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工作汇报

第一篇：构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工作汇报

构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工作汇报

——在省教育厅心理健康教育督导检查会议上的汇报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 冼德庆

尊敬的邱鸿钟组长和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现在，我向大家汇报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我的汇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我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基本做法与经验近几年来，我院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工作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按照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努力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的基本做法与经验是：

（一）领导高度重视，体制逐步健全 主要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心理咨询中心”），配备了专职人员。

第二，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列入院长办公会议的议事日程和学院的工作计划。

第三，成立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

第四，颁发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建设进一步加强。

（二）重视硬件建设，保障措施有力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场地保障。目前，心理咨询中心设有办公室、咨询室、沙

学生心理、《心语》网络版、心理资源库等栏目，是学生了解和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个有效载体。

第四，依靠和培养一批学生骨干。目前，在心理咨询中心内设机构工作的学生干部有37人，全院心理委员共计234人。这些学生骨干在协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心理咨询老师的得力助手。

第五，建设一个学生社团——朋辈互助心理联合会。该协会成立于2010年4月，目前有会员200余人，在协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成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工作的主要特色

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我院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之一：心理健康教育与保护四级工作网络比较健全 第一，在制度设计上，制定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四级工作网络建设实施办法》，构建了学院——系部——班级——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与保护工作网络组织架构。

第二，在运行机制上，构建了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学院领导统管，以学生工作处为主导，实行学生工作处与系部处和医疗保健单位相互配合、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教师教育引导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工作体制。

第三，在工作实践中，坚持了十项工作制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

一是坚持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制度。二是坚持新生入学适应教育制度。三是坚持面谈咨询制度。四是坚持重点对象重点关注制度。

学生政工干部为主力、在班级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为骨干、在寝室以学生心理信息员为基础的四级心理健康保护网络，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心理危机苗头，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有效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

（三）积极开展调研，工作针对性进一步加强 具体体现为：

第一，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普查，确定重点关注对象，为有针对性做好个体心理辅导奠定了基础。

第二，通过开展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比较准确地把握一年级新生的思想特点和存在问题，为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据。

第三，通过开展案例讨论，提高学生政工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通过开展科学研究，促进学生政工干部提高工作水平。

（四）坚持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务相结合，实效性进一步增强

我院坚持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努力做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务相结合，使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总体布局，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教育的效果大大增强。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目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院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其中最主要的存在问题是：

第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仅能将其作为公共选修课来开设，未能满足全体学生修读的需要。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人数有待增加，结构有待优化，水平有待提高。

第二篇：市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工作汇报材料

文章标题：市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工作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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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中央惩防体系《实施纲要》，构建具有##特色的惩防体系，关键要在抓落实上下

功夫。##市委、市政府、市纪委对此高度重视，指导思想明确，工作措施扎实。去年以来，我市的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在结合市情实际、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贯彻落实、分阶段深入推进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惩防体系构建工作情况

坚持整体构建。及早规划启动。根据中央纪委开展惩防体系建设调研的通报精神，市纪委于去年9月就组织了调研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情况的摸底调研，并对近年来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整合，制定出“2006年学习贯彻，2007年健全完善，2008年强化督促，2009年全面提高，2010年初步建成”的体系构建总体规划，组织起草并以市委名义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惩防体系的决定》，从教育引导、制度建设、监督防范三个层面，以教育防范、制度约束、监督制约、查处惩戒、测评预警、廉政激励六项机制为主要内容构建出我市惩防体系的初步框架。中央《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后，结合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市纪委对构建和落实体系任务进行了责任分解，制定了《关于对贯彻落实惩防体系任务进行责任分解和检查考评的意见》。两个文件的实施，标志着我市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的实践全面展开。形成工作格局。市委、市政府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市纪委设立了办公室。市委、市纪委多次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实施纲要》和研究讨论体系构建工作。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同志亲自审定文件，安排部署工作，并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各级党委（党组）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把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学习领会、全面贯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构建惩防体系的社会共识。加强宣传引导。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将《实施纲要》和市委《决定》列为各级党组织宣传教育和理论学习的重点，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把《实施纲要》和市委《决定》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学教材，并在新闻媒体上开辟了专题专栏，开展了有20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知识竞答活动。各级党组织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组织认真学习，一些单位还召开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专题理论研讨会。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合力。

