡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持卡人与发卡行签订银行卡合同时，发卡行应将银行卡是否具有网上支付功能、开通该功能的方式和使用该功能的法律后果等情况告知持卡人。发卡行未尽告知义务，或者虽尽告知义务，但持卡人未同意，发卡行单方开通该功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维权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维权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主要指持卡人因发卡行收取费用、开通业务、提供服务等产生争议而起诉发卡行，要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银行卡纠纷案件。当前，维权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主要包括持卡人对银行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有争议、发卡行擅自为持卡人开通的增值业务、持卡人对存入银行的欠款数额有争议、继承人要求支取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等多种类型的案件。

（一）主体资格的审查

在维权类银行卡纠纷案件中，应注意与原告形成银行卡合同关系的主体是总行、分行还是支行。由于自然人作为原告的诉讼能力相对较弱，经常会出现被告主体错误或部分被告与案件无关的情况，此时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告知其适格的被告。如原告坚持由错误的被告承担责任，只要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由于有明确的被告，也应当进行实体审理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维权类银行卡案件往往涉及到格式条款的问题。银行为持卡人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时，合同条款由银行单方拟定，为格式条款。银行开展的业务有的较为复杂，合同的格式条款中多有一些专业术语和免责、限责条款，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持卡人而言，其与发卡行在信息的掌握上存在着不对称性，其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也处于劣势，很难准确理解条款涵义和了解其法律后果，如果任由发卡行根据持卡人并不理解、未真正同意的格式条款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任意免责、限责，则对持卡人有失公平，也有违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即：“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关于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和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

（二）》）第6条进行了规定，即“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

实践中，对于格式条款争议，发卡行应证明对上述条款履行说明义务，并经相对人同意。一般来说，银行会提供相对人声明已阅读全部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业务的相关信息的签字确认单。在银行能够提供确认单，且合同条款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相应条款的效力。

（三）增值业务效力的认定

近年来，各银行普遍针对银行卡开发出较多增值业务，如短信提醒、分期付款、现金转存等基本增值业务、还有透支转账分期还款、存贷两用、提高临时额度并将大额消费自动转分期等更为复杂的增值业务，甚至还包括与商户合作开发的与银行自身业务无关的增值服务。由于该类案件涉及的并非一般的银行卡业务，故在审理时应当针对个案重点审查相关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例如，持卡人与发卡行基于信用卡的发卡建立了法律关系，在申领协议中也有关于分期付款的约定，但发卡行开展了一项新的业务，即在一定期限内提高信用卡的额度，但单笔消费超过一定数额即自动转为分期付款。这项业务并非双方基于信用卡发卡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应审查双方是否有变更或增加合同内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第二篇：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精选）

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势下地位更加重要。江北区属重庆市主城区之一，辖9街3镇，除鱼嘴、复盛、五宝三个农业镇外，其它街道包含有部分农村。辖区农村地处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开发、流转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流转、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案件迅速增多。开展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专题调研，分析审理农村土地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更加妥善地审理好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增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效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城郊农村土地开发日趋活跃，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案件之一。2003年至2006年5月，我院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26件。其中2003年3件；2004年5件；2005年6件；2006年1-5月12件。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是与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农民的法律意识，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土地价值提升相关联的。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仅今年前5个月，我院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就占到近三年来同类案件的46.2%。二是案件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2004年以前的案件，矛盾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后，土地补偿金、安置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分配方面，2005年以后，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违规收回土地、离婚分割承包地等类型的案件不断增多。三是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2004年以前的土地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单一，主要是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与所在村社，2005年以来逐步扩展到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承包人之间、村社与流转租用人之间，部分案件存在原、被告和第三人等多方当事人。案件既是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四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体性上访事件。大规模开发征占农业用地，影响众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集体诉讼。这类案件牵涉面广，案件的复杂疑难程度和社会影响大，稍有不慎容易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五种情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以及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这是法律上比较宏观的划分。从我院受理案件情况分析，土地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七种具体类型：

1.村民之间转包土地引发的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转包给其他村民耕种，在履行转包协议中发生矛盾，双方不能协调一致，诉请法院解决。这类案件从争议根源来看又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因转包地被开发或出租后补偿费归属问题发生矛盾。转包土地被开发或租用后，土地补偿费、青苗费、附着物赔偿费归原承包人所有或是归现耕种人享有，双方莫衷一是，基层组织又协调不了。二是在转包土地上种植特定作物引起纠纷。村民之间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后，转包方在地上种植花木、经济作物等，引起原承包人不满。原承包人见效益较好，想提前收回土地，便以影响土地肥力为由，阻止转包人在该耕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和绿化树木，双方发生纠纷。原承包户要求解除转包协议，收回承包地。

3.正确处理法律、政策与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关系，力求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除了政策、法律对农村土地的调整、规范，还普遍存在农村村民自治与乡规民约的非正式规范。村民自治是随着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而产生的，是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按照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这些事项包括从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乡规民约是指作为农村村民自治的一种调整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及村民行为的规范。由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法律、政策进行宏观调整的同时，有时发挥微观意义上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的作用非常必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可见，乡规民约必须合法且仅作为政策法规的补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权利和乡规民约的既定事实，又要对借村民自治、乡规民约之名制定土政策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坚决依法纠正，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4.坚持司法为民原则。首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诉讼调解。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坚持以化解矛盾，构建和谐为目标，把调解作为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灵活运用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亲情感化法、法理疏导法、利益诱导法、权衡利弊法”等多种手段，依靠村委会、基层政府信访部门、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出面协调，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其次，做好判后答疑。农村当事人法律素质相对较低，对法院裁判文书理解困难，有必要在案件宣判后向其解释判决的理由，力争服判息诉。第三，巡回审理、开展法制宣传、提供司法救助，保障农民合法权利。实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为农民诉讼提供方便，并组织农民群众旁听，提高他们对土地法律政策的了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及时办理减、缓、免交诉讼费用，保证其打得起官司。

