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和谐新农村

第一篇：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和谐新农村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和谐新农村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带来太多的实惠。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集中在城市。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将进一步加剧，要使这一转型能够平稳推进，整个社会需要构建严密而可靠的安全网，这张网首先要必须保证“三农”问题的有效推进或解决。因此，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 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全国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上，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做了明确阐述，指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们国家农村合作医疗近50年来的发展概况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28届全球大会”上一个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就是农民医疗保障问题。据国际劳工局有关人士介绍，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农村人口获得的社会保障明显减少，农民因病致贫的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有体现。我们国家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方面历史上曾有过很好的经验，同时也存在深刻的教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农民贫病交加，各种传染病、地方病猖獗流行，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68岁的惊人转变，使我国独特的农村卫生发展模式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当时，我们国家以只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而且人均粮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以低于发达国家100多倍的医疗卫生支出，使人均期望寿命达到68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何以能使人民大众健康的改善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良性态势呢？ 有关专家们承认，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站，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三大法宝”，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这就是所谓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模式。

所谓三级医疗卫生网，就是在县、乡、村三级普遍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使之形成网络，逐级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尤其要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达到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

所谓乡村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就是选拔适宜的农村知识青年，施以半年左右的专业培训，再加上持续不断的继续教育，使之掌握基本的预防保健知识、传统医学知识（针灸和草药）和处置小伤小病的技能，能在最基层的村级卫生机构为农民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所谓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在政府号召和农村集体经济支持下，由农民群众集资，在卫生保健方面实行互助互济，采用“合作制”方式举办的具有一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

回顾这段历史，思考当时这些做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今天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利于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促进了农村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爱国卫生运动的落实，使许多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和普及了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培养了一支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卫生队伍，形成了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障机制，使广大农民群众都能就近得到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患了病的农民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大增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第三，显著改善了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正像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的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该报告还说：“初级卫生工作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式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195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加上舆论导向、政策导向上的失误和领导管理上的缺欠等诸多原因，因而导致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由1970年代鼎盛时期的90%，1980年代猛降至10%以下，最低时覆盖率只有5%左右。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各级政府又未能适时地增加投入，逼着一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因而导致70%的乡镇卫生院陷入困境，50%左右的村卫生室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在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最容易看到统治阶级手忙脚乱的尴尬一面，由于当时中国农村正进行着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眼睁睁地看着政府忙碌的身影渐渐远去，而自己又无能。以至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第一，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明显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死灰复燃，新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断出现，农民的健康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医药费用不断上涨，广大农民不堪重负，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当普遍。第三，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城乡差距、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差距、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进一步降低，总体绩效更加降低。

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中国政府曾力图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顿和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一度略有上升，一部分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状况也一度有所改善；但因各级政府重视不够，投入不多，决心不大，加之又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其结果很不理想。“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重振合作医疗雄风”的号召，依然是不能落到实处的空话！

仔细盘点1949年到2002年农村卫生发展这段历史,是为了进一步弄明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毛主席那个资源极度匮乏的时代，能够较好的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经济依托---集体经济,村卫生所、保健站都是依靠集体公益金来运转，赤脚医生、保健员全都依靠集体提供的工分来维持生活；二是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以赢利为目的，预防和保健服务基本免费，药品收费也比较低廉，一般仅相当于成本或比成本略高。

第二，为什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出现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放任自流，医疗卫生领域是市场比较难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依托，政府本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没有承担。

第三，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能不能解决目前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过去的集体经济即使不垮台，合作医疗也难以为继。原因有两个：一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药品的价格比较低廉，也比较稳定，况且在那个缺医少药的短缺年代，很多地方的合作医疗使用农民自采的中草药，成本非常低。而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药品奇缺的问题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药品价格迅速增长，药品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就很困难了，收不抵支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二是内部监控的困难。人民公社时期就存在着干部、出身好的人从合作医疗中获取好处较多的情况。这中间比较难以监控。改革开放后，即使集体经济没有夸掉，合作医疗也还将因这一矛盾而步履艰难，运行困难。

2002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有中央政府各部门和省级政府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加强领导，增加投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等。由国家最高当局就农村卫生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并作出重要决定，这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尚属首次。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确立及与原来合作医疗的不同 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一直是人们心中的向往，但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求一种更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现在人们的认识终于统一在被称为“新型合作医疗”的框架之中。

那么什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它是由政府资助、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的一种筹资机制，并以县为单位管理由政府主导来组织推动，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村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一项农民的初级医疗保障制度。

这一制度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果，以前财政所占GDP的比重很低，而现在占到了将近20%。去年中央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6000多亿人民币，一年免掉农民农业税几百亿，今后我们的财政收入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有能力承担责任，推进公共财政的政策，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与过去实行的旧合作医疗制度有许多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新型合作医疗是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而过去的合作医疗则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行组织。

第二，新型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方筹资，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都要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具体的筹资比例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占1/3，农民个人缴纳1/3，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条件的也要给予资金扶持；而过去的合作医疗资金，主要靠个人缴纳和村级集体经济补贴，政府各级财政不负筹资责任。

第三，新型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过去的合作医疗主要解决小伤小病，抗风险能力差。

