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word版教参)（共5篇）

第一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word版教参)

前言

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专题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专题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专题四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专题五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

专题六罗斯福新政与当代资本主义

专题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专题八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学习与探究一至三

前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二册》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各项教学目标。

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严格一致。全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编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以明确专题教学的学时数，同时提出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专题中的每一“学习内容”，大约用1学时完成。每一学习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教学目标。以课程标准和课文内容为依据，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明确提出每一“学习内容”的具体学习目标。

2．教学内容分析。包括学习内容的解读、具体教学进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等。

3．问题解答。就课文中“想一想”、“议一议”、“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解答提示。

4．教学评价建议。教学评价重在对学生的评价。评价是多元的，每节课只能对学生学习的某个或几个方面进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建议是供教师参考用的案例。

5．历史问题注释。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备课，拓宽教学知识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

本书由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组织编写。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马世力、王飞、王印焕、刘汝明、刘觉荣、李雪洁、杨杰、吴咏松、吴晓棠、何夕忠、陈芬芳、邵茜、罗安琪、周建新、周莉莉、郑国锋、郝玉琴、徐灿华、高鹏亮、阎建宁。

由于时间紧迫，本书中如有错漏之处，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改进。

编者 2004年6月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本专题教材概括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对于不同经济形态和不同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也有所说明。通过本专题的教学目的，期望学生掌握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知识，能够分析和总结中华民族在经济创造和经济积累方面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及其影响。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能够加深学生对现今中国经济条件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展望中国的经济前景。总结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历史的光荣，也可以看到传统经济结构的弊病。熟悉有关历史事实，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正确发展方向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丰富有关经济史的知识，回顾历史上劳动人民及其杰出代表在生产中的发明，提高学生自身的创造性和进取性等基本素质，对于他们在未来经济实践中的成功，也是必要的。

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是在过去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经济进步在许多方面依然受到传统经济形式的制约。通过教学，除了使学生获得古代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当鼓励学生联系现实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

1．说明农业是中国古代的主体经济形式，农业技术的成熟和农业管理方式的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古代农耕生产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式。

2．说明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难点：

由于本专题教学的年代跨度相当大，内容涉及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例如手工业经济就涉及多种产业，而教材的容量有限，教学中应当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以往所学得的知识，利用课外获得的诸种相关信息，以深化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古代经济史中，由于史书记载简略以致许多历史现象不能十分明朗。对于这些问题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尽可能地利用文学史料、地方史资料和文物考古发现，阐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利用这些条件，应当以学生最熟悉的，距离学生生活区域最近的，以及最新发现的资料为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帮助学生进一步锻炼研读古文和查阅有关工具书的能力，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也应当帮助学生掌握初步的文物知识。

■一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知识与能力] 了解中国远古时期，农业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进而了解中国古代就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了解农业耕作工具的改革和演进，从而认识到工具的变革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进和发展，进而知道古代中国的农民承受的沉重负担。

深入了解古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并了解依附于土地的两个不同的阶级；了解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现象和几种典型的土地制度。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并结合课本中的历史图片认识几个有名的古代水利工程。

通过对课本内容的学习，找到古代中国农业占据主导的经济地位的原因，锻炼学生的历史分析和概括的能力。

通过对主要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的了解，理解工具变革在生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培养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理解古代中国赋税和徭役的内在关系，以及徭役过重在历史更替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

理解古代中国水利事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通过深入了解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来培养学生的历史联想能力和人文素养。

[过程与方法] 在本课内容的学习中，学生可以根据教材内容以及教材所提供的历史史料和历史图片，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胆想像、数理分析和创新性思维。并使学生学会用比较法、阅读法、观察法和历史联想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解答。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地运用教学方法，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问题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问题探究，避免“灌输”。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要始终进行及时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知道古代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建造了大量的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通过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历史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六个目。第一目，通过“神农”的传说，说明自远古时期起，农业就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第二目，介绍了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教材中提供的大量历史图片，使学生更容易理解生产工具革新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

第三目，介绍了古代中国的赋税。说明古代国家是通过赋税剥夺人民的经济收入，为政权的支出提供物质保证的。并且说明中国古代有征收“泰半之赋”的时代。

第四目，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徭役，并且说明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从而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引发的社会**，往往成为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凋残的直接原因。

第五目，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中，地主和农民是最基本的两个阶级。土地高度集中，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而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土地制度。

第六目，叙述了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说明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长期在恶劣自然条件即“旱”与“涝”的双重威胁下艰难劳作。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难点：理解中国古代依附于土地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深层次关系；理解土地集中与农业经济发展和民众暴动的关系；理解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为什么“神农”在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有特殊的地位?

答案提示：因为(1)中国自远古时代起，农业就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建立在农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之上。(3)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4)据说，神农氏创制了原始农具耒、耜，教导民众耕作，还进行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实践，这一切对农业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神农”在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有特殊的地位。

2．战国时期，有西门豹开发水利的故事。你知道这一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吗? 答案提示：发生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

[议一议]

有人认为，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的极端贫苦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史学研究的惟一方法，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探寻。请发表你的看法。

答案提示：首先，历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除此以外历史调查的方法、历史比较的方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中国自然经济延续的时间达两千多年；(2)中国古代战乱频繁；(3)每个王朝的中后期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4)统治者实行了一套“重农抑商”的政策；(5)统治者对思想和政治的控制极其严厉等。

[自我测评]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案提示：(1)在原始阶段经历了“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2)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3)赋税和徭役繁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4)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激化，民众暴动不断发生。(5)历朝历代的水利兴修防御了自然灾害，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代诗人李绅作《古风二首》(又名《悯农二首》)。其一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这些诗句后，你会怎样理解古代农民的生活境况和社会贡献?

答案提示：(1)诗句理解：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的时候能收很多粮食。四海之内已经没有空闲的土地了，但是依然发生农民因饥饿而死的情形。中午顶着烈日锄禾苗，一滴滴汗水落下来掉在地里。有谁会知道盘子中的每一顿食物，粒粒都是辛苦得来的。

(2)①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中，地主和农民是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农民没有土地，是被剥削阶级，所受压迫非常严重。残酷的土地兼并会使大量的小农破产。②由于农民是劳动者，进行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革新，并且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知识链接]《汉书•艺文志》进行了图书分类，其中列有“农学”。农学，是农耕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早期农学成就，在世界农业理论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评价目标]

通过课堂教学，了解学生在经济史方面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进而了解学生对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土地、徭役和赋税制度等的了解和掌握情况，及时弥补教学中出现的漏洞。

通过历史图片的观察和比较，了解学生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评价方法] 讨论法、测试法、观察法、个人代表作品档案法。

[评价过程]

在本课结束后及时进行测验，以此来检查学生对经济史知识的掌握程度；针对“中国社会长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要求学生在分析、比较和史料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小组讨论；将学生的讨论结果和成绩、表现归入档案，待这部分内容全部学完后，学生可以通过档案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针对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行探究，要给予学生积极的和阶段性的评价。

[评价总结] 通过学生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了解和学习，考查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能力，考察和培养学生的历史比较、概括、归纳和分析等方面的能力；通过测验和学生所积累的档案记载考查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

(五)历史问题注释

[神农氏]

《易•系辞》说：伏羲之后，神农氏兴起，“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卷二也写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是理想的社会，《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神农画面有榜题文字，写道：“神农氏因宜造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神农氏就是炎帝。

传说炎帝诞生于厉山(或烈山)，原居西北高原姜水流域，后到达中原地区。厉山坐落在湖北省随州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姜水是黄河流域的一条河名，在今陕西岐山东，现为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古称陈仓。故炎帝以“姜”为姓，号厉山氏(或烈山氏)。

传说炎帝遍尝百草，为人医病，是华夏中草药的第一位发现者和利用者。《淮南子•修务》：“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咙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曾经结成联盟，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南)一战击败蚩尤部族。炎帝与黄帝因此并称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当今世界，天下华人均以“炎黄子孙”而自豪。炎黄，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代称。

[新石器时代]

远古人类历史上采用磨制方法制造石器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国广大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700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100多处。磨制石器的大量涌现、陶器的制造以及农牧业的产生，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识。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大约延续了五六千年，到距今4千年左右的时间结束。

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早期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晚期有龙山文化。其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北方各地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和高梁，南方则以栽培水稻为主。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各种陶器的遗存最为丰富，也最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仰韶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居多，常绘有几何形花纹、人面纹和动物花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制造普遍采用快轮制坯，使胎壁厚薄均匀。当时的陶窑温度达1000多度，可以烧制出胎质坚硬的灰陶和黑陶。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黑陶，坚硬细腻，胎壁薄如蛋壳，漆黑光亮，被称为蛋壳陶，是当时陶器中的精品。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处了，各种类型的房屋被建造出来。这个时期的原始艺术，如绘画、雕塑、乐舞等，都普遍发展起来，有些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以牛田]

春秋时期，牛耕得到推广。《国语•晋语》说“夫范、中行氏……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当时有些人以牛或牛耕作名字，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又有司马牛名犁。晋国有个力士叫牛子耕。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国谋得秦人围攻的上党之地，秦赵临战，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说秦国已经推行牛耕，发展漕运，作战勇猛者都得到最高的封赏，国家法令严厉，行政效率很高，这样的国家是难以战胜的。请王慎重考虑!按照赵豹的说法，秦国首先由于“以牛田”，而具有了“不可与战”的国力。

[铁制农具的普及]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铁犁具是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河南辉县及陕西等地均发现有V形战国铁犁铧。根据各地出土的大量汉代犁铧以及山西、山东、江苏、陕西、内蒙古等地发现的汉代牛耕图，可以知道在汉代全国范围已普遍推广牛耕，而且耕犁基本定型。犁由犁梢(犁柄)、犁床、犁辕、犁箭、犁铧和横杠(犁衡)六部分组成，不过还比较笨重，特别是直长辕，影响耕田时转向等动作，再者，虽可用犁箭上下移动，调节耕地的深浅，但还不够简便和规范。这些缺陷待唐代出现曲辕犁后便得到解决。当时盛行二牛抬扛式的犁耕，即两头牛抬着犁衡，挽拉一张长辕犁，一人扶犁并驱赶耕牛耕地。除了犁以外，历史上主要的铁农具还有整地用的插，农田中用它开排水沟，也可用于深耕。镢，有的地方称镐，战国、秦汉使用普遍，适用于刨地翻土。铁搭(铁耙)，唐、宋以后出现，长江下游最为普遍，用它翻地比牛耕更适于黏重的水稻田。中耕除草时的农具主要有铲，用来除草、松土，操作时两手向前推。锄，同铲一样，但操作时向后削，用锄松土、间苗、培土更适宜。古书上“耨”等农具都属于锄一类，形制上和锄大同小异。

[西汉的犁]

西汉耦犁：由二牛合犋牵引、三人操作的耕犁。其操作方法是一人牵牛，一人掌犁辕以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这种犁的犁铧较大，可使深耕、翻土、培壅一次进行，耕作速度快。

西汉耧犁：又称耧车，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的一种畜力播种机。该机由耧架、耧斗、耧腿等几个部分组成。耧架用木制成，供人扶牛牵。耧斗是放种子的木箱，分大小二格。大格储种子，小格相当于播种调节门，有一个带闸板的出口，可以控制下种速度，均匀地播撒。耧腿是开沟的铁铲，耧犁按播种幅宽、行数的不同，有一腿、二腿、三腿乃至更多的腿，其中以三腿的较多。耧犁能一次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压土等多项工作，提高了播种质量与效率，是当时水平较高的播种机，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播种机。

[秦朝的赋税和徭役]

秦朝的赋税很重，《汉书•食货志》上说：“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即“收泰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猪)之食”了。秦朝人民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和兵役。秦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到京城或边疆戍守一年，这是基本的。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未停止过大规模征发徭役。首先是大建宫殿和皇陵，每灭一国，就仿其国宫殿，在咸阳盖起同样大小的宫殿。另外又建朝宫于上林苑，可容十万人；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关中宫计三百，关外宫四百余，均建甬道相连。此外，又以刑徒七十余万在骊山修建皇陵。至于全国修建的驰道，参加的戍卒民夫亦不计其数。修筑万里长城更用上数十万人运送粮草；若男子不足，甚至还用女子服役。秦代人口估计约二千万人，而每年被征服役者不下三百万，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以上，由是可见秦代徭役之繁重。

[井田制]

井田制是周代的主要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就是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掌握的土地，庶人在公田上劳作，其产品全部归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有。公田又称为“大田”或“甫田”。贵族们提供给庶人耕种的小块土地称为私田，其收获归庶人私有。

关于公田和私田的结构情况，孟子曾有这样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所形成的土地疆界形状呈“井”字形，所以孟子称之为“井地”，后世又称为“井田”。《汉书•食货志》：“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八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古代文献上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在井田制度下土地分配的情况。对于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意义，孟子十分强调其对“仁政”的影响。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孟子的说法虽然带有一些空想性质，但他去古未远，其说法应当是基本上反映了周代社会基层单位的土地情况的。

[大禹治水]

传说在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居民困苦不堪。尧命鲧去治水，鲧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历时九年以失败而告终，鲧也被“殛之于羽山”。舜命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总结其父及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江河的办法，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河……，终于取得了成功。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广泛流传于世。

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诗经》、《尚书》、《左传》、《孟子》、《墨子》、《荀子》、《楚辞》、《管子》、《国语》等书中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孟子•滕文公上》。其中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这里说的“禹疏九河”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他治理洪水之事，可能不谬。大禹为了治水，解除民众之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忘我精神，为历来的史学家所称颂。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创建的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世界奇观。两千多年来，引水灌溉，才使蜀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是“天府”富庶之源，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灌溉良田1000多万亩。

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主要部分为都江堰渠首工程，这是都江堰灌溉系统中的关键设施。渠首主要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工程和飞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组成。

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根据水流及地形特点，在坡度较缓处，凿开一道底宽17米的楔形口子。峡口枯水季节宽19米，洪水季节宽23米。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咽喉，是”内江能够“水旱从人”的关键水利设施。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郑国渠自开凿以来，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二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知识与能力]

通过学习教材中提供的历史文献，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能对其种类、部门、管理等方面进行列举。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能对“工官”制度作进一步认识；同时，能对所涉及的手工业专有名词进行探究。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养成阅读历史文献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借助历史文献进行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特征，了解其生产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合理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性探索，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历史思维能力。

结合课本中所提供的历史图片和内容以及手工业发展的数据，鼓励学生进行推理和论证，提高学生的历史比较能力和分析能力。

结合地图，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培养学生的历史时空感和观察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中所提供的历史文献和图片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大胆的想像、合理的推理和主动的探究。并尝试运用观察法、阅读法(包括历史文献、地图等)、访问法和调查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探究和思考。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按合理、有效的原则对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同时，设计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对讨论过程和结果以及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知道中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和完备的手工业部门，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我们伟大祖国与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区，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增加对古代手工业成就的切身感受。

通过书中文献、历史图片和地图对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文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热爱科学的精神。

（二）教学内容分析本课内容共分为五个目。第一目，从总体上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背景下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事实。农户以耕作为主，兼营副业，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是比较普遍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形式，因此受到限制。

第二目，介绍了西汉手工业的“工官”制度和后来“匠户”的产生。并说明“工官”制度的延续，使得技术水准较高的手工业局限于为帝王贵族服务的范围里，技术发明和革新不能服务于社会，新技术难以广泛推行。在“匠户”制度下，工匠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目，介绍了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以及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说明当时丝绸制品主要为上层社会所消费，劳动人民在纺织品方面的消费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第四目，介绍了中国古代冶铸业的发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铜器。商代的青铜器文明高度发达。春秋时期出现铁器，中国生铁和块炼铁大体同时出现。中国古代的冶铁鼓风技术较早就进入了成熟期。

第五目，介绍了中国古代陶瓷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原始时代的彩陶就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商代中期到东汉晚期，是从陶到瓷的过渡阶段。中国古代的制瓷业高度发达，地域分布较广，在世界上影响深远。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掌握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

难点：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上去理解手工业的发展，可以适当地借助历史文献法和讲解法，加深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分析“工官”制度的利弊及其原因，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鼓励学生进行探究。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中国古代宫廷工艺品和民间用品相比有哪些差异?

答案提示：(1)生产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由专门的官办皇家工场生产，而民间用品由普通的民间工场生产；(2)用途不同：宫廷工艺品除供日常使用外，还供艺术欣赏，而民间用品一般是老百姓日常使用；(3)管理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从生产到使用都由专门的官僚机构管理，而民间用品则不是这样；(4)工艺水平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水平是全国最高的，而民间用品则没有那么高的水平；(5)生产者的身份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者几乎没有人身自由，而且服务范围只限于宫廷，技术发明不能服务于社会，而民间用品的生产者则不受人身限制，技术的发明直接服务于社会；(6)价值不同：宫廷工艺品造价昂贵，而民间用品则价格低廉。

[议一议]

1．运用我们从古代诗文、戏曲、民间传说中已经学到的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况。

答案提示：戏曲“黄梅戏”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男耕女织”的剧情，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典型体现。

2．《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初期，丝织业已经相当发达?

答案提示：译文：禹在涂山召集诸侯，有许多诸侯手执玉器和丝帛参与盛会。这说明物质生产比较贫乏的禹的时代，丝织业的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然而，在中国古代丝绸是贵重织物，往往为贵族所专有。

[自我测评]

在地图上标示出定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和耀州窑的大体位置。

答案提示：它们的所在省份是：定窑——河北、均窑——河南、景德镇窑——江西、龙泉窑——浙江、耀州窑——陕西。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颜氏家训》中的一段话，思考中国传统农户是怎样实现消费的基本自给自足的：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译文：老百姓要想生存，吃的食物来源于庄稼，穿的衣服来源于桑麻。蔬菜果类是园子里生产的；鸡猪等畜类是圈养的。至于住的房屋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燃料和照明所用灯烛，无一不是劳动经营所得。所以，能守住家业的人，即使不出门生存所需的东西都有了，只是家中没有盐井而已。

答案提示：因为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传统农户基本不和外界发生关系，尤其是商品交换关系；他的日常所需，诸如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通过土地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其中“桑麻以衣”以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等，都是手工业生产所得。

[知识链接]“匠户”和“匠籍”

明代学者王守仁设计“十家牌法”，关于“匠户”写道：“匠户则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可知匠户管理的形式。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的历史归纳、概括能力和观察能力。激励学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之奠定更好的学习基础。

[评价方法] 测验法、活动法。

[评价过程]

在本课学习结束后，教师可以就本课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测验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主要形式可以是笔试。要把历史知识和历史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不仅考查学生再现知识的能力，更要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应当重视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基本特征的考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根据教学内容，通过作业或制作历史图表来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类，从而有助于所学历史知识的掌握。进而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发展学生的良好个性。

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历史遗迹，如各地有名的瓷窑等。参观结束后，要求学生写出参观报告，教师以此对学生进行评价。

[评价总结] 本课的内容适合用各种评价方法。在此只用了两种，来检测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变化和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方法。

(五)历史问题注释

[崔寔与《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的作者崔是，生活在东汉中晚期之间，生年不详，卒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出生于当地一个“清门望族”之家，祖驷，父瑗，虽未居显位，然均有文名。中年以前居家。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由原郡荐举，出仕为郎。同年转为议郎。不久(约元嘉元年以后，延熹二年以前，即公元151—159年之间)，出任五原太守。任内劝导当地人民种麻和发展家庭纺织业，并整顿边防，卓有成效。因病去职，再任议郎。大约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犯边，被任命为辽东太守，因母丧未竟就职。以后，大约永康元年(167年)底到建宁二年(169年)之间，被任命为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为官清廉，去世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他是当时与蔡邕齐名的著名的学者，两次任议郎期间，均参与在“东观”(东汉的国家藏书馆)撰修《汉纪》、审定《五经》等工作。“所著碑、论、箴、铭、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代表作是《政论》一书，“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后汉书•崔是传》)。

《四民月令》作为一部家庭经营手册，主要是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况来设计的，但其中也融会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

《四民月令》成书后，流传甚广。

新中国建立后，农史工作者把《四民月令》的整理研究当做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尽量做到不漏辑、不误辑，对所辑原文作了详细校勘和注释，并分别在“附录”和“序说”中分析了崔是的生平、思想和《四民月令》的内容与价值。他们的工作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对《四民月令》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反映东汉末年地主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四民月令》亦为史学界所重视，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

《四民月令》的主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将一个家庭中的事务，作有秩序有计划的安排。这些家庭事务，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家庭生产和交换；二是家庭生活(其中又包括祭祀、医药养生、子弟教育、住房和器物的修缮保藏等方面)；三是社会交往。

《四民月令》所载家庭事务虽然牵涉面广泛，但有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内容是最多的。在家庭生产当中，大田作物栽培、园圃作物栽培、林木种植和利用、畜牧、采集，都属于广义农业的范畴，其中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业占居主导地位。在家庭手工业中，桑蚕纺织是与农业相结合的特殊的手工业生产项目，酿造和其他食品制作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属于农产品从生产转向消费的重要一环。交换活动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贱买贵卖。因此，虽然《四民月令》不是专谈农事的，更没有具体论述农业生产技术的原理，只讲什么时令应该做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四民月令》整个按月安排的计划中，中心和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农事活动，这与后世专谈节序的月令书不同，所以历来都把它视为农书。

“四民”包括“士、农、工、商”，是指四种不同职业的编户齐民。“四民月令”，顾名思义，它按时令所安排的各项活动应该对“士、农、工、商”“四民”都是适用的；从《四民月令》的内容来考察，它的确有普遍适用的一面，并非只适用于哪一个阶层。书中对各项农事的时间安排，如“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六月“趣耘锄，毋失时”；十月“趣纳禾稼，毋或在野”，只要是气候条件相似的地方，当然对所有经营农业的编户齐民都是适用的。其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安排亦然。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它的基本特点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本经济单位或生产者个人的需要。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是由许多成独立体系的经济单位(如原始氏族公社、奴隶制庄园、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和封建庄园等)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少数则是畜牧业)以外，还从事其他各种经济活动：从采掘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加工成消费品，都在本单位内部实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很少。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个体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们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按照性别、年龄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如耕作、放牧、打柴、纺线、织布、缝纫以及制造工具等等。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586—587页)。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然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从有人类社会起，一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前，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只具有从属和补充的作用。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单纯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规模十分狭小，各个经济单位又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闭关自守，也就成了这种经济的必然具有的特征。

在向近代化迈进的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趋于瓦解，并终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残余而存在。不过，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和奴役，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被大量保留下来。

[匠户制度]

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他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局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局手工业部门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军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卫所管辖的军器局中服役者，称为军匠。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匠、军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身士流的。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受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以怠工、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明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征银，政府则以银雇工。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人身束缚大为削弱。明中期开始的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到了清代，持续了4个半世纪的匠户制度正式终结。[中国早期蚕丝生产]

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传说其发明者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她用蚕丝织造绢帛，使人们有了衣裳。丝织品比葛、麻类纤维织出的粗布具有无法比拟的优点。

把传说与考古加以印证，说明中国蚕丝的出现确实不下五千年的历史。近年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距今约5250—4150年)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丝绸的物证。如在吴江梅堰袁家棣出土的一件陶壶的下腹部刻有五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证明当时已经饲养了桑蚕。钱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都属家蚕丝。丝带宽0．5厘米，是由30根单丝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绢片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8根，可能是先缫而后织，推测是用水平式腰机织成的。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丝织业已达到了一定水平。

家蚕丝又叫桑蚕丝，与野生柞蚕丝、葛麻丝不同，是桑蚕化蛹前吐的丝，颜色洁白，有光泽，手感柔软。一只桑蚕能吐800—1500米天然纤维。现代家蚕个体大，吐的丝也粗。古代的家蚕形体小，蚕丝纤维偏细，所以当时用增加经纬丝数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桑蚕的饲养及先缫后织技术的发明确实是中国古代一项很了不起的创造。

[西汉的丝织业]

西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觳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形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一号墓由墓顶至椁室深达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塞木炭，厚30—40厘米，约1万余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达60—130厘米。棺内女尸一具，保存十分完整，为国内所仅见。随葬物品非常丰富，达3000余件，有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竹木器、木桶、农畜产品、中草药等。其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花纹鲜艳，色彩绚丽，画面内容想像丰富，是中国现存2100多年前的丝织品绘画珍品。另外，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丝麻织品，有许多锦、绮、菱纹罗等精美的提花织物，还有凸版彩色套印的印花纱以及多次套染与媒染相结合染成的织物，据分析共有三十六种色相，反映了西汉初期纺织和印染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为汉侯利苍之妻，二号墓为利苍本人，三号墓是利苍之子。3座墓葬的时间相距20多年。又据考证，侯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四年(公元前191年)即废。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其原书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种。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出土文物后移至湖南省博物馆陈列，三号墓坑则仍保留原样，以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

[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与铅、锡的合金。红铜又称纯铜。由于铜矿石与其他有色金属矿常常是伴生的，所以红铜中常含有铅、锡等金属。一般称锡含量低于2％，铅含量低于3％的铜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铸成的器物硬度差，铸造过程中的流动性也不好，冷却时收缩性也较大。但加入锡、铅以后，其性能可以改善。例如：加入10％的铅，熔点可降低43℃；加入10％的锡，熔点可降低73℃；若加入20％的锡，熔点可降低193℃。同时，布氏硬度也可以提高。红铜的布氏硬度为35，加入5％一7％的锡，布氏硬度就增高到50—65,加入9％一10％的锡以后，布氏硬度可达到70—100。另外，加入铅和锡以后，铸器时可使铜液的流动性得以改善，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获得清晰的效果。

商代除了铅青铜(铜铅合金)和锡青铜(铜锡合金)外，还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已经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工艺。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

一件铜器的铸造需要经过以下的工艺流程：(1)制模，即将要制作的青铜器先用泥塑出模子，有花纹的要刻出花纹；(2)从泥模上翻制外范；(3)将泥模刮去薄薄一层，使之成为范芯；(4)范芯与泥模先阴干，然后用高温烘烤；(5)将陶范与范芯组装起来，并予以固定；(6)浇注铜液；(7)拆去陶范与范芯；(8)修整、打磨毛刺。这时—件金灿灿的铜器就铸造出来了。

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即可获得一件铜器的称为浑铸法。但有些铜器造型奇特，如四羊尊的肩部有四只形象生动的羊头，用浑铸法不能铸成。于是工匠们用分铸法，先铸出附件(羊头)，再在铸造器身时，将它们铸接在一起；也有的是先铸器身，再将附件与器身铸接在—起。这种分铸技术在商代已被工匠们熟练地掌握，所以铸造出许多精美、奇特的铜器。泥范分铸方法的应用，开创了与古代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技术，这是三千年前中国工匠的杰出创造。

青铜文化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接；还出现了锲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古代冶铁业]

中国古代冶铁业兴盛于公元前770年左右，春秋战国之际进入铁器时代，铸铁件大量用于制作农具、手工工具等。公元前221年秦统—中国后，设“铁官”管理冶铁业。到公元前119年的汉武帝元狩四年，共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的39个郡内的49个产铁地区设有铁官。到唐代，全国共有铁矿104处。公元810年前后，铁的年收入量约为200万斤。到宋代，全国冶铁场所分布于36个州，年总收入量达到550万斤，其中的74％集中在今河北的邢台、磁县两地。元明时代，中国官铁收入大幅度增长，元初达到1000万斤／年，明初更达到1800余万斤／年。同时，冶铁业重点南移到江西、湖广地区。公元1395年的明洪武28年，官库存铁达3700余万斤。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停办官冶铁，让民间自由开采，官府只按2／30的税率收税。至清代，大型铁场集中在广东佛山和陕西汉中2处。佛山的冶铁工人曾多达3000人。汉中铁场有大小分厂几十处，大厂有2000—3000人，小厂有数百人至千余人不等。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1900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1．2到1．5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513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29年)。

我国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1953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土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心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钢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2000多年。欧洲到18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19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项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采炼工场。这个遗址长2公里、宽1公里，发现有古矿井、冶炼遗址和炼铜炉。古矿井分为竖井、斜井、水平井三种，深入地下40至50米，坑道用木架支撑，井下有排水系统和通风设施。在不同期的井内出土的开采工具有：木质的锤、铲、锹、钩，船形木斗，铜质的斧、锛、凿、锄，铁质的斧、锤、锄、耙等。古矿井附近的冶炼遗址，地表覆盖着大量炉渣，总重量约达40万吨左右。炼炉则为竖炉，它由炉基、炉缸、炉身构成，有风沟、风口、金门，作鼓风、排渣和出铜液使用。炉壁各部位用不同的耐火材料建造，矿石被碎成3至4厘米的球状，加入溶剂配料后入炉。模拟试验表明，炉温可高达1200℃，铜块含铜91％一93％，炉渣含铜量0．7％。为研究古代冶炼技术提供了可靠资料。

[陶瓷生产]

据考古发现，早在10000年前中国人就已制造陶器。4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出现了以高岭土制成的白陶，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瓷。瓷器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科技的独特贡献。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唐宋时期的青瓷称盛一时，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宋元时期制瓷工艺技术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无论在瓷器的胎质、釉料、纹饰，还是在瓷窑结构和烧制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明清时期是制瓷业高度发展的阶段，精致白釉烧制“窑变”釉色，以及各种彩瓷的制造是这一时期制瓷技术的重大成就，推出了大量精品和传世之宝。中国的瓷器早在隋唐时期即远销国外，10世纪以后制瓷技术陆续传到亚洲一些国家。欧洲人则是在15世纪下半叶学会制瓷的。

[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是继青瓷之后出现的一种彩陶，主要由黄、绿、白三色釉彩涂胎，故称唐三彩。也有二彩、四彩的，但总称唐三彩。它是在继承汉代绿、褐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制陶技术发展的高峰，当时就闻名中外。常见的出土唐三彩产品有三彩马、骆驼、仕女、龙头杯、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牵驼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忆起当年骆驼叮当漫步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吸取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在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垂流，相互渗化，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

唐三彩是在中国唐代贵族文化的最盛期(公元8世纪)专为贵族葬礼特制的一种彩陶。在唐代只存在一个短时期，所以现在发现的唐三彩成为稀世之珍。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越窑]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著《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邢窑白瓷] 邢窑白瓷是中国唐代瓷窑产品。窑址位于河北内邱。内邱在唐代属于邢州，故称邢窑。邢窑白瓷的生产，开始于隋，入唐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唐中后期已自成体系，并能与越窑青瓷分庭抗礼。

邢越两窑所产瓷器，一白一青，在地域上一南一北，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邢窑白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均匀，干净而微闪青灰或淡黄，有“类银类雪”之誉。较之越窑青瓷的类玉似冰，亦别具特色。邢窑白瓷朴素大方，极少装饰，产品多为碗、壶、盘、盒、罐、钵等生活用器。造型上偏重器物的实用性，线条单纯洗练，简洁爽利，具有—种质朴自然的天趣。

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和工艺处理上比较成熟，亦很少因过火而产生变形的弊端，故而深受文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的喜爱。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景德镇市，是我国著名制瓷窑场。始于南朝，经唐、宋、元、明、清至今长盛不衰。唐朝已烧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间烧造官窑器，底书“景德”二字，从此有景德镇之名。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间，自清人陈浏的《陶雅》以后，都把它叫做“影青”。元代青花、釉里红等已烧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我国瓷业中心，一道釉和彩绘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绘的创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新，能烧制粉彩、珐琅彩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烧造的最为精巧，并各有千秋。

[钧窑] 钧窑，中国古代五大名瓷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禹县古属钧州，所产窑瓷故名钧窑。钧窑瓷在北宋进入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金代和元代，至明代停烧。到了明代，江苏的宜兴窑，广东佛山的石湾窑，江西景德镇窑，均采用其生产工艺，烧制“宜钧”、“广钧”和“炉钧”。

钧窑的胎质精细，造型古朴。釉色除月白、天蓝外，尤其是铜红釉，呈色五彩缤纷，光辉夺目，这不是釉的本色，而是通过烧制时自然形成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变”，就是指的这种“窑变”，其中最为有名的为海棠红、玫瑰紫色。更为奇特的是，通过“窑变”后，形成了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的天然图案，线条流畅，流动感强，有的似高山飞瀑，有的似黄山云海，有的似翠竹生烟，气象万千，引人入胜。故诗人有“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赞美词。宋徽宗赵佶特别偏爱钧瓷，将其指定为宫廷御用瓷器中的珍品。

钧窑也是北宋时期的官窑，故有官钧窑之称。为供皇室需要，专门派人到江南各省寻找奇花竹石，并令钧窑专门烧制各式花盆、奁等陈设用器，用来盛装精美的奇花竹石，故在瓷器的烧制中，对工艺要求十分严格。并在器物的底部刻上数字，以表明器物的大小，或使器物对号入座不会互相混乱。

钧窑主要使用一种乳浊釉，釉的着色剂含有大量铜元素。铜红釉对窑内温度十分敏感，稍一偏离就得不到正常的红色，而恰恰是这种“窑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万千的神奇色彩。再加上釉层在干燥时或烧制初期瓷胎形成干裂，后在高温时因釉料的流动而填补了空隙，于是就产生了好似“蚯蚓走泥”般的纹痕。这一缺陷反而变成了后人鉴别钧窑瓷的重要依据。

[龙泉窑] 龙泉窑遗址分布在今浙江省丽水地区及其周围的武义、永嘉、文成、泰顺等县。

龙泉窑址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址，以龙泉县境内的窑址最为密集，有300多处，其中瓷器质量最好的窑址多集中在龙泉县的大窑村一带，这里是龙泉窑的中心，故而统称为“龙泉窑”。

龙泉县位于浙江省南部，瓯江的上游，瓷土矿藏十分丰富，河流的两岸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盛产烧瓷用的燃料——松柴。瓷窑可利用溪流的山坡选址，制瓷原料可依赖廉价的水碓粉碎并加工，成品也可从瓯江顺流而下运到温州，瓷器的输出十分方便，这些都是对瓷业生产十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盛极于南宋晚期，北宋至南宋初年，主要生产盘、碗、壶等日用品，制作工整，普遍使用刻花，并辅以蓖点纹、蓖划纹及波浪纹、云纹等，釉层比较薄，釉色青中泛黄。

到了南宋中期，出现了炉、瓶、渣斗、塑像等物，且每种器物又有多种式样，装饰以刻花为主，碗内刻云纹的较多，釉层晶亮透明，已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瓷器是龙泉青瓷的最为有名的产品，约始创于南宋晚期。釉层丰厚滋润，色泽晶莹，特别是梅子青，色调可与翡翠相媲美。此期器物的造型更加多样化，而且还出现了模仿玉器的琮，模仿铜器的鬲、觚、觯、投壶等，说明龙泉窑的青瓷已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喜爱。

龙泉窑发展至元代，开始较多地烧制大件物品，这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特别是景德镇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些技工纷纷迁走，另行建窑，龙泉窑开始走向衰落。[耀州窑]

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六大名窑之一，为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分布在陕西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瓷器多为青中泛绿，晶莹滋润，以精美质朴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素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誉，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创烧于唐，北宋鼎盛，终于元末明初，连续烧造陶瓷的历史长达800余年。

耀州青瓷质地坚硬时有冰裂，式样雅朴，纹样图案分明。釉色以橄榄绿等为主，透明度高。装饰手法以刻花见长，间以梳齿纹样，疏密有致更显及花纹刀法洗练，生动活泼，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并因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而被选为“贡瓷器”。

■三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知识与能力]

结合教材提供的史料，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生产和转运贸易的基本情况。

了解中国古代各朝代“市”的基本知识，进而深入了解市的发展和变化。

了解各朝代文人对当时商业发展的客观性描述，增强历史的直观印象。了解各朝代作为商业中心的都市，并结合历史文学作品认识其当时的发展或繁荣程度。

理解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中国古代执政集团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培养学生利用历史文献分析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

理解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发展的内在关系。

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市”的发展历程及其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内在原因，以培养学生的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和理解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有关历史文献，了解中国古代各朝代的商品生产和转运贸易的发展情况，借助互联网查阅更多的信息，并对有名的商帮进行深入而有价值的探究。

学生还可以通过观察法，结合教材中所提供的历史图片和史料对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和演进、古代中国商业中心都市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和论证；在这一过程中，在有条件的地区，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用比较法把所收集的实证资料和文献进行对比和比较。

教师可以利用启发式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但在关键环节上还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给予适当的指导；无论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在教学内容结束之后，教师都要及时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和学习结果进行客观、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认识商人在中国经济进步中的作用。通过对历史上商业传统和商业基础的分析，联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增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信心。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还应当认识到，虽然中国古代商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历代统治者都通过“重农抑商”政策来限制和压制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新的富有活力的经济形态的诞生。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四个目。第一目通过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和转运贸易的具体实例，来说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并说明在明代以后中国出现了按地域结成的商帮，著名的有晋商和徽商等。

第二目通过一些历史文献叙述了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并说明这一商业形式由最初的受到严格规范，到宋代突破了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商业活动逐渐摆脱了官吏的直接监视，从而有利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目介绍了中国古代商人的生活。他们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是社会交往活动中最为活跃的人群，却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而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通过经济活动追逐利润，经历着诸多辛劳和风险。

第四目引用历史文献介绍了中国古代作为商业中心的都市的发展和繁华情况。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市”的发展和演变，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归纳能力。

难点：要求学生理解中国古代“市”对时间和空间上限制的突破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古代商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深层次原因。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人认为在明清时代，有人认为在元代，有人认为在宋代，有人认为在唐代，甚至有人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有人则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不具备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条件。请根据已学过的知识，谈一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案提示：(1)中国古代虽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完全具备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条件。只不过，因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间太长，再加上统治者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起了阻碍和延缓作用。(2)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

2．你读过的古代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反映了商人的生活? 答案提示：施耐庵的《水浒传》、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古代“草市”出现的意义及其形式特征。

答案提示：特征：远离城镇；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是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也受到政府商业机构的管理。意义：“草市”这种民间贸易形式是对官办贸易的有益的补充；这种自然形成的乡村集市后来演进为相对集中的商业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会要》卷八六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这样的规定说明了什么?

答案提示：译文：“贞观元年十月皇帝下令：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容许进入市场。”说明：(1)说明唐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商人获利丰厚经济实力增强；政府行政官员企图依仗其手中的权力从商人那里获得利益。(2)同时，说明在唐代政府对商业的控制依然比较严格。

[知识链接]

市署：《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说长安和洛阳两京诸市署，各置主管官员“令”一人，品级为从六品上，副职二人，品级为正八品上。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商品交易，负责度量器物，分辨商品质量的真伪和数量的轻重。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阅读历史文献并通过历史文献获取知识的能力；了解学生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究历史发展的兴趣和能力；了解学生对课堂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及时弥补教学中的不足；了解学生以文证史的兴趣和能力，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对史实的发展进程的归纳和概括能力。

[评价方法] 调查法、档案法、观察法、测验法。

[评价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市”的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参观历史古城或遗迹；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根据历史文献进行调查和讨论，把学生的观察和调查、讨论所得进行整理存入档案。待这节课结束后，学生可以通过档案的记载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在教学过程结束后，教师可以及时组织测验，以此来检测学生对主要知识点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并及时进行弥补。

[评价总结]

通过对中国古代商业经济有关知识的学习，考查和培养学生的归纳、概括、分析探究、求证等历史思维能力，学生可以通过档案的记载看到自己学习上的进步。

(五)历史问题注释

[商帮]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除与整个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著名的有十个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

[晋商]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优秀的商业文化，广拓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但是，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苏浙中心，南北交往要冲，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实，徽州人通常十二三岁就要到城里当学徒。因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农民从事其他劳动。明代《安徽地志》说：“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人做生意一般都是小本经营，多数受雇于他人，并非“生而善买”，而是当时社会因素和徽人刻苦经营所造就的。嘉庆《徽州府志》就指出：徽人“善仪容，有口才”，“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帝郡倍厚”。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冬，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l号秦墓棺内墓主的头部、右侧、腹部和足部等部位，发现堆放有序的竹简1555枚，保存基本完好。清理时，简上残存上、中、下三道编连丝线痕迹，原应是整卷入葬的。整简长23—27．8厘米、宽0．5—0．6厘米、厚0．1厘米。秦代隶书大多清晰可辨，绝大多数墨书于篾黄上，极少数墨书于篾青上。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编年记》、《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这些竹简出自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纪年墓中，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对于研究秦代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汉的商业和交通]

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

第二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专题二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专题二

主编朱汉国副主编马世力编委王子今刘军郝瑞庭本册主编王子今

专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古代中国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四大发明”等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丰富多彩、成就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都创造出灿烂的精品。本专题的教学，应当让学生认识古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领略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在初步了解中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科技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应当启发学生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后来发展滞后的原因。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突出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成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注重文物资料的利用。

难点：是涉及范围比较宽阔，如对于古代文化的介绍，既要涉及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时代特征的区别，又要关照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以及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不同。

■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知识与能力] 掌握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了解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史。了解、认识科学领域中的其他相关知识。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资源，发展学生收集和处理资料信息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科学的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实验法等来学习了解相关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历史材料的同时，要利用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学会收集、整理、运用相关的历史学习资料。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深入体验，主动探究，独立思考。能运用已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材料解释相关的现象，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的想法和自己的观点。教师应随时关注并予以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科技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通过对科技知识的了解，及积极主动的观察、感受、体验，学习到坚韧刻苦的精神，踏实细致的作风。培养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科学的思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科学技术发展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教材介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揭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课文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文献资料等概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历程。◆首先，教材从总体上概括了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接下来，教材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几方面介绍了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

[纸的发明]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革和推广了造纸技术。新的造纸术使旧的不便书写的麻纸变成了至今大致结构没有改变的良纸工艺。在蔡伦造纸术出现之前，商代用甲骨，西周用青铜器，春秋时用竹简、木牍、缣帛作为记事材料。汉代，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缣帛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造纸术就因此应运而生。据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新疆、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麻质古纸，专家确认为西汉麻纸的片状纤维物，说明造纸术可能出现在蔡伦之前，而且可能与人们对纺织用麻的处理过程有关。但这些西汉麻质古纸上都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书写文字，加上对化验分析结果解释不同，对西汉是否已出现了造纸术学术界尚有很大争议。《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准确记载造纸术发明的文献记录，有比较大的影响。《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记载：蔡伦造纸之前，书写记事的纸实际上是丝织物(缣帛)，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经过挫、捣、抄、烘等一系列的工艺加工，制造出植物纤维纸。蔡伦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最杰出的成就。八世纪左右，阿拉伯人才开始用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造纸。

[指南针和方向测定技术]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多种形体。

战国时期，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其柄指南”的“司南之勺”。此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了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中留下了历史上对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录。西方直到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的时候才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沈括的发现晚了四百年。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第三卷的《药议》中又记载道：“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沈括不仅记载了指南针的制作方法，而且通过实验研究，总结出了四种放置指南针的方法：第一种是“水浮法”，就是把灯芯草剪成几小段，横穿在指南针上，让指南针浮在水面上。第二种是把指南针放在指甲上，叫做“指甲旋定法”。第三种是把指南针放在碗边上，叫做“碗唇旋定法”。第四种是把指南针用线吊起来，叫做“缕旋法”。此外还有所谓“指南鱼”，就是把人造磁铁片做成鱼形，放在水面上指示方向。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元朝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由于宋代期间与阿拉伯地区海上往来频繁，指南针很快就传到阿拉伯地区，其后又传到了欧洲。欧洲关于指南针的记载最早见于1190年。

[火药的发明和使用] 火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炼丹家在长期的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硝、硫磺和木炭的混合物能够燃烧爆炸，由此诞生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唐代大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在《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

人类最早使用的火药是黑火药，黑火药主要是硝酸钾、硫磺、木炭三种粉末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遇火易燃，燃烧起来相当激烈。燃烧时发生的主要反应是：2KNO3+S+3C=N2↑+3CO2↑+K2S。体积很小的火药点燃后，由于氧化还原反应迅猛进行，在短时间内放出的热量，使产生的大量气体体积迅速膨胀，增至几千倍，假如反应发生在密封的容器中，就会发生爆炸。易燃烧能爆炸的混合物为什么又称为“药”呢?这是由于它的主要成分硝石(硝酸钾)、硫磺是古代中医治病用的重要药材，火药在发明之后亦被列为治湿气、避瘟疫、治皮肤病的药类，更重要的是火药的发明来自长期炼丹制药的实践，因而被称为药是十分自然的。

人们发明了火药，很快在军事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在北宋初年火药技术已较完备，并开始使用在军事方面。最初研制推广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稍后，曾公亮、丁度等人编著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多个制造火药的处方，根据不同的军事需要，配制不同的火药。比如有所谓毒药烟球火药法，蒺藜火球火药法，火炮火药法等等。这些处方非常具体、详尽、实用，这些处方与后世黑火药的处方已十分接近。

