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生存现状调查经济正在复苏

第一篇：南街村生存现状调查经济正在复苏

核心提示

素有“中国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困顿。

因改制而广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今日南街村，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有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持守了哪些准则？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有哪些融合与冲突？

带着这些问题，3月21日～24日，本报记者走进南街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实地采访。

股权之变的前缘后果

3月21日上午，记者赶到南街村。

“„中国红色亿元村„南街村改制”的消息，此时正藉由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而沸沸扬扬。

“共产主义样板村股份化了”、“领导私分集体股权了”、“南街村集团快破产了”、“„中国红色亿元村„神话终结了”……这些词汇，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依然极其抓人眼球。

南街村股权之变其实发生在3年前。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的详细历史资料显示，2004年11月1日，南街村集团在集团公司三楼会议室一口气开了第25次和第26次两次股东会。经15位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将公司章程修改为：注册资本由2.01亿元提升至5.3亿元，股权结构由原来纯法人股变更为中原工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贾忠仁等6人各拥有6%，邓富山、张平等5人每人3%。

采访中，南街村人说，这一变革完成之后，大家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班长”王宏斌等“股东”还是领受着村里统一的福利，每月拿着250元的工资，从没拿过什么“分红”。

因为媒体调查，这桩3年前的股权之变在今年春节前后浮出水面，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演绎出不同版本。

内情到底如何，镜头还得回放。

按照南街村集团高层的说明，在连续7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进入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南街村集团现任总经理窦彦森说：“我当时接任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上任的时间是2004年11月5日，恰是第25次和第26次股东会召开之后的第4天。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议论南街村撑不过五一，后来说撑不过十一，再后来说撑不过阳历年，之后又说2005年肯定不中了。”窦彦森回忆说。

之后的2005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10亿元，和1997年的巅峰数据16亿元相差极大。

“与其等死，不如一搏！”窦彦森回忆了当时的心态。在深圳一家券商的指点下，南街村希望通过上市融资杀出困境。南街村人说，彼时名义上“分割”股权，正是为上市融资而做的基础工作。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张保盈告诉记者，按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企业要上市至少要有5个发起人。南街村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想采用“不引进股东，把集体财产记在个人名下”的办法谋求上市。

但是因为经济正处在困境，南街村上市的打算很快就“黄”了。2005年5月下旬到2006年6月上旬，国家又封闭了新股上市的闸门，上市的事儿就此不提了。

“我也签字了，但当时我根本都没明白是咋回事，只是想着村里让签字，肯定是为集体好。”南街村一位高管人员向记者坦言。

“当时完全是一种形式，为了凑够股东人数。”王宏斌说。他说，这也是南街村“外圆内方”策略的体现，当时就考虑“任何事儿不看过程看结果”，这个“过程”怎么“外圆”都可以，只要“结果”是归集体的，老百姓就不会有啥意见。

对外界的质疑，王宏斌说：“这说明南街村，尤其是我，当时对有关法律文件学习不够。这些股权，过去归集体，现在归集体，将来还是归集体。”

他还征求记者意见：“要不我们针对2004年的股东名单补签一个„集体占股、集体出资、集体分红„的特别声明？” 冲动的惩罚”引来经营低谷

股权之变**又引出一个疑问--1991年即为河南首个“亿元村”，1991年到1996年销售收入连续以每年翻番速度增长、并在1997年达到16亿元的南街村，缘何在短短几年之后跌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南街村人沉痛反思之后认为，这是“冲动的惩罚”：当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不够、占用流动资金上了大项目，导致资金紧张。

南街村30年发展历程，王宏斌将1998年到2005年划定为“经受考验期”。他说，1998年之前南街村发展迅速，是因为龙头企业南街村方便面公司发展得好，在全国方便面行业一度冲至三甲之位。

但后来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南街村方便面的销售开始迅速下滑，去年销售收入只有4亿元，在全国排名第八。而全国第三、河南第一的白象方便面去年的销售收入为41亿元。更可怕的是，虽然有销量，但几乎不赚钱。

在主业经营盈利趋薄之时，南街村又开始大上新项目。“2000年以来新上了几个项目，两个药厂、第四面粉厂、电厂和旅游业，这几个项目都是边建边完善手续，没有申请项目贷款，陆续从流动资金中抽出约3亿元来建设这些项目，但有的新项目未到投资收益期。”王宏斌说。

部分先前投资的项目一段时间也在亏损。“1996年，我们和日本合资的麦恩厂、拉拉面厂、啤酒厂，都是投资上亿元的项目，但投产后一段时间一直亏损。截至去年，麦恩厂仍在赔钱，拉拉面厂和啤酒厂扭亏为盈。”王宏斌说。

“南街村的产业太多太杂，且多数是生产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各个点平均用力的结果是哪个企业都无法做大做强。”河南企业界一位人士这样评价。

被广为诟病的永动机“研究”，也发生在这个阶段。因为王宏斌当时在决策上“民主的成分少了，集中的成分大了”，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屋漏偏逢连阴雨，南街村集团和全国很多企业一样，遇上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一夜之间，账面上的钱全被银行划走了。”窦彦森说。

他说，当时南街村的融资渠道很窄，一直靠银行贷款这一条腿走路。以前是“还老贷新”，银行突然不给贷款了，企业流动资金立即出现困难。

“金融机构改革，贷款手续越来越严格；金融部门准备上市，开始规范过去的贷款。”王宏斌解释了银行停贷的原因。

市场规律对盲目投资的惩罚迟早会来，它永远不考证你犯错误时是因为“无知”或者是故意。

艰难自救后“经济正在复苏”

“到2005年下半年，这口气算是缓过来了。”执掌南街村全面经营大权的窦彦森说。

他说，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集团“从金融部门融资”的思路调整为“从经营过程中融资”，重新调整产品结构，才开始逐渐缓过劲儿来。

从2004年至今，艰难中的南街村也在积极求变。

“求变”的措施有--本着“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调整了南街村集团的管理架构，窦彦森担任集团总经理，六位副总经理各管一摊，各负其责；调整了经营模式，变原来的“先货后款”为“先款后货”；采用租赁生产方式，缩短运输半径，在产品畅销地如齐齐哈尔及湖北、安徽等地生产方便面、调味品等产品；加大欠款回收力度，2004年至今累计回收货款1亿多元；压缩一切不合理开支，如南街村卫生院2007年比2006年少开支100多万元……

3年多的艰难自救之后，王宏斌对目前南街村现状的自我评价是：经济正在复苏。

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表明自艰难时期后，经营形势逐年好转：“2006年，南街村集团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6100万元。2007年销售收入14.7亿元，利税7500万元。”

3月22日，记者实地踏访了南街村的骨干企业啤酒厂、方便面厂、拉拉面厂、彩印厂、调味品厂等。至少记者看到的这些工厂，生产经营都运转正常，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和如今最现代化的企业也都一样。