第四，新型合作医疗实行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的体制。一个县的人口，大县有一百多万，小县也有二、三十万，统筹的范围大，互助共济的作用就大；而过去的合作医疗一般都以村为单位（2000左右人口）统筹，少数以乡为单位（二、三万人口）统筹，互助共济的能力较小。第五，在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设立由政府投资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多渠道筹资的专项基金，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五保户”进行医疗救助。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还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由此可见，新型合作医疗较之以往实行的合作医疗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也更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尽管目前试点运行管理比较平稳，但从一些试点县的运行情况来看，由于几十年发展历史中沉淀和累积的一些问题，使一些干部和农民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稳定性和公信度产生了疑虑，对新型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产生了畏难情绪。因此，要在农村广泛建立这一制度，把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制度建设好和落实好，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面临的八大困难及解决措施

1、医疗保险意识问题。大多数农民过于重眼前、重实惠，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许多青壮年农民偶尔感冒发烧不算病，慢性病、大病又很少发生，一年到头很少花钱看病，所以有钱不愿参加合作医疗；一些患慢性病、大病和年老体弱的农民想参加合作医疗，又出不起钱；一部分富裕农民虽然有钱，但认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补助那点钱解决不了大问题，没多大意思；个别偏远乡村农民整体经济比较困难，无力或无法按时筹集资金。同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配套的民政救助制度还未建立健全，农村特困户、五保户出资的问题无法解决。另外，广大农民群众已看到或得到合作医疗带来的好处，但部分地区仍存在盲区，部分群众的心中仍存在吃不透、摸不清的现象，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

解决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政府在加大政策力度的同时，也要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要在媒体上增加宣传内容，还应该采取多种方式，进村入中，广泛发动，做到人人明白，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才能使更多的农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

2、医疗机构问题。近年来，部分贫困山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忍，大病耐，快死才往医院抬”，普遍认为：“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甚至是“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什么原因呢？当然贫穷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乡镇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极度缺乏。乡镇卫生院和农村卫生所是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载体。从运城市目前试点情况来看，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和农村卫生所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药物种类不齐，技术手段落后，医卫人员学历和专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难以保证农民就医的质量；部分卫生院（所）实际上以个人承包的形式在运作，政府对承包人缺乏有效监督，存在许多管理上的漏洞。农村卫生院（所）服务水平和质量不高，难以承担新型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重任，导致一些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缺乏信心。

解决措施：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改善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重要环节。

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制定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规划，今年就正式实施。不少地区的省政府也都制定了农村卫生建设发展规划，安排大量资金改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条件。在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加强农村现有的医疗卫生人员培训，提高专业知识技能。二要根据农村卫生发展的需要，定向培养人才。三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村医务人员安心在农村卫生机构工作的政策措施。四要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加强城市医院对县、乡、村医疗机构的定点帮扶。五要制定政策措施引导医学院校毕业生以多种形式到农村基层开展志愿服务。

运城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农村卫生工作目标，即：用三年的时间在农村改造30万户厕所，为300万名农村居民建立健康档案，为农村卫生室培养3000名中专以上学历的乡村医生，为乡镇卫生院培养400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为每个行政村建立一个填埋式垃圾处理场，简称运城市农村卫生“33341”工程。下大力气从根本上解决运城市的农村卫生、医疗机构和卫生队伍的问题。

3、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对卫生资源进行合理地整合配置，力争使群众预防、就医不跑闲腿，不花冤枉钱，要求做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解决措施：一是要抓好预防工作，预防为主，提前治疗，本身就减轻了农民负担。运城市在2004年就完成了100万农民健康体检建档工作，今年其它县（市）的体检工作也正逐步进行。市、县、乡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为农村居民健康体检免去费用达400余万元。通过健康体检发现多种慢性病、肿瘤等疾病达12%，治疗率达98%，健康体检建档工作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二要抓好医疗机构的科学布局和大中型医疗器械的合理配备，实行医疗集团化管理，避免重复检查，减少医疗费用。

三是要鼓励发展中医事业，发挥乡村的有效治疗技术，提升农村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4、资金的问题。合作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块：中央政府拨付一部分，地方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自己缴纳一部分。三方资金合起来组成一个合作医疗基金，这三块资金任何一块的短缺，都可能直接影响合作制度的顺利实施。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实施，国家财政每年至少要180亿（9亿农民每人20元），全国地方财政每年用于合作医疗的资金总和也将达到180亿，这180亿分摊到各地政府的头上，对个别贫困地区的财政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解决办法：建立长期筹资机制，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

（一）财政补助

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决定，从2006年开始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今后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 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农民缴费标准不变。

运城市于2003年10月在五个县（市）实施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到2004年仅河津市参加的农民就24.69万人，占河津市农业人口的87.48%。资金的分配方式：每人缴纳10元，河津市财政每人补2元，运城市财政每人补3元，省财政每人补6元，中央财政每人补10元，全市共计736.172万元全部进入专户管理，深受农民们的好评。

（二）保险公司参与合作医疗基金管理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坚持政府主导，由政府制定试点方案，委托保险公司承担具体的审核和支付业务，不采取商业保险运行机制；二是坚持按照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三是坚持合作医疗基金和利息要全部用于对农民的医疗补助，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由政府安排，不挤占合作医疗基金；四是坚持便民利民，及时报销；五是加强政府监管，保证基金有效运行。

（三）资金筹集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社会慈善机构或企业家的捐助。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确实将工作做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筹资应该会收到好的效果。另外，在个别条件好的地方，集体经济的补充也是筹资的一个渠道。