自宋初开始，火药应用于军事上。宋元时期许多史料都有关于火炮的记载。北宋末年，在宋、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据《金史》记载，“震天雷”威力很大，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到了元初，出现了铜铸火铳。这种武器具备了炮的雏形，有较大威力。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元朝至顺三年(1332年)铜火铳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铳。明代以后，火药兵器有了更大发展，出现了具有手榴弹、地雷、水雷等现代武器雏形的兵器，以火药作为推进动力运送火药至敌方爆炸的火箭也出现了。火药及其武器最初是被宋兵使用，稍后，金兵也研制发展了自己的火药武器。蒙古人在同金兵的战争中俘虏了金国工匠之后也掌握了火药及其武器，并且在西征时把火药传到阿拉伯地区。大约在8、9世纪时，中国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传到了阿拉伯、波斯等地。在12世纪后，阿拉伯等国的书上才提到硝石。阿拉伯人叫它为“中国雪”，波斯人则叫“中国盐”。欧洲人是在13世纪从阿拉伯人那里知道了火药，他们学会制造火药是在14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火药的发明开始了军事方面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技术和战术革命，各种各样的火器被制造出来了，火器的强大威力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改变了军队的编制、战法和整个指挥系统。火药的发明对经济、社会生产和文化娱乐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的进步]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又一伟大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宣传普及，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在进行文化学习时首先要互相传抄教材，这样做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为了提高效率，避免抄错，汉灵帝的大臣蔡邕借图章的办法，把文章刻在石上，再涂上墨，然后用纸拓印就成为书了。这是最早的印刷术。但是，拓印有很大局限性，不仅费时费力，且难以存放保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迅猛发展，对印刷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石版拓印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当时的印刷品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宣传品。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佛像、佛经需求量很大。二是刻印诗集、音韵书和教学图书。唐代诗歌盛行，流传甚广，男女老少十分喜爱。三是历法、医药等书籍的印刷。唐代农业已有很大发展，各地农村出于掌握农时的需要，民间刊印的历法书十分盛行。医药在唐代也得到发展，有关书籍也大量刊印发售。另外科举考试已制度化，社会对书籍需求量非常大。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之后，逐渐发明了“刻版印刷术”(亦称“雕版印刷术”)。这种技术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达。宋代刻工技术优良，纸墨装潢精美，后世藏书家对宋版书十分珍视。宋初，最艰巨的雕版工程是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成都开始版印全部《大藏经》，计1076部，5048卷，历时12年才雕印完工，雕版有13万块。可见，雕版印刷虽然是印刷术中一项重大的技术发展，但仍然是费工费时。大部分书往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完工，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大量地方。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片印完后便成废物，造成了人力、物力、时间浪费。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从根本上解决了雕版印刷的缺点。据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曾采用泥活字排版印书，这是现知活字印刷的最早记载。因此，史学界都把毕升当作活字印刷的发明人，庆历年间为中国(也是世界)活字印刷之始。毕升用胶泥制成泥活字，一粒胶泥刻一个字，经过火烧处理使之变硬，成为供排版用的活字粒。毕升的活字印刷术以边上有框的铁板为版，铁板上放入松香、蜡以及纸灰的混合物。排版时字粒就排放在铁板上，排满一版即在火上加热。松香、蜡等遇热融化，然后用手板将排好的活字粒压平，冷却后便成为可供印刷之用的字版。印完后，松香、蜡再加热融化，将活字取出以备再用。从沈括记载的毕升泥活字印刷工艺看，毕升采用的泥活字印刷，从活字制作、拣字排版、印刷，到拆版还字，工艺相当成熟。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与二十世纪盛行的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它较之雕版印刷既能节省费用，又能缩短印刷时间，非常经济方便。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印刷技术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影响十分深远。

本课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积极主动参与的意识；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运用科技解决实际问题。

本课难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知识、资料等内容，科学技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都需要逐步引导学生理解；还要让学生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性问题(如核技术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1．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他在《随感录》中还写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时候，应当怎样理解鲁迅的话? 答案提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虽然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却阻碍了科技推广和进一步的发展，使近现代中国的科技落后于先进国家。

2．有哪些原因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取得领先于世界的重大成就? 答案提示：国家的统一；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文化传播的需要；教育的进步；个人对科技的探究等。

[自我测评] 简要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科学成就和文化教育。

答案提示：以纸的发明为例，从现有资料看，纸的发明和普及是在汉代。应当启发学生通过课外阅读，重视纸向世界其他地区普及的历史过程。有关指南针和方向测定技术，应当提示学生注意相关发明对世界航海技术进步的意义。关于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可以引导学生理解鲁迅的有关论述。对于印刷术的发明，应启发学生通过相关课外资料说明问题。

[材料阅读与分析] 应该怎样理解李约瑟的这段话? 答案提示：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

[知识链接] 建议启发学生发现其他类似的资料。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评价学生对科学技术史领域中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

重点评价学生参与的过程。学习科学技术史的兴趣、技能、思维水平和活动能力；要注意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智能表现差异进行观察和评价，发挥每位学生的优势。

评价学生在学习和各种活动中表现出的态度、精神、价值观、方法。如：评价学生学习的兴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积极竞争的精神；崇尚科学，观察、实验的方法；发展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感等。[评价方法] 观察法、活动法、问答法、个人作品档案法、测验法、学生自我评价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 通过观察评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否浓厚，学习动力是否强烈；能否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能否大胆想像勇于创新；是不是乐于合作与交流，乐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进自己的学习或研究；能不能关心科学技术，热心参与有关活动，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怀和责任感。

通过活动评价学生参与科学学习活动是否主动积极，是否实事求是；观察是否全面，提问是否恰当，设计是否合理，表达是否清晰，交流是否通畅；搜集、整理信息、进行合理解释的能力、动手能力、同伴之间交往合作的能力如何；要注意鼓励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理解科学探究过程，获得科学探究的乐趣，逐步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通过让学生回答课后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问题，评价学生阅读和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

通过让学生实践活动，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评价总结]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评价的方法和过程，要综合采用观察、记录、调查、访问、讨论、作业、测验、考试、评议、档案、自我评价、家长评价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尤其要注意对过程的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及时改进学生的学习。

(五)历史问题注释

[蔡伦] 蔡伦(62—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人，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入宫为宦。章帝章和元年(87年)任尚方令，掌管宫廷手工作坊。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发明造纸术。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封龙亭侯。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去世，葬在封地。

[放马滩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幅纸质地图。这幅纸质地图的纸质薄且软，纸面平整光滑，用黑色线条勾绘出山脉、河流、道路图形。因墓内积水受潮，已残破成为有规则的碎片，现碎片长5．6厘米，宽2．6厘米。放马滩出土的麻纸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实物纸张，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目前，史学界、科技界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大家一致认为，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纸张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这比蔡伦造纸要早300多年。

[宋水浮法指南针] 据有关资料记载，指南针的发明年代很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关于指南针的用法，他曾经做过关于指南针的4种试验，其中就有水浮法(即把指南针放在有水的碗里，使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可以说是世界上指南针使用方法最早的详细论述。北宋晚期的寇宗爽所编的《本草衍义》中详细地讲到在指南针上穿几根灯草，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

水浮法，在中国指南针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已经发现的古代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中国从两宋起，历元、明到清初，水浮法指南针在航海上和堪舆上都一直使用，有的还使用到清代的中后期。沈括的方法，仍然为近代罗盘和地磁测量仪所采用，就世界范围来说，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提供了条件。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而现在航空和航海使用的罗盘，就多以水浮磁针作为基本装置。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这是记录在《论语•为政》中的孔子的话。全句是：“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大意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施行，就能减少懊悔。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说的话，见于《论语•为政》。原文是：“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意是说，由啊，我告诉你的话，你明白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知啊。

[中国古代农学]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农业科学技术理论是最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始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唐代光是关于畜牧兽医、园艺、经济作物、农具的著述就有20多种。明清两代的农学著述更是空前，共有250多种。中国古代有些农书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例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得到达尔文的高度评价，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指《齐民要术》)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至于农业科学技术实践也是最丰富的，实践的领域是最宽广的，实践的社会效应是最大的。

[中国古代医学]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经典，为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奠定了基础，其后各代的医书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和道路发展的。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此后很多朝代都有医学家对中医药学进行科学的总结。明代李时珍是集大成者，他的《本草纲目》对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达尔文在自己的名著《人类的由来》中也引用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材料。中医学的医疗技术更为世所称道，历代名家辈出。例如汉代的华佗以精巧的外科手术和先进的麻醉术而闻名历史，他还精于针灸，提倡体育锻炼防病治病，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后世各朝代也相继产生了一些突出的医家，他们为中医学的发展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中国古代艺术■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知识与能力] 以文字、画面及有关声像资料，使学生得到有关古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基础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应当比较全面地体验古代艺术的各种形式，认识其丰富内涵。相互之间要加强交流合作，取长补短。

教师应注重直观教学，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把视觉媒体、听觉媒体、视听媒体及综合媒体结合起来展示古代中国的精美艺术，增强教学的直观性，调动学生的情绪。

可利用多元智能理论，充分发挥学生艺术方面的潜力，利用讨论、分组表演、自由创作等形式，给学生提供发挥和展示才华的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同时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多姿多彩的风貌，培养学生体验美，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丰富生活内容，培养内心的艺术情操。

通过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学习，观察，体验，提高学生自身的艺术修养，激发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增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古代艺术种类繁多，名家辈出，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从传统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到书法、篆刻、绘画、雕塑，艺术门类齐全。这些艺术门类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借鉴、融合、吸收，不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教材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主要门类，着重介绍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方面的内容，勾画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总体脉络。

[“出鬼入神”的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是一种独特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中国的书法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书法已经开始用抽象、简化的线条描述事物，具备了运笔和结构的意趣，初步确立了汉字书法空间的结构美，与绘画拉开了距离，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方向。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形体较甲骨文方正整齐，笔画也更加均匀对称。金文的线条能较多地体现书法笔意。

战国最有代表性的篆书作品是体势方整、笔画圆活、雄浑古朴的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南发现的10个鼓形石上的书法作品。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后来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鼓文的书写者在字形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组合规律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使它成为书法艺术空间塑造在早期的第一批理性成果，其审美指向至少决定了往后数百年的秦汉书法发展的轨迹。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过整理规范后推行全国的文字，所以也称秦篆。小篆是在大篆基础上发展简化而成。其结体圆长、笔画粗细匀称、藏头护尾、不露锋芒。线条非常美观。代表作有秦李斯所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

隶书盛行于汉代。隶书有古隶和今隶之分，古隶即汉以前的隶书，又称秦隶。今隶即汉以后的隶书，亦称为“汉隶”。隶书打破篆书屈曲圆转的形体结构，变纵势为横势，成宽扁状，左右舒展，笔画讲求波磔，横画为蚕头燕尾形状，是一种具有浓重装饰趣味的字体。隶书艺术以两汉成就为最高，今遗存有不少这一时期的碑刻和简牍书作品。《张迁碑》、《曹全碑》为其代表。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涵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隶书的产生，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楷书又称正书、真书，属隶书的变体。其形体方正，笔画有严格的法度，点画、钩弋、撇捺构成长短正斜、俯仰照应，比篆隶更富变化。楷书名家有曹魏的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钟繇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王羲之世称王右军，其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也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其《乐毅论》、《黄庭经》等，是楷书杰作。

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唐代书法，各体皆备，名手辈出，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完全可以和辉煌的唐诗相媲美。欧阳询(557—641)是唐初十分重要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用笔峭刻劲绝，法度森严，笔画瘦硬，结体平正而险绝，端庄严整而不呆板，所以，他的字为后来学书者所重视。他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他们的字都深受王羲之的影响，风格偏于瘦硬。

盛、中唐之际，书风发生了改变，代表人物是颜真卿。颜真卿—改先前书风，开创了深厚雄健、气势磅礴的书体。他的用笔以中锋铺毫，沉稳厚重，点画刚峻丰满，如浇如铸。挫折方笔峭劲，捺画力运奋拔。字的结体左右向内抱合，劲力内充而气象开阔，以拙为巧，风格雍容大度，宽博雄伟，称为颜体。颜真卿是唐代的史臣，为国捐躯。后人评他的字时，以为同他的人格一样，正直忠烈，刚胜于柔，内美外溢。

唐代后期的柳公权创瘦硬挺拔、结体遒媚的柳体。柳公权出于颜体，但避开颜体的肥壮，而变为瘦硬森挺，多方笔而斩钉截铁，中宫收紧，四维开放，使人感到既紧峭，又舒和。于是，柳公权又开了新体。唐代楷书，特别颜体和柳体，世称为颜筋柳骨，是对王羲之书体的一种突破，它的最大特点是充盈其中的力量感和外在形式上表现的峻峭严谨、刚劲果断。

宋代楷书名家有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此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元代赵孟fu用笔圆转秀劲，风神妍媚，一变宋代书法风尚，后世称为赵体。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赵孟fu并称为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

草书独立成体是在汉代，其发展可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三个阶段。章草产生于隶书盛行的汉代，横画和捺笔保持隶的波磔，它是由隶书简率的写法演化而来，所以又称为“隶草”。章草结体简约，一字之中笔画牵引相连，但字字之间彼此独立，章法取直行纵势。章草名家西晋有陆机，其代表作是《平复帖》。著名刻帖有三国时的《急就章》、西晋的《月仪帖》等。今草又称小草，是在章草基础上，采用楷书体势笔意发展形成。历史上很多人认为，今草为后汉张芝所创，尊他为“草圣”。事实上，今草于魏晋发展至东晋趋于成熟，东晋王献之在继承他父亲王羲之草书基础上，创造了今草的新风格，且流传至今。王羲之的《十七帖》和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都是今草的传世名作。今草的明显特征是：以圆转的笔势取代章草的方折；脱去含有隶意的章草波磔，加强点画之间、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引带，连绵不断。

狂草又称大草，始于唐代，较今草更为狂放，其用笔大起大落、连绵不断、一气呵成。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张旭的狂草左驰右骛，千变万化，极诡异变幻之能事。张旭的草书虽狂虽草，但不失法度，一点一画，皆有规矩，他的楷书亦有相当高的成就。张旭传世的作品不多，可见到的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怀素的书法热情奔放、豪迈恣肆，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当时的诗人李白、钱起等都有赞美他书法的诗篇。把他的字与张旭的字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笔画偏肥而前者偏瘦。

行书介于楷、草之间，书写时简易、流畅。行书的结体有的近于楷书，有的近于草书，近于楷书成分多的称为行楷，近于草书成分多的称为行草。行书的点画常常强调游丝引带，而笔锋使转遒丽明快，活泼自然，好像行云流水一般。行书经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变革，使其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王羲之的行书最能表现雄逸流动的特色，他的代表作品有《兰亭序》。历代书法家都推它为“天下第一行书”。通篇写得从容不迫，章法自然，气韵生动。《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被元代鲜于枢评为天下第二行书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宋代四大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擅长行书，并往往在行书中流露自己的感情和意趣。元代赵孟fu的行书风格温文尔雅。明代董其昌的行书则章法疏朗、风格淡雅秀逸。

[画中有诗]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绘画(即中国画)。中国绘画的最早遗迹可上溯到远古的岩画和繁荣于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非常丰富的装饰纹样。如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发掘出的人面鱼纹盆。

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绘画已有了相当的进步。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幅《人物龙凤图》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作品中的杰作。后来又在附近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另一幅帛画，即《人物御龙图》。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绘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画的基本表现手法。

秦汉王朝，绘画艺术走向繁荣。汉代宫廷官署及政治性建筑物上多有壁画，用以宣扬礼教，褒扬功臣，如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画功臣像、鲁灵光殿壁画包括天地神灵历史人物等。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特别是陆续出土的帛画，对了解此一时期的绘画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三国两晋南北朝处于长期分裂混乱之中，绘画艺术仍在曲折中得到发展。佛教美术勃然兴盛，遍及南北。中原地区寺庙壁画现虽已荡然无存，但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吐峪沟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都保存有大量的这一时期的壁画，展示出高超的艺术造诣。这一时期，山水画和花鸟画开始萌芽。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追求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突出体现了这一时期绘画的水平。这一时期的绘画以被尊为“画祖”的顾恺之最具有代表性。顾恺之是中国著名画家和绘画理论家。顾恺之的作品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三幅卷轴画摹本了。它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卷轴画。

隋代画家展子虔以《游春图》这—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卷而被载入史册。《游春图》的出现，对唐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被视为“开青山绿水之源”，在山水画发展上具有奠基意义。唐代是中国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唐代绘画体裁仍以人物画为主，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占相当比重，褒扬功勋的功臣画仍在继续，石窟及寺观壁画较南北朝有着更大的发展，佛寺壁画中流行大型的经变题材，在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有流行。但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的优势，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人物画家吴道子，是盛唐时期中国最负盛名的画家，被历代誉为“画圣”。《送子天王图》是宋人对他作品的临摹本。继吴道子之后，在唐代中期又产生了两位重要的人物画家，这就是擅长描绘宫廷女性的张萱和周方。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周方绘画曾受张萱影响。他的肖像画颇能传神，善于抓取对象的神态特征。《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萌芽于东晋南北朝的山水画至此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富丽精工而富于装饰性的青绿山水得到社会的欣赏，水墨山水也相继开始抬头。

宋代绘画是继唐以后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宋代有国立画院，是全国绘画创作的中心。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都出现群彩纷呈、多方发展的局面。最有建树的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和《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宋代画院的画师。《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绢本设色长卷，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的景象。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同《清明上河图》一样气势宏大的还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五代两宋时期山水画发展最为显著，宋代山水画家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以赵佶为代表的院体花鸟画都具有高度水平。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已开水墨写意之先导。文人学士中流行的墨竹、墨梅、墨花、墨禽更着重表现主观情趣，与民间画工及宫廷花鸟画的高度写实、刻画入微的画凤迥然不同。与宋王朝先后并立的辽、西夏、金等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北部地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画家。辽金地区的文人土大夫绘画在北宋文人画传统基础上加以发展，对元代文人画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代山水花鸟画则有较大的发展，其中著名的书法家赵孟fu是一个代表。他重视神韵，追求清雅朴素的画风。他还强调书画同源，书法入画，这是中国画在形式美方面的重要开拓。他在这方面的提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中、晚期具有影响力的是所谓的“元四家”，即黄公望、倪瓒、吴镇和王蒙。他们的山水画代表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元四家”的作品更注重笔墨技巧，更讲究意境神韵，使山水画的美学价值更加提高。他们的作品偏于淡远、萧疏、幽深，对后来的明清山水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代画家中最强大的画派是吴门画派，即苏州画派。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同他的学生文征明、唐寅，再加上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沈周的大幅画如《庐山高图》，长林巨壑，一气呵成。唐寅字伯虎，是沈周的学生。他多才多艺，疏狂放任，不墨守成规，山水、花鸟、人物皆精，工笔写意俱佳。他留下的作品较多，如《孟蜀宫妓图》、《桐阴清梦图》等。吴门画派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以及对意境的创造，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清代前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朱耷和石涛。朱耷又名八大山人，是一位极富个性的画家，他画的鱼、鸟等动物个个桀骜不驯，他画的景物也都是荒山怪石，松枝败叶，表现了他孤高冷傲和对现实不满的情绪。石涛自称苦瓜和尚，在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清代曾经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而且大都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扬州八怪”中最有名的是郑燮。郑燮，号板桥，擅画竹、兰、石。“扬州八怪”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明清绘画中另一值得瞩目的发展是民间绘画的书籍版画插图和年画的繁荣兴盛。书籍刻印精益求精，借插图以吸引读者，绘形写景，备极生动。年画则由于雕版套色技术的成熟得以进步推广普及。明清年画继承了宋代绘画的传统，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手法，描绘社会生活，表现神话传奇及英雄人物，反映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手法活泼自由，色彩红火热烈，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金声玉振]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工具和进行集体劳动时，原始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原始时代的古乐表演形式常是诗歌、音乐、舞蹈不同程度的结合体。

传说中夏代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又称《夏八佾》。夏代的乐舞还有《九招》和《九歌》。《招》即《韶》，可以说《九招》就是《韶》在夏代的发展形式。传说夏的末代王桀有歌舞伎三万余人。

商代的代表性乐舞名大huo又称《韶huo》或huo。商代另一乐舞是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也是男女聚会结交的活动。此外，商代还有一种求雨的舞蹈，称《雩》。雩(yu)，是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仪式。周代的代表性乐舞有《武》和《象》。《武》又称《大武》，歌颂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在周、召二公辅佐下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形。《象》又称《三象》，歌颂周成王讨伐殷人叛乱的胜利。西周这些与礼仪结合的音乐，被称为雅乐，其基本风格特征为庄严肃穆。周王朝已建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司乐。

春秋时期，教育家孔子编定《诗经》。其中300篇是可唱的民间歌曲，流传于民间。战国时期在南方出现了《楚辞》中的《九歌》，是中国古代大型的声乐作品。《九歌》里的湘君、河伯、水鬼等都是神的名字，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祭神宗教歌曲。

秦朝设置了管理国家音乐文化的机构——乐府。这一机构在汉武帝时又得到加强。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都曾经亲自作歌。乐器进一步发展是秦、汉时期音乐的又一特点。

西晋时形成南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5世纪末，南方的清商乐流入北朝；6世纪初，南方的鼓角横吹曲被称为“北歌”。

383年，前秦的吕光征龟兹，龟兹乐被带到凉州，与中原音乐结合成“秦汉乐”(后称“西凉乐”)。4世纪中叶更有天竺国(印度)音乐传入，高丽音乐等也于5世纪中叶陆续传入。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当时的音乐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甚至将音乐看成为精神寄托的避难所。三国阮籍的古琴曲《酒狂》即是一例。清商乐与琴曲占主导地位，音乐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

唐朝政府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同时执政者也曾致力于制订雅乐。燕乐又称宴乐，即宴饮之乐。是隋、唐时期汇集在宫廷里的俗乐的总称，它包括汉族、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的音乐。从隋初的七部乐到唐贞观时的十部乐，包括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不入十部乐的还有扶南、百济等和属于鼓吹系统的鲜卑、吐谷浑等多种伎乐，十分丰富多彩。燕乐包括各种声乐、器乐、舞蹈乃至散乐、百戏等多种体裁、形式，而其主体则是歌舞音乐。歌舞音乐中，当时的雅乐，实际已受燕乐颇大影响，具有多种成分交融的特点。像《秦王破阵乐》等著名乐曲，既用于燕乐，也用于雅乐。宋元时期主要的说唱音乐是鼓子词、诸宫调。鼓子词的音乐是用一首曲子反复咏唱，中间插入散文讲说，以说唱故事。诸宫调是用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子联成一个套数，把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数或单曲连接起来，用以说唱长篇故事。如董解元作词的《西厢记诸宫调》。诸宫调的形成和发展，为戏曲音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宋元时期的音乐，形成了以杂剧、南戏为中心的南北曲音乐系统，成为影响到歌舞、说唱、以至器乐等多种音乐体裁的巨流。

明清两个朝代是中国专制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催化剂。这一时期，民歌、说唱音乐、器乐等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曾有许多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们宝贵的音乐艺术论著为音乐艺术和音乐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朱载育的十二平均律理论，在世界音乐史上记录了光辉一页。

[宫廷舞和民间舞] 中国古代的舞蹈与音乐往往结合在一起。音乐、舞蹈最早产生于生产劳动之中。但远古的乐舞和巫术也有密切的关系，远古人以为通过乐舞可以得到神灵的庇护和赐福。在甲骨文中“舞”和“巫”是一个字。殷商尊神，祭祀是头等大事。巫师也就是职业的音乐家、舞蹈家，地位显赫。他们对中国远古的音乐、舞蹈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周朝建立与宗法制相一致的礼乐制度，确立宫廷雅乐体制和乐舞的教育体制，以强化其统治。西周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乐舞制度，如对参加祭祀乐舞的人数，也明确规定了各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如“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如有违反就是“僭越”或是“非礼”，要受到谴责和制裁。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雅乐”逐渐丧失了活力，民间乐舞以其清新活泼，富有生命力的锐气，取代了僵化了的雅乐。

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给民间舞蹈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民间群众舞蹈和贵族士大夫家女乐(专业艺人)的兴盛，使舞蹈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诗经》中的《国风》绝大多数是北方的民歌。南方的民歌，则保存在伟大的诗人屈原整理的楚国的《九歌》中。这些民歌在演出时，据说有舞蹈相伴。秦始皇创设乐府，并首倡“角抵”之戏。角抵的起源为原始社会的格斗游戏——武舞，反映了黄河流域黄帝领导的氏族与蚩尤领导的氏族间的一场激烈战争。汉代宫廷乐舞汲取了民间乐舞鲜活生动的风格，有很显著的发展。武帝时，专门设立官署乐府机构。乐府的工作人员和歌舞艺人达800余人，负责收集和改编散见于民间的歌舞。由秦的“角抵”发展而来的“百戏”是汉代盛行的大型歌舞，集中体现了汉代音乐、舞蹈艺术的高度发展的水平。

三国时代，曹操统治的北方，杂技百戏仍盛行不衰，曹丕设立了“清商署”。此后魏晋、南朝的俗乐总称之为《清商乐》。

两晋南北朝继承了汉魏乐舞贴近社会生活的传统，西曲、吴歌、杂舞等盛行一时。

唐代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机构，如太常寺、梨园院、教坊司等，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舞蹈家公孙大娘、杨贵妃、梅妃、谢阿蛮、李可及等如群星丽天。唐代宫廷伎乐除《清商伎》为汉族乐舞外，《西凉伎》则为西域乐舞和中原汉族乐舞的混合体，其他如《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都是少数民族乐舞。外国乐舞则有《天竺》、《高丽》两部。西域少数民族乐舞中以《龟兹乐》最为重要，《龟兹乐》指今新疆库车一带的乐舞，至今库车仍被赞之为“歌舞之乡”。唐代乐舞最著名的是歌颂帝王功德业绩的《秦王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等。唐代用于宫廷宴会的乐舞称燕舞，分堂下(立部伎)和堂上(坐部伎)两种。燕舞要比雅乐有更多的娱乐成分和更高的观赏性。其大曲，是最辉煌的部分，代表了燕舞的最高艺术成就，把中国宫廷乐舞推向了顶峰。其中《霓裳羽衣曲》，把传统的清商乐和印度佛曲糅合在一起，集中了唐代和前代的音乐舞蹈精华，令人叹为观止。

宋代的宫廷乐舞为诗歌、舞蹈、大曲结合起来表演的“队舞”，有72人表演的《小儿队舞》和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舞》。元明清各代虽也有燕舞，尽管规模可观，但是已无昔日辉煌。宫廷演出，逐渐让位于戏曲了。

[戏曲] 中国戏曲有久远的起源。

有的学者认为，戏曲最初的源头，可能与汉代的一些民间“百戏”表演节目有关。杂剧、南戏是宋元两代新兴的戏曲。杂剧在北方，经过宋金时代的发展，到元代达到鼎盛时期。杂剧和南戏到明代出现不同趋向，杂剧渐趋衰微，南戏转向兴盛。由于南戏在中国南方不断流传，与各地民间音乐结合，并根据各地语言音调不同，而不断派生出多种南方戏曲声腔，有：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等。

“昆山腔”亦称“昆曲”。它的音乐绝大部分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南北曲曲调，并非昆山一地产物。南北曲在明代已走向融合，而昆曲就是南北曲的集大成者。但由于昆曲适应上层观众需要，创作和表演上过分追求文雅和雕琢，到明末清初便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地方戏曲声腔兴起的新局面。

明清时期，杂剧、南戏都有所发展，新兴起了多种戏曲音乐。

本课重点：通过学习古代艺术的内容使学生逐步理解艺术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本课难点：培养学生学习古代艺术的兴趣和培养学生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加强学生欣赏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淮南子•本经》中这段话记录的传说有什么意义？

提示：“天雨粟，鬼夜哭”，说明文字的巨大威力。文字的发明，使人类的经验得以流传，使得人类的智慧得以发挥。人类将摆脱以往的愚昧和黑暗。有关“仓颉作书”而导致异象的传说，说明了文字出现在文明史上震撼性的冲击，也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

2．下面《韩诗外传》中记载的一则故事，请你读后谈谈自己的感想。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少选之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擗琴决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提示：高山流水觅知音，是两千多年来广为传诵的一段友谊佳话。表现了对友情的一种美好而高尚的理解和追求。而其中的媒介，是音乐。可见，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思想，抒发人的情感，沟通人的心灵。音乐有提高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净化人的精神世界的神秘功效。

3．为什么中国戏曲表演具有强烈的舞蹈美感?发达的古代宫廷乐舞和民间舞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案提示：中国的戏曲表演从艺术渊源来说，与舞蹈有紧密的文化联系。发达的古代宫廷乐舞和民间舞蹈，在戏曲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议一议] 1．在当今汉字输入有电脑、美术字库丰富多彩的时代，中国传统书法艺术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其价值何在? 答案提示：有。中国传统书法不仅有传递知识文化的功能，还有修身养性的价值。有助于提高人们发现美，欣赏美，鉴赏美的能力。有助于潜移默化增加自身修养，提高品德的功效。中国传统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舍弃的民族文化遗产。

2．下面这段文字蕴涵什么哲理?它仅仅说的是一种绘画艺术观点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

答案提示：董其昌的这段话，强调读书实践的结合，强调感受自然，感受社会，感受人生，对于艺术创造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种绘画艺术的观点，同时也包含着人生哲理。

3．为什么戏曲产生后能够取代乐舞，在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答案提示：戏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灵活，形式多样。表演方式继承了音乐、舞蹈以及传统百戏的诸多手段，因而受到民众的喜爱。市民经济的发展，也为戏曲的完善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统治者因个人喜好为基点的提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自我测评] 中国古代的书法和绘画有哪些名家名作? 建议启发学生除教材中涉及的代表作者和代表作之外，列举若干其他的名家名作。

[材料阅读与分析]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段话的意思是：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案提示：同意。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形式，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存在有所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是成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教师可举例说明。例如：周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礼”和“乐”相结合，成为政治规范的象征。“乐”，也是政治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知识链接] 鼓舞

可以指导学生举一反三，提出其他类似的例证。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评价学生对中国古代艺术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评价学生有关书、画、乐、舞诸方面最基本的概念和技能的理解过程情况。

重点评价学生参与的过程。学习中国古代艺术的兴趣、技能、思维水平和活动能力；要注意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智能表现差异进行观察和评价，发挥每位学生不同的优势。

[评价方法] 观察法、活动法、问答法、个人作品档案法、测验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观察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观察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进步。

对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中表现，如探究问题、语言表达、人际交流、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方式方法、想像的形象性与生动性，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解的程度和学生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的能力进行评价，及时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记入表格，作为整体评价学生历史学习业绩的依据。

[评价总结] 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采用各种办法，来了解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变化和学生不同的能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老师可采取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和认识。对不同能力类型的学生给予相应的鼓励，发挥他们的长处，提高他们的学习自信心和自豪感，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五)历史问题注释

[书法] 书法，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

西汉著名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

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宋人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

元明两代的书法艺术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尚未走出书法创作的低谷。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

清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书法重视对审美风尚的总结与引导。如汉魏时书论中的“尚象”、晋时书论中的“尚韵”、唐时书论中的“尚法”、宋时书论中的“尚意”等等，无一不是对各个时代书法艺术实践中审美风尚的总结，而通过总结反过来又指导书法创作的实践，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古人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全面而系统。有关著述论列了从上古至清末书法发展的历史，保存了中国书法发展历史的完整面貌。又如对书体演变历史的研究，论及了大篆、小篆、八分、楷书、行书、章草、今草等书体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概念、特点等各个方面，系统而全面。再如对书法技法的研究也是极为深入、全面，大凡用笔、用锋、执笔、结体、用墨、布白等等，皆有详细而精到的研究。

重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也是中国书法的传统之一。扬雄所谓“书为心画”，认为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思想意识、德行、品格的直接反映。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就认为，一个人书法艺术的高下与他的品格修养有很大关系。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认为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书家其人。人品好书品必定好。

东汉蔡邕的《笔论》中，曾经运用丰富、美好的比喻，来强调书法创作的体势应融入大自然各种生动的形态。自此，历代书论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孙过庭《书谱》中写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在这里，作者就运用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是博喻，来比拟钟繇、张芝和二王书法的神妙景象。中国书法的自然主义传统，由此也可以得到体现。

[仓颉作书] 相传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只因有了汉字，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才得以延续传播，世界文化才显丰富灿烂。

[郑燮] 郑燮，江苏兴化人，字克柔，号板桥，乾隆进士，著名诗人、书画家，作品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名列“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包括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蝉(shan)、汪士慎八位画家。乾隆八年，乾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钤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乾隆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

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词：“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中国画] 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民族特征，并被历代艺术家发扬光大。中国绘画的强大生命力，首先在于历史上优秀的画家(包括民间劳动者出身的工匠)适应本民族的审美要求，不断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作品。魏晋以后，出现了有文化素养和优越条件的专业画家，但多数作者仍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联系。中国传统绘画不仅注重画品，而且注重人品道德，郑燮画竹，声称以慰天下之劳人，他又题诗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显示他对人民一定程度的同情。不少画家在民族危难之际，大义凛然，宋代李公麟家小吏赵广，虽画名不显，但靖康之难，金兵迫令其画所掳妇人，赵广宁肯被割断手指也决不屈从。他们用画笔赞颂正义、歌颂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发泄对腐败黑暗势力的不满，歌颂大自然的壮美或秀丽，借描绘花鸟虫鱼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高尚的情操。

中国绘画艺术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拘泥外表形似，而更强调神似。形似只有外表的逼真，神似才能表现内在的本质精神。汉魏绘画擅长表现动态气势，已神气迥出。一些文人画家侧重于神似而不拘泥于细致刻画，苏轼甚至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见解。元明以后写意画勃兴，实践上有了更多的创造探索。如朱耷花鸟画的奇特变形，石涛等人山水画的蓬勃生气，都达到以神造形、表现强烈鲜明的主观感受；齐白石则坚持似与不似之间，也极为强调神似。

中国传统绘画重视笔墨，以线作为塑造形象的基本手段，不仅表现对象形体，而且具有形式美感，能体现出不同的气质和个性，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东晋顾恺之作画如春蚕吐丝，纤柔优美，紧劲连绵。吴道子的线描豪放健美，笔不周而意周，画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唐代即提出书画用笔同法，元代以后，更重视吸取书法用笔入画，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技巧，直至清代扬州八怪及吴昌硕所表现的金石气到了高峰。

中国传统绘画既要求画家重视修养，读万卷书；同时又要重视丰富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行万里路。要求诗、书、画的完美结合，要有诗一般凝练而富有感情色彩的形象和意境。元代以后，更注重书画题跋，以诗文抒发情感，唤起观赏者的联想和共鸣，使画面境界因诗而丰富提高。如王冕题画：“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徐渭题墨葡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齐白石题不倒翁：“白面乌纱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倏忽将尔来打破，浑身何尝有心肝。”都达到借物抒情言志、诗画珠联璧合的境地。诗、书、画多种艺术形式的聚合，是中国传统绘画独具的特色。

[工笔] 中国画种类很多，以题材来分，有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以表现方法来区别，则可分为工笔、写意、兼工带写等。

工笔用细致的笔法作画，着重线条美，丝毫不苟。宋代的院体画，明代仇英的人物画，清代沈铨的花鸟走兽画等都是工笔画。[写意] 在中国画的表现技法中，凡粗略简化用笔，或点染，或浓墨，笔随意走，称为写意。写意画不重视线条，只重视意象，强调通过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志神韵，如南宋梁楷的减笔人物，明代徐渭、清初八大山人朱耷以及现代的齐白石等人的作品都是写意画。所谓兼工带写，是工笔、写意两者兼有的画法。由于工笔画耗时多，现代画家多喜欢采用兼工带写。

[山水画] 以描绘自然风景为主体的绘画称为山水画。山水画根据技法的不同，可分为水墨山水、青绿山水、金碧山水和浅绛山水等形式。山水画中多以石青、石绿为主色的画称为青绿山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青绿山水。青绿山水又分大青绿和小青绿两种。前者设色浓重，装饰性强，看上去辉煌庄重，有欣欣向荣、草木华滋之感。如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者在水墨淡彩基础上薄罩青绿，如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卷》。金碧山水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先以石青、石绿为基础，最后在轮廓处勾金，通过这道金线，把山水画装饰得更加绚丽辉煌。唐朝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就很有特色。浅绛山水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元代以后山水画家多以此为宗。水墨山水，即是用水墨而不着色而画的山水画。五代后梁画家荆浩的全景式山水画《匡庐图》即是水墨画。中国历代文人画家崇尚水墨，随着中国文人画的发展，由此水墨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代晚期董其昌的水墨山水画《赠稼轩山水》是其中一例。

[伯牙] 伯牙，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乐师。《荀子•劝学》中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说。《吕氏春秋•本味》的记载为：“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者。”后世小说言伯牙姓俞，实无根据。

[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是琵琶大曲，又名《淮阴平楚》。乐谱见于明代华秋苹所编《琵琶谱》。系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最后决战时的情景，全曲最初为13段，后为9段。《十面埋伏》是中国十大古乐曲之一。其他九种是古琴曲《高山流水》、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楚调组曲《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古筝及琵琶曲《汉宫秋月》、古琴曲《阳关三叠》(又名《阳关曲》)、古琴曲《梅花三弄》(又名《三六》)、古琴曲《渔樵问答》、古琴曲《平沙落雁》、琵琶大曲《春江花月夜》(又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

■三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知识与能力] 初步了解、认识文学领域中诗词曲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风格和特色，知道和掌握一定数量的名家作品；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文学资料的能力；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赏析和运用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日常积累，通过阅读，讨论，分析，评论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色。

学生通过阅读、观察、练习、欣赏、表演、评论、创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教学；通过独立思考并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比较、概括和阐释；学会合作学习和相互交流。

教师应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积极参与。并对学生在参与和探究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的评价。

教师应注重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要求学生推荐自己喜爱的作品，并对作者和作品加以介绍，说明推荐的理由。利用学生出于爱好而积累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加强师生互动，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教师亦可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评价、举办文学作品欣赏会等方式，从历史的视角赏析文学作品。[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通过文学家、诗人的艺术创作，把学生带进文学的殿堂。让他们感受古人的呼吸、思想、情操。全面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

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

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操，使学生品格得到升华；在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过程中，使学生的合作精神及竞争意识得到增强。

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使他们理解和尊重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国文学体裁丰富，佳作迭现。上古的神话，先秦诗歌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后相继，又一脉相承，各领风骚数百年，构成中国文学的壮丽画卷。

[诗的经典]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产生于3000年前的周代，成书干春秋时期。《诗经》收集的是中国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诗歌作品，共收诗三百零五篇，都可以合乐吟唱。《诗经》按乐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国风》，指地方乐调，是从周代十五个地区采集的民间歌谣。《雅》分《大雅》《小雅》，是周代王畿之地的音乐，大多是宫廷宴饮的乐歌。《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皇家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全方位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诗经》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获得显著的艺术效果。“赋”是直接的叙述和抒写，“比”是比喻或比拟，“兴”是起兴发感，多用于一首诗的发端。“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诗经》中创作形象思维的重要表现手段，对后人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的魅力] 先秦诗歌的另一辉煌成就是楚辞。楚辞本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地区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具有鲜明的南国地方风格特征，它突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的格律，代之以参差错落，更为灵活的长短句式。有别于《诗经》现实主义的艺术倾向，“楚辞”以其想像的丰富，情感的炽烈，语言的瑰丽，开辟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广袤天地。

屈原是楚辞创作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离骚》2490字。共373句，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楚辞”因此又名“骚”。《离骚》是屈原用他整个生命熔铸成的伟大诗篇，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执著的个人追求融会成激越的精神力量。《离骚》中奇特的想像和瑰丽的语言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楚辞的其他作者宋玉、贾谊等的作品都继承了屈原的传统，使“楚辞”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特文体。

《诗经》、楚辞历来合称“风骚”，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2000多年来一直被历代诗人视为学习的典范。

[汉赋的风采] 赋，从骚体演变而来，是一种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

西汉早期的赋，以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最为著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听说长沙卑湿，自以为寿命不得长久，于是为赋以吊屈原。又著《服鸟赋》，发抒内心的怨郁哀伤。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作品中有赋七篇。

《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上》记载：“(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的创作条件，是由梁孝王提供的。《西京杂记》卷四又写道：“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所附诸游士的赋作，有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邹阳《几赋》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汉赋文辞华丽，用语夸张的特征在这时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作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班固、张衡的作品地位最高。

除了他们之外，两汉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大多都是赋的重要作者。收入《文选》，归入“赋”类的汉赋，有贾谊《服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彪《北征赋》，傅毅《舞赋》，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幽通赋》，班昭《东征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马融《长笛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祢衡《鹦鹉赋》，曹植《洛神赋》等。今人辑《全汉赋》，收录83家，293篇。

有些赋作家期望以这种文体作为讽谏的工具干预政治，例如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就有批评汉武帝神仙迷信的意图，不过，这种讽谏往往并不能真正发生实际的效用。

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神乌傅(赋)》，被看做中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新发现。全赋约六百六十字，以其风格之独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李杜诗篇万口传”]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据《全唐诗》及其有关补遗所载，现存诗有52000余首，作家2300多人。数量之多，内容之广，风格流派之繁，体裁样式之全，均堪称空前。唐诗发展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其中尤以盛唐、中唐两个时期的诗坛最为光辉夺目。

初唐诗坛是一个变革、创新和逐步成熟的阶段，一扫以往浮艳之风，走向反映社会现实的道路。广为传诵的诗句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涛声”等。其代表人物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陈子昂。盛唐时期是唐诗的鼎盛时代，诗星璀璨，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注重山水景物，风格色彩清丽。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诗篇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注重战争和政治斗争题材，描写奇丽、寥廓的边境景色，抒发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壮志和慷慨从军、抗敌御侮的豪情；同时也反映征夫思妇的幽怨。风格豪壮雄放。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等诗篇描绘了边塞雄奇壮丽的风光景物，表达了边关将士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最能代表盛唐时代气息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李白的诗作现存900多首，表现了盛唐时代社会生活风貌。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潇洒飘逸，想像丰富。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批判精神。李白的诗篇是我国诗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杰作。《将进酒》、《蜀道难》、《望庐山瀑布》、《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都是千古绝唱。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所以他的诗中饱含忧国忧民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杜甫的诗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那个时代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画卷。他的诗被后人誉为“诗史”。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杜甫一生作诗1400首，名篇有《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中唐是唐诗的繁荣时期。此时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著名的有韩愈、孟郊、柳宗元、元稹、刘禹锡、李贺、白居易等。白居易是杜甫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精神。在艺术上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其中《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十首》等是他的代表作。

晚唐是唐诗逐渐衰落期。最有影响的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时称“小李杜”。李商隐在七律诗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富艳精工和深于情韵的风格，尤其是几首表现爱情的《无题》诗，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感情缠绵，意象朦胧，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杜牧的七绝以清新峻逸，流走明快，语浅意深见长。“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都是杜牧的名句。

唐末，出现了皮日休、罗隐等诗人。他们继承了新乐府运动的精神，用诗歌针砭时政。唐诗，就在这一批现实主义诗人手中落下了光荣的帷幕。[宋代词苑] 宋代是词高度繁荣的时期，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1330多家将近20000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北宋初期，词的创作主要是小令，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追求深婉精致、含蓄蕴藉的风格。北宋前期在创作风格上与晏、欧—派完全不同的词人是柳永。柳永采用民间新兴的曲调作词，大量写作篇幅较长的慢词，扩展了词的体制，改变了宋初以来以小令为主的单一格局。柳永词的内容、风格和形式体制，都突破了宋初以来词的狭小格局，突破了士大夫自我欣赏的范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因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当时—位西夏归宋官员的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永词影响之大。

到北宋中期，苏轼进一步变革了北宋前期以绮艳婉约为主的风格。词被苏轼当作了抒写主体心志性情的体裁，可以用来言志说理，探究人生意义，表达哲理思考，容纳更为广阔的生活内容。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特色，不仅大大扩展了词的抒情功能，而且提高了词的艺术地位，对宋词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苏词的艺术风格也非常丰富，有的缠绵深婉，有的飘逸洒脱，有的清新明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开创了豪放清旷的新词风，从内容到风格都使人耳目一新。他的这类风格的作品虽然不很多，但在绮艳婉约之外另立一体，显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十分繁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稍早的晏几道上承花间、南唐的词风，而以清新优美的笔调抒发男女间的离合悲欢，别具深挚哀婉而风流蕴藉的个性，其音调之和谐优美，文字之清丽精工，代表了北宋中期小令艺术的最高成就。另一大词人秦观，慢词深婉缠绵，小令凄清妩丽。晏几道和秦观都真正做到了抒情内容与形式及文辞的完美结合，而他们词中浓重的感伤情调，又充分体现了词体的抒情特长，因此他们向来被看做“古之伤心人”，而他们的词则被视为婉约词正宗。由于众多词人的努力，北宋中期以后词坛多种风格竞相发展，形成了歌词制作的一个高峰。

北宋最后一位大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集北宋词之大成，言情体物更为精巧、缜密、典雅。周邦彦词在南宋受到普遍的喜爱，特别是他在音律和词法方面的成就，更受到南宋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一派词人的推崇，对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周邦彦又被看做是北宋和南宋之间承上启下的词人。