突出目标管理。抓细化。在《责任分解和检查考评意见》中，我们结合市情实际，把长期规划分解为个性工作目标，确定了任务完成应达到的结果，明确了工作措施和运作程序，并对任务分解、责任要求、成效评价和结果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力求各单位将相关任务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落实到单位内部的职能处室和具体责任人。抓协调。在分工意见征求意见阶段，专门召开了任务牵头（责任）单位主管领导参加的协调会议，听取了修改调整意见；在任务分工会议上，对牵头单位与协办单位的协调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编发《责任分解和检查考评意见》之前，又进一步广泛征求了意见，并针对实践中反映的一些意见建议，对责任单位作了适当的调整。抓分解。重点抓了三个环节的分解：一是将市委《决定》提出的具体目标任务归纳为51项，16个牵头单位、45个协办单位职责明确、目标清晰、任务具体，年中、年末分别向市委、市纪委报告目标贯彻情况、运行情况和完成情况。二是各相关单位承担的具体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内部相关处室及其责任人。市纪委及时提出了制定落实具体工作方案的要求，各单位党组（党委）都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实施意见或具体方案，提出了许多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落实措施。三是注重组织协调任务的分解，将任务及责任单位的组织协调工作分解到市纪委机关各职能室，并对督促联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机关各室按职能分工在负责落实由市纪委牵头的任务的同时，分别承担了45个牵头（责任）单位及相关任务的督促联系、协调落实，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责任落实体系。抓督促。去年以来，先后6次由市纪委常委带队在18个镇和市直34个单位开展了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情况的督促调研，深入了解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的整体情况，并召集相关单位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推动了任务的细化落实。

注重科学评价。“两个纳入”强化评价力度。把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任务纳入当年反腐倡廉的工作安排和目标体系，尤其是计划完成的各项任务，务必纳入工作计划。把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党风廉政责任制专项考核，并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重要依据。通过督促检查和责任

考核，要求做到工作任务有具体安排、安排的工作有考核指标、工作进度有明确要求、落实情况有督促检查、进展情况有汇报登记、任务完成有总结报告，把构建惩防体系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衔接起来、推向深入，体现了用《实施纲要》统领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指导精神，进一步强化了责任意识、深化了贯彻落实工作。“三项机制”增强评价刚性。建立监测评估机制

。平时对各单位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的督查结果，占年终责任制考核分值比重的40，强化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经常性工作的落实。建立信息采集机制。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的经验、做法，被全市推广的，在其单位年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成绩中加分，鼓励各级各单位加强构建工作信息交流，推动整体工作进展。建立社会评议机制。在行风评议工作中群众满意率低的单位，对惩防体系建设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建立问责机制。凡出现规定的问责情形，对有关责任单位主要领导予以问责。

总体来看，我市惩防体系建设任务的分解、管理、督促、评价各环节基本到位，抓教育、抓制度、抓监督的“三抓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各阶段惩防体系建设的任务已经分别纳入反腐倡廉工作安排，全市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二、教育、制度、监督、惩处落实工作情况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推进廉政教育系统化。按照构建惩防体系总体规划，今年我市以廉政文化为重点，整合各方力量，运用多种方法，强力推进廉政文化“六进”。一是建立“六进”推进体系。将廉政文化“六进”工作纳入全市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在市委下发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方案中，“六进”工作成为“一把手”工程。加强对“六进”工作推进的督导，召开“六进”专项工作联席会、协调会、座谈会16次，到社区、乡镇、企业、机关、学校现场督导16次，并组织13家示范点建设单位召开现场观摩会，研究、策划廉政文化建设项目，推动了工作落实。二是营造“六进”传播氛围。利用人流密集的##广场等文化展台，组织演出丰富多彩的廉政文艺节目，廉政灯谜竞猜、廉政漫画和“八荣八耻”、反腐倡廉宣传展览，吸引了3000多名干部群众。举办了“##之夜”广场廉政文艺晚会，组织党员干部1万多人（次）观看。把学唱“八荣八耻”及廉政歌曲活动作为营造“六进”传播氛围的重要措施，组织市财政局等8家单位分别组建了80人以上的合唱队伍，各镇、市直各部门组织廉政歌曲演唱200多次，参与人数5000多人，并举办了以廉政歌曲演唱汇报演出为主要内容的廉政专场文艺晚会。三是推出“六进”特色产品。“廉政文化进机关”：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中开展“读书思廉”、研讨征文、警句征集活动，印发《廉文荐读》8期2000余册、汇编从政格言500多条，发布廉政评论200多条、廉政短信2000多条，发送廉政贺卡台历3000多份。开展机关“一把手”讲廉政课活动，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讲授廉政党课80多次，20000多人（次）受到教育。组织市级机关单位利用信息网、宣传窗，宣传反腐倡廉工作成果和典型事迹，组织党员干部526人（次）参加学习党章知识竞赛，到警示基地接受教育3000多人（次），观看反腐倡廉电教片50多部150多场（次）。在乡镇机关推行廉政教育自选课堂，在部门推行“廉政教育日”活动，促使上下联动，形成声势。“廉政文化进社区”：组织社区建立了廉政宣传员队伍，抓好廉政文化活动室、阅览室、宣传栏、标志牌的建设，分别制作和发布了廉政广告和宣传画图，并以廉政文艺演出、廉政书画展览、廉政知识竞赛、反腐倡廉倡议等形式，烘托出浓厚的社区廉政文化氛围。各社区还开展了反腐倡廉楹联、灯谜、书画、诗抄等各具特色的文化项目。“廉政文化进校园”：指导学校加强廉政环境建设，组织挖掘学科廉洁教育资源，开设反腐倡廉专题德育课150堂（次），举办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讲故事、作文等比赛50多次，制作主题板报60多次，黑板报开展廉洁专题晨会10多次，专题广播15期、廉政文化专刊14期，专题演出12场、主题班会70多堂，受教育学生20000人（次）。9月，##市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检查验收组对我市3所学校进行了检查验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廉政文化进家庭”：举办了全市领导干部家属座谈会，发放《“廉内助”教育读本》200余册，向200多名领导家属发出了“争当廉内助”倡仪书，并举行了签名仪式。开展了新时期“廉洁家庭”具体标准和行为规范大讨论，组织专家和家庭代表制定了新时期“廉洁家庭”行为公约。“廉政文化进农村”：指导各村设立村级廉政文化活动室，开辟村民廉政文化课堂，配备廉政文化阅览室。全市共开辟村级廉政文化长廊16条，廉政专栏110余期，组织廉政文艺下乡23场次，播放反腐倡廉电教片42部67场次。“廉政文化进企业”：组织有关企业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管理网络，制定企业领导廉洁自律规定，实施廉政建设目标管理，开展廉政形势报告会和预防商业贿赂讲座，设立企业廉政文化活动室，制作廉政标语牌、宣传橱窗、警示桌牌、廉政广告，设立员工廉政信箱，实现企业廉政文化的有效传播。