在啤酒厂，洛阳一位车主正指挥装卸工往货车上装“金小麦啤酒”。“卖得挺快，我一天得跑两趟。”洛阳车主说。说话间，新乡一位车主已经开着装满了啤酒的货车回新乡了。

在方便面厂，许昌一位车主开着大卡车来拉方便面。“油炸方便面原来一条生产线班产3万包，而现在一条生产线班产12万包。产量大大提高，但新生产线所需工人只比老生产线多几名而已。”南街村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说，整个集团工人人数从原来的1万多人减少到目前的6000多人，和生产效率提高有一定关系。

南街村的拉拉面厂，是国内少有的可以生产鲜湿面的企业，其研发的武汉风味“热干面”系列产品颇有市场。

该厂总经理顾毅说，拉拉面厂的销售收入2007年比2006年增长70%，今年前两个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0%，今年新上一条生产线后，产能会提高更多。

彩印厂主要生产膨化食品包装和药品包装。

记者在该厂看到，现代化的生产线上，河南知名药企羚锐的药品包装和香港巧巧集团的膨化食品包装正快速下线。

调味品厂是南街村目前最赚钱的企业。据窦彦森介绍，该厂产值2亿多元，利润4000多万元，其销量在中国复合调料领域名列前茅。在北京，有些精明的商家将双汇的火腿肠和南街村的调料“捆绑销售”，俏销得很。

南街村的主业经营虽然企稳，但其资产状况究竟如何，它是否能真正从危难境地走出？

南街村集团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董事长王金安说，目前公司总资产26亿元，欠银行贷款近16亿元，资产负债率63%。不过他也说，自从1986年南街村拿到第一笔银行贷款至今，累计支付给各家银行的贷款利息也达到10.56亿元。

3月24日，在记者的要求下，南街村集团甚至还提供了企业的“最高机密”：注明“未经审计”的南街村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是中国证监会首批认证专业证券投资顾问机构。该公司董事长张保盈博士解读了南街村这张资产负债表。

张保盈仅就该资产负债表上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从报表上看，南街村的主营业务收入是锐减的，去年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许多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都出现这种情况；同期利润水平也在下降；其资产负债率仍在可控范围内，和一些拟上市公司相比较，50%到70%的资产负债率都是正常的。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是70%，而南街村集团尚在警戒线范围内；应收款比原来有所减少，说明该公司在加大货款回收力度；存货减少明显，说明现金周转速度加快；应付账款明显减少，说明经营管理效率有明显改善。

张保盈的总体结论是：南街村“濒临破产”的风险现在不存在，其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但在产品销售与成本控制方面出现了困难。

记者还了解到，去年9月份，河南省相关金融机构亲赴漯河，与漯河市政府和南街村集团就“信用风险”一事进行了沟通。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三方的沟通很顺畅。王宏斌坦诚地说明了因扩张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的详细情况，表示“南街村绝不赖账”。当时三方协商有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挖潜盘活，“针对企业集团内的产品项目制定„整体复活„计划”，在有效投入上下大工夫，比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盘活资产等。

这位金融部门的知情人士称，南街村集团的整体资产状况还不容乐观，但内部挖潜盘活的余地还很大。变与不变的多重考量

经历辉煌和困顿之后，受访的管理层几乎都说对南街村“变”与“不变”有了更多的考量，虽然各自表述不同。

“南街村不变，是„信仰„不变。如果„信仰„一变，一切都改变了。南街村要变，是机制要变，生活水平要变。”王宏斌说。在数天的采访里，他多次对记者说，这个信仰就是“坚持集体经济、共同富裕、按需分配”。

一些南街村人也不断地说，南街村不是与外界封闭的，我们必须面对外界图变，和市场接轨。

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按需分配”制度，现在也注意到了需求的差异，开始有了一定的可选择性。

记者在南街村的超市里看到，村民们拿着面值或10元或20元的福利购物券(每人每月60元)随意挑选商品。开在107国道旁边的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超市，还是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面向村民，也面向市场。

版薪酬设计也在变。在南街村宾馆、超市、方便面厂、彩印厂等不同单位上班的人，获取的都是本行业与市场接轨的工资。在南街村油炸方便面厂上班的南阳女孩李燕，和她的外地同伴一样，免费住集体宿舍，免费吃集体食堂，每月的工资最高也就800多元。但在对专业技术和业务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彬海胶印公司，业务员们每月可以拿几千元的工资。该公司业务部主任屈广亚是南街村1993年送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虽然是南街村人，但因为岗位不同，他得到的也是和市场基本接轨的薪资报酬。

人才也是来去自由。王宏斌说，南街村的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都是土生土长的。也引进过人才，但“不志同道合”。当然也有好的，比如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毕业的顾毅，他主动要求成为荣誉村民，拿250元的工资。南街村还曾花30万元的年薪聘请过高管，但“完成建厂的历史使命”后就走了。南街村一名高管说，“人才来去很自由”，对于享受免费教育在外学成的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也是来去自由，有一部分在外地就业，有九成回到了村里。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变化，”王宏斌说，“过去我严格管理、强硬的做法多了一些，治村治厂时，发现问题，当即纠正，追究责任，立即执行，如对某些高管的处理；现在人性化、和谐的内容多了一些。在决策问题上，过去集中的成分大，民主的成分少，都是我先谈意见，直接问大家同意不，如永动机的决策；现在是民主的成分大了，最近几年的决策是先让大家说，我综合大家的意见，现在是先民主后集中。”

无论是王宏斌还是窦彦森都用很长时间向记者说明，他们在集团发展方向上的变局--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已经砍掉和主业偏离过远且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如化妆品厂；寻求附加值高的项目和产品，首先从药厂做文章，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高科技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比如原本用来喂猪的啤酒糟、当做废料处理的啤酒泥，都通过技术改造，提取食品添加料，提升了附加值；大力发展环保经济；把有潜力的项目如麦恩公司和药厂拿出来寻求战略合作等。

王宏斌还特意强调，对正在招商引资的药厂和麦恩公司，谋求与别人合作，“谁占大股都行”。

其实，南街村在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方面走得比较超前，早在1991年，南街村就和日本合作，建立了漯河第一个合资企业即河南耐可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目前有5家合资企业。

如何回归市场经济竞争主体？

王宏斌也坦承自己的困惑：“南街村模式究竟能坚持多久，我也不好估计。它也许可以无止境发展，也许因为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失去吸引力而随时解体。”

窦彦森说：“南街村走到今天，是不断改„制‟又不愿„改制‟。不断改„制‟是指管理体制不断改变，不愿„改制‟是指不愿意改成股份制。”

南街村集团高管几乎都表示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但难道他们不明白：包括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不是都可以成为集体经济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吗？的确，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来之际，“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这一极具思辨色彩的课题变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南街村人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30年前在全国率先实行分田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重走新型集体合作之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约经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结束在南街村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熟稔最新经济政策的张保盈博士，他回应了窦彦森和南街村人的疑虑：南街村的发展方向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矛盾。在新型集体经济的架构下，农民可以用土地、林地、水面等可控资源入股，实现公司制改革，这种公司制是变相的集体所有制。其外在组织形式是现代公司模式，内核依然是集体所有制。

他说，南街村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策略，正是为了解决集体所有制与现代经济接轨时的不适应、不协调而在形式上进行的有益探索。南街村的“内方”是它坚守集体所有制的理念与理想，“外圆”则是想用这种方法解决集体所有制与时代的冲突。