5、管理问题。第一，机构问题。目前，从试点县、市反馈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人员大都是从卫生部门内部调剂或从其他部门暂时借用的，属临时性机构，没有编制，而且大部分乡村的管理人员为兼职，且人手偏少，缺乏经费保证，造成了工作上疲于应付、效率不高。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第二，资金管理问题。总结外地和河津市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的经验，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怕基金崩盘，二是怕基金沉淀。如果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和医药费用的控制缺乏有效监管，可能会造成基金透支，新型合作医疗将难以为继。但如果控制过紧，报销补助比例偏低，又可能会造成基金沉淀，使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大打折扣。在实际操作中，诊疗项目和药品目录面过窄不被群众接受，个别卫生院在用药和体检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药品报销后仍高于医药公司的价格，群众对此反映较为强烈。有的地方转诊手续规定过严，强调除急诊外，首诊必须在当地定点卫生院，客观上形成了农村医疗服务市场新的垄断，使农民产生了逆反心理；另外，还有个别贪污、挪用资金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

解决措施：第一，面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庞大的资金筹集、管理、兑付和政策宣传、教育等工作，必须设立专门机构，有专人负责;第二，省、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省、市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代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有关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工作。各级政府即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又要齐抓共管，相互协调。要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管理基金，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要实行帐目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要建立合作医院管理组织、参保者和医疗单位三方制约机制，规范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运作，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要对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行为进行规范，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医疗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建立各项监督审计和公开的制度，监督资金使用的安全。

6、受益群体的问题。第一，新型合作医疗受益最大的群体是中等以上经济条件的家庭。例如：运城市临猗县规定：住院医疗费用补偿封顶线为1万元（各地不尽相同，如河津市封顶线为3万元），补偿比例在25%―5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花费为1万元的话，农民自己只少要负担5000元，这5000元对中等以上的家庭也许还拿得出，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还是望而生畏。如果花费再大的话，新型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就更难体现，因为除了政府的资助外，剩下的部分农民还是无力承担。第二，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好处。以户为单位整体参保与农村人口流动、迁移之间的矛盾。在医疗保险中存在着逆选择，即身体健康的人不想参加合作医疗，健康状况不太好的人积极参加。为了克服农民的这种倾向，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以户为单位参加的办法。但是，目前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很强，有的长期在外打工，有的农闲时外出打工。实际上，由于合作医疗的报销一般局限在当地的指定医院住院等多种原因，这样一来，以户为单位整体参加的办法实际损害了那些流动人口多的家庭利益。

解决措施：进一步提高补偿比例；另外可考虑因地制宜、因人而宜制定小范围的保障制度。比如，不同职业的农民所面临的疾病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司机、建筑工人，他们的健康风险比较大。这些人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小社会。先在他们中间建立疾病保险制度可能容易些。一步步地把那些最容易做的人群先纳入合作医疗的范围，纯粹务农农民的合作医疗问题就也容易解决了。

7、报付标准问题。目前新型农村合格医疗的筹资总额和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医疗需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标准、医疗服务费用的上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难以达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的目的。从河津市目前试行的起付线和封顶线标准看，确实体现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原则，但问题是大多数健康农民如果年复一年享受不到实惠，让他们继续坚持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大多数农民迫切要求提高门诊费补偿标准，调整报销比例。由于受经费总盘子的制约，提高门诊补偿标准已不大可能，仅靠对年内未享受补偿者进行一次免费体检以弥补心理平衡的做法，也难以稳定他们继续参加合作医疗的信心，从而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持续发展。

解决措施：只有采取适当降低报销起付线和提高封顶线的办法，才能较好地解决的这一问题。如山西省决定从明年起，乡镇卫生院的起付线原则上不高于100元(去年是300元)，县级医疗机构不高于300元。调高封顶线，原则上不低于3万元(去年是1万元左右)。此外还要逐步降低合作医疗基金节余比例，避免基金过多沉淀。

8、商业医疗保险与合作医疗的矛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商业性的人寿保险业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很快。即使在中西部地区，也有不少农民为子女购买了商业保险。显然，这部分农民对合作医疗的需求程度要小。而且这些保险往往需要逐年交纳保险费，结果这部分农民再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解决措施：通过政府的支持把合作医疗与人寿保险结合起来。实际上，商业保险公司虽然是企业，但它是有辅助社会管理的功能的。在涉及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政府部门是弱项，而商业保险公司在条款精算、资金运用、承保核保、理算理赔、风险控制等方面确有优势。在农村合作医疗与商业保险的结合上，江苏省的江阴市等地方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我们国家在总结以往农村卫生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利国利民的新政策，尽管目前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并且普遍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好评，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和学习一些国外的做法和经验。

四、国外做法和经验

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全国享受免费医疗和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一直以来不到5%，其中大多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于生活在农村的7.3亿印度人而言，由于收入低微、参保人数少、管理困难等种种原因，医疗保险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许多农民在生大病时，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近年来，为保障广大农村人口的健康安全，印度一些地区的行业联合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行动起来，针对发病率较低但医疗费用较高的大病风险，积极介入农村医保，牵头帮助农民投保医疗，走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的一条新路。

例如：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玛拉巴地区，当地牛奶生产者合作社协会与印度东方保险公司签约，协助奶牛养殖户参加住院医疗保险。每户每年交纳130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的保费，就可获得1.5万卢比的保额。目前，这项计划已覆盖协会2/3的成员。此外，在喀拉拉邦19个覆盖农村地区的非正规产业联合会中，都设有福利基金，每年按照雇员工资的固定比率从会员及其雇主那里收费。会员在满足规定的基金交纳年限或金额后，有权享受医疗、养老、伤残、生育等补助。此外，目前已有9个联合会率先为农村雇员提供大病医疗补助，当地棕榈酒业工会还设有金额为3000卢比的癌症医疗补助金。