（二）落实“制度建设年”要求，促进制度建设规范化。市纪委成立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导小组，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廉政制度建设状况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总体规划、详细计划和具体方案，将8个方面35项制度建设任务分解到职能部门，开展调研、座谈32次，征求意见106条，制定、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96件，并通过召开全市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会，促进各方面充分发挥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抓住“领导”这一重点，重新修订了原有的包括公务纪律、交际规范、自律承诺等内容的廉洁从政配套制度12件，指导相关单位修订廉洁从政制度规定六十多件，并注重对自律规定从仅提出禁止性要求拓宽到提出预防性要求，从仅建立实体性规范拓宽到健全程序性规范，从仅规范领导本人的行为拓宽到规范附属人员的行为，增强了制度的可行性。并对车子房子、婚丧喜庆、公费旅游等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抓住“权力”这一要害，围绕“管人、制权、断利”的目标，通过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招投标制度改革，促进权力制约、资金监控和从政行为规范。对全市投资类行政许可、服务事项进行了新一轮梳理，明确了进驻审批中心的行政许可事项，##个项目新驻中心，全市事项进驻率达到##。完善并落实《行政审批中心服务制度》、《行政审批中心投诉制度》、《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全面推行限时办结、首受负责、并联审批制度。完善并加大对《报名资格审查制度》、《廉政准入制度》、《招投标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暂行办法》等落实情况的监督，节约工程建设资金##万元，政府采购资金##万元，查处了##起违规招投标案件，涉案标的##万元，停止##家单位投标资格。完善会计集中核算模式，集中记账单位增加到##家。出台了《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了政务公开审核报批制度、考核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使政务公开形成规范化、制度化运作。抓住“群众”这一基础，组织各镇健全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监督一系列制度二十多套，各村均能按照规定时间、规定内容进行公开，全市##个村（居）有##个村坚持按季公开，占##％，其中有##个村公布质量较好，占##％。制定了《在全市开展民主评议村（居）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全市各行政村（居）两套班子成员进行民主评议。修订了《政风行风评议工作实施意见》，将4个层次##家被评单位按照不同特点分别制定评议内容，上半年组织明查暗访##次，召开座谈会##个，征求意见建议##条，督促完善制度##件。创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运作机制，围绕农民增收、教育收费、医疗服务等4个专题，开设了8期热线节目，##个部门、单位的负责人走进直播室接受咨询投诉##件，与“热线”互动的“##大众公众监督”栏目坚持制度化运作，上半年共接到市民咨询、投诉、建议##条，回复##条，回复率##％。