5.延伸审判功能，提出司法建议。司法不是万能的，土地纠纷案件原因复杂社会影响面广，许多案件反映的是农村带普遍性的问题，单靠司法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有时会出现“案结事未了”的情况，应当及时将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党委、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提出司法建议书，加强和改进农村土地工作、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6.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确保案件质量。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切实做到公开、公正，通过程序公正，确保案件实体公正，尤其在案件处理结果上要体现出公平正义。

三、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

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承包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土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对没有具体法律、政策为审理依据的土地纠纷案件，应当从维护承包人合法权益出发，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妥善处理。近年来，我院通过审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认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中，应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界定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不具体明确，一般做法是统一以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立案，案由比较笼统，不能准确反映案件实质，也不能从案由上提示处理方式的区别，不利于建立详细的司法统计台帐。应结合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发生的特点，在案由上准确细分，使其能够反映案件纠纷的实质特点，便于正确适用法律。结合审判实践，我们认为主要应作如下区分：（１）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凡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由应确定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这类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共同承包，人数众多的应当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受案法院在承包人中指定代表人。（２）承包经营权纠纷。公民、集体对集体或国家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或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承包人的土地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纠纷立案。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区别在于它是侵权类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属合同类纠纷，适用法律大不相同。（３）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流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流专协议纠纷案由了立案。（４）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认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违反法律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让给他人而损害农民利益，一方起诉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应以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立案。这类案件多为群体性纠纷或集团诉讼。

2.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在城里购房置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成了“城里人”，但不会轻易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在法定承包期内，除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见，对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收回问题，法律是严格限定了条件的，对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人地矛盾突出为由，放宽条件收回外出务工农民土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应予禁止。凡遇此种情况，外出务工农民起诉请求还回承包地的法院应予支持。

3.关于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问题。法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妨碍或强迫。未经承包方书面委托，发包方和其他组织、个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或者借口经过民主议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农户起诉要求收回返还被强迫流转的承包地的，法院应当保护。

4.关于以抛荒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的问题。承包方弃耕抛荒土地有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以前农业税赋较重，许多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在家种地划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从法律和政策来看，无论是《土地承包法》或《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国务院《关于尽快恢复摞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或《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都未规定可以收回抛荒的承包地。据此，审判实践中，应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出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农户抛荒承包地，现在承包方起诉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原则上应予支持。

5.关于出嫁女、上门婿承包地问题。出嫁女和上门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无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还是保留结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的原则是不能使其权利落空。在个案处理中可以区别情况对待：对承包期内当事人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原承包地；对结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6.关于客观情况变化致合同履行显失公正的问题。涉及土地流转的合同，签约时只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政策背景，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适合于合同签订时的情况。但是，土地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极大，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家农业基础政策的调整，往往会打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使得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础，从而引发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有的发包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案件的实质并非合同无效，而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破坏合同的严肃性；但如果驳回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以分析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7.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问题。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能力一般较差，而且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法则的运用；二是在遵从《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尽可能在使用证据时符合客观真实。

四、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建议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突出，反映到法院案件中来的只是一部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仅靠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综合治理机制，纳入统筹安排，健全防范机制，及时排查、发现和消除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加强农村土地问题的法律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围绕农村稳定、发展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土地问题调研活动，发现和分析涉及农村土地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避免和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新机制、新方法。虽然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提供了依据，但一些争议较大，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未加规范，有的问题需要在物权法中加以明确，而农地问题研究滞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高度重视。

2.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加强农村基层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增强其权威性和凝聚力，使其在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特别是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方法，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政，以良好的形象带动群众，取信于民。要依法管理农村与土地相关的承包合同。农村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凡是能够用合同管理的，都要依法纳入合同管理。签订农村承包合同，必须坚持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严禁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逐步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最接近，最了解农村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起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把土地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3.加强政府对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从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来看，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指导监督不力，导致农村土地工作中出现混乱，产生矛盾纠纷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委会和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指导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见，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发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发包享有批准权，可以通过批准行为来监督和指导农村发包土地的有序展开。镇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土地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土地工作。对农村土地发包、流转、局部调整等要登记备案，实行全程监督，减少发生土地纠纷的潜在隐患。针对城市周边土地流转频繁，形式多样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见证、登记制度，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清理、整顿，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4.完善多元化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解决土地纠纷矛盾，应当是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为那些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提供多种救济渠道，使更多的土地纠纷在诉讼外迅速、便利、妥善地得到解决，舒缓法院的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矛盾排查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土地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工作，做到土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土地纠纷苗头，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协调处理，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做好纠纷当事人疏导稳控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健全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建立健全处理土地纠纷的调解、仲裁机构，组织专人、集中力量，地主动深入农民中及时处理发生的土地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引起不良事端，使调解工作成为预防和解决土地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5.提高对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靠农业为生，无土地则无生计。对农村存在的无地农民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应主要通过发展方法解决。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帮助部分无地、少地农民扩大就业领域，优先安排他们参加非农岗位的技能培训、技术学习，通过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拓展农民增收致富空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改变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中不区分有地无地的情况，对无地农民应实行政策倾斜，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缓解农村土地矛盾。

