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贡献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贡献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近代史纲要 学期论文

题目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贡献

所在学院 艺术学院

专 业 产品造型设计2班 姓 名

李国健 学 号 201030151113 指导教师 李韬 日 期 2011年4月

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摸索，在曲折中前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回顾党对于革命的探索历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哲学思考和启示。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仅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中共“二大”的召开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提出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并且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新道路探索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是要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这三者具有以下方面的联系：第一，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第二，只有建立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第三，只有建设、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可靠的基础，武装斗争有可靠的依托。

三、在新道路探索中曲折前进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只是照搬书本，而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还加强自身建设，发动了整风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共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全面内战的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第三，加强共产党资深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我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并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同时把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为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指导贡献。可是之后得反右倾运动扩大化及大跃进又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走了弯路。这些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曲折中前进，不断发现问题，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在摸索中前进。

放眼未来，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仍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开辟出新的革命历史时期.

第二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

这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发生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

1.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因而无产阶级必需深入农村，发动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起革命力量的深厚社会基础，最后夺取全国胜利。(2)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并且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则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革命只有在农村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能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隔离的半殖民的半封建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为中国革命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根本条件。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为无产阶级在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创造了经济和政治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创造生存空间。(2)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3)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照搬任何国家的模式。

1．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这种特殊的发展规律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准确的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上。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说：“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乡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起到了启迪作用。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982年9月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和驾驭历史规律，发挥了先锋、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进步指明了方向。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摔过很多跟头，有过不少失误。但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我们党更加坚定地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建国后，我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间有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自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初步掌握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路线、战略、蓝图，中国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功能，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而努力奋斗。回顾近代中国挨打受辱、战乱不已的历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居然抵挡不住外国殖民者的攻击，以致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在统一的国土内，曾经有那么多军阀割据一方，你争我夺，制造了无数的战乱和破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寻找和操纵他们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原因当然有制度的没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必须把全体人民凝聚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各种不同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势力，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曾经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谁最后成功了？没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通过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通过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和扩大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百年中国，能够由乱而治，由散到统，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组织、凝聚、引导、团结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继承、吸收和弘扬了中外先进文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过逐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接受了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指导着党自身的全部行动，而且广泛传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还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其他许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邓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赶上时代”、“三个面向”等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80年的历史证明，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斗争的考验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旧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领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深渊。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能否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面向新世纪，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坚持，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不能动摇。这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能够改变的。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在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今天，谁无视中国历史的选择，无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视当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就不会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就不会把党的光辉事业推向前进。

第四篇：东固会师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飞跃

东固会师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飞跃

叶福林《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19日

版）

东固会师旧址 资料图片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陈毅的诗句形象概括了东固会师的历史功绩。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在关键时刻给疲惫不堪的红四军以宝贵的休整和补充，而且为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提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和延安。在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一个星期的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革命实践，科学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增强了共产党人坚持农村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而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只是寻求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长期固守、保存实力、蓄势以待，以为将来“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他认为：“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当敌人发动第三次两省“会剿”之际，毛泽东、朱德等基于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军事上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政治上贯彻“向赣南发展”的指示、客观上以“出击赣南”最为可行等四方面情况考虑，作出红四军主动出击赣南，采取外围作战的方针。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红四军可谓历经坎坷、颠沛流离。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得不到休整补给，“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前委“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929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抵达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红二、四团胜利会合，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20日，两军在东固螺坑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高度赞扬了东固军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井冈山联合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到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朱德也在会上风趣地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要打倒„朱毛‟，打倒了没有？现在不仅没有打倒，反而越打越多，今天你们也成为„朱毛‟了。”陈毅随即赋诗一首，把东固革命根据地称之为“东井冈”，高度评价了东固会师的伟大意义。

东固会师不仅让红四军官兵得到了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整和补充，而且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山外有山、豁然开朗”的感觉。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路径、秘密割据的政权形式、“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四处点火”的斗争方式等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这种独树一帜的斗争模式和宝贵经验，给正苦苦思索中国革命出路的毛泽东以巨大的思想灵感。

其一，东固根据地的革命路径促使毛泽东转向“农村中心论”。与同一时期其他革命暴动由攻打城市受挫后转入农村的发展轨迹相比，东固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广大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发动乡村暴动建立起来的，斗争区域则以赣西南广袤乡村作为革命阵地，斗争方式是开展灵活机变的农村游击战争。东固会师以后，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反思和批驳。1929年4月5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但已指明农村革命斗争是与城市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并相辅相成的。结合随后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把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

其二，东固根据地的秘密割据引发了毛泽东对政权形式的反思。东固根据地军民在与敌人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了秘密的政权割据形式。这种秘密割据的方式，对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比较了井冈山公开割据和东固秘密割据的特点，对东固根据地的独创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被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为此，毛泽东建议湘赣边界特委：“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

其三，东固根据地的游击战术破除了毛泽东“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东固革命武装则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实行变动不居、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从而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东固休整期间，毛泽东等人又得悉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的消息。这样，一方面原先设想“给井冈山解围”的战略目标和作战计划被打乱。正如萧克所言：“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井冈山的失守让毛泽东认识到以“凭险据守”的山地战术，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攻击下，再险要的地势也有被攻破的一天。红四军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破除了井冈山时期“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实现了战略战术上的重要转变。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再次盛赞了红二团的游击战术，“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打败过卅六旅的七十二团。”他建议湘赣边界特委也学习这种游击战术，“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其四，东固根据地的斗争方式启发了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理论的思考。东固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将灵活机变的游击战争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结合起来。这种“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将来形成燎原之势”的斗争方式让毛泽东等人看到了小块红色区域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希望；看到了“由零星的农村游击战争进到梅花形赤区的开辟，再进到融成一片广大苏区”的发展前途。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些论述把东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概括为“李文林式”，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并列。这一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升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由此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第五篇：中国革命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中国革命新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中国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摸索的一条有益的革命道咱，它对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

首先，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不可忽视农村这个重心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无论是发展繁荣经济，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农民，离不开农村。基于农村既是多种矛盾的集中焦点，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改革就首先从农村突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创造性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经济体制的发展对农业主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农业经济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如今取消农业税、发放各种补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中小学免费上学以及农村养老问题、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党对农民问题充分重视。只要我们党始终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农村、重视农民，就一定能够使农村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富强。

其次，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一贯立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一个重大成果。只要我们党始终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坚持独立自主，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最后，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反对左、右倾错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领域里的陈旧保守观念，又要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潮，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