张保盈还为南街村指出了一个解决融资困局的办法--把集团盈利状况良好的资产剥离出来，筹划上市，打通融资渠道。

他说，制约南街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上市的障碍几乎没有了。按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两个就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作为股东，再引进一到两名战略投资者，注册成股份有限公司，即可筹备上市。如华西村是全国首家以村命名的乡镇企业上市公司，是乡镇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成功典范，集体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解决了融资问题，产业发展良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同为中国的“明星村”，在资本市场上，南街村恐怕还要多学习华西村。

河南一些熟知企业运作的人士称，南街村骨子里其实是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来看待的，所以它也必须承担所有市场经济主体都可能面临的结局，比如破产、分化、重组等。南街村暂时出现困难，并不代表它坚持的集体所有制出了问题，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制，或者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都可能在经营运行中出问题，比如盲目投资、摸不准产业脉搏等。

如果不是陷入体制藩篱对南街村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下来审视，审视集体经济的过往和未来，审视集体经济与时代的冲突、融合，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中国农村的命题。

王宏斌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快实行30年了，我们是该好好想想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建成啥样？我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新农村。更直白一点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是共同富裕的新农村。”

在南街村和郑州两个不同的场合、王宏斌和张保盈这两个彼此陌生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过于单

一、分散，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也无法适应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中国农村又一次踏上了变革节点。(王守国 李卫华 王鲁峰 刘广超）

第二篇：南街村现状调查报告

崇尚红色精神 追求共同富裕

南街村现状调查报告

20xx年2月，我来到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过着丰衣足食、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

一、南街村概况

南街村位于临颖县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全村有回、汉两个发族，约 1000户，6000余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南街村848户，3100多人。农工商一体，集体经济逐年壮大，村办企业逐步发展到20多家。为了扩大再生产，人手不够，大量招聘外来工，近年达到万人左右

十多年来，南街村人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育人、邓小平理论致富”伟大旗帜，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和武装人，并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成为赫赫有名的“豫南第一村”。

二、村民村貌

今日的南街村，远远看去，是一座气派非凡，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乡村都市。宽阔的颖松大道两边，灯柱如林，松柏苍翠，建筑整齐，工厂、商店、职工食堂、图书馆，职工楼，村民楼、办公楼……机器隆隆声，人们欢笑声，仿佛世外桃园，一片和谐安详的景像。

村子的中央，有一尊6米高的毛泽东主席汉白雕像。这是由南街村村民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投资6万元兴建的。两名全副开装的民兵24小时风雨不误的守卫着。这里就是南街村东方红文化广场。在雕像身后南北两侧各有两副画像，由左向右分别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一切表明南街村人高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南街村有自己漂亮的公寓住宅楼，住宅楼里安装有中央空调系统，村民室内装饰均有村委统一安装，村民搬家只要拿着生活用品就够了。村民享有包括水、电、粮、油等二十项福利，衣、食、住、行不发愁，生、老、病、死有所依，医疗、教育有保障，较好 地做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糼有所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这里已不是梦幻，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南街村有自己的学校，南街村的孩子从入托起学费全免直到高中毕业。考上大家和出国深造者，都由村被告统一供给费用。

三、南街村的红色精神

“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在别人看来，或许不解这句话的意思，感到莫名其妙。但南街人清楚地知道，正是这“傻子”精神，才推动了南街事业的蓬勃发展。十几年来，南街人坚持开展学毛泽东选集，唱革命歌曲，学雷锋，学习毛泽东语录等系列活动，广大职工村民不过节假日，不过星期天，不领加班费，南街村的党员干部在困难面前只喊“跟我来”，不喊“给我上”。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墙上贴出“傻子种瓜，种出傻瓜，惟有傻瓜，救得中华——陶行知”，在东方红广场前面请人画了大傻子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雷锋、王铁人„„的巨幅画像。下面写着“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人的人生价值不是用金钱多少来衡量的，而是用他对社会的奉献来衡量的。南街人各个大学雷锋办好事，无私奉献不图名

王宏斌，土生土长的南街村村民，1951年生，高中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共临颖县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常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有限公司董事长。1979年，他担任常支部书记，1981年，全国被告联产责任制，村里的一切财产都分到户，也许是情况特殊，承包结果并不理想后经民意测验，全体村民一致同意走集体致富之路。于是，王宏斌挑起了振兴南街村的重提，带领一班人马走上了新的艰苦创业之路。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生活中天天粗茶淡饭，永葆艰苦奋斗的本色，严于律己，与群众打成一片，南街村党委一直把“公声明、廉生威”当作座右铭，发扬“250”精神，形成一种强大的身心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模范先锋作用，清正廉明，吃苦在前，享受大后，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农业为基石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街人在那片土地上手了理想的种子。发掘了实干、奉献的精神，于是，他们生根、开花、结果了。农业是根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南街村始终把农业放在基础的地位，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在民展工业的同时，坚决抓农业不放手，他们结合南街村的具体实际，按照政策，尊

重民意，实行了农业生产上的同意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专业队。

为了加大农业生产的投资，村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了农业生产上的耕播收打机械化、浇水喷灌自动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村、田、路、渠、水、电、机械相配套，实现了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

五、工业做先锋

拥有包含6年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一万名廉价外来职工。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0年，成型于1984年，现已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大型集团实业公司，国家大型一档企业。王宏斌任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南街村的企业主要有南街村面粉厂、方便面厂、矿泉饮料厂、调味品厂等，产品远销26个省、市、自治区。

六、旅游为外缓

南街村现在每年接纳40多万游客。南街村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河南省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以其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了“红色旅游”的品牌，“红色旅游”业像磁石般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对于南街村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人们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南街人正以豪迈的热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征程上奋进。

七、幸福分配

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30多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对于南街村将来的分配制度，王富士通斌说，我们南街村人的目标是：要富到南街人在银行没有一分钱的私人存款。

八、感受

第一，十多年来，南街村人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育人，邓小平理论致富”的伟大旗帜，用正确的理论治理村庄，开拓了我国农村发展的新道路。毛泽东思想是南街村发家的秘诀，是南街村反对一切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行为的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南街村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运用，说明毛泽东思想未因毛泽东同志的去世而被遗弃，未因历史的前进而过时，而是被更好地利用在生活，生产中，指导初中活动，我们人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好好使用毛泽东思想，做到活学活用。

第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南街人在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也在踏实地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南街村人发展壮大着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南街村的生产力是先进的，南街村是一所党校，南街村的文化是先进的，南街村领导干部坚持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代表着全体村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在学好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同时，也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因为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现在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坚持毛泽东思想。

第三，南街人正以豪迈的热情，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征程上奋进。“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早上6点15分，南街村的广播站开始播放颂扬毛泽东的革命歌曲《东方红》，毛泽东的雕像如守护神一样耸立在南街村的广场上。广场上还有“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等大标语。南街村新的一天便伴随这轻快旋律开始。