6.积极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资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土地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增长趋势。现实中部份因流转产生的土地纠纷案件，就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对土地价值增值情况预见不足，流转费用低廉，农民感到很吃亏引起的矛盾。有的采取流转费用随年限变化梯度增加的方法，但实行增加的梯度与土地价值自身的变化不相符合，亦会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导致矛盾发生。目前城市周边农村土地流转中，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现象十分普遍，土地不能复耕，从长期来看对农民合法权益是一种损害。针对土地流转的现状，应大胆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可尝试采用土地使用权入股，将土地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

（陈兴林）

第三篇：相邻关系纠纷案件的审理与思考

在我国，相邻关系常常具有普遍性和复杂多样性，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事关系，如果处理的不好，容易引发纠纷，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甚至会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害，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由于相邻关系的种类很多，而《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又过于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相邻权的诉讼时效也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给相邻权纠纷案件的日常审理带来法律适用的困难；这就需要法官在审理相邻纠纷案件时，既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又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适当考虑历史情况和风俗习惯，正确适用法律，才能够公正的裁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文对日常审理相邻纠纷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对相邻纠纷在理论和实务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做一个粗浅的论述。

一、对相邻权理论的理解与界定

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对各自所有的或使用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时，相互间应当给予便利或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不动产的相邻关系的实质是相邻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行使其权利的一种延伸或限制，而从权利的角度讲，相邻关系又称相邻权。

1、正确理解“相邻”的范围及界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相邻”是指两个以上不动产“直接相邻”或“直接相连”；而另一种观点将“相邻”理解为 “相邻接”、“相连接”、“附近”等的意思。我认同第二种观点，并且应当对“相邻”作广义的理解；所谓的“相邻”是指地理位置的相邻，既包括相连接的房屋、土地及其他不动产，也包括与只相邻的、附近的房屋、土地及其他不动产。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内容因种类不同而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相邻的一方有权要求他方提供必要的便利，使本人的不动产得到合理利用。

凡在不动产的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一方不动产与另一方不动产之间有相互利用的必要，均可视为是相邻关系的产生。但是，相邻关系的客体并不是不动产本身，而是相邻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行使其所有权或使用权时所体现的利益。因此，在行使相邻权时，既要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又要为邻人提供方便，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审理相邻权案件时要注意的问题。

2、相邻权调整的主题范围在审理是应该予以确定。

对于相邻权调整的主题范围，《民法通则》未作明确规定。一种观点认为，相邻权调整的主题范围主要是不动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即适用物权中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但对非物权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不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相邻权调整范围不仅包括物权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也包括非物权的不动产使用人之间。我认同第二种观点。这同样是审理相邻权纠纷案件要注意的问题。

二、相邻权纠纷审理时的难点与认定

1、如何界定相邻权与地役权

所谓地役权，是指土地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为了自身利用土地的方便，而在他人的土地上为自己所设立的一项权利——通过利用该他人的土地来提高其自己土地的效益与价值，实现经济上或精神上的便利和利益。地役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等特点，而相邻权具有法定性。从传统民法理论和我国对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来看，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是调整相邻土地权利人之间的土地利用关系而设的制度，然而，两者是两种不同的物权制度，不能互为代替。由于《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相邻权，对地役权未作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极易混淆两者的界限。

如果从以下方面予以界定，则可以使审判程序顺利进行：

（1）、从产生原因方面加以界定。这也是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相邻权由法律直接规定，是法定权利，直接对抗第三人，无须登记即可发生法律效力；而地役权是依据法律行为而取得，一般属于约定权利，必须经过登记机关登记，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同时，地役权也可以因遗嘱、继承9或时效等原因而取得。

（2）、从调整范围加以区分。相邻权调整限度较小，而地役权不但可以调节相邻土地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可以为不相邻土地权利人之间利用，其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与扩张程度较大。

（3）、从存在的条件方面予以区别。相邻权存在的条件是权利主体的不动产必须是相互毗邻；既适用于土地的相邻，也适用于房屋的相邻；而地役权只适用于土地的相邻关系，并不受土地侍奉毗邻的限制。

（4）、从权利存续期间及是否有偿予以区别。原则上讲，地役权的期限既可以约定为有期，也可以约定为无期，还可以在订立地役权合同时尚不确定地役权期限，只约定适当的期限确定方法而待以后再行确定，但不可约定为永久期限。至于是否为有偿，则取决于地役权的设定方式和当事人的约定；而相邻权的存续期间是法定的，一般为无偿的。

（5）、从权利类型予以区别。地役权是独立于不动

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之外的一种民事权利，是独立的用益物权；而相邻权既不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更不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属于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本身的扩张或限制。

（6）、从是否需要登记予以区别。由于有法律的直接规定，相邻权成立及对抗第三人，均无需单独登记即可发生；而地役权是由其用益物权的性质所决定，其成立及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必须以登记为要件。

(7)、从请求权方面予以区别。相邻权受到侵害后，不能直接以相邻关系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而应该以所有权的行使受到妨害予以诉讼；而地役权受到损害后，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地役权受损还的诉讼请求。

2、建筑物相邻权的审理

产生相邻权纠纷比较多的原因是由于在城市建设中，规划部门未严格依照规划标准履行职责，造成逾界建筑或违法建筑的出现；或是在旧城改造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建筑物间距不足的问题而导致相邻采光、通风、排水等纠纷的发生。当这类纠纷发生后，在审判过程中，往往是以被侵权人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作为最后的选择。而由于到目前为止，损失赔偿标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很难统一赔偿标准，造成当事人对判决不满意。