当地专家指出，以往大型保险公司不接纳农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居住分散，获得收入的时间和金额都极不确定，而且投保数额较小，导致公司成本提高。而由行业组织出面，带领农民集体投保，可有效避免上述风险，降低保险公司的交易成本，确保农户能获得正规的医保服务，有利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健康安全和行会凝聚力的增强。

前苏联实行优抚金制度。在农村，集体农庄在员按规定均可领得一定数额的优抚金。1980年，领优抚金的庄员有1,140万人，其中领养老金者有1,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集体农庄庄员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和退休年龄与工人、职员相同，其基金来自国家和农庄拨出的经费。农村医疗区是由区段医院或独立的诊疗所、产科诊所、集体农庄产院、卫生站和其他机构联合而成的。这一级的医务人员为一定范围内的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实施经常的卫生和防治流行病措施。在播种和收获庄稼季节，安排流动诊所，而在田间直接设医疗站。只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优抚金制度也随之烟消云散。

日本的医疗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所有的日本人和有合法资格在留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分为“雇员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雇员健康保险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拥有5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雇员及其家属，均被强制加入“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以区域为单位，由各个基层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其对象为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以及上述三等亲以内的抚养家属。被保险者在发生工作之外的原因导致的疾病和伤害时，只要向与保险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出示健康保险证就可以按规定接受各种医疗服务。

为了克服对老人公共护理制度的缺陷，1997年底首次正式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从2000年起正式实施。该法律规定，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公民均须参加护理保险。至此，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完全覆盖农村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加入的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各类保险和公共福祉及老人保健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农村和社会保障体系。

但是，世界上象日本在农村卫生方面取得这样好的成效的国家并不多，即使是一些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在英国，虽然是全民享受基本的免费（政府通过税收筹集所需资金）医疗服务，但政府仍然会通过授权或签署合同等方式向私立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并由独立的社区全科医生来控制每个患者的医疗费用。英国是靠公共财政预算支持、医生领取工资的全民性医保国家，其医疗改革主要是通过引入准内部市场机制、提高竞争程度，以解决供方的低效率问题。

而像德国这样实行医院和医生按医疗服务收费的传统国家，则是在不损害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通过逐步加重患者的自费负担，同时辅之以对医生等医疗服务供方的着力限制等方式来约束过度需求的，这样也能达到抑制医疗支出飞涨和医保缴费率不断攀升的目的。在美国，虽然也存在为贫困人群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制度，但大多数民众仍在加入各种商业医疗保险，并主要到私立医疗机构（其中私立非营利机构占６０％）接受治疗。

通过了解这些国家的农村卫生医疗状况，不难发现：国际上，各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全获得成功的案例很少（只有欧洲为数不多的经济发达、国土面积小、人口数量少的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经济发达的大国目前也没有探索出很好的解决模式。同时，印度社团为农民投医保做法为农村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普及医疗保险作出了榜样。

五、新型合作医疗任重道远

我们国家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点很多，诸如人口因素、小农经济、农业灾害，政府缺乏有力措施，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大部分地区居住区域的卫生条件差（如饮用水）等等，随着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展开，这些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假如上述的八个问题得到了比较到位的解决，那么是否就能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高枕无忧呢？有这一方面的担心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前些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初看起来都挺好，但一落实就走样。一旦失败，再建立起农民的信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比之下，合作医疗的困难比开展农民养老保险和合作金融都困难。医疗服务比较特殊，信息极不对称。患者大多也不懂医疗知识，不清楚他要花多少钱才能把病看好，不懂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而医生有诱导服务，过度医疗的条件。而养老保险和合作基金会，没有合作医疗那么多环节，都失败了，可想而知合作医疗的困难有多大。由此看来，要真正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管道路如何坎坷漫长，前行者首先必须清楚要到达的目标。那么，新型合作医疗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有关专家就一些方向性的东西作了明确。第一，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而不是把患者和医护人员推向市场，使得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够看得起病而不至于沦落到有病不医或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境地。第二，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实事求是地说，国家的责任不是无限的，在医疗这个领域，个人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说医疗保健是公共产品，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一定意义它也是私人产品。身体健康，对个人是有好处的。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三，实现各种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把农民纳入各种合作医疗、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之中，基本消除农民自费医疗的情况。第四，对于那些少数没有参加医疗制度的极端贫困的农民和花费极其昂贵的病人，实施社会医疗救助。

要达到上述目标，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首先，解决农村卫生的根本问题在于增加农民大的收入。从1998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48%，但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11.8%，二者的增长比例显著不匹配，农民收入增量中的一部分被医疗价格的上涨所抵消了。并且，物价上涨、孩子择校费用等的增长率均高于农民的收入增长率，这些直接导致农民无钱看病。因此，要进一步增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步伐。同时，加大扶持力度，通过良种补贴、培训补贴、大中型农机具补贴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适当调整国家卫生政策。比如：一位业內人士在谈到现在的卫生政策时说，根据目前的卫生政策从医人员必须要有资格证，资格证的获取必须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其中包括英语，而一些老中医根本就不具备取得资格证的能力，这样这些从医多年的老中医就成了无证行医的取缔对象。该人士颇为感叹地说，不知道资格重要还是疗效重要，并说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取得西医资格证的中医。这种感叹似乎有些片面，但也有其中的道理，毕竟目前的资格证是按西医的标准来制定的。