（三）针对重点部位加强监督，保证廉政监督有效化。着力于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派驻纪检组（纪委）垂直管理，重点监督驻在单位党组（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大经费开支、重点项目建设、人事调整事项等情况，并聘请10名特邀监督员对纪检监察干部和派驻机构实施全方位监督。##家单位运用领导干部“电子廉政档案”，对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落实责任制情况等11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动态管理。着力于保证政令畅通，解决好在项目建设服务中“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调研和查访，深入##个镇##家企业，召开情况通报会、座谈会##次，跟踪督查全市第一批重点项目建设的开工、落地情况，向##个部门反馈意见建议##条并督促整改。调整软环境建设评议考核方案，突出项目重点，减少人为因素，考核的内容更加具体详细，可操作性更强，除了组织民营企业和项目承载单位考评、基层政府考评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评机关外，增加了市领导对市直各部门的年终评议内容，并继续实行考评公示、考评反馈和典型案件通报。着力于促进依法行政，开展执法监察##项，对市##局和##镇人民政府开展全面、深入的监察，不回避、不隐瞒，敢于触及尖锐的问题，提出明确的监察意见和建议18条并督促整改。在严格监督依法行政的同时，针对群众就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文明、不规范投诉较多的问题，进一步强调文明执法，通过对重点领域的调研，编制出文明执法专门监督工作方案和文明执法具体规范，将文明执法要求纳入行政效能考评内容，目前正在按步骤深入##、##、##等领域开展专题监察。着力于解决热点问题，纠正教育乱收费行为，分5个片召开了全市中小学校长会议，对乱收费学校进行了通报。规定对查实的违规收费行为实行严厉措施：凡是涉及乱收费的一律免去校长职务，一律追究主要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对违规收取的资金一律全额清退。上半年查办教育收费类信访件##件，立案##件，查处校长##名，清退违规收费##余万元，对##名责任人进行了诫勉谈话。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医保用药全部纳入集中招标采购，其他临床用药招标采购的品种和金额达到80以上，上半年集中招标采购药品##种，金额##万元，让利老百姓##多万元。

（四）保持查办案件的力度。上半年，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件，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件，其中万元以上案件##件，10万元以上的案件##件，50万元以上的案件##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件。查处副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人。查处失职、渎职类案件##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突出查处两类重点案件。一是查处群众身边的案件促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办案工作特色。今年，我们继续发挥这一优势，注重向抓基层、抓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件延伸，重点查处了##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案件，追缴违纪款##万多元。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查处了基层镇村居和站所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和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件，##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二是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制定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专项工作领导机构和专项工作协调小组，召开商业贿赂案件线索排查会议，坚持查办案件与自查自纠等工作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局、##局、##系统等重点部门高度重视，卫生局针对药品器械采购、基建工程建设等关键环节和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等不正之风进行重点治理。另外，继续巩固纪检监察信访“大格局”特色成果。纪检监察信访网络与“大调解”网络进一步整合，80以上的问题和纠纷在镇村得到解决。在已有的##项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推行纪检监察信访工作“大格局”暨下访工作队的工作方案》，制作发布了纪检监察信访流程，重新建立了##个职能部门组成的信访接待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扩大群众利益诉求机制的影响，扩大下访规模，下访活动由过去每年##次增加到每季度##次，并协调##家单位组成巡回工作队开展了大型的下访活动。落实公开办信，接访、下访、办信事宜以及##种类型的信访案件分别采用张榜、会议、通报、媒体、网络、电话、询问、双向承诺公开、群众参与和回访等形式公开公示，增强了信访透明度和群众参与度。全市纪检监察信访继续保持属于纪检监察范围的赴##市、省、中央三级纪委“零上访”。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在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过程中，我们感到仍然存在以下几个“还不够”：认识还不够。一是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持无所谓论。有的认为惩防体系不过是上面一个时期弄出的新花样，内容还是那些内容，我们多年来都是按照这些内容做的，因而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二是体系虚无论。有的认为惩防体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是形面上的，构建惩防体系是务虚的，抽象的，因而抱着搞形式、摆样子、走过场的态度。研究还不够。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还缺乏全面、深刻的学习、认识、研究、分析、理解，没有掌握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处在一知半解或半知半解状态。力度还不够。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还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存在等、靠、望思想，等上级的部署，靠上面的安排，看人家的做法，还缺乏应有的热度、力度和深度。操作还不够。由于学习、理解不够，致使有的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的近、中、远期目标和规划胸中无数、不甚明了；有的在工作实践中无所适从，难以掌握，不能正确操作运用；有的把教育、制度、监督相互割裂开来，孤立对待，就事论事；有的注重预防，忽视惩处；有的强调惩处，忽略预防。所有这些都将影响惩防体系全面、准确、科学、有效的构建和落实。