通过调研，在此我仅对逾界建筑和违法建筑相邻权如何救济与保护阐述个人粗浅的思考。我本人认为，对于此类案件应该区别不同情况而定。

（1）、对逾界建筑相邻权审理

所谓逾界建筑是指建筑物所有人超过准建土地使用范围或超越规划许可高、长、宽限度的建筑。对于逾界建筑，不应该一律判决拆除。对逾界范围不大，受害人又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制止的，可以参考德国，瑞士等国家“邻居应有相应的容忍义务”原则，一般可不判决拆除，以免影响建筑物整体性和安全性，法官通过价值判断和利益权衡，可采用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处理。

（2）、对违法建筑的审理

所谓违法建筑是指建筑物所有人没有土地许可和建筑规划许可审批手续而进行的建筑。对于此类建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中止诉讼，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拆除违法建筑”的司法建议，待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后在恢复民事诉讼。而对于只是审批手续不完整的，则可责令当事人补办，如按期补办了的，实体处理可参照逾界建筑相邻权予以处理；如行政主管部门不予补办，如属原告则裁定驳回起诉；如是被告，则按违法建筑予以判决。

3、相邻权的诉讼时效

对于相邻权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仅在141条规定“法律对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物权法》对相邻权的诉讼时效也未作明确的规定，使得在审判实践中对相邻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邻权是一种与一定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相始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相邻权是一种请求权，应该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我认为，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应当根据不同的请求权而定。在行使时，从秩序、效率、公平、安全等价值关系加以考量。对于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因为恢复原状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赔偿损失中的有些损失有时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及部门进行评估、计算；而对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则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因为这些侵害事实是处于持续状态，危险处于随时可以发生的状态，并且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对相邻权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由于法律对生命安全价值的追求明显大于对秩序、效率、公平三项价值的要求，此时如果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则与“以人为本”相悖，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更难以彰显我国法律人文关怀的精髓。

第四篇：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诉到二审法院的票据纠纷案件亦有所增加。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履行着信用和支付的职能，在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票据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由于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国启动较晚，因此当事人通过票据实施的商行为不够规范，加之票据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所以给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通过对特殊案件进行讨论研究，加强上下级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关票据法专家请教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等方式，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写出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在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票据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办事，同时强调尊重金融机构行业习惯和惯例，不能自己创造所谓的规律、经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越来越重视对市场规律的研究与评判，更加强调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创新，而绝不实盲目的创新。

[关键词]

一、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根据以上规定，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某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2、法律用语不准确

有些一审法律文书个别法律用语不准确，二审法律文书末予以纠正，反而原样抄录，应予以注意。如有文书表述：“„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根据《票据法》第82条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由于支票是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的情况，因此“„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的法律用语是错误的；还有一审文书表述：“„XX支行作为代理付款人，对转帐支票负有审查的义务，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个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机构，就上述案件案情来看，XX支行应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构成票据变造，对于票据变造的情形，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如何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票据的变造并不导致票据的无效，因此关于“„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的表述亦是错误的，二审文书应予以纠正。

（二）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票据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对关于票据的金融专业知识有所涉猎，每个法官都应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努力，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新形势对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分析

（一）关于票据的效力

《票据法》第8、9、22、76、85条对无效票据的情形作了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的大小写须一致，否则无效；第9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22、76、85条规定的都是票据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无该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对以上规定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对第9条的理解，有人认为，只要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之一的，该票据首先应认定为无效票据；也有人认为，《票据法》第14条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根据该规定，被伪造、变造后的票据仍然有效，票据债务人根据其真实的签章和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如果动辄适用第9条之规定认定票据无效，那么第14条的规定还有何意义，并且也不利于实现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职能。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我们既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允许票据的存在并确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发挥票据所具有的各种经济职能，如果我们通过行使司法权轻易否认其效力，势必导致限制票据流通使用的后果，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对《票据法》第22、76、85条的理解，分歧较大。例如在审理涉及支票的票据纠纷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额和收款人一样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故有人认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来被持票人补记，该支票仍应认定无效；有人则认为，虽然《票据法》未规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权补记，但《票据法》第85条的规定是为了规范人们使用票据的行为，目的在于强调票据行为的规范性，不是为票据的效力设置障碍，如果轻易认定出票人未记载出票日期的票据是无效票据，那么就会纵容出票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因为出票人可以故意签发无出票日期的票据，当持票人向其主张票据权利时，其以未记载出票日期票据无效的理由抗辩，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抗辩，那么我们就会不断鼓励这种签发无效票据的行为，给恶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达到欺诈的目的，给善意持票人带来损失。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总之，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象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样，以鼓励交易和流通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可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亦不要轻易认定票据无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权的良性导向作用。