李清照是南宋初的杰出词人。她的词带有多愁善感的气质，早期作品多写闺阁生活、离愁别绪，南渡之后，连遭乱离，她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词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后期作品低回婉转，凄切哀伤，内容、声调、风格都与清新明丽的早期词有了很大的不同，虽只是个人的悲痛，却是国破家亡现实的真实写照。她的女性的感受与笔触，与词体的婉约柔美的本色风格天然契合，在抒情的真切自然这一点上，具有别的词人不具备的优势和成就。

南宋前期影响最大的词人是辛弃疾。辛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词史上向来以“苏、辛”并称，把他们看作宋代豪放词的代表。苏词高旷，辛词沉郁；苏词多表现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超越，辛词更多体现对社会、功名和事业的执著。他们是宋词中并峙的两座高峰。在辛词的影响下，南宋词坛上出现了一批学习辛词风格的爱国词人，形成了所谓“豪放词派”，或称“辛派”。代表人物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南宋另一位大词人姜夔则在辛派词之外另立一宗。姜夔是著名音乐家，能自作乐曲，现存80多首词中，有17首注有乐谱，这是迄今仅存的一批宋词乐谱，是十分珍贵的古代音乐文献。姜夔为人性情孤高，作风清雅，不随流俗；姜词的优秀之作具有明静幽冷、清空深远的意境，是高度诗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在语言风格上，他追求清冷的色调和瘦硬刚健的力度，既不同于传统婉约词的软媚，也不同于辛派词的雄放，在南宋词坛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两宋词人的不断努力，词在不断变革和创新中走向了全盛。到了宋末，由于词乐和文辞都趋于僵化，创作失去了新的活力，词终于走向了衰落，其地位就被另一种从民间兴起的音乐文学形式散曲取代了。

[元曲与市民社会] 在文学史上，元曲与宋词并称，因为在宋元时期词与曲是两种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学样式。曲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金代以至北宋，走向繁荣是在元代。曲在元代发展为散曲和杂剧。

散曲是可以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散曲按其体裁分为支曲和套曲。支曲又称“小令”，是只用一个曲牌填制的单—曲词。套曲是指两个以上的支曲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组成完整的一套，一般都有尾声，并且要一韵到底。《金元散曲》共收元人支曲3800多首，套曲400多首。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举凡抒情、怀古、写景、咏物、叙事、谈禅，以至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间疾苦等无不入曲，但是更多的是表现闲适隐逸和男女风情。元代散曲传世作家有200多人。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

元杂剧是在中国古代多种表演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形式，有一套严格的体制。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关汉卿是元杂剧成就最高的戏剧家，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创作了近七十种剧本，留存下来的有十八种，代表作为《窦娥冤》、《蝴蝶梦》、《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等。王实甫是元朝前期与关汉卿齐名的戏剧家。《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丽堂春》和《破窑记》等作品。

元代前期是杂剧的黄金时代，除了关、王之外，还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优秀作品，主要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杨显之的《潇湘雨》，石君宝的《秋胡戏妻》，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等。元前期的杂剧创作中心在北方，后期逐渐转移到南方。元后期的杂剧不如前期繁荣，呈现衰微的状态。而产生于南方的体制比较自由的“南戏”迅速发展起来，取代了杂剧的地位。

[明清小说的人情世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粗具规模。当时小说分“志怪小说”与“轶事小说”两大类。历史发展到唐代时，人们将小说称为“传奇”，其情节更为曲折完整，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文辞更趋华丽铺陈，结构更显宏阔架巨。内容大体为神怪故事、恋爱故事和侠义故事等三类。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自此开始，通俗、生动的语言得以广泛应用，结构布局与人物刻画中的现实手法较之前期的小说有了较大进步。元末明初，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一大批长篇章回小说问世。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惟一形式，其人物与内容依托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后，从《开辟演义》、《水浒传》至《清官演义》，历史小说大量兴起。继《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风靡一时，较成功者为《封神演义》。明清时期中国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当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清代的蒲松龄以《聊斋志异》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高峰。此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批经典之作问世。《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四大名著。

明清小说对世俗人情的描写，十分真实生动。这与市民社会关注和热爱这种文学形式是有关系的。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1．屈原所说的香草、众芳，有什么象征意义? 答案提示：屈原所说的香草和众芳，象征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有益社会的贤才。这段文字，姜亮夫的译文是：“我既种了九块地的兰蕊，又种了百亩的芳蕙。也种了五十亩的留夷与揭车，连马蹄香与白芷我也为你收集。”“我希望的是枝枝叶叶长得茂盛而美丽!等到了成熟之时我将量材采取。虽把我自己弄病倒了，又有甚么关系呢?我最哀痛的是这些众芳枯萎污秽!”(姜亮夫：《屈原赋今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至第10页)袁梅的译文是：“我已栽种了春兰九畹，又种植了香蕙百亩。我一畦畦地栽种那留夷、揭车，又杂植那杜蘅与芳芷无数。”“希望它们枝叶繁茂，长得高大，待其长成之时，我将收获而归。虽则枯萎零落又有何妨，哀伤的是众芳竟然荒芜杂秽。”(袁梅：《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页至第6页)2．查询三句引用词的出处，思考其中蕴涵的哲理。

答案提示：人欲成就大事业，必然经过彷徨、执著、成功的三部曲。必须先有所思考确立方向，再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在不经意间取得成功。前二者是成功的基础。所引的三句诗分别出自于：

《蝶恋花》(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远知何处。

《凤栖梧》(柳永)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青玉案》(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选择一部(篇)你最喜爱的古代白话小说，写一篇鉴赏短文，或是做一场鉴赏演讲。

答案提示：应当提醒学生，尽量不选择人们过于熟悉的篇目。作文和演讲，可以参考别人的文章，但是不允许从报刊和网上全文移用现成的成果。[想一想] 1．赋是一种延续相当久远的文体。你读过哪一时期哪位作家的赋? 答案提示：引导学生思考时，不必受时代的限制。

2．杜甫吟诗说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想一想其中的深意。

答案提示：引导学生思考时，可以从这样两个思路考虑：1．应当怎样看待逆境；2．应当怎样看待声名。

3．探究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思考当今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前景。

答案提示：元代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开封、大都、杭州等城市兴起以及勾栏瓦肆繁盛为杂剧提供了依据；农村的节日和庙会是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百姓怨怒已极，有口难言，要求在艺术上得到反映；元初废科举，许多文人与民间艺术相结合，从事杂剧创作；元杂剧本身是—种很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形式。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今中国戏剧艺术能否有新的发展，除了经济条件而外，国人对民族文化是否真诚地重视，以及戏剧艺术本身的因时变革也是重要的因素。

[自我测评] 你能够分别举出唐诗、宋词、元曲中三组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吗? 答案提示：必要时，可以向学生推荐相关的参考资料。

[材料阅读与思考] 答案提示：应当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启发学生找到其他与所举材料观点类似的古人言论。

[知识链接] 答案提示：可以启发学生用所学的文学作品为例，就对“境界”的理解发表意见。(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评价学生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评价学生有关诗、文、词、曲诸方面最基本的概念和技能的理解过程情况。

重点评价学生参与的过程。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技能、思维水平和活动能力；要注意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智能表现差异进行观察和评价，发挥每位学生不同的优势。

评价学生学习的兴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积极竞争的精神和能力；理解和运用古代文化的能力；评价学生在学习和参与活动时的心理变化和内心体验。

[评价方法] 观察法、活动法、问答法、个人作品档案法、测验法、学生自我评价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 通过观察评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否浓厚，学习动机是否强烈，想像力是否丰富，是否勇于创新，观察评价学生合作交流以及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活动评价学生参与中国古代文学学习活动是否主动积极，表达是否清晰；交流是否通畅；搜集、整理信息、进行合理解释的能力；通过学生的欣赏、表演、评论、创作等过程，获得参与与探究的乐趣，增强学生动手能力，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学艺术素养。

通过让学生回答课上和课后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问题，评价学生阅读、理解等能力。

通过让学生实践活动，考查学生欣赏及运用文学知识的能力，以及表现出的精神和面貌。

[评价总结]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评价的方法和过程，要综合采用观察、记录、调查、访问、讨论、作业、测验、考试、评议、档案、自我评价、家长评价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尤其要注意对过程的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及时改进学生的学习。(五)历史问题注释

[屈原] 屈原(前339？一前278？)，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楚国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位深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世。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代中后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后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春望》等。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土，下邦(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现存诗3000多首，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忆江南》等。

[柳永] 柳永(987？—1055？)，字耆卿，初号三变。因排行七，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乐章集》存世。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属于四川)人，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在当时文学艺术界很有名气。

苏轼是一位全才，在诗、词、文、画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喜欢用夸张比喻手法，在艺术表现方面有自己的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对后来文学界很有影响；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属于豪放一派。苏轼，以他广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给当时的词坛带去了新鲜的空气。他有意以诗为词，终于从他开始打破了词坛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贡献是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把词发展成了独立的抒情诗。他最早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他擅长画竹子，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他是“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等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地去学习古人。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总而言之，苏轼在诗、书、画、印等几个方面中都流露出传统的思维观念，提倡发自内心的艺术创作道路。

[关汉卿] 关汉卿(约1279—1368)，元代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一说祁州(在今河北)人，或说解州(在今山西)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中的悼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昌一枝花》赠给女演员珠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关汉卿的代表作。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儒林外史》全书56章。全书用生动的笔法，有力抨击了专制时代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三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主编朱汉国副主编马世力编委王子今刘军郝瑞庭本册主编王子今

前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各项教学目标。

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严格一致。本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编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和“本专题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专题中的每一“学习内容”，大约用1学时完成。每一学习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2．教学内容分析。包括学习内容的解读、具体教学进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等。

3．问题解答。就课文中“想一想”、“议一议”、“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解答提示。

4．教学评价建议。教学评价重在对学生评价，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是多元的，每节课只能对学生学习的某个或几个方面进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建议是供教师参考用的案例。

5．历史问题注释。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备课，拓宽教学知识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

本书由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组织编写。参加编写的有：马世力、吕厚轩、吕艳、刘汝明、夷萍、陈红、陈芬芳、陈宇、李星驰、李美、李东海、张雪萍、周巩固、周莉莉、周百鸣、周建新、徐贵亮。

由于时间紧迫，本书中如有错漏之处，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改进。

编者

2004年6月

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专题三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专题四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专题六

西方人文精神的声源与发展专题七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辉煌专题八

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

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本专题着重讲述了从先秦时期直到明末清初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大体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经历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到汉代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舞台的历史演变。但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由于内力与外力的不断影响与冲击，儒家思想也经历了自身的历史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浓厚的时代特色。

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十分深刻。具备儒学史的基本知识，对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在介绍儒学的发展进程时，也应当注

意到儒学对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若干文化内涵的吸收。随着历史步伐向近代化的迈进，儒学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受到质疑。在古代思想文化的教学内容中，也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儒学在现代的历史命运。

本专题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精华的概要讲述，学生在学完本专题后，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主要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并能结合各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归纳。

教学活动建议：

◆收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实例，说明传统思想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阅读《论语》、《老子》和《庄子》中的精彩片段。

◆分小组收集资料，讨论宋明理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通过讨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阅读宋明理学家们的相关著作。

◆分组搜集资料，在课堂上或班会上讨论明清之际思想活跃局面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

◆学完本专题后，可以组织学生撰写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变迁历程的小论文，在活动课上阅读交流。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使学生了解儒学从兴起到逐渐成为正统思想的历程。儒学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自然有必要予以说明。学习内容“

一、百家争鸣”和“

四、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分别介绍了一前一后两个思想文化活跃的时期，但是前后有所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照儒学由兴到衰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导学生理出一条主要线索，然后分阶段归纳史实、特征及发展变化的原因。纵横结合，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多维度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演变过程。

难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资料十分丰富，思想流变的线索比较复杂，而教材的容量有限，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进一步锻炼研读古文和查阅有关工具书的能力，要指导学生不仅满足于教材中提供的材料，还应当多方涉猎，既要读一些古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又要读一些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系统评价地著作。

■一百家争鸣■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诸子百家的思想特色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主张；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学习所得，进行推理分析，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等方法学习有关问题。学生要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地比较、概括和阐释。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并对学生在探索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地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而繁荣的文化盛况的介绍，使学生对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时段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加热爱祖国历史与文化，有志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教学内容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当时社会大变革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思想家们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总之，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学派，教材主要讲述了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孔子和早期儒学]

这个题目讲述的是早期儒学的形成及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主张。

儒学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本文献，其创始人和奠基人是中国春秋

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孔子。孔子一生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主张以礼治国，维护国君在诸侯国中的绝对权威，他的学说主要集中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学说。

孔子毕生从事文化事业，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孔子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六艺，教育内容以《诗》《书》《礼》《乐》为主。另外，孔子对教学规律有深刻的见解，总结出因材施教、启发式、学思并重等教育方法。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学的重要财富。

战国时代，孟子、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继承孔子“性相近”的人性学说，提出“性善论”；发挥孔子“德政”思想，提出“仁政”的学说，主张统治者要善待百姓；提出五论说。荀子提出“解弊”的理论，取百家之精华，纳入早期儒学体系；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深入讨论“礼”的思想；主张“性恶论”。

关于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否矛盾，教材做出了解释并指出二者在最终目标上的一致性。

教学建议：在讲述完本板块后，可指导学生归纳总结孟子、荀子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及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

[老庄之学]

教材首先简要说明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特征：以“虚无”的“道”为世界的根本，以因循自然的“无为”，“逍遥”为处世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为老子与庄子。

老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老子的思想，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内容：他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反”具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个含义，认为相反的事物间都不可避免地无条件地相互转化；他还指出“弱者道之用”，阐述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思想的产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老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

庄子学术思想的渊源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他把“道”作为世界的最高原理，强调事物自生自化；他提出

“齐物论”，就是齐一万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它们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庄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庄子》一书中，该书擅长用寓言阐发道理，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富于奇特的想像。

教材对老庄之学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美学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教学建议：教师可启发学生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分析老庄之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法家思想]

教材首先指出了法家呼吁改革的思想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法家思想家们都是政治实践家，他们在各国积极推行变法改革，其变革的主要特点为：奖励耕战和严刑峻法。当时在各国进行变法的有李悝、吴起、申不害和商鞅。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创始人，他在魏国进行了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有名。教材对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内容作了讲述，教师可以结合变法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其作用和局限性。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战国法家逐步形成了重“法”、重“术”、重“势”的不同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韩非思想的历史贡献包括：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主张，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主张遵循客观规律行事，提出用“参验”的方法检验人的言行及知识的真伪。

教材最后对法家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所起的作用及其发展、消失的历程做了简要的叙述。

[墨家的主张]

墨家学派基本特征：提倡刻苦简朴的精神，具有苦干和自我牺牲精神。墨家学派的主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其创始人为战国初期的墨翟。其组成人员多为生活艰难的小生产者。

墨子的思想主要有：提出非攻、尚贤、尚同、非系、非命、节葬、节用等一系列主张，贯穿讲求实用的精神；他认为认识以客观的感觉实践为来源。提出判别知识的“三表法”；建立了“类”、“故”等中国最早的逻辑术语。

墨家学派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对古文化作出了贡献。建立了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的初步基础。

墨子死后，后期墨家的主要思想活动是专门探讨逻辑学问题，形成“墨辩”学派。汉代以后，墨家学派逐渐消失。

教学建议：讲述完教材内容后可分组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本课重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本课难点：联系相关史实，判断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法家怎样论述改革的意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种思想的文化意义?

答案提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通过变法改革适应社会发展这种改革的思想包含有合理的因素，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想一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思想文化活跃的局面?

答案提示：春秋时期，周王室地位衰微，诸侯国迅速发展，出现了争霸的局面。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转变成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诸侯争用客卿，采取礼贤下士的态度。政治上的宽松，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学移民间，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站在各自的利益上发表论说，传播著述，以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于是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

[自我测评]“六经”包括哪些典籍?答案提示：《诗》、《书》、《礼》、《乐》、《易》、《春秋》。

[材料阅读与思考]

1．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对于推行改革有怎样的意义?

答案提示：他认为如能强国利民，可以不法古，“不循其礼”。反驳了“法古天下，循礼无邪”的守旧观点，大胆破除传统的禁锢，从而促使秦孝公确定变法图强的决心。

2．商鞅既然批评效法古人，为什么在论辩中仍然要以古人事迹作为驳斥对方的依据呢?

答案提示：商鞅在论辩中所列举的古人的事迹，都是古人不因循先人的典型事迹，可以反证他“治世

不一道，变国不法古”的理论。他要效法的是这些古人的做事原则而非具体做法。另一方面，商鞅在论辩中仍然要以古人事迹作为驳斥对方的依据，也说明我们民族尊古的传统有十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即使改革家也难以彻底摆脱这种影响。而论辩中用古人事迹说明问题，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是一种有利的策略。

[知识链接] 稷下学宫

通过稷下学宫的文化作用，说明百家争鸣的气氛对于思想和文化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阅读、分析历史资料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历史调查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过程评价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评价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学习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随时了解自己的进步。

对学生在历史调查活动中的参与情况、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能力进行记录，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与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相结合，对学生做出较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另外，如果条件许可，教师可以运用录音机、摄像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记录，增加评价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灵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了解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变化，力争对学生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儒]

“儒”的名称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有人认为，“儒”字可能是从“需”字演变而来的。因为这种教职人员主持祭祀仪式需斋戒沐浴，所以用一个人洗澡的形象来代表他们(“需”字甲骨文像人洗澡的样子)。殷代甲骨文中又有“丘需”一词，按照古籍的说法，九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里，四里为一丘，即一百四十四家为丘。丘是一个基层单位，相当于一个古代的村社。“丘需”就是管理一个村社的教职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接待宾客。与这两项职能相适应，儒要掌握那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古代天文知识

和礼仪规则。那时宗教和政治合一，儒的宗教职责与政治职责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代的儒，已经不是与政治结合的教职人员了，而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出任于朝廷，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能够对父母兄弟尽其孝悌；遇到丧事，则尽力按“礼”的规定办事。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是中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并兴办私学。他“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更可贵的是他的“庶、富、教”思想。他直观地看到了发展教育事业和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并把教育的地位摆得较为恰当。他在教育工作中特别注意研究学生，他对学生个性特征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由于他的教育因人而异，宋代朱熹把这种教育原则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后人就简称为“因材施教”。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是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原则的人。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很重视立志，他认为立志就是确立目标和理想。一个人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要求学生立志于学和道。他还重视学行结合、言行一致，对夸夸其谈、巧言令色的作风表示深恶痛绝。他最注意“行”，提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他认为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还认为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怕批评，提出了“过则勿惮改”的名言。他也非常重视道德信念的培养和意志性格的锻炼，要求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因困难、仓卒而违背道德标准；要“宁死善道”，在必要时宁愿“杀身以成仁”，以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

[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与道德观念，即生而性善。“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天生具备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即是仁义礼智之端，故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品行

恶者并非其性亦恶。他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性善作为其“仁政”的理论基础。唐李翱著《复性书》，认为人性善，而“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至宋，张载、二程、朱熹则认为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天地之性”至善，人之恶者均由“气禀”昏浊所致。

[祭酒]

祭酒，官名。古代通常请年高望重者主持祭礼，因此祭酒便成为对长者或官署首长之尊称。东汉时，始置博士祭酒。后来历朝沿置，为国子监或国子寺之长官，主管全国教育事业。历代均以儒学优长、年高望重者任此职。清末废国子监，改设学部，祭酒更名为学部尚书。

[天行有常]

“天行有常”，是荀子提出的思想。荀子(约公元前286一公元前238)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就是说，天道的运行自有其规律，不会因为尧是圣王就存在，也不因为桀是暴君就不存在。这种规律，如果顺应，就会得到吉庆，如果违抗，就会遭遇凶险。注重生产，节省用度，天就不会使之贫穷；懂得养生，适时运动，天就不会使他生病；专心一意遵循天道，天就不会令他遭祸。然而，荀子又认为，人事又是可以自为的。

[老聃]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聃是谥号，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生卒年不详。他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后又为柱下吏，通晓上下古今之变，晚年隐居于沛，躬耕授徒，讲德论道，后西入关中，客死于秦。入战国后，他的语录流传渐广，经整理成《道德经》上、下篇，即今本《老子》。在《老子》书中，把宇宙万物的本看作“道”或“朴”，有时称“无”。道是万事万物的本体，是超绝时空的绝对存在，是永远不可感知的精神实体，而它所惟一取法的，正是纯抽象的“自然”。这个玄之又玄的道，永远依照自然的法则，在那里循环运转，“周行而不殆”。只有通过“静观玄览”，即“以玄观玄”，才可能有所领会。所谓“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知其弥少”。由此出发，《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意识到一切事物都寓于正反两方面的对立中，它们互相依存，又自然地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一书在思想辩证方法上，蕴藏着无比精湛的智慧。老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向往原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他主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提出了无为原则。认为只有“无为”才可以“无不为”，强调必须“无为而治”，“我不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哲学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认识的高峰，直到今天还受到中国和世界的重视，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庄周]

庄周，又称庄子，战国时思想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生卒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他一度做过管漆园的小吏，曾穿着补缀的衣服，捆着绳的草鞋去见魏王，也曾向监河侯借贷度日，经常以钓鱼、打草鞋为生。

庄子一向不慕功名，无意于仕途，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其妻死，竟“鼓盆而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楚庄王闻其名，用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表示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这在仕人往来熙攘，求官逐利的战国时代是不多见的。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现存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文字雄美，想像丰富，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庄子》一书不但反映了庄周的哲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庄周继承和发展了老聃的“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物质实体，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他否认有神的主宰，认为万物的生长和发展，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自然界本身就有它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对于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总的原则，庄周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辩证观点。他说，事物的生灭是“气”的离合，变化不能离开物质，离开物质就没有变化，事物只是变化，并不是消灭，事物的变化过程是永不停止的。庄周认识到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庄周在对待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采取的是唯物主义态度，但他的思想方法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庄子看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者乐生恶死，死者乐死恶生，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如大小、寿天、是非等也是如此，以此类推，世界上就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了。他认为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危险的，不可能的。在认识论上，庄子走入了唯心主义歧途。

[邯郸学步]

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说寿陵少年学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然而不但没有学到邯郸人的步法，连自己原来怎么走路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成语“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

[墨子]

墨子(约公元前468一公元前376)，名翟，鲁国人，有说是宋国人。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平民出身，是小手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土”和“贱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弃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是躬行实践的教育家，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贡献。

一、指出教与学是不可分的统一体。他把教与学比作和与唱，“唱而不和，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

二、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他以撞钟为例，说：“扣则鸣，不扣亦鸣”。要求教师不要处于“待问后对”的被动地位，应主动向学生提出问题，做到“不扣亦鸣”。

三、提出“量力所能至”的自然原则。他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自然发展安排教学程序，做到“深其深，浅其浅”，使学生能“浅者求浅”，“深者求深”，这说明墨子已经看到教学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四、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意思是学习的目的在于行。而且，他还认为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好坏，必须把行为动机的“志”和行为效果的“功”结合起来。

[吴起]

战国时期卫国人。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吴起是一个极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在鲁国为将，后又在魏国任职，受到谗害，奔楚，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吴起在魏、楚二国为卿相，他所推行实施的政策体现出其法家思想。吴起主张国君要对老百姓施以德政，他反对游仕之士，提倡多于实事。吴起罢除无能无用的官吏，奖励耕战，打击了楚国世袭贵族的势力。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作乱攻吴起，吴起被射杀。

[申不害]

申不害，申国人，楚国灭申，申氏成为楚人。申不害从楚至郑，成为郑之贱臣。战国初年，韩国灭郑，申不害遂成为韩国人。申不害主张国君以“术”来统御臣下。术，即权术。他认为，国君不要相信任何人，要用自己的眼睛去亲看，亲听，独自处理政事。申不害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申不害反对臣下越职行事，他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国政权的巩固起了良好作用，但这种术的结果，使大臣们人心离散，人人惶恐，最后危及国家的生存。

[韩非]

韩非(?一公元前233)，战国末年思想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韩非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积极向韩国君主献计献策，却不被采用，于是他转而埋头于著述之中，写出了《说难》、《孤愤》、《五蠹》等十余万字的作品。他把法、术、势思想熔为一炉，从而大大丰富了法家学说的思想内涵。这些作品传到秦国后，受到了秦王的高度重视。秦王赢政曾经发出感叹说：寡人能够见到这些作品的作者并与他有所交往，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于是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国国君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后，受到了他的同学李斯等人的诬陷而被下于狱中，不久自杀身亡。

[参验]

《韩非子•奸劫杀臣》：“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参””，比较；“验”，验证。韩非主张根据名实关系而确定认识的是非，用“参验”之法审查言论是否正确。提出“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韩非子•八经》)要求从各方面考察言论得失，包括自然(天、地、物)和社会(人)。批判儒家不经“参验”而肯定三千年前的“尧舜之道”，“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二儒学的兴起■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汉代儒学兴起的相关内容，分析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学生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原有的相关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独立思考与同他人合作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教师要予以适当的指导与及时而准确的评价。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本课的学习，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培育学生重视传统思想文化、尊崇传统思想文化的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恰当评价，可以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二）教学内容分析

[“焚书坑儒”批判]

这个题目讲述了“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大致过程，影响及汉代以来主流文化对它的批判四个方面的内容。

随着秦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去不返，于是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以古讽今。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遏止思想文化的泛滥，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事件否定了先秦思想文化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文化进步的正常路径被阻断，儒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低潮。教材举了“孔壁中经”发现的故事证明秦代焚书确实使儒学的传播受到限制。

汉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对“焚书坑儒”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焚书坑儒”成为两千年来文化专制政策的开端。

[罢黜百家]

教材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文化体制进行了描述，指出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的确立，儒学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

在汉武帝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推行一套以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为核心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建议皇帝倡导学术，推行教化，养士求贤，政策要适时“更化”；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儒学相异的学术，使文化的一统与政治的一统相一致。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与文化政策的转变。

教材对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遏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汉王朝加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历史文化的发展。

[太学的出现]

汉王朝对文化教育重视的表现之一就是太学的创建。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的官立学校，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太学的创办是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采用了公孙弘制定的具体方案。

教材接下来对太学建立后在汉代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描述，指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文化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为普通地主阶层子弟入仕提供了机会。

太学生接受儒学教育，其中的民本思想对他们的观念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和民间有较密切的联系，对于弊政的危害有比较直接的感受，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东汉时期形成了太学清议的政治现象。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

这个题目讲述了汉代儒学兴起以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历程。

汉代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世官制”，汉文帝时，已经通过察举方式选拔官员，但这种制度还不完备。到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

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已经得以确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隋唐时代，开始实行更为完备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来选拔官员，儒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教材接下来对科举制度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消极作用：儒生成为专制政治的仆从，儒学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整个知识阶层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使得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考试内容的单一化，导致士人知识结构的狭隘。积极作用：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将考试本身作为选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追求公平公正的出发点。

本课重点：儒学在汉代的兴起及其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本课难点：对“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太学兴起及科举制度形成进行客观评价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为什么秦王朝不焚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答案提示：秦王朝焚书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体现的是实用之学，对社会和国家直接有益，不构成对政权的威胁。

2．汉武帝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帝王。在我们以前学过的历史知识中，能不能总结出汉武帝有哪些突出的历史成就?这些成就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有何关系?

答案提示：汉武帝改革仕进制度，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推恩令”，解决了诸侯王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惩治豪强，打击不法贵族；推行盐铁官营；铸“五铢钱”，统一货币；抗击匈奴，保持了北方边疆的和平稳定；开通丝绸之路。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提拔儒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为以上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进行了理论准备和人才准备。

[议一议]

1．《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曾经亲自到太学讲学，和诸位儒生就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辩论，前来太学门前围观听讲的人不可胜数。汉明帝这样做，说明了什么?

答案提示：说明了儒学地位的提升。说明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对儒学和教育文化的重视。

2．古代儿童启蒙读本中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来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答案提示：反映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能够因学得仕，并不受到家族等级的严格限制，也反映了社会对文化的普遍重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以仕途为惟一理想归宿，人人汲汲于功名利禄，使得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中国古代士人价值取向和社会人才流向的这一特征，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严谨完备以及科学的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我测评] 汉代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趋势? 答案提示：反映了儒学地位提升，统治者注重儒学教育的文化趋势。

[材料阅读与思考] 谈谈你对“焚书坑儒”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

答案提示：先对文中两段史料关于“焚书坑儒”的态度进行阐述与分析，然后再阐明自己对这一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注意“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特殊背景，以及儒学在秦灭亡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知识链接] 博土

博士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文化称谓，现今依然沿用。但是“博士”的涵义在不同的时代又有所不同。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等。

[评价过程]

将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记录到历史学习档案中，考查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有利于对学生的历史学习进行长期、稳定的综合考查和较为全面的评价。

撰写历史习作是体现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内容之一，学完本课后，通过让学生撰写“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科举制度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等历史小论文，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

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另外，对于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教师可以运用现代化的教育设备进行记录，提高评价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客观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灵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对不同的学生可以采用不同方法，对同一学生在不同时间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五)历史问题注释

[李斯]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政治家。他年轻时当过小官，后拜荀子为师，学习治国之道。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惟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赢政的侍卫。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嬴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公元前237年，秦国宗室贵族借口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活动事件，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他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不讲国别，不分地域，广集人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于是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担任廷尉。《谏逐客书》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文章。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辅佐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秦国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李斯及时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以秦国文字为

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也称秦篆和斯篆)，作为标准文字。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范本，推行全国。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鲁迅先生说，李斯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殊勋”的。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琅邪刻石，山东泰山岱庙现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残片。李斯还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也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一事件的发生自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毕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中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诬陷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市，并夷灭三族。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一公元前87)，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是西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颁布“推恩令”，后又剥夺大批王侯爵位，进一步削弱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派人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到西北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大工商业者操纵经济的活动。他先后派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增设郡县，加强了同西域和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从思想意识领域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他统治期间，西汉出现强盛的局面。但他连年用兵，徭役兵役不断增加，国力耗损，农民不断破产流亡。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

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贤良文学]

汉代选任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文帝时期，为贤良方正和文学两种，前者为能直言极谏者，后者为经学之土，由大臣，地方官察举推荐，简称贤良或文学。这种官选为特进或特科，不同于孝廉、秀(茂)才等岁举或常科。

[太学]

太学，即古代国立大学，西周已有大学之名，《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土，弟子50人，西汉太学遗址已无迹可寻，惟一保留的太学遗址最早者就只有东汉太学了。

东汉太学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原东汉洛阳城东南部开阳门外。太学是中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26年)，建武二十七年(51年)建造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至顺帝时达到空前规模，“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多达3万余人，王充、张衡等都曾就读于该太学。解放后经勘察发掘得知，太学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夯筑房基排列有序，井井有条。汉灵帝时著名书法家蔡邕等，以隶体书丹刻经石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太学在约两千年前就有如此宏大规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

来连称为一科。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人。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迁中央或地方官吏。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到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秀才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秀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但名额少。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很多，也不固定。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亲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清议]

清议，指由古代乡里、学校对官吏的批评发展而成的社会舆论。春秋晚期，“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东汉末，强宗豪族及官吏、名士、太学生，以风谣和品题的形式，奖褒公卿，裁量执政，其言论称“乡里之号”，“学中之语”，又称“公论”。党锢祸起，“清议”从是非、臧否人物转为“发言玄远”的“清谈”。但评论官吏、朝政的风气仍为历代所继承。顾炎武《日知录•清议》：“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一沾清议，终身不齿。”宋、明两代太学生的议政更为突出事例。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土的办法，所以叫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隋朝统一全国后，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

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土，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土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土及第后，以博

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土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崭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土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土，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忠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需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土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对其义理，不甚重视，认为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考试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

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康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

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土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土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愈演愈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三宋明理学■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观点。分析宋明时期儒学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培养学生理解古代思想家主要学术观点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结合教材内容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搜集相关资料，加深对宋明时期儒学发展的认识。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分析宋明理学与传统儒学的异同，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且要注重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

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阅读法等学习相关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宋明理学及其代表人物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祖国文化宝库增益新的内容的人生理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空前上升，成为历朝历代正统的主流思想。然而随着汉末谶纬迷信的泛滥，儒学的权威性又被严重削弱，儒学原有的各种社会政治功能，如为政权合法性提供证明、为君臣父子和各种社会关系提供特定的行为规范、为社会各阶级的成员提供普遍的道德准则等等，也随之受到损坏。魏晋以降，玄学的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的核心价值信仰，瓦解着儒学提振人心、安顿灵魂的力量。唐末五代之际，已沦为考据之学的官方儒学，几乎丧失了规范社会、支撑人心的实际作用。

唐代中后期，韩愈率先提出了复兴儒家之道的主张。他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并引《大学》为其依据。他最早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且以孟轲之后道统的惟一传人自任。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则提出必须从“性命之源”的高度来理解孔子之道。他找出《中庸》作为儒家的“性命之

书”，并仿照佛教的佛性之说发挥其意。韩愈和李翱的理论建树虽然不高，但他们却为北宋的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开了先声。

在赵宋王朝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北宋士大夫们在总结唐末五代历史教训的过程中，掀起了以复兴儒学为目标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他们标举《春秋》“尊王攘夷”之旨，批评唐代政治的根本弊病是不重儒家的纲常伦理，致使女后专政、臣子不忠、权臣跋扈，从而导致唐朝长期陷入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将政治失败归结为思想的迷乱。他们认为，要巩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以唐为鉴，复兴儒学，重振纲常，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本。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这些思想家特别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他们将背离儒家传统的佛教和道教统统视之为夷狄之教。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研习儒经义理之风逐渐兴起，士气随之大变，重忠孝、讲廉耻、励气节的社会氛围终于逐渐形成。理学就是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孕育而生的。

[“北宋五子”与理学的创立]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五位理学家，并称“北宋五子”，是理学的开创者。为了与佛老思想相抗衡，他们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道性命”的高度，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的严密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理学，又称新儒学。

周敦颐和邵雍主要以《周易》为思想资料组织其理论体系。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为世界本原，经阴阳、五行而至万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其中人得阴阳之秀气而最灵，性情齐备，而善恶分、万事出。他认为，圣人以人性之“中正仁义”为“人极”，它是人之太极，也是天地之“诚”。这样人与天地万物的本原合而为一，人只需修其本性之诚，就可以明辨善恶、成贤成圣、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憾。邵雍将《周易》的六十四卦打乱，并按照类似二进制的规律重新排列，得出整齐的横图和圆图，分别表示宇宙生生不已的秩序和循环运行的规律，将自然与人生、空间与时间打成一片，以解释宇宙万象和人类命运。他把传统的易学称为“后天之学”，而把自己的易学称为“先天之学”，以为它是伏羲画卦以前就有的本然天理。他认为，太极就是先天的心或性，就是儒家的道，万化万事由此而出；守此先天之本，“以物观物”，就可以不动心而应万变，去利欲而得安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觉地将宇宙的自然结构与人的精神结构融合起来，寻找其

统一的本原，以作为儒家价值的终极支撑，从而为儒家信仰经营一个精神自足的归宿之地。尽管他们的体系不够精致完备，他们对宇宙的自然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的探索还不够深入，并且他们的理论带有明显的道家痕迹，但他们毕竟为理学的建立确定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张载对理学的创立有重大的贡献，有的学者认为他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张载认为，宇宙万象是气之聚散的结果，气源于“太虚”，“太虚”不是虚无，而是无形的“气之本体”。“太虚”的根本性质是“太和”，“太和”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包含着阴阳、动静等差异性的矛盾的统一。这个矛盾统一的“太和”及其在气化中的展开就是道。人是气化的产物，因而人之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前者纯善，后者是私欲的源头。修养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返回到本有的天地之性。通过“大其心”而“穷理”，就可以“尽性”，可以人心合天心，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不为生死所动。在理论上，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准确地表达了理学的宗旨和精神，同时还实现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沟通天道和人道、重建儒家的价值权威奠定了一块关键性的基石。

程颢、程颐兄弟又合称二程，他们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确定了论证仁义即是天理的本体论思路，从而使理学获得了典型的理论形态。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通过这两个过程的不断循环，最终才能把握天人整体。理学为了回应佛老的挑战以捍卫儒家信仰，必须对天人整体之说重新诠释，必须对天道和人道作出更深刻的理解。张载把最高的本体归结为气，使儒家价值与最高本体之间有了距离。二程直接以理来概括天人的共同本质，使儒家价值上升到了绝对的高度，从而初步完成了对天道的重塑。人是天地之精华，因而人能最集中最完备地体现天理，这就是“天命之性”；由于气化的偶然性，人的禀赋又各不相同，这就是“气禀之性”。于是二程又得出了与张载相同的二重人性论的结论。二程认为，天理人性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的境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廓然而大公”，“应物而无累”，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孔颜之乐”。获得仁者境界的主要方法，是涵养和穷理。程颢强调涵养，程颐则主张涵养与穷理并重。有人认为，理学的两大派别在二程那里已初见端倪：程颐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而程颢则是“陆王心学”的先驱。

[朱熹与理学的成熟]

南宋思想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包括三个部分：本体论、修养论以及社会政治理论。

理学的本体论，是通过抽象的理论思辨研究天人合一的内部结构的学问，其目的是论证儒家价值的绝对权威。在理气关系方面，二程强调理，张载强调气，朱熹则以二程为主，部分吸收了张载的思想。朱熹认为，理比气更根本，理逻辑上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发挥程颐“理一分殊”的思想，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分殊”决定了万物各有其理，“理一”决定了万物之理终归为一，这就是“太极”；万物之理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中都包含着共同的“太极”，所以“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心性理论方面，朱熹着重发挥了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张程的二重人性论等思想，论证了人与宇宙的同构性，论证了最高的天理就是人的内在本性。

理学的修养论，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关于个人实践的学问，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去掉自己非本质的东西，彰显和扩充自身的本性，使自己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修养论一般包括“工夫”和“境界”两个方面。朱熹的工夫论非常完整细密，他区分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系统阐述了“格物致知”、“主敬涵养”、“省察”、“克己”等多种思想命题的内涵。他强调学习和修养应当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朱熹的境界论，则详尽地探讨了“仁”之境界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仁”，是一种原初的宇宙生命意志，是人的爱心乃至一切道德价值的终极源泉。仁者必然无私无畏，大智大勇，襟怀洒落，仁民爱物。仁者境界与佛老境界的最大不同，就是在获得精神的自足和自由的同时，彰显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理学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以道统论为依据的社会实践的理论。理学家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本体论和修养论，就是为了重建儒家信仰，而重建儒家信仰的目的，则是为了更积极有效地干预现实政治。朱熹对道统论的坚持和发挥，可谓不遗余力。道统论认为，儒家的道十分深奥，历史上只有少数圣贤才能修得并传承下来。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但知道其表面的意思还不算“真知”，只有达到仁者境界，将儒家价值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柱并以此支配自己的全部言行，才算得道。用这个标准衡量，朱熹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即：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所以才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长期黑暗。他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由于道掌握在儒家手里，所以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力。朱熹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得正，才能正纲常、正百官，而后实现国治、天下平。

自二程表彰《大学》、《中庸》，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后，朱熹又进一步将这四种儒学经典集为《四书》，并为之注解。从此《四书》的地位高于《五经》，成为理学的主要教科书。

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一代“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其后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指理学体系中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代表的一派。

宋明理学的重心转向了在儒家信仰支配下的生命实践。

陆九渊，自号象山居土，南宋思想家，是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提出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就是天理。他不是用逻辑的思辨来论证这个命题，而是用自己的体验来展开和印证这个结论。他的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等等，据说都是他的体验所得。他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他批评朱熹的理学“支离”，说了很多，却不能使人当下感奋，挺立起对儒家价值的坚定信念。因此他反对埋首书册，日积月累地追求外在的知识，主张于人生日用处直接体悟，“发明本心”，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这叫“先立乎其大者”。他认为“物欲”和“意见”是人心之蔽，所以要用“剥落”工夫，即通过师友琢磨，将其扫除。陆九渊的心学理论虽不严密，但他的思想言论却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明代人，是心学的完成者。他论证了“心即理也”的命题，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说，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他认为，人是天地的心，“灵明”是人的心，因此，宇宙“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这个“灵明”就是天理，就是本心，就是良知。“人心是天渊”，这个深不可测的宇宙的深渊，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源泉，没有这点灵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都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无。由此他推出了一连串结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由于人人都有良知，“愚

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只要识得此理而不失，则“满街都是圣人”。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只在“致良知”。“致良知”的具体方法，不外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时时处处不忘“存天理，灭人欲”。为了遏止伪善流行，他特别标举“知行合一”之旨，强调“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他晚年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肯定，开启了王门后学的一支流入狂禅，走向带有近代个性解放色彩的自然人性论思潮。

心学着重强调，学问的目的在于做人，就是强调应当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努力实行。因此心学主张扫落枝叶，直奔主题。在本体论方面上，心学不纠缠于理气关系或宇宙结构的争论，直接从心性出发来谈宇宙本体；在修养论方面，心学反对客观知识的艰苦探求，要求直接返身内求，讲究所谓体认本心。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学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大体完成。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宋明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既是本课重点又是难点。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比较多，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头绪多而乱，容易混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用列表形式加以区分。也可以各有详略，重点介绍一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使学生形成深刻印象。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载：“(二程)昔见周茂叔(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为什么理学家特别重视“寻找孔颜之乐”?

答案提示：理学家认为天理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的境界。仁者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应当就是所谓“孔颜之乐”。而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这体现在传统儒学家的言行中。

2．老聃是中国人，为什么石介说他是“自胡来入我中国”?

答案提示：石介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儒学学者有意将在文化渊源上原本属于中原文化的道家之学及道教归于与中原文化有本质区别的蛮夷文化的范畴之内，以贬低道家文化，进一步抬高儒学的地位。

[议一议]

1．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被官方诬为“伪学”，而在他死后却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为什么? 答案提示：朱熹的思想，与当时官方所尊奉的传统儒家思想不一致，所以被诬为“伪学”；而实际上他对儒学的发挥在本质上进一步适合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发展，他的理学思想逐渐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

2．王守仁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表明了他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他的这种忧虑?