前面“三个不够”的问题，主要还是意识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学习领会，进一步形成共识，可以通过加强组织推动，进一步强化推进力度。但“操作不够”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体系的适配性，使形成的体系可做、可考、可测、可控。可做，就是体系的目标、措施、要切实管用，利于操作，能解决实际问题。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公共权力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重点部门和领域，结合实际制定重点防范的制度、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可考，就是要结合不同部门、行业和不同层级对象的特点，制定体系建设目标的客观评价标准，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可测，就是要引入廉政预情机制，通过定期调查、测评，全面采集基层群众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第一手信息，及时收集和传递党风廉政建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出科学预测，发布廉政预警，提出对策建议，避免重大案情发生。可控，就是体系建设的进程必须适度，而进程适度的前提，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体系建设的动态，不同层面的构建状况，具体人头的落实情况，整体推进得如何，个体实施得怎样，都能随时得到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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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市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工作汇报材料

文章标题：市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工作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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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中央惩防体系《实施纲要》，构建具有##特色的惩防体系，关键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市委、市政府、市纪委对此高度重视，指导思想明确，工作措施扎实。去年以来，我市的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在结合市情实际、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贯彻落实、分阶段深入推进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惩防体系构建工作情况

坚持整体构建。及早规划启动。根据中央纪委开展惩防体系建设调研的通报精神，市纪委于去年9月就组织了调研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情况的摸底调研，并对近年来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整合，制定出“2006年学习贯彻，2008年健全完善，2008年强化督促，2009年全面提高，2010年初步建成”的体系构建总体规划，组织起草并以市委名义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惩防体系的决定》，从教育引导、制度建设、监督防范三个层面，以教育防范、制度约束、监督制约、查处惩戒、测评预警、廉政激励六项机制为主要内容构建出我市惩防体系的初步框架。中央《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后，结合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市纪委对构建和落实体系任务进行了责任分解，制定了《关于对贯彻落实惩防体系任务进行责任分解和检查考评的意见》。两个文件的实施，标志着我市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的实践全面展开。形成工作格局。市委、市政府对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市纪委设立了办公室。市委、市纪委多次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实施纲要》和研究讨论体系构建工作。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同志亲自审定文件，安排部署工作，并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各级党委（党组）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把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学习领会、全面贯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构建惩防体系的社会共识。加强宣传引导。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将《实施纲要》和市委《决定》列为各级党组织宣传教育和理论学习的重点，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把《实施纲要》和市委《决定》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学教材，并在新闻媒体上开辟了专题专栏，开展了有20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知识竞答活动。各级党组织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组织认真学习，一些单位还召开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专题理论研讨会。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合力。

突出目标管理。抓细化。在《责任分解和检查考评意见》中，我们结合市情实际，把长期规划分解为个性工作目标，确定了任务完成应达到的结果，明确了工作措施和运作程序，并对任务分解、责任要求、成效评价和结果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力求各单位将相关任务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落实到单位内部的职能处室和具体责任人。抓协调。在分工意见征求意见阶段，专门召开了任务牵头（责任）单位主管领导参加的协调会议，听取了修改调整意见；在任务分工会议上，对牵头单位与协办单位的协调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编发《责任分解和检查考评意见》之前，又进一步广泛征求了意见，并针对实践中反映的一些意见建议，对责任单位作了适当的调整。抓分解。重点抓了三个环节的分解：一是将市委《决定》提出的具体目标任务归纳为51项，16个牵头单位、45个协办单位职责明确、目标清晰、任务具体，年中、年末分别向市委、市纪委报告目标贯彻情况、运行情况和完成情况。二是各相关单位承担的具体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内部相关处室及其责任人。市纪委及时提出了制定落实具体工作方案的要求，各单位党组（党委）都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实施意见或具体方案，提出了许多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落实措施。三是注重组织协调任务的分解，将任务及责任单位的组织协调工作分解到市纪委机关各职能室，并对督促联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机关各室按职能分工在负责落实由市纪委牵头的任务的同时，分别承担了45个牵头（责任）单位及相关任务的督促联系、协调落实，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责任落实体系。抓督促。去年以来，先后6次由市纪委常委带队在18个镇和市直34个单位开展了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情况的督促调研，深入了解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的整体情况，并召集相关单位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推动了任务的细化落实。

注重科学评价。“两个纳入”强化评价力度。把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任务纳入当年反腐倡廉的工作安排和目标体系，尤其是计划完成的各项任务，务必纳入工作计划。把构建和落实惩防体系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党风廉政责任制专项考核，并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重要依据。通过督促检查和责

第四篇：构建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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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研究

《 人民论坛 》（2012年第2期）

【摘要】学生教育权益可以归纳为教育教学权、社会活动权、经济帮助权、公正评价权、申诉救济权等；学生管理侵权行为可归因于管理的依据违法、处理的程序违法。同时，应着手建立健全约谈、申诉、诉讼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以期从学生权益救济的视角，剖析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现状，梳理法定教育权益，建立和完善权益救济机制。

【关键词】学生管理 权益救济 机制 研究

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肇始，学生权益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开始关注学校的教育行政主体资格，开始探讨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范围，开始思索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这一课题；同时，在学校管理层面引起了管理理念和意识的深刻变化。笔者梳理了学生的法定教育权益，阐述了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以期对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学生的法定教育权益