（二）关于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票据权利的存在只依票据本身的文义为准，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意即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各自独立。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根据票据享有权利的人与承担义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书人、受背书人、持票人、承兑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等。这是票据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票据当事人之间之所以发生票据关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或实质关系，这种原因或实质关系在票据关系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关系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说的基础关系，又称为票据的实质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票据当事人之间发行、转让和授受票据，必有一定的原因，作为票据授受原因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为票据原因关系。其中的“原因”即为“票据原因”。票据行为的产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又与票据的发行、转让相关联，故称其为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牵连。首先，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是无因证券，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即无论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的效力，即票据发行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票据的原因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但票据关系仍然有效；（2）票据债权人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3）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此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合法持有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称的票据的无因性。正是由于票据这种无因的性质，才使得票据权利的转让与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以通知债务人为要件，而票据权利的转让则是依背书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无需通知债务人。此外，一般财产权利转让后，新权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权利人在权利上的瑕疵，债务人对原权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辩对新权利人也可以行使。而票据权利转让后，原则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据上的瑕疵。由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这种特点，才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牵连关系，具体表现在：（1）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2）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向其行使抗辩；（3）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4）为了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5）票据上的请求权如因时效而消灭，并不意味着原因关系消灭，可依民法上的关系予以请求。票据法中这种牵连关系的规定，就是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该规定即是票据无因性特征的反映。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以上对基础关系的强行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误认为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原因等基础关系的制约。有人会认为，既然法律明确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违反，自然会导致票据无效或者票据行为无效。在我们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期，由于一般企业的商业信誉尚需提高，法律从保护票据运作过程的安全性角度出发，为防止票据流通中的欺诈行为而作出如此相关规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滥用这些规定，势必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给票据流通带来影响。鉴于此，《规定》中的第14条对《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作了限制解释，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之后，审判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贯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况的处理，却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毋庸置疑，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例如《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规定》第2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第37条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票据无因的相对性。但在审理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有的法官往往对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不予理会，或者要求票据债务人对提出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做法与《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相悖的。在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以基础关系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提出抗辩，为什么以票据关系提起诉讼就丧失了抗辩权呢，双方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起诉案由更改就被剥夺抗辩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对票据无因性还存在例外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还需更加透彻和准确。

（三）关于举证责任

《票据法》几乎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给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造成难度，《规定》的第三部分专门对举证责任予以规定。该部分规定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明票据诉讼的举证责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第二，当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票据债务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说明该《规定》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持票人对票据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辩的，根据对该《规定》的理解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应认为由该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时，持票人才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以便更好地保护合法持票人的利益。而对于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就应对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负举证责任。第三，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说明《规定》建立了票据诉讼举证期限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证据、故意有证不举，或毫无期限地不断提举新证，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定》开创了建立举证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释领域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注意适用。

（四）关于法律适用

《规定》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应注意在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时，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有在其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时，才可以参照适用。例如《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而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说明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并不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该条规定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在适用时应予以注意。

综上，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还会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问题，需不断研究总结，以提高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及其意义

在我国《票据法》中，既有第4条款规定的“票据责任”又有第6章规定的：“法律责任”如何理解和区分二者，特别是票据责任之间的区别，法律作这种界定有何意义，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作详细分析论述。

[相关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罗湖区袁某和王某订立了一份私房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王某把属于其个人所有的私房两间卖给袁某，价格为25万元。双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袁某取得了对该两间私房的所有权。6月5日，袁某向王某签发了一张以1998年6月5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5万元，以袁某的开户有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罗湖区分行为付款人，以王某为收款人的支票，经签章后拒付给了王某持有。6月7日，王某又从胡某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切诺基小轿车，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签发的25万元的支票背书转让给了胡某。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该支票向袁某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该开户银行以该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由拒绝付款。于是，胡某便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请求王某与袁某返还其与该支票的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王某与袁某以票据权利已经消灭，票据即该支票已经作废为由拒绝付款，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诸南昌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持票人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袁某应当返还胡某与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承担到底是什么责任，票据责任抑或民事责任？即本案裁决袁某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里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观点，袁某换25万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因为《票据法》第18条观点，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各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王某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某和王某应当对票据未获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一）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本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理论性同时又具操作性的问题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

所谓票据责任，根据票据法的观点，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观点而承担的票据义务，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观点：单位、个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支付结算办法》第5章观点的责任大多也属于这种票据责任。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0条、第71条等观点的：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这里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本文所指的票据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票据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指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不等于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二者的内容并非一致。

票据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具体来说，二者可作如下四点区分：

第一，票据责任具有双重性。而民事责任则不具有双重性。票据责任的承担者，即票据债务人，具有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这时由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所决定的。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使得产生于同一票据上的众多票据行为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互不依赖，即使某一票据行为无效，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任何干扰和妨碍。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使得票据行为一旦要式具备，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不问产生票据行为的基础关系如何。纵使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点，票据才得以在社会上自由、安全地流通，发回其汇兑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融资工具和结算工具的作用。因而票据才被广泛使用，快速而便捷。为适应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需要，保证票据的快速流通性和交易安全性，《票据法》观点票据债务人负担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票据的主债务人，即直接承担票据付款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主债务人，即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其对票据持票人的付款责任是绝对的，不可免除的。只有在主债务人付款后，债务人的责任才宣告解除，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归于消灭。票据的次债务人，即对票据查对和付款负担保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本票的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其在票据不获查对或者不获付款时，承担票据责任。次债务人在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金额后，便解除自己的票据责任，从而获得向其前手进行追索的权利，直至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或保全主要票据权利，例如提示承兑，提示付款，则除汇票的承兑人，本票和支票的出票人外，其余次债务人的票据权利随之解除。如果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如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年期满后则次债务人的票据责任也相应解除。

第二，票据责任具有连带性。所有票据当事人对持票人均负有共同的责任。民事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双方协商的约定时才承担共同责任，才具有连带性。多数情况下，均属于一人责任，自己责任，法律后果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而不连带他人。而票据责任则不同，在持票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所有在票据上签名盖章的人都要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票据当事人进行追索，而不问先后顺序和有无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持票人的权利才得以保障。其他民事债权不获实现时，只能以与债权人发生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为追究对象，令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与债权人没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承担民事连带责任的除外）。