答案提示：他肯定了文化对于人心影响深远的事实，肯定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尽管他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这种作用，但是他的忧虑又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和轻视文化的作用。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韩愈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关系。

答案提示：韩愈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并最早提出重视太学，最早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韩愈的思想是宋明理学创立的先声，为理学创立打下了基础。

[材料阅读与分析]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答案提示：“良知”的说法，出自孟子。王守仁借用“良知”一词，又指出“良知即是天理”(《与马子莘》，《明儒学案》卷一○)，又是对孟子的发挥。他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体者也。“良知”就在”人心中，不需要向外探求。他还强调“良知”就是基本的“是非之心”，“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所谓“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守仁“致良知”的命题，是对朱熹“致知”命题的修正，然而更加明白简易，因此也容易获得更多的信徒。

[知识链接] 道统

“道统”指儒家学术继承的正统关系。强调“道统”，有总结学术源流的意义，也有宣扬自身正统，排斥不同学术意见的意义。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的能力。考查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学生自我评价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过程评价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评价表格包括教师填写的内容和学生自我填写内容两部分。教师及时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学生，使其对自己的情况充分了解，有助于学生认识学习目标以及控制学习进程，增强历史学习的责任感。

以课堂讨论的内容为基础，让学生撰写相关历史习作，考查学生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总结] 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学生，灵活多样的选择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各个不同侧面进行评价，形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出现，伪托神灵预言，以之解经述史。由于光武帝相信图谶，谶纬之学在东汉一代大行其道。但谶纬之说，穿凿附会，以之理政决疑，为害不浅。章帝时，曾集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的《白虎通义》，系统地吸收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使今文经学逐渐谶纬化。桓谭、张衡等反对今文经，力辟娥纬之学。王充更著《论衡》八十五篇，破除儒家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的鬼神妖异之说。

[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又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李翱]

李翱，字习之，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唐代著名儒学家，理学的先驱。李翱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据他后来在《复性书》中说，自6岁开始，他就读书，“但为词句之学”。所谓“词句之学”，大约就是章句训诂之类。15岁以后，他已“志于仁义”，对儒家思想进行独立思考。李翱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今有《李文公集》18卷，另有他与韩愈合著的《论语笔解》2卷流传于世。他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复性书》、《从道论》、《命解》、《去佛斋》、《平赋书》、《正位》、《学可进》、《杂说》、《答朱载言》、《论事流表》、《疏用忠正》、《疏屏奸佞》、《疏改税法》、《疏绝进献》、《疏厚边兵》等文章中。

在《复性书》中，他阐述了一个以《中庸》为传授中心的“道统”。他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认为儒家的性命之学，到秦汉以后就趋于废缺，至唐代衰落到了“极于剥”的地位，儒家的“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他以《中庸》为主要的理论依据，旁采《易传》、《大学》、《乐记》等儒学经典，综合老子的“复归”、庄子的“心斋”以及佛教禅宗、天台宗的部分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心性学说。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以母舅龙图阁学土郑向任分宁(修水)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阳令，徙知南昌，历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晚年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城。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为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将原在故里的母亲郑木君墓迁葬于庐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颐卒，亦附葬于母亲墓旁。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写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

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朱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婺源人。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十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策。

朝廷识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辞不受，致志于理学。先后主管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西京崇福宫、西太一宫、南京鸿庆宫，讲学庐山白鹿洞书院，著书立说。一生著作甚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庆元三年，韩佗胄擅权，排斥赵汝愚，禁道学，朱熹受牵连被斥“十罪”，革职回家，于庆元六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从小就聪明好思。

三、四岁时就向父亲提出“天地何所之”这样深邃的哲学问题。

七、八岁，“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他读古书，见“宇宙”两字，别人解说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顿然大悟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在京师，“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后改建宁崇安县。经人荐任国子正，复除敕令所删定官。他慨叹于靖康间北宋被灭的惨痛事件，和四方志士交结，并曾上书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除将作监丞，因给事中王信反对，落职还乡。九渊当时名望已高，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屡满，耆老扶杖观听”。他自号“象山翁”，学者尊为“象山先生”。光宗即位，他被起用知荆门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他“乃请于朝而城之。”经过他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绍熙三年卒，谥文安。

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和朱熹两人，虽然“所学多不合”，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但是，他们友谊极厚，书信往来，论辩不已。九渊曾在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泣下。

[纲常]

儒家的“纲常”指的是：“三纲五常”，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道德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在儒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谁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违反。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弘治五年中举人，寓京师父亲官署，遍读朱熹遗书。为决疑虑，“格”竹七天，无所得且罹疾。十二年中进士，值西北告急，疏陈“蓄村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严守乘弊”八事。后隐居，养病于绍兴阳明洞等地。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专权，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要武宗“开忠谠之路”，触犯刘瑾，受廷杖，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驿丞。刘瑾伏诛后，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间事学术活动。曾数次率部镇压农民起义军。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57岁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明史》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四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主张，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结合当时时代特征，把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在对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了解过程中，运用比较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对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大胆批判传统文化的行为的学习，使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人格，培养健全的意志，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分析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思想家们对儒学传

统教条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修正。

[李贽的反正统意识]

李贽生活在理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但具有浓厚的反正统意识，对正统思想发出了大胆挑战。他的反正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认为“理”就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辨别是非的标准不能以圣人为依据，儒家经典也不是“万事之至论”，他还提出“童心说”，以此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他主张男女平等；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文风。

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李贽反正统意识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继李贽之后，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将这场思想活跃运动推向了高潮。这三位思想家都参加过明末的抗清运动，都对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黄宗羲精研天文、算学、地理，是浙东史学的创立者。他的思想为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家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他思想的最精彩之处是敢于批判君主专制。他提出君臣平等的思想；他主张将学校作为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限制君主的权威。黄宗羲认为工农皆本的思想，反映了明末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呼应。

[顾炎武思想的启蒙精神]

顾炎武在历史、地理、音韵、考据、金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开近代考据学的先河。他一生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君主专制。他的主要思想主张包括：深刻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暴虐与官僚士大夫的腐败；具有试图改革弊政，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他注重实学，所写著作中囊括了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资料和具体分析。

[王夫之的“孤秦陋宋”批判]

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写下了100余种，800余万字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73种，470余万字，收入《船山遗书》。在一定意义上，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之私。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他对《周易》，老庄，佛学，西学都有深入钻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夫之对传统儒学的部分内容也作了发挥。他提出“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甄论“凡为帝王者皆贼”]

清初的唐甄是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对专制君主的大胆批判。他把历代帝王看作贼，反对把帝王神化。同时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教材最后对唐甄的上述思想作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唐甄的大胆言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唐甄对专制主义君权和官吏腐败行为的批判，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没有上升到制度批判的层次。在他的思想深处，仍寄希望于贤明君主。他提出的为君之道与治国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本课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思想。

本课难点：在于通过对这些思想主张的学习，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特征及主要原因。教师要指导学生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分析思想文化的变化。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李贽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天性。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李贽的这一认识?

答案提示：李贽在这里强调的是坚持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同时，主张承认个性的意见，也是有意义的。李贽所说“私”和“心”的关系，实际上也肯定了思想的独立性。

2．明清之际，从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到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从顾炎武批判“百王之弊”到王夫之“孤秦陋宋”论、唐甄的“凡为帝王皆为贼”论，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活跃。有的学者认为，上述命题不仅展示了思想家们丰富多彩的个性，也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案提示：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启发和鼓励学生各抒己见。

[自我测评] 答案提示：略。

[材料阅读与思考]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于易白沙所代表的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影响?

答案提示：结合明清启蒙思想家对专制帝制的批判，予以说明。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搜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进行社会调查等。

[评价过程] 通过学习档案记录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历史的兴趣变化，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思维敏捷性等方面情况，结合书面测试情况放入学习档案中，并将情况及时向学生反馈。

通过进行社会调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撰写历史习作，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

[评价总结] 对学生的评价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教师在具体运作中要灵活多样地采用评价方式，力争形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明王艮开创的学派。因艮籍泰州，故名。代表人物还有王栋、何心隐、李贽等。王艮为王守仁弟子。重视平民教育，主张学不别老幼贵贱贤愚，故从其学者多奔走四方。传授对象有灶丁（盐业生产者)、樵夫、陶匠、农民、商人以及士大夫等。提倡“百姓日用之道”与“尊身立本”之学，兼容佛、老及民间宗教。主张以经传“印证吾心”，怀疑经传“何足用”。重视功利，反对道学禁欲主义。其后学李贽进而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背离正宗儒学之异端。黄宗羲称其学派中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非复名教

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李贽的“童心说”]

李贽，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厘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土。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以次反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

李贽《童心说》写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场阿辩也。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

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腐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腐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之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言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初八生干浙江余姚。黄尊素子。天启三年(1623)补仁和(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课余好读野史、小说。六年闰六月初一，父被魏忠贤害，祖父书“尔忘句践杀尔父乎”8字于墙，励其为父报仇。崇祯元年(1628)正月，怀疏袖锥赴京讼冤，至京，魏忠贤、崔呈秀等已被罢斥自尽，天启朝冤案获平反，其父追赠为三品官予以祭葬。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并偕死难诸家子弟，祭奠于诏狱中门，哭声惊动宫廷，崇祯帝叹为“忠臣孤子”，朝野咸誉“姚江黄孝子”。是年秋至绍兴，师事刘宗周。崇祯三年，乡试落榜，遂将时文制艺束之高阁，攻读经史诸子百家，并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家藏书读之不足，向绍兴世学楼、山阴澹生堂、南中千顷斋、吴中绛云楼等借抄读之。与弟宗炎、宗会被儒林称为“东浙三黄”。同年在南京加入复社，六至七年，在杭州加入孤山读书社，此前后，与弟及好友在余姚组织梨洲复社。十一年，与顾杲等发布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罪行的《留都防乱公揭》，十五年入京，周廷儒欲荐为中书舍人，力辞不就，南归余姚。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作者黄宗羲。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复社]

复社，崇祯二年成立于吴江(苏州)，由云间几社、浙江闻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因以“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曰“复社”。在政治上，复社作家自认为是东林党继起者，坚持和阉党斗争，明亡后，不少复社文人又成为抗清复明的斗士。复社领导人物是张溥，他在文学方面，既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又以“务为有用”为口号。他的散文称名一时，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被后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糜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自1668年(时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漂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尤其

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在他50岁时，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为舆地之记，—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王夫之“循天下之公”的思想]

王夫之在经历了明清兴革的社会剧变之后，为了求顺于理、求适于用，达到经世致用的救世目的，通过对历代政治得失特别是明朝覆灭原因反思探讨，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改良思想。就其思想的特点而言，他基本上承续了儒家的传统理论。

天子与天下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区别。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认为，天下并非天子一家一姓的私有，而是天下生民之公有；一姓之兴亡，国祚之长短，实是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民众之生死，天下之兴亡，才是天下之公义。他还指出：“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他认为，天子不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有之天下，而应将天下视为天下生民公有之天下；天子治理天下，不可贪求一姓之私利，而应循从生民之公义。他说：“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基于

对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严格分辨，王夫之虽然认为天子者是天之所命绝乎臣民而尊者，但如果天子不能循从天下大公、生民公义，那么天子之位也是“可禅，可继，可革”(《黄书•原极》)的。可见，王夫之并不是绝对维护君主至尊权位的，他对君主权位的维护是建立在天子能够循从天下大公、生民公义的基础上的。天子与臣吏皆各有其应具的职责和权力，天子如果专权独断，而使百官无权无责，就会导致天下混乱。他特别提出了天子与宰相的分权机制的重要性。他说：“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权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权以为天下重轻，则唯慎于论相而进退之。相得其人，则宰相之权，即天子之权，挈大纲以振天下，易矣。”(《读通鉴论》卷二六)其次，王夫之又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主张。他认为，各级政府机构均有其自身的具体权力和职责，中央与地方皆应实行分统的管理方法，即“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吏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天子之权要“分其统于州”，州牧刺吏要“分其统于郡”，郡守要“分其统于县”。王夫之指出，中央与地方分权，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读通鉴论》卷一六)。

[唐甄的儒学思想]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因“逃人诖误”而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此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的著作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潜文》、《潜诗》、《日记》等，然除其中若干诗文尚存外，其余或已失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专制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两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君主，唐甄说：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

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大小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栀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货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

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贷。

唐甄在对专制时代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阅读建议：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顾建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吴乃恭：《宋明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陈祖武：《顾炎武》，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专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古代中国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四大发明”等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丰富多彩、成就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都创造出灿烂的精品。本专题的教学，应当让学生认识古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领略古代

中国的文化成就，在初步了解中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科技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应当启发学生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后来发展滞后的原因。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突出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成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注重文物资料的利用。

■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知识与能力]

掌握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了解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史。了解、认识科学领域中的其他相关知识。

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资源，发展学生收集和处理资料信息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实验法等来学习了解相关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历史材料的同时，要利用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学会

第四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教师用书

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第1课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2

第2课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14

第3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28

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45 第二单元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57

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58

第6课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75

探究活动课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历史素材阅读与研讨 88 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98

第7课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99

第8课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114

第9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 128 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1

第10课鸦片战争 143

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 154

第12课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167

第13课辛亥革命 178

第14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197

第15课国共的十年对峙 215

第16课抗日战争 225

第17课解放战争 244 第五单元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5第18课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256

第19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276 第六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292

第20课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293

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315

第22课祖国统一大业 326 第七单元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338

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339

第24课开创外交新局面 351 第八单元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368

第25课两极世界的形成 369

第26课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383

第27课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 399 说明

本书是为配合本社编写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必修）》而编写的供教师教学用的教学参考书。本书注重实用性，力图解决教师在教学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本书内容主要分为教学建议和资料与注释两大部分。

本书按课文顺序编写，单元引言出现在每一单元的开始，对本单元的总体内容及教学要求进行分析。教学建议部分分为教学目标、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教学设计与案例、问题解答四个部分，提出了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建议，并对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供教师教学过程中选用。教师上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实际作出调整。同时，需要提出的是对教材中【学思之窗】和【学习延伸】的答案提示仅供参考，有些问题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看法。

资料与注释部分分为原始资料、课文注释、学术观点、图画说明和参考资料目录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丰富，供教师备课时选用。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由富有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和相关领域资深的高校教师及教材编写者集体完成。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以课文先后为序）：张洁、臧嵘、王富友、李卿、张淑兰、杨际平、余桂元、张国刚、赵利剑、陈梧桐、石国鹏、董丛林、宋京红、李伟科、郭文英、马执斌、胡京昌、张兵、纪连海、李隆庚、张爱民、张英、逯遥、姬秉新、孔凡君、金世佩、关劲松、袁腾飞、侯迎晖、韦娅、赵朝阳、王若梅、项东、饶莹、周启迪、陈其、刘颖、姜守明、薄海昆、姚岚、张韬、赵梅、曹卫东、黄光耀、李明、许斌、王咏梅、芮信、耿胜利、王耘、张振海、范多宝、陈春模等。责任编辑：陈其、李卿。审阅：李伟科、许斌。审定：朱明光。封面设计：林荣桓。

根据2006年新修订的《历史1（必修）》教科书内容的变化，我们对该书也进行了较大调整。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人员有（以课文先后为序）：王富友、李卿、余桂元、薛志清、姚岚、陈其、韦娅、赵利剑、王耘、许斌、石国鹏、郭文英、胡京昌、纪连海、马执斌、徐雁、李伟科、芮信、逯遥、袁腾飞、赵朝阳、项东、张振海等。本书在修订过程中肯定还存在缺点和不足，恳请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联系电话：（010）58758693。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1914室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邮政编码：10008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2007年4月

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单元引言分析

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本单元的引言用高度简明概括的语言介绍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与发展的大致过程以及主要特点，从而使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宏观上有一个总体地了解和把握。引言的第一部分主要概括了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及主要特点。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封建社会的政体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发展、完善与巩固的大致线索。最后一部分笼统地谈到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使我们对这一制度形成客观的认识，明白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学习建议中，除了提供给学生的那些学习方法以外，更重在强调要打开学生的思维，多方面多角度地引导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提高自己综合、全面认识历史和社会的能力，避免孤立片面地来学习和认识历史。

第一课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重点

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难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宗法制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讲述了中国早期夏、商、西周时期国家政治制度的情况、特点及影响。

这一时期年代较为久远，对学生而言相对陌生，一些概念上的理解也显得深奥困难些。建议在教学过程中补充适当的资料如文字、实例、实物、图表等，帮助学生更形象更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以避免单纯地用概念来解释概念，使学生的理解失之于空洞，滞之于表面。

在“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一目中，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① 夏朝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

在学习此目之前，可利用本课导入引导学生简单回忆原始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如禅让制、部落中较为平等民主的人际关系等。目的是为了学习夏朝开创阶级社会各种制度做一铺垫，以便能使学生感受到夏朝政治制度的继承性与开创性相结合的特点。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选举实行禅让制，在部落联盟内部实行民主选举，“选贤与能”。到禹的时候，夏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禹虽然按照传统的禅让制推举伯益为继承人，却不给实权。相反，禹把实权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禹自己也转化为夏国王。夏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

② 夏商时期实行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

这一部分内容同学们较为熟悉，可略讲过程，重在引导学生分析世袭制的出现对中国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进入了“天下为家”的时代。“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③ 夏商时期已经有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学习这一部分内容，一些官职名称相对比较陌生。可以补充一些甲骨文的资料和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如学生比较熟悉的商朝著名的相伊尹、曾被商王封为“西伯”的周文王等，从而使学生明确夏商时期的行政管理制度已经相对成熟，主要职能的划分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夏商时期，最高统治者为王，身边辅佐自己的重臣往往被赐予“相”“尹”“保”等官名，是当时最高的政务官。下面的官员可大致分为事务官（如臣、尹等）、武官（师）和史官（如卜、册、史等）三类。

在地方，夏商时期方国林立，周王或商王可封赐方国首领为“侯”“伯”等，并对方国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力。如周方国的首领文王就曾被商纣王册封为“西伯”，并赐弓矢斧钺，赋予其征伐的权力。

在“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一目中，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① 西周实行分封制的时间始于周武王时期。这一部分内容重在引导学生分析周武王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可以结合分封示意图，补充史料来引导，使学生明确周朝建立以后，周武王广泛推行分封制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目的就是为了对西周境内“王”直辖区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地统治。商周时期统治者直接治理的城邦，也就是所谓的“国”其实很小，相传商初有三千国，周初有一千八百余国。最高统治者“王”的直辖版图也不大，孟子曾曰“汤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为王”。因此对于“王”直辖区域以外的广大地区，周王则因循前代，用分封诸侯的办法来加强对它们的统治。即所谓的“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卫宗周。”

分封诸侯并非仅是周初的权宜之策，而是西周的一贯制度。到西周中晚期的时候，周王室还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如周宣王时期分封的申国和郑国等。

② 分封制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分封制的内容主要涉及作为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周王与被分封的地方诸侯之间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分封，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周王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周王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诸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镇守疆土，保卫王室。被分封的诸侯，接受周王的册封和礼器，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的义务，并随周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等事项。如果诸侯间发生了争执或冲突，则由周王进行调结和处理。周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是诸侯们的共同主子，自称为上天之子，故又称天子。诸侯是周王的臣属，必须服从于周王的命令。对于不尽义务或反抗的诸侯，周王有权进行处罚乃至征讨。

周武王死后，在周初的大分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周公。史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其中本家姬姓五十三，奠定了西周的政治格局。

分封制也是一种分级立宗制，不仅仅是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分给采邑；士以下不再分封。关于分封制的内容，周王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学习时最好辅之以具体的实例来说明，如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会盟诸侯；周昭王时期的巡游南方等，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分封制的影响，可先让学生自己来分析解答，后由老师进行总结，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西周实行分封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使西周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加上礼乐制度的制定，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下来。这些受封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分布在天下各地，构织起四通八达的统治网络，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拱月般的政治格局。周王室分封宗亲贵族的既定制度，辅之以明确天子权利和诸侯义务的周礼的约束，决定了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中央王国对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加强。同时，西周的诸侯国之间或为同宗共祖的宗亲，或为彼此通婚的姻亲，横向联系也比以前密切很多。从强化中央控制能力和促进地方之间的联系两方面来看，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③ 西周后期分封制的破坏。

分封制中封国是世袭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国之内享有行政、军事、经济等权力，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周王无法对诸侯势力进行直接地干涉和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间力量的发展与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一些力量强大的诸侯国。西周后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逐渐失去了“天下其主”的地位，不仅不能再对诸侯发号施令，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强大的诸侯。春秋战国时期，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争霸中原。社会的发展变化冲击着旧有的政治制度。

在“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一目中，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① 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它是用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来确立和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内的地位，以保证王权的稳定。宗法制是西周又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与分封制密切相关。

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法定继承人首先是嫡子中的长子，庶子即使比嫡子年长，也不能作为继承者，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前者是针对嫡子而言，后者是针对众子而言。

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应分封到地方去作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国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封号，其余诸子分封为士。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

分封制下又有大宗和小宗之别。大宗和小宗是相对而言。具体来说，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是所有姬姓贵族的大宗；诸侯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在封国内，诸侯对卿大夫而言是大宗，而卿大夫对诸侯而言又是小宗。在卿大夫的封地内，对于士而言，卿大夫又成为士的大宗。大宗和小宗的划分，明确了下级贵族臣服于上级贵族、全体贵族服从于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可以以周公辅佐成王的图片为例进行分析和说明。

宗法制只适用于同姓贵族之间，与异姓贵族间的关系则以婚姻为纽带联结起来。周代有“同姓不婚”的约束，姬姓贵族娶妻应娶异姓贵族的女子，而异姓贵族娶妻也多在姬姓贵族女子中寻找。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互为姻亲的密切关系，是宗法制的重要补充。

② 宗法制的深远影响。

关于宗法制的影响，可以先提出设问，让学生试着自己分析，老师作补充并进行本课的最后总结。宗法制即宗族法规，是一种权力继承制度，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和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宗法制下的等级尊卑观念非常严格，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臣关系为纲纪，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一起，构成了夏、商、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主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1）本课内容主要讲述夏、商、西周时期我国古代早期的政治制度，包括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重点是王位世袭制，分封制；难点是宗法制。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从本课的整体出发，围绕本课主旨，突出重点内容，突破难点内容，并作到详略得当。

（2）新课的导入可由学生比较熟悉的“大禹治水”的传说开始，并由此引出“禅让”的含义。这可由学生来讲述。教师在处理“导入框”内容时要着重指出禹不仅继承了部落联盟长的权位，而且享有极高的威望。“这就为他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和王位世袭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一句话，就揭示了“导入框”与“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一目之间的内在联系。

（3）“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一目，教学中要抓准四个要点：①禹建立夏朝；②启开始确立王位世袭制；③夏商王权所具有的神秘色彩（即带有神权特色）；④初步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讲述时教师可引导学生看《戴冠冕的夏禹》图画，并指出“冕”是古代帝王专戴的礼帽，“圭”为古代帝王举行礼仪所持的玉器；此图已不是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形象，而是表示其帝王身分。讲“王权的神秘色彩”时要引导学生看殷墟甲骨图及文字说明。

（4）“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一目，教学中要抓准五个要点：①分封制的实行（“封邦建国”），要结合“西周分封示意图”讲。②分封制的内容（主要是规定天子与诸侯的权力和义务）。③分封制的特点是层层分封、等级森严。④分封制的实质是西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王畿”由周王直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建立诸侯国统治，而周天子是天下诸侯的“共主”。⑤分封制的作用及利弊。

（5）“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一目是本课难点，本目教学应在“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上下功夫。2．教学案例

案例一［学思之窗］的处理

师：大家翻开课本第5页，请同学朗读［学思之窗］根据《史记》记载编写的历史资料。生：朗读。

师：资料中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和名相。请大家根据这段资料，思考：“商朝的相权有多大？” 生：权力很大。

师：是的，但你根据什么得出“权力很大”的结论呢？让我们从材料的有效信息中，看看商朝的相具有哪些权力？

师、生共同归纳：相是商朝中央最高官吏，他参与制定政制，主持政务，辅佐商王、甚至废立商王等权力。

案例二 “宗法制”这一教学难点的突破

① 首先让学生阅读课文中有关宗法制内容，使学生理解：宗法制是根据姬姓家族（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大宗、小宗，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实质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

② 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关系示意图”，力求弄懂课文中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这句话：分封制是西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带有“家天下”的色彩，“国”乃是“家”的大而化之。从政权角度说，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天下诸侯的“周天子”，是君臣关系；从宗族角度说，周王是姬姓宗族的大家长，与诸侯是兄弟关系或父辈与子侄的关系。③ 引导学生理解宗法制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其次是调节贵族之间的矛盾，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等级制度），从而加强了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

四、问题解答【学思之窗】

从这段记载，你能看出商朝的相权有多大吗？

解题关键：本题旨在培养和考查解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解题关键在于能否在解读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获取有效信息。

思路引领：首先是从思考题规定的设问角度从历史资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然后再把获取的有效信息提炼、概括为答案。

答案提示：相是商朝中央最高官吏，相权很大，包括参定政制、主持政务、辅佐商王等，甚至有时可废立商王。

【探究学习总结】本课测评

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解题关键：深刻理解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个概念。

思路引领：①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②细心审题，逐问作答。

答案提示：分封，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周王把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诸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镇守疆土，保卫王室。诸侯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的义务，并随周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等事项。周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是诸侯们的共同主子，自称为上天之子，故又称天子。诸侯是周王的臣属，必须服从于周王的命令。

特点是层层分封，带有宗族统治的色彩。

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它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

特点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政治权力和规定等级秩序。【学习延伸】

你能查查自己姓氏的由来吗？解题关键：①本题旨在培养解读材料和查找使用工具书的能力。②读懂材料：以祖先的封地、封国为姓氏的，如陈姓、许姓。

思路引领：请在课后查找有关姓氏的工具书，查查自己姓氏的由来。答案提示：（略）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礼记·礼运》

夏启继禹位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

夏商职官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礼记·明堂位》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尚书·酒诰》

西周分封制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所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史记·周本纪》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荀子·儒效》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春秋左氏传·僖公》

宗法制

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诸侯夺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夺宗何？曰：诸侯世世传子孙，故夺宗；大夫不传子孙，故不宗也。

──《白虎通义·德论》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春秋左氏传·桓公》

2．课文注释关于王和帝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夏后启是实现我国历史上“五帝”时期向“三王”时期深刻转变的关键人物。“王和帝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黄帝的帝和帝尧、帝舜的帝一样，实际上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酋长的称谓；而夏、商、西周的王则是奴隶社会的专制君主”。虽然夏王朝的世系自禹始，但禹只不过是氏族社会最后一个最高首领，他为启建立王位世袭的奴隶制夏王朝奠立了基础。

关于王位世袭制

夏代从启至桀，共历13代16王，从王位继承顺序来看，有的是传子，有的是传弟，基本上是以传子为主。传子是不是传长子、嫡子，由于资料匮乏，尚难以推定。

„„

商代从汤至纣，共历17代31王。汤制定了兄终弟及再传兄子的制度，即兄死由弟继承，直到同辈诸弟全不在世，再由长兄之子继承。（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商朝的年代

课本上商朝兴亡年代依据2000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也即武王伐纣灭商之年。

商王盘庚

盘庚为历史上的名王之一。一般把盘庚迁殷前作为商前期，迁殷后为商后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年表，盘庚迁都定在公元前1300年。课本上所述盘庚传位给他的弟弟，《史记·殷本纪》有记载说：“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商小乙崩，子帝武丁立”。这四代王中，有两代是兄终弟及的，只有武丁父子相承。

纣王子承父位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是父王帝乙的少子。《史记·殷本纪》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子谓之纣”。帝辛就是纣，看来当时商王室已颇讲嫡庶，微子启为长子，因庶出不得立，纣为正后所生，虽非长子，却可以继承王位。

周武王

周武王继承其父遗志，终于推翻商朝统治，成为西周王朝的开国之君。武王继任后，继续积极准备灭商。他任命姜尚为军师，负责军事；任命其弟周公旦为辅佐，负责政务；还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他还营建新都──镐京。周武王抓住商纣王统治分崩离析的有利时机，率军东进，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八百诸侯。这是对商朝的武力试探。孟津之会后二年，商朝统治核心严重分裂，商纣王彻底孤立，伐纣时机成熟。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在盟津会合各路诸侯，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公元前1046年与商军大战于商都郊外牧野。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所封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因此称为周公。他曾作为周武王的主要辅佐，在伐纣灭商中立了大功。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危难中周公立武王年幼子诵为周成王。同宗管叔、蔡叔、霍叔勾结商后裔武庚叛乱。周公辅佐成王经过三年，平定了叛乱，又一次立下大功。周公借此又继周初武王分封诸侯，进行第二次大分封，据荀子记载“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王族占五十三。姬姓和姜姓占据了周朝统治的重要地区，巩固了周王朝统治。后来周公又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进一步控制东方。他请成王到新都祀典，开始亲政。史书对周公评价很高，《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奄为东方与武庚共为叛乱的部族），四年建侯卫（指分封），五年营成周（东都），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西周分封

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诸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实际是其他一些较强大的部落或方国的首领。诸侯对天子保持着臣属的关系，要承担各种义务，如：镇守疆土，拱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周朝分封大多在周初武王、成王、康王时进行，称为“封邦建国”，目的是为朝廷建立统治屏障。

周初的主要封国有以下几个：

鲁国：是周公旦之长子伯禽的封国，建都曲阜。

齐国：是辅佐武王灭商的功臣吕尚（姜太公）的封国，建都营丘（今山东昌乐），后迁临菑（今山东临淄）。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卫国：是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建都朝歌，主要统治商的遗民。

晋国：是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这里原是夏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戎人也很多。燕国：是周的同姓召（ｓｈàｏ）公奭（ｓｈì）的封国。

宋国：是纣王之兄微子启的封国，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周武王利用他以统治商的部分遗民。这些国家在初封时，与周王室的关系较密切。西周还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相距太远，彼此的政治、经济联系日渐减少，所以逐渐形成诸侯割据的状态。

西周控制的地区

西周强盛时控制的地区，已远远超过商朝。《左传·昭公九年》引当时周大夫詹桓伯的话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学者们认为，上述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地理分布证明相合。西周控制地域应当是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辽宁，南达长江，是三代中疆域最大的王朝。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

周代的王位继承制度基本是承袭商末，但有了比较重要的发展，这就是在“文王世子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嫡长继承制度。所谓的“文王世子制”，就是周文王在位时确立武王为世子，文王不在国内，武王代行国政。这种世子制度当时还是处在初创阶段，武王死后由周公旦摄政6年，返位于成王时才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和预先册立太子的制度。根据嫡长子继承制度，择立太子的标准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就是说，在后妃所生的诸子中，必须确定嫡后所生诸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而且要以嫡后所生的长子来继承；如果嫡后无子，在众多妃嫔所生的庶子之中，要择立妃嫔家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庶子作为继承人，而不以其是否年长。这种择立太子的标准一经出现，便在其后约3000年的时间内被遵守为正统的定规。（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至西周时期，宗法制进一步完备，与政治结合得更紧密，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得更严格。《诗·大雅·文王》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注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郑笺曰：文王“以受命造始周国，故天下君之。其子孙适（嫡）为天子，庶为诸侯，皆百世”。如缺嫡，其补充制度是“无适（嫡）则择立长，年钧（均）以德，德钧则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上述立嫡制度及其补充制度总的说来，比较完备，对于王位世袭起到了顺利执行的作用，对于稳定政局，动员统治阶级以全力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公社制中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的。其主要作用是用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以确立并巩固父系家长在本族中的地位。此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系的嫡系世代相承为大宗，其余各代庶子为小宗。庶子各在本支为大宗，其嫡子、庶子又分别为本支的大宗、小宗。如此推衍传继，嫡永为大宗，庶永为小宗，构成一个庞大的宗支网，状如树之干与枝的关系。周王为姬氏家族的大宗，就是所谓“君之宗之”（《诗·大雅·公刘》）。以周王为首，根据宗法制度的宗支原则与分封制度相结合，将他们的既得利益按照等级分配给各个姬氏家族。（《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

宗法制的核心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嫡子，即兄长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礼记》）。长子立为“嫡子”，为世代相传的大宗。而其余的庶子（即诸弟）即为别子，对长子来说是为小宗。从别子起要自立新宗，他即为这个宗的始祖，即“别子为祖”。别子的嫡长子也世代相传，“继别为宗”，也成了“百世不迁”的宗。而他的诸弟（庶子）不能继别，庶子之子也不能继别，只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即庶子），即“继祢者为小宗”。（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周初已经出现了“宗子”“大宗”等名称。《诗经·大雅·板》中有“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和“宗子”均指周代贵族中根据血缘关系对族人拥有管辖和处置权的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宗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在有关商代历史的文献中，也可发现类似的记载。如《左传》所记的周初商朝遗民的“宗氏”和“分族”，可能就是指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团体。但迄今对中国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主要还是关于周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

3．学术观点

① 夏朝是否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争论，有的认为夏朝只是一个传说时代的王朝，没有考古和古文字的实证；有的学者认为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不仅史有记载，而且也有许多考古资料的实证。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遗物的发现，使得史学界大多数专家倾向于夏朝确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看法。例如：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古时代（上）》中认为：

“根据文献记载看来，我们同意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观点。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关于禹传启的传说，文献中的记载是很不一致的，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中认为：

“夏朝（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至桀传17君，14世，共四五百年。夏朝的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四境‘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这里说的江指鸿沟水，„„济指济水„„河指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之间的黄河；淮即淮水。由此可知，夏朝的领土范围大致东起豫东平原，西至华山，北起济水，南达淮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尚未完全肯定，但已有青铜器出现，包括爵、戈、镞„„，并发现了铸铜的坩锅、陶范、铜渣，经测定所出土的铜爵属于锡青铜，由此确定二里头文化属于中国早期的青铜文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占地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遗址„„不同形制、葬式和随葬品的墓葬的存在，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已十分明显。研究者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探讨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遗址即是夏都阳城”。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张传玺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一文中认为：

“禹继位后，社会进一步发展，阶级已经形成，组成国家的各政治、军事要素已经具备，国名‘夏’，禹就是‘夏后氏’（夏朝）的第一代国王”。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也认为：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建立起来的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四千多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依次出现过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制的政治制度等四种形态„„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即夏、商、西周、春秋时代，实行的是奴隶制的政治制度”。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中载：

“夏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

② “家天下”是从禹还是启开始？

关于我国“家天下”和“世袭制”究竟是从禹还是从启开始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任莉萍提出：“从禹建立夏朝到启登上王位这一段时期还是‘公天下’吗？既然禹已建立了夏朝，那就意味着在禹的时候已初步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因此，禹建立夏朝就标志着‘家天下’局面的出现。而禹死后，其子启登上王位，只标志着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中的说法：“禹即位，立国号夏，夏朝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禹即位号称‘天子’，实际仍是一位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国家的君王„„夏启即位破坏了军事首长由部落联盟酋长会议推举产生的‘禅让’制度，首领职位继承原则由推选变为选子，执行酋长会议意志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开始变成国家的君王，夏启即位是一件标志着中国国家形成的划时代的大事”。古云天《谈谈“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过渡问题》中说：“把禹视为夏王朝的创建者，是因为当时的夏政权已经具备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但这个国家只处于草创阶段，很多制度仍不完备，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王，只有当启确立了世袭制之后，夏王朝才真正地建立起来”；“无论禹把王位传给了伯益还是直接传给了启，他都是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培植家族势力、让家族势力把持国家政权的第一人。从这个角度说，‘禅让制’向‘世袭制’过渡，或者是‘公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是发端于禹而完成于启。„„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我们只能说他努力地促使‘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而他的这种努力，终于在他的儿子启继承王位的那一刻取得了胜利”。

③ 关于分封制始于何时问题。

以李志庭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分封之制，发端很早，相传禹时已经置有万国，至于商朝的封国，不但见诸古籍，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西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的。”

以斯维至、田昌五等为代表的学者中，斯维至认为：“传说黄帝尧舜禹时代就已有封建诸侯的事实了。”“在原始社会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本来也常常利用自然林为划分土地的疆界，那么说，黄帝尧舜禹时代已有封建了何尝不可。”“但是我们认为封建就是建立城邦国家，因此真正的封建至少要从夏代开始，夏代史料太少，可不具论。”“汤灭夏，武王灭商，在我国古史上是被认为‘顺天应人’的革命行动，其实它是我国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标志，因此我们暂时假定商汤周武是我国原始国家的建立，因而也就是封建诸侯制度的建立，是应该承认的。”斯维至又说：“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武王灭商，它基本上继承了商的制度，因此西周以后封建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田昌五认为：“夏代是否有分封制，难以断言，即使有，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就夏朝统治的全局而言，实带有奴隶制大家族联盟的外观，而这种联盟则是以夏后氏部落为主的地区性部落联盟蜕变出来的。”而“商代存在着分封制，特别是其后期，是不成问题的”。商代“‘外服’中的‘侯、甸、男、卫、邦、伯’就是由商王分封的诸侯，‘内服’中的‘百僚、庶尹、惟亚、惟旅、宗工’等，在王畿内也会有封邑”。

以朱本源、黄中业等为代表认为：分封制始于周初。

黄中业指出，分封一词源于《左传》，“指的是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一词的‘分’字，是说受封的诸侯国是由西周中央王朝分出去的，强调的是诸侯国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封建一词中的‘建’字，是说由周王室派出的受封者所建立的是国家，强调的是地方政权的建立。而分封与封建二词中的‘封’字，则把两者联系起来，同是指‘授土’”。从分封的情形看：“‘授土’、‘授民’为其核心内容。”“周初实行分封的直接结果，导致了周王朝地方政权机关‘封国’的建立。”而“在商代，商王朝所直接统辖的地区被称为‘邦畿’。邦畿之外，可谓‘方国’林立”。这些方国“当时多数尚未进入奴隶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因而不断地对商王朝进行掠夺。”“从武丁时期起，商王朝经过长达一、二百年的对外战争”，“商代的侯国是商王朝对其四周方国进行武力征服的直接产物”。方国和侯国不同，其重要的区别，前者“对商王朝不存有任何的隶属关系”，而后者则“存有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但商代的侯国同西周的封国又有其“本质上的不同”：“商代的侯国不具有商王朝地方政权的性质”，而西周的封国“在事实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周王室的地方政权”。

④ 西周封建论者对周朝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不同论点。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般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应从春秋战国算起，其中又分为春秋说和战国说。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战国时期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具体年代为公元前475年。这一种观点是前辈史学家郭沫若等的观点。目前多采取这一观点。第二种是西周封建说，即认为我国自西周开始已进入封建社会，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第三种为魏晋封建说，认为迟至三国两晋我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学者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

西周封建论者对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有他们不同的解释。《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列举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说：“大多数的西周封建论者都把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看作是中国封建领主制形成的重要标志。例如，范文澜认为，西周的‘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王亚南把周在灭商后逐渐选择和创制的‘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室’，分别等级和颁田制禄等一整套办法，概括地称为‘封建制度’。束世澂认为西周的分封既封赐采邑，同时又任命为地方官，这是采邑制的发展和领主制的肇端”。“西周封建论者一般都认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范文澜说，西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宗主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里都是存在的，它对贵族领主来说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力量，对农夫来说也是一种组织力量。王亚南认为，西周封建制和欧洲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就表现在巩固专制主义的宗法组织上。童书业更径直把西周的封建制称作‘宗法封建制’„„因为它把‘宗法’系统扩大为政治系统，并与封建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构成宗法封建制的社会”。

4．图画说明戴冠冕的夏禹

禹在历史上又称夏禹、大禹、夏后禹等。在古史中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并称“三王”。他的生平事迹与尧、舜分不开，是我国原始社会最后一位杰出圣贤首领，但又是我国阶级社会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者。从最近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报告》夏商周年表排列，他是夏朝第一个王，建立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这和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于是遂即天子位”的说法是一致的。课本中所用“戴冠冕的夏禹”，用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表示了他已是帝王的身份，而这和今浙江绍兴禹庙大殿正中所塑身穿华衮、双手捧圭、头戴冠冕大禹立像是一致的。冕是古代帝王专戴的礼帽，圭为古代帝王举行礼仪所用的玉器。

汉墓画像石中的周公辅佐成王图这是一幅汉代画像石，见于山东嘉祥宋山1号小石祠堂。这是一座型石祠堂，规模较小。此图见于小祠堂的西壁画像，西壁画像仅有这幅周公辅成王和另一幅孔子见老子两幅历史故事画。画面正中座位上为幼年的周成王，旁有周公辅佐，主题为要求臣子对君上要像辅佐成王的周公一样忠心耿耿。

5．参考资料目录

①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② 韦庆远、王德宝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③ 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④《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⑤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⑥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美〕张光直：《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⑧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⑨ 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⑩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课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重点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三要素：皇帝制度的确立，地方上推行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

难点

秦朝创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和影响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虽然时间短暂、二世而亡，但它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并极具开创性。本课以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及其影响为中心讲述秦朝政治制度史。

本课引言内容是秦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和李斯的一场廷辩：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这是关系到秦朝治国方略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从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一目，其内容讲了四点： ① 西周灭亡与东周开始，这对与上一课的衔接是有益的。② 春秋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③ 战国时期大国称雄，但是出现了由分裂割据走向国家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得出这一历史结论的史实依据是：战国时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为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需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要求统一；大国兼并小国，局部统一扩大，促进了最终的全国统一；各民族的初步融合，也为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战国后期以来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④ 秦灭六国，建立秦朝。

秦统一六国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增强是秦得以完成统一的主要原因。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用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一统”政治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揭开了此后封建王朝的帷幕。

本目最后着重概述秦的统一，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为了展现秦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一目，包含两部分内容，而核心问题和重点是君主专制。首先，“至高无上的皇权”主要讲了两点： ① 皇帝称号的由来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初定，秦王嬴政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先确定个名号。先秦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王”，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事业、自感功高盖世的嬴政，认为“王”的称号不足以显示其权势和地位。于是，他下令群臣议名号。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请上尊号为“泰皇”。但是嬴政并不满意，决定：“去掉‘泰’字，加上‘皇’字，采用上古‘帝’位的名号，称为‘皇帝’。”“皇帝”之称实际上就是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合称。课本第9页［历史纵横］栏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皇帝”名号的确立，是秦完成一统大业的产物，显示了皇帝独尊的权势和地位。以“皇帝”之称代替“王”号也反映了神化君权的新统治观念的出现。从此，“皇帝”成为我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谓。② 皇帝制度的创立

在确立“皇帝”称号的同时，秦始皇还规定了许多尊君、维护皇帝最高权力的制度和办法，创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制度的基本内涵主要由三点组成，即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

为了显示皇帝独尊作出许多皇帝专享的规定，包括：秦始皇自称为“朕”。此字以前任何人都可以用来表示“我”的意思，但是自秦以后成了皇帝独享的字。还有玺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史记集解》）。以前一般人的印都可以称“玺”，但是现在只有皇帝的御印才可以称“玺”，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玉质的玺。另外，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制”为皇帝涉及制度的命令，“诏”为皇帝诏告臣民的一般命令。

皇权至上、皇帝独裁，是皇帝制度的核心内容。“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充分体现了皇权专制的特色。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动军队的虎符由皇帝掌握，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言即法律”）。公元前213年那场著名的宫廷辩论之后，秦始皇下令取消了殿前议事的制度。这样，秦始皇不仅集国家权力于一身，而且真正开始说一不二了。

总之，皇帝是封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专制不仅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而且也是维护“家天下”的重要保障。它为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央官制”主要讲述秦朝中央政权机构的组成，这主要讲了两点： ① 中央官制的设置及其职能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是秦朝中央三个最高官职。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有左、右二丞相。秦始皇时，王绾、李斯等先后任丞相。御史大夫乃丞相的副手，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太尉是秦朝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全国军事事务。今天的古籍中没有记载秦始皇曾任命谁任此职，故推断是秦始皇自掌军权。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后世习称“三公”。

“三公”之下为“九卿”。这里的“九”并非确数，言其“多”也。“九卿”是指“三公”以下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主要官职。如掌管刑狱、司法的廷尉、掌管钱谷的治粟内史等。

② 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的特点

秦始皇所创建的这套中央官僚机构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它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行政体制。“三公九卿”分工严密，各司其职，但都要围绕着皇权这一中心来设置和运转。最高官职，如“三公”等相互牵制，任何人都无法独揽大权，最终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皇帝一人手中，保证专制皇权不致旁落。第二，充分体现出“家天下”的特点，“九卿”中奉常、宗正、郎中令、将作少府等官职就是为皇室专设的，是为皇帝私家服务的。国与家同治，这是封建时代的统治特点。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一目，是本课教材的一个重点。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本目主要讲了三点： ① 秦始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春秋时期初设的郡县，大多设立在新吞并地区或各国边境线上，并由国君直辖。战国时代，首先由三晋建立起以郡统县之制，且设立郡县的区域也由边境扩展到腹地。秦国在兼灭六国的战争中，在一些新攻占的地区已设郡县管理。秦统一后，经过两次廷辩，秦始皇确定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秦朝在全国始设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废分封、立郡县，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一大进步。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对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② 郡县两级地方官僚机构的建立

郡，为秦朝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郡级行政机关由郡守主持全郡政务，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另设郡尉，负责军务，直接领兵；郡监（也称“监御史”），监察郡之行政，并有牵制郡守的作用。郡下辖若干县。县级行政机构由县令（不满万户之县长官称县长）主持政务，县尉负责军事和治安，县丞负责司法。郡县官吏都由中央政府任免。县以下是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详见课本第11页［历史纵横］栏中的材料。

秦时，户籍的保存与管理、赋税徭役的征调以及地方军队的基本编制都是以县为单位的。县级机构是秦朝实行统治最重要的一级机构。秦以后，郡制没有保留到封建社会后期，但县制却长期实行。秦朝县制机构管理的模式，对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 秦朝官僚机构的特点和作用

秦始皇所创建的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官僚机构组织十分严密，其特点是选官不问身份，实行俸禄制度，官位概不世袭，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遣。这套官僚体制的建立，在全国确立起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不仅确保了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而且有利于统一局面的发展和巩固。

课本最后一段讲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应以以下两点作为本课的小结。① 利用课本第8页《秦朝疆域图》，了解秦朝疆域的形成

统一后的秦朝疆域非常辽阔，不仅占有原六国的土地，而且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使疆域不断扩大，成为当时的世界大国。中央集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统一。

② 秦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深远影响

秦朝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① 本课内容丰富、充实而课时较紧张，因此在整体设计本课教学过程和课时分配上，都应突出重点，详略得当。选择重点要围绕“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一课题(也是本课内容的中心)，由此可确定“至高无上的皇权”和“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两目作为重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君主专制”指的是国家政权的主宰和中央决策方式，即皇权至上、皇帝独裁；“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中央控制地方、地方服从中央。在讲以上两目，理解这一政治制度时务须把“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② 要注意学生的主体参与，备课时要设计学生活动，在重点内容的教学中，尽量使用探究式学习方法。探究由疑问始，故教学中要善于设问置疑，此其一。其二，要选择适当的学生活动方式，如投影(或制作软件)典型、简明史料，引导学生阅读、思考，得出相应的结论。又如在讲“郡县制”时可运用教材中“学思之窗”组织议论或讨论。其三，要保证学生活动的时间。

③ 教具和教学手段的运用，既要从本校实际出发，有条件的地方又要力求用好电化教学手段，使其充分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条件较差的学校可使用教学挂图，制作投影片；条件较好的学校可设计、制作教学课件。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关于本课导入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是在秦统一中国这一历史背景下实现的。本课导入可采取两种方法：制作“秦统一中国”的课件(地图)，展现空间形象。该图应是彩色的，应该有动感，秦每灭一国，该国都应变成与秦同一颜色，最后由“七雄并立”的色彩缤纷归于“秦一统天下”的同一颜色。制作课件有困难的学校，也可制作“揭贴式”地图，效果也不错。或者采用本课导言的办法，由“到底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廷辩导入新课。

案例二讲述“至高无上的皇权”可用此课件(或投影)阅读下列摘编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三则材料：

材料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议帝号”。群臣商议后向秦王建议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臣等愿“昧死上尊号”，请王为“泰皇”。秦王不以为然，他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还采纳了群臣关于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建议。