学生教育权益的法源主要体现在三部教育类法律、规章之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其中《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列举了学生在校期间享有的权利，而《高等教育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体现在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的第五十三~五十九条。三部教育类法律、规章分别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教育部制定颁行，在立法精神和原则上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思路。综合有关学生在校期间的权益，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教学权（包括参与教育教学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资源）；二是社会活动权（包括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的权利）；三是经济帮助权（包括申请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四是公正评价权（奖学金的评定、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是申诉救济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是其他权利。

侵权与维权——学生管理、权益救济的现状与反思

学生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实践中因学生管理而引发的侵权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实施管理和处分行为的依据违法。表现为学校内部的校规校纪等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违背上位法，加重了对某种违纪行为的处罚档次或者擅自在上位法规定的处罚范围之外增加处罚事项。如《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七种情形，那么学校只能在该规定的范围内设定开除学籍的处罚措施，否则，超出该授权范围的规定即违背了上位法，应当归于无效；同时，即使出现《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情形，也并不必然适用开除学籍这一“极刑”，校规校纪不能将“可以”升格为“应当”。即便赋予了学校开除学生的管理权限，学校也应本着教育、挽救为主的精神减少开除学籍处分的适用。

第二类是管理行为违法，违反了教育实体规范和相关的处理程序规范。管理行为违法首先表现为越权管理，无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实施管理行为。有一句法谚：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即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之。因为公权力有任意扩张与侵略私权的天性，因此必须要由法治的“笼子”加以禁锢与管束。其次，管理行为违法还表现为违反学生处理的程序性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曾说过：“程序公正与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苛严的实体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是可以忍受的。”程序违法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实体违法，实体上的不公正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救济，而程序上的不公正则使当事人丧失获得救济的机会。

权益救济机制现状与反思。首先是处分前的约谈机制不规范。《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实践中，违纪行为发生后、学校拟定处分决定前都有一个谈话机制，要么班主任辅导员找受处分学生谈话，要么院系领导参与谈话。结合多年的学生申诉处理实践，笔者认为现行的谈话机制发挥的作用还不够——表现为谈话的批评教育倾向严重（通过谈话息事宁人，不支持学生维权，学生一旦申辩会被认为认错态度不好），而忽视了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调查；表现为谈话的内容格式条款化，对所有拟处理学生适用统一的预先设定的问题，谈话流于形式；表现为约谈机制不规范，参与人员人数及谈话笔录的制作不符合法定要求。

其次，约谈后的申诉机制不完善。依据《学生管理规定》，各学校大多设立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申委”），负责受理、复查学生提出的申诉事项。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申诉机制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学申委的组成、性质、受案范围、权限等多方面尚需理论探讨及立法保障。

最后是申诉后的诉讼机制不健全。比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的审理中，北京海淀区法院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开启了教育行政诉讼的新时代。《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田永案一审判决书中不仅将高校明确地表述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且还阐明了将依法行使国家赋予行政管理职权的高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的意义，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随着该案被《公报》刊登以及此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终审，高校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已在行政法学界取得共识。

然而，即使高校作为教育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得到学界的共识和法院的确认，学生教育维权案件是否因此而步入行政诉讼程序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现行的法律包括行政诉讼法、学位条例、教育法和当时的行政复议条例都没有规定司法可以介入学术评定这个领域。倘若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可以任意介入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的管理，那么我们整个教育领域包括大中专院校、中学教育，司法都有了介入的可能，那么司法也有太泛化的倾向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就应当给予其法律上的救济，对侵犯教育权的行政行为应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两种不同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密切联系，实践中导致一些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摇摆不定。

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的完善

处分决定前的约谈机制。完善处分决定前的约谈机制应从约谈环节和约谈内容两个方面着手。约谈机制至少应包括三个环节：辅导员（班主任）约谈、主管学生工作的院系领导约谈、校学生违纪处理部门约谈。违纪处理部门尤其要落实约谈机制，拟定处理决定前必须与当事学生见面。约谈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告知和听取，即告知当事学生学校的拟处理决定及其理由和依据、听取他对涉嫌违纪处理行为的陈述和申辩；二是教育和疏导，即约谈教师对当事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导，使他能够提高认识、减缓压力。

听取陈述和申辩是约谈机制的重要环节。从行政程序法治的意义上讲，它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可见，在学生处理约谈机制中，“被听取”是当事学生的权利，“听取”是约谈人员的一项法定义务。