第三，票据责任以票据上所记载的事项为准。而民事责任则以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责任内容为准。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尺度完全由法律严格规定。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完全依靠票据上的文义来确定，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时，只能依据单据上记载内容，而不得以票据以外的证据方法来变更或补充其权利。同样，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必须依签名时的票据上记载的内容对票据承担责任，不管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时，均以票据文义为准，任何人不得以票据文义以外的事项要求债务人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票据责任是以金钱给付义务，它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而这种票据授受、签章等形式意义行为的产生，并不反映导致票据授受的具体交易形态或原因。民事责任则基于违反合同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而产生，它是违反具体交易形态中的义务或侵害某种具体权利的结果。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在票据当事人之间存在票据责任，但未必存在民事责任，例如出票人对其间接后手应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但他们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古不存在民事责任，有时民事责任是票据责任产生的原因，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原则上仍然独立，票据行为一旦完成，票据责任即产生，即使票据责任不能成立，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存在。反之，主张票据责任，不不必证明导致票据责任的原因关系的义务或责任的存在。

在本案中，胡某确实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示付款，违反了《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但是，应当看到胡某不仅没有在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甚至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6个月内行使票据权利，他不仅仅是错过了提示付款期10日的期限，也错过了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限，而且是丧失了全部的票据权利。既然已丧失了全部票据权利，就不能再向出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出票人依据《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如果说，持票人胡某单纯是错过了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而没有错过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6个月，那么他可以依照《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但是本案却并非如此，胡某持有的支票的出票日是6月5日，可他在12月8日才向银行提示付款，依据《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因时效届满，其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因此不存在票据责任的问题，即出票人袁某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袁某的票据责任虽然不存在了，但其返还责任仍然存在。这是因为，票据法第18条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偿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从本案的全部事实以及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袁某和王某因票据时效而不承担票据责任，其承担的责任属于民事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两种观点并没有具体确定袁某和王某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以及王某不承担的理由。袁某承担的是因持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民事权利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主张第一种说法的学者，只看到了这个案件的某个环节，而没有全面考虑案件的整个事实。在本案中，持票人胡某因丧失票据权利既不能向王某也不能向袁某主张票据权利。但是，王某作为与胡某存在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在票据款项没有兑付的情况下，胡某的合同义务即付款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而不履行合同义务仍应当对胡某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胡某仍有权要求支付货款。第二种意见看到了王某与袁某承担连带责任则没有依据，因为王某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袁某承担的是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不存在连带关系。

（二）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

大体来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可以从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讲，目前比较统一的民商法大前提下，民事责任与票据责任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如何界定民事责任体系及票据责任制度，学者们一直见仁见智。从《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第6章是归于票据法律责任的集中观点，在其他几章尤其是前3章中，即有票据责任的规定，也有票据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毫无疑问，票据法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关于票据法上民事责任的规定，由此显得票据法中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错综复杂。因此，具体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将有助于理清票据法律责任体系的脉络，从而更宜深入研究票据责任这项方兴未艾的制度，对于探讨民商法体系大前提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也大有裨益。

其次，从实务操作层面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利于正确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合理裁定票据责任与违反票据法的法律责任承担，尤其是在票据法中既规定有票据责任，又规定有民事责任时，严格区分票据责任和民事责任，有利于保护持票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制裁债务人的违法行为，保证票据有一个安全、自由的流通环境，促进票据的稳健运行，加速票据高效快速流通，充分发挥票据的应有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正确区分及合理承担。本文的争议正在于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在现实中，遇到涉及票据的纠纷，要注意正确看待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异同以及它们的法律适用。毋庸置疑，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在实务上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离婚纠纷案件审理规范 法官

离婚纠纷案件审理规范

法官

为规范离婚案件审理工作，制定本规范，供审判人员参考。

【本规范学习之用，未经许可禁止公众号转载，欢迎朋友圈分享】第一部分 法律依据

“法律依据”中的“法律”按广义理解，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适用上述法律及离婚纠纷案件、抚养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还包括国务院及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及地方性法规，有时还要参照国务院下属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及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地方性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婚姻登记条例》；

3、《北京市实施若干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12、《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13、《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7、《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1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下发的《残疾人法律救助'十一五'实施方案》实施办法

19、《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2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1、《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

22、《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规范已购限价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的通知》；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

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

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效力问题的批复》

3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备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市一中院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农村小产权房在判决分割财产确定归属时如何处理等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参考依据。

第二部分 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维护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二、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三、夫妻应该相互忠实，相互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相互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第三部分 需要查明的事实

一、查清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二、查清男女双方是否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及其他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

三、核实双方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与身份证、婚姻登记证记载的姓名是否一致，查清双方当事人身份证号码与婚姻登记证记载的号码是否一致。

四、查清女方是否在孕期、终止妊娠手术六个月之内或哺乳期。

五、查清双方系经人介绍、自由恋爱结婚还是属于包办婚姻、胁迫婚姻。

六、查清双方恋爱期间的感情状况，结婚登记前是否同居生活，是否购置共同财产，双方及双方父母、家人为二人结婚是否购置财产、赠与财物、彩礼。

七、查清双方登记结婚时间、实际共同生活期间，是否生育子女，生育子女出生日期及姓名，现子女与何人共同生活、何处就学，年满十周岁子女对跟随父或母生活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父母对帮助自己子女承担抚养义务的意思表示。

八、查清二人婚后感情状况，何时产生矛盾，产生矛盾原因，曾经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导致此次离婚诉讼的原因，双方是否分居、分居时间，对于被告方认为仍有感情不同意离婚的，已做或准备做哪些和好工作，如一方属于现役军人，需要其所在部队的政治部门开具双方同意离婚的书面证明。

九、对于一方提出的对方与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实施家庭暴力、遗弃、虐待、严重侵犯一方直系亲属合法权益、犯有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犯罪行为，逐一向另一方当事人核实并对提出一方的证据予以审查。

十、对于一方提出的因另一方与他人重婚、实施家庭暴力、与他人同居、遗弃虐待家庭成员，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应当就其受到伤害程度进行核实。