南街村是一个计划经济样板村，是全国数十所高校共产主义教育考察基地。我通过做这次社会实践考察，加深了我对毛泽东思想概论的理解，加强了我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热情，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使我体会参加实践是学习理论的好途径。因此，我希望在座诸位同学能够以高度热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永远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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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5日

第三篇：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问卷

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问卷

调查地点：接受调查者：

1、性别： A.男□B.女□

2、年龄： A.18岁以下□ B.18-24岁□ C.25-34岁□ D.35-44岁□ E.45以上□

3、您目前从事什么工作?A.环卫工□ B.建筑□ C.餐饮服务□ D.家政□ E.工厂工

人□ F.打零工□ G.其他□

4、文化程度:A.小学或以下□ B.初中□ C.高中或以下□

5、月平均工资水平:A.500--800□ B.800-1200□ C.1200-1500□ D.1500-2000□

E.2000-3000□ F.3000以上□

6、每天工作时间:A.8小时以下□ B.8-10小时□ C.10-12小时□ D.12小时以上□

7、您平时有加班吗?A.没有□ B.有□

8、基本工资多用于(多选)A.日常生活开支消费□ B.租房□ C.储蓄□ D.子女教育

□ E.赡养老人□ F.娱乐消费□ G.其他□

9、您平时是否有什么休闲活动?A.上网□ B.运动□ C.看电视□ D.闲聊□ E.逛街

□ F.其他□

10、您目前通过何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A.自己租赁□ B.与他人合租□ C.单位统一租赁□ D.自己购买□ G.其他□

11、您是否签定了劳动合同?A.没签□ B.签了□

12、下列社会保险你或单位为您参加了吗?A.工伤保险□ B.医疗保险□ C.商业保

险□ D.失业保险□ E.养老保险□ F.其他□ G.不了解□

13、对用工单位的首位期望:A.按时发放工资□ B.办理劳动医疗保险□ C.降低工

作强度□ D.得到公平待遇和相关技能培训□ E其他□

14、对政府的首位期望:A.对用工单位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合法权益□ B.尽快解决

子女上学难,学费不合理问题□ C.完善户籍制度□ D.得到相关社会保障,如保险医疗等

□E.其他□

15、在外打工期间,你常常感觉:A.感到寂寞孤独,难以适应环境□ B.担心人瞧不起□ C.基本适应□ D.积极面对□

第四篇：北京养老院生存现状调查

北京养老院生存现状调查：住不起的养老院

“一般来说，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带卫生间的，床位费加伙食费，至少1500-2000元/月左右。加上护理费一般为2500-3000元/月，这是一个中间水平。”北京市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同时，“公开的收费标准只是一个参考价。”

我们老了怎么办？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甚至明确提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的条款。然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

家住北京的童奶奶今年72岁，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原本跟儿子儿媳妇住一块的她，去年因为体质变差，生活开始不能自理。为了不给上班的孩子添麻烦，童奶奶要求儿子给她找家养老院。

“市中心的养老院，不是要排队，就是收费贵得让人受不了。”说到当初来北京市昌平区养老的原因，童奶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谁不想住‘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啊？”童奶奶说，“政府办的，条件好，价钱又便宜，还离家近。”来昌平之前，童奶奶也曾到“一福”排队。7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一福”获悉，“‘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要是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童奶奶说。

“而且，像我这样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公办养老院压根就不愿意收。在市区，稍微好点的，一个月也得四五千块钱。我每月退休金也才2000来块，贵的养老院实在住不起。”当记者问起这边的服务时，童奶奶看了看屋外说，“大锅饭能好到哪里去？就像是翻日历，刚吃过一遍，又再吃一遍。”

“后天周六，我家人就来看我了。”说着，童奶奶抬起头看着日历。住不起，等不起

北京有多少家养老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北京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共有401家。这401家养老机构，有的叫养老院，有的叫敬老院、福利院、护养院、老人公寓和老年社区。不过在我们的习惯中，“养老院”常常是养老机构的代名词。

床位缺口大

“当前北京正以跑步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养老形 势十分急迫。”2010年年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公布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这样描述。

在该规划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020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2000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17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48万。

上述工作人员同时指出，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401所养老机构的床位总数仅仅只有6.9万张。这样算来，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8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于200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试析养老机构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原则性建议》的论文中提到，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规律是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按“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在2011年年底的床位缺口应该是5.5万张。

就近养老难

在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一个月的调查走访发现，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中心的“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市属的四家养老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汇晨老年公寓)和“北京市首家四星级敬老院”——海淀区四季青镇敬老院，这五家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而在远郊区县，养老院床位却相对比较宽松，甚至床位闲置的情况广泛存在。

《北京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指出：“城六区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均高于远郊区县。但城六区拥有的养老床位总数和百名老人床位数均低于远郊区县。”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市政府今年将出台一个新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对全市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上给予指导，同时还将养老设施建设以指标形式纳入了城市社区和居民区的建设计划中，以保证市区老人就近养老。

床位价格都在涨

“一般来说，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带卫生间的这种，床位费较多的是1000-1500元/月。加上伙食费，至少得1500-2000元/月左右。根据老人的身体 状况，护理费按照等级收费不一样。加上护理费一般为2500-3000元/月，这是一个大概，一个中间水平。”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的356个养老机构的基本信息，是该局于2011年10月披露的。另有45家养老机构并未按要求上报相关信息。

“公开的收费标准只是一个参考价。” 该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之所以把这些数据发到网上，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信息，住不起的就选择价格便宜的；经济实力强的，就选择价格高一点的。”

《中国经济周刊》对这356家养老院信息统计发现，有148家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200元/月，它们主要集中在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等远郊区县。其中，乡镇办的养老院占了绝大多数。收费在1000元以下的养老院，以收住“五保”老人和“三无”老人为主。而如果收住其他老人，收费标准则会调高至1500元/月以上。

城六区的养老院收费绝大多数在1300-2800元/月。据记者了解，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基本上在2000元以上；不能自理的老人加上护理费，收费基本上还得再上一个“千元台阶”。已公布的356家中，公示收费标准最高的是朝阳区康梦圆国际老年公寓，为4300-10000元/月。

然而，官方披露的收费情况似乎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太一致。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联系了20多家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的养老机构，它们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北京市民政局2011年10月公布的收费标准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收费标准，现在的收费标准已经“涨价”了。

有着200张床位的海淀区上庄镇敬老院，是一家二星级的公办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它的收费标准为800-1350元/月。

“那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了。”提到这个标准，上庄镇敬老院方面表示，单间2400元/月一个床位，中档的两人间是1500元/月一个床位(包括500元/月的伙食费、900元/月的床位费和100元/月的简单护理费)。不能自理的，伙食费和床位费都不变的，护理费会跟着涨，如果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是800元/月，不能自理的是600元/月，半自理的是400元/月。冬季供暖费还得一次性单交1000元。

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一家有着3000多张床位的大型民办养老院。其在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标准是1600-2600元/月。“那只是床位费，还是以前的，今年3月份我们统一调价，物价都在涨。”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里的单人间5000元/月，吃住护理全包括。双人间是3600元/月，三人间和多人间3000-3300元/月。