再比如：国家对农村的医疗机构“断奶”，但作为对“断奶”的补偿，在政策上给他们创收开了口子。开了什么口子呢？让县、乡政府办的卫生机构垄断农村的卫生市场，阻止一些其他主体（民营的，联营的）进入医疗领域，从而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比如说，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乡镇卫生院既搞医疗服务，又承担妇幼保健公共卫生职能，同时还要承担农村卫生市场管理的职责。财政给它的钱不够用，它就得想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各种名义，通过各种途径限制村卫生室的发展。例如，收取各种管理费、以“一体化办医”的名义要求一村一室、实行控制财权的联合办医等等。这样一来，村卫生室就少了，1985年全国有940617个村卫生室，1995年减少到740150个，2003年进一步减少到694515个。最后的结果是，农民选择的余地小了，乡镇卫生院的病员多了，利润自然也就大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另外，现有的以30元钱为基础筹资标准太低，保障程度不够，保障标准应该提高。这个标准不能解决农民看病难和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保障标准，同时要有效遏制医疗价格上涨的问题。现有的医疗卫生政策失当导致了农民看病贵，看病贵又成了实施新型合作医疗的心病，这些问题不解决，新型合作医疗很难有持续性。总的思路是，必须明确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而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去调节。要增加卫生投入在政府财政投入中的比重，增加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最后，要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进程。农村合作医院在1978年曾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合作医疗进行确认。此后，合作医疗只是出现在中央的文件或决议中，从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筹资和管理监督方面已明显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所以一旦条件成熟，应该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应明确政府的职责、农民的权利和义务、村集体的扶持责任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合作医疗持续、稳定的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让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但是要真正通过合作医疗，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困难，达到“农民得实惠，政府得信誉”的效果，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将会更稳更快。

第二篇：浅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

2003年，**市被省政府确定为**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后，**市委、市政府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作为改善民生，惠及百万农民的重大实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创新管理机制，建立并完善住院统筹、大病救助、小病受惠、社区卫生服务“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8年，**市共有70．67万人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1％。至4月底，共筹集合作医疗基金4．03亿元，其中市、镇两级财政投入2．43亿元，补偿参保病人100．8万人次，补偿支出2．93亿元，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有效缓解了参合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受到了全市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好评。**市先后被评为省社区卫生服务先进县(市)、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建设先进单位、省群众满意基层卫生单位。2007年7月，卫生部在**市召开全国东部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现场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对**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健全组织，广泛宣传，大力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

加强组织建设。市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各镇(街道)和开发区设立了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结报服务点，各定点医疗机构设立了结报服务窗口，全市实现了管理、服务、指导网络的全覆盖。

加大资金投入。市医管中心、各基层结报服务点人员和工作经费每年由市财政安排，同时，市、镇两级财政每年每站各投入1．5万元共1000余万元，专项用于社区卫生服务站从业人员的补贴、设备配备补助和考核奖励，在建站之初市财政还对每站给予一次性补助经费5000元，村(社区)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无偿提供业务用房和水电供应。

加强宣传力度。通过每年编印宣传手册，召开市、镇、村三级培训会议，设立咨询热线电话，在有线电视台播出公益广告和参保公告，开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站等全方位多层次面向社会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知识，使各项政策制度家喻户晓，深人人心，营造了浓厚的参合氛围，群众参合率从2004年的82．81％上升到2008年的96．21％。

二、完善政策，加强监督，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范建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市在实际运作中做到政策到位，操作规范，制度透明，取信于民。

完善政策制度。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统筹制度实施办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救助实施办法》、《社区卫生服务实施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考核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严格资金监管。严格执行《**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实行独立建帐、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的管理模式，形成结报服务点、医管中心、财政部门和银行四方互相监督机制。每月通过党政信息网向全市通报和公布资金运行情况，每年由市审计局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告，自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提高基金运行的透明度。

强化机构监督。制定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和考核办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补偿暂行方案》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慢性疾病补偿办法》，切实加强费用补偿的审核力度，不定期进行抽查和指导，坚决杜绝不合理的基金支出，并将市内定点医疗机构执行政策情况与卫生部门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和行风建设考核挂钩。

三、稳步推进，合理运作，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

按照“政府推动、个人参与，住院为主、救助为辅，门诊补充、扩大受益”的原则，实施具有**特色的“四位一体”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高享受水平。筹资标准从2004年的每人每年75元(其中个人20元，市、镇财政各补助20元，**市财政补助15元)，上升到2008年的每人每年170元(其中个人40元，镇财政50元，市财政60元，**市财政20元)。

住院统筹：对住院费用及六种慢性病门诊费用给予统筹补助，以500元为起报点，超过起报点部分的有效医疗费用，市内镇级医疗机构、市级医疗机构、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分别按段补偿65-85％、40-60％和20 30％，全年累计最高补偿额为20000元。合作医疗推出四年多来共住院补偿14．13万人次，补偿支出2．64亿元；特殊慢性疾病门诊补偿2．57万人次，补偿支出1229．30万元。

大病救助：对统筹内补偿超封顶线、连续相邻两年补偿费用累计超封顶线的困难人员和内家庭成员补偿费用累计超封顶线的家庭纳入大病救助范围，对超过补偿封顶线的有效医疗费用，实行分段计算、累进救助的办法，分别救助20-60％，最高救助额为5万元。合作医疗推出四年多来共实施大病救助1239人，救