材料二：“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

材料三：秦代以前，玺并非最高统治者所专有。春秋战国时，卿大夫及地方官吏的印章均可称玺。至秦代，则是“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据载，秦朝的传国玉玺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请回答： ① 从材料一、三的“皇帝”称号及“制”“诏”“朕”“玺”等规定中，你能得出什么认识? ② 根据材料所含历史信息，说明了什么? ③ 根据材料一，皇位是怎样继承的? ④ 综合以上信息，扼要指出皇帝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

〔说明〕在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探索课件中设计的几个问题。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可采用谈话、问答、议论等多种方式进行，最后可归纳总结出答案。

答案提示：

(1)说明了皇帝独尊的威势和地位；“制”“诏”说明皇帝的话就是法令；“玺”是皇权的集中表现，并为皇权披上了“天命”(君权神授)的色彩。

(2)皇权至上，皇帝独裁；大臣受皇命办事，没有决策权。(3)皇位世袭。

(4)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本质是君主专制，即皇帝是封建国家政权的主宰和权力中心。案例三在讲清郡县制内容后，教师可引导同学思考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不同

教师可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把学过的知识(第一课)与本课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思考，进行多角度的比较，例如：

其一，分封制是与宗法制相联系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地域划分的。

其二，分封的诸侯爵位世袭，并拥有封地；郡县的官吏由皇帝或朝廷任免调迁，官位概不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

其三，诸侯国拥有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容易发展为割据势力；郡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等等。

四、问题解答【学思之窗】

秦始皇为什么对丞相车骑的多少如此在意?这则小故事反映了什么问题? 解题关键：本题是一道依据材料设计的问答题，旨在培养和考查学生解读信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解题时，一要理解材料的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有效信息；二要分析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作答。

思路引领：本题有两问，审题后要逐问作答。后一问贵在独立思考，运用发散思维多角度分析问题。答案提示：原因：秦始皇认为皇帝独尊、皇权至上；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排场过大，有损皇帝的权威。反映了：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②事无巨细，皇帝独裁；③秦始皇猜忌、残暴的个性。（此问答案具有开放性，只要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即可。）

【探究学习总结】本课测评

比较西周的分封制，分析秦朝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解题关键：这是一道比较分析题，解答好此题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即准确理解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两个历史概念，以及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知识。解题关键在于精心审题，明确试题的考查范围和重点，以及答题的要求。

思路引领：首先要概括指出分封制的特点，其次要从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不同的角度，分析秦朝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答案提示：西周分封制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实行的，受封的诸侯爵位世袭，拥有领地，可以设置官吏、建立军队、征派赋役，具有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容易发展为割据势力、甚至危及中央政权。

秦朝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按地域划分的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官吏由皇帝任免调迁，官位概不世袭，没有封地，必须服从中央。

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秦朝通过郡县制，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学习延伸

想一想，人们对长城的看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你怎么看秦修长城？

解题关键：本题旨在培养学生解读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重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形成探究式学习方法。

思路引领：在解读材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对长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后，再探究原因，并概括说明自己的看法。

答案提示：原因：①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不同。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有变化。看法：①长城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长城的修建对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和文化，有积极的作用。②长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③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④修建长城给当时的人民确实造成沉重的徭役和苦难，这也是文明演进所付出的代价。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秦议帝号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皇帝的行踪不可泄露

„„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群臣议治理国家问题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朝实行郡县制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

《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下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 《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榖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十年》：“叔向曰：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榖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吴世家》：“王余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

《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顾炎武《日知录》卷22《郡县》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正义］曰：《风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左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也。”

《汉书·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注文

秦朝的中央官制

„„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一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秦朝中央、地方官的主要职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 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有丞„„ 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 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监御史，秦官，掌监郡„„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关都尉，秦官„„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2．课文注释

秦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战国以来封建经济的飞跃发展，以及由于交通发达和物资交流，使各地区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因而为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这一时期货币、度量衡不一，以及关卡林立、以邻为壑的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已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统一又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秦统一是通过长期战争实现的，在战争中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由于长期战祸，使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人民要求统一。另外，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各族人民的初步融合，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秦向西方和西南方发展，形成了诸夏和西戎、羌、西南夷的各族融合中心；燕赵向北方发展，形成了诸夏与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的融合中心；楚向东南、西南发展，形成了诸夏和百越、西南夷的融合中心。所以，战国后期以来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秦通过商鞅变法，在各方面发展很快，具备了实现统一的条件。政治上，秦实行“法治”比较彻底，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秦居关中又据四川“天府之国”，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奖励耕战，兴修水利，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军事上，秦奖励军功，军队勇敢善战，加之又居险要，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外交政策上，秦灵活地运用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政策，有效地摧毁了东方六国的统治。最后，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也发挥了他个人的积极作用，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秦始皇嬴政

嬴政(前259—前210)，秦庄襄王之子，生于赵国邯郸，亦名赵政。公元前246年即王位时，年仅13岁，由丞相吕不韦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开始亲政。同年，镇压了嫪毐(ｌàｏ’ǎｉ)发动的叛乱。第二年，免去吕不韦丞相的职务，从此“独治其民”。

嬴政掌权后，重用尉缭、李斯等大臣，谋划灭亡六国的策略，任命王翦、桓(ｙǐ)、李信、王贲、蒙恬等为将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

秦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灭掉了东方六国。

公元前221年灭掉六国后，秦始皇就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南下攻打越族，当年就攻取东瓯和闽越，置闽中郡。在向南越进军途中，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秦始皇派史禄开凿灵渠。公元前214年，取得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的地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公元前213年，秦迁50万人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和越人杂处。同时，在西南地区开通道路，设置官吏，加强统治。在统一南方的同时，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取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重设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3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并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的基础上，修葺、增补、新筑，建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为了巩固统一，嬴政在李斯等人的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主要的有：建立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改“王”为“皇帝”。秦统一后，嬴政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下令大臣“议帝号”。他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后世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天子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从此“皇帝”就成了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沿用“皇帝”的称号。在中央，皇帝以下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治、军事等。丞相之下设诸卿，分别掌管具体政务。地方实行郡县制。中央官员和郡县长官都由皇帝任免，必须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颁布通行全国的秦律。

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驰道。

统一文字，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加强思想控制。

以上这些措施，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特别是焚书坑儒，毁灭了大批文化典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秦始皇还用严刑酷法统治人民，大兴土木，增加徭役、赋税，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的悲惨景象。

综观秦始皇的一生，功过十分明显。他统一六国，统一越族地区，击匈奴，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不愧为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但他统治残暴，以刑杀为威，修建豪华的宫殿、陵墓，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又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据《史记·五帝本纪》注文中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天皇、地皇、泰皇(即后来俗说的人皇)。还有说是伏羲、女娲、神农(《文选·东都赋》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五帝，按《史记·五帝本纪》注文中一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另一说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他们都是传说中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秦的中央集权制

韩非总结战国诸子的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秦始皇根据韩非的政治理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集一切权力于皇帝，是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下设中央政府，除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以外，还有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罚)、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室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政府设郡、县，郡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有县令(万户以上称县令，不满万户称县长，掌一县政事)；各级官吏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中央集权制的职能，主要是统治百姓，此外还有抵御外部的侵扰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中央集权制巩固与否的关键在于皇帝对法(法律、法令)、术(权术)、势(权势)、度(限度)的掌握和运用。如果皇帝能驾驭权臣、控制地方、管辖百姓，中央集权就是强大的、巩固的，否则就相反。秦末，中央集权运用失度，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超出农民所能负荷的限度，结果农民起来摧毁了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阶级的个体土地私有制。秦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调整与补充，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主要政治制度。

三十六郡

《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都提到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把天下划为36郡。但都没有列举36郡的名目。《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国下注称秦郡有36郡，包括《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桂林、象郡。于是长期以来对秦郡的设置过程和郡的名目存在着各种说法。1948年，谭其骧《秦郡新考》考证如下：

内史，为秦京师直辖区，体制与外郡不同，不在郡数之内。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36郡，按秦置郡先后，为上郡、巴郡、汉中、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黔中、南阳、上党、三川、太原、东郡、云中、雁门、颍川、邯郸、巨鹿、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砀郡、陈郡、泗水、薛郡、九江、辽东、代郡、会稽、闽中、长沙、临淄、琅邪(ｙá)。其中，黔中、广阳、陈郡、闽中补《汉志》缺。

26年后，增设4郡：南海、桂林、象郡、九原。

后复分薛郡置东海，分邯郸置恒山，分临淄置济北，分琅邪置胶东，分河东置河内，分九江置衡山等郡。这样，自内史以外，秦郡凡得46。

统一车轨、驰道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邹枚路传》)。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直通九原郡的“直道”。再加上修筑在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就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并设有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休息，更换马匹的驿站。同时秦又规定车轮的间距为6尺，便利交通往来，促进了当时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军队的调遣，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统一文字

汉朝人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叙》里说，战国时期，各国“田畴异(亩，田亩大小不一样)，车涂(途)异轨(车辆的宽狭不一样)，律令异法(法令不一样)，衣冠异制(衣服帽子的式样不一样)，言语异声(说话口音不一样)，文字异形(文字写法不一样)。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把原来的史籀大篆简化成小篆，由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三部书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的范本。那时候，因为“官狱职务繁”，迫切希望进一步简化文字。县吏程邈因得罪始皇，关在狱中，他经过十年的悉心钻研，造成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文字。秦始皇知道以后，很赞赏这种简化的字体，免了他的罪，升了他的官，把他编造的简便文字命名为隶书。隶书到西汉初年就通行全国了。隶书书写简便，跟现在的楷书已经很接近了。

灵渠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一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秦派兵进入越族地区时开凿。灵渠长34千米，其中4．5千米为人工开凿，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成为联络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是保证秦始皇统一岭南的一项战略工程。灵渠初名秦凿渠，或仅称渠。后因漓水上游为零水，亦称零渠、渠，唐以后始称灵渠。

灵渠的渠道工程非常艰巨复杂。灵渠渠道穿行于丘陵地带，坡度大，水流急，行船困难。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意将河道开凿得迂回曲折，以便延伸流程，杀缓流速，利于平稳行船。同时，每隔一段路程，设置一个“陡门”，又叫“斗门”，就是简单的船闸，可以启闭，以便分段拦蓄渠流，使水位逐段抬升或降下，船只节节前进，安然过山。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梯级船闸的设计方法。我国用这个方法开凿灵渠，比美国所修的巴拿马梯级运河早两千多年，它充分说明了灵渠设计者的匠心和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

秦长城

秦统一以后，保留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加以修缮和连接，建成一条西起陇西郡临洮，东至辽东郡的长城，长五千多公里。秦长城北边的一段，沿阴山山脉的狼山、乌拉山、大青山往东，经滦河上游直至辽东，位置在现在明长城的北边。秦长城遗迹，至今仍有残存，如山西大同北的“紫塞”，甘肃岷县城西，开城县北均有长城的遗址。这些遗迹有的是用土掺碎石子夯筑，宽窄高厚因地形而异，一般下宽5米，高约1～4米，夯层8～10厘米；有的用石块砌成内外整齐的城墙，保存完好的地段，有的高5～6米，下宽5米，上宽3米。长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到一定的防卫作用，但其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3．学术观点

① 关于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评价

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为代表，持肯定态度。

《中国史稿》写道，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是有深远的重大意义的。”论者指出：“自从秦统一以后，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某些时期也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中国封建社会曾经以它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与我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中国古代史》指出：“秦统一以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以翦伯赞等为代表，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翦伯赞指出，秦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毁灭性的讨伐，“在黄河南北的大平原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扫除，使封建领主制留下来的残余一扫而光，然后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或者说是农奴制的废除”。但是翦伯赞又指出：“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是用农民自己的尸骨铺平的。在覆灭六国的残酷的战争中，以及在后来无止境的土木徭役中，死亡的农民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刷红了阿房宫，但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副新的枷锁、新的剥削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赋税和徭役，因此，在农民看来，这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

② 关于“三公九卿”的说法

后人习惯上用“三公九卿”概括秦汉的中央官制，学术界也长期沿用此说法，将秦朝在中央设置的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重要的官职，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置“九卿”。有学者则认为，秦朝的官僚体系实际并非“三公九卿”所能概括的。理由为秦朝并无“三公”，“三公”中的太尉是虚设的，相关史籍中均未见秦朝有一个太尉，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不见太尉出场，所谓“三公”，实际只有二位。到了汉代始有“三公”。而且秦朝也没有建置法定的九卿官，在丞相之下达到二千石的官员数目不止九人。

③ 关于“亭”的隶属问题

关于“亭”的隶属，学界始终有争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就此，有的学者认为“亭”统属于乡，是乡里之间的又一级基层行政组织；还有学者认为“亭”是与“乡”同级的地方政府，互不相属，“亭”，是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为都尉、县尉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地方治安，及负责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官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4．图画说明秦始皇像

秦始皇画像是著名画家刘旦宅于1959年参考《历代帝王像》的古画风格创作的。秦始皇头上戴的叫冕或旒冕。冕是古代帝王和诸侯所戴的礼帽，旒是冕前后垂挂的玉串。按规定，帝王的旒应是12串，珠料是白玉。冕上的平板叫板，在冕冠两侧，还对穿一个孔，用来穿插玉簪，将冕冠与发髻拴在一起。在簪的一端，系有一根丝带，戴冕冠时，带从颌下绕过，再系在簪的另一端。在丝带经过两耳的位置时，各垂一颗黄色的珠玉，叫“充耳”。充耳挂在耳边，走起路来一晃一晃，意思是提醒戴冠的人勿听信谗言。“充耳不闻”一语，就是由此而来。与此相称，冕冠上的冕旒垂落下来，正好挡住眼睛的视线，叫“视而不见”，意思是说，戴冕冠的人不必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秦始皇身穿的冕服，按规定冕服上有12种图案，如日、月、星辰(取其照临意)；山(表示稳重)；龙(表示应变)；华虫(一种雉鸟，表示文丽)；宗彝(一种祭祀品，表示忠孝)；藻(水草，表示洁净)；火(象征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ｆǔ)(斧形，象征决断)；黻(ｆú，亜形，象征明辨)。鞋是红色的，叫赤舄(ｘì)。腰系黄赤大佩，长二丈九尺九寸。秦始皇腰间左侧戴有玉佩，是用白色玉石制成。当时的制度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另外，还佩戴一柄长剑。他目光炯炯，虎视眈眈，一副威严而傲慢的神态。流露出了当年他威震六国、一统天下的勃勃雄心。秦始皇画像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秦阳陵虎符

虎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拨军队的信物。虎符用铜铸成卧虎状，背有铭文，分为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半留存在朝廷，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调动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秦朝阳陵铜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中分为二，左右半符各有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12字。用虎符调兵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

秦半两钱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以黄金（金饼）为上币，用镒（二十两）作单位；以铜质圆形方孔钱为下币，用半两作单位，即“半两钱”。通行全国。同时，废除六国旧币，不准以龟贝、珠玉、银锡之类充当货币，并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秦半两钱直径3~3．6厘米，重8克左右，面铸篆书阳文“半两”2字，史称“重如其文”，即实重为秦衡制中的“半两”。这种圆形方孔币的形状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

秦铜权

1991年在陕西华县赤水镇出土。衡器。高5．5厘米、底径9．8厘米、重2063．5克。权即砝码，秦权有铜制和铁制两种。此权身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40字诏书，并铸有阳文“八斤”2字，实测后推算，当时每斤合现今257．925克。

5．参考资料目录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③ 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④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⑤ 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⑥ 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⑦《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⑧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⑨ 白钢主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⑩ 郭志坤：《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11 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2 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人教网）高中历史：http:// 13 中国历史博物馆：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重点

汉元时期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演变的史实。难点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的编写依据，是课程标准中相关的学习要点。相关学习要点的表述为：“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汉至元，时间跨度大，内容繁多，平铺直述，线索难以清晰，特点不易突出。基于这种考虑，课文子目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考虑，紧密联系上一课学习要点的内容：“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承上启下地设置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君主专制的演进”两个子目。讲清楚这两个子目，学生既复习了始皇帝来历的旧知识，又了解了更多的关于皇帝制度在汉元期间的沿革变化以及君主专制一步一步演进的大致脉络；既能重温有关郡县制建立初期的史实，又能熟悉从汉至元郡县制度曲折发展的历程，进而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元间的发展状况，分析中央集权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利与弊。讲清这两目，就能掌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主要内容，进而也能从中找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内容相当丰富。以广义范围理解，它主要包括国体和政体，也就是国家的阶级内容和政权构成的形式。从狭义范围理解，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体制。它包括国家各级机关的组织结构、形式，职、权、责、利的划分和运用，以及各时期总的国家体制和诸如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监察、考试、选举、政党、财政、文教卫生、人事管理等制度。为了让学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课又设置了第三目“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这一目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提示学生，政治制度不仅包括行政管理制度，也包括考试、选举、人事管理等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让学生了解，由汉至元官吏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管理水平。

学习本课，需要掌握推恩令、藩镇割据、行省制度、丞相、三省六部制、察举制、科举制等名词与概念，了解汉元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加强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解，总结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并进一步认识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提高分析中国国情的深刻历史洞察力。

本课引言讲述的是有关西汉“七国之乱”的一段史实，揭示了西汉初年中央集权与地方封国分权之间存在矛盾。教师可利用引言向学生提问，平定七国之乱后，地方分权的问题是否得到彻底解决？如果没有，汉景帝的后继者又是如何去削弱封国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汉以后的各代王朝，又是如何面对地方分权问题的。以此导入新课。

第一目“中央集权的发展”，是汉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讲清楚与中央集权相关的政治制度，可为学生总结作史料铺垫，从而得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

教学本目，应注意以下问题的分析。①“汉承秦制”与郡国并行制。

“汉承秦制”。两汉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但又有所变化。中央行政设三公，秦时即有，汉朝亦设，但到汉武帝时又形成了“中朝”决策机构，尚书令的权力日显重要。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机构，演化为执行机构，被称为“外朝”。东汉光武帝时进一步剥夺三公权限，扩大尚书台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些又是与秦时不同的。郡国并行制。汉仿秦制，实行郡县制，但同时惩戒秦不分封孤立而亡，又恢复诸侯王分封制。西汉初，郡设太守、国设相，作为郡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后封国名存实亡。

② 汉武帝和“推恩令”。汉武帝是中央集权强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人物之一。西汉建立后，很长时间里，封国的势力一直比较强大。大臣晁错为此请求汉景帝削去他们的“支郡”。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老家赶到都城，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为何也！”晁错答：“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回去后老人喝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七国之乱”后，虽然景帝采取了一些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但地方分权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汉武帝在位期间，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强干弱枝。推恩的办法易于为有关的皇族所接受。推恩法不断加强了中央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教学本目时，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初中所学有关汉武帝大一统的内容，结合本目主题展开讨论。③ 节度使与藩镇割据。唐睿宗为了加强西部与北部边防，于710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掌管地方军政。开元以后，唐政府在沿边相继设立了安西、北庭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经略使。节度使设置之初，对稳定边疆形势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募兵制的实行，使边将得以专兵，节度使的势力不断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尾大不掉，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不仅对参加叛乱的节度使不予追究，而且还任命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平叛过程中设置的节度使也大多保留下来。这样，藩镇割据的局面进一步扩大，史称：“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这些节度使名义上是唐政府的节度使，但实际上“虽奉事朝而不用其法令”，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④ 宋朝加强中央集权。这一部分内容较多，名词概念既多且难，教材没有充分展开，教师只需抓住中央政府从军事、行政、财政三方面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即可。

⑤ 行省制度的创立及意义。元朝在地方设置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省之下设路、府或州、县，对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进行管理。元朝的行省制度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影响深远。教学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准备一幅今天的行政区划图，让学生进行比较。

第二目“君主专制的演进”，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即朝廷内部的组织结构与权力之争。宰相固然是皇帝的附庸，但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下，因不同时期皇帝的能力与作为不同，其权力表现也会有所区别。宰相有时会极大地分割皇帝的权力，影响君主的专制。

教学本目，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的分析。

① 宰相。宰、相之名分别出现于商周及春秋之时，宰相连称始于战国。当时的所谓宰、相或宰相，地位均相当于丞相。后来，宰相一直沿用于整个封建社会。不过，除辽代设置“宰相”外，宰相一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用以指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官吏，而不是一个正式官名。

② 三省六部制。教学中应注意分析其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三省体制。隋朝时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统治机构。唐朝时三省分工明确，既有合作，又相互牵制和监督，保证了君权的独尊，可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而隋唐时期在尚书省下设立的六部，则完善了三省六部的管理体制，使此后历朝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制度。

③ 宋朝的政治制度特点。宋朝时的三省六部有名无实。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局面，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

④ 元朝在加强皇权方面又有了新发展。元朝综合汉蒙政治制度，设立了中书省和枢密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同时又设置了统领宗教事务和西藏地区的机构宣政院。

由于课文只正面介绍了中书省，教师可以重点讲述元朝中书省的设置及其特点，其他相关内容，如果学生不提及，教师不必展开。

第三目“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其实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一个侧面。科举制，是本目的重点。但是，唐以后科举制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课文并未过多展开。如学有余力，教师可参考本课“资料与注释”或其他资料，适当予以介绍。甚至可结合现今的高考制度，分析科举制的利弊得失。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1）本课时间跨度大（汉至元长达1575年）、内容丰富，要在有限的一节课内较好的讲完学好，实非易事。教师在备课中应吃透教材、理解教材的编写思路：两条主线：中央与地方的争权斗争，通过分割、限制地方权力，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通过削弱相权，君主专制逐渐强化。三个方面：地方机构的演变，中央官制的演变，选官制度的演变。理解这一点，对于教师从整体上设计教学，大有帮助。

（2）适当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或图表式教学法辅助教学（详见下列案例）。

（3）力求设计探究式教学案例。古人云：“疑为思之始”，探究问题，首先要提出问题，也就是要善于设问置疑。本课内容无生动情节可言，要在探究问题、深化理性认识上多下功夫。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可作课件或投影）

引入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究。阅读下列材料：

北宋初，君臣讨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宋太祖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宰相赵普对曰：“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治之，无他奇巧也，惟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根据上引材料，并结合课本知识，回答：

① 赵普认为唐末五代以来“帝王易姓，战争不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认为赵普的看法是否正确，并结合史实说明之。

答：主要原因是“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因为唐朝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持续一百多年，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唐亡后出现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实际上是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

② 根据赵普的对策，北宋初年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你能概括指出这些措施的两项基本内容吗？答：首先从集中军权入手，把主要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加强禁军；其次是派文官任地方长官，加强中央对地方军、政、财权的控制。③ 试扼要分析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和影响。

答：效果：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影响：逐渐导致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膨胀，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提示：回答此问要从课本中多渠道获取信息。］案例二元朝的行省制度

设计思路：引导学生读《元朝行省图》和相关课文，获取图、文中的有效信息，并层层设问，启发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要点。

① 元朝为什么实行行省制度？

学生从《元朝行省图》中应认知：元朝建立了幅员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一统局面。为了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

② 行省制度是怎样确立的？

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除以大都为中心的中央直辖区（称“腹里”）和宣政院辖地以外，中书省派官员往地方执政，称行中书省。元朝共分设11个行省，在边远民族地区设宣慰司，由此，行省确立为地方行政机构。

③ 行省制度有何作用？

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④ 行省制度有什么影响？

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行省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明清沿用此制，至今“省”依然是我国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

案例三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

设计思路：在利用图示明确三省六部职权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其作用和影响。① 三省六部的分工与职权（可作课件或投影）

说明：三省分工明确（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互相制衡；三省长官集体行使宰相职权；尚书省下分设六个行政管理机构。

② 三省六部制的作用和影响

作用：第一，分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第二，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办事效率。影响：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它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完备，此后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

四、问题解答【学思之窗】

宰相李沆与宋真宗的这段故事，能说明些什么问题？解题关键：要从相权与皇权关系的角度去说明问题。

思路引领：先要解读历史材料，获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再针对所问作答。

答案提示：说明两个问题：①北宋从宋真宗开始，相权逐步强化，对皇权有所限制。李沆抵制宋真宗扩大财权的企图，不仅想维护相权，也是从有利于治国的角度出发的。②中国古代相权与皇权的消长，总体上虽然朝着强化皇权的方向演变，但其间也有相权强化的时候，并非简单的直线发展。

【探究学习总结】本课测评

从汉至元，皇权不断加强，请用宰相职能变化的史实加以说明。

解题关键：这是一道大跨度、高概括的论述题，解答此题的关键首要的是精心审题：二是题目的时间范围是“从汉至元”；二是准确把握题目的要求，即运用“宰相职能变化的史实”说明“皇权不断加强”这一历史结论。思路引领：一要依时间顺序（分汉、隋唐、宋、元时段）组织答案。二要运用相关史实说明结论的正确，作到史论结合。

答案提示：①汉武帝重用宠信的近臣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国政，使决策国家政务的实权逐渐由相府向宫廷转移，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②隋唐创立三省六部制，唐时三省长官相互制衡，集体行使相权。这样，就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③北宋增设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使（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权）分割宰相（中书门下长官）权力，使皇帝得以总揽大权。④元朝设中书省总揽政务，其长官中书令实为宰相，例由太子兼任，实际政务委以左右丞相等。但元朝后期相权大增，有时甚至威胁皇权。

综上所述，从汉至元，通过削弱相权使皇权不断加强。学习延伸

根据以上材料，想一想，这种措施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什么特点？它有何利弊？解题关键：解读材料，逐问作答。

思路引领：分三步，首先解读历史材料；再由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措施）概括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最后，要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对“这种措施”加以评价。

答案提示：①特点：中央集权，即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控制地方。②利：在防止地方割据势力上很成功。弊：过度限制地方权力，层层严加控制，不利于地方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是北宋后来形成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之一。（此问答案学生只要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应鼓励。）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六百人„„

──《汉书》卷六《武帝纪》

其后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汉书》卷五三《中山靖王传》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有长史，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按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

──《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宰相》

按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簒夺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谓三公者，古有其官，虽鼎命将迁之时，大权一出于私门，然三公未容遽废也，故必择其老病不任事，依违不侵权者居之。

──《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宰相》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甞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佗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其后，李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佗官居职者，犹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后，改易官名，而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台、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元年（682），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自是以后，终唐之世不能改。

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新唐书》卷46《百官志》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敝，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子语类》卷128 中书不知与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财用有无不知也；管军将帅少兵则请增，不计较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之不足也；三司但知支办衣粮，日日增添，不敢论列，谓兵非职事也；四者各为之谋，以至于此！

──《蔡忠惠公文集》卷18《论兵十事》

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补阙、舍遗改为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犹髣髴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六统军十六卫，每遇大礼，朝会，但遣官摄事，以备仪范。天圣中，始以环卫官补宗室子，东宫官不常置，公主无邑司，节度使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虽带都督之名，而实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镇，皆有牧尹，而类非亲王不除。诸路无观察、采访，而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特以为右列叙迁之宠，虽有正任遥领，大率不亲本州之务。诸司使付，有东班、西班，又有横班。横班之有职事者，独合门客省、四方馆，略有典掌，其他悉无所领。此其大概也。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文献通考》卷47《官制总序》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史》卷161《职官》

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属；有赦宥则以时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亡，无使失所。„„县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俗。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

──《宋史》卷167《职官》

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课司，选儒臣用之。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草创之初，固未暇为经久之规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

──《元史》卷85《百官志·序》

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

──《元史·地理志》

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至元三年，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江南既平，二十年，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于是升县为州者四十有四。县户虽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达鲁花赤、州尹秩从四品，同知秩正六品，判官秩正七品。中州：达鲁花赤、知州并正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下州：达鲁花赤、知州并从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兼捕盗之事。参佐官：上州，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中州，吏目、提控案牍各一员；下州，吏目一员或二员。„„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余悉如上县之制。下县，秩从七品。置官如中县，民少事简之地，则以簿兼尉。后又别置尉。尉主捕盗之事，别有印。典史一员。巡检司，秩九品。巡检一员。

──《元史》卷91《百官志》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律曰：“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其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有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策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通典》卷15《选举》3《历代制》下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成间，连岁放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咸平三年（1000），放进士四百一十四人，并九经而下，共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景德初，进士遂至七百八十三人，自是取人日益盛矣。„„

天圣中，初置武举，至皇祐罢，治平元年（1064）复置。制举自乾德二年（964）至治平，应诏人无定数。

──《隆平集》卷2《取士》

2．课文注释郡国制

汉代地方政权组织。汉初，郡和王国同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郡直隶中央，王国由分封的诸王统治，实行地方行政制度郡国并行制。汉初建立了许多诸侯王国，本来的目的是拱卫中央，加强中央集权，但后来的发展却适得其反。诸侯王依恃其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与中央对抗，并进而觊觎皇帝的位置，以致造成对中央的严重威胁。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汉中央为了削弱诸侯王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使诸侯王不复治国，而由中央置国相以治民，职如太守；后又令诸侯王仅衣食封国的租税，王国实际上和郡无异。隋以后，废国存郡，虽封王带有郡县名号，但不回到自己的封地，在京师居住，享受一定政治经济待遇。明代曾分封诸王于各地，靖难之役后，也将权力收回。

节度使官名。始见于唐睿宗时，以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唐玄宗时在沿边地区设九节度使，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政、财、法事。安史之乱后，内地亦设立，辖境大小不等，因其权大，后多成为藩镇，并将此传于子孙或部下。至五代时废置不常。宋初皇帝收回兵权，节度使则成为勋阶。辽、金亦设，其权小于唐代。元代废。

行省制度

行省之制渊源于魏晋之行台。杜佑说：“行台省魏晋有之。大唐初，亦置行台，贞观以后废。”(《通典》卷22《行台省》)金于中央置尚书省，在全国襟带之地又置行台尚书省，除不置尚书令外，一切官属与中央同。但行台官品均低于中台一等(《金史》卷55《百官志一》)。元置中书省为中央行政中枢，于地方亦曰行中书省。此前的“行台”名义上为中央派出机关，至元代行省制度才完全确立为地方行政制度。当时全国除中央中书省直辖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部、内蒙中部东部地区称为“腹里”，以及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外，共分置十一个行省，其中在边疆地区还专设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四个行省。元的疆域十分辽阔，岭北行省的治所在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管辖范围除了蒙古高原外，北边一直到北冰洋；东北地区由辽阳行省管辖，省区范围向东北延伸到库页岛和北冰洋。江浙行省泉州路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琉球(即台湾)。西藏虽未设立行省，但属中央宣政院直接管辖，并在西部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设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在东部设吐蕃等路宣慰司，其下设若干万户府；还设置驿站、军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等等。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喇嘛教，国师八思巴就是吐蕃萨斯迦人(今西藏萨迦)，因此元朝一代对西藏的统治与治理是很重视的。

行省的主要职官，每省设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左右丞各一人，参加政事二人。行省丞相、平章多由蒙古亲王充当，权力极大，“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朝行省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元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的作用。因此，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朝与外朝

西汉自汉武帝时起，为加强皇权，便宠信近臣，令其充当中书令、侍中、给事中等高级侍从官职，出入禁中，与闻国政。这样，管理国家的实权逐渐由相府向宫廷转移，以便皇帝控制，因而出现了“内朝”与“外朝”之分。由侍从皇帝的宫廷机构组织构成“内朝”，掌握了决策国家政务的权力；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构成“外朝”，却逐渐退居到仅只执行政务的地位。

“内朝”也就是“中朝”，《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说：“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关于“内朝”和“外朝”的划分，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孟康此注，最为分明”。钱大昕还认为内朝、外朝之分，汉初是没有的。“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者，皆自托为腹心之臣矣。”钱氏说“史家未明言”。汉武临终前，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四人，受遗诏辅少主。而宰相田千秋竟不得受遗诏。这件事无疑关系重大，它不仅表明已把宰相放在政治核心之外，同时也表明内外朝之分已经形成。

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宰相是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最高长官，为天下政本所在。汉武帝要加强皇权专制，自然会与宰相制度发生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武帝便引严助、主父偃辈入值，参与谋议。自霍光辅政，至于东汉，遂成为外戚与宦官专政的局面。外戚当政者则加“将军”名号，宦官专权者又多加“中常侍”。不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是作为内朝官而专朝政的。

汉武帝鉴于汉兴以来丞相御史二府的职权过重，因而把处于身边的内朝私人秘书“尚书”官的地位提高，又相继设有侍曹、二千石曹、户曹、客曹。诸曹尚书多引用宦官或外戚担任，内朝近臣自大将军、太傅、侍中以下，常领录尚书事以参决朝政。而外朝的长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职权逐渐为内朝尚书台所侵夺。所以，汉武帝以后以至成宣年间，是尚书势盛，内朝权重，与外朝的相府形成权力转移交替时期。

尚书本属于少府，从秦至汉武以前，不过是掌管往来章奏的小吏。但自御史变成监察官之后，皇帝的诏令等事，也成了尚书的专责。武帝时期尚书发展成宫中的重要机构，置尚书四人，分四曹以主众务。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则主外国四夷事。成帝时又置三公曹以主刑狱事。显然尚书已由公文的传达机关进而为公文的处理机关。而且处理的结果，并不经过丞相，也无需和外朝的相府商讨，而是直接送呈皇帝。汉武帝一面提高近臣和内朝官的地位，使他们“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有时还让内臣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使“大臣数诎”。另一方面又压低丞相的地位。汉武帝所用丞相十三人，下狱死者占其半，生者如田蚡、石庆、公孙弘辈，只能装聋作哑，唯命是从而已。以至于讨论出兵边疆的大事，汉武帝竟说太尉“田蚡不足与计”。汉武帝如此重用内朝官，用近臣、内朝来压制宰臣和外朝，所以当他拜公孙贺为相时，贺竟伏地大哭，不受印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汉武帝为什么要把职掌朝政的实权，由外朝的宰相转移给内朝的尚书呢?主要因为：(一)内朝官地位很低，可以减少对他们盗权窃柄的顾虑；(二)内朝官多是皇帝宠幸的近臣，能很好地贯彻皇帝的旨意，不致受到外朝大臣的牵制；(三)内朝官多由外戚、宦官充任，这些人本是卑微之徒，皇帝可以随意更换，这样既能保持外朝相府传统地位的稳定性，又可以加强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

尚书省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中枢机关。汉代设尚书台隶属少府，但自武帝以后即与闻政务，东汉更由其综理政务。魏始以尚书台为独立机构，国家正式政务中枢。刘宋时“曰尚书寺，亦曰尚书省”(《通典·职官四》)，南朝梁时正式称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又置吏、祠、度支、左户、都官、五兵六曹。至隋唐正式确立三省制度，尚书省成为执政的宰相机构之一，主要职任在负责指挥执行各项政策，领导六部行政。其首长称尚书令，后因唐初李世民曾居此职，遂不再复设，以左右仆射为首长。唐高宗时改称中台，首长则称左右匡政，随之又改称南省，首长仍称左右匡政。武周时曾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其首长称文昌左右相。唐玄宗时曾改尚书省首长为左右丞相。又因其官署地处皇城，在太极殿之南，故有唐一代尚书省别称“南省”。至唐睿宗景云年间，尚书省降为中央的政务执行机关，不复有相府地位，其首长如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号，即不再为宰相之任。直至宋神宗元丰改制，尚书省首长左右仆射复为宰相，尚书省地位渐高于中书、门下二省。金代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为相府，尚书令总领纲纪，左右仆射为尚书省实际首长，为宰相之任。元代尚书省三置三废，基本上是中书省一省制，此后遂不复有尚书省之设。

三省

中国古代皇帝之下的三个最高政务中枢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合称。尚书省由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尚书台发展而来，南朝梁时正式称“省”。但其成为正式政务中枢机构后，又为皇帝所不信任，曹魏时即以皇帝新的秘书机构秘书监改称中书省，以分割尚书省的权力。随着中书省权势日盛，皇帝又恐其侵犯到自己的专制大权，晋时即将皇帝身边的侍从机构侍中寺改为门下省，参与机密，出宣诏命。魏晋南北朝时，三省之制业已形成。隋正式确立三省同为相府，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的格局。唐进一步完善，形成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的权力运行方式，确立了三省相互制约的政府体制。但由于最高权力始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最后决定权无不取决于皇帝，因此，事无巨细，遍经三省，往往流于形式，影响效率。故至中唐，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行使宰相权力，中书、门下二省渐趋合一。宋初虽置三省，但形同虚设，行政中枢为别置于禁中的中书省。宋神宗元丰改制，又复唐三省之制，至南宋，三省长官互兼，以尚书省为相府，实际上取代了中书、门下二省。辽和金初亦仿唐制置三省，金朝不久即行尚书省一省制，元和明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洪武十三年(1380)中书省亦被废。

中书省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政务中枢机构。魏始置，以秘书监改称而来。其首长称中书令、中书监，出纳王命，权尊势隆。晋时有“凤凰池”之美誉。北朝中书省虽不及门下省为尊，但仍得参与密议，号称“西台”，其首长有“西台大臣”之称。隋初因避祖讳改内史省，以内史令为首长。与尚书省、门下省共为相府。下设内史侍郎、内史舍人、通事舍人等数十人。唐武德三年(620)复称为中书省，唐高宗时曾改称西台，武周改称凤阁，唐玄宗改称紫微省，旋复旧称，其首长由内史令改中书令，再改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至唐肃宗复称中书令。其下设有中书侍郎为副长官，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等官亦属之。集贤书院、史馆等机构归其统辖。因中书省职在秉承帝旨，参与决策军国要务，故其地位显要。自唐高宗后，政事堂设于中书省，更显其权尊势隆。但随着翰林学士院和枢密使参与决策筹划，中书省职权也多归其间。宋代中书省仅掌册文、复奏、考帐等事务，但别置于禁中的中书省号称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为宋初之宰相府。宋神宗元丰改制，复唐三省之制，三省长官互兼，但以尚书省为重。辽初设政事省，旋改称中书省。金初亦有中书省之设，旋废去；元则以中书省总政务，为宰相府。其首长中书令例由太子兼任，实际长官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因元仅中书一省，故六部亦转归其指挥。明初曾仿元制，惟不设中书令，但至洪武十三年(1380)废省，此后不复有中书省之设。

门下省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之一。由皇帝的侍从机构侍中寺改设。秦汉有的加官，掌殿内文书往来和侍从皇帝，故称侍中。东汉时置寺隶于少府，因其常在皇帝身边代皇帝披阅尚书奏事，渐有参与机密之权。晋始改寺为门下省，掌“尽规献纳，纠正违缺，监封玺书”(《通典·职官·门下省》)，北朝尤重门下省，政出其间，其长官侍中为宰相之任，副长官黄门侍郎也有“小宰相”之称。隋沿置，与内史、尚书二省同为相府，其长官为避祖讳改称纳言，副长官仍旧，下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属官，并统城内、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六局。唐沿隋制而略有损益。曾有东台、鸾台、黄门监之改称，其长官称侍中，并相应有纳言、东台左相、左相、黄门监之改称。又其官署所设的位置，也有北省、左省之别称。下设给事中、门下录事、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拾遗、左补阙等官，并统起居郎、城门郎、符宝郎、弘文馆。在职权上，隋时三省尚无明确划分，唐则以门下省掌审议封驳。自唐高宗时门下省迁入禁中，与中书省渐趋合并，有中书门下政事堂之设。宋虽仍置门下省，但仅主朝仪等事务。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门下省复唐制。在南宋时，三省长官互兼，中书、门下实为合一，权不及尚书省。辽及金初亦曾置，迨及金海陵庶人正隆元年(1156)废之。元明清皆无门下省之设。

六部

第五篇：人民版历史必修一教师用书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一教师教学用书

前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一册》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历史课程目标教学。

教师教学用书的内容与教科书一致。全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设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和“本专题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专题中的每一“学习内容”，大约用1学时完成。每一“学习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教学目标。以课程标准和课文内容为依据，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明确提出每一“学习内容”的具体学习目标。

2．教学内容分析。包括学习内容的解读、具体教学进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等。

3．问题解答。就教科书中“学习思考”“自我测评”“材料阅读与思考”等有关问题，进行解答提示。

4．教学评价建议。教学评价重在对学生的评价，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是多元的，每节课只能对学生学习的某个或几个方面进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建议是供教师参考用的案例。

5．历史问题注释。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备课，拓宽教学知识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

本册教师用书由朱汉国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马世力、王子今、王维克、王飞、扎西、方美玲、石洁、刘新宇、刘学兵、邬文玲、何成刚、陈红、陈艳杰、陈玉兰、陈伟国、李美、李丹、陆静、张汉林、张惠民、张卓鸿、张劲锋、杜鹃、吴咏松、周百鸣、周巩固、徐灿华、徐彪、顾勤、董伟山。

本书中如有错漏之处，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改进。

编者

2005年8月

专题一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专题二

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专题三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专题四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专题六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专题七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

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

专题九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本专题教材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形成过程，约用5课时完成教学。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力图使学生具备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知识。教学中，分析和总结中国政治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

（四）》中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面对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目标，有必要回顾历史，以有益于丰富知识、汲取经验、加强修养、增益智慧。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发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有关内容，虽然看起来距离我们今天的社会比较遥远，但是现今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其实仍然保留着深重的历史痕迹。通过教学，除了使学生获得有关知识以外，还应当鼓励学生联系有关现实，进行较深层次的思考。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

1．阐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共有的基本特征。

2．描述历代政治制度变化的大致轨迹。

难点：由于本专题教学内容的年代跨度比较大，而教材的容量有限，许多相当有意义的历史资料不可能展开介绍，教学中应当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以往所学得的知识，充分利用课外获得的诸种相关信息，以充实和深化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悠久的历史，繁荣的文明，在漫长的历程中，有数不尽的文化演变了，衰亡了，消逝了，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历史，难免会遇到生疏的现象，难免会产生需要进行充分准备方能予以解释的疑问。比如，有关古代官制的问题，有关历史年代的问题，有关文化典籍的问题等，都应当进行充分准备。相关历史文化知识，也应当在教学过程中连带向学生进行必要的介绍。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帮助学生从热爱祖国古代文化精华的立场出发，锻炼研读古文的能力，也应当指导学生学会查阅有关的工具书。

■一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中国早期国家出现的背景、过程，并概括其特征。

初步掌握从历史传说中汲取相关历史知识的能力。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概括从文明初期到西周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

概括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分析宗法制对我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考古材料、相关历史网站的内容，进行思考和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包括文字资料、地图、古代文物图像）、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等方法来学习相关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考古材料的同时，要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独立思考解答问题，并随时予以恰当的评价。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知识，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之情。

通过对考古知识的了解与运用，培养崇尚科学的精神。

通过对祖国文明进程的认识，理解历史不断前进的规律，增强维护祖国历史光荣、推动民族文化进步的责任心。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之悠久，体系之完备，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可比拟的。由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及其发展道路涉及中国上古时代如何由野蛮走向文明、早期国家的特色、文明初期社会发展道路等重要问题，所以，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专题就从这个问题谈起。课文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古史传说、古史资料等概述了从距今大约五千年前的文明初期到西周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

◆教材首先从总体上概括了文明发展初期的情况，指出中华文明的特性：多源性与多元性；国家起源的背景与条件：农耕经济的进步；早期文明阶段的突出标志：金属器具的使用促进生产的发展，随即发生贫富分化，以及文字的成熟、城的出现、礼制的初步形成等。接下来教材从“王”的出现、“帝”的传说、夏商政治文化、西周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五个方面概述了早期国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特征。

【王的出现】

教材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文物图片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早期政治领袖——“王”的出现。指明“王”的来历及早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实质是一种强权。其中运用到甲骨文的知识。

（二）城的出现。课文介绍了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已经有50多处。早期城的特征不仅带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而且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另外，这种城也反映了阶级对立尖锐化的社会现实。最后，指出早期城市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

（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发现证明，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是社会权力大规模集中的反映。这体现出早期国家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特征。

（四）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教材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说明，贫富分化的产生与产品的积累、交换和扩大有直接的关系。社会的不平等还体现在严重的政治压迫，如“人殉”现象。

【“帝”的传说】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有丰富的内涵，其史料价值是值得重视的。三皇五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和早期国家出现政治强权的情形相符合。文中还提到了疑古思潮的进步作用以及新的考古发现对当时认识的充实和提高。

课文中引用的尹达的话可以帮助学生更进一步地了解古史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底，切不可一概抹杀”的意义。

课文中引用的陈梦家的一段话，说明了早期政权与神权结合的事实。

【夏商政治文化】

关于夏商政治文化这一标题，教材首先从“家天下”代替“公天下”的制度谈起，说明夏的基本政治关系为宗族关系。代夏而立的商统治时间较长，历史遗存相当丰富，其政治特点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行宗法制；神权和王权紧密结合。

【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

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志。牧野之战后，商王朝灭亡，新兴的周王朝以崭新的政治风格施行统治，实行分封诸侯制，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使其文化形式覆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诸侯王附属于周天子，在封国内有很大权力。