十一、询问双方离婚后对子女抚养权、抚养费的给付数额、抚养费的给付方式、抚养费的给付起止时间、探望权的行使的意思表示；询问双方起诉离婚前是否存在抚养费给付争议。

十二、个别案件必要时需查清双方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父母健康状况。

十三、查清双方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收入情况，是否有共同财产（包括：房屋、机动车、家用电器、家具、存款及其他经济权益），为双方当事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情况，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受益人、保险合同期限、保险费交纳情况、将要取得保险收益）情况，购买有价证券、股票、基金情况，建立住房公积金（现住房公积金数额）情况，上述共同财产（包括股票、基金、存款）由谁占有或使用。诉争财产中是否含有一方父母婚前或婚后出资权利登记在己方或另一方或双方子女名下的，查明时注意出资的时间、来源、偿还的情况。

十四、查清双方是否有共同债权，是否有股权（股份持有情况、所持股份类型、所持股份数额）。

十五、查清双方是否有共同债务，如有查清债权人姓名，债务形成时间，债务形成原因，已偿还债务情况。

十六、询问双方对个人婚前财产处理、同居期间共同财产处理、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意见（包括财产的价值、归属、是否给对方折价款、折价款的数额、给付方式及时间），涉及公房承租问题的，询问承租方是否同意另一方继续居住、居住期限、是否支付费用，必要时征求房屋产权单位意见，不要求继续居住、要求给予住房帮助款的，查明其住房条件。

十七、询问双方对共同债务或者一方提出属于夫妻生活期间产生的共同债务如何偿还的意思表示。

十八、询问双方对共同债权由谁享有的意思表示。

十九、询问双方对持有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如何处理的意思表示及其他股份持有人的处理意思表示。第四部分 需要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管辖问题 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需由被告提供证据（其认为有管辖权法院管辖的证据，包括其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居住证明），而后将上述情况告知原告，并要求其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同时允许原告提供反证，结合双方提供证据情况及程序法中有关管辖的规定，裁定管辖异议是否成立。

二、送达问题

1、原告起诉离婚时明确写明被告下落不明，应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原告应提交其居住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及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明，承办人在无法与被告家属取得联系或取得了联系但其家属亦不知被告下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报社刊登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缺席开庭审理。

2、如果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的需有被告本人或直系成年同住亲属签收，方可有效。

3、离婚案件中，没有极其特殊情况，不能一次有效送达（不含公告送达）即缺席开庭判决离婚。

4、在受案后发现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应就原告在立案时提交的监护人或他人向法院表示愿意做原告监护人的情况告知被告，并询问被告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要求被告提起特别程序确认监护人，本案中止审理，等待特别程序案件的诉讼结果。

5、在收案后发现被告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应当向被告的监护人送达参加诉讼通知，确认被告的监护人以该当事人所在地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的指定监护人函或法院作出的宣告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判决为依据；对于当事人有多人争当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要等待诉讼结果；对于当事人的监护人拒不履行村委会、居委会监护职责的，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有关诉讼予以确认。

6、在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同时送达婚姻案件情况登记表及财产情况登记表，在向原告送达开庭传票或双方进行调解时，亦向原告送达上述两表。

7、原告起诉离婚时，被告因刑事犯罪被羁押，如果是未决犯应当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联系，能否直接送达，如果上述机构同意直接送达，和有关收押单位联系提讯需准备的法律手续，如果上述机构不同意直接送达、收押机关亦不同意邮寄送达时需中止审理，等待可以直接送达后继续审理；如果被告处于服刑阶段，先向原告全面核实诉讼请求、案件事实、离婚理由、依据的证据及要求适用的法律，如被告委托了代理人，则应通知代理人参加诉讼，在开庭前承办人到服刑地与被告会面询问，征询被告的意见后，并将其意思表示告知原告，最后再缺席开庭审理。

8、如果原告为外国人，起诉时其在中国需提交其护照证明，如本人无中文书写能力，其提交的外文起诉书及委托书、外文证据需要有专业翻译公司（司法局指定目录中的）提供的翻译文本，并自行提供中文服务；如果原告起诉时在外国，需提交护照、该国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及我国使领馆的认证书。如果被告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需由原告出资提供起诉书等法律手续的外文译本，法院可以让双方当事人选择有翻译资质的翻译机构提供翻译服务，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负担，协商不成先由原告垫付，最后法院判决决定具体负担情况；如果被告为外国人并在中国境外的或被告为中国人在中国境外的，原告能够提供该被告在中国境外的居住地址或联系地址的，通过北京市高院外事部门进行送达；被告为中国人在中国境外的，原告方无法提供其在国外的联系地址，也无法提供其在国内的联系地址，法院无法联系到被告亲属，或联系到其亲属亦无法查清被告的居住地的，通过涉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

三、是否继续审理问题

1、女方为被告的离婚案件当中，在向其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正在孕期或在六个月内做过终止妊娠手术或仍在哺乳期内，告知原告撤回起诉，如原告坚持诉讼则裁定驳回起诉。

2、如果被告方当事人出现重大疾病正在治疗当中无法出庭的，则应中止审理。

3、如果原告在判决不准离婚或调解和好后六个月内未出现新情况、新理由又起诉的，应告知其撤诉或裁定驳回起诉。

4、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离婚，但在其他方面存有争议，特别是在财产权属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确权之诉或合同之诉，而一方当事人又坚持等待确权之诉结果要求一并处理财产的，则案件应当中止，等待确权之诉或合同之诉的裁判结果。