第三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综观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我们发现有不少新提法、新概念。这些崭新的表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表述，格外引人注目。在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首创的概念，曾经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提法，在现阶段重提这个概念，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何以见得？以农村卫生为例，足可说明这一点。

一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我们将自然联系到中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就会认识到其所指是：第一、以往简单地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和社会失衡；第二、以往比较注重农业生产，而农村社会文化和农民福利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带来太多的实惠。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城市。从1998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48％，但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11.48％，后者的增长竟然是前者的近五倍。据有关媒体报道，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广东那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有40.08％的群众有病未就诊，23.35％的群众应住院而不能住院。另外，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疾病，像一把利剑挂在农民兄弟的头上，“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将进一步加剧，要使这一转型能够平稳推进，整个社会需要构建严密而可靠的安全网。因此，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如何解决农民的看病难？回顾历史，我们曾经解决过这一问题，而且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1993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80％，但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68岁。专家们承认，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络、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三大法宝”。因此，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建设新农村题中应有之意，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最直接的成果是国力大大增强。以前财政所占GDP的比重很低，而现在占到了将近20。去年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6000多亿人民币，一年免掉农民农业税几百亿，今后我们的财政收入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有能力承担责任，推进公共财政的政策，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的公共品的投入，应该如农村的基础设施一样，主要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以加强对农村的教育、卫生等建设等。农民即使生活在农村，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他们安居乐业，就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把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合作医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二是强调注重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

所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这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分享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实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所谓强调注重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就是强调把公共服务的职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扩大公共服务对农村覆盖的范围。这是因为，当前城乡差距不仅仅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公共服务的差距。要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尤其是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要由政府提供，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关键在于强化政府责任，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而不能任由市场去调节。这一点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定势，它已经定下来，不仅是承诺了将来要让所有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而且也进一步追加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投资的规模。今年8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2006年将试点县(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21扩大到40左右；中

第四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010年新农合工作总结

访问次数: 14850 作者：点军区卫生局 发布日期：2010-12-10

信息来源：点军区卫生局 字号：[ 大 中 小 ]

2010年我区新农合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卫生局的正确领导，参合农民的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新农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参合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保障了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了和谐点军的建设。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运行情况

(一)参合农民人数逐年增长。2010年我区为做好新农合工作，通过采取加大宣传力度、延长个人缴费时限等措施，使我区参合率逐步提高，参合率为96.54%，基本实现了农村人口应参尽参。

（二）新农合基金规模再度扩大。2010年，农民自筹新农合基金243.63万元，截止11月31日，中央、省、区共补助新农合基金956.815万元。为提高参合农民医疗费用补助比例奠定了基础。

（三）参合农民受益程度稳步提高。截止2010年11月31日，新农合基金支出989.7136万元，受益131561人次，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率61.07%。

由此可见，新农合制度是解决广大农民看病就医问题的重要举措，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得到了基本缓解，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深受广大农

民欢迎。

二、工作措施

（一）抓好宣传发动，提高农民参合率。2010年基金征收工作期间印发宣传资料3.5万余份发到每家每户，使老百姓了解、掌握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政策;乡镇村组干部走村入户，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提高了农民的认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筹资中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

（二）科学确定标准，提高参合农民受益率。根据上级相关政策，结合近年农民住院医药费用和我区新农合基金承受能力，及时调整补偿标准、起付线及住院补偿比例，将严重慢性病门诊补偿由最初的9种增加到15种，扩大受益面，让农民从新农合制度中最大限度受益。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提高基金使用效益。一是按基金管理要求，严格封闭运行，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力度，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二是根据新农合工作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制订和完善相应的管理规定及制度，进一步强化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责任和管理意识，引导医务人员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使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不断规范。三是实行医疗服务承诺制，因病情需要做特殊检查和使用自费药品时，医院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并签字同意。

（四）优化服务措施，提高参合群众满意率。一是充分考虑农村困难群众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对全区农村低保户、五保户、特困优抚对象凭有效证件给予取消住院起付线，最大程度地缓解农村困难群众住院医疗费用负担。二是针对我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常常因看病、补偿等问题，不能充分享受合作医疗制度优越性。因此，对外出打工的参合农民享受本地同级别的补偿比例。三是针对艾家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及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情况，为方便艾家镇参合农民就医，艾家镇参合农民可直接到仁和医院住院，无需办理转诊并适当降低起付线。

（五）方便住院患者，实施市级即时结报。根据《宜昌市卫生局关于印发〈宜昌市新农合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即时结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宜卫函〔2010〕16号），为方便参合农民在市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及时获得医药费用报销，我区已于3月与市中心医院、市一医院、市中医院签订了市级即时结报服务协议，目前我区参合农民在这三家医院住院后，出院时都可以即时结报，极大地方便了参合农民。

（六）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新农合规范化管理。按照《点军区卫生局关于印发〈点军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点卫发〔2010〕26号）要求，为加快我区新农合信息化建设，区卫生局、区合管办多方争取资金，购置电脑49台，配备条码枪、刷卡器49套，设计制作点军区新农合就诊卡3万余张，用于村卫生室新农合管理系统的建设。投资5万元为各（镇、街办）合管办安装了宽带，将新农合宽带由原来的2兆扩容到现在的8兆，满足了新农合信息化管理的需要，基本完成了我区新农合信息化管理四级联网，达到了网上监控、网上审核、即时结算的目标，为今后实现一卡通奠定了基础。