课文辅助系统提供的资料卡片，主要说明西周的分封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武王克商后实行的，主要分封的是姬姓贵族（兄弟之国、姬姓之国）。第二次是周公东征胜利后实行的，受封的有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等。这一次分封的诸侯国更多（达七十一国）。课文提供的插图“西周鲁国故城周公庙宫殿基址”，有助于学生理解“燕是深入东北最远的一支姬姓贵族，鲁在姬姓贵族封国中位居最东。”

西周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实行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宗法制。周天子以嫡长子世代继承最高执政权力，其余诸子分封为诸侯。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封为诸侯的庶子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其地位也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庶子分封为卿大夫，他们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为大宗，其地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也形成同样的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于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宗法等级。这种宗法制度，是由父系家长制的氏族组织变质和扩大而成。

【西周的礼乐秩序】

后世学者通常用“礼乐文化”来总结西周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礼”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西周文化的主构架。“礼”讲究敬天法祖，也对现世人提出了要求，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乐”是辅从于“礼”的，在维护“礼”的同时，对“礼”进行了文化装饰，使等级森严的“礼”得以具备征服人心的感染力。“礼”“乐”合用，曾被看做是维护等级差别的统治阶级的工具。实际上，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当时文明创造中最为高贵、最为典雅、最为精致的内容。这样的礼乐秩序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西周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课文辅助系统引用的《礼记•大传》的一段话能够说明西周的“礼”，强调“尊祖敬宗”“爱国保民”，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

本课重点：使学生深入理解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本课难点：对西周礼乐秩序与中国早期政治制度关系的分析。通过学习教材中提供的考古学的资料，结合相关的历史知识，分析中国从文明初期到西周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学生刚刚开始涉及政治专题知识，纵向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可能有些欠缺，教师要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提高汲取历史传说中有关知识的能力。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1．在你的家乡和邻近地区，有没有文明初期的遗存？这些遗存有哪些特征？

答案提示：略。可以列入当地校本课程的开发计划中予以解答。在必要时，“邻近地区”的范围可以适当扩大。

2．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读恩格斯的话，应当怎样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与早期国家的关系？

答案提示：应当看到，这些城址体现了政治权力已经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力量，标志着早期国家已经形成。氏族制度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自我测评】用简短的语言概述从文明初期到周代政治形成的历史演进过程。

答案提示：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物资出现，为阶级的分化准备了条件。人口的增多，使得社会构成复杂化，管理成为共同的需要。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发生部族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也使得权力者受到拥戴。早期国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夏的历史尚待探索，殷商时代的政治形式已经逐渐完备。西周政权的统治地域空前广阔，以“礼乐”为标志的秩序，反映当时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材料阅读与思考】《论语•八佾》记录了孔子的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怎样理解孔子这句话？有人根据这句话就判定孔子是一个主张历史倒退的人，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案提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呀！我遵从周朝的制度。孔子所欣赏的是西周的礼乐制度，并非要全面退回西周。不过，孔子思想的怀旧色彩，也使得当时许多儒学人士对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文化因素本能地表现出抵触的态度。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了解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发言。

考察学生运用历史思维思考问题的能力，阅读考古资料、图片、古史资料的能力和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

了解学生对课外知识的涉猎情况，及时弥补教学中的漏洞。

【评价方法】观察法、历史调查法、问答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设计观察表格，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表格可以与学生档案放在一起，作为学期或学年末综合测评的标准之一。

通过提问课本中已经设置的思考题及教师自行设计的问题，考察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情况以及运用已有知识分析、归纳、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并观察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表现。

通过让学生回答课后材料阅读与思考中对孔子话语的理解的问题，评价学生阅读和理解古史资料的能力。

通过让学生寻找家乡文明初期遗存的活动，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评价总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评价的方法和过程，采用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中国文明多源与多元的特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广阔的文明国家，自司马迁以来的学者，几乎都相信中国文明一元发生论，即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形成的。特别是晚清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偏见，以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文献记录的局限，也由于早期考古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关于古代遗存的文物只在黄河中下游的少数省区发现。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迅速发展，这种局面得到彻底的扭转。人们的眼界逐渐开阔，知道商周王朝统治区域是很辽阔的，在王畿外有诸侯，其周围还有附属的大小方国，远远超出了人们原来的想像。而且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各种发展不同、特征相异的文化类型，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中原的龙山文化等，犹如满天星斗，播洒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上。中原文化经常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融汇，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沟通，在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形成有共同文化因素的“场”。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相接触，先是冲突，继而交流、融合，最后整合为一个范围更大、内容更复杂的文化。苏秉琦从考古学的角度说：“华族文化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关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诸地区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变化的。由于这一反复变化的结果，并结合其他条件，遂使得华族文化在其初期发展过程中（仰韶文化时期），一方面确立了它在我国民族文化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另方面还为它的活动中心从华山附近移至中原。从而为它的进一步更高的发展，为它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关系的进一步更高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模式可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与中国早期文明】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一大标志，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里程碑，揭示着私有制、阶级的确立、战争的激化、强权的形成、工农业的分工以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对立。古代文明的发展以城市为主要舞台，文明成果也以城市为集散地，因此城市的出现被柴尔德称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城市，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是统治阶级集中居住和从事活动的地方，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光直总结了城市的出现在考古材料中所反映的因素，通常至少有下面几项：（1）夯土城墙、战车、兵器；（2）宫殿、宗庙与陵寝；（3）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迹；（4）手工业作坊；（5）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梁思永等人1931年在山东龙山镇发现城子崖城址，1934年又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现了一段长约70米的夯土墙，由此揭开了中国史前城址考古发掘的序幕。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三千年的一段时期，分属于8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区可划分为四大区域，即黄河中下游华北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河套地区，总数约50座左右，成为这一时期史前聚落发展的高级形态。郑州西山发现目前仅见的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小城址。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是大溪文化城头山，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大体呈圆形，外侧围壕，城内发现矮台基式房址、制陶作坊区、祭坛、祭坑和一批墓葬，至屈家岭文化时城墙又经修筑，基本相重合而轮廓略有扩大。现存屈家岭文化圆形城垣周长约1000米，城外环绕护城河，城内面积7.6万平方米，中部在较高夯土台基上建造房子。其他地方还有数座屈家岭文化的城址，一般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之后，有的在以后的时代依然继续沿用。

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出现如此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城址，除了表明当时社会已有了高度的分化，还可以看出以下数端：（1）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集中，城市已成为社会财富的聚敛中心。（2）早期国家正在形成中，大规模的筑城工程意味着组织管理、工程技术、人财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城市成为统治权力中心。（3）古城又是宗教礼仪中心，城内外的祭坛祠庙和广泛出土的卜骨，表明早期的政教合一、文字符号系统已经诞生。城市的出现和城乡的分离，是国家诞生的标志。任式楠先生说：“最迟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纪中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几支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中，由若干小范围的先进地区为先导，以汇集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并具有地区权力中心地位的大中型城市为基地，由点到面，各自陆续建立起一批邦国型国家，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在众多城邑中尤其是邦国的都邑，成为集中体现初期文明社会的综合载体。这便是夏代王朝国家建立以前数百年之久„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

【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坛”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祭场”，原来是指在平坦的地面上用土堆筑的高台。在古代中国，坛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所以就有了“祭坛”的名称。祭坛的出现，与史前人类在露天环境下祭拜自然神的活动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为了吸引神明的注意，让神明听清自己的话语，使自己的祈愿可能穿透广漠的空间达于神明，遂选择自然界中土丘、山冈等与上天接近的地方构筑祭坛。后人在高山之巅发现了许多祭坛，如辽宁凌源县城子山顶的红山文化祭坛，位于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神庙遗址，以及在浙江余杭等地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等。

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发现11座墓葬，出土了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数以千计。墓葬以庞大的高台土冢为特征。1987年，在反山东北7.5公里处又发现了与祭坛复合的瑶山墓地，清理了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大墓12座。在浙江余姚的长命、安溪又发现了更为雄伟的人工堆筑工程。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红土外围为灰土填充的围沟，最外层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围台。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祀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启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此外，在浙江海宁大坟墩、余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常熟罗墩、武进寺墩等地，也都发现了很可能当时作为宗教文化中心的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祭坛墓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文化的辉煌与发达。

【玉器与中国早期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中对玉非常钟爱，以玉载礼，寄玉器以人文精神。由玉石制成的各种玉器在古代被赋予了无限的灵性与人性，成了一种超自然的物品。玉器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祥瑞的象征，古人更是赋予玉以道德的含义。玉器不但用来制作有实用功能的生产工具，而且曾扮演与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礼器的角色，在龙山时代至三代作为主要的礼仪器——宗教活动的道具、权力和地位的标志、社会观念的载体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路程与西方不尽相同之处。从辽西到杭州，全国各地发掘出土了各式各样的玉器，数量众多、品种丰富，雕琢精美，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龙、玉龟、玉鸟、玉珮、玉串、玉坠……在古代文明形成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同”与“小康”】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有“大同”和“小康”的说法。《礼记•礼运》篇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求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废，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所说的“大同”和“小康”，相当于进入文明前后的两个阶段，大同是指财产公有的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小康是指私有财产已经发达，阶级分化已经出现之时，相当于早期国家诞生的时代。

【“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五帝”说起源很早，但在古文献中至少出现了六种以上不同的说法：“三皇”有燧人、伏羲、神农说，伏羲、女娲、神农说，伏羲、祝融、神农说，伏羲、神农、共工说，伏羲、神农、黄帝说，黄帝、少昊、颛顼说等六种。“五帝”也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说，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说，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说，少昊、颛顼、喾、尧、翼说等六种。大多数学者都曾经认为“三皇五帝”是神话传说，根本不可信。但从晋南、豫西等地考古发掘的大型城址墓地来看，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阶级和国家已经产生，生产力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历史传说和文献所记载的“三皇五帝”和夏王朝中心活动区相一致。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考古学发现和五帝传说可以联系起来认识。也就是说，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起，中国已开始跨入文明的门槛，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

【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衰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为文王“翦商”事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商纣。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

周武王在充分进行军事准备之后，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开赴牧野迎战周师。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头，帮助周师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皇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追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而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了殷商的残余势力。

【分封制】分封制最早出现于何时？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西周王朝实行分封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就是说，周王室实行分封的主要意图在于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

西周的分封主要有两次，其基本情况可列成下表：

第一次第二次

领导者周武王周公

背景殷商被推翻三监之乱被平定

目的统治殷商遗民，屏藩周王室，酬谢开国功臣，奖赏圣贤之后。统治殷商遗民，屏藩周王室，加强控制边族。

主要封国封纣子武庚于殷；封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处于霍，称为三监；封神农氏后人于焦，黄帝的后人于祝，帝尧的后人于蓟，帝舜的后人于陈，大禹的后人于杞。此外，又大封兄弟、功臣、谋士等。封吕尚之子于齐，周公子伯禽于鲁，以为东面的屏藩；封召公之子于燕，以为北面屏藩；封庶叔高于毕，以为西面的屏藩；封康叔于卫，管理殷民七族；封纣王兄微子于宋，以此保存商祀，表示周人无意消灭商族；封弟叔虞于唐；封其侄蔡仲于蔡。

作用巩固周王室对中原的统治使周朝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广大地区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皆有等衰。” 《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则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至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对等级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时分封的诸侯国究竟有多少？文献上难以找到确实的数字。《左传》说：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吕氏春秋》说：此周之所封四百余。

关于西周分封制的作用，首先我们要看到分封制实施以后，逐渐改变了商朝那种相对松散的方邦联盟式的政治体制，强化了天子对诸侯的统属关系。当然，诸侯国在封国内仍拥有地方实权，封国仍是一地方实体，与后代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行政组织全然不同，但这毕竟是由松散的方邦联盟发展到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过渡环节。同时通过分封制发展了周朝的势力，使西周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宗法制】宗法就是族法，是按血统的亲疏来区分嫡庶的一种继承制度。君王的权位，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叫做“大宗”，其余各支叫“小宗”。大宗永远是小宗的领袖，因此，诸侯（小宗）永远要服从天子（大宗），而卿大夫（小宗）永远要服从诸侯（大宗）。宗法制度是从父权制社会演化而来的，它试图用父子血缘亲情来维系王权的威严和稳定。周天子及其继承者，从君统看，他是天下的共主，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从宗统看，他又是天下的大宗。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宗法制度既然是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所以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就是为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手段。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进入封建社会后，这一传统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今北京故宫前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便是明清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是明清的社稷坛，也就是“左宗右社”的格局。“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共同表示着这个王朝的天下和对全部土地臣民的占有。

【周公的贡献与影响】周公姓姬名旦，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文王时，封于周原，故称周公。周公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贡献很大。其要者如下：（1）建立制度：周公东征，平定三监、武庚之乱后，重定封国，实施第二次封建，同时设立宗法制度，以维持统治秩序。此外，制礼作乐，推行礼乐教化，用以建立社会秩序。据说周代的官制也是周公所制。（2）稳定周室：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登位，后来武庚联合管叔、蔡叔作乱，周公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3）开启治世。周公摄政七年，创制定国，成王长大后，周公将政权交给成王，继续辅佐他，使西周政治渐渐走上了轨道，开启了成康的盛世，历史上称为“成康之治”。

■二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通过阅读文字资料和文物插图，了解考古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了解秦王朝集权政治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

通过模拟秦朝中央大臣们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能力。

【过程与方法】学生可以通过教科书和教师提供的资料，积极思考，探寻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对当时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有什么影响？

教师应注重将知识灌输和启发式相结合，注重寓教于乐的方式，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模拟场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对历史上重大问题争论的现场模拟，并对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本课学习，知道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疆域辽阔的统一，并且创建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集权政治制度，奠定了其后历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但是，秦王朝采取“焚书坑儒”以及颁布“挟书律”等手段，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它的迅速灭亡。

通过对秦王朝集权政治制度优缺点的全面了解，培养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意识。

（二）教学内容分析

秦国统一天下，标志着中国集权政治的开始。秦王朝建立起来的统一的集权政治制度，奠定了其后历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教材首先概述了秦王朝在统一六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周边版图的情况，接下来从郡县体制、官僚机构、思想专制等方面描述了秦王朝集权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揭示了秦王朝集权政治的基本特征。

【“六王毕，四海一”】本节讲述秦王朝在成功地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之后继续开疆拓土的情况。一是北伐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二是南征百越，统一岭南地区；三是将西南夷地区纳入版图之中。秦王朝在这些新征服地区设置郡县进行行政管理，并兴修水利和交通路线，发展经济，加强边境与内地的联系，巩固统一。

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一统”的政治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

【海内为郡县】本节讲述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的确立及其主要特征。在平定六国之后，秦朝中央就选择什么样的国家行政体制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实行分封制，以丞相王绾为代表；一是主张实行郡县制，以丞相李斯为代表。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较，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郡县长官，一概由天子任免调动，不得世袭。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秦朝地方组织系统表：

郡——郡尉：掌管军事；郡守：总管一郡的政事；郡丞：辅佐郡守治理政事。

县——县尉：掌守备；县令：管理县政；县丞：辅佐县令治事。乡——啬夫：判案及收税；三老：掌管教化；游徼：循禁贼盗。

【秦王朝的官僚机构】本节讲述秦王朝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情况。中央执政机构的最高长官有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有人称之为“三公”。中央各重要部门的主管官员有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有人称之为“九卿”。地位与之相当的还有中尉、将作少府等。国家有军政要务，丞相、御史大夫与诸卿以“朝议”等方式参与讨论，供皇帝用作裁决的依据。

【挟书律】本节讲述秦王朝实行思想专制的情况。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秦王朝采取了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颁布“挟书律”，最终发生了“焚书”“坑儒”的极端事件。统一思想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秦王朝也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走向了灭亡。

本课重点：使学生掌握秦王朝集权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本课难点：制度史比较抽象，需要介绍大量背景知识，利用大量实例进行分析说明，逐步引导学生建立起总体概念。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1．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赞扬李斯推行郡县制的主张是“千古创论”。他还称李斯等秦始皇得力的政治助手们“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如果“朝议”的方式不再采用，他们还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吗？

答案提示：李斯的意见是通过“朝议”形成影响的。如果不采用“朝议”的方式，不同政治主张无法交锋，正确的意见就无从发表，也难以维持，秦二世时代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张“朝议”的作用。在专制制度下，最后的政治裁决权掌握在最高执政者——皇帝手中。如果皇帝不认可，无论是怎样的“应运豪杰，因时大臣”，也不可能切实参与行政，任何正确的政策也不可能施行。

2．如何评价秦朝的挟书律？

答案提示：专制统治与思想自由是不可克服的矛盾。专制统治不仅要把体制、规范、设施等“硬件”纳入整齐划一的轨道，而且要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挟书律”虽有利于从思想上巩固秦朝的统一，但这对古代文化的延续和保存是一种劫难，同时开了思想专制之先例。

【史家争鸣】答案提示：关于秦朝设郡的数目，有不同看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为36郡；《史记集解》亦为36郡，但具体郡名与《汉书》不同；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为42郡；王国维《秦郡考》（载《观堂集林》）考证共有48郡；谭其骧《秦郡新考》（载《长水集》），推定为46郡。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对46郡的方位加以标注，此说的权威地位基本确立。不过，正如谭其骧本人在考列了46郡之后所指出的那样，“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备列如上，然非得谓秦郡必止于是数。”46郡的说法也不能彻底解决文献记载中的所有矛盾问题，比如几种文献对秦所设立的郡名的记载就有出入。尤其是新近出土的湘西里耶秦简，出现了“洞庭郡”的文字记载。此前认为湘西应该属于黔中郡管辖，那么，新出秦简中的洞庭郡与黔中郡是什么关系？甚至于秦郡总数是否应该相应增加？已成为学术界当前关注的新问题。

【自我测评】秦王朝的郡级行政机构有哪些特征？

答案提示：（1）郡是直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设置。（2）郡县长官，一概由天子任免调动，不得世袭。

【材料阅读与思考】为什么汉代学者屡屡把“挟书律”与秦朝的短命相联系？

答案提示：秦自商鞅以后，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但秦法的极端残酷和酷烈，“焚书”“坑儒” “挟书律”等残酷的思想专制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出现“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使秦王朝迅速走向了崩溃，最终以“暴秦”的形象载入史册。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代士人不断反思秦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全抛弃了古代圣王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专任刑罚。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秦朝却一反先王的做法，采用申商韩非之说，严法治国，禁止私学和民间藏书，使人们逐渐抛弃礼谊传统而轻于犯法，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王充的看法与此相似，他认为秦朝焚烧五经典籍，禁止民间藏书，极大地破坏了圣贤所确立的优良传统，使秦朝的统治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实际上，汉代士人并不反对统一思想，比如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著名建议。不过他们主张采取温和、诱导的方式来教化百姓，对秦王朝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非常反感，因而往往将秦朝的短命与它推行的诸如“挟书律”等暴政行为联系起来。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了解学生对秦统一这一重要事件及其影响的分析能力。

【评价方法】模拟法、观察法。

【评价过程】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场景，让学生充当这些历史场景中的主角，现场模拟历史场景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观察他们的表现，了解他们对历史的把握程度，对每个学生的表现进行记录和评价。

对学生在模拟秦朝中央大臣们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讨论中的各种表现，如语言表达、对历史知识的理解程度、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进行观察和记录。

教师可以运用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等现代化教育设备，记录模拟的全过程，并反馈给学生，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教与学的互动机制。

【评价总结】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同时总结这一阶段的教学得失，以利于此后的教学工作。

（五）历史问题注释

【秦始皇陵兵马俑】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处，有一组大型陪葬坑——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面积达二万余平方米，一共有四个坑，埋藏的文物非常丰富。自1974年以来，对三个俑坑先后进行了勘探和试掘。根据已知情况判断，三个坑内计有战车百余乘、陶马六百余件、各类武士俑近七千件，以及大量的实用兵器。

陶俑、陶马的排列是按照当时军阵的编组。一号俑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组合排列的长方阵；二号俑坑是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组的曲形阵；三号俑坑分南、中、北三区（中区有战车一乘，南、北两区的武士俑相向作仪卫式的夹道排列），是统帅一、二号坑军队的指挥部。车、马、俑的制作形象逼真，其大小、高矮和真的相似，车、马、俑的排列也完全仿照当时军阵的编列，是秦国强大军队的缩影，对研究秦的军事装备、编制和军阵的编列等，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俑坑出土的战车包括指挥车、副车、驷乘车和一般战车四种类型。指挥车的装饰比较华丽，通体髹黑漆，上绘精致的几何形图案，车上有圆形华盖，并悬有钟、鼓。车上有陶俑三：一为将军，一为御手，一为车右（又称戎右）。将军居于车左，御手居中，车右居右。副车、驷乘车、一般战车的形制与指挥车相同，但车上的乘员和装饰略有不同。

骑兵俑出土于二号兵马俑坑，四匹马一组，十二匹一列，九列组成一个长方形的骑兵阵。马的大小犹如真马。马首的左前方立有骑士俑。他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提弓状。

秦俑坑出土的步兵俑数量最多，形象逼真。从军事建制上看，有隶属步兵俑和独立步兵俑两大类；以地位高低区分，有军吏俑和一般士兵俑两类。所谓“隶属步兵”，即隶属于战车的徒兵，“独立步兵”则不隶属于战车，是独自编队。这两种步兵在服饰和武器的装备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军吏俑和士兵俑的区别明显，其批甲和冠饰各不相同。军吏俑又有将军俑、中级军吏俑和下级军吏俑的区别。士兵俑包括轻装士兵俑和铠甲士兵俑。

秦俑坑出土的骑兵、步兵俑及战车上，都配备着实用的青铜兵器。目前出土的兵器已达万余件，可分为远射兵器及长兵、短兵三种。远射兵器有弓、弩，长兵器有戈、矛、戟、钺、殳、铍，短兵器有剑、弯刀。短兵器用于护卫身体，远射兵器和长兵器用以和敌人格斗。

秦俑坑出土的步兵俑、骑兵俑以及战车模型和青铜兵器，都是秦国军队的真实写照，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奋击百万”的强大军队的缩影，生动地再现了秦王朝军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的情景，显示了秦王朝横扫六合、威震天下的军事力量及其雄伟的气势，也使我们对秦国的兵种及各兵种的形象获得更加鲜明、具体的认识。（参见陕西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秦王朝对匈奴的战争】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它在商代被称为鬼方，西周时称猃狁，战国时始被称为匈奴或胡。当时匈奴骑兵经常南下，掳掠燕、赵、秦三国边境。秦昭王时筑长城，抗拒匈奴。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匈奴，沿阴山而西至高阙（今内蒙杭锦旗西北）筑长城，并在这个地区设置云中（今内蒙托克托）、雁门（今山西右玉南）、代（今河北蔚县）三郡。燕也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在长城南置上谷（今河北怀来）、渔阳（今北京密云）、右北平（今天津蓟县）、辽西（今辽宁义县）、辽东（今辽阳）五郡。秦并六国时，匈奴又乘机南下夺取了河套地区（今内蒙五原一带）。秦始皇为了消除匈奴对秦的威胁，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命将军蒙恬率大军三十万人攻打匈奴，夺取河套以南地区，设三十四县（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汉书》的《匈奴传》均作四十四县），后来在这里设九原郡。第二年，秦军渡河（今乌加河）攻取高阙、阴山（今狼山东）、北假（阴山以南五原以北），收复河套以北地区，并筑亭障，随后大规模修筑长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又发“罪人”前往服役，终于将原来秦、赵、燕北边长城连结一起，形成西起临洮（甘肃泯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为了加强北边军事运输，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至九原（今包头西北）间修筑一条“直道”。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又迁内地居民三万家到九原郡一带。通过武力征服、郡县管辖、移民开发、军事镇守等综合治理手段，秦朝在北部边防建立起了有效的国防体系。

【秦王朝统一岭南的战争】散居在岭南地区的主要是越族人，古代称为“百越”。在今浙江境内者称瓯越，福建境内者称闽越，两广境内者称南越。在翦灭六国的同时，秦始皇也展开了统一对岭南地区的战略攻势。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军灭楚，继续南进，夺得部分瓯越地，设置会稽郡。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将领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向南方进发。秦军首先击败闽越的抵抗，以其地置闽中郡。但在南进的过程中，秦军也遇到很大困难，一是由于河道纵横，军粮运输极不方便；二是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屠睢战死。为了解决军事运输问题，秦始皇派监御史禄率卒在湘水和漓水间开凿灵渠。灵渠是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人工运河。它选择湘水和漓水上游河道距离最近的地方开渠，利用两河水面海拔高度差距很小的特点，巧妙地使渠道行经迂回的路线，降低渠道坡度，以平缓水势，同时在运河上修建许多闸门，用以保持水量，便于船舶往来行驶。其规划布局与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入漓水的铧嘴，有防洪的大小天平，用以宣泄湘水汛期多余的水量，工程复杂巧妙。因漓水又叫灵河，灵渠由此得名。灵渠的开凿，不仅对统一南方，而且对当地的水利灌溉以及后来南方边境与内地的联系，也具有重要作用。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然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

灵渠的凿通，使秦对南越的进军得以顺利进行。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任嚣、赵陀领兵增援岭南。经过激战，越人失败，秦终于平定岭南并在此设置了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桂林郡（今广西桂林）、象郡（今广西崇左）等三郡，实施军事镇守和行政管理。这是岭南地区进入中国版图的开端。第二年（前213），秦始皇将五十万罪徒谪发到五岭地区戍边和开垦，与越族人杂居，中原文化传至南方，促进了民族融合。

【五尺道】当时氐、羌、百濮、百越等族群散布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总称“西南夷”。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郡守达到今天云南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然十分困难。秦始皇统一全国时，派常頞“略通五尺道”，在原来道路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比后来修筑的驰道要窄，大约只有五尺宽，故称“五尺道”。秦五尺当今三尺左右。所谓“五尺”，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形容道路很窄，可以通人通牲口，但不能通车。“五尺道”修成后，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秦王朝在部分地区，“置吏”进行管辖，把关中和四川、云南、贵州连成一片，将该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统一政权的版图。

秦亡后，五尺道又由官道变为民道。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此道复通行，又“发巴蜀卒治道……”“通夜郎道，为置吏”，把由棘道至夜郎的民道改建为官道，并设亭置吏对道路加以管理。由于民族纠纷复杂，维修工作艰巨，耗资数量庞大等原因，此道改建工作历经反复，甚至一度在全国引起不安，直到元光六年（129），筑路工作才初步完成。西汉末年，公孙述割据巴蜀，再次阻绝。

【郡县制的确立】平定六国后，秦王朝的疆域已远非昔日可比，拥有东起东海，西达甘肃南部，南至湖南，北迄辽宁东南部的广大国土。面对如此辽阔的国土，建立什么样的行政体制来进行管理？围绕这个问题，秦始皇和他的大臣们展开了一场讨论。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六国刚刚被消灭，形势不稳定，特别是燕、齐、楚三国故地与关中根本之地相距遥远，如果不设置封王，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法镇抚，主张在新征服的边远地区封立皇子为王。这一建议得到大臣们的普遍赞同，但当时担任廷尉的李斯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分析说：西周初年分封了周王的许多子弟同姓为诸侯，但传到后世亲戚关系就疏远了，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攻击如同仇敌，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周天子也无力制止。现在好不容易天下又归于一统，全部推行郡县制，对皇室诸子和功臣厚加赏赐，使他们既富足尊贵，国家又便于驾驭控制，才是安定天下的根本方法。秦始皇认为：过去之所以苦于战争连绵不止，就是因为分封王侯造成的，现在天下刚刚统一，如果又裂土封国，实际是又要制造战争因素，会导致纷争。如此而求安宁，岂不是难上加难。所以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

郡县制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战国时代的各国就已经普遍建立了郡县，管理新获得的地区。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曾把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其后在兼并战争中夺得的土地，也陆续设置郡县进行管理。

郡是直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设置。秦在实现统一之初分全国为36郡，这些郡大多是秦国和各诸侯国原来就设置的，秦王朝加以沿袭。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陆续发展到46郡。郡级以下有县，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同级地方行政机构称为“道”。县级以下有乡、里两级地方行政机构。此外，还有负责地方治安的“亭”。

秦王朝也建立起一套与郡县制相适应的新的地方官僚机构。“郡”设郡守、郡尉、监御史等职官，分掌行政、兵事、监察职责。“县”设令、长（大县设令，小县设长）掌管行政，尉掌管军事，并设有县丞作为令（长）的助手和管理刑狱。乡设三老负责宣讲法令教化民众，啬夫负责征收赋税审理诉讼，游徼负责巡逻治安。里设里正，亭设亭长。郡县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从国库领取俸禄，不得世袭。他们必须执行中央统一规定的法律制度。他们的任职情况经常受到考察，每年下级要派人逐级向上直到向中央报告工作，称为“上计”。这套地方行政制度使得中央的政令可以逐级下达到基层直接统治全国，消除了封国制度下贵族世袭官职，分别统治部分土地和人民的割据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兼并战争的隐患。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敏锐地道出了秦王朝舍弃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的功效泽被后世的事实。

汉朝建立后，适时调整了行政体制，一方面承袭秦以来的郡县制度，另一方面又汲取秦孤立而亡的教训，于是列爵封土，大封同姓，以镇抚天下。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建立了许多诸侯王国，因而汉初的地方行政制度采取的是郡国并行制。

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较，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郡县长官一概由天子任免调动，不得世袭。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里耶秦简】2002年6月，湖南省湘西龙山县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出土了36000余枚简牍，属于秦时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涉及秦的内史、南郡、巴郡、洞庭郡、苍梧郡等，其中洞庭郡等资料从未见诸文献记载，可补史籍之缺。综合考古发掘中其他资料的时代特征以及简文中的纪年，纪年有廿五年至卅七年和二世元年、二年，这批简牍当是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之间的遗物。

以前根据文献，我们一般认为中原政权对湖南地区，特别是武陵山地的有效管理自西汉初年始，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就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政权职官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的具体运作。简中一般于职官名后附人名；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分，记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时刻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里耶秦简的出土和整理为研究秦时的历史地理、历法以及探讨其兴起、强大进而统一全国的缘由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它也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秦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

一号井出土的其他器物虽具有秦文化因素，但仍有强烈的楚文化特点，兵器中也略见巴蜀文化的风格。总体而言，这些器物呈现出强烈的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载《文物》2003年第1期）

【三公九卿】秦王朝在皇帝之下设有中央执政机构，最高长官有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有人称之为“三公”。丞相有左右二员，职责是协助皇帝，总管一切行政事务。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负责监察系统。“三公”各有分工，互相钳制。“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负责各重要部门的具体事务，不过实际职官之数并不止于九个，主要有：奉常（汉代定名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事务，郎中令（汉代定名为光禄勋）主管宫廷戍卫和皇帝的侍从警卫，卫尉主管宫门屯卫，太仆主管宫廷车马，廷尉主管司法，典客（汉代定名为大鸿胪）主管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宗正主管皇室事务，治粟内史（汉代定名为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少府主管皇室财政。此外，还有与以上地位完全相当或稍次的列卿，如中尉（汉代定名为执金吾）主管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汉代定名为将作大将）主管宫廷修建等。所有这些官吏都由皇帝任免和调动，概不世袭。在这些官吏之下，还有一大批属官椽史充当助理，以奉承皇帝命令分别执行各项政务。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以后一直为历代王朝所仿效，比如西汉就基本上照搬秦制。

【朝议】朝议又称廷议，是秦汉时期大臣们集体议政的一种方式，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提供决策咨询。在秦代，国家有军政要务，丞相、御史大夫与诸卿往往以“朝议”方式参与讨论，皇帝通常在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决。比如秦朝初年，面临着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选择，皇帝不可能凭一己之见做出决定，便召集廷议，广泛听取意见。廷议所讨论的政事范围广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法律等几乎无所不包，它在各个领域的决策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大政方针几乎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廷议。事实证明，廷议开展正常与否，讨论的意见被采纳的程度如何，都关系着决策的成败得失，从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兴衰。比如，秦朝初年，秦始皇经常召集廷议，朝廷的政治风气也比较好；但到秦始皇晚年，神秘其行踪，推行极端的君主专制，少有廷议，君臣悬隔，身为丞相的李斯都无法与皇帝相见，朝廷大臣参与议政的制度已经遭到破坏；秦二世在政权将倾的情况下，废止廷议，以致朝政日暗、忠臣缄口、小人得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在理论上，大臣议政，可以集思广益，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廷议召集与否、廷议的结果采纳与否、采纳的程度与否，都完全取决于皇帝一人，因此，廷议的功能与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封泥】封泥的发现与甲骨文一样，都是偶然之间为农人首先采集到的。清代道光二年（1822），四川一位农民在田间挖掘山药时，发现一个坑窖，从中起出不少比铜钱略大的扁泥块，这些泥块上都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奥。消息传开后，当地的古董商贩将这一百多枚泥块携至京师，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刘喜海、龚自珍以及山西阎帖轩等人首先敏感地看中了这些有字泥块，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金石文物，便各自从商贾手中买回若干枚，珍藏赏玩。可惜的是，这批封泥在贩运途中坏裂大半。当时的学者还不知道这些泥块的真正用途，他们认为这些有印文的泥陶是古时铸造印章用的“印范子”。后来，随着封泥的不断出土，以及金石学家的长期研究，人们对古代封泥的使用范围及使用方法有了比较具体清晰的了解。

封泥又称做“泥封”，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以封缄的遗迹。它是古代使用印章，从而起到信验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要凭记之一。这种方式从先秦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其后才转变为如同今天这样以印泥钤印于纸的方式。因此，封泥与作为信验的玺印同时俱来而又先行废退，中国印章史按照用印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封泥时代和钤朱时代两个阶段。

封泥在春秋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使用，涉及的环节很多，生产、流通和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有广泛的使用。它的根本原理在于：在纸张尚未发明或者未普遍使用的条件下，通过封闭文书、物件或者作为信用标识的特定软泥上抑以印记的形式，起到凭信或防止非法启封的作用。使用封泥的方法主要是将需要保存或运输的公私物品、简牍文书捆扎或以囊盛装，在结扎或封口处以泥团封护，并在上面抑印官私玺印。其具体形式，则随着时代的演进和不同的封护对象而有所变化。

迄今为止，中国的大部分省区都先后出土过封泥，出土封泥的断代主要涵盖了战国、秦代、西汉、新莽、东汉等各个时期，也有少量是属于魏晋至于唐代的遗迹。封泥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和特殊的艺术价值。罗振玉说：“古泥封于金石学诸品中最晚出，无专书记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印证古代官制、考释古代文字、考察古代艺术，是当时罗振玉认为封泥研究的三方面的意义所在。封泥文字对古代文献记载的官制、地理资料的订正和补充，是封泥的主要价值所在。比如，出土秦代官印封泥“丞相之印”“左丞相印”“右丞相印”，即表明秦代有丞相、左丞相、右丞相等职官。

【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朝廷中再次发生了关于统治方针的争论。是年，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设宴，博士仆射周青臣进颂辞歌颂秦始皇的功德，说由于秦的统一，“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很高兴。但博士淳于越却出来指责周青臣说的都是些“面谀”之言，把皇帝的错误说成优点，使皇帝过失加重，“非忠臣”。他向秦始皇指出：商朝、周朝统治天下各千余年，就是由于殷、周以天子为中心，将土地分封给子弟和功臣，使他们像树枝辅佐树干一样辅弼王室。而今陛下您拥有天下，却不对子弟进行分封，如果猝然间出现像田常、六卿一类的乱臣，您没有辅弼的王侯，谁来相救呢？因此他提出“师古”主张，认为应该像商周那样分封子弟功臣，“自以为辅”，方可保无虞。他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把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交给大臣们进行讨论。丞相李斯反对淳于越的主张，认为时代不同，国家制度也要相应变化。上古三代的举措都不相因袭，各自因时制宜，想出新办法使国家得到了治理，它们并不是故意与前代不同，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变迁。而今陛下创下千古大业、万世功德，上古三代的事是不足效法制，并把矛头对准“诸生”，指责这些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对秦始皇颁布的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为了维护皇帝尊严，“别黑白而定一尊”，他奏请焚毁秦纪以外的史书及国家所藏以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切书籍，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并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此后“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完全采纳李斯的意见，下令执行。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令”。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先秦许多重要的文献古籍都被付之一炬。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遭受一次致命的打击。”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曾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侯生、卢生逃亡，并散布不满秦始皇的言论。秦始皇大怒之下派人追查讯问，有的被指控“为妖言以乱黔首”。秦始皇命御史对咸阳诸生进行审问，方士儒生们互相揭发，希求自己免罪，彼此牵连引出违反禁令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均被坑杀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秦“暴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秦王朝以焚书和诛杀敢于议论国家政治得失、批评君主独裁的方士和儒生的暴力手段，开思想专制之先河。焚书坑儒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有学识素养的士人，以传统的知识体系为思想资源，对时政展开批评。

【挟书律】挟书律指秦代禁止私藏百家之书的法律。“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即对收藏违禁书籍的人处以灭族的酷刑。这与李斯所建议的“焚书令”的相关内容一脉相传。在主张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体系中，一直存在着把古代典籍和文化传统与国家法令相对立的观点，韩非就曾经赞赏商鞅变法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举措，并主张应当以法令作为教化的依据，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统治者颁布“焚书令”以及“挟书律“，都与欣赏和实践法家专制思想有关。

秦王朝颁行挟书律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尽管秦吞并六国之后迅速建立起统一的帝国，但统一的学术思想的局面尚未形成。由于诸子百家各有师传，其思想言论莫能划一，私学的先生弟子们仍恪守着“说义必称师论道”的古训，对秦政多发横议。正如李斯所言：“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为了从思想上控制整个社会，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文教政策方面采取相当极端的措施，也是势所必然的。

挟书律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杜绝六国复辟割据和禁止民间私学独尚法律的绝对权威。原各诸侯国史书、诗书等儒家经书和诸子百家书都在禁止之列。除各诸侯国史书烧而不存外，其他书籍只许国家收藏，由博士官管理，民间不得收藏，而医药、占卜、农业技术之书不在禁止之列。挟书律的颁行使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被焚烧，给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秦朝的政治高压之下，部分士人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把珍贵的典籍密藏在家中。等到汉惠帝时期，朝廷宣布正式废除挟书律后，深藏民间的各种典籍才得以重见天日，成为延续文化命脉的凭借。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为推行“法治”，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意思是以法令为教育的内容，摒弃其他学说，以明习法令的官吏为教官，杜绝人们对法令的“私议”。用法统一人们的思想言行，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实际上就是主张实行高度的思想文化专制，除法家与法令外，禁止一切学说的发展，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种思想与战国中期商鞅的“一教”主张一脉相承。商鞅为了推行“法治”，主张统一人们的思想言论，取缔一切不合法令，不利农战的言论，对国家颁行的法令不得妄自“私议”，对借仁义礼智信为名而违法犯纪者处以刑罚。

■三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掌握有关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古代从汉王朝到清王朝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初步培养汲取历史经验以应用于现代政治建设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由于这一学习内容涉及的历史阶段较长，应当首先引导学生明确历史脉络，掌握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在具备微观政治史的知识之后进行宏观的长时段的历史分析。

教师应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搜集整理课外相关资料（除历史记载外，还应当重视小说、戏曲、诗词中的有关资料），通过鲜活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总结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肯定中国古代政治建设的成绩的同时，应当看到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和腐败。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层面来说，应当按照鲁迅所提示的，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鲁迅还指出，读史，可以知道“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学生还可以思考鲁迅的话，查阅有关资料，就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以来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进行思考和总结。

（二）教学内容分析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沿袭秦政，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强化。这一政治现象对于中国社会也有显著的影响。

◆教材总结了中国古代王朝专制政体逐步强化，政权权力逐步集中的历史。除了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揭示外，对于相关政治制度的形式也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学生通过这一内容的学习，应当确定对中国古代政治形式的本质的认识，对于这种政治形式的现代遗存，也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思索。

【法令出一】秦兼并天下后，秦始皇自以为功德超过三皇五帝，自立名号为“皇帝”，随即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的制约。中国皇帝制度维持2000年之久，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方才废除。所谓“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是皇帝制度的突出特点。

【君权和相权】皇帝对于自己的主要助手，通常也注意限制其权力。从汉武帝时代形成“中朝”和“外朝”，唐代的学士召对会议，到宋代确立的三省制，相权实际上有所分散，于是逐渐削弱，君权对国家行政的直接控制，因此得到保障。

汉武帝时的“中朝”主要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所构成，“中朝”时重要政事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实际成了“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则逐渐演化成了执行机构。

隋唐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度。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分工明确，既有合作，又相互牵制和监督，保证了君权的独尊，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六部是指吏、户、礼、兵、刑、工，是尚书省下的行政执行机构。三省六部制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沿袭。

北宋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这样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便于皇帝总揽大权。

【中国古代王朝的监察体制】秦王朝已经有具备监察机能的官职设置。汉代设十三州部刺史，以监察地方政治，而中央机关的监察，主要由御史大夫属下的机构负责。汉代以后，历朝都设置监察机构。监察体制的逐步健全，适应了专制主义王朝实行有效统治的需要。历代监察机构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处于独尊地位的皇权，却没有能力干涉。

【选官制度的历史变化】为了强化专制统治，历代王朝十分重视集纳人才，以充实执政集团，提高行政效能。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体经历了由“世官制”到“察举制”，又到“科举制”的历史变化。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实行，对于中国政治文化有深刻的影响。科举制度吸引“天下英雄”参与行政，有利于最高统治者控制民心，也使得国家机器拥有了充备的人才保证。同时，这种制度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而以严格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从追求公平公正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行省的位置】秦代以来，中国整个基层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主要都是称县，仅有些朝代因政治需要出现了一些与县同级的其他行政区划名称，如汉代有侯国、邑、道，但它们过后即废，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少数。

秦代至隋，郡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但它远不如县那样稳定，变化较大。东汉末年，在郡级之上又设“州”。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州、郡、县三级，郡为二级政区。到隋唐时期，郡作为一个政区单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秦代推行的郡县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今日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郡县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行省是元代开始的一级行政区划。它的确立是我国行政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并把大都及其周围地区划归中书省管辖。其他地方设置行省，由中央派官治理。元代的行省实际上是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它的权力相当大。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此外行省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聚集境内财富，以供中央需要，行省的治所往往就是完成这种职能的“中转站”。如河南、湖广二行省的首府都设在距首都较近的交通线上，江西，江浙的情况与此相似。元代的行省其面积远较今天为大。如陕西行省还包括甘肃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云南行省还包括四川、广西部分地区和泰国、缅甸一些地区；江西行省还包括广东；湖广行省包括湖南、贵州、广西大部分及湖北部分地区；辽阳行省包括今东北三省；岭北行省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和西伯利亚。元朝还在福建行省（有时并入江浙行省）下设置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琉球；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方事务，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行省制度的设置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代地方行政体制沿革表

时代地方行政体制

秦汉郡、县（道）二级制

魏晋州、郡、县三级制

隋郡、县二级制

唐道、州（郡、府）、县三级制

宋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

元省、路（府）、州（军）、县四级制

明省、府（直隶州）、县（散州）三级制

清省、道、府（直隶厅、州）、县（散厅、州）四级制

民国省、行政区、县（市）三级制

现代省（直辖市）、市（地）、县（市）

本课重点：使学生掌握历代专制主义王朝权力愈益集中的特点，了解这一现象和中国政治形态历史演进的关系。

本课难点：历朝官制十分复杂，要全面详尽掌握十分困难的，应当要求学生了解其中与本学习内容有关的基本知识，认识政治史的主要特征。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1．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经用这样的话形容秦代的皇帝制度：“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后来历朝皇帝制度是不是继承了这一特点？为什么？

答案提示：皇帝专权的制度虽然是秦始皇所创立，而专制主义体制实际上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商鞅变法使这种体制在秦国得以确立。实际上在其他若干强国，也已经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法家政治思想的原则之一，就是帝王的专权。《商君书》强调“权制独断于君”，《韩非子》也主张“法”是君王集权的工具。这些理论，都构成了君主专制政体的文化基础。后来历朝制度，大体都是皇帝专制的制度。皇权因各种原因不能专断，只是非常例的特殊情形。帝制决定着这一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是与小农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的事实相关的。

2．元帝国的地方行政设置为什么在“行省”之外又有“腹里”和“宣政院”？

答案提示：“腹里”指的是大都及其周围地区，略相当于今北京、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是中书省直接管辖地。为了管理宗教事务和西藏军事民政，故特设置了宣政院这一中央机关。

【自我测评】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就帝王权力而言有怎样的演进历程？

答案提示：从总体趋势来看，帝王的权力有逐渐扩张的现象，对相权的抑制和分解，就体现了这样的趋势。

【材料阅读与思考】《旧唐书•文苑传中•元万顷传》：“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怎样理解这里说到的“分宰相之权”？

答案提示：这里所谓“分宰相之权”，实际上是专制朝代帝王通常的政治行为。皇帝一旦掌握最高权力，就往往牢牢地把握住最高决策权，即使对于总理国家政务的高级助手，也不愿意分权。这就是《太平御览》卷九一引华峤《后汉书》中所说的“总揽威权，柄不借下”。这也是符合法家“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韩非子•外储说上》）的政治理论原则的。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了解学生对较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的总体认识水平。