老人自己付不起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10年，北京市职工(多为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65元，城乡居民(多为农民)养老金每月人均400元。

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消息称，自1月1日起，全市198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到2510元。

虽然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在涨，但养老院的收费也在涨，老人不见得能找到适合的养老院，找到了也不见得付得起。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前办养老院的困难是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的困难是老人想住养老院，但又住不起。

年过八旬的张奶奶是某报社的一位退休老员工，这些日子，她跟老伴儿一连看了几家养老院，都不太满意。最近，她在北京市和平西桥附近找到了一家带套间的养老院，环境挺好，不过收费是“一人5000元/月”。

北京红十字会颐年护老院院长王国臣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加上医疗等常规花费，以目前北京市老人的养老金，用来支付机构养老费用，还是比较难的。

公办养老院两极分化

同为公办养老院，一边床位过千，一边却仅有几十张甚至不足十张床位；一边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一边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一边排队人数近万，一边却床位闲置鲜有问津„„这就是公办养老院的“双重面孔”。

“招牌”养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三家市属养老院地理位置优越，共有床位2500张左右，占北京市公办养老院床位数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家养老院是北京市养老院的“招牌”，很难住进去。日前，记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采访，保安说，采访要有国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进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行政级别比较高，里边住着很多领导。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市政府投资兴建，在行政级别上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处室同级。

7月5日，记者电话询问该院排队情况时，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队。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按这个标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队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还需要投入26.46亿元。

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民办)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民办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王小龙认为，“过去，政府把很多钱，甚至90%的钱都投到了公办的养老院。但是这些养老院的服务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未来，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我们需要更多的民办养老院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过来，让养老院更加市场化。”

街道养老院：规模小、条件差

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记者以家属身份走访了月坛街道办主办的一家养老机构。进入老人的房间，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气味夹杂着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三张床紧紧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罩，边上没有护理人员，也没有家属。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来了就住这儿。”看着记者有些犹豫，该人员补充说，“老人身体好的话，可以跟其他老人换一下，和会说话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潘家园街道办主办的一家敬老院拥有100张床位。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家养老院位于该街道的一栋小楼上，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三楼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数也仅有70张。

缩水的还不仅仅是床位。记者在这家敬老院发现，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还有一位96岁的老人住在三楼，而在这家敬老院，上下没有电梯，更不用说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拥有的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场地和医务室了。

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因为资金不充裕，所以很难改善环境，老人不愿意来。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街道养老院没有能力做宣传，也没有必要做宣传。”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出手大方的“招牌”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公办养老院现行的这种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 小政府 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政府在 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民办养老院：求生与乱象

和公办养老院不同，打开搜索引擎，民办养老院的广告算得上“铺天盖地”。为什么老人们想方设法、排队也要进公立养老院，也不愿进“笑脸相迎”、有更多空位的民办养老院？

整体而言，收费更贵、监管不力、扶持不够是主要原因。广告突围

记者实地走访四季青镇敬老院(公办)时，恰好碰上一位114大黄页的工作人员极力劝说该院办公室主任为敬老院登记电话。

“我要你们这个干吗使啊。”该办公室主任拒绝的理由是四季青镇敬老院的床位都住满了，还有几千人在排队，没必要做这样的推广。因此对于公办养老院而言，无所谓宣传推广的问题。

而对于“年轻”、知名度小的民办养老院来说，它们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

寸草春晖养老院去年10月18日开始营业，推广广告已经做了半年多。“广告一个月一万多块钱。”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寸草春晖养老院在谷歌、百度上都做了推广。在谷歌上搜索“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词，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位的就是寸草春晖养老院。

如果在百度上检索“养老院”、“敬老院”这些词，第一页27条链接中就有近20条链接是养老院的推广广告。

记者以养老院管理者的身份致电百度，百度推广咨询顾问王佳介绍说，养老院在百度上做推广需要开通一个百度推广的账户，开通账户要花5600元钱。其中，5000元是预付款，600元为专业服务费。最低预付金用完后，要想继续推广，还得续费，最低续费1000元。

租房费用是主要成本

对民办养老院来说，宣传推广还不是主要成本。在养老院运营过程中，主要成本是租房费和员工成本费。王小龙查阅了电脑上的数据之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部分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70%-80%。

目前，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2000-2500元/月。该院每年花在租房方面的钱就有100万。这100万摊在每一张床位上，就是每张床 每年1万元的租房成本。按月折算，每张床的成本就达800多元。

在养老院的收费名目里边，几乎都有“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床位费”往往占据着收费的大头。而对公办养老院来说，“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几乎是净赚的。“因为公办养老院拿到了免费的资源。”王小龙认为，这对民办养老院来说，“是个很不公平的事儿”。

“民办的以市场价格拿地，成本过高，跟当下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比起来，有一定的收费门槛。所以民办养老院收费要比公办的养老院收费高。”王小龙说。

据王小龙了解，目前北京的民营养老院，大部分都需要租房，这个比例占90%左右。“要是买地建养老院的话，很难挣回成本”。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指出，“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十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负债经营

在养老院的运营成本高和入住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有的民办养老院就有点吃不消了。今年5月初，孙玉兰苦苦维持了十多年的昊德老年公寓因为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原因，最后不得不与北京红十字会主办的颐年护老院合并。拥有130张床位的昊德老年公寓，1999年建院。一位颐年护老院的工作人员指出，这次合并其实是一次“接管”。

位于昌平区的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是北京市床位数最多的一家民办养老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宋玉梅称之为“艰难地活着”。

宋玉梅是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的院长，在进入养老行业之前，她经营着自己的歌厅和钢材生意。那时候，她自有资金约为1.4亿元。不过，随着养老院规模的扩大，宋玉梅出现了回本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2008—2009年，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差不多就要解散了”。

为了避免养老院资金断裂，她甚至把自己的歌厅、钢材市场生意都撤了。“还贷了9000多万”。因为银行不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宋玉梅每年就得背负1000多万的利息。

宋玉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是当初银行能够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将每年省掉400多万的利息。要是那样的话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还旧账，欠新账”了。对此，她希望政府和银行未来能够对民办养老院贷款提供便利。据宋玉梅介绍，北京目前已经有好几家养老院倒掉了。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同年踏入养老行业的绚丽阳光养老院，开始投资1亿-2亿元，床位规模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相当，不过开业不到一年，就倒闭了。至今，绚丽阳光养老院仍被挂在北京瑞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拍卖。

资金扶持政策很难享受

2005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资助条件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张床位补助100元。4年之后，北京市民政局与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标准从50-100元提高至100-200元。据上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民办养老院收住一个能自理的老人每人每月现在可以得到200元补贴，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得到300元补贴。

2008年，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资助街道乡镇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对新建、扩建的乡镇(地区办事处)养老服务机构的资助办法。2009年，《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文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类型、建设方式给予不同标准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新建、扩建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6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3000元；利用其他设施改建的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0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8000元。去年年底，《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公告》(下称“《公告》”)里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