三、存在的问题

（一）经费投入不足。由于区财政经费紧张，新农合工作启动至今，4年来，仅划拨人员、工作经费41万元，用于新农合启动、每年宣传、基金征收、信息化建设、外伤调查、日常办公、人员工资和福利等，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新农合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信息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我区的新农合信息化建设在区政府和卫生局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相关定点医疗机构由于人员匮乏，造成软件操作人员队伍不稳定；村级医生年龄老化，计算机操作培训难度较大；少部分村不通宽带，无线上网增加了村卫生室经济负担等，不利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医疗服务能力不强。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我区经济基础薄弱，对卫生投入长期不足，区、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技术人员严重匮乏，基本服务项目不全等问题，导致大量参合患者和基金流向区外医疗机构。区外定点医疗机构普遍存在“三高一低”现象（即人均住院费用高、目录外用药比例高、检查费用高、补偿比例低），增加了参合农民住院费用负担和合作医疗基金风险，直接影响了全区的整体补偿水

平。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区内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能力，降低区外转诊率。加大对区内定点医疗机构的经费投入及合理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不断提高基层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满足更多的参合农民选择区内就医需求。严格执行转诊制度，控制病源的不合理外流，提高区内卫生资源和合作医疗基金的利用效率，降低参合农民的医药费用负担，防范合作医疗基金超支风险。

（二）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服务行为。加强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监管，有效制止门诊转住院、“小病大养”等导致住院率不合理增长现象的发生；加强对大型检查的审核，严格控制目录外用药，进一步强化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责任和管理意识，引导医务人员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确保基金安全。

（三）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提升管理水平。今年新农合信息化建设，省政府将其作为全省医改的“亮点”工作加以推进。目前，我区新农合信息化软件处于边试用、边修改的阶段。各级定点医疗机构要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完善系统设置。明确信息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提高责任意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在整个新农合工作过程中，尤其是经费的管理、使用、审核、报销、清单打印等环节上，使用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助推全区新农合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四）加强门诊基金管理，稳步推进门诊统筹。按照省政府提出的要求，我区已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开展门诊统筹。由于我区村卫生室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不能有效对门诊补偿情况进行监管。我区将于2011年1月1日起对区内门诊统筹实行卡管理，村卫生室医生看病只要开具电子处方，通过刷卡和条码枪扫描药品，药费就能自动计算出来，加强对门诊基金的监管和村卫生室卫生医疗行为的督查，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发挥门诊基金效益

第五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背景：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合作医疗在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萌芽阶段、50年代的初创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80年代的解体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际，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也已表明，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

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医疗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自愿参保”为原则。虽然人均10元的缴费标准不会给农民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健康的青壮年人群患大病风险较小，参与积极性较低，风险较大的高危人群则倾向于参加，这样逆向选择极容易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入不敷出。在政府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缴费标准将是维持新农合基金运转的唯一选择，但是费率的提高必定使农民的参合率下降，导致新农合基金最终崩溃。同时，“只报销大病”容易诱发农民将“小病当成大病医”的道德风险，造成医疗支出的急速上升。此外，和大病相比，对农民健康威胁更为普遍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总调查表明，农村约有37.7%的病人发病后并未及时就医,很多农民的大病都是由于耽误对小病的治疗而形成的。只负责大病统筹而疏于对小病的防治和保健工作，必定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医疗保障状况。

二、相同的人均缴费标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有失公平。在新农合开展初期，制定统一的缴费标准是操作起来最简便的方法，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愿意参合，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需缴纳10元就可获得部分“大病”医疗保障，回报率较高。而对于很多人均纯收入不足百元的贫困农民群体，10元参合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缴纳后不能马上见到实效，因而参与积极性较低。结果就是——富裕的农民获得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而贫困的农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保障，这显然违背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初衷。

三、农民自愿参合的积极性不高。农民自愿参与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顺利推行的基础和根本保证。虽然统计数据显示试点地区农民的参合率大都达到70%以上，但是这些试点一般都

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农民的支付能力较强，而且当地政府为了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加强了宣传投入力度，有些地方为了高参合率甚至出现在强制参合的现象。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普遍较差。以欠发达的江西赣州为例，调查结果显示50%的参合农户是在干部到家中说服后才交的，20%的农户只是盲目地“别人交，我也交”。在已参合的农户中，70%的人不了解参合知识，绝大多数农户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目的和意义一知半解，普遍对缴纳的10元参加的新农合抱有较高期望值，希望能马上得到回报，然而现实状况（大病统筹）又使农户积极性受挫，参合率自然不高。

四、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由于农民对新农合了解甚少，自愿参保积极性很低，为了保证较高的参合率，很多工作人员不得不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说服工作，大部分的参合额都是工作人员一个一个谈出来的。再加上农村地区农民居住非常分散，交通不便，更增加了筹资成本。另外，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低下也是导致高筹资成本的重要原因。赣州市的调查显示，只有30%的工作人员主动学习合作医疗知识，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宣传讲解工作，办事效率自然就低。据了解，60%的农民对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不满意，进一步挫败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五、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现行的新农合基金管理模式主要有独立管理模式、银行（信用社）管理模式和保险公司参与模式三种。大部分试点地区采取的是“小而全”的独立管理模式，即各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独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并配合一整套软、硬件措施。这样做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它造成了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相互不能兼容的局面，成为各级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浪费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部分地区采用了在银行（信用社）设置基金帐户，做到专户储存、专帐管理、专款专用。虽然这样充分利用了银行庞大的业务网络，在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降低了管理成本，但是银行（信用社）的介入只是部分的，介入层次也很低，并不能真正提高新农合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少部分地区在新农合基金的管理中引入了保险公司。虽然保险业参与有利于控制新农合的运行风险，有利于节约政府成本，但是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医疗机构的管控力度偏弱，对医疗费用上涨的控制还不够，而且引入保险公司又增加了保险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户的协调难度。