【评价方法】观察法。

【评价过程】组织课堂讨论，可以不限于具体的朝代，就皇权独断这一主题，由学生自拟发言稿，不拘形式，选择历史个案进行分析，考察学生掌握相关历史知识的程度以及进行专题历史分析的能力。比如，可以进行这样的讨论：

你所熟悉的历史上的名帝名相和他们的关系。提示：刘邦和萧何的关系；汉武帝和他的宰相们；…… 对于教材中汉武帝抑制相权的事例，还可以做这样的知识延伸：

自汉初以来，继承秦制，丞相有相当大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于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威望曾经盛极一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的丞相，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得与丞相计之。”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帝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坚定的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之色，可见当时相权之重。

汉武帝即位初，丞相把握行政大权。《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汉武帝初年，田汾任丞相，一次奏事，坐谈竟日，荐举升迁的官员，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的高级官僚的，使皇帝的用人权力受到侵犯。汉武帝终于表露出内心的不满，说道：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我也有要荐举的官吏呢。又曾经请求占用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扩建宅第，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为什么不索性占用武库呢！汉武帝成年，亲自主持政务之后，有意改变丞相位尊而权重的传统。他频繁任免丞相，在位54年，先后用相12人。其中除4人在任上正常死亡外，有3人被免职，2人畏罪自杀，3人被下狱处死。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数量如此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汉武帝时代12丞相的任职离职情形如下表：

姓名离任原因任职时间

窦婴免职 1年又2月

许昌免职 3年又8月

田汾去世 3年又9月

薛泽免职 7年又6月

公孙弘去世 2年又4月

李蔡畏罪自杀 3年

严青翟畏罪自杀 2年又10月

赵周下狱死 2年又7月

石庆去世 8年又3月

公孙贺下狱死 12年又2月

刘屈氂下狱腰斩 1年又2月

田千秋（汉昭帝时去世）2年（汉武帝时代）

【评价总结】教师可以进行多种方式的观察，如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书面作业等，实行综合判断，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价总结；提倡学生自己进行自我评价总结。教师评价总结的结果归入教案及学生学习档案，有必要以适宜的方式告知学生，以有所鼓励，激发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和自主性。

（五）历史问题注释

【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对于最高执政者的位号，是经过讨论后方才确定的。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王嬴政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又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宣布：“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皇帝”位号一经确定，便为后世历朝所继承沿用，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废除方才取消。“皇帝”不仅是一个人的位号，也是代表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符号。

李斯等人颂扬秦始皇历史功绩时所说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在秦王朝的政治宣传中还有其他体现。例如琅邪刻石有所谓“功盖五帝”；又说：“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外朝和中朝】汉武帝为了分散和限制丞相的权力，曾经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份相当于皇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等，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

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尚书省】官署名。东汉设置，称尚书台，或中台。南北朝时始称尚书省，下分各曹，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唐代曾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尚书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东有吏部、户部、礼部三行，每行四司，以左司统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以右司统之。尚书省与中书省、门下省合称三省。长官为尚书令，其副职为左右仆射。元代尚书省时置时废，明代各部均直接对君主负责，不设尚书省，清制同。

【中书省】官署名。魏晋始设，秉承皇帝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沿至隋唐，逐渐成为全国政务中枢。隋代改为内史省、内书省；唐代曾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唐代中书与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中书决定政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中书省长官在魏晋为中书监及中书令，隋代废监，仅存内史令（中书令）一职。唐代曾改称右相、凤阁令、紫微令。其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门下、尚书皆废，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地方行政也由中书省掌握，较远的地区另设行中书省。明初尚沿元制，洪武十三年（1380）革中书省，废丞相，自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而机要之任则归于内阁，遂大异前代之制。

【门下省】官署名。东汉有侍中寺，晋称门下省。唐曾改为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元以后废。原为皇帝的侍从机构，南北朝时权力渐大，北朝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隋唐时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或称纳言、左相、黄门监，因时而异。其下有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等官。宋初门下省仅主朝仪等事。神宗元丰改官制，始恢复审查诏令的旧制。南宋初，中书、门下合并为一，称中书门下省。辽金也置门下省，金海陵王时废。

【政事堂】唐朝时期中央政务决策机构。唐朝“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实际上，政事堂主要是协调中书、门下两省关系，即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争论不决，则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再奏闻。

武则天当政时，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在政事堂议政，实行轮流“秉笔”之制。秉笔宰相称“执政事笔”，即首席宰相，主持政事堂会议，总其记录。有诏敕签发，需宰相同署名者，除特别重大之事，可由秉笔宰相代署。光宅元年（684），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便将政事堂由门下省移到中书省。从此，决策重心由门下省转至中书省。但此时的宰相仍是兼职宰相，即“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政是宰相，回到三省则是各部门长官。

到玄宗时，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正堂为宰相议政和办公之所，后院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为处理各项事务的秘书机构。至此，政事堂制度进一步完备，成为宰相决策和日常办公的重要权力机构，宰相也不再回本部门主持工作了。

【三省六部】三省六部制始于隋朝，隋文帝建国后，综合汉魏、两晋和南朝中央职官的设置，建三省六部，以加强中央集权。

自隋入唐，三省分工明确。中书、门下两省，是中央决策系统的两个关键部门。两省均在皇城以北，合称“北省”，以别于在皇城内的“南省”——尚书省。

高祖武德三年（620），改内史（内书）省为中书省。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西台、凤阁、紫微省，随即又恢复为中书省。置中书令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被尊称为“令公”。中书令为正宰相，后来在政事堂办公，中书侍郎便成为本省实际长官。中书侍郎，置2人，正四品上，曾随省名改称西台侍郎、凤阁侍郎、紫微侍郎。中书舍人，置6人，正五品上，亦随省名改称，具体负责本省的中心工作。其中1人为“知制诰”，专门负责起草诏敕，列席政事堂会议。6人分别联系尚书省六部，协助宰相处理有关奏章。

门下省自隋炀帝改官制，逐渐摆脱宫廷杂务，至唐初已完全成为专司封驳、参决政事的重要决策部门。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东台、鸾台、黄门省，不久即复为门下省。武德三年，改纳言为侍中，置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左相、纳言、黄门监、左相。侍中为正宰相，玄宗以后不再任命，门下侍郎始终为门下省实际长官。门下侍郎，置2人，正四品上，不任命侍中以后升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置4人，正五品上，直接负责本省中心工作，审定诸司奏抄，“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

尚书省在高宗、武则天时，曾改称中台、文昌台、都台，别称南省。名义上以尚书令为长官，但极少授受，故以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置1人，正二品，“总判省事”。

尚书省总办公厅称尚书都省，又称都司、都台、都堂，以左、右丞为长官，各置1人。左丞正四品上，“通判都省事”，分管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右丞正四品下，分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又有左、右司郎中各 1人，从五品上；左、右司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之事。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都在尚书都省办公。

尚书省统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各置1人，正三品；各部次官为侍郎，各置2人，正四品下（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六部各领四司，每司各置郎中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1人，从六品上，掌管本司事。吏部、户部、兵部司，或各置郎中、员外郎2人。

六部二十四司主各项政令，具体分工是：

吏部，掌官吏铨选、考课、封爵、勋赏，分领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

户部，掌天下田户、度用、钱帛、仓贮，分领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

礼部，掌礼仪、贡举、祭享、朝贡，分领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

兵部，掌武官选授、疆域版图、车乘传驿、戎器仪仗，分领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掌天下刑律、官奴役隶、经费审计、门禁关津，分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部，掌土木营造、屯田职田、山泽苑囿、舟楫河渠，分领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刺史】西汉王朝进一步完善了秦王朝初创的御史监察制度。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丞相遣使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这种监察形式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定制，却已经显示了有益于提高行政效率，澄净政治空气的效力。汉文帝还常常派特使巡行各地，实行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历史上称汉文帝时代开始的委派丞相属吏出察的行政监察形式为“出刺”。这里所谓“刺”，有侦问察探的意思。由于这种官员往往为丞相的下属官员“史”来充任，于是又称为“刺史”。

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州部，即在全国统治重心三辅（京兆尹、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各地区设定十三个监察区域，每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十三州部，为冀、青、兖、徐、扬、荆、豫、益、凉、幽、并、交趾、朔方。其地域大体是：

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东汉时治所在今河北柏乡北）；

青州——今山东大部及河北一部（东汉时治所在今山东淄博东北）；

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东汉时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徐州——今江苏长江以北及山东东南部（东汉时治所在今山东郯城）；

扬州——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东汉时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荆州——今湖北大部，湖南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一部（东汉时治所在今湖南常德东北）；

豫州——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东汉时治所在今安徽亳州）；

益州——今四川大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东汉时治所先后在今四川广汉北、今四川德阳东北、今四川成都）；

凉州——今甘肃大部、宁夏大部及青海湟水流域、陕西西北部及西南部（东汉时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

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及朝鲜大同江流域（东汉时治所在今北京西南）；

并州——今山西大部及内蒙古、河北一部（东汉时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

交趾——今广西、广东大部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汉时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北）；

朔方——今宁夏东部、内蒙古阴山南北、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东汉撤销，入并州）。

汉武帝后来又设置司隶校尉一职，负责督察三辅、三河和弘农郡，职权和部刺史相当。其地域相当于陕西关中、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及北部。

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使地方行政官员受到直接的监察，有利于西汉王朝的大政方针能够有效地在地方落实。

刺史没有固定治所，在每年的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考察吏治，监督豪强。其职级仅为六百石官，秩位虽然不高，但是出刺时却作为朝廷的正式代表，可以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和王国相，也可以监督诸王。刺史的职权虽重，却又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刺史制度因此具有小大相互制约，内外相互协调的优越性。汉武帝时代政治体制表现出灵活性与合理性的特色，也由此得到体现。

【御史大夫】官名。秦汉时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务是监察、执法，兼管重要文书图籍。西汉时丞相缺位，往往以御史大夫递补，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后改名大司空、司空。晋后，御史大夫多不置。隋唐以后虽置而与汉制不同，专掌监察、执法，为御史台长官。明洪武中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御史大夫之名也废。

【世官制】世官制，是官职世袭的制度。这一制度决定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的现象，官职被限定在贵族范围内。

顾颉刚指出，古代的官制，商以前虽不能详考，而西周以来至于春秋，无疑是行的世官制度（世官不一定是世职）。顾颉刚又引金文资料，指出其中“只见有世官制度，不见有从庶人擢任大官的，这是一件确然无疑的事实”。

《史记•平准书》说，文景时代，天下安定，“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有人解释说，仓氏、庾氏这样的姓氏的由来，就是因为世代担任主管仓库的官员的缘故。由此看来，汉初可能仍然存在官职世袭的情形。

【察举制】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即选官要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要看德行和才能。

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孝廉”的做法，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中选拔从政人员。名臣晁错就是曾经以“贤良文学”之选，又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不过，当时既没有规定选举的确定期限，也没有规定各地方选举的人数。也就是说，这种选举形式还没有成为完备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体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辑，1948年4月），就是因为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已经得以确立。

【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实际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与两汉察举相比，明显前进了一步。具体表现是：（1）规定设立专典选政的中正官；（2）中正官主要负责品定士人的资格作为任官的依据。

九品中正立制之初有选贤的用意，但是不久就被门阀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现象。

【科举制】科举制是考试选官的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北宋，成熟、衰亡于明清。与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是一种更完备、更合理的选官制度。科举制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显然要比察举制时代仅凭现任官僚的主观印象取官要合理得多。成熟的科举制度下，科举与学校合一，学校育才和科举选才相结合，也较察举制时代制度完备。此外，除了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外，原则上一切人都可以公开报名应试，也确实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形。在入仕途径方面实行开放，允许一定程度的竞争，给政治生活带来了一定的生机和活力。

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已经十分详备，然而也日益僵化，完全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自由的文化专制的工具。

【行省制】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或简称为省。金朝初年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行台尚书省，治理中原地区。蒙古灭金的过程中，仿照金朝旧制设立燕京行尚书省，也称燕京行台或中都行台。元世祖即位以后，参照汉法，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大都及其周围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称为“腹里”（略相当于今北京、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因幅员辽阔，元朝除腹里地区直属中书省管辖、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还把全国分为10个地区，分设行中书省进行管理。开始时，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这类行省实际上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不再是中央临时性的派出机构，行省长官也不再带中书省的宰相职衔。元朝先后设立陕西、甘肃、辽阳、河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等10多个行省。行省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但像江浙、岭北等地大事繁的行省也设左右丞相。行省下辖路、府、州、县，还可以在一些地区特设宣慰司，传达行省与州、县之间政令民情，有战事时兼为都元帅府或元帅府。元朝设立的行省制度后世一直沿用，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史上的一件大事。

元代十一行省区省会辖区表

行省名省会辖区

中书省（中央中书省直辖地区，又称都省、腹里）大都（今北京城）今北京、天津二市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内蒙古部分地区

辽阳行省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陕西行省奉元（今西安市）今陕西全省、甘肃东南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甘州（今张掖市）今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大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

河南江北行省汴梁（今开封市）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及湖北、江苏、安徽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江浙行省杭州（今杭州市）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苏长江以南部分，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省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龙兴（今南昌市）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大部

湖广行省武昌（今武汉市武昌）今湖南、广西两省，贵州大部及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省

四川行省成都（今成都市）今重庆市、四川省甘孜、阿坝、雅安以东的大部分及湖南、湖北二省各一部分

云南行省昆明（今昆明市）今云南全省、四川部分地区及缅甸、泰国北部一些地区

岭北行省和林（今蒙古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喇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全境、我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据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宣政院】宣政院是元朝设立的特殊机构，它既是统辖吐蕃地区政务和军事的中央机构，也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初名总制院，1264年设立，由国师八思巴统领。八思巴是吐蕃宗教领袖，1244年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蒙古表示归顺，对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卓有贡献。元世祖即位，对他十分礼敬，封为国师（后改称帝师）。1288年，总制院改用唐朝使臣朝见的宣政殿作为院名。宣政院在吐蕃有重大事变时，设行宣政院前往处置，但重大军事行动需与中央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商议。宣政院所辖吐蕃之地，分设三道宣慰司，宣慰司下设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等，其长官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军民通摄，僧俗并用，由朝廷授职。宣政院在加强元朝对西藏的统一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四专制时代晚期的政治形态■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的史实，认识到这是中国专制时代晚期政治形态的新变化。

通过对明清皇权与以往各朝代皇权不同特征的比较，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趋势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通过对清朝边疆政策的了解，认识到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关系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

了解在近代化浪潮中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内容和实质。

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历史的综合，锻炼对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特征进行概括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学生对古代专制皇权的了解通常受影视作品的影响，对专制皇权的起源、发展等知识认识模糊。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可指导学生通过多渠道查阅资料，并以墙报等形式展示学生查阅的成果，既肯定学生的课前劳动，又为学习做好准备。

教学中，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的大体脉络，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选取课外相关资料（除历史记载外，还应当重视文学史和艺术史的有关资料），多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历史。

也可以采取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采取这样的步骤：学生课前预习→扩充知识发现问题→自主或小组合作探究问题→教师引导解决问题→延伸问题→课后继续探究思考。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到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对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锻炼用现代政治理念进行分析的能力。同时又应当看到当时的具体条件，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评判。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该制度经过秦汉、隋唐、宋元等阶段的不断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明代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内阁制为中央辅政机构；清代雍正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只能跪受笔录皇帝的旨意，把它下达给中央和地方。这些都说明了明清皇权的空前加强。

◆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既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皇权的高度集中是地主阶级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社会步入晚期最后“辉煌”的折射。

【内阁制度的形成】明太祖废弃了宰相制，设六部直属皇帝。明永乐帝设立内阁，以内阁作为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仁宗以后，内阁权位逐渐升高，入阁者多为尚书、侍郎，实际掌握了宰相权力。内阁权力的确定，宣告皇权已经兼并了相权。

内阁制不同于宰相制。在宰相制下，宰相被赋予决策大权，其地位十分巩固。但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本身并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发生，但其权力并不来自于制度及其职位，而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其地位便会一落千丈。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明代的首辅即变相重设的宰相，但其权力与前代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清朝的边疆政策】清朝初期，统治者重视边疆问题，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皇帝频繁出巡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接见边疆各民族上层人物，联络情感；重视边疆地区交通建设和军事防卫；对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统治成效显著。

清初统治者能够较好地处理各民族的关系，如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笼络各民族上层分子；大事集权，小事放权，因地制宜地进行行政管理。所以康、雍、乾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

元代在西南地区主要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统一，破坏地方经济发展，任意残害百姓，不利社会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从明代开始，已经出现废除土司以实行流官统治的做法。到了清代，特别是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由朝廷改派流官取代土司直接统治。到乾隆时代，很大一部分土司被废，改为流官。

“改土归流”，改变了西南地区落后闭塞和割据纷争的状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近代化浪潮与清末政治】面对近代化浪潮，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慑于内外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迎合西方列强的要求，进行了一些政治方面的改良。这些改良主要表现为官制改革。通过新增、调整后形成的新官制，在职责方面较之过去更趋于实际，其中像设立农工商部，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成立学部，组建京师大学堂等，对促进教育改革也有积极作用。又如成立法部，审订新法律，实行检察制度，都是大的进步。但由于这些改良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专制主义皇权，所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

本课重点：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与设立内阁；清朝设立军机处；清朝的边疆政策；清末的官制改革。

本课难点：明清时期中枢权力机构的变化如何体现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1．朱元璋为什么要废丞相职位？

答案提示：鉴于历史上丞相“专权乱政”的教训，消除丞相之权对皇权可能存在的威胁（或进一步加强皇权）。

2．清代专制政治的强化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答案提示：巩固了皇权专制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自我测评】哪些迹象可以反映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加强？

答案提示：明太祖废除丞相，权分六部；明成祖设内阁；清初雍正设立军机处。这些史实都表明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

【材料阅读与思考】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清史稿》卷一七六《军机大臣年表一》

应当怎样理解这段话中“隐然执政之府”的说法？

答案提示：皇帝通过军机处把原属内阁的那点有限的参与机密之权也给收回了，导致“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所以有“隐然执政之府”的说法。但我们也应看到，军机处仅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均由钦定，只能秉承皇帝旨意办事，所以说其“隐然执政之府”，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军机处的设置，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了解学生对较长时段历史过程的把握能力和对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分析的能力。

【评价方法】观察法。

【评价过程】进行课堂提问，组织课堂讨论，如提供“我看戏说清宫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福还是祸”等问题让学生讨论。

【评价总结】教师可进行多种方式的观察，如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书面作业等，实行综合判断，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价总结。评价总结的结果有必要以适宜的方式告诉学生，以有所鼓励，激发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和自主性。

（五）历史问题注释

【丞相的废除】明朝建国初期，政治上沿袭元代制度，在中央机构中设中书省，总管全国大政，置左右丞相，丞相对政务有专决权，统率百官对皇帝负责。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发现丞相和中书省权力过大。洪武十三年（1380），爆发了“胡惟庸案”，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明太祖借此杀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亭等，株连三万余人。从此，中书省和丞相废而不设，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提高六部地位，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自此，秦汉以来沿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全国军政大权由皇帝一人独揽。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太祖：《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殿阁大学士的设置】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政务也大大增加了。给事中张文辅在奏疏里就曾提及：“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册卷25，第2页）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不管朱元璋是如何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但繁浩的朝政毕竟使他应付不了。他深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明太祖实录》卷133）于是，于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设置四辅官，以“协赞政事”。这些四辅官都是朝廷征自民间的老儒，明太祖认为他们忠厚老实，但“淳朴无他长”，缺乏政治经验，很难胜任“协赞政事”的工作，到洪武十五年（1382）不得不下令废除四辅官的建制。《明通鉴》载：“上既罢四辅官，欲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乃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铨等为之，辅导太子，秩皆五品。”（夏燮《明通鉴》卷7）殿阁大学士的主要职能是备皇帝顾问，少能参决。殿阁大学士的设置，为后来内阁制度奠定了基础。

【文渊阁】明朝宫内藏书阁名，也为皇帝讲读之所。明太祖始建于南京奉天门东。明成祖迁都北京，又于宫内东庑南建文渊阁，后置大学士。从此，文渊阁成为殿阁大学士的“入直之所”，到嘉靖十六年（1537）经整修扩建后，正式成为“阁臣办事之所”。

【明成祖时内阁制度的确立】建文帝在位仅仅四年，他一方面“改大学士为学士”，另一方面“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国家大政主要取决于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文学博士方孝儒也参与咨议，因而建文期间，殿阁大学士的建制，实际并无太大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较之洪武朝还有后退。

明朝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明史•解缙传》载：成祖入京师，解缙“擢侍读，命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值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帝尝招缙等曰：„尔七人朝夕左右，朕嘉尔勤慎，时言之宫中。‟”“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明史》卷147《解缙传》）这一记载说明：（1）从永乐开始，已有人数较多的阁臣同时入值内廷，他们“朝夕左右”“言之宫中”，从而在中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用以弥补废相后中枢机构存在的缺陷。（2）从永乐开始，阁臣的主要职责已明确为“参预机务”，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参预了中枢军国要务的决策。（3）从永乐开始，内阁机构的名称也已开始明确。所以说，明太祖永乐年间内阁制度正式确立。

【内阁制度的发展】明仁宗、宣宗时，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渐提高。明仁宗即位后，提升东官旧臣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掌弘文阁，未几进太常卿。随后，又进杨士奇为少傅，兼兵部尚书，杨荣为太子少傅兼工部尚书。明宣宗继位后，又进杨荣为少傅，迁杨溥为礼部尚书，仍入值内阁如故。这些加封的职衔，虽然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只支俸而不任职事，但其官秩却变成从一品，超过了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从根本上改变了洪武朝以来殿阁大学士低下的政治地位。明宣宗还授予阁臣票拟之权，它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所上奏章提出批答意见，供皇帝裁决参考。这表明阁臣有了参与决策权。到明英宗时，票拟成为阁臣的专职。此后，票拟专出阁臣，“各衙门章奏皆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六部必须按照内阁票拟的谕旨办事，也就不得不仰承内阁之鼻息了。到嘉靖之后，朝位班次，阁臣已列六部尚书之上。内阁首辅更是权势显赫，像夏言、严嵩由于受到皇帝的宠信，权压六卿，“赫然为真宰相”。

【票拟、批红】票拟，也称票旨、条旨，即内阁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疏的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在奏章上，供皇帝参考采用。皇帝用朱笔批示，称“批红”，也称“朱批”。在明成祖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任之他人”。而明中期以后，内阁大臣便拥有了票拟的权利，说明内阁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但票拟是否算数，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朱批。

【军机处】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它是清代作为政治中枢影响最广，起作用最大的一个机构。军机处的出现，与雍正初清廷用兵西北有密切关系。当时，一切军政保密大事需要随时处理，于是“始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雍正十年（1732）改称军机处。起初仅是暂时性的军事机构，其后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

军机处具有简、速、密的特点。简，就是人员少，机构简单。军机处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二职。大臣由大学士和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选任，属差遣官，故称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私下习称“大军机”。军机大臣人数一般是三四人至七八人。他们虽有领班大臣和一般大臣的区别，但没有统属和被统属的关系。军机章京的正式称谓是“军机处司员”或“军机司员上行走”，是大臣的属僚，俗称小军机，嘉庆时定员额32人，分满汉两班，每班8人，日值两班。章京的人选多来自内阁及各部院一般官员，也属差遣官。如此算来，整个机构至多三四十人。至于机构，它始终不算正式衙门，其值庐只称“军机堂”，实际上是皇帝辖下的秘书班子，这与外朝内阁作为正式政府部门相比，工作起来显然方便亲近多了。速，即办事效率高。按照内阁规则，皇帝颁发诏旨和大臣有事题奏，都得经过多重部门，转辗交送，前后要花费很多时间。军机处则不然，一切由大臣和章京通同办理。皇帝有旨随时奉召承办，而且必须当日事当日毕。又有“廷寄”制度，由军机处司员根据情由的轻重缓急，或采用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注明行四五百里，甚至还有六百里加快的，交兵部发出，减少了中间环节，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密，是指军机处设于接邻内廷的隆宗门里，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又严禁外官擅入。嘉庆时还派御使就近进行监视。军机大臣和章京们为避免嫌疑，平时尽量少与督抚等外吏或部院官交往应酬。

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清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历史上丞相制度的残余荡然无存，君权得到极大加强，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揽”。

【盛世】盛世，指兴盛的时代。人们通常称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历史阶段为“盛世”。在史称“盛世”的历史时期，往往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进步。历史上的文明跃进，往往在“盛世”实现。一般公认的盛世，有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时代等。

我们分析历史上的盛世，还应当认识到，通常所说的“盛世”，是专制时代的理想政治形态。当时的政治成就，是以本质上黑暗的政治体制为基点而实现的。我们在肯定当时历史经验的同时，当然不能忽略这一政治前提。

“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盛世”一语的实例，见于《后汉书•崔駰传》说到的崔篆所作《慰志》之赋。其中有所谓“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重绩”语。所说盛世，是指殷商的成汤和武丁时代。成汤信用伊尹，“诸侯毕服”“平定海内”。武丁以傅说为相，“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早期的“盛世”观，体现了对传说时代理想政治的向往。后人对这种意识也多有继承。如所谓“唐虞盛世”（《宋史•沈畸传》），“尧舜之盛世”（《后汉书•崔駰传》），“古盛世”（《晋书•阮种传》），“昔盛世”（《宋书•武帝本纪中》），“古之盛世”（《明史•仁宗本纪》）等说法，都体现了以先古圣王的政治成功作为当世行政之典范的通常情形。

关于“盛世”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应当强调这样两点：一是应当保持清新开明的政治空气；二是应当任用真正的贤能之臣。《明史•仁宗本纪》记载了这样的诏书内容：“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资戒儆。”对“采听民言”的肯定，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点。关于第二点，即人才的任用，清人唐甄《潜书•用贤》说：“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指出了“盛世”往往在人才政策方面表现出优胜之处，能够信用才士、激励才志、焕发才思、调动才识的事实。

【理藩院】在清代，理藩院是一个专管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其地位与六部同等。它的设置一方面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中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已最后得到确立。

理藩院初设时，其职官亦称承政、参政。顺治元年，与六部同时改为尚书、侍郎。理藩院所用官员均系满人或蒙古人，笔帖式中兼有汉军，但绝无汉官。

理藩院在康熙初置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清吏司。以后，随着清朝统治势力向喀尔喀、青海、西藏以及新疆天山南北两路延伸，其管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乾隆二十九年，经调整最后确定设旗籍（原柔远司改）、王会（宾客司改）、典属（录勋司改）、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各司的分工：旗籍司掌内蒙诸部札萨克（称内札萨克）之疆理、封爵、谱系、盟会、邮传以及土默特、布特哈部职官的选任引见；王会司掌颁内札萨克王公们的俸禄、朝贡、燕飨、赏赉等事；典属司负责漠北喀尔喀蒙古、青海蒙古、套西蒙古以及科布多和新疆诸部蒙古（这些地区的蒙古统称为外札萨克）的划界、封爵、编旗、盟会、简军、邮驿、互市，还对蒙古和西藏等地的喇嘛发放度牒、监典**转世和行施赏罚。一些内属游牧部落，像察哈尔、巴尔虎、额鲁特、扎哈沁、明阿特、乌梁海、达木蒙古、哈萨克、锡伯等官员的行选引见，也归其统理；柔远司掌外札萨克喇嘛禄廪、朝贡之事；徕远司掌哈密、吐鲁番札萨克政令，新疆回部、四川金川土司年班、内附布鲁特诸部给衔、马税以及霍罕、博罗尔、巴达克山、塔什罕、爱乌罕的职贡；理刑司掌管外藩各部刑罚，制订律例条规。此外，又设内馆、外馆，分别接待内外札萨克年班来京人员；置俄罗斯馆，安顿沙俄商人、传教士和留学生，还有咸安宫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等。【改土归流】土司、土官开始于元朝。当时云南的19个万户府，大多数任命土官。明朝承袭元制，“顺俗施化，因人授权”，将土司、土官制度完善了。土司、土官是世袭的。但是，从明朝中叶开始，就撤除了一些地方的土司、土官，改由中央政府任免流官。清初顺治、康熙朝，都有改土归流的事情。雍正朝，国家大局基本安定，军力强盛，府库充溢，自然更有能力办这件事，于是雍正皇帝接受了鄂尔泰的建议，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夏天，鄂尔泰命曲寻总兵刘起元率大批官兵进驻东川，把当地土司、土官全部撤销，改任流官。随后，在乌蒙、镇雄二大土府的改撤中，遇到了一些土司、土官的抵抗，并由此引起叛乱，清兵立即予以镇压。前后不到一个月，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基本完成改土归流。此后，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陆续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从雍正四年到九年（1726—1731），清政府将土司改为流官的地区共309处。乾隆时，又利用平定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叛乱的机会，将这一地区世袭的土司全部改设为流官。在这次改土归流中，前后共杀了4万余人，战争也使一些地方的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而在一些地区，土司、土官仍被保留下来。总体而言，清代的改土归流，是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的。

【清末的中央新官制】所谓新官制，是相对原来那套官制而言的。它的出现，其直接导因固然与外国侵略者施加压力有密切的关系，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确实也反映了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下，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业已无法适应，不得不有所变化。

清末中央新官制的出现，应以咸丰十年（1860）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重要标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叫“总署”“译署”。当时，中国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在与英法两国签订和约时，同意各国公使常驻北京。这样，只靠原先由礼部或理藩院兼管外国事务的局面显然是不行了，于是需要有一个专门办理国家间双边或多边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清朝统治者对新设的总理衙门，心中颇存疑虑，原想一等“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2卷）所委官员，均属临时差遣，不像各部院有实官或正式机构。但由于实际情况并不如同预想，衙门一经设立，不但无法裁撤，而且随着与外国的交涉越来越多，它的机构和职权也在不断扩大。由外交谈判、签约、通商贸易、经办海关、向外派遣使臣、厘定疆界、传教，以至铁路、邮电、海防等等，凡涉及“洋务”者，几乎都包括在内。

总理衙门的设置，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机制虽是一种突破，但它终究不是个正式行政部门，一些西方国家亦因其“体制不崇，职责不专，遇事拖延”而表示不满。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后，在与清廷商订和约时，就提出了改组总理衙门的事，后来又被写进条约的附件。这样清廷便于次年六月颁诏成立外务部，并“班列在六部之前”。外务部的基本职能与总理衙门差别不大，只是更趋专门，下设和会司、考工司、榷算司、庶务司；另设司务厅，负责处理文件往来、翻译官拣选以及有关杂务；又置俄、法、德、英、日五处，分别办理各国交涉，派出官有头、二、三等出使大臣。官员的配置是按总理衙门的底子再比照六部框框，设总理王大臣、会办大臣各一人，又设尚书（兼会办大臣）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将原各章京改为左右臣、左右参政以及郎中衔参事等。

就在外务部成立前后，慈禧等人为掩饰其开战失败和慑于朝野人士日益强烈的不满，不得不用加速官制改革以进行搪塞。先后设立督办政务处，通政司，商部和练兵、财政二处，巡警部，学部，又归并国子监。1901年又命载泽等五大臣往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七月，五大臣回国，在他们的建议下，加快了厘定官制的步伐，把它作为预备立宪的第一步，并制订规划，颁诏实施。

新官制保留了内阁、军机处以及外务、吏、礼、学四部并宗人府、翰林院和都察院，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将工部并入商部，成立工商部，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大理寺称大理院；又增设邮传部，司铁路、轮船、电线、邮政；筹组海军部和襄赞军务的军谘府。

通过新增、调整后的新官制，在职责方面较之过去更趋于实际，其中像设立农工商部，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成立学部，组建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对促进教育改革也有积极作用。又如成立法部，审订新法律，实行检察制度，都是大的进步。此次厘定官制，还改变了原来多头制的局面，停止派遣部务大臣，每部只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且不分满汉，使各部工作较之过去能比较顺畅的运转，这也是一大突破。

清末的官制改革在宣统三年（1911）四月成立责任内阁时，又有一次较大的变动。保留外务、民政、度支、学部、陆军、法部、农工商、邮传、理藩各部，新建海军部，同时取消吏部，将其职能分别转入承宣厅、制造局、叙官局；改礼部为典礼院，把原内阁、民政部中有关典礼和乐部的神乐署与和声署一并归入，将颁历书和地方祀典职能划归民政部，贡举学校归学部，供应外藩王公、喇嘛食物归理藩部。典礼院只负责“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修明礼乐，更定章制”。责任内阁还设立统计局和铸印局，归为直属机构。在设官上，改各部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各只一人，又较前为简省。不过，此时清朝的统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没等几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末的官制改革亦因整个政权垮台而宣告结束。

专题学习小结与测评：

【问题研讨】

1．为什么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答案提示：谭嗣同曾说道：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何谓秦政？就是秦朝所开创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无不与此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相辅相成，中央集权是君主专制的前提和基础，君主专制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其目的都是要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君主个人的权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完善、改革与发展均围绕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这两大主题来展开。）

2．简要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的大致轨迹。

答案提示：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1）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如西汉的七国之乱，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等。（2）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位于权力顶峰的皇权自然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焦点。宗室贵戚、宦官朝臣这些处于权力中心的人，在正常情况下是维护皇权的力量，特定条件下容易转化成威胁皇权的力量，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宗室内乱、宫廷政变和宰相弄权就是证明。在这些斗争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为突出的。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的大致轨迹是：中央权力加强，地方权力缩小，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

进一步阅读建议：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易白沙：《帝王春秋》，岳麓书社1984年版

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专题二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本专题主要叙述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约用3课时完成。

列强的侵华和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条主线。列强的侵略，是导致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斗争的根本原因。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政府官兵英勇抵抗和人民大众自发组织抗击外敌入侵，构成了19世纪中国军民捍卫民族尊严的画面；20世纪持续14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谱就了其中最瑰丽的篇章。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主权中所形成的强大力量，汇聚成无坚不摧的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教学过程中，注意将中国近代史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这是学习本专题的基础；注意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进入“时空隧道”梳理基本史实，以问题驱动的方式探究历史，在探究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学习本专题的方法；注意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形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与时俱进、面向世界的人生态度，这是学习本专题的目的所在。

教师应发挥每一位学生的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创设相应的学习环境，提供合适的学习手段和方法，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的基本史实，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

本专题教学重点：

1．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本专题教学难点：

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一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列举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

【知识与能力】在回忆初中所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材所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进一步认识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战争的影响：中英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通过对列强侵华史实的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出列强侵华的危害：严重践踏中国主权，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受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总结出列强的侵略是形成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

认识19世纪末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征：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政策；概括出其危害：使中华民族陷于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中。

【过程与方法】近代中国因列强的入侵而被卷入世界潮流。学生首先要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大舞台这一特定背景中；其次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的知识积累，主动去发现并解决问题（如：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列强是如何严重践踏中国国家主权的？中国是如何逐步丧失独立主权，沦为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的？19世纪末列强的侵华具有怎样的特征？危害如何？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说明了什么？等等）；再次，注意宏观把握列强侵华的脉络（进入“时空隧道”）以及侵华的危害。在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比较、概括和阐释的基础上，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推进教学手段、方法和形式多样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指导学生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而培养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包括能与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评价要客观、及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深切理解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树立为国家富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通过学习，培养适应社会变化，与时俱进，面向世界的人生态度。

（二）教学内容分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步入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拥有独立主权的中国逐步沦为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以军事（发动一次次侵略战争）、政治（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和经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等手段侵略中国，严重践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华民族陷于灭亡的危机之中。

◆课文下分两个子目：“国门洞开”介绍列强通过军事手段打开中国国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瓜分狂潮与民族危机”介绍列强通过政治手段使中国完全沦为其殖民地的原因、过程及其结果。

两个子目的逻辑关系：“国门洞开”侧重于说明列强以军事手段侵略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及其结果；“瓜分狂潮与民族危机”侧重于说明列强以政治手段进一步侵略中国，欲使中国完全沦为其殖民地的过程及其结果。两个子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勾画列强践踏中国国家主权、中华民族陷于严重危机的历史轮廓。

【国门洞开】本子目提供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1．列强打开中国国门的原因（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

①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19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工业发展突飞猛进，铁路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其他工业产量迅速增加；陆海军也都装备了新式武器。这一切使英国变成了一个走遍世界寻求殖民地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其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的工业发展较晚，但自1776年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后，资本主义发展却很快，尤其是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迅速超过欧洲各国。至1850年，其铁路总长达15000公里，居世界第一。

西方资本主义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船坚炮利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强占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成为他们的理想目标。

②中国为什么被侵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已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发展，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内部危机严重。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他们不堪忍受残酷的压迫，农民起义连绵不断。1796年爆发的鄂、川、豫、陕、甘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有几十万人参加，持续近十年之久。北方爆发的天理教起义的一支队伍甚至一举攻入皇宫，在隆宗门展开激战。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更加腐化，统治机能紊乱，大小官员贪污成风。大学士和珅居位20多年，聚敛的不义之财仅现银就近千万两。作为统治支柱的军队，京城的八旗兵游手好闲，雇人巡城；外省驻防的绿营兵，多是纪律松弛；而且炮台失修，武器生锈。

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凋弊，生产萎缩。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劳动人民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搜刮，纷纷背井离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已处在发生巨大震动的前夜。中国社会将以其自身的方式，缓慢走上变革的道路。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发展进程。

2．列强打开中国国门的经过（发动一次次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

列强通过一次次侵略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学生经过初中历史的学习，对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已有了初步印象，所以本子目侧重从宏观把握列强侵华的线索，重点分析列强侵华的原因、结果，补充了一些基本知识点（中法战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①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先后占领了印度、新加坡、缅甸、阿富汗等国，随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摆脱困境，英国资产阶级加紧侵略中国：试图通过武装挑衅（英船“阿美士德”号来华）、外交途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敲开中国的大门，但在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面前，均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产品、收购原料，试图扩大对华贸易。但在对华贸易中，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竟向中国走私、倾销鸦片，而虎门销烟终于使英国找到了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

英国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为了保护鸦片走私活动。根本原因：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把中国变成它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1842年8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以后的两年中，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又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1843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和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居住及租地权、军舰“巡查贸易”权和外国传教士传教权等特权。

②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至1860年，英、法两国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的趁火打劫：沙俄本与中国不接壤，16世纪80年代，它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迅速向东扩展。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后，清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遭拒绝，遂有康熙的出兵反击。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19世纪40至50年代，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发展，贵族农奴主阶级传统的对外开拓疆土的野心和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的贪欲结合在一起，成为沙俄向外扩张的推动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清政府力量削弱之机，开始在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大肆侵略，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侵吞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吞并的过程在初中已经详细学过，可在回忆的基础上，列出下表。

俄国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

时间不平等条约名称割占领土范围割占领土面积（平方公里）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 60多万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万多

19世纪80年代中俄改订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中国西北部 7万多

③中法战争

19世纪70年代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包括亚洲的日本）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趋激烈。

法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侵略越南，并把矛头指向中国。1883年底，已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法国发动侵华战争，中法战争爆发。战争在东南沿海和中越边境进行：中国福建水师损失惨重；但在陆路战场，中越军民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1885年，清政府“乘胜即收”，向法国求和。通过中法新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在中越边界开辟商埠、在中国广西、云南修筑铁路等特权。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

④甲午中日战争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把侵略目光集中到还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少数地区，中国和朝鲜成为他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野心蓄谋已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先后在朝鲜获得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驻兵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又进一步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中法战争后，日本加快了武力吞并朝鲜和侵华战争的步伐。

1894年，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从海路、陆路进攻中国，清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最终中国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1895年4月，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被迫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后，列强利用清政府国库空虚之机，争先恐后地对中国进行政治借款和经济投资，疯狂地在中国设厂开矿，修建铁路。这标志着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已由商品输出进入到资本输出的新时期。

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各地反教会斗争此起彼伏。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沿海和内地传教的权利，大批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各国传教士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加上一些外国传教士在华搜集情报，协助本国政府侵略中国，使得中国的反教会斗争自发地与保卫边疆斗争相结合。反教会斗争也得到清政府守旧官员和地方士绅的同情和支持。反教会斗争虽有排斥异端和盲目排外的一面，表现出较浓厚的保守性，但它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其本质和主流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目的的反帝爱国斗争。所以它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1900年4月，列强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坚决镇压义和团，并聚集舰队在大沽口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5月28日，各国公使看到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准许外国士兵保护使馆。5月底至6月初，各国侵略军400多人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北京使馆区。随后，列强不断向中国增兵，24艘各国军舰集结在大沽口外，2000多名侵略军聚集在天津租界，随时准备发动战争。6月10日，英德法俄日美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先宣战后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八国联军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和抢劫。

1901年（旧历辛丑年）9月，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被迫与11国（义和团和清军进攻东交民巷使馆时，将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的使馆焚毁，所以这三国也参加辛丑条约的谈判和签订。）签订卖国求荣的辛丑条约。此后，列强的外国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3．列强打开中国国门的结果（独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列强侵华的结果，侧重从破坏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来阐述，恰与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的“每课一得”相连接。

国家主权是指一国在其领域内拥有的最高权力，即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际国内的一切事务等。一国主权是完整无缺、不可分割而独立行使的，它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和限制。

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践踏中国国家主权的表现，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列强剥夺了无数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和国家财富。三张图片分别说明了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的杀、烧、抢的情况，具体表现：

杀：列强在每次战争中，都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战争中被直接杀害或死于颠沛流离。

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屠杀。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当地无辜平民进行了连续四天三夜的血腥屠杀。仅埋在“万忠墓”一处的中国同胞就有2万多人，全城仅36人幸存。他们的脸上被刺有免杀记号，是日军留作专司掩埋尸体的。

烧：这是列强在战争中常用的手段。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将繁华的大沽夷为平地，焚毁新河70%以上、北塘50%以上的民房，使原有5万多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

抢：八国联军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抢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公开抢劫3日。从公使到士兵，都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英美侵略军还把抢来的物品在使馆公开拍卖，所得按官阶分赃；日军从户部库中抢走300万两白银后，立即烧房毁灭罪证；联军统帅瓦德西亲自指挥从钦天监掠得17世纪制作的古天文仪器运往德国；翰林院《永乐大典》等46000多册古籍也被洗劫一空。

第二，在政治上，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破坏了中国的领土、领海和司法等主权的完整。

列强割占和强租了中国的大片土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英国第一个割去了中国的香港岛，以后又强租邻近的九龙、新界；俄国是强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头号侵略国，几十年中，割去和霸占了中国东北、西北、新疆等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德国以租借手段控制中国山东胶州湾；法国也以同样手法强租中国广州湾。

同时，列强还以租借形式，强占了中国许多重要城镇，在塘沽、滦州等战略要地派兵驻守。俄国的十几万大军实际上一直占领着中国东北各大城市。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中国的关东，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派兵驻守关东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即是以后日本侵略中国担任主力部队的关东军。

列强还取得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843年的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由英国官员根据英国法律审理。第二年，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又将领事裁判权扩大为美国人在中国的有关与中国人或外国人的诉讼，均由美国领事或美国与别国领事来审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根据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取得了这项特权。外国人在中国可以横行霸道违法犯罪，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第三，在经济上，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的经济因依赖列强而丧失了独立地位。

列强通过各种手段，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基地。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中国共强行开辟了82个通商口岸，又将外国来华商品的关税税率一律降低为5%，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之后，西方各国的商品像潮水一般涌向中国，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纷纷被挤垮，洋布、洋烟、洋油等日用品充斥着中国市场。

列强通过在中国设厂开矿，夺取铁路投资修建权，控制了中国工业、交通行业的主要部分。通过这些特权，列强不仅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甚至享有行政权、司法权，31 使这些地区成为变相的殖民地。到1911年前后，全国铁路总长的93%以上，长江轮船航运总吨位的83.8%以上，全国进出口贸易的90%以上，全国机械采煤的93%以上，全国生铁生产和铁矿开采的100%，都掌握在列强手中。

列强通过勒索赔款和提供政治贷款，控制了中国政府的财政金融。鸦片战争后，英国勒索2100万元，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收入的1/3；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2.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收入或日本全年国库总收入的4.5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各国勒索的赔款更高达4.5亿两，本息合计共9.82亿两。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要负担2两多。这些赔款是由中国的海关关税和盐税、厘金等作为担保的，外国侵略者由此直接控制了中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重要的税收部门。为了偿还巨额赔款，清政府不得不举借外债，各国乘机施加压力，争当中国债主。仅在1895年至1898年3年之中，清政府就借款3亿两，本息共7亿两以上，实际扣除折扣，只拿到2.6亿两。到1900年，清政府共借款4.51亿两，相当于当年收入的5.5倍。通过这些赔款担保和附加政治条件，外国侵略者基本控制了中国海关、常关的收入。到1911年，占中国财政收入近一半的关税、盐税，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

总之，中国的大门被全方位打开，拥有独立主权的中国逐步沦为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

【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本子目主要介绍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原因、过程及其危害、最后的结果（被中断）。

1．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原因

①19世纪末，殖民地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随着资本输出的日益增大，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更加强烈。

②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刺激和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从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2．瓜分狂潮的过程及其危害

① 过程

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当时俄国借口干涉还辽有功，威逼清政府于1895年冬给予俄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特权。