然而，很多民办养老院向《中国经济周刊》反映，它们压根享受不到这一政策的资金支持。

“这个政策出来后，老百姓都以为我们民办养老院从政府那拿了很多钱，实际上我们没有拿到这个钱。”宋玉梅很想跟老人们解释清楚这个事情。

《公告》提到，要享受以上政策，申请人要具备这样一个资格条件：经市或区(县)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采用自有土地或房屋、土地使用权人和投资人合作建设、租用现有设施等方式新建、改建、扩建或装修改造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项目。

宋玉梅说，目前北京市压根就没有几个民办养老院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因为有个门槛摆在他们面前：“土地必须自有”。

宋玉梅称这一门槛为“秘密的条件”。事实上，除了几个地产公司办的养 老院能够满足“土地自有”的条件之外，其他民办养老院基本上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它们的土地都是租的。

资金扶持政策的好处多半给了公办养老院和自有土地的地产公司，对此，宋玉梅有些不解。

伤不起的老人，伤不起的养老院

按接收对象划分，养老院可分为护理型养老院、助养型养老院和居养型养老院三种。其中，以接收失能、失智老人为主，提供长期照护的是护理型养老院。北京往往把护理型之外的养老院统称为普通型养老院。

不过，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护理型养老院并不多。像文章开头童奶奶那样需要护理的老人，很多养老院确实不愿意收。记者以家属的身份咨询时，甚至有养老院听说老人不能自理后，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部分养老院也认为，护理型养老院还面临着一个道义上的风险。王小龙说，“比如老人骨质疏松，他走着走着，他可能就坐到地上，出现骨折之类的问题。这种事情如果去打官司，法官还是以弱势群体为主，不管你有理没理，对还是不对，总而言之都是你来赔钱，这个道理和医院是类似的。你说你有道理，那你也多少得赔点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养老院的原因，说的人很多，但真正做的人很少，持续做的就更少了。”

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院长宋玉梅说：“家属觉得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进了保险箱，不能出任何问题。但老人腿脚不便，要出点问题实在是很难避免。难道老人在家养老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吗？可是他们在家出了问题可以，在我们养老院出了问题我们就被千夫所指。”

类似的问题，在最近上映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边就有反映。

不过，更让宋玉梅心有余悸的还是她所说的“讹人的家属”。她向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位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家属，选择的是“一对四”护理服务(即一个护工负责照顾四个不能自理的老人)，护工在照管别人的时候，另一个老人大小便失禁，被其家属拍了视频。最后，合同期满，家属拿出这段视频，以“弄到网上去”相“要挟”，要老年公寓退还老人的入住费用。

在宋玉梅看来，这种道义上的风险比资金短缺还可怕。不靠养老赚钱的养老院

“入住养老院，套房需要交120万左右的押金，标准间要交70万-80万的押金，这部分押金，3年之后才能退。”这是北京市昌平区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的规定。

类似的规定，在朝阳区将府庄园敬老院也存在，只不过在这里，押金有着另外一个名称——应急保证金。这样的应急保证金，“单人间20万，夫妻间30 万。”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押金高的还有此前被评为四星级养老院的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入住该老年公寓，最低需要交10万元的押金。

入住养老院为何要交这么高昂的押金呢？

“北京高档敬老院都会有押金的，不住了可以退回，老人急需用钱的话，我们可以从里边垫付。”将府庄园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解释说。

而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答却是，“不清楚，这都是领导的事”。

除去押金，这些养老院怎么收费？据太申祥和山庄的工作人员介绍，入住老人交了押金之后，每月除了500块钱左右的餐费和水电费之外，就没有别的费用了，甚至一般养老院都收的床位费都可以免去。而在将府庄园敬老院，一个能自理的老人，入住每月最低得花费6200元，其中5300元包括房间使用费，还有一些基本的服务费。餐费是额外的，每人每月900元。此外，护理费是单收的，每月在2100-5100元不等。这里还有居家型的三居室，价格在300多万，一签就签50年。不过，该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公布的收费标准却是1100-7500元/人/月。

如此高昂的押金，入住该敬老院的，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企事业退休老干部比较多。”太申祥和山庄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一位养老院业内人士介绍，收取高额押金的太申祥和山庄这样的运作模式其实叫“金融养老”，即在入住养老院之前，一般都需要交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钱给敬老院做押金。走的时候，再把钱退给养老对象。“这样做是为了‘拿钱炒钱’。”该业内人士分析道，“这些钱很可能会拿去做投资，即便把钱存入银行，也有很好的收益。”

“它们是这么玩的。”该业内人士总结说。不过这还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房地产商做养老院，叫“养老地产”。“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将府庄园敬老院就是如此”。

“国内通过地产做养老院的都是把自己的房子改成养老院，里边有高尔夫球场、桑拿、会所、别墅，一般都在郊区。但它们成功的不多，因为它们做得不合老人的需求。”在该业内人士指出。

公办民营的呼声和质疑

民办养老院成本过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王小龙看来，中国的养老院未来应该多发展“公办民营”模式。“比如在小区里多建一些养老院，然后让比较优秀的养老院和管理团队来经营。这样，一方面服从市场原则，同时承担社会义务，拿出一定的床位留给‘五保户’、‘军烈属’这些需要特殊保障 的老人。”

汇晨的探索

“对这样的养老院，政府还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在里边。经营这一块完全委托给社会力量(专业的组织)去经营。采取委托经营和合同承包的方式。”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而现在是政府全管，政府等于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这个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政府应该就做一个资源和服务的提供者及市场的监督者，而不是市场的经营者。”王小龙说。

事实上，“公办民营”养老模式也是国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流趋势。为了改变传统养老院由政府包建包管、财政高额补贴的管理模式，北京市在最近几年也在学习国外的管理模式，并对“公办民营”模式做了一些探索。

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人员于 2005 年 12 月—2006 年 11 月就“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早在2006年，在北京市民政局备案的“公办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就已经达到了19家，在数量上占到了全市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8.3%，涉及房山、通州、丰台、门头沟、昌平、海淀、朝阳等7 个区县，床位总数2416 张。

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显示，2007年的北京汇晨老年公寓就属于“公办民营”，它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第四社会福利院、第五社会福利院一样，都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

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政府投资那么多公办养老院，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编制，编制体制也不好解决。”养老院那么多人，“编办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编制”。这也是当初建立汇晨老年公寓的原因。

对公办民营养老院的争议，也恰恰因汇晨老年公寓而起。背道而驰

民办养老院对“公办民营”模式翘首以盼，是希望政府将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把经营权、管理权、服务权交由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或个人，吸收民间资本，转变经营机制，实现养老服务机构独立法人实体运营，并通过这样的模式，降低社会力量进入养老行业的“门槛”，进而压低养老院的入住价格，吸纳更多老人入住。

然而，入住汇晨老年公寓，费用并不低。记者以家属身份致电汇晨老年公寓，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能够自理的老人入住该老年公寓，一个人每个月也需要5000-6000元的花费。对此，王小龙直言，“它的收费一点也不比我们低”，而且“承担的社会义务很少”。

2005年年底，北京市就出台的《关于规范养老服务机构“公办民营”模式加强监督与管理的通知》指出，实行“公办民营”模式的养老服务机构应保持福利服务性质，“三无”、“五保”老人和孤残儿童的供养水平要符合政府有关规定，并逐步有所提高；要预留为本区域其他困难老人提供福利服务的空间。