六、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有机地结合。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政府统筹协调，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卫生、财政部门配合，对患大病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的医疗费用按一定标准给予适当补助，以缓解其因病致病的一种制度。虽然医疗救助和新农合都是为了共同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但二者各有一套独立的筹资渠道、主管部门和工作对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预算、福利彩票的销售和社会捐助等，新农合资金则是由中央、地方和农户个人各负担1/3。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依靠各地民政部门建立的管理机构，而新农合工作的开展则依赖于政府指导建立的单独的组织协调机构和经办、监管机构。总之，医疗救助和新农合在农村地区是完全割裂运行的，二者在机构设立、人员配备上存在大量的重叠，导致财政支出的巨大浪费。

七、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基本上都实现了乡镇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但是由于医疗设备条件差，医务人员素质低，并不能满足参合农民的医疗需求。以安徽省16个“新农合”试点县为例，尽管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可比乡外就医多报销20%的医疗费用，但由于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太低，60%的农户不得不选择在费用更高的县及县以上的大医院就医。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农村基层医疗机构限入了“缺人才——发展缓慢——经营困难——更缺人才”的恶性循环。据四川省卫生厅统计，四川全省乡镇卫生院中无专业学历的医务人员占40%，本科、专科学历的人员仅占9.8%，乡村医生中大专学历为1%，无专业学历的为72.5%，农村医疗人才匮乏已成为阻碍“新农合”长期安全运行的重要隐患。

八、农村医疗机构服务监管不完善。目前，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基本上限于公立卫生系统，并选择定点医疗单位时也没有引入竞争机构，这就保护了落后的公立卫生机构，不利于医疗机构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有调查显示，很多医院被新农合选为定点医疗单位后，次均住院费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问题比较突出，农民从报销中得到的实惠被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抵销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医患双方共同欺骗新农合组织，骗取医疗补助的现象。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对策：

一、加强农民的思想宣传工作。通过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办事效率，转变粗放型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意识到这种制度既不是政府的一项恩惠，也不是农民的一项负担，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主导下的一项农民互助共济保障制度。

二、改善农村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加大对农村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引进先进设备，改善医疗环境，从硬件设施上保障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

三、探索建立稳定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要在农民自愿基础上，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简便易行的农民个人筹资方式；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助资金的拨付机制，规范和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资金拨付管理办法；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财力和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相应提高筹资标准，探索建立稳定可靠、合理增长的筹资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

四、形成科学规范的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统筹补偿方案是新农合制度的核心，目前要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想方设法逐步扩大参合农民受益面，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试点中，许多地方采取了住院统筹加家庭账户的统筹补偿方案。有些地方增加了健康体检，门诊大额补偿，慢性病、地方病和住院分娩补偿等，扩大了受益面；有些地方利用医疗救助和基金结余进行二次补偿，提高了受益水平。还有许多地方探索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从机制上探索进一步扩大受益面和提高受益水平。起付线、封顶线和补偿比例也直接关系到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一些调整。统筹补偿方案要与基金的规模相适应，提高受益面和受益水平不能超出基金的承受能力，也不能因为盲目担心基金透支，未经科学测算，人为地缩小受益面，降低受益水平。要科学研究、合理确定基金的结余比例，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既要避免结余过多，也要切实防止基金透支，在此基础上调整统筹补偿方案，逐步扩大受益面，提高受益水平。

五、加强合作医疗基金运行管理和经办能力建设。随着新农合的全面推进，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监管任务越来越重，财政部、卫生部要研究制订财务会计制度，各地区要不断规范基金监管措施，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审核报付作为基金运行中的重要环节，要不断予以改进，切实做到方便参合农民。采取参合农民就医时先付费后到新农合经办机构报销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采取参合农民就医时由医疗机构垫付费用，医疗机构定期到新农合经办机构兑付的办法。这种办法既方便参合农民，也便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还有利于精简经办机构的人员。同时，要积极推行计算机网络即时审核报付办法，提高审核报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六、加强对医疗服务和医药费用的监管。加强农村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疾病检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及行之有效的自律机制。有效开展农村医疗机构及其服务行为的外部监管，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基本诊疗和药品目录以及收费项目和价格，严格监管医疗机构服务行为；采取单病种定额付费、按人头预付、医药费用清单制、加强结算审核和补偿报销情况公示等，有效监管收费行为，切实控制医药费用。对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农村药品零售价格和进药渠道。

七、整合相关资源，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次，要着力整合相关制度、政策和社会

资源，协同推进新农合制度发展，实行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机结合。2003—2006年，中央财政共投入18.5亿元支持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难农民无力参合和无力支付大额医疗费用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展的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红十字会开展的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又进一步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还有许多在农村推行的政策，比如计划生育，扶贫开发，“降消”项目，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和地方病等方面的防治政策，都可以通过部门协调，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