德国早在甲午战争前就图谋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海港，作为它向远东扩张的基地。1896年，德国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胶州湾的要求。由于俄国已经取得了在胶州湾“过冬”的特权，德皇威廉二世又于1897年访问俄国，就侵占胶州湾问题同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派军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2月，俄国强占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3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迫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年，在租期内完全由俄国管辖。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设首席长官管理行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

与此同时，法、英、日等国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简表

国别强占的租借地划分的势力范围

德国胶州湾山东

俄国旅顺和大连地区长城以北和新疆

法国广州湾广东、广西和云南

英国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和附近岛屿（今通称“新界”），威海卫长江流域，云南、广东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福建

②危害：中华民族陷于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之中。

3．瓜分狂潮被中断——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1）“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原因和目的

①当列强在华争划势力范围时，已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美国正忙于美西战争，无暇顾及中国。

②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美国也想染指中国的港湾，但它的军事力量还不能与其他列强抗衡。

③出于美国工商界拥有整个中国市场的需要。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企图用“机会均等”的手段，防止列强瓜分中国，以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从而为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与其他列强争夺创造条件。

（2）“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质

主要内容：教材上列的三点。

实质：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使美国在那里享有均等的权益。

（3）“门户开放”政策的结果和影响

结果：各国反应不一，最后都基本接受。

影响：①“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侵略进入新阶段。此后，美国在列强对华侵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开始更积极地谋取侵略中国的霸权地位。

②“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缓和了列强在华争夺日趋激烈的矛盾，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妥协方案，使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衡。

本课重点：培养学生宏观梳理列强侵华史实，并通过分析、综合和比较，概括出列强侵华危害的能力。

本课难点：引导学生总结出列强的侵略是形成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比较抽象，需要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辩证地理解。

（三）问题解答

【学习质疑】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逐步沦为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

答案提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率先发起的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结果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列强又相继对华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1895年）、辛丑条约（1901年）等不平等条约。在战争中，列强剥夺了无数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和国家财富。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列强破坏了中国的领土、领海和司法等主权的完整；在经济上，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的经济因依赖列强而丧失了独立地位；列强的侵略行径及结果，严重践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至1901年中国已完全沦为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

2．“门户开放”政策对中美两国各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案提示：“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侵略进入新阶段。此后，美国在列强对华侵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开始更积极地谋取侵略中国的霸权地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缓和了列强在华争夺日趋激烈的矛盾，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妥协方案，使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衡。

【自我测评】

1．列强是如何侵略中国领土的？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答案提示：列强通过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完成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具体表现：开放中国的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杭州、苏州、沙市、重庆）、割占中国的领土及强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

列强分两路对中国进行侵略：一路从海上，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向中国领土渗透；一路从陆路，从东到西、从北向南包围，再经过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完成了以各种方式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又通过辛丑条约，确定了它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清政府，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2．形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答案提示：列强的入侵是形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列强侵略前，中国正值封建社会末期，虽国力渐衰，内部危机严重，但已处在发生巨大震动的前夜。然而列强的入侵，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发展进程。从1840年开始，列强为了开辟中国这个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船坚炮利的优势，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受严重践踏，中华民族陷于灭亡的危机之中。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胶澳租界条约》片断，你认为它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

答案提示：从《胶澳租界条约》片断中，完全可以说明它侵害了中国主权。德国在胶澳租界享有如下权益：在租期99年的时间里，中国虽对方圆百里的胶澳之口拥有自主权，但治理权归德国。德国可以在

租界内自由调配军队，整顿水道等；德国可以在山东界内修建两条铁路，允许德商承办并开凿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德国商人享有外国承办山东境内一切事务的优先权。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评价学生列举史实的能力、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的能力和任务驱动探究历史、揭示历史本质的能力，培养面向世界、与时俱进的人生态度。

【评价方法】教师观察法、学生自评互评法、学习档案法、历史习作法。

【评价过程】评价要注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情况，注重本单元学习内容的落实，更注重养成探究式的学习习惯。可为本课内容设计如下收获展示台（仅供参考）：

学习收获展示台

学校班级姓名学号

这节课我有收获吗？自我评价小组评价教师评价

1．简要列举1840—1900年间列强的侵华史实

2．梳理列强侵略中国领土的过程，说明中国是如何沦为半殖民地的3．形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4．在小组学习中，展示你的材料阅读与思考能力。（除了教材提供的外，你还有相关材料吗？）

5．在本课学习中，你发现了什么问题？找到答案了吗？（若没有发现问题，请说明原因）

6．你对本课的学习感兴趣吗？为什么？

鼓励每位学生勇敢地展示自己的收获，并在小组、甚至全班进行交流；教师要客观、及时地评价（认真评价每一位学生的收获，并将共性的东西在全班共享，帮助学生养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究式学习习惯，真正落实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教师的中肯评价是确保该项评价能够持续长久的重要条件，而小组讨论的热烈是调动每一位学生积极性的重要体现。建议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比例为3：3：4。评价的内容应包括其学习态度、展示的内容及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

“学习收获展示台”收入本人的学习档案，有特色的展示可以出现在班级的“学习园地”中（即板报）。

【评价总结】课堂教学评价的目的既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找到学习历史的方法，也是为了帮助教师自身成长，因此教师应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坚持写教学反思日记，为教科研提供一手材料。

（五）历史问题注释

【关于英国强占香港岛问题】英国侵占香港岛蓄谋已久。因为香港岛控制着广州的出海口，占领香港岛就能在商业上打击广州贸易，军事上控制广州和中国东南沿海，因此早在乾隆末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就提过此类要求，未能如愿。经过鸦片战争，终于达到了侵略目的。自此香港岛成为英国侵华的据点。

【南京条约附件】包括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也叫虎门附约，是1843年10月英国强迫清政府在虎门订立的《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又称《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主要内容为：（1）“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英国取得的片面最惠国待遇。（2）英国可以在五口租地建屋。这项规定成为日后“租界”制度的开始。五口通商章程是虎门条约的一部分，与虎门条约签订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全名称《议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共15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为：（1）凡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馆）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2）规定绝大部分货物的税率为值百抽五，开中国和外国协定关税的恶例。至此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受严重破坏，便利了所有列强对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

【中美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美国专使顾盛以战争相威胁，强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共34款，并附有《海关税则》。条约规定美国除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和附件中的各种特权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并规定美国人有权在五个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开设医院和教堂；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对在华的美国人，清政府必须“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12年后对五口贸易等条款可以“稍有变通”，为以后借口“修约”以索取更多侵略特权埋下伏笔。

【中法黄埔条约】又称《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专使拉萼尼强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法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共36款，附有《海

关税则》。条约规定除取得英美两国在条约中规定的侵略权益外，还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国人不能“触犯毁坏”，否则“严拘重惩”。不久，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长达一百多年的对天主教的禁令，方便了列强以宗教为武器作为侵华工具。

【中法新约】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又称《越南条款》，另称《李巴条约》。1885年6月9日，清朝大学士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特纳在天津签订，共10款。其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2）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通商的特权。同意在云南、广西减税通商，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地居住和设立领事馆。（3）法国开始在中国夺取铁路修筑权。中国日后在云南、广西修筑铁路时必须与法人协商并聘用法国人。（4）法军退出台湾、澎湖。通过这个条约，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和广西，加深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1842—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统计简表】

国

别俄国英国美国法国瑞典

挪威尼泊尔德国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秘鲁巴西朝鲜刚果墨西哥其他

条约数 59 72 12 41 1 1 24 5 17 7 1 12 5 2 26 2 1 7 1 1 31

【租界和租借地的区别】“租界”是列强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是列强侵略的据点，即“国中之国”。“租借地”是列强先用武力强占，然后通过不平等条约，用定期租借的方式，将他国领土的一部分借去使用的地区。租借期限长短不一，最长不得超过100年，期满归还。

【租借地和今天外商租用中国土地的异同】19世纪末，帝国主义强行租借中国沿海重要港口。租借地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管理系统。在租借地上，列强享有管理、驻军的特权，对当地居民实行殖民统治，从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细节，均加以管制。列强还把租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侵略的基地。

今天外商租用中国土地，中国拥有全部行政管理权。外商的合法经营活动受中国政府保护。其合法经营的内涵是：外商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其经营业务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决不允许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非法活动，其目的是繁荣中国经济。这与19世纪末列强强占租借地有着本质的不同。

【势力范围】“势力范围”是指列强凭借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控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宣称它享有独占的权利，不许其他国家染指。

■二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知识与能力】通过教材所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典型事迹：三元里抗英、左宗棠收复新疆、黄海海战和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概括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分为政府官兵英勇抵抗（左宗棠收复新疆、黄海海战……）和人民大众自发组织（三元里抗英、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两类；善于发现中国近代史中关于抗敌御侮的相关事例，总结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是列强未能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主要原因。

【过程与方法】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生学习本课时，要将这一斗争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解释为什么政府官兵和人民大众都积极投身于这一斗争。教材中列举的只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学生可将其归纳成政府官兵和人民大众抗争两类，并以此作为主动发现中国近代史中关于抗敌御侮相关事例的工具，从而真正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鼓励分组合作学习，引导学生学习手段、方法和形式多样化与现代化，并鼓励历史与现实结合，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深刻理解维护国家主权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形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学习，培养为国家富强而发奋学习、勇敢面对并积极克服困难的进取心态。

（二）教学内容分析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军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政府官兵英勇抵抗：左宗棠收复新疆、黄海海战……；人民大众自发组织起来抗击外敌入侵：三元里抗英、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这正是列强不能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真正原因。

◆课文按时间顺序排列了四个子目：（1）“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人民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2）“左宗棠收复新疆”介绍清朝的政府官兵为收复国土而做的积极努力。（3）“黄海海战与反割台斗争”表现了政府官兵、人民群众为维护国家主权，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4）“义和团反帝运动”谱写了广大农民高举反帝大旗，与列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壮丽诗篇。以上都是近代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斗争中的典型。

【三元里抗英】本子目由原因、过程、意义三方面构成。

1．三元里人民抗英的原因：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在列强侵入中国、清政府卑躬屈膝、指望不上清军的大背景条件下爆发的，具体表现：

（1）英军入侵。1841年，英军先后侵占广东香港岛，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掠。这是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根本原因。

（2）面对英军的入侵，腐朽的清政府无法领导反侵略战争，不能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清朝统治危机四伏。

（3）中国人民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自发组织起来，英勇抗击侵略者，承担起反帝斗争的重担。

2．三元里人民抗英的经过：包含以下内容：

（1）导火线：1841年5月，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掠。

（2）经过：第一次包围四方炮台的英军，并诱敌至三元里牛栏冈聚歼。三元里人民借助下雨，敌军武器优势不能发挥的有利条件，取得辉煌战绩。插图“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缴获的印章及佩剑”和梁廷相在《夷氛闻记》中记载的史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战绩。英军动用增援部队解围。

第二次包围四方炮台。侵略者借用中国官员的力量解围，说明清朝的统治已腐败至极，但人民反侵略的行动并未因此中止。

3．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意义：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人民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三元里建立了广东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英雄们是当之无愧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本子目的内容初中已有涉及，因此可用侧重问题链的方式解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背景、过程及其结果等问题。

1．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背景（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什么还要收复？）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引导学生置身于当时的国际背景中去分析。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历史地图（可借用本专题第一课“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中的“19世纪末列强在华划分的势力范围示意图”），可以帮助他们身临其境。

（1）当时的国际背景：19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对外商品和资本输出以及争夺殖民市场的需要，列强掀起一个新的争夺殖民地的高潮。落后的东方中国及其邻国，成为侵略者争夺的主要目标。列强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北（俄英侵略新疆）、西南（英国侵略西藏）和东南地区（日美侵略台湾）。

（2）俄英侵略新疆：新疆是中国的西北屏障，从19世纪60年代，沙俄就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威胁到新疆的安全。1865年春，沙皇控制下的中亚浩罕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南疆，强占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地；1867年成立“哲德沙尔国”，自立为汗。1870年，又将侵略势力扩张到北疆。1871年，沙俄借**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扶植阿古柏政权，这是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破坏。

控制印度的英国拉拢阿古柏，企图把侵略势力从印度扩张到南疆。

俄、英利用阿古柏伪政权作为肢解中国新疆的工具。新疆面临危机！

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成为国家民族的大事。

2．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清政府为什么决策海防和塞防并重？左宗棠如何用军事手段收复新疆（伊犁除外）？伊犁是如何收回的？）

①清政府为什么决策海防和塞防并重？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面临危机。187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出兵在台湾西南部登陆，东南危机与西北危机并起。为解决危机，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为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一面加强海防，同时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②左宗棠如何用军事手段收复新疆（伊犁除外）？

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西征。在新疆各族人民支持下，西征清军全歼阿古柏军事势力。1878年初，取得收复新疆的胜利（除伊犁外），粉碎了俄、英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

③伊犁是如何收回的？

以军事为后盾，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伊犁。清军收复南疆后，沙俄仍赖在伊犁，拒不交还给中国，由此引起了中俄伊犁交涉。1878年，清使崇厚与俄国交涉失败。1880年，左宗棠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统筹军务。与此同时，清政府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开谈判。在左宗棠的军事支持下，第二年，中俄签订《改订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但仍被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约7万平方公里。

3．结果（清政府如何加强西北的防务和管理？）

由于左宗棠一再奏请将新疆改建行省，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这对开发新疆，巩固西北边防，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战略举措。

【黄海海战与反割台斗争】黄海海战与反割台斗争是甲午战争中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典型事件。

1．黄海海战——甲午中日战争中中日海军的决战

关于黄海海战，初中教材已将其作为甲午战争经过来表述，从甲午中日战争的大背景、海战的经过、海战的直接结果进行了描述。本子目侧重介绍北洋水师爱国将士们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同仇敌忾，英勇奋战的情景，同时也对海战的结果做了全方位的介绍。

（1）黄海海战的爆发：蓄谋已久的日军，在黄海海面突然袭击执行运兵任务后返航的中国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缺乏准备，仓促应战。

（2）黄海海战的经过：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英勇善战。海军提督丁汝昌裹伤督战；“致远”舰、“经远”舰以舰艇作炮弹，舍舰炸敌；“靖远”舰、“定远”舰管带临危受命，代替旗舰、提督指挥，打得日舰落荒而逃。

（3）黄海海战的结果：从两方面来总结：

直接结果：参照“黄海海战中日双方兵力、损失对照表”，说明中日双方海军战斗实力总体敌强我弱，但北洋水师同仇敌忾，虽伤亡惨重，但舰船损失程度旗鼓相当，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最后结果：黄海海战后，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保存实力，有意夸大战败程度，命令舰队避入威海卫军港，不准出击，使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最后，日军海陆两路围攻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2．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需交待清楚反割台斗争的背景、经过和意义。

（1）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背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根据条约，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割地议和，怒斥清政府投降卖国。正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合上书光绪帝，要求废约拒和，迁都抗战——“公车上书”。

台湾人民痛心疾首，“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台湾民众集会，宣告饷银不能运走，制造局不能停工，台湾税收全部留供抗日之用。台湾绅民还联名发布檄文，声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誓与台湾共存亡。

（2）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经过：

日军侵入台湾。日本急于占领台湾，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895年5月20日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陆续撤出台湾。与此同时，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到台湾办理交割事宜。李经方不敢踏上台湾土地，美国顾问科士达出主意，把割台清单送到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上，台湾就这样被清政府出卖了。

台湾保卫战。日军在台湾登陆后，台湾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参加台湾保卫战的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以丘逢甲、徐骧为首的义军；另一支是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可结合“台湾人民反割

台斗争形势图”，了解两支部队互相配合、由北到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由于清政府严密封锁沿海地区，不准接济台湾抗日军民，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台湾抗日军民的处境更加困难，粮饷、军械奇缺。10月，台湾全部沦陷。

（3）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意义：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以劣势装备，在1895年6月至10月，打了大小一百多仗，抗击了日本近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三万多人，日军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此后，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里，台湾人民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详细内容见“知识链接”）。

【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包括兴起的原因、发展、失败及其意义。

1．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原因：

根本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客观原因：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国事垂危。中国人民无法指望清政府承担反帝重任，只能挺身而出。

直接原因：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山东，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其活动远远超过正常宗教活动的范围，他们实际上成为深入中国民间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代表。教会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欺压人民，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山东反洋教斗争汹涌澎湃，并最终由冠县起义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2．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发展（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和发展的原因、表现）

（1）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和发展的原因

直接原因：山东巡抚的血腥镇压。冠县地处山东、直隶、河南交界，反帝爱国的火焰迅速蔓延。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列强的恐慌。列强要求清政府迅速扑灭义和团。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替列强和清政府血腥镇压义和团，山东义和团被迫转移到直隶。山东与直隶的义和团联合起来，声势更加壮大。

主观原因：义和团英勇抵抗清政府的镇压。义和团虽然提出“扶清灭洋”，但在遭受镇压的情况下，英勇反抗，没有受“扶清”的束缚。山东、直隶的义和团接连攻克州县城池，势力席卷京津地区。

客观原因：清政府采取“抚而用之”的政策。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分为主张剿杀和主张安抚两派。狡猾的慈禧太后意识到剿杀义和团“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另外，端郡王载漪伪造列强逼慈禧太后还政给光绪帝的照会，也促使慈禧想借义和团教训列强。所以，慈禧太后先是“默许”，继而承认义和团，并命载勋和刚毅统率义和团，对外宣战。义和团运动发展壮大。

（2）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表现

义和团战士纷纷涌进北京、天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达到高峰。

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英勇斗争。在廊坊阻击战、北京城的战斗中，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原始的武器英勇抗击使用先进枪炮的八国联军，重创了敌人，显示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巨大力量。

3．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失败（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失败？）

主要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在逃跑途中，她下令“铲除”义和团。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失败。

主观原因：引导学生注意“扶清灭洋”口号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对清政府应有的警惕性，造成了义和团的迅速失败。

4．义和团运动的意义

（1）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义和团战士不畏强暴，英勇斗争，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实现。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易实现的，不得不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38（3）中国军民抗御外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是列强未能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主要原因。

本课重点：列举中国军民抗击外来入侵的事迹（通过学习，善于发现中国近代史中关于抗敌御侮的相关事例）。

本课难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1．左表中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哪些战斗状况？

答案提示：左表中提供的数据反映了以下情况：从参战舰艇、火炮和兵力情况看，日强中弱；北洋水师面对突然袭击，不畏牺牲，顽强反击，伤亡惨重；取得了舰船损失程度与敌旗鼓相当的战果，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2．义和团运动的口号经历了“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变化过程，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答案提示：义和团运动的口号经历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变化。“灭洋”，即反对帝国主义，始终是他们高举的斗争旗帜。

“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提出的。“扶清”有两重含义：一是扶助以“大清”为国号的中国，即保卫中国；一是扶助清朝廷。这个口号带有一定的策略性，使义和团的“灭洋”斗争合法化，减少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有利于争取爱国官员、将士的支持。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口号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扶清”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农民群众对清朝统治者施展阴谋手段的警觉，导致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不过，义和团余部高举“扫清灭洋”的大旗，继续打击中外敌人。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反帝与反封建斗争的关系认识，经过失败挫折，不断得到提高。

【自我测评】

1．为什么说中国军民抗御外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是列强未能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主要原因？

答案提示：面对列强侵略，政府官兵和人民大众与列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前者如左宗棠收复新疆、黄海海战，后者如三元里抗英、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和义和团运动。

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结果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列强通过清政府对中国进行间接统治。究其原因，有列强争夺中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因素，使它们不能完全瓜分中国；最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帝国主义无法征服中国。

【材料阅读与思考】结合“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背景，思考列强未能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原因。

答案提示：从侵略者的角度揭示：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是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美梦的杀手锏，是列强未能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根本原因。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通过分组合作学习，考察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呈现方式多样化的能力和收集相应案例的能力。

【评价方法】

教师观察法，学生自评互评法，学习档案法，历史制作法。

【评价过程】可提供如下收获展示台（仅供参考）：

学习收获展示台

学校班级姓名学号

这节课我有收获吗？自我评价小组

评价教师

评价

1．简要列举中国人民抗争的史实

2．列强不能把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3．你觉得现在的爱国主义应包括哪些内容？

4．在小组学习中，展示你的材料阅读与思考能力（除了教材提供的外，你还有相关材料吗？）

5．在本课的学习中，你发现了什么问题？找到答案了吗？（若没有发现问题，请说明原因）

6．在本课的分组合作学习中，你有哪些贡献？

7．你对本课的学习感兴趣吗？为什么？

应鼓励学生比上节课更积极、勇敢地展示自己的收获，教师的评价应侧重在分组合作学习的能力、呈现方式的多样化上。

【评价总结】“学习收获展示台”收入本人的学习档案，有特色的展示（历史制作）可以出现在校园网上。

（五）历史问题注释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一览表】

人物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郑国鸿王锡鹏裕谦(蒙古族)陈化成海龄(满族)官职副将水师提督总兵总兵总兵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南提督副都统

牺牲时间 1841．1 1841．2 1841．10 1841．10 1842．6 1842．7

牺牲地点广州沙角、大角广州虎门浙江定海浙江镇海上海吴淞江苏镇江

【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统领部分湘军时，自募“楚军”（约五千人），形成左系湘军。1862年初，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的“常捷军”一起，镇压宁波、绍兴等地的太平天国运动。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以主战派身份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去世。

【阿古柏】阿古柏（1820—1877），塔吉克人（一说乌兹别克人）。原是封建主，曾任浩罕国的军事首领。1865年，受浩罕摄政王的派遣，趁新疆举事反对清朝统治之乱，与喀什噶尔封建主金相印勾结，率军侵入新疆南部。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幸运者”。1870年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残酷压榨和剥削新疆各族人民，被称为“黑色的猫头鹰”。他还与英俄帝国主义相勾结，与之签订政治、通商条约。1876年，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率军讨伐，在新疆各族人民支持下获胜。次年，阿古柏退守库尔勒，不久兵败自杀（一说被部将杀死）。

【日本侵略台湾】1874年5月，日本陆、海军3000多人分三路向台湾进犯，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日军病亡者甚众。日本侵台后，清政府一面照会日本表示抗议，一面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巡阅为名率军渡海赴台，加强防务，并准备抵抗。日本亟谋外交解决。10月，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日本迫使清政府妥协，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又称《台事专条》）。其主要内容有：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偿付日本在台修建房屋道路费用40万两白银及“抚恤”银10万两；中国承认日本此次侵台“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伊犁条约】又称《中俄改订条约》，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1875年，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兵入新疆，击退阿古柏匪帮，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等重镇和南疆地区。1878年6月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谈判收回1871年被它侵占的伊犁问题。1879年10月，崇厚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与沙俄代表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出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和更多的主权。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1880年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改约。经过艰苦的谈判，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收回伊犁，俄国同意放弃帖克斯河流域，但霍尔果斯河以西仍被俄国割去；对俄国的赔款增至500多万两白银；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增设领事；俄商在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蒙免税贸易，俄货由陆路运至嘉峪关者，照天津办法减税三分之一；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

【邓世昌】邓世昌（1849—1894），清末海军将领。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幼年随外国人习英语、算术。18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该校首届毕业生。毕业后，以五品军功先后任“琛航”“东云”“振威”“飞霆”等舰管带。1879年，以“熟悉管驾事宜”调至北洋。1882年随丁汝昌赴朝鲜平息“壬午兵变”，阻止日本侵朝计划，40 因功升游击、参将。1887年春奉命同叶祖珪等赴英、德接收定购的“致远”“经远”等4舰，任“致远”“经远”等营务兼“致远”号管带。1894年9月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英勇奋战，率舰拼力冲撞日“吉野”号，以期与敌舰同归于尽，不幸舰中鱼雷，与全舰将士250余人一起殉国。

【赵三多】赵三多（约1842—1902），直隶威县（今属河北）人，世代务农。早岁即习梅花拳（后称义和拳），为拳教师。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广设拳场，先后收徒达2000余人。19世纪90年代初，山东冠县梨园屯发生外国教会势力勾结官府，强拆玉皇庙改建为教堂的事件。他被当地人民邀请率众声援，迫使清军未敢动手拆庙。1898年10月，他在冠县蒋家庄（今南宫县蒋庄）集众祭旗起义，攻打当地红桃园等教堂的武装据点，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后遭清军围攻，起义失败。

【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北京西什库的北堂是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宗教侵略活动的总指挥部，设有外国军队和教堂武装保护，堂内驻有法意官兵、法国教士和中国教徒。1900年6月15日，义和团10000多人开始围攻教堂，虽有40多人牺牲，但仍猛攻不止。两天后，部分清军也参加了进攻。义和团制造了一种尾部带火种的火箭武器射入教堂，“力大穿屋”，掀起钟楼楼顶，打落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义和团还用挖地道、埋地雷战术，打死打伤大批侵略军，法国军官恩利毙命。到8月16日为止，义和团包围西什库教堂达63天。

【瓦德西】瓦德西（1832—1904），德国军官，八国联军总司令。1870年普法战争时为上校参谋长，1888至1891年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1898年任陆军总监。1900年晋升陆军元帅，同年9月来华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11月抵北京，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纵兵在京城等地大肆劫掠。1901年6月回国。八国联军在中国遭到义和团的英勇抗击，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彻底破灭。瓦德西在写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报告中承认：“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三伟大的抗日战争■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列举侵华日军的罪行，简述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史实，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知识与能力】在回忆初中所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材所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进一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并通过分析、归纳，概括其危害：再次严重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认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包括抗日救亡和全民抗战两个阶段，理解抗日范围变化的原因以及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总结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过程与方法】在抗日战争中，包括日军侵华和中国军民的抗日这两方面。学习这段历史，学生要将自己置身于抗日战争这一特定背景中，去探究日军侵华和中国军民抗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探究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积极发现并解决问题（如日军侵华方面：主线：日军在侵华过程中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哪些危害？支线：日本为什么要侵华？为什么要首先侵略中国东北？日军是如何在中国领土上长驱直入的？日军为什么能长驱直入？日本是怎样在中国的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日本为何要在中国沦陷区进行这样的殖民统治？等等。中国军民的抗日方面：主线：中国抗日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分别是什么？支线：中国的抗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分成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分阶段？关内外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何异同？抗日救亡运动为什么会发展到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战表现在哪些方面？国共是如何合作抗日的？国共合作中的不和谐是如何处理的？抗日战争是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的？取胜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如何看待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战争赔款、生化武器、中国劳工、慰安妇？等等）。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学会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兼听他人意见，从而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教师应注意面向全体学生，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方法，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历史的角度、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等）去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客观、及时地评价学生的每个闪光点，以激励学生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中国军民团结抗日史实的学习，深刻理解团结就是力量这一道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通过学习，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二）教学内容分析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在这一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由于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再次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关内外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展为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显示了无坚不摧的民族凝聚力，终于在1945年8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课文下分五个子目：（1）“侵华日军的罪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日本通过军事手段侵略中国的原因、过程和日军在军事侵略中的暴行；二是日军在对中国占领区进行殖民统治过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2）“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围绕关外的抗日和关内的救亡两方面内容展开。（3）“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交待了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原因、过程及其表现。（4）“国共合作抗日”突出了国共合作抗日这一主流，简要介绍了国共磨擦的原因和结果。（5）“抗日战争的胜利”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大背景中，说明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过程和意义。

五个子目的逻辑关系：“侵华日军的罪行”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原因。“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国共合作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四个子目共同构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画面，贯穿着抗日这一主线：中国军民如何由抗日救亡运动（“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全民族抗战的主要表现（“国共合作抗日”）和最终结果（“抗日战争的胜利”）。五个子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烘托出抗日战争之伟大所在。

【侵华日军的罪行】本子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日军的军事侵略。（2）日军的殖民统治。

（1）日军的军事侵略（原因、过程、暴行）

教材对日军的军事侵略从原因、过程、暴行三方面进行了介绍，围绕下面这些问题展开：

①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和独占中国领土蓄谋已久。1927年，日本在“东方会议”上确定了“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

其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年开始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两年后波及日本，使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社会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的创伤。

最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正竭尽全力围剿红军，这也给日本可乘之机。

②日本为什么要首先侵略中国东北？

首先，历史的原因。日本早就想霸占中国东北。马关条约中就想割占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搁浅。通过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终于如愿以偿，霸占了辽东半岛，取得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和领海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的财产和特权。之后，又将内蒙古东部和南满联系起来，统称“满蒙”，不容别国插足。为了巩固和扩大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设立关东厅，建立关东军，专门管辖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地区。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以图“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其次，东北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东方会议”后，主持会议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内容上奏给裕仁天皇（即“田中奏折”），声称为了执行“明治大帝之遗策”，特制定“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这里“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因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③日军军事侵略的进程（过程和原因）

日军侵华长驱直入的进程：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5个月，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日军向长城沿线蚕食，并根据《塘沽协定》，打开了华北门户——热河、冀东。1935年，日本为分离和蚕食华北，制造了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之后，日军向华东和华北两个方向发动攻击，妄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华东方面，日军为“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上海失守后，又进攻南京。12月，南京沦陷。随后，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攻占济南。

与日军进犯上海的同时，华北日军侵入山西，11月，侵占太原。

1938年春，为打通津浦线，日军进犯徐州。5月，徐州失守。10月，广州、武汉也被日军占领。中国失去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大片领土。

日军能够长驱直入的原因：

主要是日本蓄谋已久，敌强我弱，而中国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1933年后，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④日军的暴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极端的暴行有：屠杀中国百姓（南京大屠杀），蹂躏妇女（慰安妇）；在中国土地上研制细菌和化学武器，用活人试验，并在20个省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等等。

鼓励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丰富和完善这方面的内容。

（2）日军的血腥统治（原因、表现、危害）

①日军为什么要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

总目的：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区。

政治目的：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确保对沦陷区的统治。

经济目的：把沦陷区的经济变为它的附庸经济。

思想目的：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以实现其同化的目的。

②日军是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

政治上，日军利用汉奸扶植傀儡政权，对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实行所谓的“以华制华”政策。对占领区人民实行疯狂迫害：在东北，日军进行“讨伐”和“治安肃正”；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日伪政权发动“清乡运动”。

经济上，日本侵略者在农业、工矿运输业、金融业等方面，大肆榨取中国的资财和掠夺劳动力。

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侵略者通过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蒙蔽、麻醉和腐蚀中国人民，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

③日军侵华的罪行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践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攫取了在沦陷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权，剥夺了许多中国无辜百姓的生存权，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第一阶段的内容。它是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军民自发起来，维护国家主权，抵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行为。

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包括：前方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侵略和后方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两方面。

1．关内关外的抗日运动

（1）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坚决反抗日本的侵略。具体表现：发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宣言、八一宣言和召开瓦窑堡会议。

（2）关外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1936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1931年9月—1936年）和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

东北抗日联军情况一览表

部队名称成立时间领导人活动范围

抗联第一路军 1936年6月总司令杨靖宇辽宁、吉林两省东部

抗联第二路军 1938年1月总指挥周保中（白族）松花江下游地区

抗联第三路军 1939年5月总指挥李兆麟黑龙江省北部

43（3）关内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①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抗战（淞沪抗战中，迫使日军三易主帅；1933年11月，被调至福建剿共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继续高举“停战抗日”的大旗）。②长城抗战（山海关抗战、长城抗战、多伦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关内的救亡运动

关内人民以各种方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工人罢工、募捐。上海、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10月初，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会；北平工界成立抗日救国会，其他各地的职工也都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款、禁售日货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活动。

（2）爱国工商业者：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来。他们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要求政府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内息纷争，共御外侮”。

（3）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4）爱国学生：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又南下深入工厂、农村和军队进行抗日宣传，使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5）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二阶段内容。本子目交待了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原因、过程及其表现。

1．抗日救亡运动为什么会发展到全民族抗战？

（1）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为灭亡中国，日军相继发动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日国力、军力对比简表”表明不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两国均相差悬殊，敌强我弱，日本具有打持久战的实力），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2）日本侵略的形势，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抗日。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实现的最主要前提。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抵抗的主要原因：

①日本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其统治心脏地区，不抗日国民政府难以生存。②日本的进攻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生存的主要支柱——江浙财团和美英在华利益，不抗日这些势力不答应。

③中国人民的压力。九一八事变以来形成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再不抗日，即便通过妥协日本可能会允许国民政府存在，但中国人民绝不会承认如此卖国的政府，蒋介石同样难以维持统治（值得注意的问题：这时国民政府只是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而并未按国际惯例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对日宣战之后，这说明蒋介石头脑中还想着与日本妥协）。

（3）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只有数万人，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驱逐日本的任务；而国民党是执政党，并拥有200万以上的正规军，联合国民政府，才有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客观地评价国民党、蒋介石在全民族抗战形成和抗战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政策的转变是全民族抗战形成的重要原因，没有他们的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他们政策转变的原因，既有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形成全民族抗战后，他虽挑起过反共磨擦，但最终没有使统一战线破裂，这也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2．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全民族抗战的经过如何？

国共合作的完成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就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已发展到全民族抗战，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就是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全民族抗战的经过：

（1）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2）7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请缨杀敌。14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

央向国民政府表示，西北红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

（3）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政府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以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4）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蒋介石为了自身利益，急于使红军出师作战。8月22日，改编八路军；以后，又改编新四军，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战斗序列

总指挥：朱德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副总指挥：彭德怀第一二○师，师长：贺龙

参谋长：叶剑英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5）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次国共合作从军事合作开始，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而是采取遇事临时协商的办法来实现的。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仍然是国民党***的政府，这就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合作磨擦埋下了伏笔。

3．全民族抗战表现在哪些方面？

旗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地域：真正的全国战争。前线军民抗日，后方全国救亡。

参战：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工农兵学商各界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共同参加。

团结：全国各党派。均以民族存亡为重，结束分裂对抗，求同存异，在抗日的基础上团结一致，集中力量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合作：全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主力军和游击队，一致抗日，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者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基础：广大群众。抗日战争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鼓励学生在挖掘教材资源基础上，查阅相关资料，完善全民族抗战的概念和印象（如中国农民如何参加抗战？少数民族如何抗战？海外华侨如何投身抗战？等等）。

4．全民族抗战的主要表现：国共合作抗日

（1）国共是如何合作抗日的？

国共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发起新的进攻。在中华民族和国民党自身都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建议，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国民党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组织者，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相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国共军队一致抗日。全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主力军和游击队，都一致抗日。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者互相配合，共同抗日。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徐州、太原等会战（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吸引、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得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参考《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示意图》及下表：《八路军、新四军创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简表》），形成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抗击了日军的主力，成了抗战的主战场，为国民党军队赢得在西南休整的时间，也为其取得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不同的区域向日军发起进攻，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国共合作抗战坚持抗战始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合作抗日是主流，其间虽然在抗战相持阶段因日本改变了侵华战略，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的同时，制造了反共磨擦事件，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统一战线最终没有破裂。国共合作抗日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八路军、新四军创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简表

时间领导人名称

1938年初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贺龙关向应晋绥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晋冀豫、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夏陈毅张鼎丞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冬陈光罗荣桓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初李先念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夏张云逸徐海东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0年冯白驹琼崖抗日根据地

（2）国共合作中的不和谐是如何处理的？

①国共磨擦出现的原因：日本改变了侵华战略（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的政策），为国民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提供了可能；国民政府惧怕中共力量壮大危及其统治是其制造反共磨擦的主要原因。

②国共磨擦的表现：皖南事变。1940年秋，蒋介石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企图趁机围歼。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抗日的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多人向北转移，到达安徽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前去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留，项英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派国民党军队进攻江北的新四军。

③国共磨擦的处理：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和妥协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针锋相对，坚决回击：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发动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周恩来在重庆挥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国共合作的不和谐音最后被抗战的主旋律淹没：1940年正面战场进行了枣宜会战；敌后战场展开了百团大战，并从1941年开始，在反扫荡中根据地队伍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的胜利】

本子目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大背景中，说明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过程和意义。

1．抗日战争是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从此，中国战区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配合、协作下，中国的国民党军和敌后军民发起战略反攻，终于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2．取胜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主要原因有：

①由于百余年间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造成的民族觉醒和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这种民族觉醒和凝聚力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②在中共倡导、推动并坚持和发展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抗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③国共两党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是抗日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原因。

④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人民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加快了抗日战争决定性胜利的进程。

3．如何看待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援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打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空军，消耗了日本大量实力（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歼150万，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打乱了其侵略部署，在战略和战役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因战争失败而割地、赔款、出让国家主权的屈辱历史；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爱国主义得到极大弘扬；光复了

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失地；废弃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百年之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之一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在民族危难中开辟新的道路，中华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本课重点：掌握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原因、表现及其结果；阐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本课难点：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1．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

答案提示：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可从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这两方面去考虑。

在军事侵略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极端表现：屠杀中国百姓（南京大屠杀），蹂躏妇女（慰安妇）；在中国土地上研制细菌和化学武器，用活人试验，并在20个省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等等。

在殖民统治过程中：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疯狂迫害占领区人民，在东北，进行“讨伐”和“治安肃正”；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发动“清乡运动”。经济上，在农业、工矿运输业、金融业等方面，大肆榨取中国的资财和掠夺劳动力。文化上，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

2．什么是抗日救亡运动？关内关外人民是如何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

答案提示：中国军民面对日军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自发的抵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行为，包括前方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和后方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两方面内容。

关内关外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为关内外的抗日和关外人民的救亡。

关内关外的抗日：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日本的侵略；关外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抗击侵华日军；关内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抗战（淞沪抗战以及后来在福建继续高举“停战抗日”的大旗）、长城抗战等等。

关内人民以各种方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工人罢工、募捐。工商业者抵制日货，拒收日钞，要求政府对日经济绝交。民主人士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抗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西安事变，揭开国共合作抗日的序幕。

3．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答案提示：可结合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中日国力、军力对比简表”得出结论。

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日国力、军力对比简表》表明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非常强大，但是它的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必能爆发出无坚不摧的民族凝聚力，能促使党派团结、军队合作，必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4．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答案提示：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2）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侵略图谋，成为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3）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4）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联合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5）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学争鸣】谁打败了日本？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是美国的原子弹，苏联的对日宣战，还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结合资料卡片和知识链接所提供的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提示：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对打败日本起了决定的作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始得最早（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坚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共14年），消灭的日军最多（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约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70%）。中国

人民的抗日战争，既阻止了日军向北进攻苏联，又推迟了日军南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止了日军与德军会师的意图，保证了美、英、苏“先欧后亚”方针的实施，避免两线作战，聚歼德国法西斯，支援盟军太平洋反日作战，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的长期抗战拖垮了日本，1945年，日本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再也无力发动大的战役。

美国原子弹、苏联的出兵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自我测评】

1．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提示：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因为：①它在地域上是真正的全国战争。在前线，军民坚决抵抗日军进攻；在后方，掀起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②全国各个阶级、阶层都参加了战斗。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部分地主买办、海外华侨和宗教界人士，都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③全国各党派，都以民族存亡为重，结束了分裂对抗的局面，求同存异，在抗日的基础上团结一致，集中力量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④全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主力军和游击队，都一致抗日，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者互相配合，共同抗日。⑤共产党努力发动和组织了广大群众，使抗日战争有了极大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也是抗日战争取胜的重要原因。

2．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答案提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全民族反对外敌入侵又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之一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因战争失败而割地、赔款、出让国家主权的屈辱历史；光复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失地；废弃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百年之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团结、统一，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材料阅读与思考】阅读材料，思考：为什么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

答案提示：日本法西斯是世界人民第二号敌人。1931年9月即开始向中国武装侵略，形成东方的战争策源地；1937年7月，全面侵华。中国人民举国奋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单独承担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全部压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民族虽然做出了巨大牺牲，但牢牢阻挡了日本军国主义北上南进的步伐，破坏了德意日法西斯结盟的计划，使日本陆军的近一半（1942—1945年平均数）身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支持了美英继续贯彻其“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而且也是东亚和太平洋战场能够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的重要因素。至1945年，57个师团的日军主力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又无力进行大陆决战，只能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评价学生宏观把握历史脉络的能力、任务驱动探究历史、揭示历史本质的能力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

【评价方法】教师观察法，学生自评互评法，学习档案法，历史习作法。

【评价过程】可为本课内容设计如下收获展示台（仅供参考）：

学习收获展示台

学校班级姓名学号

这节课我有收获吗？自我评价小组

评价教师

评价

1．列举侵华日军的罪行

2．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3．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4．你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侵华日军遗留生化武器问题、战争赔款问题、民间索赔

问题、掠夺中国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史实、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

5．在本课的学习中，你发现了哪些问题？找到相应的答案了吗？（若没有发现问题，请说明原因。）

6．你对本课的学习感兴趣吗？为什么？

教师评价时应特别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历史及现实问题，鼓励学生发现越来越多的历史问题。

【评价总结】教师可进行一次本单元学生收获的总展示，重点展示有关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历史的案例，激励学生尽早形成探究式学习历史的习惯。

（五）历史问题注释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自1929年12月，中国的《时事月报》杂志最早刊载“田中奏折”以来，对它的真伪一直有争论。但从“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满蒙政策”和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与《时事月报》刊载的“田中奏折”的基本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有位日本学者说：“田中奏折”就形式来看有可能是假的，就内容来看则是真的。

【日本“731”部队】日军侵华的细菌部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武器制造厂。1933年，日本将设在东京的“防疫研究所”（即细菌战研究所）移至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正式开始以中国战俘和反满抗日义士做细菌活体试验，对外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为隐匿，又化名作石井部队，加茂部队）。1938年6月，迁至哈尔滨平房镇，改名为“满洲第659部队”（别称东乡部队），1941年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直属日本参谋本部，由石井四郎中将主持，工作人员达2600余人。设有细菌研究、细菌试验、细菌制造、资料、防疫给水、总务、训练教官、诊疗8个部和一个特别班。培制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热菌、鼠疫、脾脱疽干菌、斑疹伤寒菌、结核菌等；在安达设有试验场，设有专门的细菌弹壳制造厂。日军在中国的浙江战场上进行了细菌战，杀害中国军人和无辜平民数十万人。

【关于“不抵抗主义”】有论者认为，“不抵抗主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3年承德失陷期间，东北地方当局所采用的说法；蒋介石当时并无不抵抗的直接命令，但蒋和南京政府默认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抵抗”；张学良对“不抵抗”负有相当责任；直到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才洗去“不抵抗主义”的耻辱。

【蒋介石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有“三论”作为这种政策的辩解。这“三论”即：（1）民族失败主义的“三日亡国”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2）依赖外援的“信赖国联公理处断”论。1931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余敢信凡国际联合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定国，对于日本破坏公约之行为，必有适当之制裁；……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3）恐惧人民革命的“攘外必先安内”论。他认为日本侵略是“皮肤小病”，红军是他的“心腹之患”，所以“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此外，他的不抵抗主义还基于一贯要牺牲东北的主张。1927年10月，蒋介石访日时，曾与田中达成数项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1931年10月，派许世英赴日，表示：“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上述几个方面决定了蒋介石不可避免地要鼓吹和实行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内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讲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就职会上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反蒋抗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1936年5月从河西撤回东征的红军，49 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派刘少奇到天津，加强对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力争同愿意抗日的力量合作。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加紧侵略华北，英美与日本矛盾进一步加剧，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他一面派人同苏联改善关系，一面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在了解到蒋介石等各派代表人物对日本态度的新变化后，1936年2月以后就不再发布讨蒋令。3月4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5月，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公开放弃“反蒋”口号。8月，又向国民党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在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至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向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破袭战役。参战兵力105个团20余万人，另外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基本结束，历时三个半月，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进行交通总破击战。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正太路全线瘫痪，华北敌占的同蒲、平汉等铁路也被切断。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上旬，继续破击日军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攻克了日伪军的一些据点，平毁了大部分封锁沟、墙，使被分割的地区重新连成一片。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至12月5日，以反击日军对华北根据地“扫荡”为主。八路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坚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经过连续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这次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增强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清乡”，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并对各根据地包围、封锁，加之各地连续发生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中国共产党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以渡过难关。

在政治上，根据地执行“三三制”和“精兵简政”。“三三制”即在根据地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兵简政”则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党同群众间的联系而采取的举措。“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简政”就是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减少冗员。

在经济上，根据地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以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并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另一方面，根据地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路军359旅经过几年的努力，将荒芜人烟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基本克服了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

在军事上，各根据地开展了大练兵运动，并在每年春节前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加强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在思想上，从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其内容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破除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全党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至1933年东北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人士，纷纷进行武装抗日。他们既有原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还有各阶层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其成份较为复杂。爱国农民、原东北军的军警官兵、原来的绿林土匪、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分别占50%、25%、20%和5%。义勇军发展迅猛，但无统一领导，各不相属，各自为战，名称有“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是最早的一支。1932年3月至11月，是义勇军发展兴旺时期，人数号称30多万，给日寇以有力打击。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国民政府又不给予任何物资接济和军事援助，到1933年初以后，义勇军基本力量已经溃散。其中一部分转为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敌后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1937年间东北抗联战绩】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万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关东军头目都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大遗憾”。据日伪统计，1932—1937年，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word版教参)（共5篇）

第一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word版教参)

第二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专题二

第三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

第四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教师用书

第五篇：人民版历史必修一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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