处分决定后的申诉机制。校内申诉是学生权益救济的首要环节，完善申诉机制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扩大申诉受案范围。《学生管理规定》的第六十条将受案范围局限于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笔者认为，应当扩大学生申诉的受案范围，使其涵盖取消入学资格，纪律处分，休学、复学、转学或退学处理，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其他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二，规范学申委的组成。参照各地及台湾地区的学生申诉实践，笔者认为，对学申委委员的名额、产生办法、性别构成等要有明确规定。学申委的委员名额应当在各院系、各部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分配，经过选举或推荐产生；学申委的构成中要提高教师和学生代表的比例；同时，具备条件的院校可以聘请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团，为申诉案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申诉后的诉讼机制。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在行政法学界取得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对此明文规定。这成为许多法院仍不受理此类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导致同性质案件在不同地域的处理截然不同，有的进入诉讼程序，有的被拒于法庭之外。因此，亟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途径对高校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同时，对《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亦不能僵化理解。如果一律将教育维权案件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势必形成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却欲告无门的局面。无救济即无权利，公权力处于裸奔状态私权却无力救济，这样的权利只能称为字面意义上的、虚假的权利。因此，应当有限制地将受教育权案件作为教育行政案件处理，比如开除学籍、退学处理、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涉及学生身份变更或重大权益的管理事项，应允许当事人通过提出行政诉讼维权。

第五篇：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不仅是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但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在试点过程中，由于城镇、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成熟，当前法律框架的束缚，以及社区矫正管理机制的滞后，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社区矫正经验，在本土化时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现实的角度，着眼于当前法律性、机制性等问题，既要以 “拿来主义”吸收国外先进的行刑理念和经验，又要以改革和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构建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 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区矫正顺应了世界行刑理念的变更交替和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逐步进入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报应主义”刑罚观念逐渐被“目的主义”刑罚执行观所代替，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许多国家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关押在监狱里，而是放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数字，2000年就缓刑和假释两项，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俄罗斯为44.48%，在我国则不到15%。近几年，随着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缓刑假释率一度提高，但还是远不足30%。

二、社区矫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资源。

我国历来推崇重刑主义，在实践中大量应用的监禁刑，使国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财政部与司法部联合下达了监狱经费支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全国监狱系统实际需要高达 210 亿元经费才能正常运转； 到了2008年，根据《河南省监狱体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规定，仅河南一个省监狱经费财政拨款总额就达到13.58亿元。高比例的监禁刑，势必带来高额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监狱规模、过重的政府负担。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本身是对社会的一种破坏，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投入人力、物力来弥补，刑罚是国家和社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要尽量使这种投入最小化、而使产出最大化。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区矫正这一控制刑罚成本、提高刑罚效益的有效措施。众多西方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实践表明，广泛适用社区矫正并不会导致犯罪的大量增长。根据中英量刑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代表团的赴英考察，在社区服刑的每个犯人的经费支出，只相当于在监狱内服刑的犯人经费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当。因此，社区矫正一方面能够极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可以使监狱机关能够集中更多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社区矫正是贯彻首要标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长期的监禁，使罪犯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缺乏了解和认知，使其丧失学习新生活技能的机会，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根据行刑社会化理论，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因长期处于监狱单调、机械的生活环境中，以至出狱后仍按照监狱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所谓“生活节律监狱化”。“生活节律监狱化”的危害很大，它不仅使罪犯出狱后不能加强“有规则的游戏”，不能正常参与竞争，不能尽快适应社会，而且容易导致罪犯重新犯罪。监禁时间越长，释放后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就越大，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满释放后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他们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据调查，罪犯回归社会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险期、高峰期，这期间重新犯罪的比率约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这是由于刚释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缘故。而社区矫正没有将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它不仅不阻碍犯罪人回归社会，反而有利于犯罪人与社会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适应新生活。因此，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刑，对于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的相对滞后给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们在基本法中仍然没有对社区矫正做出相关规定。关于社区矫正的正式发文，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1月，两高两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试点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区、市)。2009年9月2日，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从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全面运行。由两高两部发布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的规定，虽然使试点工作过渡到正式开展，但这种规范性文件，仅仅是个权宜之计，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当将社区矫正严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2011年5月1日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概念，更是从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须加快制定出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者、社区矫正的措施及管理办法、社区矫正执行程序、社区矫正的监督、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规定。

二、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且没有专业的矫正队伍，严重制约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由于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没有出台，实践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机构一直模棱两可。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这一规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顺。公安机关属于刑事侦查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侦查和打击犯罪，刑罚执行权理应由专门的机关来执行。二是从实践情况看来，公安机关本身任务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对被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而被判处社区矫正的犯罪分子，虽然其人身危险性小，在社会中执行刑罚，但对他们还是应该监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惩罚的力度不够，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2 三是双重主体。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而《刑法》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双重的主体既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又容易造成执法的推诿和托辞，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四是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仅仅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人员配置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多数试点地区也从监狱、公安系统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干警来帮助司法所工作人员，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矫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包括具备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必须建立起一直独立的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三、社区矫正刑适用率低，是推进社区矫正发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