但实际上，据汇晨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介绍，汇晨老年公寓并没有按照《通知》的要求接收“三无”、“五保”老人或其他困难老人，甚至完全自理的老人也不一定接收。保持福利服务性质的要求，成了一纸空文。

“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课题组在名为《加快实现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对策研究报告》(下称“《报告》”)里直言：“部分社会经营者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明显。极端的表现是：养老服务机构‘既不服务本地的老人，也不服务没钱的老人’。从对象选择看，‘公办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瞄准的是市区老人而不是辖区内的老人，是收入较高且稳定可靠的老人而不是经济拮据的老人。”

第五篇：国内博物馆生存现状调查

苏州博物馆生存现状调查

5月18日是第35个“国际博物馆日”。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在保有与展示城市独特的传统与记忆方面，无可替代。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文化之窗”，实录它们的生存现状。

生态概况

苏州博物馆群——

总数约百余家，侧重文物和民俗

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李红介绍，博物馆的类型从内容上分为综合类博物馆（如苏州博物馆）和专题类博物馆（如中国昆曲评弹博物馆）；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即公办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公办博物馆之中分为事业单位（如苏州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如苏州大学博物馆、苏州市警察博物馆和禁毒博物馆）两类，事业单位类博物馆又以文广系统博物馆（如苏州博物馆、苏州碑刻博物馆）和非文广系统博物馆（如苏州园林博物馆）分类。

而民办博物馆目前往往以是否经过省文物局批准、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来区分。近年来，苏州民间虽然涌动着开办博物馆的热潮，大市范围内文管部门掌握的有一定规模和价值的民办博物馆达51家，但仅苏州市历史货币博物馆、苏州市砖雕博物馆等8家民办博物馆注册登记过。要成为拥有注册身份的民办博物馆并非易事，申报人应向当地文物部门提交申请书、场所使用权证明、验资报告、有关藏品目录清单等10项材料，由市文物局组织专家到现场察看藏品、现场馆设安全情况，初审通过后报到省文物局，由省文物局派专家审核，给出评审意见。通过后，当地文物局会给申报人一个意见，申报人再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取得合法身份。

记者在文管部门采访中获悉，苏州市的博物馆主要集中在古城区。不仅苏州博物馆等公办博物馆位于古城区的黄金地段，苏州市砖雕博物馆、苏州市历史货币博物馆等民办博物馆也处在古城区的老街老巷中。此外，太仓市和常熟市也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博物馆。目前，我市最大的博物馆为苏州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6500平方米，其中忠王府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新馆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最小的博物馆则是苏州市历史货币博物馆，面积仅为20平方米。就博物馆的设立题材而言，我市的博物馆涉猎广泛，除了综合类博物馆，还有诸如刺绣、工艺美术、砖雕等多个专题展馆，“苏州的博物馆比较侧重民俗和文物类，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尤其突出。”李红介绍。

目前，苏州市博物馆协会吸纳的会员单位已经超过20家，几乎都是公立博物馆。文管部门掌握的民办博物馆为51家。再加上散落在民间

规模较小的民办博物馆，我市的博物馆数量大概在100家左右。

生存类型

1、综合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新馆——

“城市文化之窗”，万众瞩目的文化城标

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不到5年参观人次突破400万，如今日均接待参观者3000人次，去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曾有一天进馆近万人次的纪录。“引进什么样的展览，关键取决于对自己的定位。”对此，苏州博物馆馆长张欣的理念始终没有变过，那便是“一流的建筑里自然要举办一流的展览”。他告诉记者，去年一年，馆内举办的重要临时展览就有17场，涉及参展展品共计840余套（件）。展出的既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文物珍品，同时不乏名家的现当代艺术作品。张欣说，如今举办展览，是通过多渠道引进。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国内知名博物馆都与苏州博物馆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因而辽宁博物馆的《姑苏繁华图》等得以在苏州博物馆展出，让市民及游客大开眼界。

前往苏州博物馆观展的人，除了本身爱好历史文化，相当一部分还是因为新鲜好奇。对于陈列于面前的各种展品，观众究竟能领略到多少？从好奇到兴趣，这需要博物馆教育传达功能的发挥。从现代化博物馆的概念出发，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维也纳召开全体大会通过了经修改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教育”放在了博物馆业务目的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将“研究”置于首位的认识，反映了国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强调。

2007年，苏州博物馆开始作讲座。苏州博物馆开放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朱莺回忆：“刚开始，每办一次论坛讲座都在愁没听众，组织人来听讲上座率大概也就在7成。而如今，每逢论坛讲座开办前都有不少人会来提前预约。”

近年来，苏州博物馆举办了多场十分受欢迎的论坛讲座，推出的“文博论坛”更成为知名品牌。世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等重量级人物都曾是“文博论坛”的座上客。从各种学术讲座、巡展、特展活动，到作为延伸产品的体验之旅、音乐会，以及邀学生走进展区临摹、交流等一系列馆校互动活动，苏州博物馆正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而为了让更多的人聆听到城市的历史记忆，苏州博物馆一支533人的志愿者队伍成了别样的风景线。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和三个月的见习，通过社会报名最终入选的志愿者们分别走上了引导员、讲解员和社会教育者的工作岗位。每次一小时，一天4至5批，周末甚至达到6至8场的文物知识讲解工作。2010，苏博志愿者累计为观众服务8521小时，讲解2144批次。自2007年志愿者队伍建立以来，合计服务时间43370小时。

2、公办专题博物馆——

冷有冷价值，热要有作为

位于司前街的原苏州市看守所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清末。2007年6月26日，这里成为苏州市警察博物馆和禁毒博物馆。在这所古老的建筑里，参观者可以完整地看到苏州警察的历史与变迁。

在警察博物馆和禁毒博物馆，除了保存有苏州第一本警务章程外，还有大量多年来苏州警察使用的各种装备，而更能触动人记忆的是一个个大案要案，例如光明牛奶投毒案、台商被绑架案„„负责人李桦介绍，2010年苏州市警察博物馆和禁毒博物馆总共接待参观人数7218人。

李桦告诉记者，从博物馆设立的功能角度来看，更多的是“教育”和“警示”。因此，博物馆在接待游客的数量方面有淡季和旺季之分，每年到了6月份“禁毒宣传月”等具有教育宣传意义的时间段，参观人数就会聚集。而在接待参观者的性质上看，也是团体较多，普通市民较少。李桦认为，警察博物馆和禁毒博物馆虽然在规模上不算大，但在存在以及建设意义上不同一般。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苏州的公办专题类博物馆生存现状都还算可以。中国昆曲评弹博物馆去年的参观人次突破8万，而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则已成为整个行业各项活动的组织者不说，还化身促进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发展的交流、交易平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馆长马建庭认为，博物馆想要热起来就要有作为。2008年，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了首届“子冈杯”玉雕精品展，为广大玉雕艺人搭建起一个展览展示与技艺交流的平台。“子冈杯”玉雕精品展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而且一届比一届规模更大。2010年举办的第三届“子冈杯”玉雕精品展首次联手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协会的“天工奖”作品入围评选，一下子就汇聚了苏州众多名家高手近年来的200余件精品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直接或间接促成的玉器交易销售总额超过了1000万元。