四、是否应当准许原被告离婚

1、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2、法律规定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双方分居满两年的、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在法律规定当中，出现了比较原则性的条款“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对此的“其他”可以理解为一方犯有严重犯罪伤害夫妻感情的、一方严重侵犯另一方直系亲属的合法权益的、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患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下落不明满两年的、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的；

3、对于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有精神病久治不愈的，如果该精神病人系被告，其有成年家属做其监护人并且其生活起居及费用得到解决的，可以准予原告的离婚诉讼请求；

4、对于原告第一次起诉离婚的，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且表示愿意做和好工作的，应尽量维持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于原告第二次起诉离婚或在原告起诉离婚后撤诉的另一方又起诉离婚的，要认真审查双方是否符合离婚条件及还有无和好的可能，如无和好可能，应当准予双方离婚。

五、财产分割问题

1、财产分割应以《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分割原则及意见为依据，从照顾子女、女方的权益及无过错一方的原则出发，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合理加以分割。

2、是否属于夫妻一方婚前购房，以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作为确定房屋所有权取得的时间，如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在双方领取结婚证之前，房屋归购房合同载明的购买方个人所有，如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在双方领取结婚证之后，除下述第十一条外原则上应确定为夫妻共有。购房时间与婚姻登记时间为同一天，且不能证明先后的特殊情况，应推定房屋为婚后共同所有。

3、一方婚前签订购房合同并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或另一方用其个人财产偿还贷款，房屋登记在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房屋产权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可判决房屋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房屋补偿款=夫妻共同支付款项（包括本息）÷（房屋购买价 全部应付利息）×房屋评估现值（或夫妻认可房屋现值）×50%。房屋评估现值以法院委托时确定的时间为准，对房贷的计算标准可通过当事人提供、向各银行查询及通过互联网查询等方式了解。上述计算标准是离婚时夫妻分割财产的基准，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案件情况，综合考虑购房与结婚时间、为购房支付的税费等各项支出、妇女及子女权益等多种因素，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酌情判定补偿数额。】

4、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全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应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房屋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该房屋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父母仅支付购房首付款，将房屋产权登记在己方子女名下，并办理贷款，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贷款的，此房屋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离婚时登记产权人父母支付的首付款所占购房款总额比例的房屋所有权应属登记产权人所有，剩余房屋产权份额应根据还贷情况、家庭贡献大小等具体情况在夫妻之间进行分配。

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6、婚前或婚后他人因政策原因假借婚姻当事人一方的名义购买房屋，离婚时发生产权争议的，在不违反国家限购政策情况下原则上产权属于出资人，但需严格审查出资证据。

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债务的认定应从借贷发生的原因、过程、履行情况及相关证据审查借贷的真实性，确认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是否用于家庭投资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无法证明借贷的真实性或借贷用于家庭共同经营和生活，应认定举债方为实际债务人。

8、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离婚时夫妻双方约定将共有财产转移给第三人（如子女），离婚后一方反悔，不同意按离婚时约定履行义务，离婚协议中的此种约定的实质是解决夫妻身份关系时所附带的财产性约定，属于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9、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10、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予以分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11、一方婚前个人所有房屋婚后拆迁取得拆迁款和安置房屋，原则上应视为原房屋的财产转化形式，而不能视为经营性收益，仍应当视为个人所有。但如果拆迁款或安置房中包含了对另一方具有专属人身性质的补偿，如该房屋属于农村宅基地上房屋，在拆迁时另一方可能被列为被拆迁安置人，从而享有一定面积的购房优惠，此时因拆迁所得的安置房屋则处于共有状态。一方婚前个人所有房屋的婚前取得拆迁款，婚后全款购买了房屋，且仍登记在该个人名下的，所新购房屋应属于个人所有，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是婚后购房，即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考虑到购房款来源于拆迁这一特殊事实，只要能够查明购房款完全来源于拆迁款，即可以认定该新购房屋属于原被拆迁房屋的财产转化形式。如果购房时享受了夫妻双方工龄优惠的另一方对该房亦不享有份额，但在离婚时应当对其给予一定的补偿。

六、子女抚养问题

1、子女在哺乳期内的，原则上由女方抚养，但已经与男方或其家属生活一段时间，并且男方坚持要求抚养的，应考虑有利于子女成长的原则。

2、十周岁以上的子女的抚养归属应遵循其本人意见；

3、确定抚养权时，应考虑诉讼时子女与哪一方当事人一起生活。

4、确定抚养费时，应先考虑子女的生活需求、原被告双方的经济收入及今后子女生活所需的必要费用（抚养费包括一般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其中重大医疗费一方支出后另一方应负担二分之一，择校费等重大教育费需征得另一方同意）。

5、确定探视权，可以在判决中注明抚养子女一方需为探视地方提供便利和协助。对于双方就子女探视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判决行使探视权时，从有利于子女成长的角度，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明确探视的具体地点及时间。

6、离婚时一直抚养子女的一方可向另一方追索之前未给付的抚养费，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7、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

1、有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情形是法定的，法官不得另行设定。

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起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

3、夫妻关系一方以另一方存在家庭暴力由主张离婚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另一方否认存在家庭暴力，应从报警记录、就医记录，视听资料、悔过书、保证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进行审查。

八、其他

1、双方均同意离婚时，判决房屋归一方所有，可以在判决中一并处理腾房的相关事宜。

2、一审判决的离婚案件，在宣判时告知当事人在判决书未生效之前，不得再婚。一审调解离婚的案件在当事人签收调解书时、一审判决离婚案件在判决生效后，应为当事人开具调解书或判决书的生效证明书。

3、调解或判决双方当事人离婚时，应收缴双方结婚证，并开具证据收据。

4、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