（八）》虽然明确提出了对于管制、缓刑、假释必须进行社区矫正。但是由于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无论是民众还是基层审判人员都不由自主地认为“治世用重刑”，这样才能威慑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实践中，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太窄、太严，适用率较低，社区矫正的对象普遍减少，更谈不上如何发展和创新这项制度了。

三 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基础。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除了体现对犯罪人的惩罚、实现司法威吓、满足民众报应心态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给予一定的法律惩处之后，还要采取各种矫正措施把违法犯罪的人员教育挽救过来，而不单单仅是报应、惩罚、威慑。社区矫正是基于对监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来的先进行刑方式，基于刑罚个别化、经济化、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等，使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有了先进的价值基础。

（一）行刑个别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于罪行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较严厉的刑罚进行制裁，而对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则可以适用比较轻缓的刑罚予以矫正。个别化原则要求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社会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给予不同严厉程度的刑罚方法。

（二）行刑社会化。

人类刑罚的发展史大致沿着死刑——监禁刑——非监禁刑的轨迹发展。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使他们融入社会生活能较快地促使他们改造。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给犯人打上监狱化的烙印，尽量使行刑的过程、方式、环境与社会的生活过程、方式、环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很快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三）刑罚经济性。

刑罚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行刑过程中，监禁刑的运作成本极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会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既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又可以缓解监狱压力，符合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原则。

（四）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就其本质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权利，其次侵害了社区的权利，最后才侵害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犯罪人的责任，不是被动的接受刑罚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区的损害。同时，由于犯罪是社区关系不良的一种体现，社区成员应当对犯罪集体负责，每一个犯罪人身边的人，都应该对犯罪人悔过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依据，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条，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体系。

1、制定《社区矫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奠定了基础。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刑罚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按照我国目前试点工作的情况，社区矫正是作为刑罚执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区矫正的有关工作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

2、扩大管制适用范围。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将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过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尽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实践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建议在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条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

法律对于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太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混乱，建议在立法中列举出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比如：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过失犯；胁从犯；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者等等．这些情形中，有的属于主观恶性不大，有的属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导致认知能力的欠缺，对他们适用缓刑，有利于其认罪悔罪，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未成年犯，应施以特别的适用缓刑条件，应当比照成年人把标准适当放宽，只要没有法定禁止适用缓刑的情节，就应该尽可能地适用缓刑。

4、灵活适用假释。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笔者认为对累犯假释适用上的限制，并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会有利于犯罪的预防，但对于重刑犯适用假释的限制规定却过于宽泛有悖于刑罚个别性原则。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倾向方面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罪犯属于初犯、偶犯和 4 激情犯他们中大多数人主观恶性并不深，并且确有悔改表现，如果剥夺这些人的假释权显然有失公正，并且与刑罚的目的相违背，建议有区别性地放宽假释的适用条件，给予重刑犯假释适用权。

三、培育建立规范的社区组织。

社区矫正工作立足于社区，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成功推行决定性的因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区组织从不发达到发达，组织制度从不规范到规范，组织结构从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经历长达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因而，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社区建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被重视，各种类型的社团中介组织不断涌现并在城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特殊意义上说也就是发挥社区接近民众的天然优势，充分发挥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自愿式互动和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认同式互动为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压力驱动下的强迫性互动正在被逐渐抛弃”。这些组织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区参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发动居民关心社区事务，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社区组织的工作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民主参与的窗口，能够提高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四、组建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国外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备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有责任心。虽然社区矫正主要是在社区中进行，在执行方式、方法上与监禁刑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国家刑罚的执行。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类罪犯，涉及到的不仅有刑种不同，还有执行场所的变更。由于他们适用的法定条件不相同、撤销的程序和条件不相同，执行的方法和监管的措施也不相同。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要能清楚地了解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并能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比起监狱警察来说，对象类别更多，工作内容更复杂。社区矫正工作者还要掌握与社区矫正工作性质相符合的科学的矫正方法。与监禁矫正中行刑个别化发展趋势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法和监管措施。

此外，由于社区矫正在社区中执行，与监禁矫正有所区别。监禁矫正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其矫正效果往往要等到罪犯出监后才能显现出来。而社区矫正是在一个开放式的矫正过程中，矫正的效果可以说是社区的居民所有目共睹。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认识的偏差以及不支持，也会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产生许多无形的压力，而且矫正效果的好坏、能否有效地控制罪犯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社区居民的安全。由于矫正对象还存在着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监狱”，社区矫正工作者有可能或甚至比监狱警察所承担的风险还要大。因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必须符合社区矫正是刑罚在社区中执行的这一特殊性质，符合在社区中执行对罪犯进行矫正的特殊规律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