自2006年以来，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先后配合市经信委推荐评选出新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9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18人，首届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30人；配合市人社局开展了三届苏州民间工艺家的评选，先后评选出民间工艺家107人。马建庭表示，虽然他们开展的不少工作看似跟博物馆不搭界，可就是这些突破常规思维的“作为”使得工艺美术博物馆逐步成为苏州传统工艺人提档升级的摇篮。

3、民办博物馆——

缺场所、缺资金，难逃生存困局

苏州市历史货币博物馆的主人是金国标。这家博物馆是我市第一个注册登记获得“合法身份”的民办博物馆。

金国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收藏货币、建立博物馆，不仅仅是个人爱好，更重要的是为了能把代表和见证苏州货币发展变迁的历史保存下来。“公立博物馆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收藏各个门类的展品，民办博物馆就是其有益补充。”

开博物馆需要“养”，老金说，因为收藏早，年代久远一些的历史货币都是年轻时积攒下来的。“现在各种门类的收藏都有人做了，特别是不少人带着投资炒作的目的加入收藏，导致藏品价格不断攀升，这也给真正喜爱收藏的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细数从博物馆开馆到现在的发展之路，老金直感叹不容易。幸好自己有退休金，博物馆的场地又是私房，“否则就很难支撑到现在了。”目前，老金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可能在不久以后的房屋拆迁，“要是出钱租场地，博物馆肯定就不会再办下去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民办博物馆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乏场所。场所问题解决好，民办博物馆生存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

苏州市砖雕博物馆位于学士街天官坊肃封里2号。这里曾是明代大学士王鏊故居的一部分，属于控保建筑。馆长孟强告诉记者，“当初选择这里，正是考虑到收藏品和建筑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下，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可以融会贯通的。”他介绍，天官坊肃封里2号曾经是一家工厂的仓库，修复此处花了大力气，各个环节都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进行：柱子用抹布包裹、上生漆，地面铺设青砖、院子里的水泥地也全部找来岩石重新填铺，房屋的格局更是不能轻易改动。如今，原本发愁没处放的400多件苏式砖雕都齐集在这处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免费向市民展出。

不过，孟强也表示，仅仅是修复控保建筑这一项，自己就支出不少。而要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营，更是花费颇大。目前，“养”博物馆的费用都是通过自己的其他产业赚取来的，虽然目前不吃力但并非长久之计。

问题解析

问题一：缺乏相应扶持、馆藏不允许交易，民办博物馆难有注册登记热情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民办博物馆在注册登记时需要向文物部门提供馆藏品的清单，一旦获得合法身份，根据我国现有相关条例和法规，这些藏品都不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流通。而目前，为了维持经营而进行的“以物换物”、“以藏养藏”现象普遍存在。这样一来，大多数民办博物馆就更加缺乏获得合法身份的热情。

李红介绍，由于民办博物馆是新兴事物，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其的详尽法规和条例。“博物馆运营需要较高的成本费用，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不光在藏品上需要投入，在博物馆的场地租金、人员管理、日常开销等方面都需要资金。一般说来，民办博物馆的投资利益驱动力非常有限，大多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这真是一项花心思、花钱的事业。”

苏州市文物局的徐苏君正与人合作进行省级课题《江苏省民办博物馆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她表示，民办博物馆的生存困境已经引起各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她所进行的课题正是为江苏省出台相应的民办博物馆管理办法草案提供智力支持的。而苏州市也在酝酿一定的对民办博物馆扶持的具体措施。“这些政策法规和扶持措施都是针对注册登记的民办博物馆的，相信在出台后会激发民办博物馆的注册热情，也更加有利于民办博物馆的生存和发展”。徐苏君如是说。

问题二：老宅与博物馆有机结合，可否推广？博物馆资源整合，期待形成合力

孟强的砖雕博物馆与老宅风貌相得益彰，这让不少前去参观的人印象深刻。既然苏州大多民办博物馆都面临场地难寻的困境，可否复制砖雕博物馆的模式？对此，李红认为，文管部门也比较认同开在老宅之中的砖雕博物馆。在苏州的老街小巷之中有着不少历史久远的宅子，有的成为景点、有的则是民居。但这些老宅往往产权结构复杂，要为民办博物馆所用并非易事。李红同时表示，博物馆对消防安全有一定的要求，并非所有的老宅都适合成为开办博物馆的场所。

说起江南农耕文化，在不少中年人的童年自然是普遍存在的，正因为此，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文化。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江南一带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开始随之改变，当时再普通不过的点点滴滴，如今也只能成为一些零零星星的展览馆才能见到的稀罕物。

在位于张家港永联村的“苏州江南农耕文化园”农耕历史区里，20多组雕塑生动展示出土地耕作方式、土地产权制度、农业赋税制度等的演变过程，众多石刻“书籍”则雕刻了《天工开物》等中国古代主要农耕著作的一些经典内容；农户设施区内，一户典型的农家小院里展示着收割、脱粒、储存等农耕器具，而院外则种植长豆、青椒等蔬菜，令人仿佛回到江南农家昔日的生产、生活中。而在吴中区的灵湖、甪直等地也都存在着这样的农耕展览馆，展示着祖先们成熟的审美意识。

不少市民表示，这种“怀旧”对于如今的孩子们来说显得新鲜好奇，变成了难得的启蒙教育。市民张先生说：“苏州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更应建立具有本土特色、体现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就拿江南农耕文化来说，是不是可以统一建立一个集标志性和影响力于一体的大型博物馆，将所有相关的元素集齐一堂，整合资源岂不是更好？ ”

问题三：藏品究竟能不能该不该买卖

观点一：存在买卖行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

张欣（苏州博物馆馆长、苏州博物馆行业协会会长）

从政府的层面上来说，建立民办博物馆是近几年大力提倡和鼓励的，但是相当一部分民办博物馆限于人力、物力、经费，以及开办者理念等原因，并没能将博物馆很好地经营起来。为了做好规范工作，促进行业的发展，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建立准入机制。办博物馆不是开展览会，需要有一系列必备条件：应该有展览、有馆藏，要对公众开放，同时应具备登记、保护、编目、归档等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而另一方面，博物馆的藏品应该是馆内最重要的东西，只能进不能出，存在任何买卖行为都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观点二：不排斥提供文化产品

马建庭（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

在我们的固有观念中，博物馆，通常直接与公益性事业，非盈利性机构等名词相连，但并不排斥通过多种服务、提供多种文化产品，以及开设其他经营实体，获得一定经济回报，以弥补各项经费的不足。因此，博物馆要体现出文化生产力，首先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创新发展理念。

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就成为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的最佳切入点。最近几年，工艺美术精品收藏热逐步加温，行情看涨，我们通过积极研究开发多种适销对路的工艺礼品，逐步形成了工艺美术博物馆监制的品牌，促进了中高端工艺礼品的销售，取得了一定成效。